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死亡人数不断上升 日本开始对肿瘤药物“伊莱萨”采取严格控制措施（论文文献综述）
陈宵[1]（2020）在《鹅膏毒肽所致肝损伤的代谢组学研究以及毒理学作用机制验证》文中研究表明在我国,蘑菇中毒死亡率和病死率均居食物中毒的首位[1]。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显示,2004-2014年我国大陆地区共报告蘑菇中毒病例3701例,死亡786例,病死率高达21.24%[1]。在蘑菇中毒中,约90%的死亡是由含鹅膏毒肽类毒素的蘑菇引起的[2]。鹅膏毒肽类毒素按照氨基酸组成和结构分为鹅膏毒肽（Amatoxins）、鬼笔毒肽（phallotoxins）和毒伞素（Virotoxins）三类,其中最主要的致死毒素是鹅膏毒肽[3]。但目前,关于鹅膏毒肽的研究尚不充分,针对该类毒素中毒治疗的争议大。分析原因,可能主要在于:（1）鹅膏毒肽在多个属的蘑菇中均有发现,而每个属的蘑菇又含有除鹅膏毒肽外的其它毒素,这些毒素间复杂的联合作用带来了临床诊断和鉴别诊断上的困难;（2）毒理学作用机制和路径研究不充分,导致效应靶点选择不明确,非特异性地盲目寻找治疗药物难以起到针对性的治疗效果;（3）缺少源于中毒机制和路径的用于早期诊断的效应生物标志物,临床上通常无法开展快速的鹅膏毒肽中毒诊断。临床常用的肝损伤指标包括谷丙转氨酶（Cereal third transaminase,ALT）、谷草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红细胞血清总胆红素（Totalbilirubin,TBIL）等,但这些指标缺乏特异性,且多在病程的中晚期表现异常,对早期干预意义有限。鉴于此,本研究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开展工作:（1）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根据文献对鹅膏毒肽中毒的治疗措施进行分类,对鹅膏毒肽中毒患者的不同临床治疗方法和效果进行系统评估,基于横断面研究的系统文献综述和定量分析可全面揭示鹅膏毒肽中毒治疗的现状和问题并为鹅膏毒肽中毒后现有治疗方式的选择提供证据支持;（2）构建鹅膏毒肽中毒的动物和细胞模型,探讨凋亡（特别是早期凋亡）在鹅膏毒肽诱导的肝损伤中的作用,并研究相关的上下游关键蛋白的变化,进一步补充和完善鹅膏毒肽的体内毒作用链条;（3）应用代谢组学技术,对鹅膏毒肽中毒小鼠的肝脏全代谢谱进行系统分析,筛选并分析不同中毒周期机体的不同表观变化,找出差异代谢物以及相关的富集通路,为临床提供可能的鹅膏毒肽中毒效应标志物,以期做到早诊断早干预、降低含鹅膏毒肽类毒素蘑菇中毒的死亡率。第一部分基于Meta分析的不同治疗方案对鹅膏毒肽中毒的定量疗效评估目的:对鹅膏毒肽中毒患者的不同临床治疗方法及其效果进行评估。方法:检索PubMed、Embase、OVID、万方和中国知网（CNKI）,收集整理数据,并对文献进行综述,根据文献对鹅膏毒肽中毒的治疗措施进行分类。同时,根据数据异质性情况,分别采取随机效应模型或固定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同步进行偏倚评估和敏感性分析。结果:本研究共检索到文献2659篇,最终纳入Meta分析的文献70篇。模型结果显示,鹅膏毒肽中毒治疗后的总病死率为16.9%,其中亚组α-鹅膏毒肽中毒总病死率为26.3%。在单独一种治疗方式下,鹅膏毒肽中毒治疗后总病死率为21.4%,其中单独支持治疗的病死率（38.4%）明显高于单独药物治疗（8.3%）和单独解毒治疗（14%）;在两种治疗方式组合使用后,总病死率为16.8%,其中亚组分析提示支持治疗+药物治疗后的病死率为15.6%,解毒治疗+药物治疗的病死率为16.2%;当解毒治疗、支持治疗和药物治疗联合使用后的总病死率较低,为15.1%。从地理因素看,亚洲患者中毒治疗后的病死率（28.4%）要高于欧洲（12.5%）和北美洲（16.9%）。结论:鹅膏毒肽中毒病死率高,治疗效果不佳,且各大洲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药物、解毒和支持治疗联合应用治疗效果最好。