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派如何在实施“以德治国”战略中发挥作用

一、民主党派在实施“以德治国”方略中怎样发挥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王蕊^[1]（2021）在《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指出“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接班人,必须立志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中内蕴无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要求党的年轻干部必须始终践行并传承下去。青年公职人员是党的年轻干部队伍的主要后备军和人才储备力量,是年轻一代国家行政的主体,是未来党和国家建设事业的中流砥柱和中坚力量。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年轻干部的道德建设工作,在多次会议和讲话中强调年轻干部要讲政德、立政德、修政德、强政德,青年公职人员道德虽不完全等同于年轻干部政德,但其内涵价值也自然蕴蓄其中。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的道德状况不仅代表着整个职业群体的道德总水平,还对全社会的道德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关乎整个民族的道德进步和文明发展程度,关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因此,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在新时代尤为重要,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工作尤为紧迫。新时代强调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不仅对规范青年公职人员自身行政行为以确保正确履职尽责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更是新时代为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铸魂补钙”所必须施行的关键举措。强化青年公职人员的道德有利于在国家行政人员群体中进一步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补足精神信仰之钙、把稳思想灵魂之舵、秉承民族精神之脉。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应以政治品德建设作为中心和统领,以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作为基本准则,深度融合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基本纲要中的总体要求和四个基本着力点,同时注意结合青年公职人员的特质和优势,为促进并形成更高水平的青年公职人员道德而不懈努力探索。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工程的顺利推进以及建设目标的最终达成需要将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与扎实可行的实践探索紧密结合,以尽快在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的内外布局中形成强大合力获取最优效果。为此,本文特采取理论研宄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将全文共划分为五个部分进行详细论证与分析: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本研究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学界目前关于相关论题的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行文思路、逻辑架构、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有何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等,奠定了本论题的研究基础和起点。第二部分为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相关问题概述。分别对公职人员、青年公职人员、青年公职人员道德三个核心概念进行阐释和界定,同时对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的各方要素包括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导原则、主要内容等进行具体解析,以此明确本研究的主体和价值。第三部分为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的理论资源。本章节分别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相关理论、国外公职人员道德建设做法与经验借鉴等四个层面出发,作为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的理论之基,为后续章节相关结论的得出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第四部分为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问题及成因。这一部分是本论文的重点部分。首先,对目前我国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现状加以概述,这部分内容主要突出我国在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具体包括:青年公职人员的个人素养多维提升、道德认同显着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卓有成效、先进道德模范层出不穷等几个方面。紧接着,明确指出目前我国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现存主要问题在于:理想信念面临挑战、教育培训效果欠佳、制度体系存在缺陷等,并针对现存问题着重从思想观念、制度机制、社会环境三个层面深入系统地分析了可能导致上述现存问题出现的原因。本部分内容的论述为下一篇章部分提出具体的、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和优化路径明确了方向。第五部分为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的优化路径。这是本论文的又一重点部分。本篇章中认为,为了更好的解决和优化上一部分中指出的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现存主要问题,首先要把握两个基本前提,即注重顶层设计和抓牢“关键少数”。紧接着重点从深化青年公职人员自身道德修养,以实现“以心修德”;强化青年公职人员道德教育培训,以实现“以教强德”;完善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制度设计,以实现“以制固德”;优化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环境,以实现“以境养德”等几个具体层面着力展开相关论述。通过编织全面、系统、安全的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网络,形成科学、有效、灵活的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发展模式,加快提升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水平,有效促进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提升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

于瑶^[2]（2020）在《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国无德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可谓是时代所需、现实所急、党之所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德观及其培育问题,强调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新时代只有切实做好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工作,才能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境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锻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本文针对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进路,在思想基础研究、历史经验反思和现实境遇关照的基础上,从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三个层面系统勾勒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理路,给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问题以积极的理论回应和现实回应。第一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政德及政德观的涵义,政德观培育的要素及特征,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等。