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年宏观经济的八大特征(论文文献综述)
庞明川[1](2021)在《建党百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探索与创新》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在集中统一领导经济工作过程中自觉地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致力于不断实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在百年历程中,无论是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国化的探索中,都始终立足于中国实际,先后经历了建党初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借鉴苏联模式和经验,改革开放以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自主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并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形成了成熟定型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构建起系统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作为政府宏观管理的重要工具,不仅广泛运用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伟大实践中,而且还被用来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
龚孟林[2](2020)在《中国地区金融风险指数构建与实证研究 ——以四川省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地区金融的稳健运行为地区经济的健康发展夯实基础,地区金融风险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从而损害国民经济、影响社会稳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多次强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本文立足现实背景,构建地区金融风险综合度量体系,进而分析地区金融风险状况,对维护地区金融稳健运行、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梳理相关地区金融风险理论,分析总结了地区金融风险的来源、识别及传导路径,构建了地区金融风险综合度量体系。本文基于经典的金融风险理论(金融风险来源理论、金融风险识别理论、金融风险测度理论),从宏观经济、地区经济、地区金融三个方面构建地区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最终选取了39个指标对地区金融风险进行综合度量。运用专家意见法构造判断矩阵,并结合AHP法(层次分析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最终构建地区金融风险指数。本文立足所构建的金融风险指数,选取四川省20112016年的相关数据,对四川省的金融风险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本文所构建的地区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体系能较好的测度四川省的区域金融风险变化,总体上四川省金融运行较为平稳,但结构性风险存在:(1)宏观经济金融运行风险评价,20152016年处于中度风险区间,其余年份处于基本安全区间,总体风险可控;(2)地区经济运行风险评价,四川省地区经济运行风险所处区间为基本安全区间,但其风险程度总体呈现为上升态势;(3)地区金融运行风险评价,四川省地区金融运行风险评价得分所处区间为安全区间,但整体呈现出风险逐年增加的趋势。最后,结合实证结果,找出四川省金融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提出相关防范对策。本文对四川省金融风险的综合评价与其他相关文献(1)中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这进一步验证了文中所构建的地区金融风险指数的合理性。因此,论文所构建的地区金融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可结合不同地区的金融风险进行度量,从另一个角度为各地区经济主体的稳健发展提供服务。
王小广,产健[3](2020)在《2019年宏观经济回顾与2020年展望》文中研究表明稳经济与推进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两大关键点:一个是短期任务,因为短期经济增长面临多重挑战;一个是长期但同样紧迫的任务,事关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2019年我国宏观经济增速稳中趋缓,但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各项主要指标处于合理区间。经济下行压力有短期周期性因素和外部冲击的影响,但主要因素是长期性、结构性、体制
徐浩[4](2019)在《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文中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尤为世人所瞩目的是,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还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的持续稳定。中国奇迹成为中外学者持续关注的重大议题。论文从行政改革的一个环节——运行机制角度,以政府的行政执行为切入点,梳理1949—2019年行政执行的形态特征、转换机理与变化趋势,为在中国政治情境下探寻中国奇迹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弹性行政。弹性行政,指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非强制手段,单方或共同对既有政策法规、决策部署的变通执行,或对新政策法规的创制。与弹性行政相对应的是刚性行政,即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命令性的执行手段,严格执行政策法规、决策部署。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并非截然二分,亦非有此无彼,在一定时期,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境,二者的显示度有高有低。在毛泽东时期,适应全能式政府需求,行政执行以刚性为主。这一时期的刚性行政源自三个动力:政治忠诚的激励机制、政治动员的运行机制、行政主体的“向上负责制”。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效度正负相依。一方面,刚性行政保证了国家决策部署的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刚性行政的确立更多地源于意识形态的引领、组织的强制力、领袖的超级权威,常常导致不可控的负外部性,或者说导致一种另类的弹性行政,如过度执行、虚假执行、目标置换和行政自主性丧失等。改革初期,面对文革带来的全面危机,推进改革,成为中国自救、脱贫的应然要求。改革从经济入手,经济改革又引发政治改革。行政改革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政府通过简政放权给新路的探索者留下行政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出现躁动。从体制机制因素看,弹性行政的躁动源于“政出一孔”和执行主体多样化的矛盾、层级结构下的执行偏离、基于制度缺陷的刚性缺失、权力交换的潜在需求。此外,政府追求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包括不同主体对利益的追求、对行政效能的追求以及“政绩优先”的推动等,也进一步催生了弹性行政。