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医学教育培养志愿在农村行医的医生

一、通过医学教育培养志愿到农村行医的医生（论文文献综述）

肖雄^[1]（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刘博弘^[2]（2021）在《民国中医药期刊《光华医药杂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光华医药杂志》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较具影响力的中医药刊物,其内容丰富,刊载大量中医药学术论文及医药界新闻,涉猎面广,学术性、趣味性与普及性并存,基本能够反映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中医界概貌,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但目前学界对《光华医药杂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女医专号”,对本刊中蕴藏的大量文献资料并未进行深入全面挖掘,针对此,本文通过对《光华医药杂志》的内容进行梳理与分析,力求展现《光华医药杂志》的整体面貌。本文主要以《光华医药杂志》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学、目录学的研究方法,以《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中《光华医药杂志》部分为基础资料,参考《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医界春秋》等资料,并利用《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国图、首图的数字资源,对《光华医药杂志》共45期的结构及内容进行系统梳理。本文第一部分围绕民国时期于上海创办的《光华医药杂志》的具体内容,梳理了《光华医药杂志》的创刊历程,同时对光华医药杂志社的编辑团队骨干成员进行介绍,总结编辑团队与社务团队的特色,指出本刊编辑团队与社务团队分工明确,管理有序,为刊物长期稳定发展打下基础。总结本刊出版特点,分析办刊经费主要来自创刊人投入、广告收入、销售刊物收入三个方面,最后对《光华医药期刊》的投稿标准及稿酬情况进行介绍。本文第二部分就《光华医药杂志》的主要内容进行详细介绍,首先简单介绍栏目设置情况,对本刊的主要内容进行分类概括,其次,对涉及的各类主要内容进行全方位梳理与总结,介绍主要撰稿人群体,总结其学术特色。最后,通过对《光华医药杂志》的全面分析研究,发掘其中蕴藏的临床价值、学术价值与文献价值。经整理考察可知,《光华医药杂志》与《医光》及上海国医学院存在一定的渊源,编辑团队构成较为稳定,具有一定的医学素养,注重与读者互动交流,在各医家之间,编辑与读者之间,搭建了良好的沟通平台。《光华医药杂志》与同时期其他期刊相比,出版准期,从未间断,办刊经费充足,具有较为完善的投稿标准。《光华医药杂志》专门聘任医药新闻记者负责报道医药界新闻,保证了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与时效性,这在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中是少有的,也为当代学者研究这一时期的医政医事状况提供了大量文献资料。同时,《光华医药杂志》关注农村事业卫生事业,鼓励女医事业发展,关注时疫诊疗与防疫知识普及,办刊四年始终秉持“振兴固有医药科学化,促进国医药界大团结”的宗旨,提倡维护和发展中医药事业。通过对《光华医药杂志》结构及内容的分析,可见本刊较为全面的反映了 1933年至1937年四年间中医界学术动态与中医界学术成果,称得上是民国时期上海较为重要的一本综合性中医药刊物,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

李全平^[3]（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指出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田晋嘉^[4]（2020）在《集体化时代稷山县的“卫生革命”与乡村变迁（1949-1965）》文中研究指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依托强大的政权力量向乡村社会开展了诸多领域的改造和重构。农村环境卫生的改善和农民疾病的防治问题,成为了农村工作的一大重点和难点所在。一个众所周知的史实是:建国后,农村的卫生状况在极短的时间内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充斥着政治意味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各地轰轰烈烈的开展,覆盖广大农村区域的合作医疗制度在农民中广泛实施,遍布田间地头的赤脚医生不断镌刻着历史印迹。然而,在这些宏旨背后,乡村社会展现出了更为丰富的历史样态,为新中国国家与地方关系的生成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历史场域。如果能从农村内部的具体实践和农民自身的生活世界细致考察,将更加有助于探讨现代卫生体系是如何在传统农村中扎根,并对农村社会产生了何种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集体化时代山西省稷山县农村的卫生实践为考察中心,致力于展示国家在不断推进卫生事业的背景下,乡村社会所呈现出的具体形态。通过卫生社会史的视角,对稷山县传统时期的卫生医疗状况以及建国后稷山县在现代卫生体制的建立、观念的培养、具体的实践、典型化塑造中所展现出的历史史实进行细致考察,探讨了中共领导的现代“卫生革命”如何进入乡村社会,并对乡村社会的变迁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本文认为国家意志与地方实践之间形成了良好互动关系是“革命”落地的关键。在此过程中,国家意志不断被在地化的实践所落实,使得农村逐步建立起了一套现代卫生医疗体系。此外,现代卫生对乡村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多重的。一方面卫生下乡促使农村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和融合;另一方面,卫生下乡的过程也伴随着国家意识形态向农村不断渗透的过程,从而促使了农村的国家化和农民的社会化。