第二部分ROS/p53介导的线粒体凋亡途径是α-鹅膏毒肽所致肝损伤的早期事件目的:α-鹅膏毒肽被认为是鹅膏毒肽最主要组分,本部分主要探讨凋亡在α-鹅膏毒肽诱导的肝损伤中的作用以及上游激活信号。方法:BALB/c小鼠被随机分为3个剂量组（0、0.23和0.35 mg/kg）,每组6只。首先通过TdT介导的dUTP缺口末端标记（TUNEL）法观察α-鹅膏毒肽中毒小鼠在不同时间段（4、8、12、24、48和72h）的整体死亡和损伤情况。然后评估小鼠肝组织中氧化酶和抗氧化酶,包括过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过氧化氢酶（catalase,CAT）和丙二醛（malondialdehyde,MDA）的活性以及参与凋亡的相关蛋白质的表达情况（细胞色素C,Caspase 8,Caspase 9和Caspase 3）。体外模型中,在不同时间点（6、12、24和36h）,用梯度浓度（0、2和5μM）的α-鹅膏毒肽对L-02细胞进行染毒。分别通过相差显微镜、细胞增殖/毒性试剂盒（CCK-8）和FITC膜联蛋白V+7-AAD凋亡检测试剂盒观察和检测染毒的L-02细胞的死亡和凋亡情况;并用免疫印迹分析（Western Blotting,WB）检测p53蛋白和线粒体凋亡途径下游相关蛋白（细胞色素C、Bax、Bcl-2、Cleaved-Caspase 9和Cleaved-Caspase 3）的表达水平;接着通过检测细胞间总活性氧（Intercellular total 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以及线粒体活性氧（Mitochondrial reactive oxygen species,mtROS）水平,分析氧化损伤与α-鹅膏毒肽所致肝细胞凋亡的关系;最后,使用标准抗氧化剂N-乙酰-L-半胱氨酸（NAC）从侧面验证活性氧在α-鹅膏毒肽诱导的L-02细胞毒性中的作用。结果:1.α-鹅膏毒肽对小鼠肝组织和L-02细胞均造成损伤染毒小鼠出现明显的中毒表现,并且大部分在中毒72h以后死亡;另外,随着α-鹅膏毒肽染毒浓度的增加和（或）处理时间的延长,肝细胞（L-02细胞）的生长受到明显的抑制,显微镜下肝细胞生长密度显着下降,并最终死亡。0.23 mg/kg和0.35 mg/kg是理想的动物模型浓度,2 μM和5 μM是理想的细胞模型浓度。2.α-鹅膏毒肽通过线粒体凋亡途径诱导肝细胞凋亡α-鹅膏毒肽可通过诱导细胞凋亡导致肝脏损伤,并且α-鹅膏毒肽诱导的细胞凋亡主要通过线粒体凋亡途径发生。α-鹅膏毒肽染毒后小鼠肝脏组织（TUNEL染色）以及L-02细胞（FITC膜联蛋白V+7-AAD凋亡检测试剂盒）凋亡细胞数量增多,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着（P<0.05）。线粒体凋亡通路蛋白水平也发生改变,包括细胞色素C、Caspase-9、激活态的Caspase-3以及促凋亡蛋白的表达（如phosph-p53和Bax）的显着增加（P<0.05）,和抗凋亡蛋白（Bcl-2）的表达减少（P<0.05）。3.氧化应激可能是α-鹅膏毒肽所致肝细胞凋亡的早期生物学事件随着α-鹅膏毒肽染毒时间的延长（4,8,12,24,48和72h）,ROS、SOD和CAT的活性逐渐降低,氧化应激产物特别是MDA的活性显着升高,各时间点染毒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显着性（P<0.05）。染毒细胞总ROS以及mt-ROS显着增加,提示氧化损伤在中毒机制中的重要作用。添加ROS抑制剂后中毒指标（细胞存活率、细胞凋亡情况以及线粒体凋亡途径相关蛋白水平的改变）的逆转也证实了这一结论。结论:α-鹅膏毒肽可触发细胞的凋亡过程,包括改变p53和Bax、Bcl-2的蛋白表达水平,从而激活线粒体凋亡途径相关Caspase级联反应。ROS作为一种上游信号分子,参与α-鹅膏毒肽诱导的细胞凋亡。第三部分线粒体功能障碍引起的能量失衡是导致α-鹅膏毒肽所致肝损伤的主要原因目的:在第二部分的研究过程中,发现染毒后肝脏组织出现广泛的中央小叶坏死区,且肝细胞炎性浸润情况严重。对肝细胞死亡机制的探索中,研究又发现细胞坏死在染毒后期占据主要原因,提示凋亡的研究不足以作为主因解释α-鹅膏毒肽所致肝损伤,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挖掘与探索。