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报刊编辑思想概述（论文文献综述）
柏晓斐[1]（2020）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文中指出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并未提出“军队形象”的概念,但其对八路军的形象给予了足够重视,为塑造八路军良好形象进行了持久努力。本研究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以党史学、历史学为基础,借鉴或运用传播学、形象学、宣传学、图像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致力于解决中共为何形塑八路军、如何形塑八路军、最终达到了何种效果、产生了何种影响的系列问题。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积极塑造八路军的良好形象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动因。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出征前线。同时,中共制定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其中发动广大的群众参加抗战则是最重要一环。但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华北民众对中共及其军队存在误解,这使刚出征的八路军在动员、组织群众以及作战、生活方面都面临不少困难。这不仅关乎全面抗战路线的践行效果,更直接影响着八路军的生存与发展。塑造八路军的良好形象,打破民众的既存认知,消除误解,就成为中共必须迫切开展的工作。而随着抗战的推进,出于对中共的戒备和敌视,国民党不断造谣八路军“游而不击”,并诬蔑八路军“袭击友军”“擅自行动”,“破坏抗战”。日伪也积极进行宣传战,诬称八路军不堪一击,欺压百姓,并附和国民党,造谣八路军不对日作战,袭击国民党军队。受国民党、日伪造谣和诬蔑的影响,民间舆论一度也质疑或批评八路军未尽力抗战,妨害抗战。这又要求中共形塑八路军的活动必须持久开展。军队形象的塑造,以军队形象的定位为前提。全面抗战初期,立足于全国对日抗战的要求,依据红军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敌强我弱之实际,中共中央尤其是毛泽东快速找准了八路军的形象定位。在政治上,保证并声明八路军仍旧是党领导的军队;同时指出八路军依旧是人的军队,将为人民而战,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作风纪律上,强调要保持红军的优良作风,即官兵一致、民主团结,战斗勇敢、主动灵活,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等等;同时仍旧要执行铁的纪律。在军事上,包含着两个互相依存并向前发展的方面:一是八路军将执行主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二是,基于前,在地位和责任上,八路军将逐渐从战略支队转变为起决定作用和直接打垮日军的力量。军队形象的塑造离不开源像和媒介传播,但源像是媒介传播的依据。这就要求八路军在日常中必须有能获得外界认可的表现。对此,中共依据对八路军形象的定位,领导八路军积极对日作战,并使之逐渐发展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作风纪律建设,巩固了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进一步严格了八路军的群众纪律,使军民关系更加融洽;进行了整军运动与有限度的正规化,提高了八路军的战斗力。同时,面对国民党破坏团结的新情况,始终不放弃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从而夯实了八路军坚决抗战、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乐于同国民党合作等形象的根本,为中共通过不同媒介和方法展示八路军奠定了坚实基础。夯实八路军形象根本的同时,中共借助多种媒介和方法对八路军的形象信息进行传播扩散。文字方面,主要借助报刊或标语口号宣传八路军的战绩、战斗英雄、与民众良好的关系以及坚持和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对友军的帮助,并驳斥国民党的造谣等;语音方面,通过大量讲话、演讲等口头宣传,阐释八路军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力量、力争并取得了军民团结、有着严格的纪律,并直接驳斥国民党诬蔑等,还利用广播电台宣传八路军的战绩等;文艺方面,积极利用歌、剧、图画、照片和电影等直观形象地展示了八路军英勇作战、爱护民众并赢得了民众支持、艰苦奋斗等等。同时,抗战时期诸多中外记者和观察家曾进入中共根据地观察和考察,中共借机向他们大力展示八路军,通过接受采访,进行座谈,作报告,带领到访者参观部队、医院和作战前线等方式宣传了八路军以有效的战略战术坚决作战并取得了巨大成绩,有着优良的作风和纪律达到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还积极维护同国民党合作等。军队形象最终作为认知主体对军队的评价和言说而存在。在中共形塑八路军之“行”与“言”的影响下,不同认知主体对八路军都持有认可态度。根据地民众认为八路军能打、有办法、不怕死,而且纪律严明,与民一家。日伪在事实上承认八路军的游击战登峰造极,并认为八路军是最坚决的抵抗者,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且纪律极严,获得了民众支持。外国记者和观察家也认为八路军发展了有效的战斗模式,坚决抗战并乐于同国民党合作,还有着官兵一致、军民团结、艰苦奋斗等优秀品质。在国统区民间舆论的真实言说中,八路军同样也是积极抗战、战绩优良,且纪律严明,重视民众并获得了民众支持。良好的军队形象具有重要感召力,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成功塑造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首先使八路军获得了根据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成为八路军发展壮大和取得战斗胜利的重要原因。其次扩大了中共和八路军的影响,成为中共和八路军在根据地之外获得支持的重要因素。此外,中共战时抗战“中流砥柱”地位话语的构建,也与中共形塑八路军有密切关系。
乔傲龙[2]（2019）在《《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文中指出《抗战日报》创刊于“晋西事变”结束之后的1940年9月18日,1946年7月1日更名为《晋绥日报》,1949年5月1日停刊,前后历时9年。作为中共晋西区党委（后改为晋绥分局）的机关报,在晋绥根据地的社会文化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晋绥日报》（《抗战日报》）为中心,分五个部分对晋绥根据地的社会文化动员进行了尽可能全面和深入的考察。本文所称的文化动员,既包括一般意义上所指称的以文化为手段所进行的动员,即以文学、艺术、新闻等方式动员民众参与中共领导下的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及社会经济活动,同时亦包括以文化建设为目的而进行的人才动员,即中共为了发展其领导之下的文化事业,广泛地动员民众参与到文化建设之中。第一部分追溯了中共的办报传统及其早期在山西的办报实践,以及从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到“晋西事变”之前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牺盟会、战动总会在晋西北地区的办报活动,论述了这一时期报纸所具有的鲜明的统一战线色彩,并重点考察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采编队伍的发展。这支采编队伍的人员具有双重角色,他们因动员而加入这支队伍,又通过办报动员了其他广大群众。在文化动员中,他们起到了核心的引领作用。从初期以国共对立时期的储备干部及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发展的知识人才为主,到1942年延安知识人才的大量补充,再到抗战胜利之后本土知识分子的崛起,《晋绥日报》（《抗战日报》）办报队伍9年间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敌后抗日根据地文化动员的总体进程,由此可以看出此种动员不同于其他社会动员的渐进性特征、其对人才培养的依赖,以及文化人才培养的接续性要求。第二部分论述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通讯队伍的建立和完善。报纸的通讯工作在1942年之前和之后的对比结果表明,在文化落后的根据地,只有党的各级政权把办报视为一种“深入的组织工作”,举全党之力并发动群众参与,报纸才能体现出广泛的群众性和鲜明的党性,并成为党对群众进行文化动员的有力武器,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则必须通过完善的通讯网才能得以顺利实现。事实上,在《晋绥日报》（《抗战日报》）9年的发展过程中,报纸质量与通讯工作始终呈现出极强的正向相关。报纸通讯员队伍的逐渐壮大、专业水平的不断提升、通讯网络的建立和完善,有力地提升了文化动员的覆盖面及有效性。第三部分考察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三级报网中的地方油印报纸和基层乡村的黑板报,及其与晋绥农村的冬学运动、识字运动、读报运动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本文的研究表明,油印报和黑板报作为大报的二级和三级系统,其成败的关键依然在于群众路线是否得到了有力的执行,而冬学、识字、读报等群众运动的开展,不但本身就是文化动员的重要部分,而且是报纸的文化动员能否得到预期回应的根本性前置要件。第四部分考察了《晋绥日报》在社会动员中的新闻“客里空”问题及其成因,并对晋绥边区反“客里空”运动中“新闻求实”与“思想土改”两条线索进行了梳理,通过大量的个案分析证明:工具目的只能通过专业主义途径得以实现,因此工具主义必须坚持适度性原则,以保证新闻真实性与政治正确性之间最低限度的平衡,否则将适得其反。第五部分得出全文结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文化建设是“比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更难的题目”,文化动员应充分估计文化建设的长期性、渐进性特征,而人才能否接续、动员能否持久则是文化动员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战时的教育条件导致了特定门类人才在供给侧的困难,而受众的接受水平则导致了特定文化产品在需求侧的疲软,由供需关系所导致的失衡结构,是文化动员的决策者和文化建设的规划者必须理智面对的现实,因时因地制宜是上策,一味求全可能适得其反;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文化动员中成功的群众路线并非线性结构,而是一个棋盘状系统,在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之下,“棋盘效应”使每个运动都与其他所有运动相为支撑,从而形成化合作用;群众路线的本质是群众利益路线,文化动员本质上也是利益动员,其功能是通过“利他”而实现的,只有以此认识为前提去组织动员,才能可能取得成功,如果不能切中民众的利益诉求,无助甚至有损于民众利益的实现,则动员的意图终将落空;党报是政党开展社会动员的有效工具,但工具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尊重新闻自身规律为前提,以牺牲新闻真实为代价的工具追求必将适得其反。