吴家煌^[5]（2020）在《新医改背景下农村卫生人才培养路径探析 ——以福建省闽侯县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为了满足农村地区对高质量医疗服务的需求,农村卫生人才的培养成为一项重要工作。本文以福建省闽侯县为例,在大量文献资料与问卷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在日常工作与一线抗“疫”中的观察,对新医改以来农村卫生人才培养工作进行回顾,总结其做法与成效,指出当前存在的问题并深入分析原因,进而提出对策建议,构建出农村卫生人才培养的新路径。闽侯县在强化政策支持、改善农村卫生执业环境与激发农村卫生人才积极性方面做出努力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其农村卫生人才培养依然面对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农村医疗卫生环境不佳,城乡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均,农村卫生人才整体素质偏低,成长环境较差,岗位培训与继续教育效果不理想,农村卫生人才不善于处理医患关系且在重大传染病面前应对能力低。上述问题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有:政府对农村卫生人才的培养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办法不新,没有充分利用驻地高校与省城资源优势;医学教育由于育人理念、教育内容与实践教学方面的缺陷,无法培养出能够满足农村卫生人才需求的专业人才;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管理水平较低、乡际交流缺失、个体发展意愿不强,显得内生动力不足;城市医疗卫生机构没有很好发挥助力作用。基于存在的问题与原因,政府、医疗教育、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城市医疗卫生机构需要共同努力,推进农村卫生人才的培养。政府层面,要转变理念,引进人才,保障农村卫生人才权益,利用驻地高校提升培训效果,健全农村卫生人才人事管理,建立成长激励机制,完善农村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提升农村卫生人才的医患关系处理能力与传染病应对能力。医学教育层面,要更新育人理念,提升教学内容的针对性,改进实践教学,创新培养模式,助力农村卫生人员加强岗位培训与继续教育。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层面,要提升管理水平,开展乡际交流,加强中医学习,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升传染病防治能力。城市卫生机构层面,则要发挥自身优势助力农村卫生人才的培养。

曾雪兰^[6]（2018）在《乡村赤脚医生群体研究（1965～1985） ——以北京市郊区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赤脚医生群体兴起于1960年代,活跃于“文革”时期,于改革开放中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兴衰演变与时代变迁相吻合,其人生轨迹折射出强烈的时代特色。这一群体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话题。本文以北京市郊区为中心,依据大量的档案和文献,结合回忆录和口述访谈史料,以历史学方法为主,辅以社会学方法,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考察这一群体的兴起背景和历史演变,重点梳理这个群体的构成,医疗技术和医疗实践,业务关系、政治和社会网络,职业流动、待遇及社会地位等问题,讨论赤脚医生的角色特征及其地位和作用。透过这个话题的梳理和讨论,也可以呈现农村医疗制度的变迁以及农村的日常医疗活动。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考察民国时期和共和国前期的乡村医疗卫生状况。民国时期乡村医疗仍以传统方式为主,现代公共医疗体系远未建立,公共医疗设施残缺不全。共和国成立后,新政权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对原有乡村传统医疗方式实施改造,开始建立乡村现代公共医疗体系,为赤脚医生群体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大规模培养半农半医、不脱产的卫生员和新法接生员,构成了赤脚医生队伍的组织基础。赤脚医生群体的历史演变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运行紧密相关。伴随着农村合作医疗的兴起、繁荣和崩解,赤脚医生群体经历了走向兴盛和逐渐衰落的过程。第二章叙述和分析京郊赤脚医生群体的结构。