一、论互联网信息搜索策略（论文文献综述）
唐士亚[1]（2020）在《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法治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本质是信息的不同排列组合。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中,资金供求双方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信息发布和甄别、资金供需匹配和支付结算,借助互联网开放、共享的特征,极大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提高了信息透明度和信息传播效率。互联网金融规制过程本身与信息活动、信息运用紧密相连,且互联网金融市场风险的生成与演变机理也与信息活动有着内在的高度关联性。这就意味着应当充分重视信息活动的特征和规律,重视对互联网金融中信息活动的调节,以达到互联网金融风险治理的目的。公权主导的互联网金融行政规制,对于防范和规制互联网金融风险具有积极的成效,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规制滞后于金融创新速度、规制成本高企和规制策略的不稳定性等局限。因此,引入信息规制这一具有柔性特征的规制模式,和刚性的行政规制相互配合,成为完善互联网金融规制体系的可行路径。互联网金融的信息规制,是“利用信息进行的规制”,包括了所有利用信息方式进行规制以达到治理互联网金融市场目的的手段。互联网金融的信息规制应当定位于中立性原则、整体性原则、组合性原则和适度倾斜保护原则等四大基本原则。通过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的实施成本对比,可以发现信息规制具有信息获取成本较低、信息来源多元化、规制程序启动障碍小和被规制者的对策行为少等相对优势,在行为可标准化程度低的领域、金融规制机构和第三方机构的合作规制以及金融规制机构对市场主体的激励合作中,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规制路径。互联网金融规制的信息工具包括了信息披露制度、声誉机制、平台评级制度、金融消费者教育和悬赏举报制度等。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不同的信息工具都依然是围绕着“利用信息方式进行互联网金融规制”这一主线而展开的。可以考虑从规制主体和规制强度两个维度出发,对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予以类型化处理,并分别纳入“规则体系”与“科层体系”之中,勾勒出信息工具的规范体系。信息规制的选择和运用在本质上是信息工具与互联网金融的匹配性问题。在选择和应用信息工具的过程中,应当对影响信息工具匹配性的因素展开分析,具体包括规制场景、规制工具强度、规制成本和收益以及对第三方利益的影响等。在此基础上,一个完整的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运行框架需要具备标准设置、信息获取、行为矫正和效果反馈四个具体要素。在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实践中,不同的信息工具具有不同的功能优势和适用范围,针对复杂的互联网金融市场问题,很多因素决定了单一的信息工具难以保证政策目标的有效实现,需要加强不同信息工具间的优化组合。互联网金融的信息规制和行政规制路径都存在瑕疵,没有哪一个路径是完美无缺的,两种路径之间的选择只能是不完善事物之间的选择。但令人欣慰的是,它们二者的规制优势具有互补性的特点（规制优势的互补性）。这意味着一种规制路径在某些方面存在的不足或缺陷,可以被另外一种路径在该方面的相对优势所弥补。因此,互联网金融的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可以形成合作规制模式。互联网金融合作规制可以分为外部合作和内部合作。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今后的合作还要深入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路径的制度内部,即“制度内合作模式”。互联网金融可视为金融科技的基础版,金融科技则是其升级版。对比互联网金融,科技元素对金融科技的渗透与影响更为明显。在金融科技中,科技已经演变成金融发展的核心推动元素,这些科技元素深刻改变了金融业的资金供需主体、商业模式、风险构成和监管模式。互联网金融向金融科技的变迁意味着规制活动日趋复杂化和专业化。但随着技术手段的快速发展,技术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信息规制的方式和价值,重塑信息规制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王丽娜[2]（2020）在《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研究》文中认为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但其负面问题不断显现,由此互联网治理的相关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随之推动互联网监管部门不断探索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在诸多互联网的治理方式中,互联网运动式治理凭借其治理的快速和有效成为相关管理部门的一种重要治理选择,同时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本文梳理不同时期的全局性的互联网运动式治理案例,纵向勾勒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发展历程;界定了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涵义;厘清了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规制体系,分析其治理主体的构成,对其治理客体进行分类,并分析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行政过程;此外,本文探讨了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必然性和过渡性,对治理的效果评价和价值评价等理论问题进行细致探讨,提出以下观点:互联网运动式治理具有过渡性特点,体现在治理中行政与法的一致和相悖并存,治理的行政合作机制反复重叠,治理中运动性治理和常规化治理相冲突等方面;就其治理的效果评价来说,最初互联网运动式治理显现出治理速度快、治理效果好的优势,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问题的增多,其治理成本高、治理效率低、治理违规现象多及治理内卷化等弊端也越来越突出,由此对它的评价从最初的肯定其治理有效性转向对其弊端的多方诟病;鉴于互联网运动式治理存在的底层逻辑和规定性,本文认为对其应进行客观的再评价:要看到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行动催生的规则在不断导正其治理行为偏差;要看到其治理行动中输送的制度对互联网秩序的维护作用;要看到其法治化转型对互联网治理行为的合法性要求在增加;要看到其制度供给背后的法治追求和治理理念的转型努力;要看到互联网运动式治理中维护治理对象的相关权利的客观结果。对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价值评价进行否定之否定不是不顾其弊端而默守陈规,恰是为了正视其所面临的困境。就互联网运动式治理面临着的法律困境而言,互联网运动式治理主体经常不能协调好秩序、安全、效益、公平、自由、正义等诸多法律价值的平衡,导致治理中多元法律价值的失衡和错位;另外,治理中所依据的法律文本缺失和模糊导致治理的法律规制中出现较多困难。就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主体和客体各自面临的困境而言,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治理主体的同质化困境、复合性困境和权威性困境亟待解决;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治理客体在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管制框架内,受到治理主体所采取的行政的、法律的和技术的治理手段的影响,导致互联网优势的发挥、互联网融合发展趋势以及治理主客体间的协调发展都受到极大限制。上述互联网运动式治理所面临的多种困境使得其合理转型变得非常迫切。就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转型方向而言,法治中国建设、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和公共治理理念引入等背景和因素都指向了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这一解决之道。具体而言,要转变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律观念,走出治理主体和治理客体各自面临的困境,同时要充分发挥其治理中的法制输送机制,包括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律文本输送机制和法律制度输送机制,从而推动互联网法的完备化、制度化、体系化和均衡化发展,并有力推动互联网法的良好执行、适用、遵守和互联网法的监督体系建设;此外还要充分发挥互联网运动式治理中的治理学习机制和技术再塑机制,共同推动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
杨曦[3]（2020）在《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经济水平飞速提升与数字经济背景下信息交互的逐渐频繁,互联网已成为人们生活、工作与日常信息交流必不可少的工具。除了传统经济稳步发展之外,互联网经济市场迅猛突起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12条,即是专门针对互联网不正当竞争制定的条款,不仅对该领域的新型不正当竞争的界定产生了重大影响,还赋予了行政机关对互联网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执法权和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本文在新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视角下来探讨互联网领域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规制。对于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大陆法系普遍采用一般条款具体化的规制模式,然而从新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专门针对互联网领域不正当行为的规制条款中可以看出,目前的互联网条款尚未达到一般条款具体化的标准,存在两方面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是一般条款的具体化程度不足,具体表现为第12条尚未与第2条完全脱离,不能像其他几类不正当竞争行为那样通过事实判断行为的不正当性,依然需要依托于诚实信用和商业道德,对“恶意”等价值范畴的要件进行认定,进而判定行为的不正当性;另外一方面,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条款并未充分回应以往的司法实践,不仅对以往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囊括不足,并且采取一刀切的“本身违法”规制模式,也不是互联网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司法实践经验的充分体现。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从基本原则、模式选择、立法、执法以及司法五个方面展开了讨论。从理论分析层面探究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规制问题,首先需要回归到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本源:即互联网竞争的整体语境、竞争涉及的主体、竞争模式和竞争利益诉求。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发生于网络环境中,一方面带有技术性特点,另一方面由于多边市场的普遍存在,使得看待互联网的竞争利益诉求不能仅从竞争对手的角度考虑直接竞争得失,而是要综合分析同业的互联网经营者之间的竞争、非同业互联网经营者之间的竞争、互联网经营者与非互联网经营者之间的竞争与互补,以及前述各个维度对消费者整体利益的影响。经过这样的梳理,就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初步廓清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规制中的竞争利益平衡路径。