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新闻周刊的两大原则

一、把握新闻周刊创办的两个原则（论文文献综述）

万明媛^[1]（2021）在《建党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域下党性与人民性关系探究（1921-2021）》文中认为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回望建党百年来的风雨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完成了脱贫攻坚的艰巨任务,进入实现全面小康的决胜阶段。与此同时,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关系风云变幻,全球性问题此起彼伏,国际舆论纷纷扰扰。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的必然之举。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域出发,从跨学科角度,使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和文本分析法,从五个历史阶段剖析党性和人民性原则的内涵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变化,进而揭示:凡是“党性和人民性统一”的时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就顺畅;凡是“党性和人民性不统一”的时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往往遭遇坎坷,甚至倒退。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多元思潮的对话和反思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以之为革命事业的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人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新闻思想,结合近代以来中国新闻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经历五个历史阶段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基础坚实、内涵丰富、极具理论张力和指导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建党初期（1921-1935）,中国共产党引进苏联的办报经验,将党性原则确立为党报的第一原则;延安和解放战争时期（1935-1949）,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党报具有连接党和群众的桥梁功能,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期（1949-1978）,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探索新闻宣传实践中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新闻事业发展曲折;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2012）,新闻宣传工作讲政治、以人为本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年至今）,中国共产党重申党性与人民性统一原则,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引领进入新闻宣传的全新发展阶段,从自上而下、单向的新闻宣传阶段走向交流互动、双向的新闻舆论阶段,媒体融合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实践创新开启了新的篇章。历史告诉人们,只有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统一原则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快速发展。