主要从文化程度、年龄、性别比例、政治面貌、家庭出身等方面进行群体结构分析;另外采用比较分析法,将北京市赤脚医生的发展概况与全国的情况作比较,以及从人数和结构两方面将京郊赤脚医生群体与其他省、市的赤脚医生群体进行比较。通过比较与分析,得出京郊赤脚医生群体的结构特征。第三章介绍京郊赤脚医生群体的医疗技术状况。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京郊赤脚医生的诊疗方式,另一方面是京郊赤脚医生医疗技术提升的方式。京郊赤脚医生的诊疗方式有中医疗法、西医疗法和中西医结合疗法,与各地基本一致。京郊赤脚医生医疗技术提升的方式主要有培训、考核和轮换交流制度。提升方式上,京郊独具特色。尤其是培训工作,与首都具备丰富的医疗资源优势和特殊的政治地位有一定关系。第四章考察京郊赤脚医生群体的医疗实践活动。他们参与的医疗实践主要有防病治病;参加以防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参与采、种、制、用中草药运动;做好计划生育和妇幼卫生工作;参与重大灾害与突发中毒事件的医疗救治工作。对医疗实践活动的考察,有助于我们对赤脚医生群体的职业状况获得更为清晰的认识。第五章探析京郊赤脚医生群体的业务关系、政治和社会网络。主要从赤脚医生的行政、业务管理机构对赤脚医生的管理以及赤脚医生与村庄中各类人员的关系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另外还对京郊赤脚医生参与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作了介绍。第六章考察京郊赤脚医生群体的职业流动、待遇及社会地位。主要结合时代背景进行探析。从毛泽东时代到改革年代,赤脚医生群体的待遇和社会地位都发生了变动。职业流动则贯穿于两个时期,但在不同时期,赤脚医生职业流动的方式也有差异。改革年代,赤脚医生群体结构发生较大变动,队伍人数迅速减少。这一时期赤脚医生的职业流动有着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新特征,职业范围更为广泛,流动也更为频繁。

郑言^[7]（2018）在《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研究 ——基于医学与国家关系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西方医学的传入不仅为中国社会带来异质性的医学知识,而且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医疗格局。尤其是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并存的局面,直接引发中西医学的比较和抉择问题。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基础的中医学在异质性的西医学面前表现出明显的颓势,尤其是西医学体制与本土政治的结合使其保有强劲的发展势头,严重挤压了中医学的生存空间。为了扭转被动的局面,中医界的焦点从最初对两种医学知识医理层面的比较转为对“废止中医”论的抗争,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模仿西医学体制的尝试。正是在这些探索中,近代中医学体制化才得以实现。本文以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为研究对象,从其社团的组建、中医群体的职业化、学校教育的创办以及中医院的创建四个方面展开讨论,以近代中医学的整体发展为背景,重点考察其体制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分析影响其体制转型的因素,以期呈现出较为完整的中医学体制化进程。除此之外,文章还考察了现代国家建设因素在中医学体制化进程中的作用,以此来探讨医学与国家的关系。文章主体由导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包括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四个章节。第一章的主要内容是近代中医社团的体制化,主要包括对传统中医群体医疗以及交流模式的考察。通过对传统民间中医群体自组织形态的讨论,分别以构成其主体的“坐堂医”和“游医”为研究对象,呈现出传统医者在医疗活动中的个体性和分散性。传统社会中中医学一直被划归为“技”的范畴,医者行医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医术决定的,这就造成了医者对自己所掌握的医技（包括药方）持有一种保密心理。但是随着中医学理论的发展,金元时期出现的学派争鸣为传统中医群体的交流构建出新的模式,不仅加深了医者群体间的交流,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中医学知识的发展。尽管学派的建立为医者的群体性活动提供了条件,但是由于它主要以医学理论和方法作为区分标准,缺乏维系学派持续运行的制度性保障,使得这些学派间的交流呈现阶段性和无序性。直到明代才正式出现了由医者创立的专业组织,代表着传统医者群体社团意识的觉醒。除此之外,西医社团体制在中国的根植为近代中医社团体制化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蓝本,尤其是中华博医会的创建,拉开了中国近代医学体制发展的序幕,其社团的组织机构及运行机制为中医社团体制化奠定了基础,《博医会报》的刊行成为医学知识交流的新平台。在西医社团体制的影响下,中国境内建立起为数不少的中医社团,文章选取在中医学体制化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三个社团进行重点研究:包括中西医学研究会、神州医学总会和上海医界春秋社。