张超[3]（2019）在《张元济交游研究 ——以近代文化传播为视角的考察》文中提出人物交游活动触及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它将个人的社会属性具体到群体活动中,并通过群体的有序构建形成多元共同体。共同体有认同意识、促进思维、归属观念的功能,可以将多个一元概念融合从而组成一个新的多元架构。研究人物的交游活动既能够还原一个社会个体乃至共同体的历史经历,又能够反映现实政治及其文化背景。从近代文化传播的视角来考察共同体在历史进程中的塑造,对人物以及时代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张元济是一个跨时代的历史人物,从晚清到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交过众多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人物。通过诗文、书信、集会等交游方式在政治、商业、教育、藏书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张元济的交游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选取在学界、政界、文化出版界的代表性人物,诸如严复、沈雁冰、王云五、毛泽东、傅增湘等不同领域的社会人进行群体研究,来分析张元济在交游中创建个人关系网络、构建文化共同体的思想情怀与实践活动,试图从近代文化传播的视角总结出以张元济为中心的人物交游特点以及对个人和近代文化产生的作用影响。张元济通过学缘、业缘、地缘、亲缘等关系构建成一个多元化、多层次、多角度的人际关系网,形成了新型的文化共同体。本文编制了《张元济交游活动简表》,列出张元济与一百三十多名重要人物的交游概况,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张元济交游活动的整体面貌。在交游活动中,张元济不断丰富完善自身思想内容,并通过共同体的活动引进新思想、传播科学文化、弘扬传统文化,承担起启发世人的精神使命与社会责任,进而推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传播与变迁。
陈龙[4]（2019）在《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文中研究表明五四以降,各种“主义”激荡角逐,孕育了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报刊作为凝聚早期共产党人与共产主义组织的精神核心,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中共报刊工作发源于城市,但1948年中宣部发布的《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提出“我们城市办报的经验还不多,望将经验与问题电告”,似乎忽视了建党以来中共在“城市办报”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聚焦1942年的《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和1948年的《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发布的前因后果,不难激发对于中共办报模式整体转型的想象。这种转变的多次发生,揭示了中共办报模式主要不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线性发展,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振荡过程。现有研究表明,意识形态的变迁、地理环境的形塑、中心工作的转换、政党地位的演变是影响中共办报模式发展的主要因素,报刊与党派的关系、报刊与受众的关系、报刊的技术形态、报刊的经营管理及其相互关联与影响的方式是中共办报模式的主要内核。本文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模式”的意涵出发,全面系统地对1921-1949年中共办报模式的演变历程进行研究,对中共办报模式作如下历史分期与类型划分:1921年至1927年是“报为机关:中共办报模式的初步探索”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上海模式”;1928年至1937年是“报为工具:中共办报模式的基本成型”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瑞金模式”;1938年至1949年是“城乡互动:中共办报模式的多元发展”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重庆模式”与“延安模式”。通过对以上模式的符号化描述发现,中共办报模式的发展轨迹基本是以“党报姓党”为中心线,以“城市办报”和“农村办报”为两级上下波动,其发展存在三种逻辑:作为党派工具的报刊、作为社会公器的报刊、作为生产事业的报刊。时代在变化,报刊的使命任务也应随之变化。《红旗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当前报刊的主要使命是“以建设为自任”而非“炫众以导乱”,报刊发展必须兼顾三种逻辑,不可偏废。要解决“在新形势下办报党报,在保持党性的前提下不断增强党报的影响力”的问题,应当推动政治方向的引导、读者需求的满足、报刊事业的壮大的有机结合,这是中共办报模式在两级振荡中的曲折发展历程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指明了中共办报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李亚荣[5]（2019）在《陆定一的报刊活动与党报思想研究》文中认为陆定一是我国卓越的新闻战线领导人,毕生从事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自青年时期开始就接触报纸编辑工作,曾主编过多份报纸杂志,发表了多篇新闻、通讯、评论和理论文章,具有很高的新闻理论素养。长期以来,因为所从事工作的需要,他不仅要经常办报写稿,还要作理论指导,这些报刊活动都为他累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报刊活动中,他提出了新闻的定义,并写出了较为科学的新闻学理论文章。本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陆定一的成长环境和他所处的动荡年代介绍了其早期的生平轨迹和报刊活动。第二部分主要从编辑《学习》副刊和指导《解放日报》改版工作介绍了陆定一在延安时期的报刊活动,重点在于从《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分析了“新闻本源”和“新闻真实”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陆定一的这篇文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真正有了自己系统的新闻理论着作,此时期也是陆定一党报思想逐渐形成的关键时期。第三部分主要梳理了解放后陆定一在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等领域的工作。第四部分重点分析了陆定一的党报思想形成的原因和背景,同时分析了其党报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客观、辩证地评价了他的党报思想。纵观陆定一的生平轨迹,其实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发展史的缩影,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壮大,曾经有过辉煌岁月,也历经过挫折低潮,最终在不断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党报思想。他的党报思想完善和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报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党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尚方超[6]（2018）在《民族、政党与国家：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论研究》文中认为近代以降,中国逐渐融入世界潮流,各种外来因素对民族和国家造成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在外国列强的不断入侵下,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国家命运发生巨大变化。政党自诞生以来,便以其独特的号召力和凝聚力,逐渐成为解决民族与国家问题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在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中诞生的近代政党,以极强的使命自觉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为维护民族利益和改变国家命运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抗战时期,中共擎起了抗日救亡的民族大旗,利用各种形式和途径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抗战动员。而重视报纸,特别是充分发挥党报的功能,是中共开展抗战动员的重要途径。报纸,自近代以来,就成为重要的传媒工具和舆论平台,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在中共的革命斗争历程中,十分重视报纸。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结合日本侵华的时代环境和全国联合抗日的社会需要,发展了自身的报纸舆论工作,形成了较为系统和颇具特色的报纸舆论思想和实践。可以说,中共的报纸舆论思想和实践,是其抗战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诞生于1938年1月11日的《新华日报》,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合法发行的唯一一份机关报,其地位和价值不言自明。自创办伊始,《新华日报》就致力于成为抗战的号角和人民的喉舌,被誉为“新华军”。在中共全国范围的抗战动员方面,《新华日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作为报纸灵魂的社论,是《新华日报》上最具思想价值和理论力量的内容,是《新华日报》发挥抗战动员作用的重要阵地。中共对《新华日报》社论寄予了厚望,以周恩来、董必武等为代表的负责同志,不仅作为“把关人”审阅和修改社论,而且亲自撰写社论。在全面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论呈现出了初始形态、完整形态、最终形态三种不同的生态,数量达到了两千余篇,涉及国际国内的不少重要话题,在时间、类型、主题、性质四个方面展现了中共抗战动员的广度和深度。全面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论体现了中共将抗日置于中国革命议事日程第一位的使命自觉,宣传了中共的抗战方略。社论对国内的悲观失望风气和妥协投降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激烈的批判,宣传了坚持持久抗战方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社论从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际反侵略统一战线、法西斯国家内部反战统一战线三个方面宣传了中共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倡导团结抗日;社论以国民参政会为契机,对中共主张的民主自由问题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解读和宣传,号召为抗战动员提供民主自由的政治保障。《新华日报》社论对中共抗战方略的宣传,树立了中共的抗战形象,扩大了中共的话语权,是中共在全国范围开展抗战动员的关键一环。二元对立宣传模式的建构,是《新华日报》社论在抗战动员过程中显现出的鲜明特色。在这个模式中,中国抗战力量与日本法西斯是相互对立的两元,并且前者是被侵略者,是正义的,后者是侵略者,是罪恶的。正义与罪恶的设定,是二元对立宣传模式的重要内核。凡是加入到中国抗战洪流中的政府、军队、人民等,都是正义的;凡是依附于日本法西斯的汉奸卖国贼等,都是罪恶的。凡是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意志、品质和精神等,都是值得提倡的;凡是有利于日本侵略的妥协风气、悲观心理都是必须禁止的。《新华日报》社论,直接宣告了与日本法西斯的对立,紧扣抗战的时代主题。二元对立宣传模式的建构,为国人提供了价值评判的标准与行为选择的依据,是中共形象塑造的重要方式。为了坚守《新华日报》社论这一重要的舆论阵地,中共进行了对外对内两个方面的努力:第一,围绕《新华日报》社论,国共双方进行了长期的复杂的斗争。在国民党视域中,《新华日报》的诸多社论,系“不妥”言论,或是造谣诽谤,或是无中生有,或是失之偏颇,或是妨碍大局。