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宣传提纲（论文文献综述）
杨方[1]（2021）在《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研究（1949-1956） ——以江苏泰兴为例》文中认为性别歧视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问题,性别平等至今仍然是世界性的美好愿景。中国在这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我们不仅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十个国家之一,而且无论是在消除义务教育性别差距方面,或者女性在全社会就业人员中的占比,还是最近的互联网领域中女性创业者数量,都有相当可观的成绩;这跟两百年多前的封建社会相比,跟一百多前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比,跟七十多年前的旧中国相比,都是翻天覆地的巨变。但“建设一个妇女免于被歧视的世界,打造一个包容发展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付出更大努力”,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解放事业的伟大成就和重要经验是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理论及其早期实践是研究新中国妇女事业的逻辑起点。实现妇女解放的前提是妇女接受教育,成为自身解放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特别注重妇女教育事业。党和国家有关妇女教育的方针、政策如何落地重要、发挥作用,需要对其进行具体的考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为指导,以局部区域为代表,以当事人为对象,运用文献研究、个案研究、口述史研究等多种方法,结合相关档案材料,既有利于挖掘、丰富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教育的史料,也有利于发现、梳理妇女解放、妇女教育事业发展的特色、经验、历史贡献和当代启示。泰兴地处苏北,解放初期的广大农村有三种不同类型,即老解放区、恢复区和新解放区,由于战争频繁,男子人口比例长期低于妇女,而且还有不少缺乏劳动力或者劳动力不足的烈军工属。以泰兴为样本,研究这一时期妇女教育问题,具有典型性。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妇女教育。国民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时期,基本确立了“人人平等,教育人人”、教育形式上不局限于学校、除了知识技能还要将革命思想融进教育并提高妇女政治参与能力的主要内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妇女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村妇女是决定中国革命胜败的重要力量,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苏区妇女教育模式,即妇女干部培养、妇女识字培训、女童学校教育、女工职业教育紧密结合;抗日战争时期,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结合,在民主根据地,妇女支前、妇女生产、妇女参政,无不体现出妇女的力量;解放战争时期的妇女教育主要围绕服务解放战争和解放区建设展开,重点是培养妇女干部和提高妇女觉悟。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对全国女性教育重新进行了制度化、规范化、大众化改革,使女性教育成为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妇女教育问题,可以设立四个“观测点”,即:女童入学教育,识字扫盲教育,妇女社会教育,妇女干部教育。女童教育既是妇女解放和妇女教育的起点,也是从源头上阻隔农村文盲、半文盲妇女产生的重要途径。新中国初期泰兴当地政府加强女童入学教育的政策措施,满足了农村妇女的内在要求,切合了当地社会的具体实际,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新中国初期泰兴女童入学教育的基本经验就是提升学龄女童入学率、降低辍学率,具体教育实践中主要把握好了四个关键点,即:整体设计,协同推进;统筹兼顾,循序渐进;深入基层,有的放矢;创新教法,确保质量。泰兴的农村识字扫盲工作开展比较早,早在1941年冬,当时的泰兴抗日民主根据地就开展大规模的冬学运动。新中国成立以后,泰兴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积极动员农民继续参加冬学运动,并成立了专门的妇女识字班,开展识字扫盲;农村妇女在区乡妇联干部、村妇女干部和妇女代表的动员下,参与积极性远高于男性,不仅参加人数多,而且持续时间长,至1956年渐成高潮。泰兴妇女积极参与扫盲识字运动,宏观上讲为开展救灾备荒、实行土地改革、推进互助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具体而言,不仅使广大妇女能力素质得到了提高,而且切实增加了家庭收入,从而也为妇女地位的提升营造了氛围。通过社会教育活动促进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是促进妇女自身解放的重要路径。基于不同阶段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基于区域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新中国初期泰兴农村妇女社会教育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49-1952年,在苏北行署领导下,主要围绕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生产救灾、贯彻婚姻法等中心工作开展;1953-1956年,在江苏省委和扬州专区的领导下,主要结合基层普选、增产节约、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运动等开展。但不管哪个阶段,形势政策、思想政治、生产劳动、卫生健康都是教育的重要方面和主要内容。苏北妇女社会教育促进了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农村妇女自我意识越发觉醒和增强,主体作用日益显现,社会地位显着提升。但也暴露出教育对象的局限性、教育过程的间歇性、教育内容的抽象性和教育形式的有限性等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妇女干部本身的素质和能力,以及社会整体氛围都是显着的影响因素。培养妇女干部、重视妇女参政是中国共产党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最具特色的重要举措。泰兴属于革命老区,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许多妇女积极分子脱颖而出成长为妇女干部,为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发展和民主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成立妇女自己的组织动员机构,将妇女干部充实到各级党政机构,推举妇女干群模范,是这一时期泰兴妇女解放事业的三条战线。围绕这三条战绩,泰兴妇女干部规模迅速发展,培养路径更加多样,教育内容也日渐丰富;而通过开展文化教育,妇女干部的工作能力得以大幅度提高,通过学习时势政策,其业务水平也得到相当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妇女干部队伍的稳步发展,切实引导了社会舆论导向——她们不仅以其成功形象吸引着同辈人的效仿,而且影响、教育了守旧的父母及周遭“他者”,从而既在更大程度上获得社会认可,又反过来触动社会文化转型。但妇女干部教育同样也受到传统思维方式、现实社会环境甚至家庭方面的制约。新中国初期的泰兴农村妇女教育,不仅对农村社会秩序的重建、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妇女解放事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留下了可供新时代农村妇女教育借鉴的历史经验。女童教育构筑了男女性别平等的基础,扫盲教育提升了农村妇女的综合素质,社会教育提高了农村妇女的主体地位,干部教育促进了农村妇女的社会动员——其经验就在于,要以农村妇女素质的提升促进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要在推进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促进妇女解放。新中国初期泰兴妇女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农村妇女解放进程中的一个缩影,其经验对于加强与改善新时代农村妇女教育、对于实现《北京宣言》目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虞强[2]（2021）在《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研究》文中指出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价值追求和道德标准。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建构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关系的形成,成为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器运行的基础,巩固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提升了国家整体能力,促进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焕发了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解决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总体性危机”,为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对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丰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理论。本文基于价值观生成规律与史实研究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揭示新中国初期集体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时代逻辑,将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与新中国初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历史实践有机联系起来,反映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与党的统领作用、能动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历史的叙事和反思中获得经验启示,从而为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继承和创新提供当代启示。全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五章。第一章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动力和基础。本章分析了新中国初期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动力,认为党的革命追求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根本动力,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直接动力。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基础包括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理论基础由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列宁的集体主义思想,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集体主义思想,中国传统整体主义思想的积极成分等组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探索形成了“革命功利主义”“集体主义就是党性”等革命集体主义思想;实践基础主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革命集体主义的探索。第二章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客观条件。本章分析了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提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建立、人民主人翁地位的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分别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政治前提、主体支撑和方向引领;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分别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基础条件、决定因素和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建立、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社会新风尚的形成分别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教育支撑、思想根基和道德基础。