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复苏之轮进入2004年

一、全球经济:复苏的车轮驶入2004年（论文文献综述）

王煜^[1]（2020）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对联合国政策探析》文中认为本文以美国与联合国的互动为分析框架,从联合国成立以来美国不同时期多边外交政策与联合国自身角色演变及主要机构改革两条线索出发,分析了冷战结束后美国对联合国政策的特点,并对两者互动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与展望。绪论部分提出研究对象和主要问题。首先提出本文研究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及相关理论工具。然后对国内外学术界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大致梳理,以此为基础提出本文的研究重点问题。第一章回顾冷战前美国与联合国的历史渊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美国对联合国政策的理论流派。第二章分析冷战终结对美国的联合国政策造成的冲击和影响,并由此明确贯穿全文的两条分析线索,一是美国国别线索,重在析清冷战终结对美国国内外政局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美国对待多边外交工具的态度演变及其国际组织战略特点。二是联合国发展演变线索,重在分析冷战终结对联合国角色的影响及联合国面临的改革压力。通过两条线索交织互动分析美国对联合国政策的双重性特点。第三章重点运用历史和比较分析方法,对冷战结束后美国各届政府对联合国政策进行逐一梳理。在回顾各届政府多边外交政策的理论渊源和现实背景的基础上,总结出美国对联合国政策的表象特征和内在动力。第四章重点运用案例分析,以美国对联合国具体事务的政策（包括秘书长人选、安理会改革、发展与人权问题,联合国会费等）为案例展开研究,一方面分析了美国的联合国政策对联合国机构的直接影响和效力,另一方面研究了美国与联合国互动中后者对前者存在的反作用,以及前者对此做出的反应。第五章尝试展望美国对联合国政策的未来发展趋势。重在分析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调整及其制约因素,以及现阶段美国对联合国政策的一系列变化可能对二者互动带来的深远影响。本文分析研究表明,美国对联合国政策存在较为明显的功能性定位,从政策表层看,美国对联合国政策在不断调整变化;但分析其内在动因则发现,美国从联合国擭取权力与利益的的本质从未改变,变化的只是维护利益的方式和手段。本文尝试梳理冷战结束后美国对联合国政策的“变”与“不变”,揭示美国利用联合国服务其国家利益的内在本质,探寻未来多边格局的走向与应对之策。

于红丽^[2]（2020）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就开始持续上升。美国作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国,自然愈发重视亚太地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国际体系开始发生深刻变革,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被空前重视。为应对国内外危机,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奥巴马政府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宣称要把全球战略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其目标是通过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和伙伴关系网络,加大亚太地区军事投入,参与并主导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以保证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防止崛起大国对美国主导权的挑战。“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冷战结束后首次遭到质疑。为了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开始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全面重视对其造成挑战的亚太地区。这一战略也是此后特朗普强化对华竞争的先声,是中美关系进行深度调整的前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的实质,也是奥巴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伸和发展。相比较特朗普“印太”战略推进进程的尚未完成,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显得更加完整,且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深入研究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可以让我们更客观理性地认识特朗普“印太”战略的实质。同时,对于我们有效应对美国亚太战略带来的挑战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目标、实施、评价及影响,分析了美国亚太战略的实质,以及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与特朗普总统新“印太”战略的联系与区别,论述了中国应对美国亚太战略的战略与对策。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分析,主要分析了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和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形成。首先,研究了全球国际体系出现的转型取向和亚太地区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美国的相对性衰落和中国的结构性崛起对于全球以及亚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其次,梳理了冷战后到奥巴马政府之前的美国的亚太战略,意在阐述美国亚太战略的连续性。最后,论述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酝酿过程,分析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从“重返亚太”到“转向亚太”,再到“亚太再平衡”所经历的演进过程。第二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与依托。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是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力主导,拓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扩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价值观影响。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美国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牢靠的同盟体系和霸权威望等战略资源可资利用。第三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奥巴马政府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首先,美国军事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提高美军在亚太地区“反拒止”和作战能力,降低对其他地区的战略介入。其次,巩固美国的亚太辐辏安全体系。其中包括优化美国亚太同盟体系,重塑安全伙伴网络等。最后,打造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新体系。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合作,扩展在本地区内的价值观同盟。第四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评价。首先,对“亚太再平衡”的本质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是“离岸平衡”战略传统的延续和“选择性干预”战略的强化,是两者的战略复合。其次,评价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成效,认为美国取得了一定的战略红利,但并没有达到既定目标,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且付出了巨大战略成本。最后,分析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系列国内国际反响,美国国内、亚太地区国家和全球其他地区国家对该战略有着差别化的反应。第五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与启示。“亚太再平衡”战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中国持续崛起的势头没有发生改变,导致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更趋消极。特朗普政府在同样重视亚太地区的前提下,改变了战略实践的风格与方式。美国对华战略思维更趋“冷战化”,放弃了“离岸平衡”的做法,更强调单边性质的强力施压,更重视军事手段的使用,其实质是对“亚太再平衡”战略否定之否定的加强版。“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我国因应“印太”战略提供了战略启示,我国应对美国对华认知有着清醒的认识,对美国的战略限度有着明确的判断,坚持核心国家利益的底线思维,坚定不移地发展国家实力,进一步加强经略周边以对冲美国的战略压力。