基于改革探索的弹性行政大致分为两类:中央政府授权试点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快速扩张。一方面,中央政府为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权让利”,但相关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国家能力有所衰减;另一方面,市场快速发展,但机制并不健全,市场对政府的反制能力相对较弱,从而导致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弹性行政的扩张。这一时期的弹性行政主要有纵向的央地博弈、地方合谋,横向的区域竞争、地方保护,以及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博弈和竞争类弹性行政激发了地方的发展动能,但也带来了分散主义、恶性竞争等问题。随着弹性行政的蔓延,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包括导致制度弱化、行政效能低下、经济异常波动、滋生行政腐败、降低政府公信力等。针对上述负面效应,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措并举,对弹性行政进行了矫正。治标方面,主要是加强政治巡视、铁腕反腐、强化政务督查、推动政策落实审计;治本方面,从从严治党和依法行政两个路径来强化刚性行政,以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刚性挤压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特别是各种过度弹性行政大幅收缩,刚性行政开始回归。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刚性,主要源于制度约束。弹性行政这一貌似不合理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一个部分。弹性行政的形成和发展,除了深受中国政治情境——帝制时代的行政遗产、古老大国的衰败与振兴、共产党人谋民族复兴的强烈诉求的影响,其躁动、扩张、收缩,还直接受到当代政府治理环境的制约,包括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政府职能的转变、经济体制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社会发展的影响。既有的行政实践表明,弹性行政是特定组织环境中基于目标导向的带有亚制度化特征的非正式行为。它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转型,取得了明显的行政绩效,但也引发了对国家整体权威的分割和交易,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当代中国政治情境中,弹性行政有其“临界点”,即坚守政治路线、维护中央权威、服务全局利益,以之为标准,中央政府随时可以纠正、叫停弹性行政。总体来看,弹性行政是在特定阶段的一种政治策略,一种过渡性行政行为方式,其发展方向是法治行政。强化法治行政,并不是简单地摒弃、杜绝弹性行政。一方面,要进一步压缩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坚决减少不必要的弹性行政;另一方面,要避免机械追求行政执行的极端刚性,防止过于严苛的行政要求使懒政由个别现象变成普遍现象。因此,应允许保留适度的行政弹性,以保障政府灵活回应复杂社会、风险社会的需求,此外,还要通过容错纠错、激励担当等制度设计,鼓励政府官员大胆实施基于公共利益的改革探索、先行先试的弹性行政。
况照笙[5](2018)在《长江上游地区产业布局及航运适应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江是世界上通航量最大的河流,是我国西部内陆腹地与沿海地区的重要交通纽带,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因此研究分析长江航运物流与上游地区产业的适应性并提出发展战略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在系统分析长江上游地区沿江产业合理布局和航运物流现状基础上,研究产业布局与航运物流的适应性。1、通过对长江上游地区产业状况的分析,发现三省一市地区第二、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三省一市工业化发展水平处于中期或向中期过渡阶段;外向型经济发展迅猛,外贸结构逐步优化;产业发展趋同化,互补性不强等特点。2、在对长江上游地区综合物流体系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长江上游地区综合运输体系与物流发展耦合度分析模型。通过分析认为,近年长江上游地区综合运输体系与物流体系耦合协调发展度呈逐年上升趋势;综合运输体系与物流发展逐步匹配,整体呈协调发展趋势。3、通过对地区产业和物流的分析,开展了长江上游地区产业规划和物流量预测。预计2020年物流量将达到63.2亿吨,2020年至2030年三省一市物流量增速将放缓至4%,预计2030年物流量将达到93.6亿吨。其中2020年三峡过闸货运需求在2亿吨左右、2030年三峡过闸货运需求在3亿吨左右。4、针对以上研究成果,建立了长江上游地区产业布局与航运物流适应性的层次分析法(AHP)和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并对长江上游三省一市基础设施、航道保障能力、三峡船闸过闸、港口吞吐能力、船舶运输能力、航运服务能力等方面的适应性进行了详细的探讨。5、针对研究的成果,提出了保障长江上游地区产业布局与航运物流适应发展的建议。
吴琦[6](2017)在《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及其应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深化经济改革的重要环节,也是在供给侧改革时期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农民工市民化是在强调以人为主的城镇化背景下被提出的,其核心是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全面转移,强调从农民到市民的全方位转变,从破除户籍身份藩篱到逐步剥离捆绑在户籍制度改革下的权利分配制度,构建无差异的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福利共享体系。然而,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中仍存在较明显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内部首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门槛,这都使得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不仅仅要破除“农民工身份”的“显性户籍墙”,还要打破“市民化表现”的“隐性户籍福利墙”。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相关政策已经在户籍层面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层面开展了一些具体工作和研究,但仍有进一步优化和定量化政策模拟分析的需要。因此,论文试图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出发,构建农民工市民化动态CGE模型,对户籍侧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改革和农民工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两个方面进行定量政策研究。本文按照“文献梳理—现状分析—理论建模—政策模拟—政策评估”的逻辑框架展开。首先,系统梳理了农民工市民化内涵、劳动力市场特征与农民工市民化之间的相关研究、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定量化研究等文献。并在梳理我国当前农民工转移的年龄、区域、就业和转移偏好四大方面特征的基础上,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数量型广度水平和质量型深度水平进行测算,刻画出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发展态势和未来可能的演进趋势。