组织方式和制度、组织结构系统及其运行机制在体制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组织结构变迁代表的是社团观念的转变。随着中医学在对抗“废止中医”论中的浮沉,一些中医社团也在不断地改变章程和进行改组,本文主要从考察这三个社团组织方式的变化背后带来的社团宗旨的改变进而分析中医群体价值的塑造。除此之外,医学刊物作为社团的喉舌,是其群体价值最直接的体现,文章在对上述社团的机关刊物进行内容分析的基础上,试图对其各自的办刊宗旨进行对比,进而分析各自在近代中医界的抗争中所起的作用。第二章主要探讨中医群体在致力于近代医学体制化进程中对自身职业化的诉求。传统官医群体的职业认同遵循着较为严格的制度,比如人才选拔制度、考核制度以及奖惩制度等,而且他们受制于专门的医政管理机构的管辖。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医群体的职业化比较完善。鉴于民医的个体性、分散性以及保密性,致使国家在其管理上长期缺位,民间行会制度也只是对开业医生群体有一定的约束作用。绝大多数民医的职业身份认同来自民众对其医术的认可,而其行医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基本上是依靠医者的品德自律实现的。儒家德性价值在古代社会具有普遍性,医者将医术标榜为“仁术”,而以德性价值为基础的医德规范散见于各类医书中。近代医学传教士是职业医生的前身,随着传教事业的开展,传教与医疗活动逐渐分离开来,具有医学学位的专业医生成为医学传教活动的主要践行者。为满足中国民众对西医的需要,本土西医生的培养提上日程,西医群体职业化进程正式开始。在他们的意识里,医生作为一种职业不仅能为民众解除病痛,还关系到民族的复兴,承担着全民健康的重任。西医群体对自己的重新定位,是对医生职业的内涵和责任更深刻的认识。与西医职业化相伴随的是中医群体为争取行医合法权的论争,随着《医士管理暂行规则》以及《中医条例》的颁布,逐渐确立了中医在法律上的合法地位,中医职业化取得了重要成果。第三章是对近代中医教育体制化的研究,首先进行的是传统中医教育方式以及中医人才培养状况的梳理。传统中医教育分为官学教育和民间师徒制传承两种,虽然官学教育机构自南北朝时期被建立后一直处于完善中,学生入学制度、医学分科制度以及考试制度等都越来越细化和规范化,但是师徒相授方式没有被摒弃,依然在官学教育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且鉴于官学教育在培养人才数量上的局限性,民间师徒制传承是传统医学教育体制的主要内容。由于民医的个体性和流动性以及其“技”的归属,使其文字记载资料匮乏,我们只能从整体上把握师徒制的类型及特点,尤其对中医学知识的缄默特性与师徒制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一方面表明师徒制度在中医学教育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对近代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缺陷进行了探讨。中医在近代的式微,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因素造成的,尤其是近代中医在瘟疫治疗中的束手无策,致使其在国家卫生体系中失势,特别是民国时期公共卫生体制建设的提出,彻底将中医学医疗体系排除在外。源自西方的公共卫生概念成为社会的主流,为了实现全民医疗,国民政府提出创建“公医制度”的理念,并创办公立医科大学培养公共卫生人才。为了挽回发展颓势,中医界在力争学校教育合法权的同时开展了学校教育的各种尝试,并在中医学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中央国医馆的建立以及卫生署内中医委员会的设立,标志着中医行政管理体制化的实现。中医教育合法权在全国性的抗争活动中最终获得通过,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被确定下来,中医学校教育合法权的争取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第四章的焦点是近代中医院体制化。首先从传统“家庭”式的诊疗空间着手考察,分析这种方式下医者与病人的关系以及传统公共医疗组织与社会救济的关系。其次通过分析国民对陌生空间的想象式建构,委托制与传统伦理秩序的交锋以及“家庭”对医院空间的渗透,梳理近代教会医院体制在中国社会的被接受过程。再次从托管制在医院模式中的运用以及作为医院体制核心的卫生制度入手,分析近代中医院体制在诊疗空间上的转变。最后对中医院与中医学校的关系进行简单探讨,当初嘉约翰创办博济医校是因为医疗人才的供不应求,也就是说是医院体制的建立促进了学校体制的发展。但是在中医学体制化进程中,二者的关系似乎是反过来的。中医学校教育合法权的争取是中医学体制化的核心内容,为此中医界进行了数次全国性的抗争,最后国民政府规定创办学校必须设立附属医院,于是中医院体制的建立在满足提供新式医疗的同时又被赋予协助中医学校取得合法权的责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中医学校与医院的关系是以院带学模式。随着医学体制化的深入,医院与学校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且呈现出相互促进的发展倾向。结语部分对首先影响中医学体制近代转型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即所谓的双动力机制。一般认为学科体制化的动力机制有两种,即权威系统驱动模式和权力系统驱动模式,在实际的体制化过程中这两种模式同时存在,既需要权威系统的行动又需要权力系统的介入。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制度化了的权力是法定的、强制性的,权力系统代表的是官方的价值取向,而制度化了的权威则是非强制性的,代表的是系统成员内部的共同意志。