本文认为,对政德的涵义,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把握:从主体维度看,政德是“从政之德”;从内容维度看,政德是“为政之德”;从功能维度看,政德是“用权之德”。政德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价值取向,主要功能在于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政德观是对政德的态度和看法,它由一定的政治信仰统摄,通过从政行为表现出来,体现了党员领导干部对一定政德规范认同、遵循和践履的自觉性。从应然层面看,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树立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政德观培育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将应然层面的、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转化为党员领导干部实然的政德观的实践活动。政德观培育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和培育环境等要素,具有意识形态性、人民性、时代性和系统性等特征。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助于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第二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思想基础分为“灵魂”、“根基”和“源流”三个层次。新时代培育政德观,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要有民族风格和发展眼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新时代培育政德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为灵魂。中国优秀传统官德文化和官德培育思想是中国古代先贤政治智慧的结晶,在传承中积淀成为党员领导干部从政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用中国话语体系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承继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丰富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第三章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主要梳理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期间政德观培育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德观培育逐渐向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经验主要有: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第四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进入新时代,政德观培育在一系列积极举措下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其一,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其二,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其三,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其四,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其五,培育环境在调适中得以改善。但是,仍然存在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其一,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和明确的负责部门,存在整体合力不足问题。其二,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尚未对政德教育或者政德观培育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的规范和说明,理论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其三,培育方式存在路径依赖下的低效性弊端问题,单向教条式的灌输难以对党员领导干部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口号式”的提要求往往让政德教育流于形式。其四,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选择执行、片面执行、变通执行,甚至不执行等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依然突出。其五,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四风”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新形式主义问题仍旧存在,各种社会思潮错杂交织,滋生出不少干扰性、对抗性、破坏性因素。第五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本文认为,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其内在的逻辑遵循,这种逻辑从理论、现实、实践三个向度展开,表现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三个方面,三者分别构成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明确指导思想,现实逻辑定位目标方向,实践逻辑解锁原则要求,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应当以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目标,遵循主体维度的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内容维度的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方式维度的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保障维度的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环境维度的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等原则,以实现政德观培育的高质量发展。第六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本文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的政德观培育进行加强和优化。第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之间的互动,要求党组织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从顶层设计入手,将政德观要求嵌入干部教育、选任、监督、考核、惩处等各个环节,引导各要素协同向政德观培育聚集。另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与培育对象之间的互动,尊重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性,调动党员领导干部主动修养政德的积极性。第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培育内容要兼顾“政”和“德”两方面的个性,既要讲求政治性,也不能脱离人文性,本文认为,可以从政治观、权力观和修身观三个维度构建政德观培育内容体系,分别契合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观培育目标。其中,政治观反映了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导性内容;权力观反映了权力行使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体性内容;修身观反映了个人品德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基础性内容。培育政治观,要重点抓好政治理想教育、政治理论教育、政治忠诚教育、政治担当教育、政治纪律教育。培育权力观,重点要抓好宗旨意识教育、责任意识教育、实干意识教育、法治意识教育、廉洁意识教育。培育修身观,应当重点抓好集体主义道德观教育、传统修身文化教育、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人文精神教育、清廉家风教育。第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可采取的措施有:一是丰富理论教育形式以充分透彻说理,二是强化政德实践锻炼以力促知行合一,三是加强网络平台建设以发展线上教育,四是发挥榜样示范效应以消解情感困惑。第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通过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将“以德为先”的干部评价标准贯穿从“入口”到“出口”的全过程,形成政德观培育制度保障的闭环,实现政德观培育与赏罚回报之间的良性互动。第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通过淬炼端正严明的党风政风,多措并举繁荣发展政德文化,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社会价值观共识,提高全社会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不断防范、过滤、削减政德观培育环境中的干扰性、破坏性、对抗性因素,以持续净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为政德观培育注入场域动力支持。总之,本文认为,政德观培育是一个多要素、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有赖于各环节的整体推进和诸要素的协同发展。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实现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培育环境等各要素的同向而行。

