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化解农村社会矛盾六招（论文文献综述）
彭勃,杜力[1]（2022）在《“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
刘伟,王柏秀[2]（2021）在《村组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进路与逻辑》文中指出如何实现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的"实际在场"是党建引领的关键所在。研究个案从创新组织设置着手,以加强党小组建设为重点,将党小组建在村民组上,构建了"党小组+村民组"的村组党建模式。村组党建是政党基层组织在重塑自身组织结构的基础上,以组织嵌入方式实现党组织在基层社会"实际在场"的重要途径。在实践中,通过加强党小组建设、构建党建活动阵地、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等方式,提高了基层党组织建设水平;同时,以组织嵌入和空间吸纳为依托,实现了基层党组织在乡村社会场域中的"实际在场",为党组织引领社会治理提供了途径与平台。在未来实践中,应在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自身治理能力的同时,重构党组织与基层社会之间的联系,重建党社共同体,推动基层党建与乡村社会的共同发展。
张国磊,黄六招[3]（2021）在《中国基层社会治理70年：向度、限度与创新》文中研究指明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有效",不仅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制度设计要求,也是回应城乡社会各种诉求的政策实施目标。基于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对70年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内容分析,可以发现:既有研究呈现出从宏观的理论建构到微观的个案分析、从内涵解释到多维度拓展、从抽象化主题论述到具体化逻辑演进的总体向度。虽然从城市到农村,再到城乡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日渐完善,但也存在一定的限度:过于关注政府的主导作用而忽视对基层民众的主体责任意识的培育,使得基层社会治理陷入"内卷化"困境。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取向主要从治理理念、治理过程、治理规则与治理方法四个维度进行"全过程"变革,以期推动基层社会走向"政社合作共治"之道。
王琦[4]（2020）在《昌乐县平安乡村建设中多元主体参与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老百姓亘古不变的期盼,平安是各级地方政府必须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产品,更是民生需求最基本的体现。要想实现乡村振兴工作,首要做好平安建设,平安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基层面临各种治理问题和矛盾危机,突出表现为自然资源短缺、人居环境条件恶化、基层公共事务衰败、基层公共服务短缺等诸多问题。因此,需要加大平安建设投入力度,采取更加主动、积极的方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才能够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更好理顺政府、公众、非政府组织等参与者关系,才能适应当前变革和发展的新要求。本文在进行选题背景、国内外文献综述以及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研究基础上,从昌乐县平安建设开展情况、昌乐县平安乡村建设中多元参与主体情况、目标三个方面阐述乐县平安乡村建设中多元主体参与现状,指出昌乐县多元参与平安乡村建设存在政府与其他参与主体参与程度不对等、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公众参与不高、基层干部业务能力差、基层部门欠缺联动、非政府组织参与度不够、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等问题,并从政府、公众参与、非政府组织参与、企业参与等方面进行昌乐县多元参与平安乡村建设问题原因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而从加强政府理性决策、因地制宜制定政策,创新公众参与方式、引导公众积极参与平安乡村建设,理顺政府内部关系、促进部门间协同配合,发挥基层组织实效性、配齐配强人员力量,引入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提供政府不足的专业服务等方面提出加强多元参与平安乡村建设的对策,完善补充昌乐县平安乡村建设中“一核多元”的参与机制。
田天亮[5]（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文中研究指明毛泽东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社会主要矛盾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占据支配地位、发挥主导性作用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形式和外化表现,是标注社会发展历史方位、揭示国家基本国情、体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特定范畴。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基础上,党才能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辟中国特色社主义新道路、迎来民族复兴新征程,才能推进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进入新时代,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党和人民面临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依然十分繁重,要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就必须深入研究和掌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规律,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成功经验。本文坚持整体性的研究视角,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为研究目标和任务,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共党史等学科研究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的基本条件、认识的发展历程、理论内涵、价值评价、基本特征及经验启示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地分析和探讨。引言主要阐释了本研究所涉及的基本概念、范畴及相关命题,概括了选题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思路、创新与不足之处,同时对“矛盾”、“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等概念及相关命题进行了科学界定。第一章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的基本条件。本章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中国古代哲学的矛盾思想等其他思想理论,是认识产生的理论渊源;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探索,特别是在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过程中推进了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认识的产生提供了历史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我国基本国情及其阶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自身状况及认识能力的变化,是认识产生的现实条件;东欧和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探索社会矛盾问题的经验教训,是认识产生的重要国际借鉴。第二章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进程。本章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程度作为划分阶段的标准,集中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所经历的“重新认定”、“逐步深化”、“重大突破”三个比较大的发展阶段进行了概述,重点分析了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新时代”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两次重大判定”,力求既能从整体上揭示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全貌,又能凸显不同阶段的认识特点。第三章归纳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所涵盖的理论内涵。