作为人体内最为重要的代谢器官之一,肝脏损伤会引起全身性的代谢变化。因此研究肝脏的损伤机制时,不能仅关注肝细胞本身,要了解体内各种代谢产物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变化规律。故本部分研究利用代谢组学技术对α-鹅膏毒肽染毒小鼠肝脏进行全代谢谱分析,寻找差异代谢物及其所在富集通路的同时,从点到面探索可能的损伤途径及损伤的剂量-效应和时间-效应趋势,并通过分子生物学试验加以验证,从而补充完善所涉及的路径,构建调控网路。方法:本部分研究分别从体内动物和体外细胞两个研究层面入手,筛选并验证了α-鹅膏毒肽所致肝损伤乃至肝衰竭的可能作用通路。1.在通过肝脏生化酶指标和细胞存活率等指标确定构建的细胞和动物模型成功后,首先用免疫组化法和免疫印迹法观察了肝损伤过程中的炎症浸润标志蛋白（包括NF-κB p65,磷酸化NF-κB p65,IKBα和磷酸化IKBα等蛋白）的表达并用坏死相关试剂盒通过流式细胞仪分析了细胞的坏死情况。2.建立以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联用（gas chromatography-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er,GC-TOF/MS）技术为基础的α-鹅膏毒肽中毒小鼠肝脏代谢组学研究模型,分析α-鹅膏毒肽对肝脏代谢谱的影响,结合单因素及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并比对专业标准品数据库,筛选和鉴定出差异代谢产物,最后通过通路富集找出目标代谢通路。然后根据GC-TOF/MS结果提供的相关线索,结合分子生物学技术对差异代谢通路进行验证和深入研究。结果:1.肝细胞坏死和继发反应是α-鹅膏毒肽引起死亡的重要原因与前一部分试验结果相似,染毒小鼠出现明显中毒表现,染毒细胞出现明显存活率降低表现。同时,根据流式细胞仪分析结果,α-鹅膏毒肽染毒后,细胞主要处于坏死或凋亡晚期。与对照组相比,α-鹅膏毒肽染毒组的细胞坏死率从24h开始显着增加（P<0.05）。免疫组织化学试验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α-鹅膏毒肽染毒组肝细胞NF-κB阳性染色明显增加（P<0.05）,表明细胞核中活化的NF-κB的显着增多,且该趋势具有时间依赖性。同样地,在免疫印迹试验中,与对照组相比,α-鹅膏毒肽染毒组的NF-κB和下游蛋白IκB-α的磷酸化水平随时间显着升高（P<0.05）。2.α-鹅膏毒肽对肝组织代谢谱的影响2.1 总体情况分析对所有分组进行总体研究,通过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PCA）和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partial least-squares discrimination analysis,PLS-DA）模型,研究发现早期小鼠肝脏小分子代谢物的变化主要集中在α-鹅膏毒肽染毒后8h到12h,而在染毒48h之后,小鼠肝脏经历了第二阶段的变化。2.2 α-鹅膏毒肽染毒小鼠肝脏潜在效应生物标志物及其相关网络分析1)α-鹅膏毒肽染毒小鼠模型的肝脏全代谢谱分析结果显示,在8h、12h和48h时染毒组与对照组的代谢产物存在显着差异。2)在α-鹅膏毒肽染毒后8h-12h期间,小鼠肝脏发生了第一阶段的变化。代谢途径富集分析（MPEA）显示淀粉和蔗糖代谢、泛酸和辅酶a生物合成以及精氨酸生物合成三个途径上的代谢产物发生了显着变化。筛选出D-葡萄糖、D-麦芽糖、葡萄糖6-磷酸酯、异麦芽糖、海藻糖、α-酮戊二酸、鸟氨酸、β-丙氨酸、泛酸、L-天冬氨酸、L-半胱氨酸、富马酸和N-乙酰谷氨酸为参与该途径的高度显着化合物,与对照组相比,染毒组13种代谢物的含量均发生显着变化（P<0.05）。然后观察了小鼠在暴露于α-鹅膏毒肽48h后的新变化。除了前面提到的淀粉和蔗糖代谢以及精氨酸生物合成外,柠檬酸循环（TCA循环）和半乳糖代谢也发生了显着变化。同样,在这两个途径中筛选了新出现的高丰度代谢物,包括柠檬酸、异柠檬酸、α-酮戊二酸、丙酮酸和D-半乳糖等（与对照组相比,P<0.05）。3.线粒体功能障碍是α-鹅膏毒肽引起肝细胞坏死的重要原因代谢组学的结果和对细胞死亡机制的探索表明,线粒体功能障碍可能是α-鹅膏毒肽引起肝细胞损伤和肝衰竭的主要原因。