为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实证的角度看待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现状,本文从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维度展开了讨论: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目前正处于转型期,从立法上来看,新修《反不正当竞争法》加入的第12条即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规制专门条款,改变了互联网领域竞争法律法律适用的逻辑;从执法上看,执法机构不仅首次获得了针对技术性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执法权,同时也获得了通过兜底条款对违法行为进行认定的自由裁量权,不仅如此,竞争者在面临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争议时,也从以往的单一民事诉讼救济,变为现在的举报与民事诉讼并行的“二元”模式,如何发挥好行政机关的作用,使得互联网不正当竞争专门条款发挥强化对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判断与救济的指引和评价作用,成为互联网不正当竞争专门条款面临的新命题;虽然司法与行政诉讼是二元并行的,但二者依然存在交叉,一方面是如果对行政执法的授权并无益于引导互联网领域的良性竞争,那么就可以说立法或者至少是对新法的执行是失败,另一方面,由于法院不仅承担民事诉讼的职能,还承担着对行政机关的执法案件进行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职能,因此以往法院民事诉讼的标准和经验,也是很重要的资源。从以往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民事诉讼案件来看,法院注重裁判的长期激励效应,即法院在民事审判的分析思路中,并不仅局限于个案的案情,而是努力地在探究更具普适性的竞争利益平衡标准。当前,我国该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不足,在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层面都有所体现。在立法上新修《反不正当竞争法》加入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条款之后,不仅出现了多部法律同时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情形,并且第12条本身引起的逻辑混乱,也是在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执法方面,县级以上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均享有《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法权,执法的层级多元,自然会导致执法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同时,由于首度获得执法权,执法机关也会表现出经验不足。在司法层面,虽然法院出现了很多的不正当竞争判决,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在充分梳理案件的基础上形成司法解释,这就导致法律适用当中存在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世界上并没有普遍地针对互联网技术型不正当竞争进行专门立法,主要存在“权利主义”模式的狭窄式立法和“法益主义”模式的宽泛立法。“权利主义”不正当竞争的立法以美国为代表,美国的立法只对版权、名称权这类带有权利属性的客体进行立法,如果将我国出现的“屏蔽”“跳转”等行为移植到美国,可以预见的是美国的立法对于这类行为的规制能力有限;“法益主义”模式的立法以德国为代表,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注重从善良风俗和消费者整体利益的分析,对互联网领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弹性调整,并通过司法经验的积累,将一般性的规则不断地具体化。此外还可以看到的是,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最早来源于法国侵权法,因此在许多法域被认为是私法的一部分,行政机关通常并不享有执法权。但是从部分国际组织推行的程序性多边协议可以看出,国际上存在着竞争机构需要通过正当程序进行执法的共识。将域外经验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首先在立法上,互利网不正当竞争行为专门条款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并没有采取没有采取“法益主义”的款范式立法;而从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规制专门条款中的诸多概念存在的不确定性,可以看到我国也没有采取“权利主义”的狭窄式立法,即没有将互联网竞争中的要素和利益上升为权利,而是介于权利和法益之间的折中。因此,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规制的重点,在于如何弥合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条款中诸多概念存在的不确定性,对此,德国通过案例群的司法制度,对司法实践中反复被认定的行为进行归类,并且在判定行为损害方面,开创了“效能竞争”理论,不断地通过司法推动立法,形成制度构建、实施以及回应的闭环,这些都是有助于我国互联网反不正当竞争规制实施完善的有益经验。综上所述,互联网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缺乏可操作性的指引,因此在行为不正当性的判定方面依然需要从诚实信用和商业道德展开,同时要注意实现规制的利益平衡与激励相容,以及要保持包容审慎与技术中立;在模式选择方面,要从一元规制走向多元规制,并且摒弃本身违法的规制思路;立法上在今后要做到行为类型化、要件类型化和标准的明确化;执法上要制定并落实有关重大政策,秉持中立的执法理念,强化多元规制背景下的机构间协调配合,引导行业自律等等;司法上要注意借鉴域外经验,形成稳定的裁判思路和标准,并通过实施案例群的司法政策,完善司法、推动立法,进而实现良性循环。最后,本文还希望去探究但力有不逮的问题是,由于我国互联网领域专门立法的普遍出现,执法机关的不同部门之间、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都存在着对接与协调的需要,例如当前正在发酵的“二选一”问题,《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电子商务法》,都存在适用的空间,这不仅是法律适用的问题,也是当事人对程序、救济与成本效率的选择问题。但是,对多头专门立法的执行协调与平衡的研究,还有待于更多实践研究资源的出现。
王涛[4]（2020）在《“互联网+”时代档案用户利用心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互联网+”时代,被动的档案服务模式已无法适应时代的需求,并且由于档案用户信息渠道、信息能力等的不断拓展,档案用户在信息利用过程中提出了更高的心理要求。同时,档案用户受多样化信息渠道的影响,利用心理界限越加模糊,呈现出一种愈加便捷化、准确化等的利用心理倾向,而广阔的信息渠道给用户提供了更宽广的选择,用户变得愈加“挑剔”。档案部门如果想要改变内敛的社会性格特征,强化信息服务能力,就必须站在时代的脉搏上,把握好“互联网+”,在积极革新的基础上,了解用户利用心理诉求,提供个性化服务,不仅能增强用户的心理粘性,增强社会认同,还能一定程度上增加用户的基数。论文以“互联网+”时代为背景,集合情报学、图书馆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探析档案用户的利用心理情况。首先,界定“互联网+”与档案用户的概念定义,阐述其研究意义与价值。其次,结合相关学科研究,构建档案用户利用心理类型所处的舒适感区、拓展区、退缩区的区间范围,并从情感因素、能力因素、环境因素这三个方面探讨档案用户利用心理区间波动的可能性,提出信息认知负载、探索动机、心理价值判断、信息渠道等导致用户利用心理变化的九个假设。以问卷调研的形式,逐步验证,九个假设中共有八个假设会导致用户利用心理变化,且存在信息量与信息准确度的矛盾、用户探索动机不足、多元信息渠道等能够导致用户的利用心理消极转变的问题,最后,为了构建档案用户良性的利用心理,依据以上问题提出了服务至上,重视档案用户心理态度、强化引导,提升档案用户信息粘度、馆际联合,打造档案信息一站式平台三大类建议。
李雨阳[5]（2020）在《互联网行业排他性交易的反垄断规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排他性交易通常指的是产业链中的企业达成相关协议,要求仅能与自己或者特定第三人进行交易的行为。作为一种垄断行为其在市场经济的各个行业领域都有所展现,互联网领域也不例外。排他性交易行为一般兼具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对其进行反垄断规制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随着市场的发展变化,尤其是互联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增加,因此对如何有效规制互联网行业排他性交易行为显得愈发重要。本文的研究重心是互联网行业排他性交易行为的反垄断规制的相关问题。主要涉及互联网排他性交易行为违法性的认定、排他性交易所涉及相关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反竞争效应评估、对市场进入的障碍等,以及反垄断规制方法与规制路径。本论文共分为六部分内容,除去引言与结论,各部分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是互联网行业排他性交易的基础理论。首先,针对排他性交易的内涵、特征、类型及其排他性交易对市场竞争所产生的效应、以及与排他性交易相关的排他性滥用、排他性策略等基础问题进行了分析与厘清;其次,对排他性交易所涉及的纵向限制理论以及提高竞争对手成本理论（RRC）进行了详细论述。最后,阐述了互联网行业与传统行业的区别、互联网行业排他性交易的特殊性、以及对其予以反垄断规制的必要性,为以下的论述夯实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主要分析论述了我国互联网行业排他性交易的现行反垄断法规制现状,并深入分析了互联网行业规制排他性交易行为所面临的困境。我国目前已经初步建立起了排他性交易规制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体系,而对于互联网市场的反垄断规制仍然存在着一些漏洞与不足,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给予研究与探索。通过对奇虎360诉腾讯案与Google搜索引擎案的分析,阐明互联网排他性交易规制的问题与要点所在,为今后的反垄断规制指明了方向。第三部分针对域外国家互联网行业排他性交易反垄断规制经验进行了考察。通过对美国、欧盟以及日本三个国家地区有关排他性交易规制现状的考察,对比美欧日规制原则与规制路径的相同点与差异之处,分析总结美欧日反垄断规制的方法与经验,为我国的反垄断规制提供借鉴。第四部分是我国互联网排他性交易反垄断规制的完善建议。从现有的状况来看,我国对于互联网排他性交易的反垄断规制虽然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在相关层面仍然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之处。今后仍需要明确与完善合理原则的规制路径,突破传统的相关市场的界定以及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的旧思维模式,规范违法行为的判定标准,加强经济分析对于排他性交易行为的应用认定,建立“案例群”制度,维护执法司法的权威性。