第三章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实践考察。本章主要分析了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实现路径和形式特点,其中:一元化的宣传引导机制是制度路径;全面化的思想教育机制是体系架构;组织化的群众运动方式是动力支撑;一体化的单位社会体制是组织形态。形式特点主要是:注重发展工农教育,提高群众性;注重实施分类教育,提高针对性;注重与社会运动相结合,提高实践性;注重围绕中心任务,提高渗透性;注重塑造典型示范,提高引领性;注重运用自我批评,提高深刻性。第四章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评析。本章主要分析了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积极影响和存在不足。积极影响主要在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了价值引领,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提供了组织原则,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道德标准。不足之处在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过程中的不足影响个体对集体的真正认同;个人对集体的依赖容易导致个人利益被集体利益所代表与消解;统筹兼顾原则未能充分体现。本章对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重要理论成果——《论十大关系》、法制成果——《五四宪法》、政治成果——党的八大精神进行了探析。第五章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启示与借鉴。本章论述了集体主义价值观继承和创新的当代启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引领,必须实现集体主义的创新发展。对改革开放以及新时代以来,党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坚持与创新进行了实践考察。提出集体主义价值观创新发展的原则是:以个人与集体利益的和谐统一为价值旨归;强调集体的真实性和集体利益优先的合理性;确立先进性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的多层次标准;建立“公平正义”的利益调节和利益补偿机制;坚持一元化价值导向与多样化价值取向的辩证统一;彰显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价值意蕴;注重“共享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用文化建设滋养集体主义的新时代发展等。
房厦[3]（2019）在《公安政治传播研究》文中指出政治传播是推动政治文明进程的重要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政治实践中不断发展,其中包括国家有效运用公安机关及警察权展开社会安全治理,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政治文明。当前,在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技术环境变化的影响下,显现了现有公安政治传播效能的不足。急需通过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将公安政治传播提升到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与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相融合的新境界,才能更有效地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实现公安机关的治理效能。公安政治传播的角色已经发生变化,它不再是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初期的宣传者或控制者,更多的是成为了一种现代性的国家治理手段。隐藏在中国公安政治传播背后的深层次问题,需要从更宏观的政治传播理论视角展开研究,不是单独以传统的“媒介中心论”去分析能够做到的。结合历史与时代背景,本文将拉斯韦尔的经典“5W”传播模式理论框架融入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展开分析。本文着重分析归纳了中国公安政治传播的一般规律、现阶段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之策。本研究首先提出公安政治传播的概念界定,以及我国公安政治传播研究的分析框架。其次,梳理政治传播的理论借鉴与中国公安政治传播历史演进。阐述建党以来公安政治传播的发展过程。最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思想指导下,借鉴了西方政治传播研究中的结构要素理论以及传播效果理论,尝试从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理论视角,探索公安政治传播的方向、功能目标、传播系统、运行特质、难题挑战与破解路径,构建出了关于中国公安政治传播的认识模型。公安机关通过建立公安政治传播矩阵、借助组织传播通道和媒介通道发起政治传播活动,并试图对政治传播效果进行评估。公安政治传播的受众随时代变化也形成了新的特点,本文从作为自主性力量的公众舆论和公安政治传播舆论领袖两个方面对公安政治传播受传者展开分析。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第一,公安政治传播的特殊性。公安政治传播不同于普通的大众传播,首先是公安政治传播的一体两面性——内容输出和信息管理。这是公安政治传播制度一直延续并且难以撼动的结构性安排,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政治功能。无论面对何种新形势,公安政治传播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来研究和发展,公安政治传播必须承担起维护国家根本性政治制度的重要职责,这是公安政治传播必须遵循的政治原则。其次是公安政治传播对保密原则的把握。必须在不影响警察执法权的正确行使前提下尽可能满足合理的公众知情权。第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公安政治传播的功能目标主要包括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巩固公安机关的社会治理权威合法性基础以及塑造现代化的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形象。第三,公安政治话语主要体现为权威性、时代性、自我独白的特征。新媒体时代公安政治话语有去中心化的趋势。第四,公安政治传播的效果评估应该从微观效果和宏观效果两个角度去考量,不应局限于西方的“媒介中心论”,要关注宏观治理效果,既要谋求特定支持,也需要谋求散布性支持,两者要相辅相成。第五,安全环境和媒介环境的变迁,为公安政治传播体系带来了挑战与机遇。公安政治传播的权威性面临挑战、公众对警察政治价值认识存在偏颇、组织渠道的传播效果弱化、受众特征变化带来新的挑战、公安政治话语缺乏创新。第六,创新公安政治传播的有效路径包括:重新定位理念目标,构建以“程序——法理”为中心的合法性谋求模式;优化公安政治传播体系;探索公安政治传播的新运行机制、新的话语体系、新的运作模式以及新的效果评估方法。本文对公安政治话语的大数据分析是公安政治传播研究中的一个新的尝试。研究对《人民公安报》的公安政治话语通过Python程序进行大数据分析,并将报纸的文本分析结果以词云图、热词趋势表等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展示该报报道公安工作的一些特征,归纳总结出公安政治传播中的政治话语特征,呈现出本文大数据分析方法的新特点。
金子求[4]（2017）在《1953-1954年江苏省普选研究》文中指出新中国首次全国普选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的一个重要前提。以往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对普选过程及其政治动员的探讨,而较少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等历次政治运动和中共在过渡时期一系列政策对普选的影响这一角度,考察中央的普选政策在地方落实的具体情形。本文的研究主要运用第一手档案材料,考察建国初期复杂政治情况下,中央关于选举权判定、选举代表的标准及普选中的基层干部政策在江苏普选中的落实情况,探讨普选在当代中国政治建设中的地位。实行普选,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是中共既定的建政目标。中央的最初设想是在1953年春夏之间召开人民政协的第二次全体会议,而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推迟到三年以后召开。中央最终决定在1953年实行普选,一方面与第一届全国政协即将期满,中央考虑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进行新调整有关,另一方面,斯大林的建议进一步促成了中央关于1953年实行普选的决定。普选的核心是人民民主。中央要求全国基层选举必须在深入动员的基础上,吸引选民自觉地热烈地参加选举,但各阶层民众对普选的态度与中央的预期存在很大差距:农民、工人、科学界不关心普选;资产阶级、民主人士怀疑普选是假民主;基层干部欲趁普选“换班”;相反,地主、反革命分子反而关心自己有无选举权,一部分人民对于选举却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为此,各地通过广泛深入的普选动员,使参加选举的选民达到了选民总数很高的比例。地方的普选是对中央关于普选原则的落实。中央在公布选举法之初即宣称:新政权的普选不同于清末以来的历次选举,也要与欧美资产阶级的选举有别,普选是一场人民内部的民主运动。但建国初期政治情况复杂,民主选举的政策在地方执行时发生了偏差。就选举权而言,中央的本意是既要依法剥夺地主、反革命的选举权,又要使选举权的剥夺面不致过大,这样才与普选的民主运动性质相符,但是各地“土改”中错划漏划地主成分和“镇反”中错管漏管反革命的遗留问题使选民资格的审查复杂化,地方干部在选民资格审查时,将注意力放在查找漏划地主,追逼反革命材料,客观上形成“二次土改”、“二次镇反”的紧张和波动,江苏多地因普选引发自杀事件。为弥合中央政策和地方选举之间的张力,避免引起社会波动和混乱,江苏省委提出:确定选民资格,应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已掌握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坚决防止在选民登记中企图重新划分阶级成分和重新进行镇反判定的倾向。普选中处理错划漏划地主成分和错管漏管反革命等遗留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正确判定选举权利,而非基层普选发动群众的重点。普选中,“一律不重新划分阶级成份（分）”,禁止找反革命或政治上有嫌疑者谈话和追逼材料,也不准带口信。江苏普选中新区和老区处理地主选举权利的政策有所不同。新区土改未满五年,一般不涉及地主改变成分给予选举权利的问题。新区普选中将明显错划的地主政治上摘掉其地主帽子,给予其选举权利,但地权不再变动。个别漏划地主在普选中只剥夺其选举权利,其土地和财产待普选后处理。凡一时弄不清或可划可不划者,已划者不改,未划者不动;富农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老区旧富农选举权依1950年《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予以甄别;老区土改漏划地主一般没有,错划地主情形普遍,但老区土改已满五年,故不必大量地处理错划漏划地主成分问题,而应以改变成分问题来处理地主选举权。普选中,无论新区处理土改错划漏划成分,还是老区改变地主成分,都只能当做普选中有关选举权利的个别问题来处理,不能当做基层选举发动群众工作的重点。老区如有明显为劳动人民被划为地主,应坚决予以纠正。选举什么人当代表与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及党和国家在过渡时期一系列政策有关。分批展开的基层普选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统购、总路线宣传后,代表标准有所提高,各地提出选举“拥护总路线,带领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当代表。互助合作、统购中的积极分子被提为代表,抵制统购的私商和富农代表被撤换。中央提出农村普选应防止走“富农路线”,而应“坚固地巩固中农,防止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地主反革命的阴谋结合。”农村中当选代表以贫农和中农为主,富农代表仅属个别。选举大会呈现出一幅人民当家作主的生动历史场景,普通百姓步入基层权力机构,不失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底层民众的政治“翻身”,但中国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民主选举在另一些地方又为干部包办代替,或为民众的宗派势力所左右,甚至发生普选干部以选举权为诱饵,敲诈勒索地主、反革命的现象。普选并非干部的整体“换班”。中央、华东局和江苏省委均提出保证80%以上的基层干部得到改造提高,争取当选。普选中处理了一批违法乱纪干部和混入基层政权的阶级异己分子,解除了乡村社会的“新恶霸统治”,进一步纯洁了基层政权组织。普选后的政权加快推进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中央而言,普选和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进行了新调整,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了党对政府和中央对地方的集中统一领导,基本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一元化党政领导体制,奠定了当代中国党政关系的基本格局。普选基础上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经历了曲折发展的历程。1955年夏季以后,在不断升温的反“右倾”的政治氛围下,农业合作化运动形成迅猛发展的浪潮,与此同时,党的政治路线上“左”的倾向日益凸显,损害了党内民主讨论和实事求是的作风。随着“左”倾错误逐步蔓延,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破坏。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我国选举制度得到恢复并历经改革和逐步完善。