刘炎飞^[2]（2020）在《北洋政府时期民营报人新闻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时期,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变幻莫测的时局、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催生了媒体的发展与繁荣。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进一步发展,新的政治体制及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使媒介环境相对宽松,报纸结构比例开始发生变化,民营报纸逐渐超越官报和政党报纸,所占比例为三分之二,民营报业和民营报人成为此时中国新闻业的主力军。黄远生、徐宝璜、邵飘萍、任白涛、戈公振、林白水、胡政之、史量才、汪汉溪、黄天鹏、周孝庵为其代表人物。他们大都留学于欧美或日本,接受了西方文化和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熏陶,也目睹了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反观中国报纸“现多徘徊歧路,即已入迷途者,亦复不少。”于是,他们为改造中国社会和发展中国新闻事业,殚精竭虑、筚路蓝缕,在新闻实践、新闻学研究、培养新闻人才等方面开启艰难的探索,撰写了中国第一批新闻学专着,创办了中国第一批新闻学专刊,开启了中国的新闻教育,为推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民营报人作为北洋政府时期新闻战线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新闻实践和新闻教育中,十分注重对新闻学的探讨和总结,在理论新闻学、实务新闻学和历史新闻学诸方面都创造了突出的成果,提出了新的思想见解,为中国新闻思想的宝库做出了新的贡献。民营报人们首次提出报纸是社会的公共机关,应以服务公众为目的,强调报纸以供给新闻为天职,全面客观代表公众意见,在社会普遍教育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基础理论方面,民营报人最早构建了新闻学体系,提出了以事实为本源,读者为中心的新闻观,建立了新闻价值的判定标准,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原则遵循。为保证报纸的“客观性”,民营报人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道德规范,强调了记者道德修养和品性培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言论自由是报纸生存外在条件,独立自尊是记者的核心价值观,客观公正是记者恪守的报道原则。民营报人全面阐述了报纸作为一个组织机构,在业务活动中的操作原理与方法。提出了倒金字塔式的新闻写作方式,以读者为本位的编辑宗旨,事实与意见分离的新闻范式,以事实为基础、力求客观公正代表民意的评论写作要求等经典业务理论。报刊经营方面,他们提倡经济独立,主张在广告和印刷等经营活动中,不能唯利是图,而要义利兼顾。民营报人关于新闻基础理论的阐释、新闻业务操作规范的建立、新闻伦理道德的构想,以及报刊经营的思考,体现了公共性、客观性的新闻理念,折射出民营报人对新闻业职业化、专业化的追求。这些思想是民营报人在北洋政府时期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基于自身的角色立场,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论与中国新闻业实践相结合,建立起来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体系,使中国关于新闻“有学”还是“无学”之争,第一次得到正面肯定的回答,推动了中国新闻业的现代化、职业化转型,创建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对中国新闻事业与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伟^[3]（2020）在《《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英国作家J.K.罗琳创作的Harry Potter风靡全世界,被翻译成80种语言,所有版本的总销量超过5亿册,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小说之一。本研究依据译介学理论、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操纵”和“重写”理论、接受理论和副文本理论对Harry Potter在中国的译介展开全面、系统的描述性个案研究,探讨了该作品是如何被译介到中国以及在进入中国后该作品在中国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者群体中的传播、接受现状,分析了《哈利·波特》中译本在中国的定位和目标读者群体的接受错位问题,并从副文本与文本转换过程分析了《哈利·波特》中译本中的翻译问题。通过对《哈利·波特》中译本在中国出版发行的历时性描述分析,本研究发现Harry Potter这部通俗文学作品能够进入中国主要是与当时的社会接受环境紧密相关。通俗文学,又称之为大众文学,一直处在中国文学系统的边缘。长期以来,通俗文学的娱乐消遣功能与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文学观念相悖,通俗文学往往被视为严肃文学、纯文学的对立面。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开始大规模地译介外国通俗文学作品,通俗文学开始从文学系统的边缘向中心运动,长期被压抑和禁锢的文学娱乐消遣功能终于得到释放。随着中国1992年成为《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中国对外版权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开始不断从国外引进通俗文学作品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需求。20世纪90年代,国内不少出版社开始摆脱行政化束缚,以市场为导向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积极转变观念,从国外获取最新商业出版资讯,Harry Potter就这样走进了人文社的编辑眼中。2000年8月底,人民文学出版社鏖战数月后赢得了《哈利·波特》中文版权。Harry Potter被引进到中国之后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销售成绩,成为一部非常畅销的流行读物。Harry Potter进入中文世界后,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者对该作品的接受各自呈现出不同的接受特征。中国奇幻文学读者群体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壮大,对《哈利·波特》这部作品的接受经历了“文本—影像—文本”和“影像—文本”两种文学接受过程。在Harry Potter进入中国之前,中国大陆的普通读者对于奇幻文学还是比较陌生,即使有奇幻文学作品的存在,在当时也是被当成童话被译介到中国。在新世纪开始之前的这段时间,中国大陆并不存在奇幻文学所能接受的土壤或环境,因此也就没有奇幻文学读者群体的存在。而随着The Lord of the Rings和Harry Potter等系列作品陆续被国内出版社引进译介,再加上国内义务教育的蓬勃发展和一系列的教育制度改革,新时期的中国读者在文化程度、知识深度、阅读广度上有很大幅度提高,国内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奇幻读者群体,他们热爱阅读和接受各种西方奇幻文学作品。同时,新世纪大众传媒尤其是由奇幻文学改编的同名电影在中国热映,使众多读者在欣赏奇幻大片的同时,感受到了奇幻文学作品的魅力,部分读者是看完纸质作品之后去电影院欣赏改编的同名电影（影像）,然后再对该奇幻文学作品的纸质书籍（文本）进行深度阅读;也有不少读者是观看完奇幻文学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影像）后购买纸质书籍（文本）阅读。“文本—影像—文本”和“影像—文本”构成了中国普通读者对外国奇幻文学作品的两种文学接受过程。而与普通读者对《哈利·波特》的接受不同的是,中国的专业研究者对《哈利·波特》并不是特别重视,在我国主流核心学术刊物上刊载有关“哈利·波特”研究的文章数量相对有限。尽管通俗文学开始从文学系统的边缘开始向中心运动,但是严肃的学院派研究者却并不十分关注《哈利·波特》这种通俗文学作品。究其缘由,一方面,纯文学或者说精英文学才是中国专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对文学作品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这更符合当下时代的主旋律,而外国通俗文学作品“走进来”的译介研究则很难引起他们的关注。与Harry Potter系列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接受状况相比,《哈利·波特》中译本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在英语世界,Harry Potter系列一开始定位是儿童文学,面向儿童读者群体,但因为该作品深受青少年读者和成人读者的喜爱,英语世界的出版社很快就灵活地改变该作品目标读者群体定位,扩大其读者群体范围。而在中文世界,赞助人（人文社）从一开始就一直把该作品定位为儿童文学,并自始至终操纵着《哈利·波特》中译本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从副文本视角对《哈利·波特》中译本进行分析,无论是从书籍的开本设计、封面装帧、插图、书签还是内页版式设计,人文社都是按照儿童文学作品的定位进行设计和出版发行的,儿童才是其目标读者群体。因此,人文社对《哈利·波特》中译本的定位和中国读者对该作品的接受之间产生错位,部分中国读者对人文社的儿童文学定位和译文质量不满,三种新型读者群体出现:批评型读者、作为译者的读者和精英型读者。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新型读者群体在网络空间中对人文社《哈利·波特》中译本的翻译质量展开网络文学翻译批评,或者另起炉灶自己开始翻译并在网络空间中分享译文。随着《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和同名电影的完结,精英型读者群体开始涌现,他们从各个视角、细节、主题对这部作品展开全新的网络文学翻译批评,具有一定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批评意识。互联网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中国读者的角色从单一走向多重化,在文学文本选择和文本意义建构上由“失语者”变成了“建构者”。新型读者群体展开的网络文学翻译批评对人文社和译者形成了“良性监督”,加强了读者和出版社之间的互动,这些都构成了《哈利·波特》在中国的接受史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Harry Potter被译介到中文语境后,“显性”赞助人（人文社）的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自始至终都对译者的翻译工作进行着操纵,同时“隐性”赞助人（儿童读者群体）也迫使译者适当调整翻译策略使译文符合儿童读者阅读。因此,人文社在对Harry Potter进行文本转换的过程中因为误译、漏译产生了一系列的偏差和变形。因为原文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原作者根本没有预料到的接受语境,作家J.K.罗琳精心创作的大量文化特色词汇、人物形象、“文字游戏”和习语在经过译者的翻译转换之后,原着中的人物形象、性格在中译本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和变形,大量“文字游戏”蕴含的预期效果没有被完美地呈现出来。同样地,原着中大量巧妙构思、精心创作的习语并没有被译者进行异化处理,这使得习语中独有的文化意象和语言特色在中译本中丢失,影响和阻碍了中国读者阅读的连贯性和好奇心。本研究推动《哈利·波特》进入更多学术界研究者的视野,进一步丰富了《哈利·波特》在中国的学术研究,让更多严肃学院派研究者认识到通俗文学翻译的影响和特殊研究价值,也为该作品走向经典做出了一定努力;同时基于该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过程中遇到的新型读者群体的网络文学翻译批评以及中译本在文本转换过程中产生的偏差,本研究亦可为外国通俗文学作品的翻译以及中国通俗文学作品外译提供一定程度的参考和借鉴。

