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一、我国首次发布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论文文献综述）

唐议,杨浩然,张燕雪丹^[1]（2022）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下我国珊瑚礁养护履约进程与改善建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珊瑚礁生态系统是《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称《公约》）的重点保护对象。自1998年珊瑚礁出现大规模白化现象以来,珊瑚礁养护议题一直受到《公约》缔约方大会的关注。本文通过梳理我国珊瑚礁养护管理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履约措施,结合海南、广西、广东三省的珊瑚礁资源变化状况,评价我国在履约方面的表现并识别存在的主要差距。研究发现,总体上我国积极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珊瑚礁的养护和管理,活珊瑚覆盖度和种类数量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仍存在相关立法分散、综合性治理方案缺乏、气候变化适应不足、跨部门协调机制不完善、海洋保护区管理有效性不足、资金缺乏且当地社区参与度低、珊瑚礁监测标准和规范简单且不统一、监测数据不足以进行有效评估、国际合作程度低、公众参与度不高等问题。建议我国结合履约要求,与《公约》的目标和精神基本保持一致,并考虑正在讨论的《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进一步完善珊瑚礁养护立法、行动计划和气候变化适应方案,加强综合管理和协调机制建设,提升海洋保护区的管理实效性,改进珊瑚礁监测和数据采集,提升国际合作,进一步提高公众参与度,从而不断提升履约能力,构建更加完善的珊瑚礁养护体系。

赵缔^[2]（2020）在《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构建》文中研究说明自2010年《海岛保护法》实施后,我国已经为无居民海岛的使用者颁发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证书。但是,《海岛保护法》尚未对无居民海岛的使用用途进行分类,同时也没有明确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因此,我国2020年通过的《民法典》只明确了无居民海岛的国家所有权,未在用益物权分编中明确无居民海岛使用权。而根据物权法定原则,无居民海岛使用权需要在我国《民法典》用益物权分编中被直接明确。要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纳入到我国的物权制度体系中,则需要对无居民海岛实施用途管制,以明确无居民海岛的使用用途。2018年,我国统一的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形成后,要对我国所有国土空间实施用途管制。我国的国土空间是指我国主权权利下的地域空间,包括我国的领土、领海和领空。按照自然特征,国土空间可以分为陆地、陆地上的水域、海域和空域。在统一的自然资源管理模式形成前,我国只明确了土地的用途管制制度。另外,针对我国领土范围内陆上水域和海域的用途分类已经明确。因此,对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研究也具有实践意义,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由于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是同社会实践紧密相连,需要产生社会实效,因此需要对该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从必要性上看,该制度的构建既可以实现国家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用途管制职责,又可以解决无居民海岛现实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从可行性上看,该制度的构建既有国家“陆海统筹”战略的支持,又有国家对无居民海岛现有的管理成果作为铺垫。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内容,因为国家构建该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对无居民海岛利用活动进行市场规制,降低市场失灵。另外,该制度的实施还会控制无居民海岛这一自然资源在我国海洋经济领域的供给量,具有显着的宏观调控作用。而由于无居民海岛具有地处偏僻、无户籍人口、远离内陆等特点,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机制极难用于发现人为破坏无居民海岛的行为。作为一种稀缺的公共物品,如果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活动没有秩序约束,则会产生“公地悲剧”的效果。因此,国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用途管制,并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给民事主体,可以激励民事主体对无居民海岛的保护。但是,无居民海岛利用活动需要受到规制,以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不突破国家政策底线。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冲突是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与保护活动中存在的主要利益矛盾,如果缺少了秩序约束,私人经济利益会对环境公共利益造成严重侵犯。因而,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为了实现对公共利益的保护,需要对私人利益进行限制。那么,建立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衡平机制就是必要的,因为公共利益对私人利益过度限制同样会造成利益矛盾。除此之外,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需要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体实施,这就会产生与公共利益不完全一致的、不合理的政府利益,因此还需要处理不合理的政府利益,这样才能保证公共利益。第一,需要处理部门之间的利益矛盾问题。各部门之间产生利益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权责不清、职能交叉,直接原因是政出多门、多头审批,所以需要对职能相近的部门优化重组。第二,需要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矛盾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矛盾主要是财权与事权的配置冲突,由于二者行政隶属关系的存在,中央政府将财权上收,地方政府往往事权过重而财力不足,这就不利于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在省级行政机关的落实。