王莹^[3]（202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精神底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文化支撑。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加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更加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课题。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文化支撑,其现状存在着发展水平不均衡、机制体制不完善、普法氛围不浓厚、自觉自信不充分等多方面的问题,其建设也面临着历史文化传统局限性传承性、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意识形态斗争复杂性多样性、地域人口因素现实性差异性等多方面制约,尚不能充分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要求。因此,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概念和理论,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渊源和理论依据,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历史成就和基本经验,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困境与成因,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和实施路径,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基于此,本文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原理和方法,立足中国国情和时代需要,旨在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科学内涵和理论依据,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发展进程和历史经验,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基本原因,提出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对策和前瞻性思考,以期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科学内涵的理解,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思考,积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的经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理论,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论文由导论、主体部分和结语构成。主体部分包括五章:第一章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概念与基本理论。从源头上探究了法治文化,辨析了法治文化相关概念的含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概念。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内涵的研究中,涵盖了对其主客体的甄别,对其特征属性的描述,并从物质、精神、制度和行为四重结构探究了法治文化建设的内容,对其所遵循的客观规律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其战略价值所在。第二章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与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并不是无源之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依据,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法治文明则是其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治观和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有关法治文化建设的思想,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学理依据。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中的优秀法治文化建设思想,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第三章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历史与基本经验。重点阐述了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进程、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中国法治文化建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展现出不同特点。中国法治文化建设在强化实践基础、深化法治理论以及人民法治认同三方面取得了不俗成就。同时,本章还阐释了法治文化建设在坚持基本国情,发挥改革创新精神,正确处理党与法、权与法、情理法三个方面的关系和不断坚持两个“三位一体”的重要经验。第四章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困境与成因分析。主要是从现实状况出发,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找寻不足,以全面反映法治文化建设的全貌。在发展水平、体制机制、普法氛围、法治信仰等方面探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现实瓶颈,指出其主要制约是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意识形态斗争、地域人口因素上的影响。直面法治文化建设的问题根源所在,为下一步深入探究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提供了坚实基础。第五章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与前瞻思考。基于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现实瓶颈与制约因素,围绕思想、制度、实践、文化、资源和国际六方面提出了路径选择,还从多元动力、责任监督、普法传播、文化创新、人才培育和法治评估机制等方面探讨了法治文化建设的机制构建。最后,从目标取向、实践要求、拓展方向阐述了对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未来发展的前瞻性展望。

施彦军^[4]（2019）在《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意味着我国法治建设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仅要关注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且要关注公民义务的切实履行;不仅要关注对权力的控制,而且要关注权力使命的完成;不仅要看到法治与政治的紧密关系,而且要将法治放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大格局中给予定位等。而在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大格局中,法治政府实践显得尤其重要,这是因为政府在我国现阶段的国家治理中具有独特而无法替代的作用,其主要表现为:一是政府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发动机和推动器的角色;二是政府能够更好地履行宏观调控的职能;三是政府是国家法律的直接执行者;四是政府有能力培育、完善和规范各类社会组织,推动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等。因此,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只有实行政府主导型的国家治理,才能切实有效的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这一论断的提出,无疑对政府的有效治理尤其是法治政府的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治政府实践成败不仅关系着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成败,还关系着法治国家建设的成败,更关系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败,由此可见,法治政府理论及其实践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稍有不慎,则满盘皆输。