吴佳恒^[3]（2019）在《对德国鲁尔工业区衰退与转型的经济史视角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以来,世界各地各国都出现了传统老工业区衰退的普遍性问题,其中尤其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为明显,由于其工业化开始的时间较长,因此衰退的进程也来得最早,同时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也十分严重。这其中最为经典的便是德国的重工业核心——鲁尔工业区。作为德国乃至欧洲的工业火车头,鲁尔区的重工业在近百年的经济史和战争史中都占据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也因此被海内外所熟知。在上世纪中期,鲁尔区开始经历衰退,产业发展严重崩坏,失业等社会问题频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发展急速下滑。然而,在从上至下的半个多世纪的共同努力下,鲁尔区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升级改造,现在的鲁尔区已经重焕生机,可以说是老工业区转型升级的最佳参照蓝本。本文从经济史的角度切入,较为系统和完整的的分析回顾了鲁尔工业区从形成发展,到繁荣鼎盛,再到衰退落后最后重新转型崛起的整个经济历史进程,并深入分析了鲁尔区衰退的原因、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阻碍、转型过程中阶段性和进步性的策略变化,从中得出的启示对于全世界尤其是我国的传统老工业区的转型升级,具有借鉴性的意义。论文的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针对选题的背景和意义、论文的思路和研究框架以及研究的创新与不足进行了介绍。论文的第二部分是论文的理论基础概述和相关的文献综述,从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分析与经济史学以及产业经济学方面的生命周期理论对整篇论文形成理论上的框架支撑,其中以经济史与制度分析的结合为论文的主要理论基础。从论文的第三部分开始,按照历史的时间顺序对鲁尔区的经济发展路径进行详细的描述。论文的第三部分是对1750年至1830年期间鲁尔工业区的诞生形成进行的描述,从鲁尔区的地质状况和早期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的的初期转变说起,到1830年至1870年间鲁尔区在工业化和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初步发展状况,整体上属于鲁尔区起源阶段的阐述。论文的第四部分是对1870年至1914年间鲁尔区最为繁荣的时期的重点描述,从德意志帝国政府的强大到工业化的迅速扩张再到人口的急速膨胀,无一不彰显了鲁尔区此时的鼎盛。同时当然也有对鲁尔区1914年至1957年间两次经受世界大战摧毁随后又两次重建的描述,这一时期的鲁尔区经受了太多历史荣耀的加冕和战争的无情摧残。论文的第五部分是论文的核心部分,针对鲁尔区在1957年至1966年期间的衰退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探寻其走向衰落的各种原因。紧接着对1966年至今鲁尔区的转型过程进行了不同视角的分析和研究,其中这一部分的第二段再次将鲁尔区的转型进程依据经济史的角度分为了四个不同的阶段,详述了转型的阶段性差异,最后也对鲁尔区任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说明。论文的第六部分是分析鲁尔区的转型对我国传统老工业区升级改造的启示,首先对鲁尔区和我国的传统工业区进行了共异性的对比分析,再根据分析结果针对五个不同的方面提出了一些精简的建议。第一是需要尊重市场规律,转变政府职能,形成内生性区域发展机制;第二是调整产业结构,推动技术创新,构建多元化区位产业优势;第三是注重污染治理,整治土地环境,推动可持续资源开发利用;第四是加强人才培养,拓展就业渠道,实现有效的劳动资源配置;第五推进基建工作,注重城市功能,创造良好的金融投资环境。