所以,这就需要通过合理配置地方财权,保证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国家实施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需要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设定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这是一种行政公权力。行政机关实施用途管制行为需要被授权,但是这种公权力一定要受到制约,因为政府利益的无限制扩张会侵吞私人利益。所以,在为行政机关配置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这一自由裁量权时,还需要通过裁量权的细化、不相容职能的分离、审计机关的监督、监察机关的监督等内外部制约的方式实现对公权力的控制。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构建需要以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为前提,制定无居民海岛利用规划,对全国的无居民海岛实施指标控制,并按照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的要求实施分区管制。针对无居民海岛使用用途的设计问题,采用了实证研究方法进行了考察。通过对《海岛保护法》实施后无居民海岛使用权证书的颁发情况分析发现,旅游娱乐用途的无居民海岛占总超过40%,公共服务用途和渔业开发用途的比例都远远低于旅游娱乐用途,而且没有批准过作为农林牧业用途的无居民海岛,与《海岛保护法》实施前的情况大相径庭。依据我国土地和海域的使用用途分类和无居民海岛的特征,可将无居民海岛的用途划分为“三大类”,12个一级类和45个二级类。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需要与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制度相衔接。在无居民海岛的使用用途被划分为“三大类”后,无居民海岛使用权也需要根据农用岛、建设用岛和其他用岛的用途进行细分设计,并调整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征收、免缴、使用和管理制度。另外,还需要明确责任机制,落实相关法律主体的法律责任。最后,若要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纳入到《民法典》用益物权分编,则需要认识到该权利的特殊性。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私权特征和用益物权特征明显,但又具有浓厚的公法色彩。并且,由于该权利的客体并非单一物,而是组合体,所以该权利实际上包含了若干子权利,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流转也是这些子权利“打包”流转。

毕重人^[3]（2020）在《我国海洋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海洋经济主要增长方式是结构主导性增长,是以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我国经济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发展背景下,分析海洋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促进海洋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从海洋产业发展历程出发,基于产业效率视角阐述海洋产业结构演化过程及海洋经济主要发展阶段,通过比较研究海洋产业的转型升级影响因素,针对产业结构的变化过程,使用博弈模型解析我国海洋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作用过程。随后,本文基于创新价值链理论与效率评价方法分析了区域海洋产业转型升级的科技驱动路径与政策驱动路径,最后结合国际经验启示提出我国海洋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为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具体来讲,本文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内容:首先本研究界定了我国需要转型升级的海洋传统优势产业。采用文献梳理和发展历程梳理两种方法,并通过分别计算各个海洋产业的产业贡献度,最后对政策文件进行全面梳理,确定出海洋传统优势产业中需转型升级的五大海洋产业:海洋渔业、海洋盐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船舶工业和海洋油气业。海洋产业转型升级历程的分阶段阐述。对海洋传统优势产业发展演变从行政管理机构、产业发展政策、环境与资源保护以及科技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分析,把我国海洋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分成五个时期,同时通过解析海洋产业结构与产业效率关系,根据海洋产业效率评价方法与超效率DEA模型,根据全国宏观海洋经济效率与各上市企业经济效率的变化趋势,结合产业结构演化过程分析海洋产业效率测算结果,量化分析海洋产业结构演化过程,寻找海洋传统优势产业演变的规律性。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通过从宏观层面对我国海洋产业转型升级的现状进行描述性分析,随后采用我国11个沿海省市的面板数据,分别对影响海洋渔业、海洋盐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船舶工业和海洋油气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技术因素是各海洋产业转型升级的共性影响因素,政策因素具有产业异质性,在部分产业中影响显着。从海洋产业转型升级的参与主体特征出发,分析海洋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归纳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产业转型升级过程的参与主体特征,分析主体间互动关系复杂性,在简化基本假设下,利用博弈分析方法,解析技术驱动路径与政策驱动路径下海洋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作用过程。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与海洋产业政策激都可以激励海洋产业的转型升级,作为两条差异化途径,分别影响三个层次海洋产业转型升级的行为,技术进步的影响渠道多元性强于政策激励,而政策激励在持续时间以及均衡状态的稳定性方面较技术进步差。从创新价值链理论出发,分析海洋传统优势产业的科技驱动路径。以提升我国海洋产业创新能力与全球地位为目标,使用DEA模型从知识创新价值链的三阶段评价各区域的创新效率,根据创新效率差异,分析世界主要海洋国家创新能力实现的若干路径,通过比较分析我国各沿海省份的创新效率结构属性。研究发现,世界主要海洋国家产业升级的发展经验可以从三个维度与不同省域发展路径进行匹配,各省海洋产业转型升级需结合自身特征选择发展模式。分析海洋传统优势产业的政策驱动路径。根据中国海洋经济政策演变过程,分别梳理每个时期我国海洋经济综合管理的主要政策,聚焦我国五年规划中海洋产业政策的转向,从海洋产业的发展历史角度,厘清海洋政策的发展脉络。