张钧[6]（2020）在《电商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法律规制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互联网信息技术和物流业的飞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移动互联网和电商平台的出现,更大程度上拓宽了电商企业销售渠道,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模式和消费习惯,一定意义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采取网络平台经营模式的电子商务企业,凭借巨大的用户规模、点击流量,具有一定的市场势力。电商平台利用其在一定范围市场上的支配地位,极有可能实施滥用行为,损害平台内经营者和其他平台经营者、消费者合法权益,妨碍自由竞争。现实中,一方面是电商平台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是平台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实施滥用行为问题频发。探讨如何规制该类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从三个典型案例切入,总结提炼出规制电商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关键问题,即电商平台领域中相关市场界定、电商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认定以及电商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制制度问题。电商平台具有典型的双边市场特征,产品边界模糊、交叉网络外部性和锁定效应、非对称价格结构和“注意力”竞争,互联网无边界性造成传界定方法适用困境,借鉴域外国家地区界定方法,提出通过完善SSNIP法、分析盈利模式和区分数据特征界定相关市场。市场结构标准在电商平台领域支配地位认定中存在局限性,提出通过考量用户规模数量、转移成本和数据收集处理能力等因素认定支配地位,并具体分析了典型滥用行为——限定交易行为、超高定价行为和搭售行为。认定电商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适用合理原则,需要具体分析评估滥用行为的反竞争效果,考察实施滥用行为的“正当理由”。总结和反思我国电商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现状的基础上,我国规制电商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法律制度规定较为笼统,可操作性较差,无法有效指导电商平台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制实践。行业监管、自律规范的缺失,无法形成规制合力,加剧了电商平台竞争乱象。民事、行政责任规定不完善,刑事责任缺失,使得违法成本过低,不能有效震慑不法行为主体;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影响反垄断私人诉讼实施效果。电商平台所具有的双边市场特征对传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理论和实践带来了挑战,但同时也丰富了相关市场界定方法、支配地位认定和具体滥用行为认定。加强电商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法律规制,不仅需要探索建立完善相关领域反垄断实施指南或发布指导性案例,有效指引实践,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反垄断法律责任体系,加大违法成本,合理分配举证责任,通过反垄断私人诉讼提供有效救济,更重要的是通过健全多元规制体系,强化监管合力,构建行业自律和政府干预良性互动、共同治理的规制格局。
王胜伟[7]（2019）在《激励创新视角下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研究》文中提出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加剧了互联网竞争,由此引发的竞争纠纷越来越多,互联网的竞争需要法律规制和引导。互联网市场的竞争与传统市场的竞争存在巨大差别,平台竞争的特性、不断推陈出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竞争手段更加隐蔽,这样的市场竞争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涉及经济、网络技术、法律等,因而导致要对互联网市场上的竞争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以及如何规制作出正确的判断变得异常困难。互联网市场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市场,建立在网络技术上的互联网市场必须不断地创新,互联网企业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被市场淘汰。从互联网市场创新的形式来看,主要包括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但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商业模式的创新,都会打破市场现有的利益格局、竞争秩序和原有规则,激发新的矛盾与冲突。互联网市场因为创新引发的竞争纠纷也日益增多,但是法律在应对此类型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纠纷时更显不足,司法裁判亦是习惯于传统思维应对创新引发的竞争纠纷,这样的现状不利于我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从现有案例来看,法院几乎都是采用一般条款解决新型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一般条款的滥用可能阻碍创新发展,需要法院改变思路,将创新作为案件审查的重点,通过利益衡量来判断。互联网市场的创新需要法律予以保障和激励,制度能够激发创新,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法律制度能为市场带来巨大的制度红利。同时在互联网市场,以创新为名实施不正当竞争的案件亦大量发生,是否为法律所保护的创新,往往成为案件的焦点。从法律的角度分析创新,创新不仅是要考虑技术上的创新,更多的是要作出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考量创新是否能给市场带来正面效应。符合法律需求的创新能够提高消费者福利,使消费者享受到创新带来的福利,能否提高消费者福利水平的创新应当是创新合法与否的重要参考标准之一。互联网市场是一个动态竞争的市场,创新加剧了竞争,而竞争又促使进一步创新,面对这种加速的动态竞争,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从立法到应用,应当为促进动态竞争的创新提供保障和激励机制,将能否促进动态竞争作为评判创新合法与否的因素之一。反不正当竞争法要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公平的竞争环境有利于激励创新。经营者以创新为名不择手段,以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等为代价来获得竞争优势或排挤竞争对手的行为,应当为法律所禁止。因而在互联网市场上,法律需要对创新进行引导和保障,对创新行为引发的不正当竞争纠纷给予更加明确的法律规定,作出符合互联网发展规律的司法判决,鼓励互联网市场创新的发展。竞争激励创新,创新又加剧竞争,互联网市场因创新引发的竞争纠纷日益增多,法律不仅要保护合法的创新,更要有激励机制。通过法律制度来促进互联网市场的竞争与创新,这需要立法机关、执法机关以及司法机关在处理该类型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时应具有长远和发展的眼光。我国应当完善现有立法,在立法上确立鼓励创新的精神,面对不正当竞争纠纷时,将创新作为评判竞争行为是否合法的重要因素。因为制度不明等,创新面临着巨大的法律风险,建立创新的免责机制有利于反向激励创新。对于我国企业当前普遍存在重视商业模式创新而忽视技术创新的现状,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等来引导鼓励技术创新。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规制,不仅需要符合互联网发展规律的立法,还需要良好的执法和司法,需要各机构在秉持创新的理念下,完善各项制度以有效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首先在立法方面以鼓励创新的视角规范互联网不正当竞争,应当审慎立法,加强行业规范的运用。不当的立法可能抑制互联网市场的竞争,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可以采纳更多的行业规范。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往往能在短时间之内给竞争对手造成巨大损失,完善我国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保全制度意义重大。在行政执法方面,执法机关应当持有审慎和包容错误的态度。互联网市场竞争行为合法与否的判断较传统市场行为难度增加,危害更大,执行法律错误的几率和风险增加。不当的执法和司法可能阻碍市场创新,给互联网市场带来难以逆转的损失。执法机关及司法机关人员亦应当更新理念,突破固有思维解决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建立公平有序的互联网市场竞争秩序需要依靠监管机构对市场进行有效的监管,但是有效的监管并非就是严格的监管。监管机构面对市场上的创新习惯于持怀疑态度,针对互联网市场上的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等管制过严,导致互联网市场上的初创企业和市场新进入者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和挑战,随着互联网市场的发展,我国的竞争政策及其机构也都需要进行相应的更新,建立专门的互联网市场监管机构。面对创新的互联网市场,需要创新监管理念和方式,实行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但是包容审慎不是放任市场不管,互联网市场离不开外部的监管,我国当前行政机关在互联网市场上执法不力是一个现实问题,需要加大行政执法的力度,加强对互联网市场竞争的事前、事中及事后的引导、管理与制裁,发挥行政机关制止和打击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高效的优势。而在司法方面要激励创新和促进竞争,需要司法机关在处理互联网竞争案件时秉持促进创新与竞争的理念。创新与竞争相互促进,法院不能拘泥于损害认定,而应当以更加长远的眼光看待互联网市场的竞争行为。放宽互联网市场竞争关系的认定,互联网市场企业采取平台经营模式,跨界竞争是市场上的常态,看似处于不同的市场主体之间往往发生不正当竞争纠纷。平台模式竞争中竞争关系的重要性正在逐步降低,《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行为法,其适用的关键应当是审查行为的正当性,忽略竞争关系,唯如此才能释放《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和调整的灵活性与包容性。互联网专条无法解决层出不穷的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一般条款仍然是解决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重要法律依据,但是应当慎重使用一般条款,否则容易将合法行为纳入不正当竞争范畴,打击创新与竞争。而刑事制裁在互联网市场需要更加谨慎,但是也不意味着在互联网市场就不能采取刑事制裁手段,对于情节严重,触犯刑法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予以刑事制裁。不正当竞争的目的往往是经济利益,加强互联网市场的处罚与赔偿机制,通过经济制裁有利于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和激励维权、鼓励创新和促进市场竞争。因而完善对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处罚和赔偿措施是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重要一环。我国现有法律针对不正当竞争的案件的赔偿数额过低,而除了民事赔偿之外,更是少有受到行政处罚的案件。而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往往能在短期内获得极大的利益,在收益超过处罚的情况下,企业愿意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所以对于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扩大现有的赔偿范围,将企业的商誉损失等计入赔偿范围;提高赔偿的数额,通过高额赔偿来惩罚和威慑违法经营者,降低维权成本,提高侵权代价。对于多次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企业,实施惩罚性赔偿。互联网双边市场竞争的特性导致在诉讼中损失的认定变得非常困难,现有案件的处理也是法院基于各种因素酌定考虑,缺乏统一的标准。因此对于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中的损害赔偿,必须细化酌定赔偿的因素。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主要是通过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化能为市场主体、执法机关、司法机关提供较为明确的指导,提高了执法与司法的效率。文章结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的规定,选取互联网市场上最具代表性的流量劫持和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加上争议较大的产品恶意不兼容行为三大类型的不正当竞争问题进行针对性的论述。流量是互联网企业的生命,流量争夺也成为互联网市场最为常见的竞争行为,对于流量争夺不能一概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市场允许企业通过正当的方式争夺流量,但是禁止企业采取强制、误导、欺骗等方式劫持其他经营者应当获得的流量。