吴文俊[5]（2017）在《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文中研究指明建国初期,是一个社会全面转轨的历史时期,城市存在诸多社会问题,其中失业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则是失业人口最为庞大,失业程度最为严重的城市。1949-1957年,上海失业人员累计登记人数达67万之多,失业人员主要由失业职工、失业知识分子、旧政权遗留之公教人员、城市贫民、求职的失学青年和家庭妇女等群体构成。上海失业问题呈现出失业类型复杂化、失业人员区域、行业分布不均衡以及成份构成多元性等特征。新生上海的失业问题,是由历史和现实双重因素交织所致。解放前,战争频仍的侵扰和长期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国内反动统治的残酷盘剥,使旧上海的社会经济遭受了严重破坏,交通梗阻、生产萎缩、财经短绌、百业凋敝,大批职工和公教人员流离失业。1949年5月解放时,旧上海遗留的失业人口竟有42万之多。解放后,因“封锁和轰炸”以及原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剧烈改组,上海又产生了一批新的失业人员。新旧失业叠加在一起,形成了1950年、1952年上海两次迅猛的失业洪峰。上海危急的失业问题,对失业人员及其家属的生存构成了极大威胁,给经济恢复和发展、人民政权巩固、社会秩序稳定造成了诸多弊害;同时也因其固有的“中心地位”,对新中国的政权稳固业已产生了剧烈冲击。因此,全面解决上海失业问题,既是保证接管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期间城市社会稳定之内在需求,亦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能力的一场考验,更是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否具有制度优越性的强力回应。面对严峻的失业压力和处境维艰的失业民众,上海党政不畏艰难,毅然承担起解决失业问题的历史使命,带领上海人民展开了一场失业治理“攻坚战”。首先,失业治理的模式与保障方面。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及其解决设想,为上海失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苏联“消灭失业”的具体模式和其他城市（沈阳和北京）治理失业的可鉴经验,为上海失业治理指引了实践路径;各方力量联动,通过设立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上海市处理失业知识分子委员会和上海市劳动就业委会,计划并指导一切失业救济和就业安置事宜,为上海失业治理提供了组织保障;依据中央政策方针,上海制定并颁行了正确的失业登记、失业救济、就业安置等政策法令,为失业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通过各界捐助、劳资征缴和政府拨给三种途径筹集失业救济基金,为上海失业治理提供了物质保障;采用失业登记统计和入户访问、当面询问、侧面证实等调查形式掌握和研究失业人员的具体状况,为失业治理提供了信息保障。其次,失业治理的历程与措施方面。上海党政通过“包下”旧政权遗留的公职人员、严控私营企业任意解雇职工、遏制盲目流入上海的农村人口等“堵源”举措,防止新失业人员的产生;通过发放救济粮款、举办工赈工程、组织生产自救、动员回乡生产、实施转业训练、开展职业介绍等“疏导”举措,既救济了失业人员的生活亦为他们创造了获得就业的条件;通过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治本”举措,创造了就业岗位,畅通了就业渠道,从根本上解决失业人员实现就业的出路。此外,针对烈军工属、少数民族等特殊失业群体,上海党政在施行一般失业治理措施的基础上,还结合其自身特点运用了特殊治理举措。总之,在党政主导和社会力量协作下,通过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至1957年上海基本消除了严重的失业压力,取得了显着的治理成效。具体言之,保障了失业人员的生存与发展;稳定了上海社会秩序;密切了上海党群关系;促进了上海经济发展;开创了“劳动最光荣”的文化新风尚。然而,在肯定其成效和有效经验的同时,失业治理过程中产生的弊端及教训仍值得深思。
赵娜[6]（2016）在《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与广西民族人口比例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研究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广西民族人口比例问题。明代以后,广西民族人口比例长期被模糊地描述为“蛮七民三”、“民三僮七”等,直到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逆转为“民七僮三”。以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为切入点,以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广西民族人口比例为研究对象,既可以从纵向跨越历史与现实,对于广西民族人口比例的构成及历史转折进行历时性考察,又可以从横向对20世纪50年代广西的民族人口比例构成作一共时性的阐释。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的民族人口数据多以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为基础。民族识别是一个较为复杂过程,国家政权介入并在其整个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为新生政权建设的需要,中国主持开展了人口普查工作,这一过程中,民族人口比例得以量化,广西民族人口比例经过了一个历史转折的过程。如若仅停留于对解放后广西民族人口比例的分析,很难真正理解广西民族人口比例的历史转折。因此,论述整个广西民族人口比例的消长变化成为必然,秦汉以后,随着统一多民族共同家园的逐步形成,汉人入桂及其他因素一直改变着广西民族人口构成。在此基础上,可以更好地理解广西民族人口比例何以在建国后逐渐稳定下来,并维持在一定范围之内,而未再发生较大变化。最后,以凌云县那力寨为例,进一步探讨广西民族人口比例的确定及历史转折,试图阐释微区域里多民族共同家园形成历程。
彭伟斌[7]（2015）在《江浙人口政策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20年来,有关人口政策的总结与反思备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而有关气候变化的争议则使人口政策更加瞩目。随着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中国客观上要求人口结构和数量向适度、合理的方向发展,人口政策的演进正在经历重要的历史转折期。在此背景下,开展人口政策的比较研究和评估生育政策的选择与走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本文除引言和结语部分外,全文共分八章来展开。引言部分论述了本文选题的五大背景及研究意义。第一章对国内外有关人口政策的研究文献进行了详细梳理和述评,将国内有关生育政策调整的观点划分为“严控紧缩”、“量化宽松”、“鼓励扩张”和“自主抉择”等四大学派；第二章交代了三组重要概念及本文的研究方法、基本思路及创新之处：鉴于印度是全球第一个由强制性计划生育向自愿性家庭计划转型的国家,第三章从国际视角先对印度国家人口政策的历史演进作了个案诠释和经验分析,从该国人口政策的历史演进过程及影响因素研究中突出了制定人口政策要遵循人口过程的客观规律性；第四章基于人口事件的细节罗列论述了中国人口政策演进的历史过程并进行了相应的阶段,将中国人口政策的历史演进特征归纳为四大特征；第五章分析了江浙两省人口政策的形成过程,将两省地方性人口政策的演进粗略划分为七个不同阶段,并从政策调整时间、政策内容及实施细节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第六章借助人口普查资料和统计年鉴资料从人口规模、人口结构、生育水平、人口分布等方面对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现状及其历史变动做了详细对比,显示了江浙两省不同人口政策殊途同归的发展趋势：极低的总和生育率和巨大的人口负增长惯性；第七章运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对江浙两省196个区县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政策性因素和非政策性因素对两省总和生育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政策区别仍起作用但效果极微,导致生育率水平差异的根本性原因还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上的不同；第八章运用人口预测模型对江浙两省执行单独两孩生育政策后的人口总量、出生人口、人口结构及变动趋势进行了展望,预测结果显示,生育政策调整不会形成大规模出生堆积,单独两孩政策不仅无法阻止江浙两省人口趋向负增长的发展态势,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人口的结构性危机。考虑到江浙两省所呈现的超低生育率及“政策遇冷”现象,本文认为应尽快实施更为宽松的人口政策,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应努力实现三个重要转换：即从计划经济指令型的人口政策向市场经济引导型的人口政策转换；从显性的人口政策向隐性的人口政策转换；从直接干预型的人口政策向间接参与型的人口政策转换。
王誉霖[8]（2014）在《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城乡整合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统筹发展是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和促进二元经济转化的重要内容。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口迁徙尤其是城乡人口迁移规模不断增大,而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最为活跃的阶段。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自1997年确定了实行“统账结合”的制度模式和多方筹资的基本制度框架后,历经“辽宁试点”,在2005年制度框架最终确定。而几乎与此同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也历经了传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探索,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各地的分散探索和最终在2009年走向统一的历程。为了适应大规模流动人口的现实和建立统一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开始了整合的初步探索。2014年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为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与此同时,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衔接办法也开始施行。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然而,整合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依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其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碎片化”,阻碍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农村的大一统；其二,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跨区转续难题依然未解,制约了统筹层次的进一步提高；其三,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制度改革停滞不前,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去甚远；其四,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体制制约依然存在,亟待理顺管理体制和加强信息化建设。基于对现状的评估,整合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采取三步走战略：第一步,进一步完善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破除“碎片化”困境和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续障碍,实现城乡两类制度自身的大一统；第二步,推进完善现行转续政策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关系的城乡有效转移接续；第三步,继续提高城乡社会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在实现全国统筹的基础上适时推动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整合,建立大一统的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大一统的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架构是“国民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职业年金”的多支柱保障模式。不同支柱采取不一样的筹资模式及方式,在保障层次上由低到高,与商业化的养老保险共同构成中国的多支柱养老金体系,满足差异化的养老保障需求。