为了验证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本文通过使用2001-2017年中国海洋经济各行业数据,采用GRA-DID分析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海洋政策的变化对于海洋经济产业结构的发展带来显着的影响,我国海洋产业政策的分类治理对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海洋传统优势产业的转型升级为研究对象,从影响因素、产业政策、产业创新三个方面阐述了海洋产业的转型升级过程,形成了如下三点创新:（1）基于产业整体发展历程与混合回归方法,本研究厘清了海洋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影响因素,验证了影响因素的共性与差异,明确了科技创新因素的普遍显着性影响,有助于解决海洋产业转型升级中各产业共性规律的归纳问题。（2）在假设条件下,设计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海洋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路径分析方法,厘清了各影响因素作用过程,有助于解释海洋产业转型升级问题分析中不同影响因素作用路径的显着差异。（3）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与创新价值链理论,结合GRA-DID、三阶段DEA等实证方法,分析了海洋产业转型升级的科技驱动路径与政策驱动路径,有助于解释海洋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与影响因素间的互动关系。

李秀华^[4]（2020）在《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国际法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海洋是孕育生命的启点,也是承载地球一切物质往复的最终载体。陆地源生于海洋,看似陆地相对独立的物质循环体系最终依然无法摆脱对海洋的依赖。人类从诞生至今,对整个生态的影响非常之大,其对陆地的物质开发及使用也极大的影响着海洋的生态及环境。尽管海洋环境生态系统作为最大的生态系统有其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但频繁的陆上及海上人类活动、废弃物排放、海洋及陆地资源的过度开发等多种因素打破了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引起了海洋污染。而海洋污染物会对海洋生态系统乃至人类生命健康直接或间接的产生严重的危害。陆地因为国家的存在而具有显着的边界性,对陆地环境的处理往往以各国家和地区独立处理的内部方式为主,而海洋具有无明显边界的区域性,因此海洋环境问题具有环境区域性特征,其往往不能通过单一封闭性的思维去进行处理。海洋环境区域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海洋区域环境的整体治理,强调基于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开展区域内各个层次的通力合作。人类针对当前的海洋污染现状探索了 多种海洋污染区域治理国际机制,不同区域治理机制之间有共性,也有差异性。中国作为海洋大国,目前也面临诸多严峻的海洋污染问题,这些海洋污染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中国自身治理能力的提升,也有赖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借鉴已有的国际合作经验,克服区域治理中的缺陷,形成良好的区域合作治理机制。本论文也基于此研究目的而成,具体内容如下:本论文第一章首先介绍海洋污染的主要来源、海洋污染物的类型及其对应的后果,随后介绍了目前海洋污染区域性特征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开展区域性环境治理的积极作用,还介绍了海洋污染法律治理机制的实施效果;最后,结合中国当前的海洋污染问题及区域治理中的缺陷,提出治理模式的改进设想。海洋污染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环境问题,并且已经超过一国管辖范围,依靠单个国家已经无法实现海洋污染的有效治理。海洋污染的本质具有区域性的特点,例如海洋污染分布最密集的区域是沿海地区,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区域治理的方式治理海洋污染。国际社会已有的区域治理操作实践已经卓有成效,但仍然存在缺陷和问题。本论文第二章主要从理论视角阐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适用的基本原则,以及传统国际法律制度下“海域权益”的排他及专有性对海洋污染治理的推动和限制,进一步分析现有海洋污染区域治理合作下的国际合作主体、治理主体和法律途径的优势与不足,进而运用治理理论分析海洋环境区域治理符合治理理论的特征,最终从理论上论证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相对于仅依靠单独的国家或传统国际法治理的理论优势,为构建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机制提供法理上的基础和支持。受制于洋流、季风等自然因素影响海洋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该区域内的一点受到污染,则有可能扩散到整个区域,并进而影响到另外的区域。因此不同海域的污染可能面临不同的区域治理的需要。受到沿岸国家不同经济制度的影响,海洋的国际属性也催生了不同的区域的治理机制。本论文第三章在内容上主要对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机制进行考察,就各机制之间的共性及问题进行评析,此外本章也将结合国际法律规范对所考察的区域治理进行分析,重点关注国际法律规范对区域治理问题的影响及效用。长期以来,在海洋区域污染预防和治理问题上,作为利益相关方的该区域沿海国家为防范海洋污染作出贡献的意愿,往往被主权国家海域权益的争执所阻碍。自1974年以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起的区域海洋项目为世界上140多个沿海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极好的区域内合作契机,并为区域治理构建了许多有代表性的治理机制。这些机制虽然体现在不同的区域治理模式中,但具有机制共性,是海洋区域污染治理中的重要制度。在第三章对代表性区域治理机制考察的基础上,本论文第四章着重从具体机制出发,分析相关机制的特点及内容,并结合国家、国际组织在国际法上的既有探索,从信息共享、污染源控制与治理、污染评价及赔偿、资金保障、纠纷解决五个方面入手,研究跨国界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模式中的主要机制构建。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机制的全面构建应包括基于风险预防原则的信息共享机制构建,以多方共治原则为基础的合作机制构建,海洋污染的区域治理的评价、评估及赔偿机制构建,海洋污染区域治理资金保障措施的采取和区域内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以及区域海洋污染形势日趋严峻的大背景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承担海洋大国责任、为全球海洋善治贡献中国力量的意愿不断增强,参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不断深化。