崔月姣,曾越洋,崔静波^[4]（2018）在《中国汽车40年 下篇》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直以来,很喜欢《南方周末》的刊物定位语:"在这里,读懂中国。"细思之下,这句话用来述说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恰到好处。改革开放四十年,汽车工业的每一次起伏无不与时代的走向同频,与中国的发展共振。在这里,你可以握手时代,把脉中国。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二十年,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还宛若刚

李玉铭^[5]（2018）在《远洋航运与上海城市变迁（1850-1941）》文中研究表明上海远洋航运业在开埠之前虽已有发展,但范围却仅限于朝鲜半岛、日本等邻近国家。1843年上海开埠后,随着贸易重心由广州逐渐转移到上海,作为中西贸易运输载体的远洋航运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了上海。1850年英国大英轮船公司将伦敦——香港的定期远洋航线延伸到了上海,标志着近代上海定期远洋航运的历史正式开启。本文以近代上海远洋航运业发展过程中轮船企业的竞争、船舶的更替、航线的扩大以及远洋贸易结构的变革为主线,对近代上海远洋航运的发展与变迁进行了梳理与探究,并以此为视角来探讨近代上海远洋航运业在近代上海城市变迁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19世纪70年代以前,上海远洋航运业的经营者主要是在沪大洋行,他们凭借雄厚的实力垄断了当时上海的进出口贸易。在运输载体上主要是帆船,同时,为了提高效率争与夺市场,各大洋行争相使用了专门用来运输鸦片与茶叶的飞剪船。在货物运输方面,主要进口鸦片以及西方工业品,并以鸦片为主;出口方面则主要是中国的茶叶和生丝。1850年大英轮船公司开辟上海与欧洲间的定期航线,表明专业轮船公司开始介入上海远洋贸易,但直到70年代初,不管是大英轮船公司的一枝独秀亦或是与法国邮船公司、英国海洋轮船公司的“三巨头”争霸,由于轮船载重量小、运费高等限制性因素,专业轮船公司仍不是此一时期上海远洋运输的承运主力。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欧亚海底电缆的成功敷设以及轮船的大量使用等交通、通讯工具以及造船技术的发展与变革,使得上海远洋航运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自此以后,轮船逐渐代替帆船,成为上海远洋航运的主要运输载体,专业性的轮船公司也逐渐代替了在沪大洋行,成为上海远洋航运运输业的主要经营者。甲午中日战争后,上海远洋航运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这一方面表现为太平洋远洋航线的形成以及以上海为中心的全球远洋航运网络的形成。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变幻以及自身能力的衰落与发展,各国以上海为中心的远洋航运势力此消彼长,主要表现为由“一战”前的多国航运势力竞争到“一战”期间的英、日两国争霸,再到战后以英、日、美三霸并争为主的局面。随着远洋运输条件的改善与发展,远洋运输货物在此一时期亦发生了彻底的变革,进口方面逐渐由鸦片、西方的轻工业品转换成了机器设备、化工产品、燃料、五金器材等生产资料;出口方面也逐渐由生丝、茶叶转换成了其他农副产品以及部分工业产品。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的远洋航运业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虽因战事爆发,大部分远洋轮船公司曾一度暂停了上海的远洋业务,但随着战事转移,上海的远洋航运业很快又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发展程度甚至一时超过了战前。日本战后在完全控制中国内河航运、沿海航运的情况下,却唯独没有阻断上海远洋航运的原因是为了将上海作为战时战略物资的中转站,这是日本在战时为了尽可能的获取战略急需物资,以达“以战养战”目的,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远洋航运是直接沟通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的纽带与通道。在当时社会条件限制下,是远洋航运的船舶逐渐将西方先进的制度、理念、文化等西方文明带到了中国,进而使古老的农业文明开始与先进的工业文明开始发生碰撞。同时,也是远洋航运的船舶将中国的一批批茶叶、丝绸以及其他一些大宗的原料产品带入了西方社会,进而使东方文明开始逐渐的融入西方社会。作为近代远洋航运中心的上海,其同样充当了沟通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的重要角色,在这种沟通与交流中对于上海本地传统航运业、对于近代上海的港城建设等各方面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近代上海远洋航运业是在国力衰微、航运主权旁落的情况下,主要有外资轮船企业经营的,因而具有一定的殖民性与掠夺性。但另一方面,近代上海远洋航运的发展也使得上海作为一座枢纽性城市成功的将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了一起,在近代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随着远洋贸易的不断深入,将上海乃至中国带入了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之中。