沿着从市民化广度到市民化深度的渐进式改革思路,依据国务院户籍改革意见的分层次框架,结合渐进式市民化分阶段分步骤的核心思想,遵循“分类型、分地区、定责任”的基本原则,从户口登记、人口统计、转移人口落户制度、农业转移人口权益保障制度四个层面搭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整体框架,并初步设计了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实施路线图。结合预测数据和权威报告,总结概括了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下我国劳动力市场可能呈现出的主要特征,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劳动力市场分割变化引致的职业依赖、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对农民工市民化决策的影响、人力资本引致的劳动力转移矩阵变化这四个方面。这些为后文构建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更新模型历史模拟基线和预测模拟基线和设置政策模拟场景提供了核心思路和量化评估依据。农民工市民化动态CGE模型以CHINAGEM模型为原型,引入劳动力市场内生性分割、有效劳动力方程、价格粘性和工资粘性方程,设置了反映“职业依赖”特征的劳动力供给模块、反映劳动力市场内生性分割的劳动力空缺—填补动态链接机制、反映农村有效劳动力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方程、反映工资粘性和价格粘性的价格模块,不仅可以使得模型中的劳动力市场模块更加符合中国劳动力市场特征,还可以为定量评估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效应提供更为可行的模拟分析工具。在动态模拟基线方面,本文重新设置了 2006-2015的历史模拟值,同时详细刻画了产业、劳动力供需的历史模拟基线和预测模拟基线。并根据研究需要,从产出、消费、投资、进出口和就业六个方面对产业进行了划分,重新设置了模型的产业划分和产业映射关系。其中,预测模拟的基线设计综合考虑了权威机构和学者的预测数据,2006-2015年中国经济发展惯性路径和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结构变化特征。运用该模型,本文系统评估了户籍侧改革下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下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效应。在户籍侧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模拟中,考虑了按照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和假设劳动力市场完成一体化这两种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在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下的主要结论如下:(1)农民工市民化能扩大就业总规模和优化就业结构。从总量上看,农民工市民化能促进全社会的就业,尤其是吸纳农民工和为农民工提供服务的行业的总就业。从结构上看,农民工市民化中户籍改革、相对工资变动和政策优惠,使得城市劳动力就业增长,农村劳动力就业下降,且城市劳动力增幅高于农村劳动力降幅绝对值,这说明农民工市民化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我国城市的隐形失业,为城市产业部门提供更为稳定和更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当然也不能忽视农民工市民化导致的农业产出的略微下降,在市民化过程中需考虑农村土地转让与农村生产产业化规模化的融合,鼓励家庭农场生产,保障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同时稳定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2)农民工市民化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水平,降低了城市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水平。基于目前我国城乡工资水平差距的绝对值较大,虽然城市劳动力工资水平仍高于农村,但农民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平增幅高于城市劳动力实际工资降幅绝对值,城乡工资差距会进一步缩小。因此,这一方面改善了我国城乡收入分配状况;另一方面,工资变化会带动不同行业的资本存量积累,促进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出增长,尤其是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服务品的房地产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服务业、教育、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和保险业等。(3)农民工市民化促进了国内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并稳步提升了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根据樊分解结果,我国居民消费和消费结构向国产品倾斜促进了内需的扩大。在劳动力要素成本整体下降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我国出口规模,带动了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较之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机制会增强户籍侧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对经济的正向影响,实际GDP和和实际GNP均明显上升:有效提高了全社会有效劳动力就业水平,且城镇失业状态有所改善,尤其是与CMW-HSH的结果相比,在全社会有效劳动力就业水平提升的情况下,城镇失业率并没有显着增加;产业产出效应更加明显,尤其是房地产业、建筑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教育、保险业产业产出的增速快,反映出市民化进程中对住房、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的需求增长较为旺盛。基本公共服务政策的实施,能有效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为经济发展带来更稳定的城市劳动力供给,提高全社会就业水平。并有利于拉动基本公共服务政策相关产业的产出,尤其是第三产业受益最大。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既符合我国未来产业结构发展的目标,也能吸纳很大一部分市民化后的“新市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对改善居民福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消费和投资“两驾马车”的助推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对我国实际GDP的正向拉动作用明显,且长期拉动效应更加显着。但是由于内需相对较快的增长,进口产品价格相对国内成品价格较低,净出口水平会逐渐下降,贸易平衡可能转变为逆差,这可能会让人民币在将来仍面临一定的贬值压力。