当前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和海洋区域治理并已有所作为,但在国际规则制定、国际合作的促进实施和国际协调方面仍存在欠缺,合作的进一步推进也面临着区域内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对发展海洋经济和保护海洋生态的需求不一致、相互依存度较低、争端复杂化、域外势力介入等挑战。基于中国所参与区域合作的现实并借鉴其他区域合作机制的施行经验,中国参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应首先与区域内各国在治理理念与目标层面达成共识,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蓝色伙伴关系”等不同层次的共同理念并形成统一的层次化的治理目标体系,继而在信息公开和信息共享、资金保障、国内法与国际法在立法和执法层面的协调、国内海洋治理完善、区域内履约监督和争端解决等多方面开展合作,最终形成全方位的区域合作制度保障。本论文第五章将对于中国参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动因与现状、理念与目标和制度保障进行探讨。

杨玉洁^[5]（2020）在《中国陆海跨界污染统筹治理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经济活动广度、强度空前加剧,以致近海环境持续承受巨大压力。中国近海海域主要污染物80%以上来自于陆源排放,由于陆源污染物排海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海洋环境依然遭受显着影响。陆源污染排放过程既跨越自然边界又跨越行政边界,所涉及的治理主体复杂多样,陆海统筹视角下跨界污染问题亟待解决。本文主要从陆域研究环境公平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从海洋研究海洋功能区划的约束机制,进而统筹陆海,研究沿海地方政府入海流域管理机制以及中央政府跨界治理激励机制,期望通过相关制度安排,规范陆域社会经济活动,有效调控沿海地方政府行为,对陆海跨界污染形成制度约束与治理激励。本研究旨在丰富陆海统筹等相关理论,为协调沿海地区经济与环境关系提供思路和依据,为合理制定环境经济政策,实现陆海整体环境优化提供参考。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1）从环境公平角度切入,以辽宁省为研究区,选取畜禽业作为典型陆域经济活动,以化学需氧量COD为污染物指标,测度2000-2016年辽宁省畜禽业环境不公平状况并构建面板阈值模型研究环境公平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识别陆域活动关键控制点。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畜禽业环境公平的重要因素。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间内,农业产业结构对辽宁省地级市畜禽业环境公平具有差异化影响,对畜禽业环境空间分布公平具有单一阈值效应,对畜禽业环境经济效率公平具有双阈值效应。农业产业结构的数量型升级并不能有效缓解辽宁省内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和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区间的畜禽业环境不公平。加强对科学技术的公共财政支持有助于提升畜禽业环境公平程度。（2）从政策角度出发,在对海洋陆源污染治理政策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研究海洋功能区划实现陆域社会经济活动约束的基本途径,并探讨未来即将实施的4.0版海洋功能区划所需承载的生态环保任务。研究表明:海洋功能区划是实现陆海环境统筹约束的有效途径,其约束力来自于自身生态环境要求和所体现的生态环境政策意志。未来即将实施的4.0版海洋功能区所需承载的生态环保任务包括:继续开展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功能区划研究,纳入更多量化生态环境指标以加强量化控制,进一步与海洋生态环保制度、机制、管理相协调,为海洋生态政绩考核提供有力支撑与科学依据。（3）建立了入海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博弈模型,分析了海洋环境管理权不同归属情景下沿海地方政府污染治理行为与策略选择,通过引入陆海结合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如何构建陆海跨界水污染管理机制。结果表明,引入沿海省级政府对海域环境的管理是实现跨界污染有效治理的关键。在沿海省级政府管理下,通过建立陆海结合的生态补偿机制,采用分段生态补偿系数,能够实现入海流域的源头污染减排,但对入海末端污染减排存在不确定性影响,在海陆生态补偿系数比值满足临界条件情况下能实现末端污染减排。生态补偿机制对产污削减量存在分配效应,海洋与陆域生态补偿系数比值会影响地区产污削减量在上游内陆和中游近岸之间的具体分配。沿海省级政府在构建陆海结合的生态补偿机制时,既要关注海洋、陆域生态补偿系数绝对量,又要考虑二者的相对量。（4）建立中央—沿海地方政府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研究了中央政府如何通过激励契约促使沿海地方政府在单任务层面重视海洋污染治理,在多任务层面兼顾经济发展与陆海污染治理。研究结果表明,在单任务层面,中央政府设计激励机制时要将沿海地方政府风险态度纳入考量,考察其激励强度对努力水平影响的敏感程度,并提高海洋污染治理努力的可观测程度。在多任务层面,中央政府要促使沿海地方政府兼顾经济发展与陆海污染治理,多任务间的关联关系是设计有效激励机制的前提。中央政府需要考虑通过政绩考核等配套政策引导沿海地方政府,将经济发展、陆域污染治理两项任务与海洋污染治理任务的努力成本关系由“互相替代”调整为“互补”,从“临界型激励”转换为“增强型激励”,促进沿海地方政府兼顾经济发展与陆海污染治理。

黄灵海^[6]（2020）在《中国向海经济绿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1世纪是开放的世纪,也是海洋的世纪。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对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推进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海洋在国家经济发展大局和对外开放中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角色更加显着,已经日益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最大潜力、最大空间、最大动能。2017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北海市视察时首次提出要“打造好向海经济”,“写好新世纪海上丝路新篇章”。