皇甫睿^[6]（2018）在《从传统到现代：生态扶贫语境下的生计变迁研究 ——以湘西保靖县黄金苗寨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随着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的凸显,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的中国,近年来提出“生态扶贫”的扶贫方针与政策,受到世人的关注。“生态扶贫”概念的提出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同时也是当今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若要正确理解“生态扶贫”的内涵,找到合适的“生态扶贫”路径,首先应该对此前的扶贫理论、指导思想、扶贫手段等进行全方位的梳理。此前中国的相关决策者、执行者和专家学者从扶贫理论的建构到扶贫路径、手段的选择与实施,都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同时也获得了一定成就。此前的相关研究,主要受西方发展经济学“现代化理论”的影响深远,该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应该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文化价值观等,完成“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并将这样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扶贫实践,进而衍生出“梯度理论”、“工业反哺农业”、“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等相关理论指导思想,辐射出农业的现代化、工业化发展模式,以及“企业公司+农户”的帮扶措施等。然而,面对的结果却是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仍然没有获得根本上的解决,反而还伴生了更多的社会问题。那么,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思想是否适用于中国国情,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农业发展和“生态扶贫”实践,则值得深入探讨与反思。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产生于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将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其研究对象,旨在拉拢、控制这些国家站在自己阵营,以在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对峙中获得有利地位,甚至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而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多民族融合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下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发展经济学应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扶贫开发显然都不合时宜。当下,中国的十四个连片贫困特区大部分位于少数民族地区,也基本处于传统的第一产业区,其生态系统和文化系统存在显着的差异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推行的扶贫开发必然是凭借汉文化对异文化区域所从事的开发活动,必然涉及跨民族、跨文化、跨区域的活动事项。从生态民族学的视角来看,不同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与稳态延续,是各民族成员在其所处的生态系统中,在超长的历史时段内,为满足当事民族全体成员生存与繁衍的需求,凭借各民族文化在对当事民族的生态系统进行不断适应、改造与利用的产物。这样的民族共同体,即为斯图尔德所称的“文化生态”共同体。“文化生态”共同体是一个个相对独立完整的自为体系,必然表现为在自身特有信息系统的节制下,不断从外界获取物质与能量,而进行的有序、有节制的交换与重组。各民族的文化系统正是其自身特有的信息系统,是维系整个共同体自为体系自我运行的内生动力,也是“文化生态”共同体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网状交织的粘合剂。这样的文化系统同时也会受到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制约与模塑,而不会肆意干预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因而,该文化系统中共同体成员的观念意识,一方面会受到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制约,另一方面则会引导共同体成员选择某种资源利用方式（经济样式）,从而使得共同体内部逐渐形成与之相适应和匹配的技术系统和组织系统。这样的“文化生态”共同体必然具有特定的地域性、特定的民族归属性、整体性、功能性和稳定性等特点。历史证明,“文化生态”共同体能够稳态延续上千年的基本前提是,以其特有文化为主导,推动共同体内部的有序运行,并维系其共同体基本结构的稳固。可见,这些地区的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绝对不是纯经济问题,也绝对不能凭借单一的经济手段或措施来加以解决。论文主要由七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主要针对当前扶贫工作中遗留的负面问题进行阐述,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国内外动态进行文献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生态扶贫”的全新理解和认识。第二至第五部分,将湘西保靖县黄金苗寨作为研究对象,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共同体,以其几百年的生计变迁为切入口,分别从历史进程、生态背景和文化变迁的三个维度,深入分析该苗族村寨每一次生计变迁的内外部动因和时代背景,探明变迁前后两种生计方式之间的传承、变化关系,揭示生计变迁后相应社会制度框架下的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最终发现,当这个“文化生态”共同体当面临来自外部力量的冲击,其力度与方式没有触碰共同体的内部核心结构,共同体的文化系统则有自主能力随即做出相应的调整,在传统生计的基础上适当吸收、改造外来文化因子为其所用,这样并不会阻碍或扰乱共同体内部的自行运行,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也并不明显。而当外来因素对这些特定区域、特定人群所拥有文化系统的核心结构改变或破坏,传统生计自然遭到摒弃,那么共同体内部的自我运行则会受阻,表现为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显着。特别是在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在中国形成的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发展思路,应用于农业发展和扶贫实践工作,会导致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陷入恶性循环之中。通过结合历时态和共时态的研究分析,一步步破除西方的发展主义神话,揭示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在中国扶贫开发中的虚伪面具。第六部分针对前面的论述研究,对黄金村今后的扶贫发展路径提出建议。最后一部分得出结论,西方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西方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农业发展和“生态扶贫”;中国的“生态扶贫”应该从国情出发,摆脱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束缚,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人类本身就置身于千差万别的文化系统和生态系统之中。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是要将各民族文化化异为同,也不是求同存异,而是在承认并尊重各民族文化间存在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各自擅长的方式和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来参与人类现实整体性、多元一体化的宏伟叙事。传统的并不都是糟粕,对贫困地区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吸收和保留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共同体成员所生息的生态系统健康、稳定、有序运行的基础上,去考虑如何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接轨,而不是为其寻找一个并不适合的“替代方案”。以此为鉴,旨在为当下的“生态扶贫”提供全新的思路与有效借鉴,促进“生态扶贫”终极目标的实现,以及推动现代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