朱光喜[9]（2014）在《政策粘嵌及其分离研究 ——以当代中国户籍政策变迁为中心案例》文中认为由于治理问题的日益复杂性及政府内部职能分工的专业性等原因,政策协同成为政策管理的基本任务以及政府治理的重要方式。当协同的各个领域的政策存在某个领域的政策方案和准则成为其它领域政策的方案和准则的依据时就表现为政策粘嵌。在我国的政策实践中经常出现这种独特的政策协同现象,并且事实上它既可以是政府治理的手段,也可以成为政策改革的阻力。但在政策科学的文献中,对常规的政策协同讨论较多,对高度协同的政策粘嵌的生成和变迁缺乏理论关注。本文以政策关系和政策变迁为视角,以当代中国户籍政策为中心的多领域政策粘嵌60多年来的变迁为启发性案例,对政策粘嵌的形成和功能,分离的原因、途径和效果,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我国政策管理和政府治理的困境进行了考察和分析。政策粘嵌由“战略性共识”、“结构性规划”和“程序性操作”三个要素共同作用构建形成。政策粘嵌的结构根据其涉入的领域的数量及其关系的复杂程度分为简单粘嵌、多维粘嵌和网络粘嵌。多维粘嵌和网络粘嵌结构是由直接设计、间接转换以及模仿扩散等途径渐进形成的。政策粘嵌的功能逻辑是,通过跨领域的一体化政策框架降低政策间的运行成本和有效利用限政策资源以解决复杂的公共问题,也就是通过政策结构的调整来组合和优化单项或单个领域政策的分配、再分配和控制的基本功能以将其导向特定的政策目标。从原始政策目标或者政府意图之外的标准来看,政策粘嵌存在扭曲公共政策正常基本功能运行的负功能,表现为资源分配失衡、社会控制过度以及政策粘嵌中“中心”政策的变异,这是政策粘嵌分离的内在原因；当社会发展阶段发生转变的时候,国家和政府所面临的复杂性公共问题和政策目标也会发生改变,原来政策粘嵌的基本功能在方向上就与新的政策问题和目标不匹配,这是政策粘嵌分离的外在压力。但是由于一方面各个领域的政策之间在方案设计的“技术”上高度依赖和关联,另一方面形成的一体化的多领域政策集合在资源分配优先序或社会控制方向上高度一致而导致“利益”格局固化,构成“政策矩阵”的政策粘嵌一旦形成就具备产生路径依赖的基本条件,其影响是粘嵌关系中任何单个领域的政策或单项政策变迁的困难,进而又导致政策粘嵌难以分离。政策粘嵌的分离有“外部冲击的革命模式”和“内部能动的改革模式”两种。但是在国家基本制度不发生变革和需要避免出现政策体系动荡的情况下,“内部能动的改革模式”是理性的选择。在具体改革方式上,依据政策粘嵌中不同领域政策改革“时序”的选择（历时还是共时）以及“改革点”的选择（“中心”政策还是“外围”政策）,有中心突破、外围剥离和双向改革三种基本途径。中心突破途径包括全面改革方式、局部调整方式和变相传导方式,外围剥离途径包括替换分流方式、连带松动方式、倒逼脱钩方式和矫正调适方式。政策粘嵌的基本特点是不同领域政策方案设计“技术”上的关联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资源分配或社会控制“利益”上的目标导向性,因此政策方案设计“技术”层面的“工具替代性”和资源分配或社会控制“利益”层面的“利益阻滞性”是影响其分离效果的两个变量。基于“工具替代性”的强、中、弱三个层次和“利益阻滞性”的大、小两种情况的差异,政策粘嵌分离的效果表现为完全分离、基本分离、部分分离、有限分离四种基本情况以及“区域分离”的特殊情况。将分析视角从政策粘嵌扩展至“政策关系”,将政策粘嵌的分离扩展至“政策变迁”,还可以发现不同状态的“政策关系”对“政策变迁”的影响。在政策协同关系下,问题的显现可能性小,议题触发主要依靠决策者内部主张,政策改革的结果要么是陷入僵局,要么只能是渐进调适；在政策冲突关系下,问题显现的可能性大,议题触发往往由目标群体外部直接倡议,政策改革的结果是快速变迁。户籍政策粘嵌的分离还显示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政策的管理存在“协同”和“反协同”的双重任务：一方面需要运用政策协同作为治理手段来克服政府架构中的政策不协调以解决复杂性问题,另一方面却又经常制造了不合理的政策协同从而需要“反协同”改革。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是我国“碎片化的权威主义”决策体制和“运动型治理”中的“政策群”协同机制。要破解这种困境,需要加强各领域政策的“顶层设计”,强化政策规划的科学性和战略性；当然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则需要对国家党政体制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核心目标是在政府架构中形成成熟的常规治理机制。
赵天娥[10]（2013）在《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城乡关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乡关系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时起就面临着的一个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的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对城乡关系问题作了一系列的论述，提出了他们在城乡关系问题上的思想。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城乡关系思想，既有正确的思想，也有错误的思想。考察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城乡关系思想的历史，分清他们的城乡关系思想中的是非，总结这一问题上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对于在今天正确认识和处理城乡关系，统筹城乡发展，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对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城乡关系思想，本文分为四章进行了考察和论述。本文第一章，论述了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城乡关系思想提出的依据。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城乡关系思想提出的现实依据，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城乡关系状况，是城乡关系问题在民主革命中和新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城乡关系思想提出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城乡关系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城乡关系问题的理论。本文第二章，考察和论述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城乡关系思想。其中包括党成立后中共领导人在城乡关系问题上的初步思想，国民革命后期、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和中期党内在城乡关系问题上的错误思想，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的领导人在城乡关系问题上的正确思想。在这一章中，不但考察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城乡关系问题上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并且分析了在城乡关系问题上错误思想产生的原因。本文第三章，考察和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城乡关系思想。其中包括中共领导人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城乡关系思想，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开始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城乡关系思想，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城乡关系思想，其中包括这一时期在认识和处理城乡关系问题上的曲折。在这一章中，还考察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城乡关系问题上的全面失误，以及这种失误造成的后果，并且分析了出现这种失误的原因。本文第四章，对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城乡关系思想作了评价。其中肯定了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城乡关系问题上的正确思想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重要发展，而且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来源，并且肯定了这些正确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在这一章中，还在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对比的基础上，论述了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城乡关系思想的现实启示。在本文的结语部分中，对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城乡关系思想的历史作了概括，对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的领导人在城乡关系问题上的正确思想分为四个方面作了概括，并且概要说明了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城乡关系思想的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和现实启示。
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宣传提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宣传提纲（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研究（1949-1956） ——以江苏泰兴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之前党的妇女教育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理论的形成 |
| 一、传统中国妇女教育及其近代嬗变 |
| 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
| 三、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问题的基本主张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之前党的妇女教育理论与实践 |
| 一、国民革命时期的妇女教育 |
| 二、土地革命时期的妇女教育 |
|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妇女教育 |
|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妇女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女童教育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党领导下的学制改革与女童入学教育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根据地学制与女童入学教育 |
| 二、新中国初期农村女童教育概述 |
| 三、新中国初期学制改革与小学教育 |
| 四、学校教育恢复中的女童入学教育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学龄女童学校教育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前苏北农村小学教育 |
| 二、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小学教育 |
| 三、苏北农村学龄女童入学的基本状况 |
| 四、影响女童入学教育的多元因素 |
|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女童入学教育成就 |
| 一、苏北农村女童入学率的提升 |
| 二、苏北农村女童辍学率的降低 |
| 三、苏北农村女童教育环境的改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识字扫盲教育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党领导下的识字扫盲教育政策与措施 |
| 一、新中国初期农村妇女识字扫盲教育概述 |
| 二、全国农村识字扫盲的方针政策 |