许文立[7](2017)在《中国财政支出的绿色发展效应研究 ——基于环境宏观经济学视角》文中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实现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以发挥政府的引导性作用。按照世界其他国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经验来看,中国目前的人均GDP水平已经处于EKC曲线的拐点右侧,即随着收入的提高,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实际上,中国某些环境指标(某些污染排放量)确实在不断的改善,且《环境保护法》、《清洁空气法》等相继修订实施,环境财政支出年均增长20%以上,单位排放标准、可交易排放许可证与环境税也相继出台,政府使用如此严厉的环境政策来治理污染,改善环境质量。可是,为何人们的实际感受却仍处于EKC曲线的左侧呢?从本文的研究结论来看,在环境宏观经济视角下,财政支出政策的非绿色引致效应(或者支出政策的污染效应)不容忽视。从理论机制来看,财政政策所创造出的激励,促使资源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之间以最优的方式进行合理配置。而根据IS-LM-EE框架,财政政策的实施可以使得经济扩张或者收缩,而引致环境均衡曲线的移动,从而会实现新的环境经济均衡状态,因此,财政政策对环境有益还是有害依赖于财政政策的环境引致效应大小。财政政策影响绿色发展的内在机理及传导机制:(1)通过财政政策所产生的约束激励,促使资源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之间以最优的方式进行合理配置,从而影响绿色生产;(2)财政政策能使得宏观经济扩张或收缩,并通过债务、社会保障、资源和污染税以及环境治理支出等途径影响到环境成本收益的代际转移支付;(3)财政政策可能直接对环境产生影响。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经验结果表明:(1)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周期与产出周期同步变化,而定量测度结果显示二氧化碳排放量对实际GDP变化的弹性为0.601,即是说,目前,我国温室气体排放仍处于随产出增长而不断增长的阶段;(2)一方面,财政支出的正向冲击短期内会引起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其中,非环境财政支出增长促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环境财政支出的增加则会减少生产型二氧化碳排放,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财政支出也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的最重要来源之一,其能解释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的11%以上;(3)环境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2.5%左右,年均增长20%以上,但其增长表现出显着的“鲍莫尔效应”和“恩格尔效应”,即成本驱动型增长和需求驱动型增长,成本和收入每提高1%,环境财政支出增长率分别提高0.6%-0.8%、1%-1.5%。上述理论和经验都表明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会产生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构建环境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不同财政制度安排进行定量情景模拟。定量结果显示:(1)面对财政支出的暂时性提高,产出与二氧化碳排放量均立即正向偏离稳态水平0.02个单位,即产出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2)长期来看,政府安排环境财政支出可以实现“双重红利”,即产出增长0.01%-0.19%,二氧化碳存量下降0.27%-2.53%;(3)环境财政支出仅仅以环境税收入来支持的情形与环境财政支出一般预算融资情形相比,产出减少0.71%,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0.71%,二氧化碳存量增加0.20%;(4)环境财政资金用于补贴企业减排活动,可使企业减排努力提升19.25%,企业减排成本下降60.70%,产出扩张0.18%,碳排放量下降2.54%,大气中的C02存量下降2.26%,若环境财政资金直接被政府用于减排活动,其增长与减排效应均大打折扣。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绿化财政支出政策的建议:(1)随着环境质量恶化和人均收入的增长,环境财政支出规模应进一步扩大,提高其财政支出比重;(2)环境财政支出应以一般预算融资,且财政支出应该更多的向绿色方向倾斜,即适度减少非环境财政支出,增加环境财政支出;(3)应该将更多的环境财政资金用于补贴企业减排活动,更大地发挥市场减排机制的效果。
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毛振华,刘元春,袁海霞,张英杰[8](2017)在《稳增长和防风险双底线下的宏观经济——2016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2017年预测》文中研究说明2016年经济呈现出短期底部企稳与泡沫聚集的特点。在潜在增长平台下移、周期性、结构性以及趋势性因素共同作用的背景下,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巨大,2017年宏观经济仍将持续筑底。而底部运行的深度和持续的长度取决于世界经济复苏程度、中国经济潜在增长水平、新产业新动能培育、房地产周期调整、政治经济周期波动以及对潜在风险的化解与对策等多种因素。与此同时,在"债务—投资"驱动模式下,我国债务规模快速攀升,债务水平已经积累至相当程度,债务的结构性风险突出,尤其是广义政府债务水平超出国际警戒线。而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本质上大多与债务风险密切相关。比如资产泡沫的聚集,实际上是"债务—投资"驱动模式中投放的大量货币在股市、债市以及房地产等领域的伺机流动。债务风险有可能是引发中国经济爆发危机的关键点。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具备防范危机的实力,但是对于可能引发危机的潜在因素必须重视。一方面,树立正确的危机观,不惧怕危机,建立危机应急机制。另一方面,在债务风险演变至债务危机前,防患于未然,建立风险缓释机制。
伍广强[9](2017)在《稳增长 促改革 调结构 惠民生 防风险——聚集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中研究指明【热点材料】2016年12月14日至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分析当前国内国际经济形势,总结2016年经济工作,阐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部署2017年经济工作。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了2017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对2017年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会议指
伍广强[10](2016)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聚焦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中提出2015年12月18—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2015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国内国际经济形势,部署2016年经济工作,重点是落实"十三五"规划建议要求,推进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讲话中阐述了明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具体部署了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
二、二○○○年宏观经济的八大特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二○○○年宏观经济的八大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1)建党百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探索与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一、中国共产党宏观经济政策的百年探索与演进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政策 |