王建竹^[7]（2017）在《拉各斯的增长与规划过程研究 ——对非洲巨型城市的观察》文中提出关于非洲城市和城市规划的研究成果仅见于国外文献,对中国而言尚是未知领域。伴随持续的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全球人口规模和空间分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预计到2050年全球城市化率将突破66%,届时将有25亿新增城市居民,而其中近90%的增长集中在非洲和亚洲。非洲,作为城市化程度最低的大陆,其城市化速度远快于世界其他地区。高速增长作为非洲城市的重要特征,对其城市规划和管理提出了巨大的需求与挑战。能否对城市增长实现有效的管控和治理,关系到非洲乃至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的成败。本文以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大城市——尼日利亚拉各斯为研究对象,从多个维度探究城市的增长与规划过程:对不同时期城市增长的现象、模式和动力,城市规划的内容、干预和影响进行剖析;采用遥感技术、神经网络-马尔科夫链复合模型等方法对拉各斯巨型城市区域的增长进行定量分析与预测;基于发展规划、规划许可等对城市规划和增长管理的效果和影响进行分析和评述。独立以来拉各斯经历了爆炸式增长,从1963年的66.5万人到1995年突破1000万人,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巨型城市。2000年以来城市增长全面突破拉各斯州边界,蔓延到奥贡州;预测2015至2050年,75.81%的新增建设用地将位于拉各斯州之外。未来拉各斯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以拉各斯为核心的大伊巴丹-拉各斯-阿克拉巨型城市群将成为非洲大陆人口集聚的重点区域。当前拉各斯的开发以低层高密度为特征,新增用地以居住用地为主,道路与交通设施、商业、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绿地与广场等用地相对不足。政府保留地的再开发由私有部门驱动,以高强度的商业、混合用地开发为主;内城土地利用呈现拼贴式、碎片化的特点;郊区多是以居住功能为主的卧城,以高密度的非正规住区开发为特征。研究表明,拉各斯巨型城市呈蔓延式增长,在用地性质和开发强度管控、基础设施和住房供给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与挑战,尚未实现现代主义功能城市。城市增长管理失败的原因主要包括:国家在规划执法与行政方面能力不足、效率低下,规划法律体系无法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各级政府缺乏能力建设规划机构,缺少国家空间规划框架;拉各斯现行发展规划的覆盖和管控范围不足,大部分城市增长处于无规划、无管控的状态;发展规划与开发控制脱节,开发控制难以得到切实执行,反映出拉各斯自下而上的增长动力与自上而下的治理能力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现行土地利用与规划体系存在制度障碍,阻碍了发展规划和开发控制的有效实施。