为此,国民党在严密的新闻检查制度下,对社论展开了各种形式的限制和打压。在共产党的视域中,《新华日报》社论符合新闻自由的精神和言论报国的宗旨。因此,共产党根据国共合作的大局和具体形势的需要,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些围绕《新华日报》社论的博弈,展现了国共双方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利益关切。同时,这些关于社论的斗争,反映了一个政党在民族利益之下,在国家命运面前,如何巧妙处理与其他政治力量的关系。第二,中共对《新华日报》社论进行了及时的纠偏。《新华日报》社论倾注了撰写者的大量心血,但由于领导层指示错误把关不严、管理者对复杂局势把握不准、撰写人见识水平有所限制等原因,难免出现一些偏谬。中共十分重视《新华日报》社论呈现的舆论动向,通过扫除王明右倾主义对社论的干预,在改版整风中调整社论的方向,指导社论宣传尺度的把握,对社论进行了及时的绳愆纠谬。在全面抗战的时代背景下,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新华日报》社论展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包括全局性、指导性、权威性、时宜性、战斗性。不可否认,《新华日报》的部分社论在舆论方向、出版标准、宣传尺度等方面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综合来说,《新华日报》社论阐述了报纸的宗旨理念,对新闻事业有重大影响;宣传了中共的抗战主张,构建了中共的抗战形象;指明了国人的前进方向,汇聚了中国的先进力量;打击了不利的抗战因素,凝聚了全国的抗战力量。《新华日报》社论在全面抗战时期所发挥的作用,彰显了其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深远意义。民族、政党与国家,是近代以来的重要学术命题。以《新华日报》社论为对象进行专题考察,从文本史料、报刊舆论、新闻评论、党派话语、抗战动员等多重维度进行深描研究,是探讨这一命题的有益尝试。中共利用《新华日报》社论,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进行了抗战动员,宣传了自身的抗战主张,塑造了自身的抗战形象,反映了战时的社会思潮和时代价值,体现了其作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重要地位和十分强烈的政党使命自觉。所有这些,都集中展现了应对危机过程中的民族、政党与国家互动,在现今依然具有非常深远的现实意义。
杜立芳[7]（2018）在《刘少奇研究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刘少奇研究史”,将对刘少奇生平思想宣传和研究的发生发展、主要内容和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对刘少奇研究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进行相关的背景条件分析阐述,概括其研究的特点和价值,并将选取代表作,对内容、思想、成就、方法乃至缺陷进行理论性的分析和评论,点面结合,是刘少奇研究成果较为全面的系统的细致的梳理和评介,是展现刘少奇研究的发展史。这个课题尚未有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这使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对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的研究进行研究,有助于总结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研究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推动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等的进一步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思想理论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耻辱救亡和中国工人运动时代的到来催促对刘少奇这一革命人物的宣传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宣传和研究主要包括:少小时的他评和自评;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中共党内评价;简要的刘少奇传记作品。刘少奇重要着作的出版也有重要宣传和研究意义。总体而言,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对刘少奇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等各方面思想理论的真实报道和出版宣传,研究是零星的、不系统的,是刘少奇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最初的研究宣传资料,这些研究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宣传了中国革命。《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一文由民国时期创办的《新闻杂志》于1949年4月17日第3卷第1期发表,这篇文章呈现出“篇幅长、详细具体”深度报道的特点,是1949年之前刘少奇评传中引人注目的一篇。此文作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二章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宽松的社会氛围、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提上日程、炭子冲刘少奇旧居对外开放等等,使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刘少奇生平思想有了可能性,由于刘少奇是不主张对自己的宣传研究的,没有《刘少奇选集》等真材实料做支撑,对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科学研究很难开展起来,研究成果也只能是零星的,多见于一些文章理论的宣传、对刘少奇活动的一些报道和一些老同志对刘少奇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性文章。它们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也是开展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一些基础资料。建国后十七年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出政治化倾向明显,研究成果具有预热性、宣传性、不系统性等特点,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实践上推进和理论上积累的价值。《刘少奇同志在山东》是在“大跃进”的热潮中编着出的诸多宣传报道性的小册子之一,主要记录了刘少奇在山东的视察情况,是此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刘少奇地域性生平活动报道的小册子。吕振羽、江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记述了刘少奇1942年3月到1942年12月底期间回延安途中革命斗争的历史,展现了英明决断、光辉伟大的领导人形象,是一篇幅较长的回忆文章。这儿都视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三章曲折和歪曲（1966.5-1976.10）。即“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破坏了学术研究的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非法打倒,刘少奇研究多为污蔑伪造不实之词,是“失真”的研究。“失真”的研究集中体现为:报刊杂志文章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各类书籍小册子对刘少奇的批判；中共党史书对刘少奇污陷、批判,而此时张志新等喊出人民心声。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具有政治宣传性,歪曲性、粗糙性等特点,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有不少研究的教训可以记取。《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一书,主要是对炮制出来的一个个所谓的刘少奇叛徒集团进行批判,同时也对刘少奇很多思想言行进行批判,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批判刘少奇书籍,这里作为评介的代表作。这时大陆外的研究略显客观,如美国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等。第四章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刘少奇百年诞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国处于徘徊中前进的状态。学术界学术研究的局面尚未打开,刘少奇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全面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思想、政治、文化等政策环境的改变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正常化、学术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后,刘少奇研究的春天开始到来。最初,研究的文章较多,多是纪念性的,或者着重批判林彪、“四人帮”对刘少奇制造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带有拨乱反正、澄清历史是非的性质。由于《刘少奇选集》和他的各种专题文集相继出版,刘少奇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积累,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水平也不断提高,出版的书籍逐步增多,研究涉及到刘少奇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文艺等各方面思想理论。1988年7月陈君聪《刘少奇的思想理论研究》出版,1992年1月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出版,1992年8月王世谊《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出版,1993年4月商孝才《刘少奇哲学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1月谭献民《刘少奇建党思想与民族传统文化论纲》出版,1996年9月黄峥编《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出版,1997年7月李万青《刘少奇统战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刘少奇年谱》出版,1998年10月《刘少奇传》出版,等等。刘少奇百年诞辰之际,掀起了刘少奇研究和宣传的高潮,研究宣传刘少奇的图书总数达到60种之多。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经历了由比较粗线条的勾画到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真实过程,还原了被歪曲的刘少奇的光辉形象和风貌。研究中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指导思想、领袖的思维逻辑方法和道德风范一览无遗,发挥了正能量的教育和引导功能。《刘少奇在白区》一书,系统地记述了刘少奇在白区的斗争实践活动和思想理论上作出的独特贡献,是刘少奇白区工作研究最具权威性和最有代表性的着作,文中作为刘少奇实践和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一书对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面主要思想理论作深刻、多方面的考察研究,是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刘少奇党建思想的专着,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在众多学术成果中,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和《刘少奇传》最引人瞩目。