| 三、江苏农村识字扫盲的具体措施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识字扫盲运动中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状况 |
| 一、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文盲率 |
| 二、“三区”并存下的妇女参与社会变革 |
| 三、政府主导的升级识字扫盲教育 |
|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的识字扫盲教育成就 |
| 一、苏北农村妇女能力素质的提高 |
| 二、苏北农村妇女家庭收入的增加 |
| 三、苏北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改善 |
| 四、苏北农村识字扫盲教育的经验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社会教育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党领导下的农村妇女社会教育 |
| 一、新中国初期农村妇女社会教育概述 |
| 二、农村妇女社会教育思想的理论与实践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社会教育的内容 |
| 一、形势政策教育 |
| 二、思想政治教育 |
| 三、生产劳动教育 |
| 四、卫生健康教育 |
|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农村妇女社会教育的主要成效 |
| 一、农村妇女主体作用的显现 |
| 二、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 |
| 三、农村妇女自我意识的增强 |
| 四、农村妇女社会教育的经验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干部教育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党领导下的农村妇女干部政策 |
| 一、革命战争时期农村妇女干部政策 |
| 二、新中国初期农村妇女干部政策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干部教育成就 |
| 一、苏北农村妇女干部规模迅速发展 |
| 二、苏北农村妇女干部培养路径多样 |
| 三、苏北农村妇女干部教育内容丰富 |
|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干部教育的意义 |
| 一、妇女干部教育与农村妇女解放 |
| 二、妇女干部教育与农村社会进步 |
| 三、妇女干部教育与妇女自身解放 |
| 四、妇女干部教育的制约因素探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的历史贡献与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的历史贡献 |
| 一、女童教育构筑了男女性别平等的基础 |
| 二、扫盲教育提升了农村妇女的综合素质 |
| 三、社会教育提高了农村妇女的主体地位 |
| 四、干部教育促进了农村妇女的社会动员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的当代启示 |
| 一、为新时代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思路 |
| 二、为新时代农村妇女教育改革提供方法 |
| 三、为新时代农村妇女教育提供借鉴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口述材料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 一、研究依据 |
| 二、理论意义 |
| 三、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一、研究概况 |
| 二、国内研究述评 |
| 三、国外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四节 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内涵及其发展 |
| 一、集体主义价值观的“集体”内涵 |
| 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个人与集体利益关系 |
| 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历史演进 |
| 四、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辨析 |
| 第一章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动力和基础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动力 |
| 一、党的革命追求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根本动力 |
| 二、新中国初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直接动力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与“真实的集体”思想 |
| 二、以列宁、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体主义思想 |
| 三、中国传统整体主义思想的积极成分 |
|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革命实践基础 |
| 一、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传播奠定了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个人主义的持续斗争 |
|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探索 |
| 第二章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客观条件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政治条件 |
| 一、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建立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政治前提 |
| 二、人民“主人翁”地位的确立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主体支撑 |
| 三、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方向引领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经济条件 |
| 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基础条件 |
| 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决定因素 |
| 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根本保障 |
|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文化条件 |
| 一、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建立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教育支撑 |
| 二、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思想根基 |
| 三、社会新风尚的形成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道德基础 |
| 第三章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实践考察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实现路径 |
| 一、一元化的宣传引导机制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制度路径 |
| 二、全面化的思想教育机制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体系架构 |
| 三、组织化的群众运动方式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动力支撑 |
| 四、一体化的单位社会体制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组织形态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教育的形式特点 |
| 一、开展工农教育,注重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群众性 |
| 二、实施分类教育,注重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针对性 |
| 三、结合社会运动,注重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实践性 |
| 四、围绕中心任务,注重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渗透性 |
| 五、塑造典型示范,注重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引领性 |
| 六、运用自我批评,注重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深刻性 |
| 第四章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评析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积极影响 |
| 一、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价值引领 |
| 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提供了组织原则 |
| 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道德标准 |
| 四、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集体主义思想探索的重要成果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存在的不足 |
| 一、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过程的不足影响个体对集体主义的认同 |
| 二、个体对集体的依赖关系导致个人利益容易被集体利益代表与消解 |
| 三、统筹兼顾的原则在整体与局部以及局部与局部之间未能充分体现 |
| 第五章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启示与借鉴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当代启示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引领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亟待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创新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坚持与创新 |
| 一、改革开放以来党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坚持与发展 |
| 二、新时代以来党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继承与创新 |
| 三、集体主义价值观拓展与创新的原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公安政治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实践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政治传播研究 |
| 1.2.2 国内公安政治传播研究 |
| 1.2.3 国外警察政治传播研究 |
| 1.2.4 小结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政治传播 |
| 1.3.2 公安政治传播 |
| 1.3.3 其他相关概念辨析 |
| 1.4 研究架构及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及不足 |
| 2 公安政治传播的理论基础与借鉴 |
| 2.1 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思想指导 |
| 2.1.1 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思想的经典论述 |
| 2.1.2 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思想中国化的最新发展 |
| 2.2 西方政治传播理论借鉴 |
| 2.2.1 政治传播结构要素理论 |
| 2.2.2 政治传播效果理论 |
| 2.3 小结 |
| 3 公安政治传播的历史演进 |
| 3.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公安政治传播(1927-1949) |
| 3.1.1 战时民众力量动员与对敌舆论宣传 |
| 3.1.2 革命语境中的公安政治传播 |
| 3.2 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公安政治传播(1949-1978) |
| 3.2.1 意识形态为主的传播理念 |