1. 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的经济政策 |
2.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政策 |
3. 1946—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的经济政策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 |
1. 1949—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 |
2. 1956—1978年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 |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 |
1. 1978—1992年探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 |
2. 1993—2012年确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 |
(四)全面深化改革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 |
1. 2013—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 |
2. 2021年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 |
二、建党百年宏观经济政策探索取得的基本经验 |
(一)始终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
(二)始终以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为目标 |
(三)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探索和制定宏观经济政策 |
(四)不断深化对宏观经济政策规律性的认识 |
三、建党百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 |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践创新 |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创新 |
(2)中国地区金融风险指数构建与实证研究 ——以四川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研究评述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与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2 地区金融风险指数的理论分析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区域金融 |
2.1.2 地区金融风险 |
2.2 地区金融风险评价理论 |
2.2.1 金融风险来源理论 |
2.2.2 金融风险识别理论 |
2.2.3 金融风险测度理论 |
2.3 地区金融风险影响因素分析 |
2.3.1 宏观经济因素 |
2.3.2 地区经济因素 |
2.3.3 地区金融因素 |
2.3.4 地方政府行为 |
2.4 地区金融风险传染分析 |
2.4.1 基于宏观经济基本面的风险传染 |
2.4.2 基于羊群效应的金融风险传染 |
2.4.3 基于公共部门渠道的风险传染 |
3 中国地区金融风险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 |
3.1 地区金融风险指数的指标选取 |
3.1.1 指标选取原则 |
3.1.2 指标选取依据 |
3.1.3 指标筛选及确认 |
3.2 地区金融风险指数测度指标临界值设定 |
3.2.1 指标临界值设定依据 |
3.2.2 指标临界值区间设定 |
4 中国地区金融风险指数构建的计算方法 |
4.1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指标权重确定 |
4.1.1 层次分析法 |
4.1.2 指标权重确定 |
4.2 风险指数的计算及预警区间设定 |
4.2.1 指标的综合权重 |
4.2.2 综合风险度计算 |
4.2.3 地区金融风险综合度量区间的确定 |
5 地区金融风险指数合成的实证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
5.1 指数测度方法选择 |
5.2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5.3 指标数据结构性分析 |
5.4 四川省金融风险度综合测算 |
5.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6.2.1 提高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 |
6.2.2 建立常态化的风险度量体系 |
6.2.3 优化地区金融生态环境 |
6.3 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2011~2016年宏观经济指标原始数据 |
附录 B 2011~2016年四川省地区经济运行相关指标得分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3)2019年宏观经济回顾与2020年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2019年宏观经济回顾 |
1.此次经济调整不同于以前的中短周期调整,是长周期的调整 |
2.衡量经济增长向好的标准不是速度,而是质量与效益 |
3.阻碍新旧动能转换的根本原因是投机回报率偏高,创新回报率偏低 |
关注2020年宏观经济发展 |
1.宏观经济展望 |
2.宏观经济政策取向 |
(4)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一、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
二、探寻中国奇迹的一个视角:弹性行政 |
三、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的刚性与弹性 |
第二节 核心概念与文献综述 |
一、核心概念 |
二、文献综述 |
三、可能创新之处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及框架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论文框架 |
第二章 毛泽东时期刚性行政的锻造(1949—1977) |
第一节 集权体制下的全能式政府运行模式 |
一、全能式政府之生成 |
二、全能式政府的运行模式 |
第二节 刚性行政:全能式政府的应然需求 |
一、革命建政体制形塑的“命令一服从”体制 |
二、刚性行政的内生动因 |
三、刚性行政对政府执行力的提升 |
第三节 刚性行政的困境 |
一、过度执行 |
二、虚假执行 |
三、目标置换 |
四、行政自主性缺失 |
第三章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躁动(1978—1991) |
第一节 改革破冰与渐进路径的选择 |
一、现实倒逼改革 |
二、经济改革牵动政治改革 |
三、渐进主义改革路径的择定 |
第二节 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和弹性行政的躁动 |
一、改革冲动呼吁更大的行政自由裁量空间 |
二、简政放权与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 |
三、弹性行政躁动的体制因素 |
四、弹性行政躁动的主体诉求 |
第三节 基于改革的弹性行政的主要类型 |
一、中央政府授权试点 |
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 |
第四节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两面性 |
一、弹性行政助推改革进程 |
二、缺少反制的过度弹性行政 |
三、四项基本原则、稳定压倒一切对弹性行政的约束 |
第四章 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的扩张(1992—2011) |