《刘少奇年谱》,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为依据,对人物资料进行了具体的考证和梳理,准确、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刘少奇的生平事迹、革命实践、思想发展和理论贡献。《刘少奇传》,以大量文献档案、回忆录、采访录为基础,记述了刘少奇光辉的一生,反映了刘少奇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丰功伟绩。文中对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与《刘少奇传》进行了比较性的评介。第五章巩固和深化（1999-）。全国各地各类研讨会的举办和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的成立等研究平台的搭建,再加上刘少奇相关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出版,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更为丰富的研究素材。学术界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向全面和纵深方向发展,研究内容涵盖刘少奇生平思想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方面,一些研究论着具有新领域的开创性,思维角度方式方法都比较新颖,丰富了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1999年至今,出版了60多本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专着。2001年2月鲁彤等《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出版,2001年12月胡长水等《刘少奇之路: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出版,2005年7月王双梅《刘少奇与抗日战争》出版,2006年1月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出版,2008年陈成文等《刘少奇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出版,2009年1月黄祖琳《刘少奇家世》出版,2011年5月徐占全等主编《工运领袖刘少奇》出版,2014年5月董一冰《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出版,等等。这一时期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研究内容的纵深性,研究成果形式的多样性,学术研讨和成果汇集呈现的常态化,特别是研究的现实视角和问题意识突出这些特点和价值。《刘少奇家世》一书,探寻了刘少奇家世的渊源历史,详细地介绍了众多的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亲属人物,这本书是在对家世人物生平事迹进行仔细调查和资料搜集的基础上完成的,史料价值突显。此书视为代表作分析。《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一书,记述了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素质的一系列民生思想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刘少奇的民生思想,是研究刘少奇民生思想的第一本专着,开拓了刘少奇思想新领域的深入研究,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王光美,与刘少奇共同生活了20年的妻子,作为刘少奇的秘书和最亲近的人,是刘少奇一手资料的获得者,对刘少奇宣传和研究贡献卓着,如刘少奇早期的口述资料和生平活动工作笔记,资料、文物的保存和捐赠以及纪念会和研讨会的参加,她还撰写和发表多篇回忆文章。访谈论着《王光美访谈录》,主角仍是刘少奇,文中对此进行了探究论述。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给以后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一些经验教训方面的参考,并推动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推陈出新、更出彩出色。
蹇云[8]（2017）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中革命史范式的流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建国以来我国的新闻史研究发展十分迅速,硕果累累,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比较明显的问题是新闻史论着的书写呈现出千篇一律的现象。而在这个现象的背后,是革命史范式的统一的方法论、世界观等的影响,诸多学者也对革命史范式的弊端进行了探讨。但新闻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从20世纪50年代产生,发展至今其内涵是否有所变化,地位是否有所改变等问题仍值得思考。本次研究以库恩的“范式”理论为理论支撑,以建国至2015年大陆出版的代表性新闻史论着为研究对象,对新闻史研究中革命史范式的产生变化进行了分析。本次研究在思路上采取横向分析与纵向比较结合的方式,横向上选取同一阶段不同类别的新闻史论着,探讨革命史范式的影响范围的变化;纵向上选取不同阶段的论着对同一新闻媒介的内容作为比较,总结革命史范式在不同阶段的特性,本次研究选取的是不同阶段代表性论着对《申报》以及《向导》周报的内容介绍进行分析,选取这两份报刊一是因为二者在新闻事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二是由于二者立场的不一致性更容易分析出革命史范式呈现出的内涵的变化。文章首先对建国至2015年大陆地区出版的新闻史论着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整理,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前人的研究发现及论着目录的变化将新闻史论着中革命史范式的发展初步划分为三个阶段:革命史范式的确立阶段（1949年-1977年）;革命史范式的发展成熟阶段（1978年-1997年）;革命史范式的变革阶段（1998年-2015年）。本文第二章对建国前革命史、政治史观念的产生进行了探讨,总结了革命史范式产生的历史因素。第三、四、五章分别对应革命史范式发展的三个阶段,每章对各个阶段代表性新闻史论着中的内容进行考察,主要从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范围以及研究目的四个方面总结革命史范式在该阶段的特点,并对革命史范式产生及变化的原因进行分析。第六章回顾了本文的主要观点,对我国新闻史研究中革命史范式的阶段特性和内涵进行了总结,分析了革命史范式发展的变与不变,并对革命史范式的影响进行了评价,探索了未来努力的方向。
王铮[9]（2017）在《中共早期领导人报刊编辑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共早期领导人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他们创办了一批报刊,作为党的耳目喉舌,推进了组织工作的展开。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的取得,亦离不开早期领导在报刊宣传工作上的出色表现。因此,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报刊编辑思想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论文确定了中共早期领导人的范围,搜集并整理了早期领导创办的报刊,讨论了编辑思想的内涵,并对现有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在此基础上,论文运用了文献研究法、文本分析法、统计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对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报刊编辑思想进行研究。论文从编辑学角度和历史学角度出发,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对中共早期领导人报刊编辑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进行分析整理和归纳。并且,在参考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将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编辑思想,分成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的报刊编辑战略思想,和具有实践性和操作性的报刊编辑战术思想两部分,进行系统性研究。其中,前者主要从报刊使命、报刊定位、办报方针、刊物风格、编辑素养等方面,对中共早期领导人群体的整体报刊编辑观念进行提炼、总结和归纳;后者主要从选稿原则、栏目设置、报刊设计等方面,对中共早期领导人群体在具体报刊编辑工作中的方法论进行梳理、分析与阐释。
宋泉[10]（2017）在《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文中研究指明地方出版史,尤其是历史上影响全局的出版中心,是出版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作为大后方的出版重镇,云集了众多的出版文化人、产生了大量的出版机构、出版了洋洋大观的战时读物,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现象”。“文化城”中的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供应社”或“文供社”）,诞生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39年,在短短的两年间,它逆势而生,迅速成长为桂林“文化城”最大的出版企业,与国际新闻社和救亡日报社并称为“三大进步团体”,对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传播媒介组织的文化供应社,在抗战出版史上有着独特的“地方性”、“政治性”和“进步性”的特征,对抗战时期出版传播活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由于出版史学界尚没有关于地方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的专门研究,传播学界对于非常态环境下的媒介组织也鲜有论述,本文探索性地以抗战时期的文化供应社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为什么文化供应社能够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逆势发展”和“文化供应社是如何开展抗战文化传播活动的”问题,并通过对史料的爬梳、整理和数理分析解决这一疑问,为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抛砖引玉。基于出版活动的文化传播特性,本文以传播学的视角切入出版史的个案,借助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的“5W”理论,构建文化供应社的分析框架,并从文化供应社诞生的媒介生态环境出发,对其组织管理模式、出版同人群体、传播的信息内容以及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深入剖析,洞察文供社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的媒介生存和传播活动。一定媒介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是与社会系统的变化紧密相连的。