在当前,我们看到法治政府实践取得较大成绩的同时,更应该看到由于我国具有特殊的历史传统,客观上,不论是依法行政还是法治政府的推进,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既然是自上而下的推动,那么在实践中也就势必会存在执行力逐级衰减、大打折扣的不良现象,当然,这种执行力衰减也是造成行政管理中政令不通、执行不畅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这些不良现象的存在,严重侵害了政府多年积累起来的良好信誉和形象,阻碍了法治政府实践的进程,同时也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近年来与依法行政、法治政府理论及其实践相关联的一系列理论与现实问题。本论文紧紧围绕“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这一重要课题而展开充分研究,初步解决四个基本问题:一是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阻力及其影响因素;二是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指导原则;三是在一个具有特殊历史传统的语境中,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可行性及其模式选择;四是国外法治政府理论及其实践对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可借鉴价值。本论文充分运用文献研究法、定性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多学科综合研究法等研究方法,立足于国内外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首先从法治内涵及其与人治的关系、政府内涵及其与国家的区别、法治政府的内涵与特征、法治政府的基本规则、法治政府的实践标准等方面,多维度地阐述了法治与法治政府的概念。紧接着,从西方法治政府理论、马克思主义法治政府理论以及中国传统的优秀法治政府理论等方面,认真梳理了法治政府理论的源流,为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提供思想理论上的借鉴。在此基础上,系统挖掘和梳理了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进而分析了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现状即取得的基本成就、面临的阻力以及归因,然后,基于法治政府实践的模式选择、内容、需理顺的外部关系等方面,从宏观上勾勒了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框架。在客观分析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所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阻力的基础上,并结合已设计的宏观框架,着重分析了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可行性（基础理论、多维制度、时代发展）、指导原则以及基本路径选择,侧重从清除思想障碍、革新行政体制、筑牢民主根基、强化制度支撑、控制行政权力、畅通救济渠道、增强外在动力七个层面促进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进程。通过认真分析与研究,本论文得出如下结论: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法律制度不断向法治的原则、精神靠拢,其现代性因素不断积累,最终使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型统治体系逐步成为现实;并展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若干代人的不断努力,我国所实践的法治政府必将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一个法律至上的政府,是一个政府行政权力得到很好的制约的政府,是一个能代表人民意志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府。

朱茂磊^[5]（2018）在《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道德性》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各级政府及政府部门均可制定的一类行政规范,行政规范性文件在我国行政管理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同时也存在着大量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有的表现为违法,如超越职权、违反上位法等;有的表现为违反公务道德和社会道德要求,如不公正、不良善等。相对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违法,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道德失范无疑更为根本,也更为恶劣。为此,针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监督管理,既要有合法性的标准,也要有合道德性的要求。2018年5月7日,中共中央印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18年5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要求起草行政规范性文件时要对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评估。显然,《通知》是对《规划》相关精神的落实,对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评估,也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一个重要举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本质上属于道德范畴,对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评估,体现了国家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合道德性的要求。本文以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道德性为选题,试图从理论上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在本文的导论部分,文章首先就选题的缘由作了详细说明,其中重点就选题的问题意识和研究价值进行了归纳。其次,文章就相关的学术文献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梳理,指出了相关研究存在的不足。导论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第一章是本文的基础理论部分,目标是对本文涉及的关键概念进行厘定。本部分第一节首先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阐述,包括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含义、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特征、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分类以及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功能四个方面。本部分第二节首先对道德进行了界定,阐述了道德的一般理解,然后对道德进行了分类,主要包括私德与公德、底线道德与高标道德、法律化的道德与未法律化的道德、个人道德与制度道德以及个体道德与群体道德等。本节随后就道德的功能作了概括,包括社会个体的完善功能、社会制度的改良功能、社会秩序的维持功能以及社会关系的变革功能等。在道德评价问题上,重点指出了道德评价的特点及其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向,包括更加强调对社会制度的道德评价、更加突出对国家公务人员的道德评价以及更加重视发挥法制在道德评价中的保障作用等。本部分第三节就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道德性作了阐释,认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道德性包括作为基础要素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的道德性、作为品质要素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内容的道德性以及作为保障要素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形式的道德性。本节还就行政规范性文件形式的道德性作了特别说明,指出行政规范性文件形式的道德性是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良好形式品质的要求,属于富勒法律道德性理论中的“道德性”。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对我国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道德失范问题进行概括。本部分第一节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在主体维度上的道德失范进行了归纳,主要体现为政府公务人员的几种畸形价值思维,具体包括工具主义的思维、部门利益的立场、权力寻租的意图、形式主义的观念以及不负责任的态度等五个方面,其中形式主义观念又可分为跟风思维、“拿来主义”思维以及重制定轻实施思维等,不负责任的态度体现为缺乏责任意识、粗制滥造的心态、马虎的工作作风、不思进取的心理等。