线粒体功能障碍可能涉及的途径包括:抑制呼吸链导致三磷酸腺苷（adenosine triphosphate,ATP）耗竭,线粒体氧化应激增加、线粒体通透性转变（MPT）导致的肝细胞坏死等。因此,本部分研究检测了线粒体过渡孔的通透性（mPTP）,细胞内ATP水平,mtROS的生成,并使用 JC-1 量化了线粒体膜电位（Mitochondrial membrane potential,△ψm）,从侧面反映了 mPTP的开放程度。结果显示,α-鹅膏毒肽显着降低了△ψm,同时导致mPTP通透性增加、ATP降低以及mtROS升高,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显着性（P<0.05）。而且所有结果均与时间有关,尤其是24h后变化更为明显。结论:α-鹅膏毒肽染毒小鼠肝脏代谢异常,提示淀粉和蔗糖代谢、泛酸和辅酶a生物合成、精氨酸生物合成以及柠檬酸循环（TCA循环）四个途径上的代谢产物发生了显着变化。线粒体功能障碍可能是α-鹅膏毒肽诱导的肝脏代谢紊乱以及肝细胞坏死的主要原因。
张斌斌[2]（2020）在《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开发与实践》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校本课程越来越得到国家和地方的重视。《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版）》中明确指出要开发出具有地方和学校特色的校本课程。同时,近年来,传染病疫情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传染病的爆发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也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秩序。对学生进行传染病知识的教育势在必行,不仅能让学生形成正确的生命健康观念,也有助于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形成。本研究基于高中新课标的基本理念、课程目标以及选修模块的开设建议,以“传染病与防控”为主题,结合广州市东涌中学的学校特色和学生需求,尝试开发出具有地区或学校特色的高中校本教材,以便于对学生进行传染病与防控知识的教育和生物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首先,对广州市东涌中学进行内外部环境分析,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东涌中学的高一、高二学生以及高校大一、大二学生进行学习需求分析和传染病知识知晓率调查。其次,根据选修模块的开设建议与学校、学生的实际需求,进行课程目标的设计和教材内容的组织编排,最终将校本教材的章节定为3章15节6活动。接着以学生自主报名的方式组建实验班,运用多种教学模式和方法对实验班进行校本教材的教学。最后,运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对校本教材的开发与实践环节进行评价,根据评价结果检测学生在知识、能力等方面的发展,并判断校本教材开发与实践的实际效果,进行总结与反思。结果表明:实验班学生通过“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学习,对传染病的相关知识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达到了以新课标为基准的课程目标要求,生物学科核心素养也得到了提高,其学业测试的平均分提高了13.45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合作探讨能力、科学探究能力得到了提升;形成了“防控并重”的观念;提高了学生对生物学课程的兴趣,加强了学生应用生物学原理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的自我健康保护意识有了大幅度地提升。在课程回访中,学生表明在学习完本教材后,他们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做好了个人的防疫工作,并向父母或身边的人宣传了新冠的危害性,教会他们应对新冠的方法,很好地保障了自身及周围人的生命安全,也为自己的行动而感到满足。此外,在开发与实践过程中,教师的专业能力得到了发展,对教育教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提高了课程编制与组织的能力。