本文首先从抗战的社会背景及桂林“文化城”的特殊环境入手,考察了文化供应社诞生的社会生态系统。在战争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政治局势动荡、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出版机构大规模西迁,相对稳定的传播生态系统被打破。而这一时期的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新桂系开明的政治姿态,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施,成为出版事业的再生之地。文化供应社便是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由新桂系民主人士与进步文化人共同建立的具有广西地方“官办”性质的特殊出版机构。在企业组织制度和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做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桂系与中共之间的策略性平衡。以“股份制”为企业组织制度的文化供应社,在股东构成上体现了新桂系力量与进步文化人之间的融合,以新桂系官方的资本支持和进步文化人的智力支持,共同支撑了文化供应社在地方文化事业上的迅速发展。股份公司的管理制度甚至成为了文供社拒绝中央恶意“收编”的重要托辞。在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的管理层李任仁、陈劭先、万仲文等是国民党民主人士,编辑出版部门的核心成员胡愈之、邵荃麟、宋云彬等是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文化人。他们联合了广大知名的作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体现了文供社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的包容性与进步性。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物体现了抗战时期文化传播“大众化”的特点。“大众化”不仅是战争年代社会大众对抗战文化普及的迫切需求,也是媒介组织在面临巨大民族矛盾之时的自觉意识。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出版活动在胡愈之的主持之下,大规模地开展了通俗读物的生产与传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化室图书”,该丛书不仅通过建立村街文化室实现了大众文化在空间上的布局,还通过连续出版物《新道理》实现了战时信息时间上的延展与更新。青少年文艺、社科类图书的出版也是文供社出版物重要的组成部分。“少年文库”、“青年文库”、“文学创作丛刊”等丛书,以及《新水浒》、《鲁迅语录》等书籍的畅销与普及,促进了进步文学作品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同时,文化供应社创办了《文化杂志》,倡导自由、批判的学术思想,树立严谨、理性的文化品格,引导了桂林“文化城”的文化建设;此外,还与广西地方文教组织进行合作,出版了《干部政策》、“国民教育丛书”等图书,服务于地方文化和教育事业,成为桂林“文化城”出版业的生力军。在书籍传播的工作上,文化供应社不仅积极拓展和建立渠道,还通过门市、批发、邮购和流动发行等发行方式将图书输送到读者手中。即使是物资匮乏、经济萧条的抗战年代,文供社也没有忽视对企业品牌的塑造和对出版物的营销,从《大公报》（桂林版）的“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中就可窥视桂林“文化城”活跃的出版生态和文供社强大的营销能力。为了将进步的抗战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到受众之中,文供社开展了多种宣传方式,还加入“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为进步出版业争夺“话语权”。在文供社出版同人的共同努力下,其出版活动取得了显着的传播效果。不断再版的出版物体现了文供社在出版传播上“量”的积累,受众信件的反馈也体现了文供社出版物“质”的保证。此外,文化供应社对进步文化人的保护与转移,在抗战文化低潮时期的坚守与创造,都对桂林“文化城”文化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文化供应社发展历史的总结与反思,也是为改革路上的出版机构提供历史的镜鉴。抗战文化的构成不是单一性的,抗战文化的传播也非简单通达的,只有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洞察个案,才能找出文化传播的内在动力和历史逻辑。文化供应社作为抗战时期地方性的出版机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抗战出版文化的一个横切面,为我们展示了非常态社会环境下一种成功的出版模式。尽管文供社在战争的硝烟中仅走过了 15年的艰难历程,但其轰轰烈烈的文化传播活动在历史的天空中也留下了光照的痕迹。
二、毛泽东报刊编辑思想概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毛泽东报刊编辑思想概述（论文提纲范文）
（1）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0.1.1 选题缘由 |
| 0.1.2 研究意义 |
| 0.2 学术史回顾 |
| 0.2.1 军队形象塑造研究 |
| 0.2.2 八路军形象塑造及与八路军形象塑造问题相关的研究 |
| 0.2.3 已有研究评价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3.1 主要研究内容 |
| 0.3.2 研究方法 |
| 0.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0.4.1 创新之处 |
| 0.4.2 不足 |
| 0.5 概念界定 |
| 第1章 中共形塑八路军的缘起与动因 |
| 1.1 践行全面抗战路线与八路军立足、发展的必然要求 |
| 1.1.1 中国走向全面抗战与红军改编出征 |
| 1.1.2 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中共与八路军的抗战路线 |
| 1.1.3 华北民众对中共军队的既存认知及其影响 |
| 1.2 应对多方对八路军诋毁、造谣或质疑的客观要求 |
| 1.2.1 国民党的舆论诋毁与造谣 |
| 1.2.2 日伪的舆论攻击与造谣 |
| 1.2.3 民间舆论的误解与质疑 |
| 第2章 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定位 |
| 2.1 政治形象定位 |
| 2.1.1 党领导的军队 |
| 2.1.2 人民的军队 |
| 2.2 作风纪律形象定位 |
| 2.2.1 作风优良 |
| 2.2.2 纪律严明 |
| 2.3 军事形象定位 |
| 2.3.1 敌我军事实力的审度 |
| 2.3.2 游击战争:灵活的战略战术与从战略支队到起决定作用 |
| 第3章 夯实形象根本:积极作战、加强军队建设与维护国共合作 |
| 3.1 领导八路军积极对日作战 |
| 3.1.1 配合友军作战与展开战略部署 |
| 3.1.2 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与创建根据地 |
| 3.1.3 八路军成为华北抗战主力 |
| 3.1.4 在严重困难中坚持敌后抗战 |
| 3.1.5 反攻与夺取抗战胜利 |
| 3.2 加强军队建设 |
| 3.2.1 八路军的思想政治建设 |
| 3.2.2 八路军的作风纪律建设 |
| 3.2.3 开展整军运动与八路军的正规化建设 |
| 3.3 积极维护国共合作 |
| 3.3.1 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维护 |
| 3.3.2 国民党计划闪击延安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再次维护 |
| 第4章 多样“发声”与“展示”:积极宣传八路军 |
| 4.1 文字宣传 |
| 4.1.1 党报党刊的出版、发行 |
| 4.1.2 标语口号的运用 |
| 4.2 语音宣传 |
| 4.2.1 讲与说:讲话、演讲等口头宣传 |
| 4.2.2 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与军事宣传 |
| 4.3 形象宣传 |
| 4.3.1 歌、剧的创作及其表演 |
| 4.3.2 图画:年画、壁画等宣传画的运用 |
| 4.3.3 图像:电影、照片的拍摄与传播 |
| 第5章 人际宣传的典范运用:“他者”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1 1937-1939 年外国记者和观察家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2 1940年陈嘉庚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3 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4 美军延安观察组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5 国民党将领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第6章 来自“他者”的肯定:八路军形象的成功塑造 |
| 6.1 根据地民众言说中的八路军 |
| 6.1.1 军事形象:能打、有办法、不怕死 |
| 6.1.2 政治、作风纪律形象:纪律严明、军民一家亲 |
| 6.2 日伪言说中的八路军 |
| 6.2.1 军事形象:登峰造极的游击战 |
| 6.2.2 政治形象:最坚决的抵抗者、政治信仰坚定 |
| 6.2.3 作风纪律形象:纪律极严、军民协力 |
| 6.3 外国记者和观察者言说中的八路军 |
| 6.3.1 军事形象:发展了有效的战斗模式 |
| 6.3.2 政治形象:坚定的抗战者、真诚的合作者 |
| 6.3.3 作风纪律形象:纪律严明、军民团结、艰苦奋斗 |
| 6.4 国统区舆论对八路军的真实言说 |
| 6.4.1 政治、军事形象:积极抗战、乐于同国民党合作 |
| 6.4.2 作风纪律形象:官兵一致、纪律严明、军民关系融洽 |
| 第7章 中共形塑八路军的历史影响 |
| 7.1 获得根据地民众的拥护与支持 |
| 7.1.1 参军 |
| 7.1.2 支前、拥军、劳军 |
| 7.1.3 掩护、救护八路军 |
| 7.1.4 收集、传递情报,掩护物资 |
| 7.2 扩大影响与获得国内外社会各界支持 |
| 7.2.1 中外记者和观察家对中共、八路军的宣传与支持 |
| 7.2.2 少数国民党将领对中共和八路军的协助 |
| 7.3 回击质疑与抗战“中流砥柱”地位话语之构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2）《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概念阐释 |
| 四、行文结构及内容 |
| 五、运用的资料及分析方法 |
| 六、本文的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从固有人才到本土精英——“意识形态部队”的组建 |
| 第一节 《抗战日报》创刊之前中共在晋绥的社会动员模式 |
| 一、报纸是社会动员的制高点 |
| 二、中共早期在山西的办报实践 |
| 三、抗战全面爆发前后中共领导下的晋西北进步报刊 |
| 四、“晋西事变”与《抗战日报》的创刊 |
| 第二节 “固有知识分子”与《抗战日报》的首发阵容 |
| 一、“固有知识分子”与国共两党对立时期的中共人才储备 |
| 二、3:3:3——《抗战日报》的首发阵容 |
| 第三节 报纸的地方化努力与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
| 一、《抗战日报》的地方化努力 |
| 二、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
| 第四节 文化动员的成果——山药蛋派与七七七文艺奖 |
| 一、山药蛋派与《抗战日报》副刊作者群 |
| 二、七七七文艺奖与晋绥文艺队伍 |
| 三、1949 年干部南下对晋绥文化的影响 |
| 第二章 全党办报与通讯网络建设 |
| 第一节 融入中共组织——党报姓党的目标追求 |
| 一、不带编号的党内文件 |
| 二、“聋盲软哑”——言说与倾听之间的疏离 |
| 三、一纸《决定》引领晋绥全党参与办报 |
| 四、全党办报的生动局面 |
| 五、书记县长笔下的新闻稿件 |
| 第二节 链接基层社会——“局域”通讯网络的构建 |
| 一、各级党委对报纸通讯工作的推动 |