本部分第二节就行政规范性文件内容维度上的道德失范进行了总结,主要包括违法克减和增设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部门利益、违反上位法、违背公序良俗以及不具有可实施性等几个方面。其中,违法克减和增设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包括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重点是行政规范性文件为行政相对人设定不合理的程序义务,主要有倒置的程序义务和繁琐苛刻的程序义务两个方面;保护部门利益主要体现为通过调整交叉或空白地带的职责来保护部门利益和通过为所属单位谋取利益来保护部门利益两种类型;违反上位法包括超越权限、超越幅度以及超越方式;违背公序良俗则主要表现为对风俗习惯的不当干预和对地方文化的破坏。本部分第三节就行政规范性文件形式维度上的道德失范进行了概括,主要体现为制定程序缺乏规范性、用语混乱和表达不清、条文结构和表述不规范、条款重复和冲突以及制定过程中的朝令夕改和反复无常等。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是论述对行政规范性文件提出合道德性要求的现实背景、理论基础和主要意义。本部分第一节就对行政规范性文件提出合道德性要求的现实背景进行了总结,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的实施、国家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的强化、由管制走向服务的政府模式变革、民众日益增长的公平正义需求以及依法行政水平的不断提升等。本部分第二节就行政规范性文件合道德性要求的理论基础作了分析,认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合道德性要求的理论基础包括制度伦理理论、德性理论、实质合法性理论、法与道德关系理论以及善治理论等五个方面。本部分第三节就提出行政规范性文件合道德性要求的意义作了阐释,包括塑造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良好品质、保障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有效实施、提升政府公信力和引领社会道德建设等几个方面。第四章的主要内容是分析行政规范性文件合道德性的体系及具体要求。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道德性包括作为基础要素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的道德性、作为品质要素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内容的道德性和作为保障要素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形式的道德性三个方面。行政规范文件合道德性也分别包括主体、内容以及形式三个维度。本部分第一节就行政规范性文件主体维度上的道德要求作了分析,主要体现为政府公务人员应该具有的为民爱民、公正公平、诚实守信、清正廉洁以及勤俭务实等五种道德价值观。本部分第二节就行政规范性文件内容维度上的道德要求作了分析,主要包括合法性的道德要求、公正性的道德要求、良善性的道德要求以及具有可实施性的道德要求等。其中每一个方面又包括若干具体要求。本部分第三节就行政规范性文件形式维度上的道德要求进行了归纳,认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形式维度上的道德要求主要体现为几种形式品质,具体包括制定程序的规范性、条文和语言表述的准确性、行政规范性文件自身的统一性以及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稳定性等几个方面。第五章的主要内容是探讨行政规范性文件合道德性的实现路径。本部分第一节分析了实现行政规范性文件合道德性应坚持的几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原则、全面推进与突出重点相结合的原则以及行政自制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原则。本部分第二节指出了完善我国行政规范性文件国家立法应坚持的基本思路,包括从严控制、注重道德价值引领、强化外部监督、健全责任体系和机制以及突出程序控制等。在行政规范性文件国家立法的形式上,可以采用行政法规的方式,将来也可以考虑由全国人大就政府抽象行政行为进行统一立法。本部分第三节就强化行政公务道德建设这一实现行政规范性文件合道德性的内在机制作了探讨,一是将行政公务道德规范制度化,二是构建有效的行政公务道德宣教机制,三是建立“依德行政”的考评机制。本部分第四节重点论述了实现行政规范性文件合道德性的三类外在机制,即人大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以及行政复议与诉讼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一并审查。在人大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方面,一是要增加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合道德性的审查,二是将政府部门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也纳入人大审查的范围,三是强化人大自身监督能力的建设,夯实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作用。在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机关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方面,一是增加合理性的审查标准,二是将备案审查的时间前移,三是要明确和细化备案审查后的法律责任,四是要加强作为备案审查机构的政府法制机构的自身建设。在行政复议与诉讼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一并审查方面,重点是确立合理性的附带审查标准并引入对道德因素的考量,增强行政复议与诉讼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合道德性的保障作用。

楚向红^[6]（2017）在《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历程与基本经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为起点,分六个部分对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历程与基本经验进行研究。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是新民主主义法制的创建阶段。在党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法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零散到比较系统的发展过程,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法制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这一时期,党在局部执政中已经开始孕育依法治国的理念。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创建与曲折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过程中,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同时,也为后期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奠定了一定的民主法制基础。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前,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形成确立阶段。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依法治国方略逐渐形成并最终确立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以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为标志,依法治国进入贯彻与推进阶段。依法治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快速发展,依法治国进入全面推进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中,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体现出独有的特色与优势:以党的领导为最大特色和优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制度保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行动指南;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唯一正确道路;以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为实现路径。在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中,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和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待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有待改善;社会公众的法治信仰尚未普遍建立:党自身建设的法治化水平有待提升;对权力的监督制约缺乏实效;司法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等。