本章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双方及其关系变化的揭示,阐明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涵及其变化,揭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关系;通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及其表现、地位及其作用、变化规律等问题的总体把握,揭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属性及其表现;围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所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战略、路线、方针和政策,则从多重向度上回答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路径。本章还对“新旧”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社会主要矛盾同初级阶段、新时代的关系”以及“党在十八大前后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内在关联”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第四章阐释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矛盾认识的价值意义与基本特征。本章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评价理论,建构起融理论创新、实践论证、揭示现实、引领未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评价体系,从多重向度上分析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取得的重大成果,同时阐明了完善和发展这些认识所应坚持和努力的方向。在认识特征的把握上,从前进性与上升性、总体性量变与阶段性质变、党性与人民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继承性与发展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世界性与本土性相统一的角度,归纳了认识的基本特征。第五章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经验启示。本章认为,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必须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根本指导,坚持以全面认识和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及其变化为主要现实依据,坚持在我国社会矛盾全局中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坚持以不断推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为主要目的,坚持将中国共产党作为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领导核心。结论部分在对全文内容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总结了本文的主要观点,同时也对深化本研究作出了进一步的展望。
石立春[6]（2019）在《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文中认为强化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专门研究,既是关注现实社会状况、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客观要求,又是立足当前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深思重大理论问题的题中之义。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工作的系统开展,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网络民粹主义认知的系统性与全面性,进一步丰富发展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乃至于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从实践层面上来说,有助于网络民粹主义疏导工作实效性的提升,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为全球治理能力提升提供经验借鉴。当前,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呈现出激流勇进的演绎态势,这与国内外大环境密切相关:民众政治参与觉醒中责任问题备受关注、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以及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等。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以酿发舆情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将1994—2009年视为以贴吧、博客等为主要载体的舆情爆发阶段,将2009—2012年视为以微博为主要载体的民众狂欢阶段,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以来视为新时代公民政治心态民粹化阶段;可以划分为贫富对抗（如“杭州飙车案”,2009）、官民对立（如“我爸是李刚案”,2010）、反智主义（如“复旦大学黄山门”,2010）、底层叙事（如“夏俊峰案”,2011）、裹挟爱国主义（如“反日保钓游行”,2012）以及环境保护（如“什邡钼铜事件”,2012）六种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不同阶段的网络民粹事件呈现出不同的演绎态势,不同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具有着不同的演绎特征。从诱发要素上来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复杂矛盾的持续浇灌,是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发的前提与基础;部分民众在社会进步中迷失信仰、在物质丰裕中失去幸福、在追求理性中集聚戾气、在感恩时代中滋生怨恨,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演绎的重要因素。从时代表征上来说,在诱发因素维度,坚守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重点关注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深度演绎的首要特征;在叙事方式维度,强调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实现道德情感主义式的群体认同与大众狂欢,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不断演绎的重要表现;在社会影响维度,衍生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诱发阶层鸿沟与社会撕裂,成为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持续演绎的又一特征。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关注弱势群体、强化网络监督以及提升公民政治素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是,相对于其正面价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激流勇进所带来的重大社会危害,更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以底层、哄客、对抗叙事为演绎手法,将矛头直指官员、富人、警察以及专家学者,与民主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必然构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工作的严重干扰,消解社会精英权威,诱发政府公信力失范危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掌握社会资源精英群体的仇视,形塑出对官员、富人、警察、专家等群体的“仇+”心理,对普通人生活的浪漫化描述以及普罗大众崇拜,与民族主义相合流的极端演绎态势,势必进一步助长社会上的暴戾之气,极易诱使民众在形塑极化心理中走向零和博弈,背离社会理性平和的发展方向;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二元对立话语方式的推崇,将进一步深化社会阶层间的信任危机,激化民众间的阶层对立情绪,势必进一步拉大社会阶层间的隔阂,诱发社会分裂;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均贫富”观念的推崇,误导民众将共同富裕与平均富裕、同步富裕,共享发展与平均发展、齐步发展相等同,主张通过对内“清算原罪”、对外“清理外资”来实现共享发展,实则是对实现共享发展方式的错误选择,鼓动非理性、非法治式的共享发展,破坏社会秩序、损害法律权威,必将动摇当代中国共享发展之基、危及共享发展之路。鉴于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是民粹主义全球性泛滥与区域本土化进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尚需借鉴参考国外应对民粹主义的经验教训。在苏俄,列宁采取“以激进对激进”,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社会革命党化,保持一种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迅速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最终在十月革命中掌握了政权。但是,苏俄应对民粹主义的教训又是惨痛的,社会民主党依靠比社会革命党更激进的革命策略,赢得革命胜利,但胜利之后,未能及时清算激进革命策略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继续推行更加激进的方针、策略,导致苏俄在“激进→更激进”的道路上积重难返,最终深受斯大林模式消极因素所害而沉疴难愈,这实质上是前苏式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斗争的失败。