| 二、通讯队伍的动员 |
| 三、通讯队伍的组织 |
| 四、通讯员的培养:刊授、函授、面授 |
| 五、从农民到优秀通讯员:一个生动的个案 |
| 六、“逼”和“哄”:一个通讯模范县的成长 |
| 七、通讯队伍规模、来稿数量、报纸发行量的变化 |
| 八、晋绥根据地通讯网络建设的历史借镜 |
| 第三章 与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黑板报”与读报小组 |
| 第一节 冬学运动与文化翻身 |
| 一、从《抗战日报》看晋绥冬学的起伏 |
| 二、从晋绥冬学看民众文化需求的变动 |
| 三、冬学运动与群众办报 |
| 第二节 读报运动与读者的“创造” |
| 一、通讯网络是读报活动的基本依托 |
| 二、识字运动是读报发展的有力助推 |
| 三、“报纸上山”与“报纸下地” |
| 四、读报运动与文化觉醒 |
| 五、读报运动的收获 |
| 第三节 油印报、黑板报与晋绥边区三级报网 |
| 一、油印报:在黑板报与大众报之间 |
| 二、民众的舆论机关——黑板报 |
| 第四章 《晋绥日报》的“客里空”新闻与反“客里空”运动 |
| 第一节 “客里空”,一个普遍而严重的问题 |
| 第二节 “客里空”背后的集体无意识 |
| 一、“意义”的诱惑——从记者谷曼看“客里空”的心理机制 |
| 二、需求指导下的供给——从“模范村”报道看工具主义生产模式 |
| 三、私欲对“公器”的觊觎——工具主义的次级衍生 |
| 第三节 《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 |
| 一、新闻求实——专业主义视野下的反“客里空”运动 |
| 二、“思想土改”——工具主义层面上的反“客里空”运动 |
| 第四节 反“客里空”运动的历史回响 |
| 一、土改纠偏与《晋绥日报》停止反“客里空” |
| 二、毛泽东“谈话”与此后30年对反“客里空”运动的评价 |
| 三、反“客里空”,一个未了的话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张元济交游研究 ——以近代文化传播为视角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动态 |
| (三)当前研究的不足之处 |
| (四)本选题的创新之处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张元济生平概述 |
| 第一节 翰林之路 |
| 第二节 文化传承之心 |
| 第三节 放眼世界之行 |
| 第二章 张元济与学界人士的交游 |
| 第一节 张元济与思想界人士的交游 |
| (一)张元济与严复的交游 |
| (二)张元济与梁启超、康有为的交游 |
| 第二节 张元济与教育界人士的交游 |
| (一)张元济在翰林任的交游 |
| (二)张元济与学校校长的交游 |
| (三)张元济与教育部官员的交游 |
| 第三节 张元济与文学团体的交游 |
| (一)张元济与文学研究会成员的交游 |
| (二)张元济与文学革命提倡者的交游 |
| 第三章 张元济与政界人士的交游 |
| 第一节 张元济与国民党高级官员的交游 |
| (一)张元济与吴稚晖的交游 |
| (二)张元济与王云五的交游 |
| 第二节 张元济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交游 |
| (一)张元济与陈云的交游 |
| (二)张元济与陈毅的交游 |
| (三)张元济与毛泽东的交游 |
| 第四章 张元济与文化出版界的交游 |
| 第一节 张元济与报刊编辑群体的交游 |
| (一)张元济与《时务报》编辑群体的交游 |
| (二)张元济与《东方杂志》编辑群体的交游 |
| (三)张元济与《国闻报》编辑群体的交游 |
| 第二节 张元济与出版、藏书界群体的交游 |
| (一)张元济与铁琴铜剑楼主人的交游 |
| (二)张元济与嘉业堂主人的交游 |
| (三)张元济与陆费逵的交游 |
| 第五章 张元济交游的特点与影响 |
| 第一节 张元济交游的特点 |
| (一)交游的学缘关系 |
| (二)交游的地缘关系 |
| (三)交游的业缘关系 |
| 第二节 张元济交游的社会文化影响 |
| (一)形成了新型的文化共同体 |
| (二)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 |
| (三)传播了西方科学文化 |
| (四)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传播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学术回顾与梳理 |
| 一、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梳理 |
| (一)对中共宣传工作研究的关键词及启示 |
| (二)有关办报模式与中共整体转型的研究 |
| 二、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梳理 |
| (一)对于中共办报模式演变的两种认知 |
| (二)对于中共党报理论发展的主流观念 |
| (三)对于中共领袖办报思想的充分总结 |
| (四)对于中共办报模式内涵的初步归纳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与界定 |
| 一、模式的基本概念 |
| 二、模式的主要功能 |
| 三、模式的思维缺陷 |
| 四、中共办报模式的概念阐释 |
| 第四节 基本思路与框架 |
| 一、勾连学术网络、形成想象空间 |
| 二、引入多学科的视角与研究方法 |
| 三、进行历史分期,凸显模式差异 |
| 四、明晰构成要素,描绘模式全景 |
| 五、形成研究问题,彰显研究意义 |
| 第五节 章节结构与内容 |
| 第一章 报为机关:中共办报模式的初步探索(1921-1927) |
| 第一节 中共办报实践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党报理论的基本轮廓 |
| 一、陈独秀:早期中共党报理论的奠基者 |
| 二、机关论:早期中共党报理论的主核心 |
| (一)党管党报 |
| (二)全党办报 |
| (三)上层宣传、下层鼓动 |
| 第三节 中共办报“上海模式”的探索 |
| 一、《新青年》:中共报刊的初始范本 |
| (一)报为主业,宣传建党 |
| (二)生产符号权力的报刊 |
| (三)凝聚政党组织的报刊 |
| 二、“上海模式”的基本内涵 |
| (一)党性原则:“一人之报”到“一党之报” |
| (二)内容策略:“知识气质”与“两级传播” |
| (三)技术形态:“编印分离”与“全党办报” |
| (四)经营管理:拨款制对报刊经济属性的消解 |
| 第四节 “上海模式”的开创意义与不足 |
| 第二章 报为工具:中共办报模式的基本成型(1928-1937) |
| 第一节 中国革命环境的剧烈变化 |
| (一)中共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
| (二)领导层进入不稳定时期 |
| (三)党内路线斗争接连不断 |
| 第二节 中共党报思想的体系建构 |
| 一、继承与突破:瞿秋白之于陈独秀的党报思想 |
| 二、向上走与向下走:中共党报理论的发展趋向 |
| (一)向上走:“党报姓党”与“全党办报” |
| (二)向下走:“群众办报”思想的初步形成 |
| 第三节 中共办报“瑞金模式”的形成 |
| 一、党性原则:党报与党“同频共振” |
| 二、内容策略:斗争性与建设性并存 |
| (一)“工具论”催生“斗争性” |
| (二)执政党办报孕育“建设性” |
| 三、技术形态:公开刊物“内刊化” |
| 四、经营管理:普遍采取战时拨款制 |
| 第四节 “瑞金模式”的历史贡献与不足 |
| 第三章 城乡互动:中共办报模式的多元发展(1938-1949) |
| 第一节 中共办报内外环境的变化 |
| (一)国共两党的相互形塑 |
| (二)白区与红区路线之争 |
| 第二节 中共党报理论的基本成熟 |
| 一、一以贯之:毛泽东办报思想的深厚积淀 |
| (一)求学时期:我所愿做的工作是新闻记者 |
| (二)大革命时期:报刊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 |
| (三)土地革命时期:报刊内容应“由远及近” |
| (四)抗日战争时期: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 |
| 二、定于一尊:中共党报理论的内涵深化 |
| (一)从实际出发的工作路线确立 |
| (二)推动全党办报的组织化运作 |
| (三)明晰报刊的基本内容与策略 |
| 第三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分化并立 |
| 一、夹缝生长:中共办报“重庆模式”另辟蹊径 |
| (一)党性原则:坚守阵地与增强党性相统一 |
| (二)内容策略: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 (三)技术形态:以独立面目开展合法斗争 |
| (四)经营管理:广告业务与多种经营铺开 |
| 二、重庆模式”的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 |
| 三、完全党报:中共办报“延安模式”推向全党 |
| (一)党性原则:党对报刊的高度控制 |
| (二)内容策略:联系群众的改版路径 |
| (三)技术特征:政治第一、技术第二 |
| (四)经营管理:“工具论”下力求自给 |
| 四、“延安模式”的重要地位与历史缺陷 |
| 第四章 两极分化:中共办报模式的差异根源 |
| 第一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环境差异 |
| (一)办报业态的差异 |
| (二)传播对象的差异 |
| (三)经济来源的差异 |
| 第二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路径差异 |
| (一)“农村办报”的发展路径 |
| (二)“城市办报”的发展路径 |
| 余论 |
| (一)“工具论”决定了中共报刊面貌 |
| (二)“工具论”存在以我为主的缺陷 |
| (三)报刊发展的三种逻辑不可偏废 |
| (四)推动报刊发展逻辑的殊途同归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向导》篇目一览表 |
| 附录2 :《布尔塞维克》篇目一览表 |
| 附录3 :《红旗周报》篇目一览表 |
| 在学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5）陆定一的报刊活动与党报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对陆定一生平及其政治思想的研究 |
| (二)对《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的研究 |
| (三)对陆定一新闻思想的研究 |
| (四)对陆定一其他方面的研究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陆定一早期的报刊活动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新闻思想 |
|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报刊活动 |
|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报思想 |
| 第二节 陆定一的报刊活动 |
| 一、陆定一早期的报刊活动 |
| 二、编辑《中国青年》和《红星报》 |
| 三、驻少共国际代表 |
| 第二章 延安时期陆定一的报刊活动与党报思想 |
| 第一节 陆定一的报刊活动 |
| 一、《解放日报》改版的背景 |
| 二、编辑《学习》副刊 |
| 第二节 《解放日报》改版 |
| 一、《解放日报》创刊 |
| 二、不完全的党报 |
| 第三节 指导《解放日报》改版 |
| 一、提高社论质量 |
| 二、报纸版面编排合理化 |
| 三、党报要成为党的喉舌 |
| 四、实行全党办报的方针 |
| 五、《解放日报》改版完成 |
| 六、提出新闻的定义 |
| 第三章 解放后陆定一的新闻工作与党报思想 |
| 第一节 指导规范报纸工作 |
| 一、主管宣传工作 |
| 二、报纸工作出现问题 |
| 第二节 推行“双百”方针 |
| 一、“双百”方针提出的时代背景 |
| 二、“双百”方针的具体内容 |
| 三、“双百”方针的执行遭到阻碍 |
| 四、反对形式主义 |
| 第三节 担任中宣部顾问 |
| 一、关注农村改革 |
| 二、客观地看待陆定一 |
| 第四章 陆定一的党报思想 |
| 第一节 陆定一党报思想的来源 |
| 一、理论来源 |
| 二、丰富的报刊实践活动 |
| 第二节 陆定一的党报思想概述 |
| 一、陆定一的党报思想 |
| 二、群众办报的党报思想 |
| 三、辩证地评价陆定一的党报思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民族、政党与国家：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价值 |