在全球海洋竞争日趋激烈、国家海洋强国战略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逐步走深走实、海洋经济在国内经济地位日益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总体布局、新发展理念成为新战略指引的大背景下,本文在国内外向海经济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绿色发展理论,依据相关统计数据,利用相关工具模型,对中国向海经济绿色发展进行系统研究,在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向海经济研究,在实践上为中国向海经济绿色发展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首先,根据当前国内外关于向海经济概念的研究和讨论,结合可持续发展、区域经济增长阶段、生态补偿、循环经济、海陆统筹、高质量发展等绿色发展相关理论,本文将向海经济的概念界定为:以陆域经济为基础、以海洋经济为依托、以海陆经济协调发展为特征的开放型经济新模式。将向海经济绿色发展界定为:向海经济在绿色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以沿海地区海陆空间为空间载体,以“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沿海陆域经济绿色发展”“海陆经济协调发展”为特征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其次,为及时掌握当前国内外向海经济发展动态,为中国向海经济绿色发展提供经验借鉴,本文归纳总结了国内外向海经济绿色发展模式与政策。国际方面,基于地域分布平衡和国家体制差别的考虑,主要以美国、日本、欧盟为典型,分别对其向海经济发展经验进行概述,得出“注重海洋战略引领”“注重海洋科技创新”“注重完善海洋法律体系”“注重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四条经验启示。国内方面,主要以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是否纳入国家战略为依据,将山东、浙江、广东、福建、天津5个省市列为中国沿海先进地区,并分别从“注重发挥组织领导”“强化海洋顶层谋划”“完善海洋管理体制机制”“加强海洋科技协同创新”“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进行总结。再次,基于本文对向海经济绿色发展的界定,重点运用DEA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空间计量模型等评价模型,分别从“海洋经济绿色发展”“陆域经济绿色发展”“海陆经济协调发展”三个方面构建中国向海经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2007～2016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等公开文献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方面,在不考虑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影响的情况下,2006～2015年中国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效率有稳步提高的趋势,平均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效率值由2006年的1.78增加到2015年的2.40,年均提高0.62%。与此同时,2006～2015年中国沿海地区各省份之间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效率的差距波动较大,且差距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说明中国海洋经济绿色发展在整体上并不均衡。在陆域经济绿色发展方面,2006～2015年中国沿海地区陆域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状况大致符合上海、广东、山东、天津、浙江、江苏、福建、辽宁、河北、广西、海南的排列顺序,基本与中国沿海地区各省份总体经济实力呈正向相关,且省份均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在海陆经济协调发展方面,2006～2015年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系统对陆域经济发展的助推效应总体偏低,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且变化幅度不明显;海陆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在2008年有所下降,之后又呈缓慢上升趋势,且省际差异逐步缩小,总体向协调范围转变,但进程极为缓慢;2013、2014年中国沿海地区海陆经济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表现出集聚分布特征,其他年份在空间上基本表现出离散分布特征;海陆经济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负自相关特征,从离散分布状态向集聚分布状态转变。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对当前中国向海经济发展的趋势和主要短板进行总体判断,在认真借鉴国内外向海经济绿色发展模式与政策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重点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就中国向海经济绿色发展提出“坚持以陆海统筹为战略引领”“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扎实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六条政策建议,为中国沿海地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并对中国向海经济绿色发展研究提出下一步展望。从总体上看,本文研究创新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理论上。本文在新时代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首次构建了中国向海经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创新提出了以“海洋经济绿色发展”“陆域经济绿色发展”“海陆经济协调发展”为特征的向海经济绿色发展模式。二是方法上。本文基于绿色发展的特征,分别使用DEA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空间计量模型等评价模型,多角度对“海洋经济绿色发展”“陆域经济绿色发展”“海陆经济协调发展”进行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向海经济绿色发展水平实证研究的准确度。三是实践上。本文根据中国向海经济绿色发展水平实证研究结果,在借鉴国内外向海经济发展绿色发展模式与政策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重点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就中国向海经济绿色发展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中国沿海地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宋建欣^[7]（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南海争端”主要是指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文莱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存在的争议与分歧。