推进中医学体制化进程的动力机制包括西医学体制的移植和国家公共卫生体制政策的制定。尤其是本土化了的西医学体制对中医学体制化的影响是直接的,加之它与政治的结合,使它成为阻碍中医学体制化的主要力量。政治权威对医学体制发展的影响在古代中国就表现得很突出,尤其是皇权政治在中医官学体制化中发挥着指导作用,甚至可以说传统中医学体制的建立就是为了满足皇权阶层的需求。近代国家对社会的改革诉求增大,公共卫生体制建设提上日程,鉴于中医学在群体预防层面的劣势,以及国家摒除旧思想、旧文化的政治目标,所以中医学在国家医疗体制中失势了。中医学被排除在国家公共卫生体制建设之外,这直接激发了中医界寻求改革的动力。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是一种体制转向另一种体制,是并不是对原有体制的继承性发展,中医学体制化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田孟^[8]（2018）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文中研究指明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王诗潇^[9]（2018）在《基于供求理论的全科医生人才紧缺现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医疗卫生服务始终是重要民生工程,新医改推行到了集中发力的关键时刻,分级诊疗机制的建立对整个医疗体制改革的步伐快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高质量全科医生人才紧缺导致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提高受到限制、全科医学发展进步缓慢。本文运用人才供求理论,从全科医生人才供给与需求目标之间的差距入手,分析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效率和属性以及全科医生人才供需失衡现状,揭示全科医生人才供给低效问题,调研影响高质量全科医学生源选择全科医学的因素,总结阻碍全科医生人才队伍发展的原因,并基于此提出提升全科医生职业吸引力的策略和方法,以期吸引优秀医学人才选择全科医学,补充全科医学专业人才供给,提升供给质量。文章首先介绍了人才紧缺问题中的供求理论在全科医生人才紧缺问题中的应用、国外发达国家全科医生人才队伍状况和面临问题的主要做法;其次运用人才供求理论分析说明目前全科医生人才供需失衡现状,揭示供给低效是造成全科医生人才紧缺的重要原因之一。随后聚焦上海市医学院校在读医学生与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基地住院医师对全科医学职业选择的倾向,评估了被调查者选择全科医学作为职业的关键影响因素。最后分析并总结全科医生人才队伍建设中的阻力和供给低效的成因,并提出相对的对策和建议。研究表明近半数全科医生生源对选择全科医学作为职业持消极态度。调查显示社会认可度不高、老百姓不够信任,全科医生收入低,全科医生没有发展前途、晋升难且缓慢是其不愿意从事全科医生的三大主要原因,基于此,建议:1)改进全科医学教育体系,降低全科医生培养成本,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全科医生;2)完善全科医生岗位晋升制度,确保全科医生的收入与地位提升,建立全科医生培养、管理、任用一体化机制,稳定全科医生队伍;3)加大对社区医院功能定位宣传,一是鼓励医学院校毕业生流向社区、服务基层医疗,二是逐渐让老百姓建立起对全科医生的信任与认知、心甘情愿地选择基层医疗服务机构作为首诊地点;4)推进医疗保险和分级诊疗机制落实,实现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基本功能、体现初级诊疗真正内涵。

吴凌放^[10]（2017）在《上海医生人力资源区域分布公平性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医生人力资源合理配置是满足群众基本医疗服务需求的关键问题,实现医生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客观分析配置的公平性及其影响因素。本研究从医生人力资源的经济学特征入手,提炼国内外对医生人力资源调控的主要做法和医生人力资源需求测算的主要方法,运用Gini系数、Theil指数、地理信息技术、面板数据模型等技术分析手段,对上海医生人力资源区域分布的公平性及其影响因素开展分析,逐层深入地回答了以下问题:①医生人力资源为什么要公平分布,公平分布的具体要求是什么;②上海医生人力资源区域分布的公平性现状究竟如何;③对医生公平分布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哪些影响是正向的,哪些是负向的;④需要怎么样的政策制度安排,才能抵消负向影响因素、强化正向影响因素,进而促进公平性。本研究通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医生人力资源分布的内在规律和目前现状形成的政策根源,以期为推动医生人力资源区域公平分布提供有益的建议。全文分为引言和六个章节。引言部分,点明了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思路和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研究的创新之处和数据来源等。第一章,梳理本研究涉及的主要经济学理论。主要涉及四方面理论。一是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的理论。分析了人力资本的特点、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梳理了人力资源配置所需考虑的因素。