| 3.2.2 社会主义建设语境中的公安政治传播 |
| 3.3 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的公安政治传播(1978-2012) |
| 3.3.1 为改革开放营造安全稳定的舆论氛围 |
| 3.3.2 改革语境中的公安政治传播 |
| 3.4 新时代的公安政治传播(2012- ) |
| 3.4.1 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的传播导向 |
| 3.4.2 治理语境中的公安政治传播新趋势 |
| 3.5 总结评述 |
| 3.5.1 权威合法性谋求模式的演变规律 |
| 3.5.2 公安政治传播的一般规律 |
| 3.5.3 公安政治传播的特殊性 |
| 4 公安政治传播的功能目标与传播体系 |
| 4.1 公安政治传播的功能目标 |
| 4.1.1 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
| 4.1.2 巩固公安机关的社会治理权威合法性基础 |
| 4.1.3 塑造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形象 |
| 4.2 传播体系之主体：公安政治传播的制度安排 |
| 4.2.1 公安政治传播制度安排中的上级主体 |
| 4.2.2 中央公安政治传播部门 |
| 4.2.3 地方公安政治传播部门 |
| 4.2.4 公安政治传播主体的协同-会同输出结构 |
| 4.3 传播体系之渠道：媒介维度的公安政治传播 |
| 4.3.1 组织传播通道 |
| 4.3.2 媒介通道 |
| 4.4 传播体系之受众：社会维度的公安政治传播 |
| 4.4.1 作为自主性力量的公众舆论 |
| 4.4.2 公安政治传播舆论领袖 |
| 4.5 小结 |
| 5 公安政治传播的运行过程 |
| 5.1 公安政治传播的实际运行 |
| 5.1.1 主动发起与被动应对 |
| 5.1.2 公安新闻发布制度 |
| 5.1.3 警务危机舆情处置 |
| 5.2 公安政治传播的实际载体：政治话语 |
| 5.2.1 文本分析：《人民公安报》政治话语的大数据分析 |
| 5.2.2 词云图分析 |
| 5.2.3 热词分析 |
| 5.2.4 公安政治传播的政治话语特征 |
| 5.3 公安政治传播的效果评估 |
| 5.3.1 民意测验 |
| 5.3.2 宏观政治治理效果 |
| 5.4 小结 |
| 6 新时代公安政治传播面临的主要问题 |
| 6.1 公安政治传播外部环境的变迁 |
| 6.1.1 安全环境的变化 |
| 6.1.2 媒介环境的变化 |
| 6.2 公安政治传播体系面临的挑战 |
| 6.2.1 公安政治传播的权威性面临挑战 |
| 6.2.2 公众对警察政治价值认识存在偏颇 |
| 6.2.3 组织渠道的传播效果弱化 |
| 6.2.4 受众特征变化带来的挑战 |
| 6.2.5 政治话语缺乏创新 |
| 6.3 小结 |
| 7 公安政治传播的优化与创新 |
| 7.1 重新定位理念目标 |
| 7.1.1 构建以“程序——法理”为中心的权威合法性谋求模式 |
| 7.1.2 理顺公安机关、媒体、公民权利与义务关系 |
| 7.2 优化传播体系 |
| 7.2.1 弥补组织传播效果的不足 |
| 7.2.2 促进公安媒体资源的融合 |
| 7.2.3 理顺官方民间舆论场分化 |
| 7.3 创新传播模式 |
| 7.3.1 政治传播话语体系的创新 |
| 7.3.2 涉警舆情处置能力的提升 |
| 7.3.3 传播内容产生机制的优化 |
| 7.4 提升传播效能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1949-2000年中国公安政治传播相关工作条目列表 |
| 附录B《人民公安报》头版2005年-2016年高频新闻主题词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4）1953-1954年江苏省普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的研究 |
| 第一章 中央关于普选决策动因及目标 |
| 一、中共的普选设想 |
| 二、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提出与普选 |
| 三、斯大林的建议 |
| 四、中央关于普选的基本精神 |
| 1. 选举权 |
| 2. 被选举权 |
| 3. 普选中的基层干部政策 |
| 4. 关于资产阶级的选举权 |
| 小结 |
| 第二章 江苏普选的宣传动员 |
| 一、江苏普选的概况 |
| 二、民众对普选的态度 |
| 1. 普通民众不关心普选 |
| 2. 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恐慌 |
| 3. 基层干部“换班”思想严重 |
| 4. 资产阶级心态复杂,民主人士留恋政治协商 |
| 三、宣传动员 |
| 1. 新旧政权对比 |
| 2. 宣传选举政策,消除谣言 |
| 3. 安抚基层干部 |
| 4. 宣传“联合提名”的民主性 |
| 5. 纠正科技界“不问政治”的倾向和“纯技术观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选举权的确定 |
| 一、中央关于选举权的规定 |
| 二、普选试点中的选举权审查 |
| 1. “地主分子”与“地主出身” |
| 2. 地主改变成分后获得选举权 |
| 3. 地主兼其他成分与其他成分兼地主 |
| 4. 富农选举权 |
| 5. 管制分子选举权 |
| 三、江苏普选中选举权审查的偏向 |
| 1. 剥夺面过大 |
| 2. “二次土改” |
| 3. “二次镇反” |
| 4. 自杀事件 |
| 四、纠“左” |
| 1. 一律不重新划分阶级 |
| 2. 禁止追逼反革命材料 |
| 五、选举权审查结果 |
| 小结 |
| 第四章 选举代表 |
| 一、选举“社会主义的带路人” |
| 1. 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被选为代表 |
| 2. 抵制统购的农民干部被撤换 |
| 3. 余粮户抵制统购中的积极分子当选代表 |
| 4. 富农当选代表仅属个别 |
| 5. 工商界、资产阶级的选举权 |
| 二、江苏普选中的若干问题与偏向 |
| 1. 干部包办选举 |
| 2. 民主选举与强制投票 |
| 3. 普选中的群众“倒干 |
| 4. 关于选举结果 |
| 5. 选举中的乱象 |
| 小结 |
| 第五章 普选后的政权 |
| 一、普选前后的基层干部状况 |
| 1. 普选前乡村基层组织不纯 |
| 2. 普选中处理“坏干部” |
| 3. 普选后干群关系的新变化 |
| 二、普选后政权向社会主义过渡 |
| 1. 加快实现农业合作化 |
| 2. 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调整 |
| 小结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5）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上海失业问题概况 |
| 第一节 失业的规模与程度 |
| 一、失业人数总量 |
| 二、失业率 |
| 三、在全国失业人口中的占比 |
| 第二节 失业人员的分布与结构 |
| 一、区域分布 |
| 二、行业分布 |
| 三、成份构成 |
| 第二章 上海失业问题成因 |
| 第一节 历史遗患之因 |
| 一、解放前“上海工人多失业” |
| 二、旧上海失业救济的应付与残局 |
| 第二节 经济衰落之因 |
| 一、接管上海：百业凋敝的烂摊子 |
| 二、“封锁轰炸”加重了失业危机 |
| 第三节 社会转轨之因 |
| 一、新旧经济改组阵痛 |
| 二、社风巨变的冲击波 |
| 三、“五反”运动副作用 |
| 第四节 人口膨胀之因 |
| 一、存量巨大：旧上海的人口遗产 |
| 二、1950 年代劳动力人口的增量压力 |
| 第三章 上海失业问题影响 |
| 第一节 失业与经济贫穷 |
| 一、“失业为贫穷之母” |
| 二、失业群体的“吃” |
| 三、失业群体的“住” |
| 第二节 失业与新生政权 |
| 一、失业对巩固新生政权的弊害 |
| 二、新上海中的失业性破坏力量——以失工闹事为例 |
| 第四章 上海失业问题治理（上）：模式与保障 |
| 第一节 治理参照：可行的路径指引 |
| 一、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与解决设想 |
| 二、苏联“消灭失业”的实践模式 |
| 三、其他城市可鉴经验：沈阳和北京 |
| 第二节 治理机构：联动的多方力量 |
| 一、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 |
| 二、上海市处理失业知识分子委员会 |
| 三、上海市劳动就业委员会 |
| 第三节 治理制度：正确的政策法令 |
| 一、失业登记制度 |
| 二、失业救济制度 |
| 三、就业安置制度 |
| 第四节 治理预备：必要的基础保障 |
| 一、失业救济基金筹集 |
| 二、失业登记统计与调查研究 |
| 第五章 上海失业问题治理（下）：历程与措施 |
| 第一节 堵源式失业治理举措 |
| 一、“包下”旧政权遗留的公职人员 |
| 二、防止私营企业产生新失业职工 |
| 三、遏制盲目流入上海的农村人口 |
| 第二节 疏导式失业治理举措 |
| 一、发放救济粮款 |
| 二、举办工赈工程 |
| 三、组织生产自救 |
| 四、动员回乡生产 |
| 五、实施转业训练 |
| 六、开展职业介绍 |
| 第三节 治本式失业治理举措 |
| 一、1949－1952 年恢复经济的主要措施 |
| 二、1953－1957 年发展经济的主要措施 |
| 三、治本式失业治理举措有效实施基础 |
| 第六章 上海特殊群体失业问题治理 |
| 第一节 烈军工属群体失业治理 |
| 一、解放初上海烈军工属的概念及特征 |
| 二、上海失业烈军工属人数、分布和结构 |
| 三、上海治理失业烈军工属的特殊举措 |
| 第二节 少数民族群体失业治理 |
| 一、解放初上海的少数民族群体及其就业状况 |
| 二、1954 年上海少数民族群体失业统计与调查 |
| 三、“民族政策”与上海少数民族群体失业治理 |
| 第七章 上海失业问题治理评析 |
| 第一节 失业治理取得显着成效 |
| 一、保障了失业人员生存和发展 |
| 二、安定了上海的社会秩序 |
| 三、密切了上海的党群关系 |
| 四、促进了上海的经济发展 |
| 五、开创了上海文化新风尚 |
| 第二节 失业治理的历史局限性 |
| 一、“包下来”政策日趋僵化 |
| 二、安置就业出现了盲目性 |
| 三、非公就业途径严重受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6）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与广西民族人口比例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国内研究动态 |
| （二）国外研究状况 |
| 三、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与广西民族人口比例的确定 |
| 第一节 广西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 |
| 一、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契机 |
| 二、广西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 |
| 第二节 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广西民族人口的构成 |
| 第二章 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与广西民族人口比例的转折 |
| 第一节 历史时期广西民族人口比例的模糊性表述 |
| 一、秦汉至民国广西民族人口比例的估计 |
| 二、新中国成立前的人口登记制度 |
| 第二节 广西民族人口比例科学性记录的开始 |
| 第三章 多民族共同家园形成的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田野点凌云县那力寨 |
| 第二节 那力寨的原住居民——陆姓壮族 |
| 第三节 那力寨的迁入民族 |
| 一、其他姓氏壮族迁入 |
| 二、汉族迁入 |
| 三、瑶族迁入 |
| 四、迁入原因 |
| 第四节 多民族共同家园的形成 |
| 结论 |
| 一、广西世居民族人口比例量化的开始 |
| 二、广西多重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建立 |
| 三、广西多民族越来越和谐的相处 |
| 附录1：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若干规定 |
| 附录2：《广西省民族区域自治工作总结报告》（节选）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江浙人口政策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ABSTRACT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国际社会对全球家庭计划的总结与反思 |
| 二、全球气候变化与发达国家对人口政策的再度关注 |
|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人口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
| 四、中国人口政策和人口过程正在经历重要的历史转折 |
| 五、国内外对于中国人口政策的第四次学术大讨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性回顾中国计划生育之历史 |
| 二、比较分析省域不同人口政策之效果 |
| 三、研究探讨未来中国人口政策之取向 第一章 文献研究与述评 |
| 第一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目标 |
| 第三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研究方法 |
| 一、人口政策的定性研究方法 |
| 二、人口政策的定量研究方法 |
| 三、人口政策的比较研究方法 |
| 四、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决策机制与程序 |
| 一、关于《公开信》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