本文以问题为导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理性思考,总结和分析出新形势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路径选择: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大力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积极推进党自身建设的法治化;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徐晓明^[7]（2015）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执政党执政理论体系的诸多构成要素中,执政理念是最为核心的要素。执政理念是执政党对于执政的基本价值取向、理想和目标,以及执政方法和途径的理性认识。“为谁执政、靠谁执政、如何执政”是执政理念的关键所在。执政党是否具有体现政党本质、符合执政规律、顺应民心所向的执政理念,将直接反映执政活动的科学性,决定执政活动的有效性。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中,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厘清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演进的基本特征,既是回应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现实需要,更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时代呼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逻辑起点,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以改革开放为时间起点,从阐释执政理念的科学内涵出发,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演进的动因,分析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演进的基本历程与特征,重点分析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理念的演进历程,探讨“三执政”理念实现路径的选择与优化,阐述十八大以来党的执政理念的深化与发展。从“政党执政理念概述”、“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诠释”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理论渊源”三个方面,展开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除了具有执政理念的共有特征外,还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由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两个部分组成,价值判断回答“为谁执政”,事实判断回答“靠谁执政”、“如何执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理论设想,列宁对于执政党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毛泽东领导局部地区执政和在全国范围执政的成功经验与理论创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演进,奠定了丰富而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促使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理念不断演进。以时间为序,选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和“党的十六大后”三个关键时期,分别论述党的执政理念由“探索”、“深化”到“拓展与提升”的演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了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执政为民的核心价值导向和执政手段与方法的改革创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理念是党的执政理念的主要组成部分。科学执政理念重在强调执政的规律性,通过提高执政主体的执政素质与能力、研究和遵循执政的基本规律、建立科学的执政绩效评价机制等路径来实现。民主执政理念重在强调执政的人民性,通过聚焦党员主体作用、创新基层民主形式和民主执政机制等路径来实现。依法执政理念重在强调执政的法治性,通过推进党政关系的法治化、提高执政主体的法治化意识、建立健全党的执政法规等路径来实现。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执政理念作了进一步的深化发展。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对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进行了新的诠释,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将重拳反腐与制度反腐、群众路线与作风建设协同落实,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张娜^[8]（2014）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治创新研究》文中认为现代政治主要是政党政治,政党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担任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法治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为有效的国家治理方式。一个国家执政党的法治理论成熟与否是影响其能否实现善治的关键因素。只有执政党致力于践行法治,国家才会获得稳定、有序、健康、持续的发展。中国也是一个政党政治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和实践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直接决定着党执政能力的提高和执政绩效的优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发生了严重的偏差,导致出现“文化大革命”轻视、践踏法律的极端现象。在“文化大革命”的惨痛经历中,中国共产党深深认识到民主法制对于保障国家稳定、社会有序和人民安宁的重要意义。改革开放后,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法治思想的指导下,结合中国法治建设的具体实际,不断推动法治理论与实践的创新,领导中国人民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奋勇前进。本文试图系统总结、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创新,探究其背后的根源,分析促使其不断创新的动力机制,总结其创新的基本经验,寻找在新形势新任务下党法治创新的具体出路。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综合评述国内外研究现状。简述本论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进而提出本论文的研究思路、预期的创新和不足之处。最后界定了“人治”、“法制”、“法治”的含义。第二章,改革开放以来党法治创新的思想根源与实践基础。从理论基础、历史参照、现代借鉴、现实基础四个角度进行了全方位探究,认为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是党法治创新的理论基础;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精华和中国法律近代转型的经验是党法治创新的重要历史参照;西方法治思想是党法治创新的现代借鉴;建国前后党领导法制建设的成就与挫折是党法治创新的现实基础。其中,把改革开放前党领导法制建设的成就分为建国前和建国后两个部分,以展现党法治创新的历史延续性。第三章,改革开放以来党法治创新的主要成就。这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党的法治创新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整体。文章从五个方面系统归纳了党对法治理论与实践的创新。首先,是党对民主法制的新认识。党创新性地认识到民主必须与法制紧密结合,并把民主法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基本内容。其次,是党对社会主义国家治国方略的创新和发展。党第一次将“依法治国”确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治国方略,并不断发展和丰富它。再次,是党在法治原则下对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创新。党第一次将“依法执政”确定为党的基本执政方式。第四,是党对法价值观的创新。党的法价值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党法治理论的不断成熟,出现了秩序价值观、公平正义观、人本法律观及和谐价值观等,表明党对法的价值认识逐步迈向了较高的层次。最后,是党对法治运行机制的系统创新。分别论述了党对立法、行政、司法、守法等法治运行的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第四章,改革开放以来推动党法治创新的动力机制。从推动党法治创新的客观因素和主体因素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论证。