在拉美地区,以庇隆主义为代表的民粹派领袖,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采取迎合底层民众、短期效益良好的民粹式政治经济策略,往往能迅速赢得广大城市劳工的支持,但是,这种“寅吃卯粮”、“涸泽而渔”的政治经济政策,使得国家逐渐陷入政治、经济恶性循环之中,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在中东欧地区,匈牙利等国家在社会剧烈变迁进程中,承继本国政治文化传统,契合经济社会实际状况,形成了劣质但能抵御危机的民主体制,成功规避了类似于拉美民粹型威权独裁统治的生成,这也可视为应对民粹主义的成功经验,虽然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并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其应对民粹危机的方式,仍值得我们多加参照。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步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践行人民主体思想,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防御性与竞争力、权威性与吸引力,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持续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导民众形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认同,从而在消解网络民粹主义利益诉求中彰显社会公正。当前,人们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阶段,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正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的必然性与存续的长期性,基于世界民粹史纵向审视、基于全球视野横向对比,认识到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需要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强化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科学研究,实现对网络舆情中民粹元素的精准识别、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演绎态势的跟踪分析,从而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疏导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需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公民教育,培育负责而又积极的新时代公民,强化公民社会心态引导工作,助推公民理性参与政治意识与能力的提升,实现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聚焦社会问题,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着力解决易于诱发网络民粹事件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重点清理易于引发公权力质疑的相关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充实人民获得感、保障人民幸福感、增强人民安全感,进一步压缩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空间;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干扰,从而在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正中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新时代网络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提升治理实效性,消解网络空间的暴戾之气、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营设良好环境。
方媛媛[7]（2019）在《建国以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知发展及其基本原则》文中提出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转化,这是自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党首次改变社会主要矛盾的阐述,也是党根据社会现实作出的正确判断。这也就意味着在新的时代方位上,党和国家需要根据转化了的社会主要矛盾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道路上,党有过正确的认知也有过偏离和失误,惨痛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如果不能正确认知社会主要矛盾,将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损失,甚至引发巨大的灾难。社会矛盾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对于指导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矛盾错综复杂,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存在诸多矛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矛盾进行了艰难的探索,根据中国社会现实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在新时代,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转化了的社会主要矛盾,立足现实,关注社会发展难题,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艰苦奋斗,创造美好生活。本文主要分为绪论和正文两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针对本文主题进行背景分析,总结现有研究成果,为文章写作提供基础。正文部分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主要阐述建国后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知变化过程: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并在我国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八大作出的客观判断更显示出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视度,但没过多久,党就因“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误将思想认识上的差异上升为阶级间的分歧,以致引发十年动乱,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不能重蹈覆辙;改革开放以来至十九大召开之前,党一直坚持和完善十一届六中全会宣告的矛盾表述,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基础,使得社会各项事业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诸多成就,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新时代,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科学揭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不是领导层的突然想法,具有深刻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而党和国家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也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相关政策文件的制定都需要从变化了的社会主要矛盾出发。尽管如此,社会主要矛盾在根本上没有发生性质的改变,依然是生产与需要间的矛盾,而且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的矛盾,是对原社会主要矛盾的补充和发展。最后,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正确认知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原则,在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我们要从矛盾分析法出发,找出主要矛盾,从主要矛盾入手寻找解决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立足中国国情;要以人民为中心,以实际行动满足人民需求,创造美好生活。