而对于创新行为引发的流量争夺则需要慎重对待。而对于互联网市场上产品恶意不兼容行为是否违法,理论界争议较大。竞争是市场的常态,竞争也是企业之间的相互排斥,对于竞争激烈的互联网市场,竞争也必然会给竞争对手造成损失,除非构成垄断,一般来说是否兼容是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而对于本身处于竞争的经营者来说,“恶意”更是无法评判。所以对于不兼容问题,原则上来说,法律应当减少干涉,但是也不意味着任何不兼容问题都不需要法律的干涉。对于不兼容问题需要考虑产品本身性质、时间等,对兼容问题作出合理的判断。近几年,随着大数据产业的发展,数据的重要性逐渐为互联网企业认识,数据的争夺、利用引发大量竞争纠纷。互联网数据涉及到数据的收集、权属、利用等法律问题。对于数据的利用规则,不仅要保护用户的隐私,更需要通过立法来确立数据的流通和使用规则。信息社会以及未来互联网市场的发展,需要数据的流通,因而我国要确立数据共享、流通的机制,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增设有关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定。在以上研究基础上,文章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提出修改和完善建议。互联网专条的制定解决了行政执法缺乏法律依据的困境,也为司法解决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该条款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仍需要进一步完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规制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多方面知识。为了促进互联网市场的创新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反不正当竞争法》在适用上应当保持谦抑的态度,执法与司法都需要秉持激励创新的理念和包容审慎的态度,既要维护《反不正当竞争法》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保障消费者权益和经营者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又要为互联网的创新和互经济发展提供激励机制和保障措施。
韩建力[8]（2019）在《政治沟通视域下中国网络舆情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1994年中国全面接入互联网以来,随着网络技术和网络应用的发展,网民规模的扩大,互联网以其去中心化、迅捷性、强互动性和开放性的传播方式,逐步成为公众进行利益和意见表达以及政治参与的平台和渠道,网络舆论逐步成为中国的主流舆论。受“数字鸿沟”和网民参与意识、参与能力的客观影响,网络舆论作为一种“有限规模”“有限理性”的民意形式,为提升公民利益表达效能,强化决策者意见整合能力、推进决策民主化和政治回应性、强化社会监督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积极影响。同时,网络舆情因其去中心化、跨地域性、多媒体、多渠道传播的特征,具有一定的非理性和不可控性。面对多元化的信息和渠道,分散化的网民在一些组织或个体的动员、引导之下容易出现“信息茧房效应”“流瀑效应”和“群体极化效应”,引发意见气候向极端化流变。近些年频发的由网络谣言导致的舆情危机以及舆论反转事件可以作为其典型表征。此外,网络舆情的发展造成了舆论环境的剧变:此前由政治逻辑主导的舆论场渐渐被市场逻辑和技术逻辑分解,以往“大一统”的舆论场被分割成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加上境外舆论场,这就形成了三大舆论场的鼎立之势。舆论场的分立可能树立和强化官民对立,并且破坏社会共识以及达成共识的能力,甚至可能诱致社会撕裂。这决定了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公共权力有义务进行网络舆情治理。从中国的网络舆情治理规则体系和既往的网络舆情治理实践上看,公权力主体在网络舆情治理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随着网络信息媒介和应用的发展,中国也逐步形成了以媒体和新闻信息管控为核心的管控方式,以行政法规为主体的规则架构,并进行渐进性调整的网络舆情治理模式。从治理效果看,这一模式有效提升了网络媒体和网络信息的可控性,对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在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公权力主体更关注网络的媒体属性,强调对网络舆情负面功能的管控:一方面在治理方式上延承了传统媒体的治理思路,注重对渠道和信源的管控;另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和部门缺少舆情应对经验,往往将网络舆情视为洪水猛兽,采用删帖、封号、设置敏感词,甚至由公安机关在线下直接介入的“摆平主义”的舆情应对方式。中国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现出了鲜明的“管制平抑”特征。在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公权力主体在治理目标和治理规则设定,以及治理规则执行方面的主导性作用,赋予了中国网络舆情治理鲜明的政治性。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中国的网络舆情治理本身即为一种公共权力运用的行为,不仅需要考察其有效性,还需要考虑权力应用的合法性。此外,网络舆情的功能多样性也决定了网络舆情治理效果的复杂性。因此,如何控制网络舆情治理的负外部性后果,也成为审视网络舆情治理效果的标准之一。以合法性、有效性和负外部性三个标准审视现行的网络舆情治理机制,可以发现,中国的网络舆情治理模式还存在合法性不足、有效性不足以及网络渠道阻塞三大风险。政治沟通理论注重作为信息的“舆论”的重要性。在政治沟通视域下,网络舆论作为一种“有限规模”“有限理性”的民意形式,不仅作为一种“社会皮肤”,有表征矛盾、社会预警、权力监督以及提升决策合法性和质量等正向功能,也可能对社会秩序、国家安全特别是意识形态安全造成威胁。在政治沟通理论看来,网络舆情治理有两个面相:一是以网络媒体和网络信息管理为核心的政治宣传面相,这一网络舆情治理模式倾向于以强化信息源头和信息渠道的控制方式,提升网络信息特别是新闻信息的可控性,以实现网络舆情治理的目标;二是以协商沟通渠道建设和维护为核心的政治决策面相,这一网络舆情治理模式注重网络渠道的构建、拓展与维护,倾向于以协商沟通的方式,对网络舆情予以整合、回应和管理,以实现网络舆情危机的有效应对以及对网络民意的有效吸纳,推动网络舆情正向功能的发挥。只是,中国的网络舆情治理侧重于政治宣传面相,而在以政治决策为核心的网络舆情治理方面着力不足。网络舆情治理的三重风险要求,公共权力主体在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应注重以协商保证规则本身以及规则执行中的合法性、以协同提升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的有效性、以沟通保证网络舆情渠道的畅通,发现政治沟通逻辑在优化网络舆情治理机制中的积极作用。本研究即从政治沟通视角审视网络舆情治理,构建分析框架,梳理历史延革和现状,明确当前网络舆情治理机制存在的三重风险和原因,提出在以协商、协同和沟通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沟通逻辑”作为网络舆情治理的优化思路,并提供了完善网络舆情治理法规体系,强化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性,提升治理主体行为规范性,推动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的体系化构建路径。
马丽[9]（2019）在《网络交易平台治理研究》文中认为平台是一个具有变革性的概念,彻底大范围的改变了商业、经济和社会。平台的崛起带来了显着的效率改进、创新能力提升和扩大的消费者选择,加速商业模式更迭,引发经济结构、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本文从多视角对平台的基本含义进行比较研究,并在网络平台分类的基础上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网络交易平台,网络交易平台的发展也成为一种独特的经济现象,即平台经济。网络交易平台在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诸多负面问题和潜在的危害。网络交易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线下市场的大多数失灵现象,由于互联网所特有的虚拟性、开放性、网络效应等特征,同时网络交易平台中也会衍生出新的更为错综复杂的网络市场失灵的法律问题,给政府公共规制带来严峻的挑战。政府对网络交易平台直接规制方式存在诸多困境,网络交易平台规模之大、信息变化之快以及参与者情况之复杂,极大地钳制的法律的直接支配能力,国家立法者常滞后于技术更新和平台经济发展的步伐,新型在线服务也无法匹配既有规制规则。在执法过程中,更因公共执法资源有限,无法有效执行与贯彻法规命令与禁止的事项。抑或是纵使理论上可为有效管制,但单向度的命令——控制型规制方式因忽略平台独特的运作逻辑,实践中常遭到管制对象的拒绝配合,削弱了被管制者与规制机构分享信息、共同解决问题的意愿。在传统政府管理模式产生公共规制危机时,治理理论对此提供了对症的良方,治理理论能更好的容纳平台经济所面临的分散化治理实践。本文以治理理论为理论工具,探讨疏解平台经济发展带来的管理难题,触发了治理理论的更新,再通过审视和反思具体平台视域中的规制实践,从行政法视角提出平台治理体系革新的制度框架。在网络交易平台治理行动结构中,在法治框架下建立一个由“主体——行为——责任”构成的制度分析框架展开论述。在治理主体层面,国家并不具备治理绝对独占地位,平台企业、社会组织乃至用户在一定条件下皆为治理主体。根据各治理主体的相对优势与治理能力,确定各方在平台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发挥的功能作用,引入辅助性原则这一理论工具,厘清各治理层次之间的关系,并在合理分层的基础上建构合作关系,推动政府、平台、社会的协同合作;在治理行为层面,通过描绘行政规制工具谱系,深入分析每一种治理行为方式的优劣对比,推动单向度的命令控制型手段转向事中事后的、柔性协商的多元规制方式。此外,平台与其他适格的社会治理主体也在自己设定规制标准并实施规制,并具有相应的技术治理手段。最后,动态审视治理过程,关注各治理行为方式在规则的制定、监督和执行三个层面的组合创新;在治理的责任层面,国家与平台服务商分享权力和共担责任,因此必须基于二者在平台治理中的角色与功能划定治理责任。从平台服务商而言,势必承担与其治理角色一致的技术治理责任。从国家角度看,责任承担方式从履行责任转变为担保责任,在平台治理语境中主要包括对平台自我规制的公共监督以及建构对用户的权利救济途径。论文对法治框架下的网络交易平台治理问题进行研究,摆脱以政府管制为研究中心的局限,将治理理论与行政法革新相结合,为网络交易平台治理提供新的研究视野与理论工具,对平台治理主体、治理工具以及治理责任等内容的充实也构成了新的问题解决的实践框架或相关脉络,进而探索出了新的问题域,丰富了学术界关于平台治理的研究。
朱昕怡[10]（2019）在《网络广告的法律规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广告在广告市场的比重逐年增加,演变为诸多广告主最青睐的营销方式。据统计,2018年中国网络广告总收入达到3694亿元人民币,较上一年增长了24.2%。1网络广告已经成为各大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的宠儿,网络广告产业也逐渐成为广告业新的经济支柱。网络广告市场日渐成熟,但我国关于网络广告的法律规制体系的构建尚未完善。时不时弹出的广告窗口、邮箱里满满的广告邮件、搜索引擎提供的推广信息这些负面效应都严重影响了网络用户的日常体验。网络广告既关乎经济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实现,也影响公共利益的保护以及经济市场的健康发展。鉴于其负面效应,政府是否可以就此对网络广告进行严格管控?作为宪法学人,不得不慎思的问题是,宪法学视野下网络广告究系何物?政府对网络广告的监管应当遵守怎样的原则?当前,网络广告的法律规制体系尚不健全,如何确保国家权力在宪法的框架内运行,有必要认真思考网络广告的法律规制问题。因此,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对网络广告的法律规制问题进行研究。第一部分对网络广告的定义、构成要素、特点以及主要表现形式加以阐述,明确定义网络广告。学界对网络广告的定义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且仅凭借一个定义难以界定网络广告,因此归纳总结了网络广告的三个构成要素。第一,网络广告的发布需以营利为目的。第二,网络广告的发布须通过互联网媒介。第三,法律法规规定必须披露的商品信息不属于网络广告。希望借此对网络广告有一个清晰全面的认识。此外,在传统广告与网络广告充分对比的基础上,对网络广告的特殊性进行了归纳总结。传播范围广泛、可识别性降低、强占用户注意力、依赖精准投放技术以及运营模式新颖多元都是网络广告特殊性的体现。第二部分归纳总结了网络广告法律规制的现状。