推动党法治创新的客观因素包括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两个方面,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发展是党法治创新的内部动力;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经济的全球化是党法治创新的外部动力。推动党法治创新的主体因素有:中国共产党法治理念的不断提高是党法治创新的内生动力;民众法治意识的普遍提高是党法治创新的根本力量;法学家的专业推动是党法治创新的智慧力量。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法治创新既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又体现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是主客观相互作用的结果。第五章,改革开放以来党法治创新的基本经验。紧紧抓住党法治创新的目标任务、理论指导、基本方向、重要借鉴等关键方面,将基本经验归纳为五个坚持,即坚持以人为本、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指导、法治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法的继承和法的移植相统一。第六章,党进一步推进法治创新的挑战与对策。从立法、行政、司法、法治意识的培育等方面分析了在新形势下党法治创新面临的问题,并探寻解决问题的具体出路。

冯俊海^[9]（2014）在《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报告中,呼吁要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增强全社会公民的法治观念,并正式确立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奋斗目标。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将法治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党对于法治建设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对法治建设重视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依法治国思想。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之初的两三年,在苏东剧变等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作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励精图治带领中国克服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坚定的走依法治国之路。在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国际背景和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关键期的国内背景下,深入研究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梳理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方针,不仅对中国法治及时对法律全球化作出准确回应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而且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最终实现包含中国“法治梦”在内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本文试图对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渊源、形成与发展、主要内容、历史地位及其意义等进行系统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形成系统、辩证而客观的认识,以总结和提升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并提炼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国家富强有益的理论参考。本文除引言与结语外,分五部分对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进行研究。第一部分,分析法治的基本理论。本部分首先从语义学角度对国外法治和国内法治进行比较分析并总结归纳出语义学角度国内外法治概念的一致性;然后从法治主体和客体的角度,提出法治的主体是人,而法治的客体就是法律对除了人以外的统治对象,包括国家、社会、政党等一系列社会的客观存在;进而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对法治的萌芽、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进行系统梳理的同时,对法律的原则进行了分析论述;通过对法治基本理论的梳理,有利于更清晰地认清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复杂性和系统性,而不是一种理论或一条主线能够解释的。第二部分,研究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渊源。从历史上来看,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来源丰富,主要包括马恩经典作家的法治思想中的关于法治哲学基础和法律联系实际的论述,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宪法和宪政的思想,邓小平关于法治建设的基本观点、法制建设与改革实践的关系、法制建设与我国国情的关系,我国传统法治思想中德主刑辅的儒家思想、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等法治理论。法治作为人类文明共同的发展成果,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在分析批判其形成语境及局限所在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了资本主义法治理论中有益成分。第三部分,探讨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在西方法治思想的冲击下,我国发起大规模的法律改革并实现了对西方法律思想的超越;政治生活中的词语“法制”嬗变到“法治”,法治的现代化观念进入到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此前的政治环境和苏联解释马克思主义法律理念的不利影响逐渐消退,法治思想逐渐形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贯彻邓小平理论的同时,十分重视和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而提出了依法治国思想,发挥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并论证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第四部分,阐述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主要内容。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采用的是人治的方法。人治的方法存在诸多的局限性,早已落后于时代。法治是近代国家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因此,在我国实施依法治国不仅具有时代的必然性和紧迫性,同时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加强立法、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司法改革和法德并举是依法治国的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首先,必须从法律的根源即立法上来加强依法治国,而立法的关键是制定出可以获得大多数人认可和遵守的良法。其次,法律的执行问题,在法治建设中占据领导地位的执政党的依法执政能力和最大的法律执行主体政府的依法行政能力就尤为重要。再次,人的局限性与存在受到权力诱惑的可能性,决定了必须加强监督,而最好的监督来自于独立的司法。同时,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不仅摈弃了人治的局限性、强调了法治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实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并重,实现了两者的互补和融合。第五部分,探讨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评价及其影响。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应用的成果,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作为对我国法治建设的一种认识,很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与实践论的结合,做到了认识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是尝试共产主义目标、自由市场经济和我国的传统价值观念的结合;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主要“承”于邓小平的法治观,“传”予胡锦涛的依法治国理论,确保了法治思想在党内的发展和继承。更重要的是,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奠定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础,成为习近平法治中国思想的理论依据,被习近平法治中国思想所丰富和升华,并将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进发挥巨大的影响作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依法治国方面实现了一系列认识上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继承和发展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将取得成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法治中国梦”也一定能够实现。