周定财^[8]（2017）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协同治理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的深入推进,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市场机制转换、社会快速转型的大变革之中。在这一变革洪流中,社会不断地由单向度向多向度、价值由一元向多元的方向发展,传统的官僚制日趋式微,社会日益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经济与社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和管理。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总统为先导,西方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政府改革运动,涌现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等指导政府改革的理论。他们试图以上述理论为指导,以政府再造为手段来解决当时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中国也拉开了政府改革的大幕,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由此而推动我国全面进入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时期。随着公民社会的崛起、公共空间的拓展以及公共事务复杂性的增强,一方面是政府单一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已显得捉襟见肘,另一方面是包括公民、企业、社区、社会组织在内的多元主体积极地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来引导社会管理由政府单一管理向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转变,以此来解决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志愿失灵问题。于是,协同治理应运而生。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的战略任务,并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了“16字”的社会管理格局,并进一步指出要“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从而在制度建设层面上规范化地推进协同治理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在原有“16字”社会管理格局基础上,重视“法治保障”建设,从而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这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协同治理的实现为研究目标,以后工业社会为研究背景,以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协同治理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实践形态、协同困境、生成机理、域外经验借鉴、具体协同路径为叙事脉络,通过规范分析法、系统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多案例研究法等研究方法,论述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协同治理问题。具体来说,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论述:首先,核心概念的界定和理论基础的阐释。在对“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和“协同治理”两个核心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两者的相关性问题及协同治理对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解释力。同时分析了本文研究的四大理论基础,即系统论和协同论、治理理论、“巧匠”理论、整体性政府和无缝隙政府理论。其次,阐述了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协同治理的基本形态。府际协同是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协同治理的“方向盘”和“发动机”,属于政府治理的内聚性要求,有利于提升基层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治理能力,透过治理过程的协同加强沟通、提高信任并发展更为多样优质的备选治理工具。基层政府与社区、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之间的协同是基层政府治理在体制内有效协同的基础上进行的外向性拓展,属于跨域协同,是对府际协同的有效补充,有利于很好地解决当下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社会公共问题。再次,阐述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协同治理的困境及生成机理。从主体地位不等、协同动力不足、权责关系不明、拥有权力不均四个方面分析了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协同治理面临的困境,并分析了上述困境的产生原因,其中协同惰性是困境生成的客观因素,信任阙如是困境生成的主观因素,机制缺失是困境生成的动态因素,制度滞后是困境生成的静态因素。最后,阐述域外协同治理的经验启示及我国加强基层协同治理的具体路径。英国、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在协同治理方面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制、机制、制度乃至法律,产生了巨大的协同效应。借鉴域外协同治理经验,可以从协同平台、协同主体、协同机制、协同方式和协同环境五个方面来推进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协同治理。