高鲜花^[4]（2019）在《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1963-2018）》文中指出田纳西·威廉斯是20世纪美国继尤金·奥尼尔之后与阿瑟·米勒、爱德华·阿尔比齐名的三大戏剧家之一,在世界戏剧文学和戏剧舞台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等剧更是世界舞台长演不衰的经典剧目。1963年英若诚翻译的威廉斯独幕剧《没有讲出来的话》拉开了中国接受、演出、改编威廉斯戏剧的大幕。威廉斯剧作数量庞大,本论文主要以他几部长剧——《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等为基础研究文本,对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舞台搬演/改编、影响等接受和影响状况进行系统考察。威廉斯戏剧创作极具自传性。在剧作中,他为自己同性恋身份而焦虑、为不断患病而厌烦、为创作力下滑而担忧。当他对青春易逝感到恐慌、对死亡倍加恐惧时,他选择了逃离和漂泊,并且为自己构建了一个美好的停留地——中国,希冀能够缓解他的各种焦虑,而此种种都成为他“本色”创作的基本内容。为了完整地体现他的本色,他在创作过程中设置了潜台人物、借鉴了古希腊戏剧结构、运用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并辅之以中国戏曲的写意性元素,营造出一个个颇具象征性的艺术世界。20世纪80年代,中国戏剧界集中译介了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玻璃动物园》《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三部作品。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翻译界对威廉斯剧作的译介离不开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等的合力“监管”。从文本内部来看,由于戏剧具有二重性——文学性和表演性,所以中国译家们在译介这三大代表作时主要采用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并偏重文学性,为中国读者呈现出全新的“中国化”译本。在中国戏剧舞台上,威廉斯剧作的搬演与改编演出异彩纷呈,尤其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版的《玻璃动物园》和《欲望号街车》成为近几年来经典的翻译剧演出。而由《欲望号街车》改编的形体剧《纸牌夜布鲁斯》可以说是集合中西戏剧表演特性的一次有益尝试,该剧已经走出国门赢得了世界观众的赞誉。如果说在中国的译介和演出是对威廉斯剧作接受的话,那么,在接受之后威廉斯剧作对中国戏剧与小说创作也产生了有力的影响。中国剧作家秉承他的新现实主义精神和悲剧精神,协同调动灯光、舞美、音乐/音响等多种手段、设置叙述人、运用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手法,形成了独特的心理回忆剧,出现了像赵耀民《良辰美景》这样颇具《玻璃动物园》风骨的佳作。而在海峡对岸,将门之子白先勇不仅在人生历程方面与威廉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他的小说创作也深得威廉斯“真传”:运用象征和心理回忆等手法关注同性恋者的喜怒哀乐、对人性暴力进行赤裸裸地揭露和严厉批判、感慨青春易逝、凭吊美人迟暮,这些共同点显示出白先勇是国内受威廉斯影响最深的文学家。