第一节 政府职能转变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一、市场经济的“姓氏”之辩和改革再出发 |
二、市场化改革与弹性行政的内在关联 |
三、深化行政改革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第二节 央地博弈和区域竞争 |
一、政府的层级结构与职责同构 |
二、纵向利益抵牾与央地博弈 |
三、层级博弈的衍生品:地方合谋 |
四、区域竞争与地方保护 |
第三节 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 |
一、政府官员的自利性膨胀与角色错乱 |
二、低成本高收益的违规行为助推过度弹性行政 |
三、晋升的“零和博弈”与政府官员行为扭曲 |
第四节 服务型政府建设和依法行政对弹性行政的有限抑制 |
一、服务型政府建设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二、依法行政的推进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第五章 十八大以来对弹性行政的矫正(2012—2019) |
第一节 弹性行政负外部性的凸显 |
一、接近临界点的弹性行政 |
二、矫正弹性行政:态势和挑战 |
第二节 全面从严治党对弹性行政的遏制 |
一、完善党内制度建设 |
二、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三、强化政治巡视 |
四、“零容忍”的铁腕反腐 |
第三节 依法(规)行政对弹性行政的管控 |
一、强化依法(规)行政 |
二、治理型政府的应然诉求 |
第四节 政务督查、政策落实审计对弹性行政的挤压 |
一、政务督查的强化:力破“中梗阻” |
二、审计监督的拓展:重大政策落实审计 |
第六章 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限度之辨析 |
第一节 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执行之审视 |
一、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历史维度 |
二、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时代背景 |
第二节 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及其“临界点” |
一、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 |
二、弹性行政“临界点”的把控 |
第三节 弹性行政的宽度与刚性行政的强度之辨析 |
一、行政执行与法治行政 |
二、法治视角下弹性行政的宽度 |
三、法治视角下刚性行政的强度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5)长江上游地区产业布局及航运适应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趋势 |
1.2.1 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研究 |
1.2.2 长江上游地区综合运输体系与物流发展耦合度研究现状 |
1.2.3 长江上游地区产业布局及航运物流适应性研究现状 |
1.2.4 交通运输系统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定义 |
1.3 适应性分析方法的选取 |
1.3.1 层次分析法 |
1.3.2 灰色关联分析 |
1.3.3 人工神经网络 |
1.3.4 模糊综合评价法 |
1.3.5 主成分分析法 |
1.3.6 数据包络分析 |
1.3.7 适应性分析方法的选取 |
1.4 研究内容及主要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长江上游地区产业发展现状 |
2.1 长江上游地区产业发展现状 |
2.1.1 长江上游三省一市宏观经济指标及发展态势 |
2.1.2 长江上游地区三省一市产业发展情况 |
2.2 长江上游地区资源分布现状 |
2.2.1 重庆 |
2.2.2 四川 |
2.2.3 云南 |
2.2.4 贵州 |
2.3 长江上游地区航运物流关联度较高产业发展现状 |
2.3.1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
2.3.2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
2.3.3 化学原料和化学品制造业 |
2.3.4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2.3.5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
2.3.6 黑色金属采选业 |
2.3.7 非金属矿采选业 |
2.4 长江上游地区产业发展特点 |
2.4.1 三省一市地区第二、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 |
2.4.2 三省一市工业化发展水平处于中期或向中期过渡阶段 |
2.4.3 外向型经济发展迅猛,外贸结构逐步优化 |
2.4.4 产业发展趋同化,互补性不强 |
2.5 小结 |
第三章 长江上游地区综合物流体系现状 |
3.1 长江上游地区综合运输体系现状 |
3.1.1 水路运输 |
3.1.2 铁路运输 |
3.1.3 公路运输 |
3.2 长江上游地区物流发展现状 |
3.2.1 长江上游地区三省一市货运量发展现状 |
3.2.2 长江上游地区三省一市货物周转量发展现状 |
3.2.3 物流发展主要特点 |
3.3 长江上游地区综合运输体系与物流发展耦合度分析 |
3.3.1 分析评价模型 |
3.3.2 长江上游地区综合运输体系与物流体系的耦合发展评价分析 |
3.4 小结 |
第四章 长江上游地区产业规划和物流量预测 |
4.1 长江上游地区产业发展形势 |
4.1.1 长江上游地区经济发展形势分析 |
4.1.2 长江上游地区产业发展形势分析 |
4.2 长江上游地区交通发展趋势 |
4.3 长江上游地区物流需求分析 |
4.4 三峡过闸货运需求分析 |
4.5 小结 |
第五章 长江上游地区产业布局与航运物流适应性评价 |
5.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5.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5.1.2 指标体系建立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
5.2 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与航运发展适应性评价 |
5.2.1 层次分析法(AHP)方法介绍 |
5.2.2 层次结构模型与等级划分表 |
5.2.3 测量指标的量化 |
5.2.4 判断矩阵构造与权重计算 |
5.2.5 适应性计算与结果分析 |
5.3 适应性评价结果验证与分析 |
5.3.1 层次分析法的局限性 |
5.3.2 DEA C2R模型原理 |
5.3.3 基于DEA的适应性评价模型 |
5.4 评价分析 |
5.4.1 区域差异性分析 |
5.4.2 航运与经济适应性的未来情景预测 |
5.5 航运物流与产业布局适应性的主要结论 |
5.6 小结 |
第六章 结论和建议 |
6.1 结论 |
6.2 对策建议 |
致谢 |
参考文献 |
(6)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及其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 |
1.3 |
1.3.1 论文技术路线图 |
1.3.2 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 |
第2章 农民工市民化相关文献综述 |
2.1 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 |
2.2 劳动力市场特征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相关研究 |
2.3 局部均衡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相关研究 |
2.4 一般均衡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 |
2.4.1 劳动力CGE模型的研究进展 |
2.4.2 一般均衡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经济效应研究 |