王琼^[9]（2016）在《中国共产党在大国博弈中的执政方略定位研究》文中认为执政方略是政党治理国家的总体政治决策和战略布局,是执政党为了实现一定的执政目标,而采取的执政思维和执政布局的总和。执政方略决定着执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行动导向,是执政能力和执政智慧的全景式展现。然而,执政方略在形成之后并不是一成不变、不可移易的,它会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内部状况的改观进行完善。执政方略定位就是基于治国理政内外部条件变化而作出的战略抉择,包括目标的确定、思维的转变和布局的调整等。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在大国博弈中的执政方略定位研究为题（特指全面执政时期,局部执政时期不在本选题的研究范畴内）,考察大国博弈作为一项严峻的外部环境考验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定位产生的深刻影响,探寻大国博弈中提高执政方略定位准确性的重要思路。政治系统分析方法是本文主要运用的分析框架。试图通过逻辑的辨析、历史的实证、要素的分析来厘清执政方略定位与大国博弈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最后从认识规律走向运用规律,以历史纵深和全球视野来思索执政中国的重要命题。在执政方略行为系统分析模型中,世情、国情和党情是对执政方略定位产生影响的外部压力源和扰动力,基于环境改变确立的执政方略定位又会“反转”改变系统的外部环境。在作用与反作用的循环交互与动态平衡中,执政方略定位不断调整,才能够从容应对外部环境考验。在所有的世情因素中,大国博弈格局变化当属最重要的考量,各国以国家层面的价值观念和自身利益的维护获取为导向进行策略选择,形成博弈中的冲突较量。大国博弈合纵连横,牵引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多根神经,是纷繁复杂的领土纠纷、军备竞赛、贸易冲突等国际争端背后最重要的主导力量。并且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互动明显,国际微小的动向往往会映射到国内,引起执政方略定位的重大变化。历史的实证分析,在两极格局演化期、新旧格局转换期和全球秩序重构期,中国共产党曾经以准确的执政方略定位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社会主义低潮中经受住了和平演变的考验,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取得了一系列执政成就。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定位也曾经有过失败的教训,由于对内外部环境压力判断失误或反应过激而形成的“左”倾理论与实践,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回顾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探索历程,正是那些符合时代特征、国情国力和民心诉求的执政方略定位推动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向前。在从立国、富国走向强国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学习、不断反思、不断调整、不断完善”,以自身的转变和提高来回应外部环境的考验。基于要素的分析总结,政治摩擦、利益冲突、军事较量、文化渗透和制度竞争是影响执政方略定位的大国博弈要素。大国博弈要素影响执政方略定位的方式是多样的,如单一要素构成的挑战、要素集合体形成的冲击、博弈胜出者的示范效应、博弈失利方的经验教训等。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考验,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提高自身的适应性来予以回应,趋利避害、独立自主和争取支持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国博弈中的主要行为选择。如何在大国博弈中提高执政方略定位的准确性,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基于历史和要素的分析梳理总结,要从以下四方面做起:一是要全面总结执政历史经验,包括执政目标的确定要紧紧抓住治国理政的主要矛盾、执政思维的转变要体现政党现代化的趋势、执政布局的调整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依据;二是理性分析大国博弈格局,既要分析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也要分析大国关系和中国的周边环境;三是客观评估自身综合实力,包括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的博弈能力;四是着力构建大国战略观念,自信从容的大国心态、韬光养晦的智慧谋略、和平崛起的路径选择和全球治理的责任担当,是中国在大国博弈中实现执政方略准确定位所应有的态度和责任。世界上几乎没有人能够逃避国际关系对其生活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更不可能孤立于全球化浪潮而关起门执政。关注全球热点,回应世界关切,是在全球化条件下执政的基本要求。在复杂的大国博弈中适应、改变、创新、胜出,是确立执政方略定位的重要遵循。从革命到执政,从计划到市场,从封闭到开放,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核心决策者和执行者,党的建设是国家建设的重要推动力,执政方略定位体现着政党意志与国家治理体系的紧密联系。大国博弈中的执政方略定位,是从规律层面对国家发展进路的全盘构思,是“治理什么样的国家,怎样治理国家”的整体计划。虽然不能够选择执政环境,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可以通过道路的抉择、模式的转换、方略的定位,建立起真正有助于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架构,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孙伟^[10]（2016）在《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以来美澳同盟关系的演变研究》文中指出美澳同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具有最多共同点的同盟。澳大利亚在和美国结盟以后参加了美国发动的每一场主要战争,堪称美国在该地区最亲密的盟友。这个中等强国被美国视为其亚太战略的“南锚”。奥巴马政府开始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澳大利亚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而随着中国崛起和中澳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中澳政治关系却并没有因此而发展得更加顺利。在这种背景下,研究澳大利亚的对美政策对于中国制定其周边战略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深究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以来美澳同盟关系的演变过程总结出美澳同盟关系的特点,评价美澳同盟对澳大利亚国防和对外政策的影响,并且对影响美澳同盟将来走向的因素进行分析。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对和本文题目有关的官方数据与报告、美国和澳大利亚领导人的演讲与谈话、国内外广大学者们的论文以及学术着作等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比较、综合与归纳,通过对这些文本的解读来还原历史事实、发现规律和解释现象,最后再得出自己的结论。此外,本文还使用了历史学、经济学以及国际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进行了交叉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是通过综合同盟理论各派观点包括传统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同盟理论来阐述同盟、同盟视野和追随这三个基本概念,同时尝试用威胁认知、意识形态、权力、地缘政治特征、利益、制度和认同等主变量来研究同盟的建立、持续和发展,并且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对同盟的价值进行评估。第二章也构成了全文的理论框架。第三章追溯了澳大利亚参加越南战争的根源。冷战开始以后澳大利亚积极推进前沿防御战略,因此参加了由美国组建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希望在远离澳大利亚本土的印支半岛遏制中国。对于美澳同盟来说,东南亚条约组织是对《澳新美安全条约》的补充,使得美澳同盟关系有了双重保险。第四章则涉及澳大利亚出兵南越的原因、卷入越南战争的过程以及越战失败对美澳同盟关系的影响。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参加越南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前沿防御战略。澳大利亚政府认为通过支持美国的越南政策可以保证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这有利于澳大利亚的安全。此外,由于在马来西亚联邦与荷属西伊里安问题上和印尼关系紧张,为了让美国在将来可能发生的澳——印尼冲突中保护自己,澳大利亚参加了越南战争,此举可以被视为一种保险政策。随着美国在越南的失败,澳大利亚不得不开始反思和修正本国日益僵化的对美政策。第五章分析了美澳同盟关系在冷战转型期的调整。澳大利亚在惠特拉姆时期尝试推行独立外交政策,使得美澳同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松动,但这只是同盟范围内的一种自主。美澳同盟关系在弗雷泽执政时期特别是在前苏联于1979年侵略阿富汗以后又得到了加强。本章还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新同盟的裂变,美澳同盟关系并没有受到其影响。第六章研究了冷战后美澳同盟关系的演变。由于共同威胁的消失,美澳同盟在冷战结束以后一度处于漂流状态。澳大利亚在基廷执政时期积极地接触亚洲并且促进地区安全合作。但是霍华德上台后又提升了美澳同盟关系,使其聚焦于澳大利亚领土之外的地区安全问题。9.11恐怖袭击发生后,澳大利亚积极参加美国的反恐战争,美澳同盟关系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蜜月期。美国奥巴马政府推行重返亚太战略以后美澳同盟关系进一步得到加强。冷战后澳大利亚开始在中美之间进行均衡外交,基廷政府的尝试在霍华德执政前期一度被逆转,但是在霍华德执政后期,澳大利亚的均衡外交政策表现得日渐明显。不过美国重返亚洲以后,澳大利亚实行均衡外交政策的空间受到限制。第七章是结论,总结了美澳同盟的两大特点即两国在力量上的不对称和地位上的不平等。由于美澳同盟的存在,澳大利亚很难有真正独立的外交与防务战略。它追随美国的最重要原因是为了保障本国的安全和生存,其次才是获取额外的利益。澳大利亚因素、美国因素、中国因素和东盟因素都会对美澳同盟的未来走向产生影响。