改革开放后,针对南海声索国对南海岛礁的大肆侵占以及美、日等域外大国对南海争端的频繁干预,中国共产党主要从外交、经济、军事、法律等多个层面着手,坚定地维护中国南海主权权益,为解决南海争端、维护南海和平做出了卓越贡献,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与勇气。本研究立足于已有研究成果,坚持问题导向,搜集和挖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文献、报刊文本、国外相关文献等资料,运用系统分析、比较分析以及交叉研究等方法,从宏观透视和微观探究的双向逻辑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具体策略与实践展开较为系统全面的考察,并在总结经验与反思不足的基础上,从多个维度尝试性地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对策及启示。具体来讲,本论文主要分六章:第一章是绪论。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与分析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问题的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创新之处与不足。这部分内容系统地回答了为何开展本研究、如何开展本研究等问题,为本文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第二章是南海争端的相关概述。南海争端是本研究的核心概念,介绍核心概念的基本方面是开展本研究的逻辑前提。这一部分主要从产生根源、基本内涵与现实状况三个层面来介绍南海争端的基本方面。首先,从历史因素、经济因素、地缘因素以及法律因素四个方面分析了南海争端产生的根源。其次,从岛礁主权问题、海域划界问题、海洋资源问题以及“航行自由”问题四个层面论述了南海争端的基本内涵。最后,概括了南海争端的现状,即域外大国继续干预,域内国家磋商合作,整体局势依然严峻。第三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依据及基础。这一部分主要从历史依据、法理依据、理论基础以及现实基础四个维度来阐释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依据与基础。中国对南海诸岛的最早发现与命名、持续开发与管制,国际社会对中国南海主权的承认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历史依据。适用于处理主权争端的国际法原则、与南海问题有关的具有法律性的国际条约以及相关中国法律为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海权思想、中国共产党维护海洋主权权益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理论依据。晚清政府、国民政府以及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南海的维权实践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有效维护南海主权权益奠定了实践基础。第四章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依据南海局势的发展态势,在不同历史阶段有针对性地出台了一系列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政策,并将其落实为了具体实践。本部分主要从坚持中国南海立场不动摇、努力提升南海防御能力、积极推动南海区域建设、运用和平方式处理争端四个向度梳理与概括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内容。第五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本章与第四章共同构成了全文的核心部分,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内容。本章主要从贯彻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强化对南海的管控与开发、深化与南海各国的伙伴关系、应对域外大国对南海争端的干预四个方面爬梳了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南海主权权益所作的大量工作。第六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成效、经验与启示。具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成效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即有效控制南沙部分岛礁、顺利完成北部湾划界、岛礁建设取得显着成果以及南海和平稳定得以维持。本文在系统梳理与分析中国共产党南海维权实践内容的基础上,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基本经验概括为始终坚持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基本立场、始终坚持以协商谈判和平处理南海争端、始终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始终坚持发展海上军事力量与执法力量这四个方面。最后,本文从南海问题的现状出发,并结合过去中国共产党在维护南海主权权益方面积累的经验和存在的不足,较具针对性地提出了此后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四点启示:全面深化同域外大国及东盟的友好关系、加速推进与南海声索国的共同开发进程、继续强化人民海军的远海防御能力建设、更加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南海争端。

王思成^[8]（2020）在《风险治理导向下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滨海城市兼具高经济贡献度与高风险敏感度,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有赖于对复杂且多样化“城市病”风险的源头管控。而当前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偏重空间与设施的被动应灾,缺乏动态风险治理技术支撑,导致防灾能力认知不清、“平灾结合”缺失、多规衔接困难等现实矛盾,工程性综合防灾体系亟待引入精细化风险治理思路进行拓展与完善。论文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智慧技术的滨海大城市安全策略与综合防灾措施研究》（13&ZD162）的支撑下,以安全风险治理为导向,探究滨海城市传统综合防灾规划体系的重构路径。全文按“发现问题--聚焦困难--寻找办法--应用反馈”的思路展开,在风险治理与防灾规划两大重要领域之间,构建耦合风险识别、评估与管控体系的综合防灾规划研究框架,将风险治理技术的应用,由规划前期分析,拓展到从编制到实施的全过程。通过理论探索、规划溯源、路径细化,辨析滨海城市安全风险机理特征,论证综合防灾规划困境及其重构路径,组建融合多元主体的风险评估系统,提出差异性防灾空间规划策略,达到摸清滨海城市安全风险底数、准确全面风险评估、提高综合防灾效率的目的。在风险治理理论探索层面。