2.5 文献评述 |
第3章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下的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 |
3.1 我国农民工转移的特征与趋势分析 |
3.1.1 农民工转移的阶段性划分 |
3.1.2 现阶段我国农民工转移的新特征 |
3.1.3 供给侧改革下农民工转移的趋势分析 |
3.2 农民工市民化水平 |
3.2.1 户籍城镇化率与人口城镇化率 |
3.2.2 农民工市民化静态水平 |
3.2.3 农民工市民化动态水平 |
3.3 农民工市民化基本思路与路径设计 |
3.3.1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思路 |
3.3.2 农民工市民化路径设计 |
3.4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下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 |
3.4.1 劳动力总供给增速下降,青壮年农民工转移增速小幅上升 |
3.4.2 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逐步破解,非制度性分割趋于强化 |
3.4.3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农民工市民化决策的影响将日益增大 |
3.4.4 人力资本提升带来的人口质量红利将改变劳动力转移矩阵 |
3.5 小结 |
第4章 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构建 |
4.1 CHINAGEM模型简介 |
4.1.1 CHINAGEM模型基础数据结构 |
4.1.2 CHINAGEM模型中的行业部门划分 |
4.1.3 闭合规则 |
4.1.4 历史模拟基线和预测模拟基线的更新 |
4.2 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HINAGEM-CRMW)的模拟基线设计 |
4.2.1 模拟基线与闭合条件的设置 |
4.2.2 行为方程主要弹性的设置 |
4.2.3 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历史模拟基线 |
4.2.4 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预测模拟基线 |
4.3 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HINAGEM-CRMW)的构建 |
4.3.1 生产模块 |
4.3.2 居民收入模块 |
4.3.3 考虑农民工市民化“职业依赖”特征的多元劳动力供给模块 |
4.3.4 考虑农民工市民化对农村有效劳动力的影响方程 |
4.3.5 考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空缺—匹配动态机制 |
4.3.6 考虑工资粘性和价格粘性的价格模块 |
4.3.7 劳动力市场的短期和长期动态滞后调整机制 |
4.3.8 资本积累的动态跨期链接机制 |
4.3.9 参数的敏感性分析 |
4.4 小结 |
第5章 户籍侧改革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 |
5.1 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政策模拟场景 |
5.1.1 农民工市民化户籍政策的模拟场景设计 |
5.1.2 闭合设置 |
5.2 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下的市民化政策模拟结果及分析 |
5.2.1 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模拟 |
5.2.2 户籍侧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机制影响路径图 |
5.2.3 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下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政策效应 |
5.2.4 参数的敏感性分析 |
5.3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机制下的农民工市民化模拟结果及分析 |
5.3.1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机制下的市民化路径转变 |
5.3.2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机制下的市民化政策模拟场景设计 |
5.3.3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机制下的市民化政策效果 |
5.4 小结 |
第6章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下农民工市民化经济效应研究 |
6.1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研究 |
6.2 农民工市民化相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模拟场景设置 |
6.2.1 农民工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本 |
6.2.2 农民工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模拟场景 |
6.3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下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效果分析 |
6.3.1 劳动力市场结构效应分析 |
6.3.2 资本要素效应分析 |
6.3.3 产业结构效应分析 |
6.3.4 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6.4 小结 |
结论与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A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完成的论文及科研情况 |
附录B 1949-2016年中国人口和户籍城镇化率 |
附录C 全国各省户籍制度改革细则 |
(7)中国财政支出的绿色发展效应研究 ——基于环境宏观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第二节 研究意义及目标 |
1.2.1 研究意义 |
1.2.2 研究目标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及框架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手段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手段 |
1.4.3 技术路线 |
第五节 创新点 |
第二章 文献回顾及评述 |
第一节 环境与经济的研究概述 |
第二节 环境政策相关的研究 |
2.2.1 环境政策的经济效应 |
2.2.2 环境政策的设计与实施 |
第三节 环境宏观经济研究 |
2.3.1 绿色国民收入核算 |
2.3.2 环境经济增长 |
2.3.3 环境宏观政策 |
第四节 文献评述 |
2.4.1 一般均衡的重要性 |
2.4.2 环境宏观经济的必要性 |
2.4.3 财政政策的关键性 |
第三章 环境宏观经济与政策的基本框架 |
第一节 引言 |
第二节 环境与经济增长框架 |
3.2.1 生产结构 |
3.2.2 环境演化过程 |
3.2.3 社会规划者的目标函数 |
3.2.4 最优绿色增长 |
第三节 IS-LM-EE框架 |
3.3.1 IS-LM-EE模型的基本结构 |
3.3.2 财政政策与环境政策分析 |
3.3.3 扩展的IS-LM-EE模型 |
第四章 中国环境-经济周期与趋势的特征事实 |
第一节 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概述 |
4.1.1 环境污染与二氧化碳 |
4.1.2 指标说明与数据来源 |
第二节 环境与宏观经济数据构建 |
4.2.1 二氧化碳排放量 |
4.2.2 宏观经济数据 |
第三节 二氧化碳排放量-GDP的周期与趋势特征 |
4.3.1 趋势特征 |