孟白璐^[10]（2012）在《中国共产党人民共和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政治学语境中的共和一词起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对其进行过阐述，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对其也有所涉及。经过不断的分化、糅杂，其基本涵义和核心理念在漫长的政治思想发展历程中，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于什么是共和，古今中外的思想家给予了不同的回答，但国权公有、多元均衡、包容妥协、和平和谐、崇尚法律、推崇美德等共和思想的内核则始终贯彻其中。近年来，随着西方新共和主义思潮的复兴，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共和问题，从共和的维度出发，寻求平衡单纯民主所蕴含的局限性的良方。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将这一起源于西方的政治词汇与充分体现共产党价值追求的“人民”一词相结合，创造了“人民共和”这一既体现在我国国名之中，又反映了我国的政治制度和体制结构的重要词汇。并在客观上形成了党的人民共和的基本理念。这些基本理念贯穿于党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之中，通过共和国的制度架构转化为实践，并展现出独特的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本论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原理为指导，坚持宏观的历史透视与微观的历史剖析相结合，坚持目的与手段、真理与价值的统一，从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历史学等各学科交叉整合的视角，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以及中外比较研究法、理论联系实际法、信息梳理与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在对党人民共和理论的思想渊源进行分析和阐述，对中国共产党人追寻和探索人民共和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轨迹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概括和诠释了人民共和的基本理念、制度框架及其基本特征。根据对人民共和实践的现实境遇的分析和把握，探讨新时期新形势下的路径选择。论文主体共分为六个部分进行分析和论述。第一部分，从人民共和理论对西方共和主义有益成果的借鉴、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民共和思想的继承以及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共和”观念的扬弃等方面对党的人民共和理论的思想渊源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以时间为线索厘清党探索人民共和的历史轨迹，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民主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新中国成立后的继续探索以及改革开放后的新探索。第三部分，从人民共和的基本理念、制度架构和基本特征三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人民共和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理析。以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政治追求的首要价值，以政治参与多元化作为政治运行的重要方式，以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作为政治良性运转的保障，以宪政法治和公民美德作为政治运行的双重支撑和以政治发展成果和谐共享作为政治发展目标等构成了人民共和的基本理念。这些基本理念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以及“一国两制”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制中得到充分体现，并具有其独特的基本特征：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坚持一元领导与多元有序参与相结合，体现平等、包容、妥协、和谐的精神内核，彰显我国根本社会制度的优越性等。第四部分，从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进一步尊重与落实、基本政治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权力制约与监督水平显着提高、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获得突破性进展等四个方面对人民共和实践取得的进展进行高度肯定的同时，正确认识其在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促进政治多元参与、加强权力制约与监督以及确保政治发展成果和谐共享等方面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全面评析党的人民共和实践的现实境遇。第五部分，从三个层面对进一步健全与完善人民共和的路径选择进行了思考：一是完善人民共和实现的制度保障；二是推动人民共和实践的规范化和法制化；三是营造有利于人民共和心理认同的政治文化氛围。结论部分，总结与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民共和理论与实践的经验和现实启示：人民共和的理论与实践必须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人民共和的实践必须与推进政治社会化和公民社会建设结合起来；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必须推进人民共和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必须借鉴和吸纳人类社会一切优秀的政治文明成果等。

二、民主党派在实施“以德治国”方略中怎样发挥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民主党派在实施“以德治国”方略中怎样发挥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道德性（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历程与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治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共产党人民共和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民主党派在实施“以德治国”方略中怎样发挥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研究[D]. 王蕊. 吉林大学, 2021(01)
• [2]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D]. 于瑶. 山东大学, 2020(12)
•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D]. 王莹.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施彦军. 华侨大学, 2019(12)
• [5]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道德性[D]. 朱茂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6]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历程与基本经验研究[D]. 楚向红.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演进研究[D]. 徐晓明. 上海师范大学, 2015(10)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治创新研究[D]. 张娜. 陕西师范大学, 2014(04)
• [9]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研究[D]. 冯俊海.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4(07)
• [10]中国共产党人民共和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孟白璐.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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