石剑宝[8]（2018）在《乡镇干部职业压力研究 ——以西部Y县为例》文中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的飞跃发展和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更加关注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同时也对基层政府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的验测标准。乡镇干部作为与民相通、为民服务的主力军,是党和国家在乡镇基层治理的代言人。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大力发现储备年轻干部,注重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培养锻炼年轻干部,源源不断选拔使用经过实践考验的优秀年轻干部,要关心爱护基层干部,主动为他们排忧解难。而在一些基层乡镇地区,乡镇干部艰苦奋斗、默默地为基层发展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但是也处于工作压力大、经济困难、前途迷茫以及无暇顾及家庭的困境中,默默地承受着不为人们所认知的职业压力。乡镇干部职业压力是指乡镇干部在乡镇基层工作中,由于工作性质特殊性、外界环境刺激、人体主体特征差异等的交互作用而产生或形成的各种压力,一般包括乡镇干部在生理上、心理上和行为上所造成的一系列反应。乡镇干部的职业压力问题应得到党和政府以及一些专家学者的普遍关注,因为职业压力不仅影响乡镇干部自身的身心健康和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影响乡镇基层服务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也不利于构建乡镇法治、透明政府。所以,研究乡镇干部职业压力现状、原因以及乡镇干部职业压力管理对策,对加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和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较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以西部Y县为样本地,以Y县乡镇干部为研究对象。在结合我国当前新时期、新形势的基础上,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乡镇干部的职业压力进行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本研究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田野调查、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等方法获得一手调研资料,运用中国知网计量可视化分析工具和超星发现学术辅助分析系统等文献分析方法和SPSS等统计分析方法进一步分析Y县乡镇干部职业压力现状、职业压力源,以及结合Y县实情提出解决乡镇干部职业压力的建设性对策。全文共包含五章内容: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以及研究难点和创新点。第二章“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基础”,主要阐述了核心概念、国内外文献综述,以及构建解决Y县乡镇干部职业压力的理论基础。第三章“西部Y县乡镇干部职业压力的实证调查”,主要介绍了问卷编制过程和通过SPSS统计分析软件处理问卷样本以获得问卷信度、问卷效度、Y县乡镇干部在职业压力上的结构性差异,Y县乡镇干部职业压力源等数据,并分析了Y县乡镇干部职业压力在生理上、心理上和行为上的外显表现。第四章“西部Y县乡镇干部职业压力产生的原因分析”,主要从社会层面、组织层面、个人层面等角度剖析了西部Y县乡镇干部职业压力产生的成因。第五章“完善西部Y县乡镇干部职业压力管理的对策建议”。主要从社会层面、组织层面、个人层面等角度提出了完善西部Y县乡镇干部职业压力管理的对策建议。
孔营[9]（2017）在《网格化管理模式研究》文中认为2004年网格化管理模式应用于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管理领域,后在北京朝阳区、西城区、上海长宁区、湖北宜昌市、浙江宁波市等地区迅速推广应用,在横向拓宽的同时也不断从城市管理领域向社会服务管理等其他领域纵向延伸。2013年,网格化管理第一次出现在党中央最高决策的中央文件中。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明确要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意味着网格化管理逐渐成为一种方向性的、能够解决基层治理问题的治理策略。创新实践的多样性和中央层面的认可,为我们观察地方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视角,对其研究不仅能紧随各地政治实践,对未来基层社会治理趋势和方向的判断提供了一种可能,而且为我们深入研究地方基层治理创新、探讨其内在的政治逻辑提供了可靠范本。本文在行文逻辑上主要从实证和理论两个层面分析网格化管理模式:实证层面首先以北京市东城区为例,重在分析其生成机制、制度内涵,在此基础上探索技术创新诱致制度生成和变迁的机制。即技术创新如何通过部门利益偏好的重塑、权力格局的重新配置和效果评估的理性化,诱致网格化管理体制机制的变迁。从东城区实践来看,网格化管理模式起初主要是在市政城市管理领域中的应用。在具体的运作机制层面我们发现信息技术本身并不会引发变化,而是通过新技术的引入改变了关键行动者的机会、资源和权力配置关系,进而促进组织结构和组织机制的变革。伴随这一模式拓宽到上海、宜昌等其他城市,我们发现其在实践中的拓展不仅是横向上的,而且在纵向上从城市管理领域向社会服务管理领域拓展延伸。所以在对东城模式进行实证分析之后,我们仍然以东城为例,对其纵向拓展的实践逻辑进行实证分析,然后再从横向上对北京市朝阳区、上海长宁区、湖北宜昌等地的实践模式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从重构基层社会治理单元,下沉党政资源、激活社会市场资源,构建目标责任体系、实施考核评价和动员式的权威统合以及实现基层社会秩序的治理目标四个层面试图挖掘这一模式的制度内涵。我们发现,在横向和纵向拓展过程中,网格化管理的内在治理逻辑和运行机理也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差异是非常明显的:界限不断扩大,功能不断增多;对象从静态的物向动态的人,如其信息和行为方向发展,导向从技术理性至上向维稳导向的管控向服务和参与方向转变,手段从推动部门联动向资源下沉转变。最终,技术化、工具导向的网格化管理模式内化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内在结构。对于如何解释这一治理逻辑的变化,从技术理性主导的治理技术转变为一种资源整合、权威统合的治理策略,或说这一模式内在逻辑变迁的动力机制,我们从政府致力于权威统合、资源整合的视角分析:网格化管理模式实质上是地方政府在压力型体制下面对碎片化的社会和政府管理资源,在不突破现行体制红线的前提下,采取管理主义取向的技术治理手段,综合多因素综合考量而选择的一种行动机制。这一模式实现了基层治理的体制性能力与治理环境大致匹配。同时我们还可以将这一模式置于一个更为宏观的视野:从国家政权建设、基层治理方式的变迁的视角来探讨。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方式受到国家能力、治理资源、社会权力结构等多重条件的约束:在传统国家中囿于国家能力的不足和资源的匮乏,国家权力无法直接渗透到基层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只能依赖中间人治理,以士绅精英、宗族网络以及各类非正式官僚为基础的治理网络,成为基层社会秩序的保证;在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国家能力日益强大,治理资源更为充足,国家通过对权力和资源的支配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渗透。无论通过道德激励和意识形态实现的群众动员,还是政府主导下建立的各种社会组织,都是国家在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行政机构和制度网络。这一时期的治理方式都强烈的体现出一种国家意志。但是伴随全能型国家权力结构的瓦解,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社会事务和日益专业化、多元化、差异化的社会问题,以及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态势,基层治理方式开始呈现新的趋势。网格化管理模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然而生。最后有必要对网格化管理模式的价值、限度和变革方向进行审慎的反思,分析其对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和秩序转型的深刻影响。同时反思其工具技术理性能力的匮乏、技术化治理的悖论及其行政化属性。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未来可能的变革方向:认识层面要深化对网格的认知,要将其与现代信息化建设结合起来、与现代社会组织方式治理方式结合起来、与公民社会建设结合起来;在实践层面站在政府—市场—社会的视野下重新梳理和建构起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相互制衡、彼此增能的制度性权力关系,投入各种市场、社会资源培育社会组织以及引导市场组织参与到基层社会的服务和管理中,不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真正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基层治理格局。