指出医生人力资源具有人力资本的特点,包括具有较高的投入成本,可调节、可激励,其价值存在个体差异且可变化等。二是卫生经济学理论。阐述了医疗卫生服务有别于一般商品市场的特点,从理论上、以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实践探讨政府和市场在医疗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对政府的主要医疗卫生职能进行提炼,指出作为卫生资源,医生人力资源配置应具备一定公平性,由于引致需求导致医生动机直接影响医疗服务绩效、外部性等原因导致医生人力资源价格机制部分失灵,因此需要政府进行适当干预。三是制度经济学理论。从我国医疗卫生管理制度的变迁入手,结合制度经济学理论,指出政府提出的宏观社会目标,要与对医疗机构和相关个人的微观激励机制相一致,只要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政府干预才能产生显着效果,否则将只能是事倍功半。四是公平理论。从经济社会公平的经典理论和医疗卫生公平性的具体内涵入手,分析医疗资源配置的公平性要求,并阐述了公平性的主要评价方法。第一章内容所涉及的理论和评价方法是后文各章节研究分析的基础,并为结论和政策建议提供理论支撑。第二章,提出研究的总体设计。首先,以医生的卫生资源和人力资本双重属性为理论起点,针对上海推动医生人力资源区域公平分布的政策调控实践,在"医生人力资源公平分布宏观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相应的微观激励支持"的总体假设下,提出三个层次的具体研究假设。第二,论述了医生人力资源分布公平性的含义及常用的测度方法。特别指出,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由于功能定位不同,相应的医生人力资源分布的公平性要求也有所不同。第三,综合市场和政府对公平性的影响、学界观点、医生人力资源预测所用到的指标变量等三个方面,梳理医生人力资源区域分布的各影响因素,其中可量化的影响因素有人口和区位状况、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卫生经费状况、医疗基础设施布局状况、医疗服务需求、医生经济回报等。第四,开展医生人力资源区域分布影响因素分析的回归模型设计,为实证研究奠定基础。第三章,开展上海医生人力资源区域分布公平性的实证研究。采取逐层深入的方法。首先,分析总的医生人力资源在上海各区县间分布的公平性,以及城乡差异对公平性的影响。其次,根据医疗机构的不同功能定位,依次对剔除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和三级专科医院医生后的医生分布公平性情况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分布公平性情况及城乡差异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对三类情况的分析结果予以比较。第三,针对人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数按区县分布基尼系数（Gini系数）测算结果与调查获得的主观感受存在差异的情况,进一步对人均社区医生数以街道和乡镇为单位开展分布的Gini系数分析,并利用地理信息技术,发现不同区域间社区医生服务可及性仍有较大差异。第四,对剔除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和三级专科医院医生后的医生分布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分布的公平性,经人力质量调整后,再次进行分析,并对调整前后的结果进行比较。第五,对全国整体情况予以分析,并与上海情况进行比对。研究发现,从医生全口径分析、到剔除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和三级专科医院医生分析、再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分析,Gini系数呈现逐步向好趋势,同时城乡差异对不公平性的影响逐步变小;按街道和乡镇为单位计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分布的不公平性,较之按区县为单位计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分布的不公平性,Gini系数明显上升,从0.100升至0.232;按职称调整医生人力质量后,不公平程度比调整前有所增加;从医生在全国各省市的分布看,公平性较好且有进一步向好趋势,从趋势上看,上海社区医生在区县的分布与之类似。第四章,开展上海医生人力资源分布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第二章的研究,从人口和区位状况、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卫生经费状况、医疗基础设施布局状况、医疗服务需求、医生经济回报等六方面选取解释变量,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得到全国医生人力资源、上海市区级医院医生人力资源、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人力资源分布的影响因素,比较三者间影响因素的差异。根据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结果,通过逐一分析各解释变量对医生公平分布的作用方向和机制,分析影响因素与公平性结果间的逻辑关系,得到启示包括:推动医生人力资源区域分布公平需要政府干预;政府对部分影响因素的干预已经产生了效果;但干预需要更多地考虑如何产生正向的激励作用。