结合目前网络广告的发展现状来看,虚假广告、隐性广告等充斥在日常生活中,许多网络用户不堪其扰。在网络广告的法律规制层面,目前现有的法律规范分散且层级较低,对网络广告的特殊性也不够重视:网络广告的可识别性低意味着难以区分网络中的商业信息是否属于网络广告;网络广告的精准投放技术依靠的是对用户偏好的计算,有侵犯用户隐私的嫌疑;网络广告模式多样,网络广告市场中出现了新的广告活动主体以及新的运营模式,对此类主体及模式如何规制,也应当被纳入考量范围。此外,网络广告的立法规范和适用执行也存在不协调的情况,这也使得司法、执法部门在应对网络广告出现的问题时束手无策。第三部分承接第一、第二部分,对网络广告法律规制涉及的各类权益进行价值分析。公民是独立个体的同时,也是社会的一员,公民在进行社会活动时其权利范围必然会重叠碰撞,个体利益的冲突也随之而来。国家便扮演了平衡各种利益冲突的角色。但是国家不能无缘无故介入公民主体之间,只有在出于保护其他主体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目的时国家才能主动介入。因此,即使是出于保护公共利益或其他个体的利益的目的,国家也不能擅自采取与实现目标不匹配的措施,即国家采取的措施必须符合比例原则。网络广告不仅是经济活动自由的体现,也是商业性言论的具体表现形式,理应受到宪法保护,但是违法违规网络广告行为对消费者知情权和隐私权可能造成的伤害也不容小觑,因此有必要妥善选择网络广告的规制模式,依据比例原则在权利冲突之间寻求价值平衡。第四部分针对第二部分提出的问题,在立法分散、忽略网络广告特殊性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网络广告作为经济自由和言论自由在经济领域的一种表现方式,其自由应当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在规制网络广告时应当对规制的限度进行考虑,确保国家权力在宪法框架下运行。第四部分主要从立法和监管两个方面着手。在立法层面,结合第三部分明确网络广告应有的立法价值导向,重视网络广告的特殊性需求,重视网络广告法律规制体系的完整协调。在监管层面,建议采取政府部门主导监管,网络广告行业组织协会自律的模式。
二、论互联网信息搜索策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互联网信息搜索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1）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信息与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理论阐述 |
| 第一节 信息概念的基本理论 |
| 一、信息概念的词源 |
| 二、信息的法学意蕴 |
| 三、信息活动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互联网金融风险与信息的关联性 |
| 一、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类型化 |
| 二、互联网金融风险生成与扩散 |
| 三、互联网金融风险规制中的信息约束 |
| 四、互联网金融风险应对:信息工具的综合应用 |
| 第三节 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社会网络分析 |
| 一、社会网络分析的基本理论 |
| 二、社会网络中的互联网金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法理逻辑 |
| 第一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溯源 |
| 一、互联网金融规制面临的新挑战 |
| 二、公权主导型互联网金融规制及其局限性 |
| 三、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引入 |
| 第二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基本原理 |
| 一、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基本原则 |
| 二、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具体方法 |
| 三、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与金融法“三足定理” |
| 第三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的比较 |
| 一、实施成本单项比较 |
| 二、两种规制路径的比较优势与匹配领域 |
| 第四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若干概念的澄清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中的信息工具 |
| 第一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的分类依据与规范体系 |
| 一、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的分类依据 |
| 二、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的规范体系 |
| 第二节 互联网金融的信息披露制度 |
| 一、信息不对称、互联网金融与信息披露 |
| 二、现实审视:我国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制度框架 |
| 三、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的成本收益与结构优化 |
| 第三节 互联网金融的声誉机制 |
| 一、声誉机制的作用原理与比较优势 |
| 二、声誉机制的生效要件 |
| 三、互联网金融声誉机制的实例研究:以P2P网络借贷为例 |
| 第四节 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评级制度 |
| 一、互联网金融平台评级的制度定位 |
| 二、我国互联网金融平台评级的功能审视与反思 |
| 三、P2P网贷平台评级功能的重塑 |
| 第五节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教育制度 |
| 一、风险信息、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与行为偏差 |
| 二、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教育的双重面向 |
| 三、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教育的实践展开 |
| 第六节 互联网金融的悬赏举报制度 |
| 一、互联网金融悬赏举报的制度逻辑 |
| 二、互联网金融悬赏举报中的法律关系 |
| 三、互联网金融悬赏举报的制度构造及其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运作逻辑 |
| 第一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匹配性 |
| 一、互联网金融的规制场景 |
| 二、信息工具的强度 |
| 三、信息规制的成本和收益 |
| 四、对第三方利益的影响 |
| 第二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运行框架 |
| 第三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的组合运用 |
| 一、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组合运用的必要性 |
| 二、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组合运用的方法 |
| 第四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实际运作的考察:以对P2P网贷专项整治行动的反思为例 |
| 一、案例扫描:P2P网贷专项整治行动的回顾与效果评估 |
| 二、P2P网贷专项整治行动的运行逻辑 |
| 三、信息规制进路对P2P网贷专项整治行动的补充与修正 |
| 四、结语与讨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的合作模式 |
| 第一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为何需要合作模式 |
| 一、规制优势互补性 |
| 二、有利于多元主体协同以改善规制体系 |
| 三、试验性治理给予互联网金融创新更大的空间 |
| 第二节 合作模式中的资源禀赋与参与主体优势格局 |
| 一、合作模式中的资源禀赋 |
| 二、合作模式中的参与主体优势格局 |
| 第三节 合作模式的解释路径 |
| 一、合作规制模式的基本原理 |
| 二、合作规制模式在互联网金融业态中的具体解释 |
| 第四节 合作模式的未来展望 |
| 一、采用智慧型合作规制,实现技术理性与制度理性的结合 |
| 二、借鉴“监管沙盒”经验,创设一个包容性的规制空间 |
| 三、“行政指引”+“自律规制”+“自愿合规”的多元协同路径 |
| 四、提升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信息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后互联网金融时代的信息规制可能走向 |
| 第一节 互联网金融到金融科技的变迁 |
| 一、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的概念 |
| 二、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的界分 |
| 三、金融科技对创新理论的拓展 |
| 第二节 信息规制中的科技元素嵌入 |
| 一、科技嵌入信息规制的路径 |
| 二、科技嵌入信息规制的优势 |
| 三、科技嵌入信息规制的风险及其化解 |
| 第三节 金融科技信息规制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
|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表征形式 |
| 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断裂 |
| 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2）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作为行动的互联网运动式治理 |
| 第一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发展及现状 |
| 一、常规行政管理方式被移植 |
| 二、运动式行政监管日见成效 |
| 三、运动式行政监管趋于成熟 |
| 四、运动式行政监管纵深发展 |
| 第二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涵义界定 |
| 一、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 |
| 二、管理行政与治理行政 |
| 三、互联网治理与互联网运动式治理 |
| 第三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行动逻辑 |
| 一、行政主体的主导性 |
| 二、行政方式的强制性 |
| 三、秩序优位的导向性 |
| 第二章 作为规制的互联网运动式治理 |
| 第一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规制体系 |
| 一、管制型行政传统和秩序追求 |
| 二、制度资源不足的外部局限性 |
| 三、互联网典型事件爆发的刺激 |
| 四、行政路径依赖的消极性因素 |
| 五、治理主体选择的积极性因素 |
| 第二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必然性 |
| 一、治理中行政与法的一致和相悖 |
| 二、治理的行政合作机制繁复重叠 |
| 三、运动治理与常态治理时有冲突 |
| 第三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过渡性 |
| 一、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主体及其职责与职权 |
| 二、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客体及其权利与义务 |
| 三、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行政过程及其实施机制 |
| 第四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结果评价 |
| 一、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正向结果 |
| 二、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负向结果 |
| 第五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价值评价 |
| 一、对治理价值的正面评价 |
| 二、对治理价值的负面评价 |
| 三、治理的价值评价的否定之否定 |