二、全球经济:复苏的车轮驶入2004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球经济:复苏的车轮驶入2004年（论文提纲范文）

（1）冷战结束后美国对联合国政策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2）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对德国鲁尔工业区衰退与转型的经济史视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远洋航运与上海城市变迁（1850-1941）（论文提纲范文）

（6）从传统到现代：生态扶贫语境下的生计变迁研究 ——以湘西保靖县黄金苗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拉各斯的增长与规划过程研究 ——对非洲巨型城市的观察（论文提纲范文）

（8）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共产党在大国博弈中的执政方略定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以来美澳同盟关系的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全球经济:复苏的车轮驶入2004年（论文参考文献）

• [1]冷战结束后美国对联合国政策探析[D]. 王煜. 外交学院, 2020(08)
• [2]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D]. 于红丽. 吉林大学, 2020(08)
• [3]对德国鲁尔工业区衰退与转型的经济史视角研究[D]. 吴佳恒. 深圳大学, 2019(10)
• [4]中国汽车40年 下篇[J]. 崔月姣,曾越洋,崔静波. 中国机械(汽车世界), 2018(07)
• [5]远洋航运与上海城市变迁（1850-1941）[D]. 李玉铭.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9)
• [6]从传统到现代：生态扶贫语境下的生计变迁研究 ——以湘西保靖县黄金苗寨为例[D]. 皇甫睿. 吉首大学, 2018(01)
• [7]拉各斯的增长与规划过程研究 ——对非洲巨型城市的观察[D]. 王建竹. 清华大学, 2017(02)
• [8]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协同治理研究[D]. 周定财. 苏州大学, 2017(06)
• [9]中国共产党在大国博弈中的执政方略定位研究[D]. 王琼.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10]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以来美澳同盟关系的演变研究[D]. 孙伟.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标签：亚太再平衡战略论文;  上海规划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世界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