夏宇[10]（2016）在《基层社会矛盾自主化解机制研究 ——以《钱塘老娘舅》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思想观念的持续变化和利益关系的不断调整,我国面临着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缓和社会紧张的艰巨任务。能否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不仅直接关系到基层群众的根本利益,还考验着基层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因此,当前我国基层社会矛盾总体现状如何、有哪些类型和显着特点、采取什么方式能够快速有效化解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本研究首先梳理了国内外社会矛盾方面相关理论,包括社会矛盾的定义、产生原因、特点和发展现状、类型划分和化解机制等内容,对社会矛盾的理论层面有了一些基本认识,并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了总体现状的描述,包括数量概观、类型划分和显着特点三部分。然后,笔者从利益受阻、表达遇阻、管理不善、观念落后四个维度分析了基层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并在阐述时辅之以有代表性的案例。本研究的重点和亮点在于介绍《钱塘老娘舅》栏目中民间调解员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实践。作为浙江本土最具影响力的民间纠纷调解栏目,《钱塘老娘舅》中老娘舅们的调解方法既有针对性,又有实效,并且对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笔者利用暑假时间,跟随电视台记者及“老娘舅”们一起赶赴矛盾现场进行面对面调解,并对三位老娘舅进行了深度访谈。根据已掌握的第一手资料,笔者总结出了老娘舅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一般程序、原则和方法,并由此提出了自主化解基层社会矛盾要坚持的“三条线”原则——以法为底线、以理为轴线、以情为曲线,希望以此为化解基层社会矛盾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通过老娘舅介入调解来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可谓是“运用民间智慧,化解民间矛盾”的生动典型。基层社会矛盾自主化解机制的关键在于将法、理、情统一起来,以法为依据、以理为基础、以情为纽带,充分发挥情的个性化、理的多元化和法的刚性化特点,并使之成为人们尊崇的正义观和行为模式。
二、化解农村社会矛盾六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化解农村社会矛盾六招（论文提纲范文）
（1）“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一、基层党建的治理功能 |
| 第一，政党引领基层治理的逻辑起点。 |
| 第二，政党引领基层治理的行动策略。 |
| 二、行政逻辑主导下的基层治理困境 |
| 三、 “超行政治理”的基础、机制与目标 |
| (一)党建引领“超行政治理”的权力基础与权威主体 |
| (二)党建引领“超行政治理”的运作机制 |
| 1.空间塑造机制 |
| 2.政治引领机制 |
| 3.社会动员机制 |
| 四、“超行政治理”在A区社区改造项目中的形态细描 |
| (一)党建融入治理：社区改造项目中基础性权力的运作过程 |
| (二)组织整合：党建联席会强化行动协同 |
| (三)价值整合：群众路线教育促进治理共识 |
| (四)社会整合：政党的社会化助推社会建构 |
| 五、理论小结与展望 |
（2）村组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进路与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
| 二、“村组党建”的过程与成效——以H省X市C镇为例 |
| (一)过程：H省X市C镇农村村组党建的实践举措 |
| 1.组织融合：将党小组建在村民组上 |
| 2.阵地整合：线下与线上共同发力 |
| 3.人才队伍建设：党建指导员+党小组长 |
| 4.制度保障：加强制度建设，提升党小组建设标准化与规范化水平 |
| 5.服务引领：亮牌设岗，开展活动搞服务 |
| (二)实践成效 |
| 1.创新了农村党员组织、教育与管理的方式 |
| 2.切实发挥了基层党建在乡村治理中的引领作用 |
| 三、重塑与嵌入：村组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 |
| (一)加强基层党组织内部建设，重塑党组织结构，为党建引领提供组织基础 |
| 1.下沉党建重心，以加强党小组建设为中心，优化基层党组织体系 |
| 2.加强党小组长队伍建设，夯实基层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 |
| (二)以结构嵌入实现党建社会化，为党组织“实际在场”提供途径 |
| 四、结语 |
（3）中国基层社会治理70年：向度、限度与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一、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向度：1949—2019年文献统计性分析 |
| （一）发文趋势：从宏观的理论建构到微观的个案分析 |
| （二）研究聚焦点：从内涵解释到多维度延展 |
| （三）研究趋势：从抽象化主题论述到具体化逻辑演进 |
| 二、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限度：以城市—乡村—城乡三种路径解释 |
| （一）“国家—社会”关系下的城市社区治理 |
| （二）“传统—现代”变迁中的乡村社会治理 |
| （三）“单一—多元”过渡下的城乡基层治理 |
| 三、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何以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有效” |
| （一）变革治理理念 |
| （二）改进治理过程 |
| （三）完善治理规则 |
| （四）更新治理方法 |
| 四、研究展望：通往“政社合作共治”之路 |
（4）昌乐县平安乡村建设中多元主体参与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绪论 |
| 0.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0.1.1 选题背景 |
| 0.1.2 研究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0.2.1 国内研究现状 |
| 0.2.2 国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0.3.1 研究思路 |
| 0.3.2 研究方法 |
| 0.4 创新之处 |
| 1 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
| 1.1 基本概念 |
| 1.1.1 平安建设 |
| 1.1.2 多元参与机制 |
| 1.2 多中心治理理论 |
| 2 昌乐县平安乡村建设多元参与现状 |
| 2.1 昌乐县平安乡村建设开展情况 |
| 2.2 平安乡村建设中多元参与主体 |
| 2.2.1 基层党组织 |
| 2.2.2 地方政府 |
| 2.2.3 村民委员会 |
| 2.2.4 村民 |
| 2.3 平安乡村建设多元参与的初步成效 |
| 2.3.1 解决影响群众安全感的问题 |
| 2.3.2 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
| 2.3.3 提高全民法治素养 |
| 3 昌乐县平安乡村建设多元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3.1 多元参与存在的问题 |
| 3.1.1 多元参与主体参与度失衡 |
| 3.1.2 专业人才匮乏 |
| 3.1.3 部门缺乏联动 |
| 3.1.4 公众参与度不高 |
| 3.1.5 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淡薄 |
| 3.2 多元参与问题的成因分析 |
| 3.2.1 政府决策的“一言堂” |
| 3.2.2 建设投入和人力保障机制欠缺 |
| 3.2.3 公众参与的无序性 |
| 3.2.4 非政府组织参与认识不到位 |
| 3.2.5 企业参与欠缺政策保障 |
| 4 完善昌乐县平安乡村建设多元参与的对策 |
| 4.1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
| 4.1.1 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
| 4.1.2 构建一元多核协同治理体系 |
| 4.1.3 塑造协同文化 |
| 4.1.4 多渠道保障财政投入 |
| 4.1.5 加大智能化技术应用 |
| 4.2 理顺政府内部关系 |
| 4.2.1 注重发挥专职部门协同配合 |
| 4.2.2 落实工作责任和业绩考核体系 |
| 4.2.3 明确各治理主体功能定位 |
| 4.3 发挥基层组织实效性 |
| 4.3.1 大力推动信息公开机制 |
| 4.3.2 创新工作方式 |
| 4.3.3 加强人员素质和能力培养 |
| 4.3.4 构建多元化矛盾化解体系 |
| 4.4 创新公众参与方式 |
| 4.4.1 营造公众参与舆论氛围 |
| 4.4.2 突破公众参与瓶颈限制 |
| 4.4.3 建立公众参与激励机制 |
| 4.4.4 提高公众法治素养 |
| 4.5 激励企业与非政府组织参与 |
| 4.5.1 发挥非政府组织优势 |
| 4.5.2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 |
| 5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评述 |
| 三、基本概念及其相关命题释义 |
| (一)矛盾 |
| (二)主要矛盾 |
| (三)社会主要矛盾 |
| (四)社会主要矛盾同其他层次的社会矛盾的关系 |
| (五)其他相关概念和命题的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的基本条件 |
| 一、认识产生的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 |
| (三)其他重要思想资源 |
| 二、认识产生的历史根据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探索实践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探索实践 |
| 三、认识产生的现实条件 |
| (一)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 |
| (二)我国基本国情及其阶段性特征的变化 |
| (三)中国共产党自身状况与认识能力的变化 |
| 四、认识产生的国际借鉴 |
| (一)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社会矛盾问题的经验教训 |
| (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探索社会矛盾问题的经验教训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演进 |
| 一、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认定 |