| 二、关于中国人口政策的决策程序 |
| 第五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效果 |
| 一、人口政策的经济效益论 |
| 二、人口政策的社会成本论 |
| 三、人口政策的国家安全论 |
| 第六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反思 |
| 第七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调整 |
| 一、人口政策是否应调整? |
| 二、人口政策应如何调整? |
| 第八节 文献研究评述小结 第二章 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基本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 一、人口政策与生育政策 |
| 二、家庭计划与计划生育 |
| 三、总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一、比较研究法 |
| 二、文献分析法 |
| 三、计量经济方法 |
| 四、人口预测方法 |
| 五、其他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 |
| 一、基于国际经验的人口政策演进影响因素分析 |
| 二、基于江浙两省不同人口政策的比较与效果评估 |
| 三、江浙两省执行单独两孩政策后的人口发展模拟预测 |
| 四、人口政策调整与优化应重视“三个转换” 第三章 人口政策演进及其影响因素：国际经验 |
| 第一节 人口政策演进的政策学诠释 |
| 一、人口政策的产生与发展 |
| 二、人口政策演进中的组织及其作用 |
| 第二节 人口政策演进的国际案例 |
| 第三节 印度人口政策的演进过程 |
| 一、印度人口增长趋势 |
| 二、印度人口政策缘起 |
| 三、印度人口政策的演进过程 |
| 第四节 影响印度人口政策演进的因素分析 |
| 一、殖民因素与马尔萨斯主义 |
| 二、区域差异和城乡分割 |
| 三、土地制度与土地关系 |
| 四、宗教制度与传统文化 |
| 五、识字率及受教育机会 |
| 六、人口构成特征的影响 |
| 七、外国政府与国际组织援助的影响 |
| 八、政府结构和政治斗争 |
| 第五节 人口政策演进的国际启示 |
| 一、人口政策的制定应充分认识人口的社会性和历史性 |
| 二、人口政策的目标取向应更全面地关注人口发展 |
| 三、人口政策的实施应充分尊重人民的生育意愿和权利 |
| 四、人口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
| 五、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应充分借鉴计划生育示范项目的经验成果 |
| 六、人口政策的制定应紧密契合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 第四章 中国人口政策演进：过程、阶段与特征 |
| 第一节 从全球家庭计划运动看中国计划生育开端 |
| 一、新独立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家庭计划运动 |
| 二、美国是全球家庭计划运动的始作俑者 |
| 三、全球家庭计划运动背景下的中国计划生育 |
| 第二节 中国人口政策的演进过程 |
| 第三节 中国人口政策演进的阶段划分 |
| 第四节 中国人口政策演进的基本特征 |
| 一、中国人口政策的选择具有鲜明的政治博弈特征 |
| 二、中国人口政策的实施具有显着的国家控制特征 |
| 三、中国人口政策的内容具有突出的计划性特征 |
| 四、中国人口政策的规制具有严格的强制性特征 第五章 江浙两省人口政策的形成、发展与比较 |
| 第一节 江浙两省地理区位及人口概况 |
| 一、江苏省地理区位与人口概况 |
| 二、浙江省地理区位与人口概况 |
| 第二节 地方性人口政策的形成 |
| 第三节 江苏人口政策的发展过程 |
| 一、1949-1954年：放任人口生育阶段 |
| 二、1955-1961年：节制生育起步阶段 |
| 三、1962-1970年：计划生育试点阶段 |
| 四、1971-1978年：推行计划生育时期 |
| 五、1979-1989年：计划生育深入发展时期 |
| 六、1990-2005年：指标管理与法制建设时期 |
| 七、2006-2014年：计划生育综合改革与政策微调时期 |
| 第四节 浙江人口政策的发展过程 |
| 一、1949-1953年：限制节育时期 |
| 二、1954-1961年：提倡节制生育时期 |
| 三、1962-1970年：试行计划生育时期 |
| 四、1971-1978年：全面开展计划生育时期 |
| 五、1979-1989年：计划生育法制化时期 |
| 六、1990-2005年：计划生育强化时期 |
| 七、2006-2014年：综合改革与政策微调时期 |
| 第五节 江浙两省人口政策发展比较 |
| 一、江浙两省人口政策形成与调整时间比较 |
| 二、江浙两省现行生育政策内容比较 |
| 三、江浙两省单独两孩政策实施细则比较 第六章 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现状及历史变动比较 |
| 第一节 江浙两省人口规模及历史变动比较 |
| 一、江浙两省人口总量与历史变动比较 |
| 二、江浙两省人口自然变动比较 |
| 三、江浙两省人口机械变动比较 |
| 第二节 江浙两省人口结构及历史变动比较 |
| 一、江浙两省性别结构及其历史变动比较 |
| 二、江浙两省人口年龄构成及历史变动比较 |
| 三、江浙两省人口教育构成及历史变动比较 |
| 四、江浙两省人口城乡构成及历史变动比较 |
| 第三节 江浙两省生育水平及历史变动比较 |
| 一、江浙两省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比较 |
| 二、江浙两省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变动比较 |
| 三、江浙两省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变动比较 |
| 第四节 江浙两省人口分布及人口负增长区域比较 |
| 一、江浙两省人口密度与分布比较 |
| 二、江浙两省常住人口负增长区域分布与比较 |
| 第五节 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综合水平比较 |
| 一、江浙两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比较 |
| 二、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综合评价指数比较 |
| 三、江浙两省人类发展指数比较 第七章 江浙人口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与比较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 |
| 第二节 模型构建 |
| 一、模型描述 |
| 二、指标和数据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 |
| 一、回归结果及讨论 |
| 二、稳健性检验及其他问题 |
| 三、结论和启示 第八章 生育政策调整与江浙两省人口展望 |
| 第一节 单独两孩生育预测模型 |
| 一、基本假设与数学模型 |
| 二、基础数据 |
| 第二节 生育政策调整对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的影响预测 |
| 一、生育政策调整后江浙两省出生人口预测 |
| 二、生育政策调整后江浙两省人口出生率与生育率预测 |
| 三、生育政策调整后江浙两省人口抚养比预测 |
| 四、生育政策调整对江浙两省各年龄组人口的影响预测 |
| 五、生育政策调整对江浙两省各年龄组人口的影响预测 |
| 第三节 结论与讨论 |
| 一、基本结论 |
| 二、相关讨论 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 |
（8）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城乡整合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大规模的城乡劳动力流动 |
| 1.1.2 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产生大量被征地农民 |
| 1.1.3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扩面”与农民工“退保”并存 |
| 1.1.4 城乡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呈现“碎片化”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理论准备 |
| 1.3.1 二元经济理论与城乡统筹发展 |
| 1.3.2 养老金多支柱理论与实践 |
| 1.4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创新点 |
| 2 研究综述 |
| 2.1 国外研究述评 |
| 2.1.1 研究养老金受益的流动性和便携性 |
| 2.1.2 研究普惠型社会福利 |
| 2.1.3 研究非缴费型养老金 |
| 2.2 国内研究进展 |
| 2.2.1 社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研究 |
| 2.2.2 整合的必要性研究 |
| 2.2.3 整合的障碍因素 |
| 2.2.4 整合的制度设计或路径选择 |
| 2.2.5 国外的经验启示性研究 |
| 2.2.6 立法规范研究 |
| 2.2.7 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研究 |
| 3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发展与整合 |
| 3.1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历程回顾 |
| 3.1.1 1951～1983年：计划经济时代养老保险制度的初创 |
| 3.1.2 1984～1997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探索 |
| 3.1.3 1997年之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走向统一 |
| 3.2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框架 |
| 3.2.1 国发[1997]26号文件确立的制度框架 |
| 3.2.2 辽宁试点方案确立的制度框架 |
| 3.2.3 国发[2005]38号文件调整后的制度框架 |
| 3.3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整合 |
| 3.3.1 扩大制度覆盖面 |
| 3.3.2 提高统筹层次 |
| 3.3.3 实施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
| 4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制度改革与来自国外的启示 |
| 4.1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制度改革回顾 |
| 4.1.1 1950～1957年：制度初创阶段 |
| 4.1.2 1958～1977年：统一调整和全面倒退阶段 |
| 4.1.3 1978～2007年：恢复与发展阶段 |
| 4.1.4 2008年以后：事业单位改革试点阶段 |
| 4.2 现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制度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4.2.1 传统的现收现付制单方筹资模式缺乏合理的分担机制 |
| 4.2.2 待遇确定型计发办法导致与企业之间退休金待遇差距大 |
| 4.2.3 单位管理体制放大了与其他群体养老保险制度的孤立 |
| 4.3 国外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
| 4.3.1 国外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概况 |
| 4.3.2 国际改革趋势 |
| 4.3.3 国际改革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
| 5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与整合 |
| 5.1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历程回顾 |
| 5.1.1 1986～2001年：传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兴衰 |
| 5.1.2 2002年以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探索 |
| 5.2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规定与基本特点 |
| 5.2.1 《指导意见》的相关制度规定 |
| 5.2.2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特点 |
| 5.3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整合 |
| 5.3.1 由单一支柱到多支柱 |
| 5.3.2 实行“统账结合”的制度模式 |
| 5.3.3 与相关制度相衔接 |
| 6 城乡整合的主要障碍与现状 |
| 6.1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碎片化” |
| 6.1.1 各地探索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很大不同 |
| 6.1.2 同一个地方针对不同对象的参保政策不统一 |
| 6.1.3 不同地方存在针对不同特殊群体的独立制度 |
| 6.1.4 同一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碎片化 |
| 6.1.5 各地新农保基础养老金收入替代水平差距大 |