运用灾害链式效应分析方法,从物质型灾害和风险治理行为的“双视角”建立了滨海城市安全风险机理整体认知路径。由传统物质灾变能量的正向传递转为风险治理行为的反作用力研究,创建了风险治理子系统动力学模型,揭示出风险治理行为在应对物质型灾害“汇集-迸发”式的灾变能量正向传导时,具有“圈层结构”的逐级互馈特征,认为综合防灾规划的编制必须依此机理特征,形成多层级的防灾空间体系。嫁接风险管理学产品供应链的风险度量方法,构建了适用于滨海城市的灾害链式效应风险评估框架,认为综合防灾规划体系的重构,必须以全生命周期风险治理为目标,通过风险评估耦合风险治理技术与防灾空间体系,丰富了多学科交叉下的综合防灾规划理论内涵。在综合防灾规划溯源层面。论文通过纵向多灾种防灾技术演进分析,横向多部门防灾规划类比,认为现状综合防灾能力认知不清是导致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困境的根源。紧扣所有防灾规划均以最低防灾基础设施投资,换来最优防灾减灾效果的本质诉求,移植经济地理空间计量模型,首次提出运用综合防灾效率评价,规范并统一综合防灾能力认知方法。通过量化防灾成本、灾害产出、风险环境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得到影响我国滨海城市综合防灾效率提升的5个核心驱动变量,依此制定韧性短板补齐对策。通过对滨海城市安全风险机理与综合防灾效率的研究,得到风险治理技术与防灾空间规划的响应机制。分别从多维度风险评估系统的拓展性重构,多层级防灾空间治理的完善性重构,形成传统综合防灾规划体系融合“全过程”风险治理技术的重构路径,为当前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困境提供了新的解题思路。在规划路径细化层面。突破传统综合防灾规划静态、单向的风险评估定式,细化“多维度”风险评估指标框架:通过多元主体的灾害链式效应分析,认为灾变能量在政府、公众与物质空间环境间,存在领域、时间与影响维度的衍生关系,逐项建立了集成灾害属性、政府治理、居民参与等多元主体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与评判标准,为综合防灾规划提供了理性数据支撑。改变防灾设施均等化配置或减灾措施趋同化集合的规划方式,细化“多层级”空间治理体系内容:通过多维度风险评估系统的组建,认为治理差异性是滨海城市防灾空间规划的关键点,针对不同空间层级的主导型灾害风险及其灾害链网络结构特征,分级划定风险管控与防灾规划的重点内容,最大程度地发挥防灾基建与管理投入的效用,提高综合防灾规划效率。以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参与风险治理为目标,细化“全过程”综合防灾规划流程:认为耦合风险监测、评估、管控机制的综合防灾规划,必须具备风险情报搜集与分析、风险控制与防灾空间布局、风险应急处置与规划实施三个阶段。完整呈现了风险治理导向下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体系的重构路径。通过天津市中心城区综合防灾规划的应用反馈,表明本文“全过程”风险治理、“多维度”风险评估、“多层级”风险管控的规划路径,有利于提升滨海城市整体韧性,可为其他城市开展安全风险治理,建设综合防灾体系提供研究范例。

陈宝君^[9]（2020）在《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视角下南海生态安全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南海拥有丰富的生物与非生物资源,但随着周边各国在南海各种经济开发活动的加剧,日益增加的频繁人类活动给南海海洋生态安全造成多方面的影响与破坏。虽然生态安全,尤其是海洋生态安全问题已经形成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也是包括联合国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长期关注的核心议题。但南海的海洋生态安全尚没有引起南海周边各国的高度重视,南海的海洋环境污染和海洋生物资源枯竭等生态状况在不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加强南海海洋生态安全治理就显得尤为重要。虽然当下学者对南海生态安全治理进行一系列研究,但是其大都侧重于具体的条规政策,而以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作用于南海海洋生态治理的研究涉及较少。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包括公正的国际权利观,共建共享的安全观,包容互惠发展的义利观,营造合而不同的文明观和开辟绿色生态体系的生态观,为南海海洋生态安全治理提供了思想基础。本研究以南海海洋生态安全治理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调查法、案例分析法、描述研究法等研究方法。根据南海生态安全治理中存在的南海海洋环境污染、生物污染、生态系统污染等问题,指出了虽然我国在南海生态安全治理方面有日益健全的海洋法律法规,成立了我国南海治理机构,南海监督机制,加强了南海海洋生态安全的修复等一系列举措。但是仍然认为当前南海海洋生态安全治理方面主要存在着:南海区域生态安全合作国际成效一般;综合性保护南海海洋生态安全法律缺乏;南海周边各国公民生态安全意识缺失;南海争议海域海上执法不统一;南海生态安全监督不到位;南海海洋生态安全补偿机制和生态修复不全面等多方面的问题和缺失。本研究主要是借鉴了国外先进的海洋生态安全治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主导推动南海海洋生态安全治理,从基本目标、治理原则进行构架与解析,最后得出落实南海区域性国际合作条约;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完成;提升公众海洋环境意识;建立南海区域性执法机制、监督合作机制、生态补偿机制、生态修复机制的具体举措,从而形成了在南海生态安全治理方面的整体性推进建议。

王柳柱^[10]（2020）在《基于三元结构的典型海岛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指出海岛是重要的资源环境载体,进入“人新世”,海岛面临着人类活动与全球变化双重胁迫,是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领域。2011年国务院设立了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舟山群岛新区。泗礁黄龙诸岛位于舟山群岛东北部海域,是舟山群岛新区联结长三角都市群的东大门和天然屏障,承担着引领海洋经济、守卫海洋国土的职责,兼具资源、环境、国防等多重属性,是我国“人-地”关系高度耦合的典型海岛系统之一。随着海洋经济的深入推进,对研究区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强度必然不断增加;同时,气候变化引起的降水不稳定及海平面上升等自然威胁,会进一步加剧海岛“人-地”系统之间的矛盾。2015年联合国发布的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提供了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框架,对标SDGs、海岛层面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仍然缺乏。论文以研究区多年基础数据为依据,应用系统分析法、弹性评价方法,对研究区海岛开发利用可持续性进行评价,判断海岛系统演化所处的阶段,以及当前海岛开发利用面临的主要问题,为区域资源、环境及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参考依据。