| (一)重新认定的基本前提 |
| (二)重新认定的思想脉络 |
| (三)重新认定的主要表现 |
| 二、认识的逐步深化 |
| (一)实现认识深化的必要性 |
| (二)认识深化的思想脉络 |
| (三)认识深化的主要表现 |
| 三、认识的重大突破 |
| (一)认识突破的客观依据 |
| (二)认识突破的思想脉络 |
| (三)认识突破的主要表现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理论内涵 |
| 一、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涵及其变化的深刻揭示 |
| (一)由“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
| (二)由“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 |
| (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双方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 |
| (四)辩证把握“一个转化”和“两个没有变”的关系 |
| 二、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属性及其表现的总体把握 |
| (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特点及其表现 |
|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导地位及其作用 |
| (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主要规律及其表现 |
| 三、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路径的探索与完善 |
| (一)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
| (二)坚定不移地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 |
| (三)适时调整和更新发展思想和发展理念 |
| (四)制定和实施科学的战略部署和政策方针 |
| (五)不断充实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主体力量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价值意义与基本特征 |
| 一、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价值意义 |
| (一)价值评价的基本向度 |
| (二)认识取得的重大成果 |
| (三)努力完善和发展认识的方向 |
| 二、认识的基本特征 |
| (一)前进性与上升性的统一 |
| (二)总体性量变与阶段性质变的统一 |
| (三)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
| (四)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
| (五)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 |
| (六)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
| (七)世界性与本土性的统一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经验启示 |
| 一、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 |
| (一)深入地学习、研究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 |
| (二)在实践中不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 |
| 二、继续全面认识和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及其变化 |
| (一)始终坚持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
| (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及阶段性特征 |
| (三)将认识“基本国情”同世情、党情相结合 |
| 三、坚持在社会矛盾全局中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
| (一)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自身变化的特点 |
| (二)把握其他层次社会矛盾变化的特点 |
| 四、始终致力于推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解决 |
| (一)在科学界定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确定解决思路 |
| (二)在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基础上调整解决思路 |
| 五、坚持将党作为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领导核心 |
| (一)继续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 |
| (二)坚持将党的领导和依靠人民群众相结合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缘起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选题的研究脉络与文献综述 |
| 1.2.1 研究脉络 |
| 1.2.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预期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预期创新 |
| 第2章 民粹主义的理论解读 |
| 2.1 民粹主义的概念测量与类型学划分 |
| 2.1.1 民粹主义的概念与测量指标 |
| 2.1.2 民粹主义的类型学划分 |
| 2.2 民粹主义的滋生土壤 |
| 2.2.1 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危机 |
| 2.2.2 后发国家（地区）转型发展的产物 |
| 2.3 民粹主义的理论渊源 |
| 2.3.1 中国民粹主义的历史迹象 |
| 2.3.2 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论浇灌 |
| 2.4 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回答 |
| 2.4.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特殊性的考察 |
| 2.4.2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 |
| 2.4.3 普列汉诺夫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4 列宁对自由派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5 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解答 |
| 第3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背景与演绎样态 |
| 3.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背景 |
| 3.1.1 政治参与觉醒中民众责任备受关注 |
| 3.1.2 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 |
| 3.1.3 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 |
| 3.1.4 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 |
| 3.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演绎历程 |
| 3.2.1 基于演绎载体变迁的阶段划分 |
| 3.2.2 网络民粹事件典型案例评析 |
| 第4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诱发要素与时代表征 |
| 4.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诱发要素 |
| 4.1.1 社会矛盾的深度浇灌 |
| 4.1.2 社会焦虑的持续诱发 |
| 4.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时代表征 |
| 4.2.1 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 |
| 4.2.2 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 |
| 4.2.3 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 |
| 第5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影响 |
| 5.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正面价值 |
| 5.1.1 关注弱势群体 |
| 5.1.2 强化网络监督 |
| 5.1.3 提升公民政治素养 |
| 5.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危害 |
| 5.2.1 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解构社会精英权威 |
| 5.2.2 助长暴戾之气,背离社会理性平和发展方向 |
| 5.2.3 加剧阶层对立,诱发社会分裂 |
| 5.2.4 混淆视听,干扰共享发展大局 |
| 第6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可鉴经验与疏导原则 |