刘子玲^[5]（2019）在《自媒体微信公众号“罗辑思维”的传播策略研究》文中提出自媒体时代的到来降低了传播信息的成本和门槛,尤其是依托微信平台的自媒体微信公众号,得到了众多自媒体人的青睐。然而,随着公众号数量的不断增加,“马太效应”问题逐渐突出,高质量的自媒体微信公众号仍属少数。本论文选取“罗辑思维”微信公众号作为研究对象,对“罗辑思维”微信公众号的传播策略进行研究,原因基于两点。其一:它是前央视的栏目制片人罗振宇所自行创办的微信公众号,从性质上来看,属于典型的自媒体微信公众号。其二:该公众号在众多自媒体微信公众号中运营相对成功,不仅用户数量多,而且其通过传播获得了较高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它的传播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故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本论文通过个案分析、内容分析以及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主要借鉴着名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的“5W”传播理论对其进行传播策略研究。通过研究发现,微信公众号“罗辑思维”在传播策略上具有以下特点:在传播主体上打造“魅力人格体”,依靠运营主体罗振宇的人格魅力吸粉无数;传播对象上致力于创建知识社群,目标用户以80、90后群体为主,把握用户缓解知识焦虑的诉求;传播内容上开创语音推送、内容引入贴近生活且内容观点新颖;传播渠道上通过网络综艺平台、线上线下活动、借助其它微信公众号宣传造势、其它自媒体平台内容分发多平台多形式凝聚传播合力;通过用户增长数、互动性、社会影响力这三个层面研究得出“罗辑思维”微信公众号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此外,本论文还针对“罗辑思维”微信公众号的优势劣势进行了分析。坚持产出优质内容,开拓第三方平台,目标用户分众化,建立商业运作模式是其优势;版权意识淡薄,过度商业化是其劣势。针对两大欠缺笔者分别提出了两大对策:提高运营团队的职业素养,加强运营团队的专业能力,微信平台加大整治力度共同杜绝侵权行为;树立以知识服务为核心的发展理念,通过反馈渠道适时减少广告植入,适时降低产品售价,确保产品质量等措施遏制过度商业化问题。

刘京希,郭震旦^[6]（2017）在《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以《文史哲》的历史变迁为个案》文中研究说明在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发展史上,《文史哲》作为一个典型模本,既见证了当代中国高校社科学术事业的风雨变迁历程,又映射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与政治相互纠葛、影响与约制的复杂关系。坚持学术的独立性,保持期刊的独特风格和气度,在此前提下,探索、提炼和锻造公共学术话题,以自由讨论和百家争鸣的方式,回应现实社会政治需求和意识形态关切,进而在学术史上扮演一个更加积极、主动、自觉的角色,应当是六十余年来《文史哲》处理学术与政治之关系给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启示。