| 6.1.6 新农保地方财政补贴不规范 |
| 6.2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存在转续难题 |
| 6.2.1 转续难的制度根源 |
| 6.2.2 现行制度规定不适应流动人口的参保要求 |
| 6.2.3 统筹层次不高限制了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 |
| 6.3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之间存在很大差别 |
| 6.3.1 制度设计不统一 |
| 6.3.2 基金来源不相同 |
| 6.3.3 待遇标准有差距 |
| 6.4 社会养老保险现行管理体制制约 |
| 6.4.1 行政管理体制制约 |
| 6.4.2 财政补贴机制缺陷 |
| 6.4.3 信息化建设滞后 |
| 6.5 整合的进展与现状 |
| 6.5.1 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整合的最新进展 |
| 6.5.2 实现了新农保与城居保的统一 |
| 6.5.3 尚未解决的遗留问题 |
| 7 城乡整合的路径框架与政策选择 |
| 7.1 整合的三步走战略 |
| 7.1.1 第一步：分别进一步完善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
| 7.1.2 第二步：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关系的城乡转移接续 |
| 7.1.3 第三步：合并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
| 7.2 整合农村碎片化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
| 7.2.1 以新农保为基础构建制度模式统一和待遇标准灵活的大一统制度 |
| 7.2.2 以统筹城乡为改革导向 |
| 7.2.3 整合优化农村养老保障资源 |
| 7.3 实现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续 |
| 7.3.1 既得受益权在养老保险关系转续中的应用 |
| 7.3.2 基础养老金既得受益权的实现 |
| 7.3.3 赋予基础养老金既得受益权 |
| 7.3.4 政策比较与建议 |
| 7.4 建立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 |
| 7.4.1 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原则 |
| 7.4.2 公务员养老保险体系的制度框架 |
| 7.5 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城乡衔接转续 |
| 7.5.1 基于既得受益权的养老保险关系城乡转移接续方案设计 |
| 7.5.2 转续方案与当前政策的对比 |
| 7.5.3 政策涵义 |
| 7.6 大一统的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
| 7.6.1 制度模式 |
| 7.6.2 筹资模式及方式 |
| 7.6.3 待遇标准及计发办法 |
| 7.7 国民养老金财政负担规模测度 |
| 7.7.1 国内的相关研究 |
| 7.7.2 财政负担规模测度 |
| 7.7.3 测算结论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政策粘嵌及其分离研究 ——以当代中国户籍政策变迁为中心案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政策关系”的文献综述 |
| 二、关于“政策变迁”的文献综述 |
| 三、关于“户籍政策”的文献综述 |
| 四、文献总结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分析概念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分析概念 |
| 一、政策关系 |
| 二、政策协同 |
| 三、政策粘嵌 |
| 四、政策粘嵌分离 |
| 五、户籍政策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政策协同理论 |
| 二、结构功能理论 |
| 三、路径依赖理论 |
| 四、政策工具理论 |
| 五、利益相关者理论 |
| 六、政策网络理论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户籍政策粘嵌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户籍政策 |
| 一、户籍政策确立的背景 |
| 二、户籍政策确立的过程 |
| 三、户籍政策的核心内容 |
| 第二节 以户籍为中心的政策粘嵌 |
| 一、户籍——粮油政策粘嵌 |
| 二、户籍——就业政策粘嵌 |
| 三、户籍——住房政策粘嵌 |
| 四、户籍——教育政策粘嵌 |
| 五、户籍——社会保障政策粘嵌 |
| 六、户籍——计划生育政策粘嵌 |
| 第四章 政策粘嵌的形成与功能 |
| 第一节 政策粘嵌的形成 |
| 一、政策协同的基本方法 |
| 二、户籍政策粘嵌关系的构建 |
| 三、户籍政策粘嵌结构的形成 |
| 第二节 政策粘嵌的功能 |
| 一、政策粘嵌的功能逻辑 |
| 二、户籍政策粘嵌的功能逻辑 |
| 三、户籍政策粘嵌的功能评估 |
| 第五章 政策粘嵌分离的原因 |
| 第一节 政策粘嵌的负功能 |
| 一、资源分配失衡 |
| 二、社会控制过度 |
| 三、中心政策变异 |
| 第二节 社会转型与政策目标调整 |
| 一、宏观政策体制转型 |
| 二、目标群体状态改变 |
| 三、政府战略目标调整 |
| 第六章 政策粘嵌分离的途径 |
| 第一节 政策粘嵌分离途径的理论分析 |
| 一、政策粘嵌分离的路径依赖 |
| 二、政策粘嵌分离途径的理论模式 |
| 第二节 户籍政策粘嵌分离的中心突破途径 |
| 一、变相传导方式 |
| 二、局部调整方式 |
| 三、全面改革方式 |
| 第三节 户籍政策粘嵌分离的外围剥离途径 |
| 一、替换分流方式 |
| 二、连带松动方式 |
| 三、倒逼脱钩方式 |
| 四、矫正调适方式 |
| 第四节 户籍政策粘嵌分离的双向改革途径 |
| 第七章 政策粘嵌分离的效果 |
| 第一节 政策粘嵌分离效果的理论分析 |
| 一、工具替代性 |
| 二、利益阻滞性 |
| 三、分离效果的理论模式 |
| 第二节 户籍政策粘嵌的完全分离和基本分离 |
| 一、完全分离 |
| 二、基本分离 |
| 第三节 户籍政策粘嵌的部分分离和有限分离 |
| 一、部分分离 |
| 二、有限分离 |
| 第四节 户籍政策粘嵌的区域分离 |
| 第八章 结论与讨论 |
| 一、基本结论 |
| 二、扩展讨论 |
| 三、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10）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城乡关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城乡关系理论研究动态 |
| （二）国内城乡关系理论研究动态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关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 |
| （二）关于“城乡关系” |
| （三）关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城乡关系思想” |
| 四、研究意义、目标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目标与方法 |
| （三）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城乡关系思想提出的依据 |
| 一、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城乡关系思想提出的现实依据 |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国的城乡关系状况 |
| （二）城乡关系问题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
| （三）城乡关系问题在新中国社会发展中重要地位 |
| 二、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城乡关系思想提出的理论依据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关系思想 |
| （二）列宁的城乡关系思想 |
| （三）斯大林的城乡关系思想 |
| 第二章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城乡关系思想 |
| 一、中共领导人对城乡关系问题的初步论述 |
| （一）对发展城市工人斗争问题的强调 |
| （二）城市斗争和乡村斗争同时并举 |
| （三）对乡村斗争重要地位的认识 |
| 二、中共领导人在城乡关系问题上的分歧 |
| （一）在城乡关系问题上的错误思想及其发展 |
| （二）城乡关系问题上错误思想产生的原因分析 |
| （三）毛泽东等对城乡关系问题的正确论述 |
| 三、中共领导人对城乡关系问题的正确认识 |
| （一）毛泽东对城乡关系问题的深刻论述 |
| （二）党在城乡关系问题上的正确方针 |
| （三）党的工作重点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城乡关系思想 |
| 一、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
| （一）中共领导人对城乡关系的论述 |
| （二）全面加强城市工作 |
| （三）开展城市乡村之间的交流 |
| 二、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推动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中的城乡关系思想 |
| （二）关于城乡主要日消费用品统购统销的思想 |
| （三）“一五”计划中的城乡关系思想 |
| （四）毛泽东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改造互相促进的思想 |
| 三、正确处理城乡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
| （一）中共八大关于城乡关系的思想 |
| （二）毛泽东关于城乡“统筹兼顾”的思想 |
| （三）在认识和处理城乡关系问题上的曲折 |
| （四）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对城乡关系的正确认识 |
| 四、在城乡关系问题上的严重失误 |
| （一）“左”倾错误在城市和乡村的泛滥 |
| （二）城乡关系的扭曲和严重疏离 |
| （三）城乡关系问题上全面失误的原因分析 |
| 第四章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城乡关系思想的历史评价 |
| 一、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城乡关系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重要发展 |
| （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来源 |
| 二、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城乡关系思想的实践价值 |
| （一）对中国革命胜利的指导作用 |
| （二）对新中国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导作用 |
| （三）对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 |
| 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城乡关系思想的现实启示 |
| （一）必须正确认识我国城乡的基本状况 |
| （二）解决好农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
| （三）坚持以城市支持和带动农村，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宣传提纲（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研究（1949-1956） ——以江苏泰兴为例[D]. 杨方. 扬州大学, 2021(02)
- [2]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研究[D]. 虞强. 扬州大学, 2021
- [3]公安政治传播研究[D]. 房厦.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19(09)
- [4]1953-1954年江苏省普选研究[D]. 金子求.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6)
- [5]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D]. 吴文俊. 苏州大学, 2017(04)
- [6]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与广西民族人口比例关系研究[D]. 赵娜. 广西民族大学, 2016(03)
- [7]江浙人口政策比较研究[D]. 彭伟斌.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5(03)
- [8]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城乡整合发展研究[D]. 王誉霖. 武汉大学, 2014(01)
- [9]政策粘嵌及其分离研究 ——以当代中国户籍政策变迁为中心案例[D]. 朱光喜. 南开大学, 2014(04)
- [10]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城乡关系思想研究[D]. 赵天娥. 东北师范大学, 20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