| 6.1 国外疏导与消解民粹主义思潮的经验教训 |
| 6.1.1 苏俄:以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 |
| 6.1.2 拉美: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 |
| 6.1.3 中东欧:能抵御危机的低质民主体制 |
| 6.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原则 |
| 6.2.1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 6.2.2 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 |
| 6.2.3 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 |
| 第7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策略 |
| 7.1 推进公民教育,提升民众政治参与能力 |
| 7.1.1 塑造负责而又积极的公民 |
| 7.1.2 公民理性平和心态的形塑 |
| 7.1.3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 |
| 7.2 聚焦社会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2.1 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 |
| 7.2.2 着力解决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 |
| 7.2.3 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3 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平正义 |
| 7.3.1 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消解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理念的误导 |
| 7.3.2 健全共享发展的实现机制,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方式的干扰 |
| 7.3.3 夯实共享发展的秩序之基,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非理性倾向的侵蚀 |
| 7.4 强化网络社会协同治理,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
| 7.4.1 推进网络治理的法治化 |
| 7.4.2 实现网络治理的规范化 |
| 7.4.3 提升网络治理的实效性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7）建国以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知发展及其基本原则（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2.1 国内研究现状 |
| 2.2 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二章 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艰难探索 |
| 第一节 过渡时期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1949.10-1956) |
| 1.1 建国伊始: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 |
| 1.2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
| 1.3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 |
| 第二节 党的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1956年) |
| 2.1 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内容 |
| 2.2 对八大论断的评析 |
| 第三节 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偏离与失误(1956年-1978年) |
| 3.1 十年探索时期: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
| 3.2 “文化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 |
| 3.3 两年徘徊时期:错误坚持阶级矛盾这一主要矛盾 |
| 3.4 偏离与失误的原因分析 |
| 第三章 对物质文化需要同社会生产之间矛盾的重新把握 |
| 第一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六中全会:物质文化需要同社会生产之间矛盾的确定(1979年-1982年) |
| 1.1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
| 1.2 对六中全会社会主要矛盾论断的评价 |
| 第二节 党的十二大至十六大:坚持“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1982年-2007年) |
| 2.1 十二大与十三大:明确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时间界限 |
| 2.2 十四大至十六大:对社会主要矛盾内容的完善 |
| 第三节 党的十七大至十八大:从“两个没有变”到“三个没有变”的坚持(2007年-2017年) |
| 3.1 十七大:强调“两个没有变”,坚持科学发展观 |
| 3.2 十八大:坚持“三个没有变”,强化五位一体建设 |
| 第四章 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揭示 |
| 第一节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理论依据 |
| 1.1 主要矛盾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
| 1.2 生产与需要的矛盾仍是社会主要矛盾 |
| 1.3 供给与需求理论 |
| 第二节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内涵 |
| 2.1 落后的社会生产向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转变 |
| 2.2 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转变 |
| 2.3 “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 |
| 第三节 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路径 |
| 3.1 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五位一体”总布局 |
| 3.2 社会各界团结一致,共谋矛盾解决之道 |
| 第五章 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原则 |
| 第一节 坚持矛盾分析方法 |
| 1.1 牢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 |
| 1.2 正确把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辩证关系 |
| 第二节 坚持实事求是 |
| 2.1 正确判断社会所处阶段和我国国情 |
| 2.2 国家制定主要任务要从社会主要矛盾出发 |
| 第三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 3.1 领导和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
| 3.2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满足人民需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乡镇干部职业压力研究 ——以西部Y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研究难点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难点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基础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一)乡镇干部 |
| (二)职业压力 |
| (三)压力管理 |
|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述评 |
| 三、基础理论 |
| (一)压力管理理论 |
| (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
| 第三章 西部Y县乡镇干部职业压力的实证调查 |
| 一、问卷编制与样本概况 |
| (一)问卷编制 |
| (二)样本概况 |
| 二、问卷信度和效度分析 |
| (一)问卷信度分析 |
| (二)问卷效度分析 |
| 三、Y县乡镇干部职业压力的实况调查 |
| (一)Y县乡镇干部在职业压力上的结构差异 |
| (二)Y县乡镇干部职业压力源的实证分析 |
| 四、Y县乡镇干部职业压力的外显表现 |
| (一)身体状况方面 |
| (二)精神状态方面 |
| (三)工作绩效方面 |
| (四)职业倦怠方面 |
| 第四章 西部Y县乡镇干部职业压力产生的原因分析 |
| 一、社会层面因素 |
| (一)“官本位”文化的制约 |
| (二)社会各界的高期望值 |
| (三)人际关系矛盾较突出 |
| (四)社会信任危机较突出 |
| 二、组织层面因素 |
| (一)人岗错位,职责模糊 |
| (二)薪资较低,晋升不畅 |
| (三)乡镇法治建设较落后 |
| (四)工作内容繁琐庸多 |
| (五)组织文化缺乏活性 |
| 三、个人层面因素 |