段勃^[7]（2017）在《比较视域下的中美调查性报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调查性报道是新闻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学术话题。在中国,调查性报道被视作最能够彰显新闻品质的报道方式之一;在美国,它和客观报道、解释性报道三足鼎立。过去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调查性报道的个案分析、源流梳理、实务探究方面,在中外比较研究领域成果较少。本文主要以中国新闻奖和普利策新闻奖中的获奖调查性报道作品为样本,从概念、历史、采访、写作等方面全景扫描中美调查性报道异同,并从传播观念、新闻体制、调控规制等方面解析造成差异的原因,以求寻找中国调查性报道的个性和不足,并尝试提出建议和策略。研究发现,中美两国调查性报道都诞生于19世纪中后期,中国以外商中文报刊出现为契机,美国则以黑幕揭发运动为标志。在以后的发展中,中国调查性报道命运多舛,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郁郁勃发,尤其在2003年至2013年进入黄金十年。美国调查性报道在黑幕揭发运动结束后也归为平淡,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步入第二个高峰期,从90年代开始式微,伴随着网络媒体的勃兴迎来又一次发展机遇。在采访实务上,中美调查性报道都关注被掩盖的新闻价值含量较大且具有冲突性的负面选题,采访难度高、危险大、相对独立。相较而言,中国调查性报道题材中含有关于社会问题的中性选题,采访对象相对单纯,调查记者面对较大的法律风险;美国调查记者更富有挑战性,大量报道敏感和富有争议的国际选题,调查过程更加复杂,面临较大的人身风险。就作品文本而言,中美调查性报道都趋向于精确、平衡、大篇幅、碎片化、富有逻辑、凸显调查的写作特点。热衷于“寻宝”叙事母题,偏爱线性结构、悬念制造手法以及外焦点叙事视角和二元对立模式。写作语言简洁、准确又富有张力,平实、自然又生动鲜明,客观、公正且表达主题。相较而言,中国调查性报道作品以独立式报道为主,文体多元,经常采用记者加政府调查的模式,叙事结构更加朴直,语言感情色彩相对浓厚,较多运用间接引语。而美国调查性报道以组合式报道为主,文体单一,调查作品由记者单独完成,叙事结构更加曲折,文体互渗现象相对突出,更多运用直接引语。研究发现,中美调查性报道出现上述差异并不完全是调查性报道自身造成的,中美新闻传播观念、体制和调控规制等不同是造成差异的根本原因。对比中美两国调查性报道既要看到同一又要看到差异,既要看到中国在重视程度、人才支撑、调查技术等方面存在一些差距,同时更要拥有自信,遵循扬弃原则,保持独立个性,尤其要摒弃美国调查性报道单纯揭丑、制造噱头、过分依赖工商业资本等缺陷。

吴玮炜^[8]（2017）在《台湾《人间》杂志的封面故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研究对象的是台湾《人间》杂志的封面故事。《人间》杂志从1985年11月创刊到1989年9月停刊,短短四年不到的时间里总共发行了 47期月刊。当时台湾地区正处在长期的威权政治统治之下,发行这样一本具有批判性格和写实报道的杂志具有特别的时代意义。在威权政治下,媒体多作为官方意志宣传和驯化人民过程中的传声筒,而《人间》的存在对台湾党国政治体制是一种冲击,是当时众多传声筒中的异类。尽管《人间》仅仅发行了 47期,但是它对台湾的文化杂志和纪实摄影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本篇论文中,笔者以内容分析法、文本研究法、理论分析法为主,以文献参照法为辅进行本研究,共分了四个部分:《人间》杂志的封面故事、《人间》杂志封面故事的图像解读、《人间》杂志封面故事的图像与文字叙事和《人间》杂志封面故事的主题表现,通过结合台湾当时历史背景与理论知识来解读《人间》杂志,进而得到一定的启发。