| (三)现实意义 |
| 二、学术回顾 |
| (一)相关研究 |
| (二)现状评析 |
| 三、研究旨趣 |
| (一)问题意识 |
| (二)重点难点 |
| (三)方法支撑 |
| (四)学术创新 |
| 四、观察维度 |
| (一)文本史料维度 |
| (二)报刊舆论维度 |
| (三)新闻评论维度 |
| (四)党派话语维度 |
| (五)抗战动员维度 |
| 五、概念界定 |
| (一)社论、社评与社说 |
| (二)专论、代论与来论 |
| (三)《新华日报》版本界定 |
| 第一章 时代使命:《新华日报》之诞生 |
| 一、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的报纸舆论思想与实践 |
| (一)中共的报纸舆论思想 |
| (二)中共对报纸工作的动员 |
| (三)中共对报纸社论的重视 |
| 二、《新华日报》诞生的社会环境 |
| (一)心理基础:民族危机的持续刺激 |
| (二)舆论氛围:国内普遍要求抗战动员的呼声 |
| (三)抗战大局:国共合作后中共合法地位的获得 |
| 三、《新华日报》诞生的历史过程 |
| (一)《新华日报》的创办过程 |
| (二)《新华日报》的宗旨愿景 |
| (三)《新华日报》的舆论反响 |
| 第二章 良工苦心:《新华日报》社论之创作 |
| 一、社论的创作群体 |
| (一)群体组成 |
| (二)群体特征 |
| 二、社论的产生过程 |
| (一)初始形态 |
| (二)完整形态 |
| (三)最终形态 |
| 三、社论的内容分析 |
| (一)社论时间 |
| (二)社论类型 |
| (三)社论主题 |
| (四)社论性质 |
| 第三章 党派话语:《新华日报》社论对中共抗战方略之宣传 |
| 一、中共对自身抗战使命的认知 |
| (一)将抗日置于革命议事日程第一位 |
| (二)对共产党员提出严格要求 |
| (三)在抗战中推动中共最高目标的实现 |
| 二、《新华日报》社论对中共抗战方略的体现 |
| (一)社论与“持久抗战” |
| (二)社论与“统一战线” |
| (三)社论与“民主自由” |
| 第四章 形象塑造:《新华日报》社论二元对立宣传模式之建构 |
| 一、《新华日报》社论的二元对立宣传模式 |
| (一)全面抗战时期二元对立模式的内涵 |
| (二)《新华日报》社论二元对立宣传模式建构的必然性 |
| 二、《新华日报》社论二元对立宣传模式建构的实现 |
| (一)宣告与日本根本对立,确定宣传基调 |
| (二)报道日军的野蛮暴行,激发民族情绪 |
| (三)揭露日本的统治危机,树立抗战信心 |
| (四)描述国人的悲惨生活,刺激大众心理 |
| (五)宣示反对投降和倒退,打击民族败类 |
| 第五章 利益关切:国共双方围绕《新华日报》社论之斗争 |
| 一、国民党视域:新闻检查机构“检查”下的社论 |
| (一)国民党对《新华日报》社论的关注 |
| (二)因“不妥”言论“被检”的社论 |
| (三)1942年“违检”社论统计分析 |
| (四)“违检”社论反映国民党利益关切 |
| 二、共产党视域:合作斗争背景下的社论 |
| (一)对办报环境的认知——经营者的体验 |
| (二)一份传单中的社论——经营者的声诉 |
| (三)复杂局势中的斗争——经营者的反抗 |
| 第六章 绳愆纠谬:中共对《新华日报》社论之纠偏 |
| 一、社论出现偏谬之原因 |
| (一)领导层——指示错误把关不严 |
| (二)管理者——复杂局势把握困难 |
| (三)撰写人——见识水平有所限制 |
| 二、中共对社论纠偏之措施 |
| (一)扫除王明右倾主义对社论的干预 |
| (二)在改版整风中调整社论方向 |
| (三)指导社论宣传尺度的把握 |
| 第七章 综合评析:应对危机过程中的民族、政党与国家 |
| 一、《新华日报》社论的时代特征 |
| (一)全局性 |
| (二)指导性 |
| (三)权威性 |
| (四)时宜性 |
| (五)战斗性 |
| (六)局限性 |
| 二、《新华日报》社论的历史意义 |
| (一)阐述报纸宗旨理念,推进中国新闻事业 |
| (二)宣传中共抗战主张,构建中共抗战形象 |
| (三)指明国人前进方向,汇聚全国先进力量 |
| (四)打击不利抗战因素,推动中国抗战进程 |
| 三、应对危机过程中的民族、政党与国家互动 |
| (一)民族心理的养成 |
| (二)核心价值的汇聚 |
| (三)中流砥柱的体现 |
| (四)政党使命的自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刘少奇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前言 第一章 |
| 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 第一节 |
| 新民主主义革命背景下的特定研究概况 第二节 |
| 研究特点和价值 第三节 |
| 《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 第二章 |
| 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 第一节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的研究准备和研究概况 第二节 |
| 研究特点和价值 第三节 |
| 山东人民出版社《刘少奇同志在山东》 第四节 |
| 吕振羽、江明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 第三章 |
| 歪曲和曲折(1966.5——1976.10) 第一节 |
| “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的“失真”研究概况 第二节 |
| 研究特点 第三节 |
| 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卫东》编辑部《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 第四章 |
| 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 第一节 |
| 改革开放新时期研究条件和研究概况 第二节 |
| 研究特点和价值 第三节 |
| 陈绍畴与《刘少奇在白区》 第四节 |
| 王世谊与《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 第五节 |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刘少奇传》 第五章 |
| 巩固和深化(1999—) 第一节 |
| 1999至今研究的有利条件和研究概况 第二节 |
| 研究特点和价值 第三节 |
| 黄祖琳与《刘少奇家世》 第四节 |
| 董一冰与《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 第五节 |
| 王光美的宣传和回忆 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中国新闻史研究中革命史范式的流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来源与研究目的 |
| 一、选题来源 |
| 二、研究目的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范式及范式理论 |
| 二、中国新闻史中的范式研究综述 |
| 三、革命史范式及其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与材料收集 |
| 一、研究对象的筛选 |
| 二、新闻史论着的收集与整理 |
| 第四节 研究的框架与方法 第一章 革命史范式发展和重要论着的历史分期 |
| 第一节 新闻史论着出版的整体情况及具体研究对象 |
| 第二节 革命史范式发展的历史分期 |
| 一、历史分期 |
| 二、分期依据 第二章 革命史、政治史观念的萌芽 |
| 第一节 史学研究中革命史研究模式的产生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中政治史研究模式的产生 |
| 第三节 新闻学研究中革命观念与政治观念的萌芽：党报思想 |
| 一、《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文化与革命运动 |
| 二、《解放日报》改版与党报思想的确立 第三章 革命史范式的产生及确立阶段（1949-1977） |
| 第一节 革命史范式的摸索阶段（1949-1955） |
| 一、新闻史论着概况 |
| 二、代表性论着分析 |
| 第二节 革命史范式的形成阶段（1956-1977） |
| 一、新闻史论着概况 |
| 二、代表性论着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一、革命史范式的阶段特性及内涵特点 |
| 二、革命史范式产生及确立的原因分析 第四章 革命史范式的发展成熟期（1978-1997） |
| 第一节 革命史范式的蓬勃发展阶段（1978-1987） |
| 一、新闻史论着概况 |
| 二、代表性论着分析 |
| 第二节 革命史范式的成熟阶段（1988-1997） |
| 一、新闻史论着概况 |
| 二、代表性论着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一、革命史范式的阶段特性 |
| 二、革命史范式的内涵特点 |
| 三、革命史范式的内涵变化 |
| 四、革命史范式变化的原因分析 第五章 革命史范式的变革期(1998-2015) |
| 第一节 革命史范式的革新阶段（1998-2006） |
| 第二节 革命史范式与候补范式多元共存期（2007-2015） |
| 一、革命史范式 |
| 二、媒介社会学范式 |
| 三、“新新闻史”：社会学范式 |
| 四、本体论范式 |
| 五、媒介生态学范式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一、革命史范式的阶段特性 |
| 二、革命史范式的内涵特点及变化 |
| 三、革命史范式变化原因分析 第六章 革命史范式的总结与反思 |
| 第一节 革命史范式的历史特性和演进特点 |
| 一、我国新闻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产生发展的历史特性 |
| 二、新闻史研究中革命史范式的历史演变及阶段特点 |
| 第二节 革命史范式的学术影响 |
| 一、革命史范式的史学贡献 |
| 二、革命史范式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对革命史范式的总结与反思 参考文献 附录·中国新闻史论着目录索引 致谢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中共早期领导人报刊编辑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与范围 |
| 1.1.1 关于"中共早期领导人" |
| 1.1.2 早期报刊的"报"和"刊" |
| 1.1.3 关于"编辑思想" |
| 1.1.4 中共早期领导人群体范围 |
| 1.2 研究理论 |
| 1.2.1 编辑学理论 |
| 1.2.2 历史主义理论 |
| 1.2.3 舆论导向理论 |
| 1.2.4 传播心理效应理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完善中国共产党宣传史 |
| 1.3.2 丰富编辑学理论 |
| 1.3.3 促进当代编辑活动的发展 |
| 1.4 研究现状 |
| 1.4.1 对早期领导人编辑生涯的研究 |
| 1.4.2 对早期领导人所主持的报刊的研究 |
| 1.4.3 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
| 1.5 研究的难点 |
| 1.5.1 材料散见,整理困难 |
| 1.5.2 内容庞杂,整合困难 |
| 1.6 研究方法 |
| 1.6.1 文献研究法 |
| 1.6.2 文本分析法 |
| 1.6.3 统计分析法 |
| 1.6.4 比较研究法 |
| 第2章 中共早期领导人编辑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 |
| 2.1 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生活经历 |
| 2.1.1 家庭背景的影响 |
| 2.1.2 教育背景的影响 |
| 2.1.3 职业经历的影响 |
| 2.2 中共早期报刊编辑理念的思想来源 |
| 2.2.1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办报思想 |
| 2.2.2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思想 |
| 2.2.3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 |