| 第三章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转型困境 |
| 第一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型的法律困境 |
| 一、治理的法律价值平衡之难 |
| 二、治理的法律规制文本之失 |
| 第二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型的主体困境 |
| 一、治理主体的构成同质和单一 |
| 二、治理主体内部行政协调不良 |
| 三、治理主体的合法性日趋弱化 |
| 第三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型的主客体间的相对困境 |
| 一、运动式治理的管制思维限制互联网的优势发挥 |
| 二、运动式治理的分割治理阻碍互联网的融合发展 |
| 第四章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型的方向和目标 |
| 第一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型的方向 |
| 一、法治中国建设指引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向法治化 |
| 二、公共治理理念影响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向法治化 |
| 三、互联网法治建设引导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向法治化 |
| 第二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目标 |
| 一、互联网运动式治理与互联网法的健全化 |
| 二、互联网运动式治理与互联网法的良好实施 |
| 第五章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实施保障 |
| 第一节 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实施路径 |
| 一、治理的法律观念的转型路径 |
| 二、治理主体的转型路径 |
| 三、治理主客体间相对性困境的缓解路径 |
| 第二节 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法制输送机制 |
| 一、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文本输送机制 |
| 二、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制度输送机制 |
| 第三节 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配套机制 |
| 一、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治理学习机制 |
| 二、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技术反塑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目录 |
| 后记 |
（3）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规制的相关理论 |
| 1.2.2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专门条款的规范研究 |
| 1.2.3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规制的域外经验 |
| 1.2.4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规制的研究评价与展望 |
| 1.3 论文框架、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3.1 论文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创新点 |
| 第2章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问题的界定 |
| 2.1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
| 2.1.1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念 |
| 2.1.2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为的特征 |
| 2.2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 |
| 2.2.1 干扰、排他型不正当竞争行为 |
| 2.2.2 误导型不正当竞争行为 |
| 2.2.3 数据型不正当竞争行为 |
| 2.3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特殊性 |
| 2.3.1 行为成本低影响大 |
| 2.3.2 规制目标多元 |
| 第3章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现状 |
| 3.1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立法现状 |
| 3.1.1 法律修改与规则模式转换 |
| 3.1.2 竞争法律之间存在交叉 |
| 3.1.3 竞争规则与行业监管规则并行 |
| 3.2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执法现状 |
| 3.2.1 执法机关首获执法权限 |
| 3.2.2 新条文目前已经得以适用 |
| 3.3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司法现状 |
| 3.3.1 案件覆盖面广 |
| 3.3.2 竞争利益维度多元 |
| 3.3.3 注重长期效应 |
| 3.3.4 存在技术中立的趋势 |
| 第4章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不足 |
| 4.1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立法不足 |
| 4.1.1 立法多头 |
| 4.1.2 逻辑混乱 |
| 4.1.3 与实践经验匹配性不足 |
| 4.2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执法不足 |
| 4.2.1 执法经验不足 |
| 4.2.2 执法水平参差不齐 |
| 4.3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司法不足 |
| 4.3.1 裁判思路不够稳定 |
| 4.3.2 对既有案件缺乏梳理 |
| 第5章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域外经验与借鉴 |
| 5.1 立法经验及其借鉴 |
| 5.1.1 “权利主义”的立法模式 |
| 5.1.2 “法益主义”的立法模式 |
| 5.2 执法经验及其借鉴 |
| 5.2.1 域外执法机构对互联网不正当竞争保持高度关注 |
| 5.2.2 域外竞争机构遵循正当程序的执法理念 |
| 5.3 司法经验及其借鉴 |
| 5.3.1 类似行为基于不同价值观可产生不同判决结果 |
| 5.3.2 通过“效能竞争”理论认定不正当竞争损害 |
| 5.3.3 通过司法政策影响法律适用和立法 |
| 第6章 完善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建议 |
| 6.1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基本原则 |
| 6.1.1 秉持诚实信用和商业道德 |
| 6.1.2 注重利益平衡和激励相容 |
| 6.1.3 保持技术中立和包容审慎 |
| 6.2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模式选择 |
| 6.2.1 从一元规制走向多元协调 |
| 6.2.2 摒弃“本身违法”的思维模式 |
| 6.3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立法完善 |
| 6.3.1 行为类型化 |
| 6.3.2 要件具体化 |
| 6.3.3 标准明确化 |
| 6.4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执法完善 |
| 6.4.1 制定落实不正当竞争政策 |
| 6.4.2 秉承技术中立的执法理念 |
| 6.4.3 强化机构之间的沟通配合 |
| 6.5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司法完善 |
| 6.5.1 形成稳定裁判思路标准 |
| 6.5.2 实施案例群的司法政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互联网+”时代档案用户利用心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时代背景 |
| 1.1.2 技术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问卷调查法 |
| 1.4.3 描述性分析法 |
| 1.5 创新点与难点 |
| 1.5.1 创新点 |
| 1.5.2 难点 |
| 第2章 “互联网+”时代与档案用户利用心理基础认知 |
| 2.1 “互联网+”与档案用户 |
| 2.1.1 “互联网+”时代 |
| 2.1.2 档案用户的“互联网+”的依赖性 |
| 2.2 “互联网+”对档案用户利用心理的影响 |
| 2.2.1 档案用户利用心理选择不局限于单一渠道 |
| 2.2.2 档案用户利用心理特征变化更为复杂 |
| 2.2.3 档案用户利用心理价值判断更为严格 |
| 2.3 “互联网+”时代档案用户利用心理的意义 |
| 2.3.1 有利于掌握用户利用心理的渴求性 |
| 2.3.2 有利于强化档案馆服务的智能性 |
| 2.3.3 提升档案价值的社会认同性 |
| 第3章 档案用户利用心理的识别性区间 |
| 3.1 档案用户利用心理舒适感区 |
| 3.1.1 档案用户利用心理舒适感区的内涵 |
| 3.1.2 档案用户利用心理舒适感区产生的主要原因 |
| 3.2 档案用户利用心理拓展区 |
| 3.2.1 档案用户利用心理拓展区的内涵 |
| 3.2.2 档案用户利用心理拓展区产生的主要原因 |
| 3.3 档案用户利用心理退缩区 |
| 3.3.1 档案用户利用心理退缩区的内涵 |
| 3.3.2 档案用户利用心理退缩区产生的主要原因 |
| 第4章 档案用户利用心理各区间外在作用因素分析及假设 |
| 4.1 档案用户利用心理各区间外在作用因素 |
| 4.1.1 情感因素 |
| 4.1.2 能力因素 |
| 4.1.3 环境因素 |
| 4.2 档案用户利用心理各区间外在作用因素假设 |
| 第5章 基于档案用户利用心理区间外在作用因素假设的描述性分析 |
| 5.1 问卷设计 |
| 5.2 数据收集 |
| 5.3 用户基本情况分析 |
| 5.4 情感因素分析 |
| 5.4.1 问题及数据 |
| 5.4.2 利用心理惯性会导致用户利用心理变化的假设验证 |
| 5.4.3 利用心理特征会导致用户利用心理变化的假发验证 |
| 5.4.4 利用心理价值判断会导致用户利用心理变化的假设验证 |
| 5.4.5 总结 |
| 5.5 能力因素分析 |
| 5.5.1 问题及数据 |
| 5.5.2 探索动机会导致用户利用心理变化的假设验证 |
| 5.5.3 信息素养会导致用户利用心理变化的假设验证 |
| 5.5.4 信息认知负载会导致用户利用心理变化的假设验证 |
| 5.5.5 总结 |
| 5.6 环境因素分析 |
| 5.6.1 问题及数据 |
| 5.6.2 信息孤岛现象会导致用户利用心理变化的假设验证 |
| 5.6.3 信息渠道会导致用户利用心理变化的假设验证 |
| 5.6.4 信息服务技术会导致用户利用心理变化的假设验证 |
| 5.6.5 总结 |
| 5.7 结论与呈现的问题 |
| 第6章 “互联网+”时代构建档案用户良性利用心理的策略 |
| 6.1 服务至上,重视档案用户心理态度 |
| 6.1.1 推动潜在的档案信息服务宣传 |
| 6.1.2 实现“需求导向”的个性化服务 |
| 6.2 强化引导,提升档案用户信息粘度 |
| 6.2.1 推动档案部门的跨界合作 |
| 6.2.2 建立健全档案用户信息能力培养机制 |
| 6.2.3 优化档案信息资源的检索结构 |
| 6.3 馆际联合,打造档案信息一站式平台 |
| 6.3.1 构建统一的档案信息资源平台 |
| 6.3.2 多维度联合建设档案数字服务路径 |
| 6.3.3 强化档案馆信息资源智能化关联挖掘 |
| 第7章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局限 |
| 7.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调查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互联网行业排他性交易的反垄断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状况及方向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1.3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重点 |