4.3.2 周期特征 |
4.3.3 联动特征 |
第五章 中国环境财政支出增长原因研究—鲍莫尔效应还是恩格尔效应? |
第一节 引言 |
第二节 环境财政支出增长文献回顾 |
第三节 理论分析 |
第四节 经验结果 |
5.4.1 变量及数据来源说明 |
5.4.2 结果解读 |
5.4.3 稳健性分析 |
5.4.4 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 |
第五节 结论与政策含义 |
第六章 中国财政支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基于符号约束VAR模型 |
第一节 引言 |
第二节 财政支出的减排效应文献回顾 |
第三节 实证策略与指标数据说明 |
6.3.1 实证策略 |
6.3.2 数据来源 |
第四节 财政政策的减排效应分析 |
6.4.1 不同冲击下的碳排放效应 |
6.4.2 财政支出政策效应的进一步分析 |
第五节 小结 |
第七章 中国财政支出的绿色增长效应研究 |
第一节 引言 |
第二节 环境财政支出的绿色发展效应文献回顾 |
第三节 理论模型 |
7.3.1 中性税制 |
7.3.2 扭曲性税制 |
第四节 参数校准 |
第五节 财政支出的宏观经济与环境效应分析 |
7.5.1 稳态分析 |
7.5.2 方差分解 |
7.5.3 动态分析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中国环境财政支出的配置方式研究 |
第一节 引言 |
第二节 环境政策机制设计文献回顾 |
第三节 理论模型 |
第四节 参数校准 |
第五节 不同配置下的经济增长与减排效应 |
8.5.1 稳态分析 |
8.5.2 脉冲响应分析 |
8.5.3 情景预测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结论与政策含义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附录一 库恩-塔克定理 |
附录二 IPCC的温室气体排放系数——CO_2 (2006年) |
附录三 Matlab和Dynare程序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科研成果 |
后记 |
(8)稳增长和防风险双底线下的宏观经济——2016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2017年预测(论文提纲范文)
一、2016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
(一)当前宏观经济呈现底部企稳特征 |
(二)趋稳基础并不牢固,资产泡沫不断聚集 |
二、2017年预判以及经济运行中需要关注的发展困境 |
(一)2017年中国经济持续筑底 |
(二)经济运行中仍需关注八大困境,而诸多困境本质上与债务问题密切相关 |
三、中国债务尤其是广义政府类债务高于警戒线,债务风险已成为重中之重 |
(一)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总体债务规模快速攀升,债务水平在全球处于较高的水平 |
1. 总债务持续攀升,杠杆率已超过250%。① |
2. 从国际比较来看,总债务水平已处于全球较高水平。 |
(二)非金融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债务水平高企,结构性风险突出 |
1. 债务结构失衡,债务风险集中于国有企业部门。 |
2. 随着资源向效率相对低下的国有企业部门倾斜,非金融企业的债务风险更集中于国有企业。 |
3. 考虑了政府部分隐性担保责任的广义政府债务水平高达109.53%,远高于市场预期。 |
(三)在目前日本、英国、欧洲央行推行负利率的背景下,中国的利率中枢水平相对较高,企业付息压力相比而言处于较高水平 |
(四)居民部门杠杆率适中,但攀升较快,后续增长空间有限 |
(五)中国债务风险尤其是广义政府债务风险形成的原因分析 |
1. 刺激政策带来的巨量货币投放是主要原因。 |
2. 资本市场的不健全是杠杆率高企尤其是国有企业杠杆率高企的制度性因素。 |
3.“刚性兑付”幻觉和监管分割助推了债务不断滚动变大。 |
四、债务风险是否能够引发中国真正意义的经济危机 |
(一)目前,总体债务已处于“临界点”,需要警惕由此引发中国真正意义的经济危机 |
1. 从国际上通用的债务危机指标来看,中国相关指标处于较高水平,债务风险隐患较大。 |
2. 投机性及庞氏融资占比较高,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脆弱性上升。 |
3. 局部风险释放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市场冲击,市场信心恢复减弱了冲击效应。 |
(二)当前状况下,债务危机可能引爆的三种路径 |
1. 货币政策收紧带来利率上行,引发企业资金链断裂。 |
2. 资产泡沫破灭带来抵押品价值下降,叠加资本外流,引发流动性危机。 |
3. 违约事件集中发生,市场集体性恐慌,引发流动性枯竭,资金链断裂。 |
(三)需要防范由债务风险向债务危机演变 |
五、构建以稳增长、防债务风险为双底线下的宏观调控体系,防风险为政策核心 |
(一)战略思想要明确“稳增长、防风险”等逻辑顺序,政策基调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政策协调并进 |
(二)重视“稳增长、守底线”策略,稳步化解我国债务风险。 |
1. 通过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逐步化解高杠杆(分母的作用)的同时控制债务规模过度上涨。 |
2. 中国债务的核心在于政府,有必要维持政府信用,发挥中央财政的作用。 |
3. 完善国家及各级主体资产负债表,持续推进债务分类甄别工作。 |
4. 就解决企业债务而言,应将扩充企业股本上升为国策。 |
(三)长期来看,化解风险和稳增长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序且实质性推进 |
(10)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聚焦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论文提纲范文)
一、 从 《经济生活》 的角度分析 |
二、 从 《政治生活》 的角度分析 |
三、 从 《文化生活》 的角度分析 |
四、 从 《生活与哲学》 的角度分析 |
15. 阅读下列材料, 回答所提出的问题。 |
四、二○○○年宏观经济的八大特征(论文参考文献)
- [1]建党百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探索与创新[J]. 庞明川. 财经问题研究, 2021(07)
- [2]中国地区金融风险指数构建与实证研究 ——以四川省为例[D]. 龚孟林. 西华大学, 2020(01)
- [3]2019年宏观经济回顾与2020年展望[J]. 王小广,产健. 企业管理, 2020(01)
- [4]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D]. 徐浩. 南京大学, 2019(07)
- [5]长江上游地区产业布局及航运适应性研究[D]. 况照笙. 重庆交通大学, 2018(06)
- [6]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及其应用[D]. 吴琦. 湖南大学, 2017(06)
- [7]中国财政支出的绿色发展效应研究 ——基于环境宏观经济学视角[D]. 许文立. 武汉大学, 2017(06)
- [8]稳增长和防风险双底线下的宏观经济——2016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2017年预测[J]. 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毛振华,刘元春,袁海霞,张英杰.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7(01)
- [9]稳增长 促改革 调结构 惠民生 防风险——聚集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J]. 伍广强. 广东教育(高中版), 2017(01)
- [10]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聚焦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J]. 伍广强. 广东教育(高中版), 20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