论文主要完成了以下两方面工作:（1）积累了丰富的研究区社会经济环境基础数据。论文搜集整理了研究区两次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的资料,2001年以来研究区社会经济发展数据和海岛海域开发利用数据。2008年起,结合工程项目实践,累计参与完成了研究区周边海域9个航次海域生态环境调查,获取了185个水质站位、106个沉积物站位、104个生态站位和23个潮间带断面的样品数据。（2）基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框架,构建了覆盖整个“岛陆-潮间带-周边海域”三元结构空间的海岛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模型将海岛系统划分为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灾害五个子系统,共建议了59项指标,用于计算海岛可持续发展指数（Isl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ISDI）。基于构建的基本模型和研究区域基础数据库,论文筛选了29个可持续评价指标,计算出研究区2001～2018年的海岛可持续发展指数（ISDI）。同时,以识别研究区海岛开发的系统状态为目的,论文借鉴适应性周期理论,采用突变级数法,详细分析了海岛系统演化特征,识别判断出研究区海岛系统在适应性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基于“生态系统和可持续发展双评价”的海岛管理模式。论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研究区海岛开发对“岛陆-潮间带-周边海域”三元结构产生了一定影响。2001年以来,研究区陆域环境经历了前期的破坏性开发后,环境管理不断加强,环境质量总体维持在优良状态。潮间带和周边海域动力环境发生局部变化,环境质量局部出现超标,整体评价结果仍为优良。海域生态系统多样性略有下降,海洋生物多样性指数（Marine Biodiversity Index,MBI）改变量（ΔMBI）为18.84,属于较显着影响。（2）社会、资源子系统是影响海岛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子系统,灾害子系统是影响海岛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因素。2001年～2018年,研究区海岛发展可持续呈增长趋势,但总体偏低。社会子系统发展显着落后于区域其他县区,人口外流严重、创新能力不足,是影响研究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子系统。资源子系统可持续性在波动中保持相对稳定,但海岛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其可持续性难以长期维持。灾害子系统中,海平面升高是影响系统可持续性的长期因素。（3）依据适应性演化曲线,研究区目前高度可能处于巩固（k）阶段向释放（Ω）阶段转变的阶段,社会子系统是影响系统演化的最重要因子,资源子系统是决定系统状态的重要子系统。研究区社会子系统重要性最大,系统处于高度人为控制状态。资源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属于影响系统状态的慢变量。其中,资源子系统2015年起呈现下降趋势,与周边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指数（MBI）变化一致。能否通过社会子系统对资源子系统做出及时、合理的调整,将决定系统未来演化方向。（4）构建新的海岛管理模式,增强社会子系统的创新能力、提高资源子系统的供给能力是未来海岛管理的重点。区域海岛管理应进行深刻变革,逐步建立起基于生态系统和可持续发展评价的“双评价”海岛管理模式。研究建议,区域海岛系统管理的重点应该在资源子系统上,需要加强资源子系统的长期管理和养护,主要包括渔业资源养护、岸线资源合理规划。同时应加强人才引进,提高区域社会子系统的竞争力和革新能力,促进海岛系统的持续演化。

二、我国首次发布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首次发布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论文提纲范文）

（1）《生物多样性公约》下我国珊瑚礁养护履约进程与改善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2）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3）我国海洋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国际法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陆海跨界污染统筹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向海经济绿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风险治理导向下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视角下南海生态安全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基于三元结构的典型海岛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我国首次发布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论文参考文献）

• [1]《生物多样性公约》下我国珊瑚礁养护履约进程与改善建议[J]. 唐议,杨浩然,张燕雪丹. 生物多样性, 2022(02)
• [2]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构建[D]. 赵缔. 吉林大学, 2020(03)
• [3]我国海洋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问题研究[D]. 毕重人.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6)
• [4]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国际法机制研究[D]. 李秀华. 山东大学, 2020(01)
• [5]中国陆海跨界污染统筹治理机制研究[D]. 杨玉洁.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1)
• [6]中国向海经济绿色发展研究[D]. 黄灵海. 中国地质大学, 2020(03)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研究[D]. 宋建欣. 吉林大学, 2020(08)
• [8]风险治理导向下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路径研究[D]. 王思成. 天津大学, 2020(01)
• [9]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视角下南海生态安全治理研究[D]. 陈宝君. 广东海洋大学, 2020(02)
• [10]基于三元结构的典型海岛可持续发展研究[D]. 王柳柱. 南京大学,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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