| 2.2.4 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
| 2.3 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报刊编辑活动 |
| 2.3.1 五四运动前的报刊编辑活动(1903.8-1919.4) |
| 2.3.2 五四运动时期的报刊编辑活动(1919.5-1921.6) |
| 2.3.3 中共成立初期的报刊编辑活动(1921.7-1923.6) |
| 2.3.4 大革命时期的报刊编辑活动(1923.7-1927.7) |
| 2.4 中共早期领导人报刊编辑思想的转型 |
| 2.4.1 政治观念的转变 |
| 2.4.2 思想倾向的转变 |
| 2.4.3 党报性质的确立 |
| 第3章 中共早期领导人报刊编辑战略思想 |
| 3.1 关于报刊使命的论述 |
| 3.1.1 报刊是启蒙教育的工具 |
| 3.1.2 党报应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 |
| 3.1.3 党报是组织和干预革命运动的武器 |
| 3.2 关于报刊定位的论述 |
| 3.2.1 办报目的要清晰明确 |
| 3.2.2 报刊应具有革命斗争性 |
| 3.2.3 读者定位要有针对性 |
| 3.3 关于办刊方针的论述 |
| 3.3.1 提倡言论自由,鼓励辩驳讨论 |
| 3.3.2 为工人及普通民众服务 |
| 3.3.3 提倡全民办报 |
| 3.3.4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
| 3.3.5 坚持用事实说话 |
| 3.3.6 以宣传马列主义为重要任务 |
| 3.4 关于刊物风格的论述 |
| 3.4.1 严谨的学术风格 |
| 3.4.2 不畏强权的风格 |
| 3.4.3 生动活泼的风格 |
| 3.5 关于编辑素养的论述 |
| 3.5.1 应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 |
| 3.5.2 应具有崇高的敬业精神 |
| 3.6 小结 |
| 第4章 中共早期领导人报刊编辑战术思想 |
| 4.1 关于选稿原则的论述 |
| 4.1.1 主张弃旧从新的选稿原则 |
| 4.1.2 稿件内容应符合时宜 |
| 4.1.3 语言文字的使用应符合读者文化背景 |
| 4.2 关于栏目设置的论述 |
| 4.2.1 提倡灵活设置报刊栏目 |
| 4.2.2 应根据读者阅读需求设置栏目 |
| 4.3 关于报刊设计的论述 |
| 4.3.1 版面设计应讲究图文并茂 |
| 4.3.2 封面设计应彰显杂志宗旨 |
| 4.4 小结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表一: 中共早期领导人编辑活动情况汇录表 |
| 表二: 中共早期报刊及查找情况表 |
| 表三: 李大钊时期晨报第7版新增栏目与部分配文一览表 |
| 表四: 《共产党》月刊所登文章目录 |
| 表五: 《中国工人》月刊文章与作者一览表 |
| 表六: 中共早期部分报刊编辑宗旨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10）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抗战文化”研究热与非常态社会环境下媒介研究的冷思考 |
| 一、“抗战文化”与“非常时期”的出版业研究 |
| 二、桂林“文化城”独特历史现象中的文化供应社 |
| 三、基于传播学理论框架下的抗战出版史个案研究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有关“抗战文化”、“桂林'文化城'”和“出版史个案”的研究概况 |
| 一、关于“抗战文化”与“抗战出版史”的研究情况 |
| 二、关于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研究情况 |
| 三、关于抗战时期出版个案的研究情况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主体内容与创新点:基于传播学理论构架的出版史个案研究 |
| 一、基于历史学研究的史料爬梳 |
| 二、基于传播学理论的内容构架 |
| 三、本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文化供应社:非常态社会环境下诞生的媒介组织 |
| 第一节 冲突与流徙:抗战时期的文化传播生态 |
| 一、战时文化变迁:出版业的西迁与空间格局的转变 |
| 二、意识形态博弈:日伪、中央、中共战时文化政策之比较 |
| 三、聚合与多元:战时出版业的文化传播特征 |
| 小结 |
| 第二节 求同存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桂林“文化城”的形成 |
| 一、新桂系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与开放的政治姿态 |
| 二、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统一战线策略在广西的实践 |
| 三、地利与人和:桂林“文化城”形成的硬、软条件 |
| 四、桂林“文化城”独特的文化传播现象分析 |
| 小结 |
| 第三节 新军突起:文化供应社的诞生与发展 |
| 一、序曲:广西建设研究会对进步文化传播的铺垫 |
| 二、筹备与成立(1939年) |
| 三、发展期(1939年—1942年) |
| 四、转型期(1942年—1944年) |
| 五、重建期(1945年—1948年) |
| 六、转移期(1949年—1953年) |
|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股份制”的出版企业与“进步性”的出版同人 |
| 第一节 “二元制”的股份有限公司模式与组织架构 |
| 一、文供社的董事会、监事会构成及股东会议制度 |
| 二、文供社的企业融资及增股状况 |
| 三、文供社的企业构架与运行 |
| 小结 |
| 第二节 进步性的人事组织策略与危机应变 |
| 一、建社初期的人事结构及学习型组织建设 |
| 二、皖南事变后的人事调整与出版人的坚守 |
| 小结 |
| 第三节 “监护人”:文供社的管理层 |
| 一、李任仁:“数茎红花带雨横” |
| 二、陈劭先:“海内几人同” |
| 三、陈此生:抗战文化合作的“桥梁” |
| 四、万民一、万仲文、赵晓恩:临危受命的“掌门人” |
| 小结 |
| 第四节 “把关人”及“舆论领袖”:文供社的编辑群与作者群 |
| 一、胡愈之:大众文化出版的操盘手 |
| 二、邵荃麟:进步文化建设的思想者 |
| 三、傅彬然、宋云彬、杨承芳等:学养深厚的出版专家 |
| 四、文供社的作者群:进步文化传播的“舆论领袖” |
|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大众化”语境下文供社的出版生产 |
| 第一节 抗战语境下的传播受众与文化出版 |
| 一、抗战时期的传播受众的特征 |
| 二、抗战时期“大众化”的出版特征 |
| 三、桂林“文化城”的出版物概况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化供应社的编辑方针及出版概况 |
| 一、制定与完善(1939年—1942年):以通俗读物为核心的编辑方针及书刊生产 |
| 二、发展与转型(1942年—1944年):以文艺类书籍为主的书刊生产 |
| 三、收缩与转移(1944年—1953年):以重版为主的维持性生产 |
| 小结 |
| 第三节 “文化室图书”与《新道理》:“大众化”传播语境下的通俗读物 |
| 一、大众文化传播的空间布局:“文化室图书” |
| 二、大众文化传播的时间延展:《新道理》杂志 |
| 小结 |
| 第四节 从“大众文艺读物”到“文学创作丛刊”:抗战文艺向深处挖掘之路 |
| 一、“大众文艺读物”的生产 |
| 二、通俗文学单行本的流行 |
| 三、青少年文艺类丛书的普及 |
| 四、“文学创作丛刊”的问世 |
| 小结 |
| 第五节 《文化杂志》月刊:学术理论的阐扬与抗战文艺的传播 |
| 一、《文化杂志》的创刊与编辑内容分析 |
| 二、文化建设的反思与学术理性的阐扬 |
| 三、“文艺”栏目的设置与抗战文学的传播 |
| 小结 |
| 第六节 地方性出版物:权力场的借势与平衡 |
| 一、《干部政策》:广西地方干部建设学校的教材出版 |
| 二、“国民教育丛书”:广西“新县制”下的国民基础教育指导书 |
| 三、其他广西地方性书籍及学术书籍的出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文供社战时的发行策略与话语权的斗争 |
| 第一节 文供社发行渠道的建设与拓展 |
| 一、1939年—1941年:发行部门的草创与发展 |
| 二、1941年—1943年:发行业务的壮大与延伸 |
| 三、1944年—1953年:抗战末期发行工作的转移与战后的重建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供社的发行方式 |
| 一、门市与批发 |
| 二、邮购业务 |
| 三、流动发行 |
| 小结 |
| 第三节 文供社的营销策略 |
| 一、品牌形象的建立 |
| 二、行政力量推广 |
| 三、自办期刊推广 |
| 四、广告宣传推广 |
| 五、书刊促销策略 |
| 第四节 “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与战时桂林出版生态 |
| 一、广告主体分析 |
| 二、广告内容分析 |
| 三、广告书价分析 |
| 小结 |
| 第五节 抗战文化的多形式传播与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 一、形式多样的抗战文化传播形式 |
| 二、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文供社的出版传播效果、历史贡献及思考 |
| 第一节 文化供应社出版活动的传播效果 |
| 一、出版物的传播覆盖面与数量 |
| 二、传播受众的反馈与影响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供社抗战文化传播的历史贡献 |
| 一、团结和保护了大量进步文化人维系了进步文化事业的开展 |
| 二、在文化运动低潮时期繁荣了抗战文化与地方文化 |
| 三、对抗战文化研究特别是抗战文学研究保存了大量的史料 |
| 四、为中国现代出版精神的建设提供历史参考 |
| 第三节 文供社出版活动的历史局限 |
| 一、通俗读物的过剩与经典作品的缺乏 |
| 二、权力场的博弈影响了出版生产的不稳定 |
| 三、战后未能延续文化生命服务地方出版事业的遗憾 |
| 第四节 对文化供应社出版传播活动历史的思考 |
| 一、“压制还是包容”:文化体制的策略选择 |
| 二、“顺为还是变革”:媒介组织的战时选择 |
| 三、“迎合还是引导”:传播主体的文化选择 |
| 本文结论 |
| 附录一: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大事记 |
| 附录二: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编印书籍目录 |
| 附录三: 《文化杂志》分类目录索引 |
| 附录四: 相关图片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四、毛泽东报刊编辑思想概述（论文参考文献）
- [1]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D]. 柏晓斐. 湘潭大学, 2020(12)
- [2]《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D]. 乔傲龙. 山西大学, 2019(02)
- [3]张元济交游研究 ——以近代文化传播为视角的考察[D]. 张超.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5)
- [4]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D]. 陈龙. 暨南大学, 2019(08)
- [5]陆定一的报刊活动与党报思想研究[D]. 李亚荣.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6)
- [6]民族、政党与国家：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论研究[D]. 尚方超. 河南大学, 2018(12)
- [7]刘少奇研究史[D]. 杜立芳. 扬州大学, 2018(07)
- [8]中国新闻史研究中革命史范式的流变[D]. 蹇云. 深圳大学, 2017(07)
- [9]中共早期领导人报刊编辑思想研究[D]. 王铮. 西南交通大学, 2017(07)
- [10]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D]. 宋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