| (一)生活成本日益高涨 |
| (二)工作与家庭两难全 |
| (三)个体自身能力恐慌 |
| (四)压力管理意识薄弱 |
| 第五章 完善西部Y县乡镇干部职业压力管理的对策建议 |
| 一、社会层面 |
| (一)倡导主流文化 |
| (二)理性对待期望 |
| (三)健全沟通机制 |
| (四)重塑社会信任 |
| 二、组织层面 |
| (一)专人专岗,明确干部岗位职责 |
| (二)提高待遇,完善干部晋升机制 |
| (三)构筑法治乡镇 |
| (四)精兵简政,贯彻求真务实作风 |
| (五)塑造文化,创建和谐组织氛围 |
| 三、个人层面 |
| (一)秉持科学的理财观和理财方法 |
| (二)优化时间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
| (三)提高自身能力,克服能力恐慌 |
| (四)增强压力管理意识以科学降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乡镇干部职业压力现状调查问卷 |
| 附录B 调研访谈提纲 |
| 致谢 |
| 学期间的科研情况 |
（9）网格化管理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为什么研究?研究什么? |
| 第二节 研究视角、价值取向与现状分析——一个文献研究的纵观与检视 |
| 一、公共管理学研究视角 |
| 1、市政管理层面 |
| 2、社会治理层面 |
| 二、社会学研究视角 |
| 第三节 网格化管理模式的跨学科研究尝试——兼论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一、跨学科的学科资源和资料来源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设计:进路、框架与创新 |
| 第二章 网格化管理模式的生成机制 |
| 第一节 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以东城为例 |
| 一、技术创新 |
| 二、制度变革 |
| 第二节 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 |
| 第三节 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 |
| 小结 |
| 第三章 网格化管理模式的拓展逻辑 |
| 第一节 纵向拓展:从城市管理到社会服务管理领域 |
| 一、东城模式: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模式 |
| 二、朝阳模式:全模式社会服务管理系统 |
| 三、成效与评价 |
| 第二节 横向拓宽:各地网格化管理实践 |
| 一、上海模式 |
| 二、宜昌模式 |
| 三、成效与评价 |
| 小结 |
| 第四章 网格化管理模式治理逻辑的变化及其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的制度内涵 |
| 第二节 治理逻辑的变化:从网格化城市管理到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 |
| 第三节 治理逻辑的变化:基于权威—资源视角的分析 |
| 1、权威—资源分析视角 |
| 2、特定时期权力、资源与社会的互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基层治理方式的变迁——个更为宏观的视野考察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方式变迁 |
| 一、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 |
| 二、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基层治理方式变迁 |
| (一) “中间人治理”:传统国家的基层治理方式 |
| (二) 治理方式的多元化: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与基层治理 |
| 第二节 治理技术的变革与技术化治理 |
| 一、工业化技术的发展和技术化治理的趋势 |
| 二、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技术化治理的形成 |
| 三、技术化治理与网格化管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审思:价值、限度与变革 |
| 第一节 价值:基层治理结构的转型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
| 一、单位制的解体与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失效 |
| 二、网格化管理与基层社会秩序的重建 |
| 第二节 限度:技术性治理的悖论与行政化的窠臼 |
| 一、技术性治理的悖论:治理的趋势却带来治理目标的偏离 |
| 二、“行政化”的窠臼 |
| 三、网格的泛化 |
| 四、技术化治理与基层治理 |
| 第三节 变革:调适、赋权与边界 |
| 一、认识层面 |
| 1、深化对网格的认识 |
| 2、网格化管理与信息化建设 |
| 3、网格化管理与公民社会建设 |
| 二、实践层面 |
| 1、发挥基层党政组织的主导作用 |
| 2、培育自治力量,增强自治能力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10）基层社会矛盾自主化解机制研究 ——以《钱塘老娘舅》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序言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与简要评述 |
| 1.2.1 国内关于社会矛盾纠纷及其化解机制的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关于社会矛盾纠纷及其化解机制的研究综述 |
| 1.2.3 简要评述 |
| 1.3 相关概念关涉层面与时段界定 |
| 1.3.1 基层和基层政府 |
| 1.3.2 矛盾、社会矛盾、社会矛盾纠纷、社会冲突 |
| 1.3.3 矛盾自主化解机制 |
| 1.3.4 时间和地点界定 |
| 1.4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4.0 核心假设 |
| 1.4.1 基本内容 |
| 1.4.2 主要方法 |
| 第二章 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社会政治价值 |
| 2.1 基层社会的重要地位 |
| 2.1.1 社会平稳运行的保障 |
| 2.1.2 社会制度创新的源泉 |
| 2.1.3 践行法治的基础环节 |
| 2.2 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社会政治价值 |
| 2.2.1 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
| 2.2.2 建设法治社会的应时之举 |
| 2.2.3 实现政治稳定的必由之路 |
| 第三章 基层社会矛盾的总体现状描述 |
| 3.1 数量概观 |
| 3.2 类型划分 |
| 3.2.1 由文化传统引发的矛盾纠纷 |
| 3.2.2 由经济利益引发的矛盾纠纷 |
| 3.2.3 由管理引发的矛盾纠纷 |
| 3.2.4 新兴的矛盾纠纷 |
| 3.3 显着特点 |
| 3.3.1 复杂性 |
| 3.3.2 趋利性 |
| 3.3.3 潜伏性 |
| 3.3.4 细琐性 |
| 3.3.5 焦点集中化——土地权益矛盾凸显 |
| 第四章 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成因分析 |
| 4.1 基层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利益受损 |
| 4.2 基层社会矛盾产生的诱致原因——表达遇阻 |
| 4.3 基层社会矛盾产生的客观原因——管理不善 |
| 4.4 基层社会矛盾产生的主观原因——观念滞后 |
| 第五章 基层社会矛盾自主化解的实践探索 |
| 5.1《钱塘老娘舅》案例简介与案例分析 |
| 5.1.1 栏目由来 |
| 5.1.2 主要做法 |
| 5.1.3 典型案例 |
| 5.1.4 总体评价 |
| 5.2 由《钱塘老娘舅》案例到基层社会矛盾纠纷自主化解机制 |
| 第六章 基层社会矛盾自主化解之道 |
| 6.1 实现法理情和谐统一 |
| 6.2 畅通利益表达渠道 |
| 6.3 强化基层普法教育 |
| 6.4 提高基层治理能力 |
| 6.5 推进各项制度创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化解农村社会矛盾六招（论文参考文献）
- [1]“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J]. 彭勃,杜力. 理论与改革, 2022
- [2]村组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进路与逻辑[J]. 刘伟,王柏秀.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2)
- [3]中国基层社会治理70年：向度、限度与创新[J]. 张国磊,黄六招. 江汉学术, 2021(04)
- [4]昌乐县平安乡村建设中多元主体参与问题及对策研究[D]. 王琦. 山东科技大学, 2020(06)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D]. 田天亮.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D]. 石立春.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
- [7]建国以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知发展及其基本原则[D]. 方媛媛. 南京大学, 2019(07)
- [8]乡镇干部职业压力研究 ——以西部Y县为例[D]. 石剑宝. 西华师范大学, 2018(01)
- [9]网格化管理模式研究[D]. 孔营.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10]基层社会矛盾自主化解机制研究 ——以《钱塘老娘舅》为例[D]. 夏宇.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20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