王洁^[9]（2017）在《仪式的解构与建构 ——我国新闻发布会历史研究》文中认为现有对新闻发布会的研究多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本文以人类学角度切入发布会,采用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的方法,首先梳理我国新闻发布会的时空脉络,论述预备立宪后我国记者会实践、形态与结构的变革,论述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新闻发布的管理思想以及制度的嬗变与发展。确定110年间记者会的时间结构、空间边界与格局、称谓结构以及形式结构。论证晚清至今我国记者会实践持续存在。论述新政背景下记者会的生发,确定我国记者会发端于清末而不是民初,阐述清政府政务发布内外有别,对内慎重发布、秘而不宣的思想。论述北洋政府新闻发布管理思想与记者会在国家层面的实施和制度建设,确定记者会发展于北洋政府时期,北洋政府首任内阁开创中央政府记者会的先河,继任内阁开始从中央到地方推动记者会制度建设。论述新闻统制背景下,国民党新闻发布管理思想与记者会的系统的制度设计和持续建设,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内及高层官员普遍展开记者会实践,并特别重视国际宣传,外记者会为单独的类型广为运用。开办外记者会,这一媒介管理方式思路源于清政府,实践于北洋政府,发扬光大于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多个部门和部分省市政府出台记者例会制度和发布新闻办法、条例、法规。论述建国后30年间,记者会表现出国家的主导与民间的退场的特点,记者会空间边界表现出对内的压缩与对外的扩张特点。建国后,我国政府国际传播组织相当得力,境外记者会地理分布范围较之前各个历史时期大为扩展,境内外国政府记者会规格和层次大大提高。考证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时间段内既往学界认为是典型而阐述并不清晰的记者会并勘误。论述改革开放后记者会多元发布主体的均衡发展,国家与民间的对接,记者会空间边界的内外扩张,以及参与媒体层级的下移。其次,在此基础上,以我国新闻发布会的发展历程为支撑,对发布会进行文化人类学分析,阐释发布会的仪式属性及建构。重新定义新闻发布会。发布会是具有明确目的和策略的仪式实践,权力及权力控制隐藏在仪式行为之后。以人类学视野观察,发布会是以社会位阶较高的人群为执礼主体,基于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思想在现代社会盛行,实施社会控制的民主仪式。论证提高发布会效力的因素,仪式形式、仪式规格、仪式程序直接作用于发布会的仪式效力。又次,新闻发布会作为舶来的仪式,在中国本土着陆实践后,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生发,其形态和结构应能体现出中国特色。论述百余年间我国记者会称谓具有类型繁多、灵活多变,同一称谓存在多个变换形式等特点,分析记者会称谓的七个类型,确证招待记者、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为百余年间最为流行的三类称谓。各类称谓之间无本质差别,为同一仪式活动的不同能指。最后,论证我国发布会的仪式结构和形态的特点,并分析其文化个性。