| 1.3.2 研究难点 |
| 1.3.3 创新点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比较分析方法 |
| 1.4.2 经济分析方法 |
| 1.4.3 案例分析方法 |
| 2 互联网行业排他性交易的基础理论 |
| 2.1 排他性交易概述 |
| 2.1.1 排他性交易的含义及其行为类型 |
| 2.1.2 排他性交易竞争效应 |
| 2.2 排他性交易的纵向限制理论与RRC理论 |
| 2.2.1 纵向限制理论 |
| 2.2.2 提高竞争对手成本理论(RRC) |
| 2.3 互联网行业的排他性交易 |
| 2.3.1 互联网行业与传统市场的差异 |
| 2.3.2 互联网行业排他性交易的特殊性 |
| 2.3.3 互联网排他性交易反垄断规制的必要性 |
| 3 互联网行业排他性交易的规制困境及实例分析 |
| 3.1 传统市场排他性交易的规制 |
| 3.2 互联网行业排他性交易的规制现状与规制困境 |
| 3.2.1 互联网行业排他性交易规制现状 |
| 3.2.2 互联网行业排他性交易规制的困境 |
| 3.3 互联网行业排他性交易的实例分析 |
| 3.3.1 奇虎360 诉腾讯QQ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 |
| 3.3.2 Google搜索引擎案 |
| 3.3.3 案例分析的结论 |
| 4 互联网行业排他性交易反垄断规制的域外考察 |
| 4.1 排他性交易反垄断规制的美国经验 |
| 4.1.1 传统市场中对排他性交易的规制 |
| 4.1.2 美国的互联网排他性交易规制 |
| 4.2 排他性交易反垄断规制的欧盟经验 |
| 4.2.1 传统市场中对排他性交易的规制 |
| 4.2.2 欧盟互联网排他性交易的规制 |
| 4.3 排他性交易反垄断规制的日本经验 |
| 4.3.1 传统市场中对排他性交易的规制 |
| 4.3.2 日本互联网排他性交易的规制 |
| 5 我国互联网排他性交易反垄断规制的完善建议 |
| 5.1 选择以合理原则为主的违法确认原则 |
| 5.2 回避相关市场界定与综合认定市场支配地位 |
| 5.3 排他性交易认定标准的法定化 |
| 5.4 强化经济分析的应用 |
| 5.5 完善排他性交易的合理抗辩制度 |
| 5.6 建立互联网排他性交易的“案例群”机制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电商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法律规制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电商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电商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典型案例 |
| 一 “京东”诉“天猫”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 |
| 二 格兰仕诉“天猫”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 |
| 三 淘宝“十月围城”事件 |
| 第二节 典型案件中的问题聚焦 |
| 一 电商平台领域相关市场界定问题 |
| 二 电商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认定问题 |
| 三 电商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制制度问题 |
| 第二章 电商平台领域中的相关市场界定 |
| 第一节 传统相关市场界定方法在电商平台领域中的适用困境 |
| 一 产品边界模糊制约替代性分析法的适用 |
| 二 交叉网络外部性和锁定效应增加界定难度 |
| 三 非对称价格结构和“注意力”竞争影响SSNIP法有效运用 |
| 四 互联网无边界特征造成地域市场界定困境 |
| 第二节 域外互联网产业相关市场界定方法引介 |
| 一 盈利模式测试法 |
| 二 产品性能测试法 |
| 三 销售方式测试法 |
| 第三节 我国电商平台领域相关市场界定方法借鉴与完善 |
| 一 修正SSNIP法界定相关市场 |
| 二 分析盈利模式界定相关市场 |
| 三 区分数据特征界定相关市场 |
| 第三章 电商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认定 |
| 第一节 电商平台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 |
| 一 市场支配地位的一般认定标准 |
| 二一 般认定标准在电商平台领域的适用局限 |
| 三 电商平台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特殊考量因素 |
| 第二节 电商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类型化研究 |
| 一 电商平台限定交易行为 |
| 二 电商平台超高定价行为 |
| 三 电商平台搭售行为 |
| 第三节 电商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反竞争效果评估 |
| 一 电商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反竞争效果评估考量因素 |
| 二 电商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中的“正当理由” |
| 第四章 电商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制制度及其完善 |
| 第一节 我国电商平台滥用支配地位行为规制现状 |
| 第二节 我国电商平台滥用支配地位行为规制存在的问题 |
| 一 法律制度规定笼统,缺乏可操作指引 |
| 二 专业化规制主体缺失,规制有效性不足 |
| 三 法律责任规定有缺陷,违法成本低 |
| 四 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弱化私人诉讼救济 |
| 第三节 我国电商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制制度的完善 |
| 一 制定反垄断实施指南或发布典型案例,指导规制实践 |
| 二 设置专业化规制机构,健全完善规制体系 |
| 三 健全法律责任规定,增加违法成本 |
| 四 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强化私人诉讼救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7）激励创新视角下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意义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选题理论意义 |
| (三)选题现实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评述 |
| (一)国外对互联网市场不法竞争行为法律规制问题的研究 |
| (二)国内对互联网市场不法竞争行为法律规制问题的研究 |
| (三)国内外研究简要评述 |
| 三、研究目标、方法、重点及创新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重点、难点 |
| (四)创新点 |
| 第一章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概述 |
| 一、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基本原理 |
| 二、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概念 |
| 三、互联网市场竞争的特点 |
| (一)以流量和数据为竞争核心 |
| (二)以平台为竞争媒介 |
| (三)以跨界传导为竞争方式 |
| (四)以寡头竞争为主的市场竞争格局 |
| 四、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特征 |
| (一)行为更具隐蔽性 |
| (二)不正当竞争认定更加困难 |
| (三)短时间造成巨大损失 |
| (四)损失及赔偿难以确定 |
| (五)诉讼时间长 |
| 五、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发展变化 |
| (一)由同业竞争到平台竞争 |
| (二)竞争关系由简单明确到疑难复杂 |
| (三)新类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断出现 |
| (四)案件数量逐年增多 |
| 第二章 互联网市场创新及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挑战 |
| 一、互联网市场创新概述 |
| (一)创新概念 |
| (二)互联网市场创新的主要形式 |
| (三)互联网市场创新的必要性 |
| 二、法律对互联网创新的重要性 |
| (一)创新本身的公共物品属性需要法律的适度干预 |
| (二)创新需要法律制度的引导和保障 |
| (三)创新引起的竞争纠纷需要法律更加明确的规范 |
| 三、互联网市场创新对竞争法律的挑战 |
| (一)法律规范的稳定性与创新的变动性之间的矛盾 |
| (二)行为是否合法判断愈加困难 |
| (三)执法、司法难度及犯错成本加大 |
| 四、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互联网创新的应对与不足 |
| (一)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互联网创新的应对 |
|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对互联网创新的不足 |
| 第三章 互联网市场竞争中激励创新的法律机制建设 |
| 一、互联网竞争中合法创新的考量因素 |
| (一)创新是否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福利 |
| (二)创新是否有利于促进动态竞争 |
| (三)创新是否破坏保障公平竞争秩序 |
| 二、互联网市场激励创新的竞争法律制度建设 |
| (一)完善立法激励创新 |
| (二)将创新作为评判竞争行为合法与否的重要因素 |
| (三)通过免责制度建立创新的反向激励机制 |
| (四)加强互联网技术创新的保护 |
| (五)行政执法与司法需审慎 |
| 第四章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规制 |
| 一、激励创新下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立法规制 |
| (一)审慎立法,加强行业规范的运用 |
| (二)完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保全制度 |
| (三)完善整个互联网市场法律体系 |
| 二、激励创新下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政执法规制 |
| (一)行政执法强调包容、开放的原则 |
| (二)优化互联网市场监管机构及职责 |
| (三)创新监管理念和方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 |
| (四)适当加大执法力度与行政处罚 |
| 三、激励创新下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司法规制 |
| (一)司法机构保持促进竞争的司法理念 |
| (二)放宽互联网市场竞争关系的认定 |
| (三)慎用一般条款解决新型互联网市场竞争行为 |
| (四)适当的运用刑事制裁 |
| 四、完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处罚、赔偿机制 |
| (一)扩大赔偿的范围 |
| (二)细化确定赔偿数额的酌定因素 |
| (三)扩大赔偿数额、建立惩罚性赔偿 |
| 五、提高执法、司法人员业务水平 |
| (一)完善执法、司法人员知识结构 |
| (二)更新执法、司法人员理念 |
| 第五章 流量劫持不正当竞争行为及其规制 |
| 一、流量劫持行为概述 |
| (一)流量劫持概念、表现形式 |
| (二)流量劫持的类型 |
| 二、流量劫持的不正当竞争法律问题分析 |
| (一)流量的法律性质 |
| (二)商业模式的保护问题 |
| (三)流量劫持往往兼具正向性和负向性 |
| 三、典型案例分析:淘宝、天猫诉载和、载信不正当竞争案 |
| (一)案情介绍及争议焦点 |
| (二)问题分析 |
| 四、流量劫持行为的法律规制 |
| (一)赋予流量财产的权利 |
| (二)禁止强制性的流量劫持 |
| (三)禁止具有误导性、引起混淆的流量劫持行为 |
| (四)非法流量劫持应当是接触性的干扰 |
| (五)妨碍不是认定的流量劫持的充分条件 |
| (六)谨慎对待具有创新和正向性的流量争夺行为 |
| (七)加大对流量劫持行为的处罚力度 |
| 第六章 产品恶意不兼容行为及其规制 |
| 一、产品恶意不兼容不正当竞争行为概述 |
| (一)产品恶意不兼容概念 |
| (二)互联网产品不兼容行为产生的原因分析 |
| 二、产品恶意不兼容的竞争法律问题分析 |
| (一)不兼容合法性问题法律分析 |
| (二)“恶意”问题法律分析 |
| 三、典型案例分析:3Q大战 |
| (一)案情介绍及争议焦点 |
| (二)问题分析 |
| 四、互联网市场不兼容行为的法律规制 |