第五章,从经济学角度对医生人力资源分布的公平性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进行相关政策探讨。影响因素可分为可量化因素和不可量化因素两类。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中所使用到的变量均为可量化的,然而,还有一些政策影响较难直接量化。本章重点从政策溯源的角度,结合经济学理论,分析医生人力制度沿革对影响因素、公平性的作用。首先指出,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公立医疗机构人事分配制度,造成不同级别、不同区域医疗机构间医生薪酬差距不断扩大,不利于医生人力资源的公平分布。其次,当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无论是薪酬激励还是职业前景等非薪酬激励都不利于吸引优秀医生。第三,从正外部性的角度,探究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郊区农村机构与三、二级医院相比薪酬天然偏低的原因,指出,现有政策强化了外部性造成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三、二级医院之间、不同医疗机构之间医生薪酬收入的差距,从而强化了医生人力资源分布的不公平性。比较了公平理论中的庇古津贴和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交易理论两种方法在化解外部性时的优劣,提出政府补贴,并运用市场机制的思路。第六章,是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主要结论指出:上海医生人力资源区域分布的公平性状况并未达到政策预期,医生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及医疗服务需求存在关联,医疗基础设施的设置布局对医生人力资源区域分布具有正向影响,薪酬激励对医生人力资源区域分布具有正向影响,上海微观激励举措运用较少不利于推动医生区域分布公平性政策目标的实现。提出政府规划引导医生人力资源合理流动、薪酬体系优化医生人力资源空间分布、多重激励调动基层医生积极性、多点执业推动医生人力资源柔性分布等四方面政策建议。

二、通过医学教育培养志愿到农村行医的医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通过医学教育培养志愿到农村行医的医生（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民国中医药期刊《光华医药杂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4）集体化时代稷山县的“卫生革命”与乡村变迁（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5）新医改背景下农村卫生人才培养路径探析 ——以福建省闽侯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乡村赤脚医生群体研究（1965～1985） ——以北京市郊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7）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研究 ——基于医学与国家关系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9）基于供求理论的全科医生人才紧缺现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上海医生人力资源区域分布公平性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通过医学教育培养志愿到农村行医的医生（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民国中医药期刊《光华医药杂志》研究[D]. 刘博弘.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08)
• [3]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4]集体化时代稷山县的“卫生革命”与乡村变迁（1949-1965）[D]. 田晋嘉. 山西大学, 2020(01)
• [5]新医改背景下农村卫生人才培养路径探析 ——以福建省闽侯县为例[D]. 吴家煌. 福建农林大学, 2020(02)
• [6]乡村赤脚医生群体研究（1965～1985） ——以北京市郊区为中心[D]. 曾雪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7]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研究 ——基于医学与国家关系的分析[D]. 郑言. 山西大学, 2018(04)
• [8]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D].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9]基于供求理论的全科医生人才紧缺现状研究[D]. 王诗潇. 上海交通大学, 2018(08)
• [10]上海医生人力资源区域分布公平性及影响因素研究[D]. 吴凌放.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08)

标签：赤脚医生论文;  中医论文;  医疗论文;  医疗体制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