蒋洁蕾^[10]（2016）在《重点高中制度存废问题研究》文中指出重点高中制度是建国以来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制度,深刻影响着我国高中的整体布局。历史上,该制度历经嬗变,几经存废。“重点高中制度存废问题”也就是“要不要办重点高中”的问题,根本上探讨的是重点高中制度利弊问题。那么“究竟重点高中制度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国家、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均对此有着差异性的认识。任何简单地回答“利大于弊”,“弊大于利”,还是“利弊相当”都不能全面反映该问题的复杂性、深刻性,唯有从多视角（历史的视角、国别比较的视角、实证调查的视角、理论的视角）去检视和梳理才能较为全面和系统地还原该问题本身,也才能从中找到我国重点高中制度的未来发展之路。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历史研究、比较研究、调查研究、理论研究综合考察“重点高中制度存废问题”。首先,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梳理我国建国以来有关该问题的若干次争论,涉及政策、学界以及实践等领域在该问题上的看法和作为,以此还原该问题的历史面貌并规整出有关要不要办重点高中的核心争论焦点。其次,检视国际上与我国相类似的“重点高中”（德国文理中学、英国文法中学和公学、美国学术高中）制度的演进、特征以及所面临的存废争论,比较三国“重点高中”制度模式的共性和差异,为我国重点高中制度的出路提供国际视野和参考样本。再者,就现实各方（重点高中校长和教师、非重点高中校长和教师,专家学者）对“要不要办重点高中”的各种看法及理由进行实证调查和比较。接着,运用理论思辨的方法对办重点高中的五大好处（效率优先、因材施教、精英培养、能力公平、示范性发挥）的合理性及其限度进行辨析。最后,在历史回溯、国际比较、实证调查、理论辨析的基础上,提出未来我国重点高中制度发展的若干条出路。论文的历史研究部分,回顾了建国以来我国重点高中制度演化的风雨历程,在此基础上,提炼概括出影响这一制度兴废的五个核心议题,即“是否富有效率?”、“是否体现因材施教?”、“是否培养出了精英人才?”、“是否有违教育公平?”、“是否发挥了示范性作用?”。国际比较研究部分,通过对德、英、美三国“重点高中”制度的历史与现状的分析,归纳总结出三国“重点高中制度”的五点共性和三种不同发展模式:德国始终坚持文理中学制度,通过精细化的制度设计来最大程度的减小文理中学制度的弊端,可用“公立”、“大众化”、“建‘立交桥’”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其特征;英国文法中学和公学制度模式可用“受制于党派”、“精英化”、“尊重传统”三个关键词来概括;美国学术高中制度可用“分类”、“专业化”、“特色化”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实证调查部分,围绕“究竟要不要举办重点高中”这一核心问题,对高中校长、教师、专家学者进行了个别访谈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重点与非重点高中校长对重点高中制度存废的看法存一定的差异,越是“老牌”、“一流”的重点高中校长,越是倾向于赞同保留重点高中制度,而非重点高中的校长则更倾向于废除重点高中制度;相对而言,重点高中的教师比非重点高中教师更倾向于赞同和保留重点高中制度;专家学者对重点高中存废问题的看法各异,呈现出多元化、理性化和复杂化的特征。理论透视部分,围绕五大关键词即“效率优先”、“因材施教”、“精英培养”、“能力公平”、“示范性发挥”,以前面历史研究、国际比较研究、实证调查研究获得的相关材料为依据,运用辩证思维、复杂思维、相对性思维的方法,从正、反两个方面,对举办重点高中可能的好处与潜在的危害进行剖析。研究表明,上述五个关键词所代表的每个辩护理由,都只有部分的合理性,都需要具体分析,都是有条件的。而且,五大辩护理由在逻辑上并不处于同一层面,并非同等重要。简而言之,“精英培养”是根本目的,其它四个方面“效率优先”、“因材施教”、“能力公平”、“示范性发挥”均属于手段的范畴。从重要性上看,假如“精英培养”落空、陷入虚假化,则其它四条理由均不能成立。基于这一判断,论文对当前我国重点高中是否“已经培养”或“正在培养”国家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精英人才进行了基于事实的批判性分析,分析结果令人堪忧。基于上述四个部分的研究,论文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从短期看,我国重点高中制度仍将继续存在,但必须进行适当的改造和改良。改造、改良的总体方向是,重点高中必须摆脱和跳出现有的应试教育模式,真正走内涵式发展道理,不断探索精英教育的内在规律,以培养国家和社会发展真正需要的精英人才。从长远看,教育决策部门应当根据当今世界各国高中教育制度的发展潮流,从制度设计层面对现有的重点高中制度进行适时、适度、适切的改革。可能的变革路径包括:在保留重点高中制度的前提下,设计出不同类型高中之间的转轨通道;建立不同类型的特色高中,实现重点高中内部的多样化发展;鼓励民间资本创办特色高中,尝试将公办重点高中转制为私立高中,改变公立重点高中一统天下的局面;在一些地区尝试废除重点高中制度,建立综合高中制度;废除重点高中制度,在所有普通高中实施资优生教育计划。

二、把握新闻周刊创办的两个原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把握新闻周刊创办的两个原则（论文提纲范文）

（1）建党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域下党性与人民性关系探究（1921-2021）（论文提纲范文）

（2）北洋政府时期民营报人新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1963-2018）（论文提纲范文）

（5）自媒体微信公众号“罗辑思维”的传播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以《文史哲》的历史变迁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7）比较视域下的中美调查性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台湾《人间》杂志的封面故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仪式的解构与建构 ——我国新闻发布会历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重点高中制度存废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把握新闻周刊创办的两个原则（论文参考文献）

• [1]建党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域下党性与人民性关系探究（1921-2021）[D]. 万明媛.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1)
• [2]北洋政府时期民营报人新闻思想研究[D]. 刘炎飞.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D]. 王伟.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4]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1963-2018）[D]. 高鲜花.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5]自媒体微信公众号“罗辑思维”的传播策略研究[D]. 刘子玲.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1)
• [6]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以《文史哲》的历史变迁为个案[J]. 刘京希,郭震旦.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6)
• [7]比较视域下的中美调查性报道研究[D]. 段勃. 华中科技大学, 2017(10)
• [8]台湾《人间》杂志的封面故事研究[D]. 吴玮炜.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3)
• [9]仪式的解构与建构 ——我国新闻发布会历史研究[D]. 王洁. 厦门大学, 2017(08)
• [10]重点高中制度存废问题研究[D]. 蒋洁蕾. 上海师范大学, 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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