| (一)“恶意”不应成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条件 |
| (二)产品的性质的考量 |
| (三)产品不兼容产生的时间点考量 |
| (四)原本兼容的产品采取不兼容的方式竞争 |
| (五)互联网新兴企业发展的特别保护 |
| 第七章 互联网市场数据利用的竞争问题及其规制 |
| 一、互联网市场数据概述 |
| (一)互联网数据概念 |
| (二)互联网市场竞争中数据的重要性 |
| (三)数据给市场的负面影响 |
| (四)互联网数据利用的类型 |
| 二、互联网市场数据竞争问题分析 |
| (一)互联网市场数据不正当竞争案件增多 |
| (二)数据权属不明 |
| (三)数据保护与利用冲突加剧 |
| (四)规制互联网数据竞争的法律缺失 |
| 三、典型案例分析:HiQ诉 Linkedln案 |
| (一)案情介绍及争议焦点 |
| (二)问题分析 |
| 四、互联网市场数据利用的竞争的法律规制 |
| (一)赋予数据财产的权利 |
| (二)大数据归于收集、加工方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 |
| (三)推动数据互通共享为原则 |
| (四)保护用户个人信息数据 |
| (五)建立数据的合法流转和利用的基本规则 |
| (六)增设有关数据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规定 |
| 第八章 《反不正当竞争法》互联网专条立法完善建议 |
| 一、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类型化条款的制定 |
| (一)互联网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化的必要性 |
| (二)互联网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化的优点 |
| 二、互联网条款的修改建议 |
| (一)删除第一款 |
| (二)完善第二款 |
| (三)完善流量劫持与干扰用户选择行为规制 |
| (四)删除恶意不兼容行为 |
| (五)增加数据不正当竞争类型化条款 |
| (六)删除兜底条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政治沟通视域下中国网络舆情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三)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网络舆情治理的基础理论研究 |
| (二)网络舆情治理实践研究 |
| (三)国内外网络舆情治理研究视角的对比分析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历史分析法 |
| (三)案例分析法 |
| 五、可能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政治沟通 |
| (二)网络舆情 |
| (三)网络舆情治理 |
| 二、理论基础 |
| (一)协商民主理论 |
| (二)协同治理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中国网络舆情治理机制的历史沿革与现状 |
| 一、中国网络舆情治理的历史沿革 |
| (一)“九龙治水”治理主体架构与网络内容规制基本框架的确立(1994-2002) |
| (二)网络媒介和网络信息规制体系的渐进式发展(2003—2012) |
| (三)多主体协同治理架构与网络舆情治理法规体系的完善(2013至今) |
| 二、中国网络舆情治理机制的现状 |
| (一)治理主体:党领导下的“九龙治水”主体架构 |
| (二)治理规则:以行政法规为主体的规制体系架构 |
| (三)治理技术:适应技术和压力变化的渐进性调整模式 |
| 三、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网络舆情治理的风险与归因 |
| 一、网络舆情治理的风险 |
| (一)合法性不足风险 |
| (二)治理效力不足风险 |
| (三)网络渠道阻塞风险 |
| 二、网络舆情治理风险的归因 |
| (一)网络舆情治理法律体系不完备 |
| (二)网络舆情治理行为规范性不足 |
| (三)各治理主体间协同性困境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网络舆情治理风险的应对思路和实践路径 |
| 一、协商、协同与沟通:应对网络舆情治理风险的基本要求 |
| (一)网络舆情治理中的协商 |
| (二)网络舆情治理中的协同 |
| (三)网络舆情治理中的沟通 |
| (四)协商、协同、沟通的有机整合:网络舆情治理的政治沟通逻辑 |
| 二、政治沟通视域下网络舆情治理体系构建的实践原则 |
| (一)维护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 |
| (二)维护社会秩序安全稳定 |
| (三)满足公众协商沟通的基本诉求 |
| (四)规避网络舆情治理次生风险 |
| 三、优化网络舆情综合治理体系 |
| (一)明确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治理架构 |
| (二)完善法德兼备的治理规则体系 |
| (三)提升治理主体间协同性 |
| (四)严格规范治理主体行为 |
| (五)推动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网络交易平台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理论和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网络交易平台的相关研究 |
| 二、治理理论与行政法的互动 |
| 三、平台治理研究回顾:一种框架性视角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网络交易平台与政府规制困境 |
| 第一节 网络交易平台概述 |
| 一、网络平台的涵义 |
| 二、网络平台的类型划分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交易平台的发展简史与变革意义 |
| 一、不同历史时期的“交易平台” |
| 二、平台模式变迁的差异比较 |
| 三、平台模式演进的动力机制与变革意义 |
| 第三节 网络交易平台视域内的“市场失灵” |
| 一、线下市场失灵的线上化 |
| 二、线上新型市场失灵 |
| 第四节 网络交易平台行政规制困境 |
| 一、平台经济对行政规制的冲击 |
| 二、网络交易市场既存的行政规制困境与成因 |
| 第二章 网络交易平台治理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何为“治理” |
| 一、观念的嬗变:从规制到治理 |
| 二、治理的基础理论 |
| 三、治理的主要理念与主张 |
| 第二节 治理理论对传统行政法带来的变革 |
| 一、变革背景:传统规制与行政现实的“严重脱钩” |
| 二、治理给行政法带来的全新风貌 |
| 第三节 网络交易平台治理的分析框架 |
| 一、网络交易平台治理的基本理念 |
| 二、网络交易平台治理:一种框架性分析 |
| 第三章 网络交易平台治理的主体 |
| 第一节 网络交易平台治理的主体范畴 |
| 一、政府交易平台治理中的政府主体 |
| 二、网络交易平台治理中的市场主体 |
| 三、网络交易平台治理中的非政府主体 |
| 四、网络交易平台治理中的个体主体 |
| 第二节 网络交易平台治理主体的角色与功能 |
| 一、政府:规制者、元治理者与服务提供者 |
| 二、网络交易平台:治理义务承担者与自律管理者 |
| 三、非政府组织与用户群体:补充治理者与元规制者 |
| 第三节 治理主体之间的层次与合作 |
| 一、治理主体之间的分层—以辅助性原则为基点 |
| 二、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 |
| 第四章 网络交易平台治理的行为 |
| 第一节 网络交易平台行政规制行为 |
| 一、网络交易平台行政规制行为方式 |
| 二、网络交易平台政府行政规制的问题检视 |
| 三、网络交易平台行政规制行为的革新 |
| 第二节 网络交易平台自我规制行为 |
| 一、平台自我规制的权力性质与来源 |
| 二、网络交易平台自我规制的行为方式 |
| 第三节 网络交易平台社会自我规制行为 |
| 一、行业协会自我规制行为方式 |
| 二、第三方机构参与治理的行为方式 |
| 三、公众社会执法 |
| 第四节 网络交易平台治理行为的组合创新 |
| 一、规则制定维度:多中心制度供给 |
| 二、监督维度:信息互动与分享 |
| 三、规则执行维度:治理工具的组合 |
| 第五章 网络交易平台治理的责任 |
| 第一节 网络交易平台治理中的平台责任 |
| 一、平台负行政法义务的学理定位 |
| 二、强化平台责任的立法趋势与制度检视 |
| 三、完善网络交易平台责任制度的规范建议 |
| 第二节 网络交易平台治理中的国家责任 |
| 一、国家责任方式的转变 |
| 二、治理责任分配中的制度困境 |
| 三、网络交易平台治理中国家的责任范畴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10）网络广告的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网络广告概述 |
| 第一节 网络广告定义与构成要素 |
| 一、网络广告的界定 |
| 二、网络广告的构成要素 |
| 第二节 网络广告的特殊性 |
| 一、传播范围广泛 |
| 二、可识别性降低 |
| 三、强占用户注意力 |
| 四、依赖精准投放技术 |
| 五、运营模式新颖多元 |
| 第三节 网络广告主要表现形式 |
| 一、链接式广告 |
| 二、电子邮件式广告 |
| 三、付费搜索广告 |
| 第二章 网络广告法律规制现状 |
| 第一节 网络广告的现状 |
| 一、虚假广告呈泛滥之势 |
| 二、隐性广告手段更隐秘 |
| 第二节 通过立法规范网络广告行为 |
| 一、规范广告行为的法律体系 |
| 二、规范网络行为的法律体系 |
| 三、规范网络广告行为的专门立法 |
| 第三节 网络广告规范的实施 |
| 一、网络广告规范的执行 |
| 二、网络广告规范的适用 |
| 第四节 网络广告法律规制的问题 |
| 一、非网络广告商业信息区分困难 |
| 二、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角色定位模糊 |
| 三、专门规制网络广告的规范性文件层级较低 |
| 四、网络广告行政监管体系缺乏合力 |
| 第三章 网络广告法律规制中的利益衡量 |
| 第一节 宪法视野下的网络广告 |
| 一、网络广告是经济活动自由的体现 |
| 二、网络广告是言论自由的体现 |
| 第二节 网络广告自由的内在限制 |
| 一、不得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 |
| 二、不得侵犯公民的隐私权 |
| 第三节 网络广告规制模式的妥善选择 |
| 一、网络广告法律规制的现实需要 |
| 二、国家有规制网络广告的义务 |
| 三、网络广告自由与其他利益的平衡 |
| 第四章 网络广告法律规制体系的完善 |
| 第一节 明确网络广告法律规制的立法价值导向 |
| 一、保障网络广告活动主体或参与者的合法权益 |
| 二、尊重网络广告的活动自由 |
| 第二节 完善网络广告法律规制体系 |
| 一、厘清网络广告的界限 |
| 二、明确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的权利义务 |
| 三、健全网络广告法律规制体系 |
| 第三节 加强网络广告监管机制建设 |
| 一、建立专门网络监管部门 |
| 二、健全网络广告行业组织的自律管理规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论互联网信息搜索策略（论文参考文献）
- [1]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法治化研究[D]. 唐士亚.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9)
- [2]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研究[D]. 王丽娜.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研究[D]. 杨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4]“互联网+”时代档案用户利用心理研究[D]. 王涛. 南昌大学, 2020(01)
- [5]互联网行业排他性交易的反垄断规制研究[D]. 李雨阳.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8)
- [6]电商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法律规制实证研究[D]. 张钧. 郑州大学, 2020(03)
- [7]激励创新视角下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研究[D]. 王胜伟.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8]政治沟通视域下中国网络舆情治理研究[D]. 韩建力. 吉林大学, 2019(02)
- [9]网络交易平台治理研究[D]. 马丽.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5)
- [10]网络广告的法律规制研究[D]. 朱昕怡.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