王子健[3]（2020）在《肠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的极化调控血吸虫病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探讨日本血吸虫病（Schistosomiasis japonica）与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的相关性,并通过病理实验分析肠道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ur-associated macrophages）对血吸虫病结直肠癌的影响。方法:1.对2012年1月至2018年12月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265例血吸虫病合并结直肠癌患者和3289例血吸虫病不合并结直肠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进行回顾分析,并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2.对2012年收集到的43例血吸虫病合并结直肠癌患者以及按分层抽样获得的57例非血吸虫病结直肠患者进行电话随访,获取患者资料,进行生存分析。3.按年龄及分化程度的分布进行分层抽样,从血吸虫病合并结直肠癌患者和非血吸虫病结直肠癌患者中各抽取10例进行病理实验,分为血吸虫病组和非血吸虫病组;再从血吸虫病合并结直肠癌患者和非血吸虫病结直肠癌患者中随机各抽取10例患者,分为血吸虫病淋巴结远处转移组和无淋巴结远处转移组,非血吸虫病淋巴结远处转移组和无淋巴结远处转移组,进行病理实验。4.同时收集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同期的血吸虫病合并肠炎和血吸虫病合并结直肠腺瘤患者各10例,分为血吸虫病肠炎组和血吸虫病腺瘤组,进行对比。5.使用相关的统计学软件对病理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一般资料3289例非血吸虫病结直肠癌患者和265例血吸虫病合并结直肠癌患者资料显示,血吸虫病组的平均年龄明显高于非血吸虫病组,有统计学差异（P均<0.05）。性别分布上,两组均为男性多于女性,但血吸虫病男女比例要高于非血吸虫病（P=0.001）。两组均多为溃疡型,但血吸虫病组浸润型比例要多于非血吸虫病组,有统计学差异（P=0.003）。两组粪便潜血阳性也有差异（P=0.002）。在TNM分期上,血吸虫病T1-3期患者比例要低于非血吸虫病患者,但血吸虫病组T4期比例要明显高于非血吸虫病组,有统计学差异（P=0.001）。两组患者在肿瘤部位、分化程度、病理分型,病理N期和病理M期均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将上述结果纳入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中,结果显示年龄（P=0.003）,性别（P=0.002）,病理T期（P=0.005）以及合并血吸虫病（P=0.029）是结直肠癌的独立危险因素。对随访患者资料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血吸虫病合并结直肠癌死亡患者的平均年龄为62.43±3.15,要低于非血吸虫病结直肠癌患者的66.35±1.96,有统计学差异（P=0.004）;血吸虫病合并结直肠癌患者5年生存率为46.40%,明显低于非血吸虫病结直肠癌的68.90%,有统计学差异（P=0.015）。2.实验结果H&E染色确诊后,对组织切片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统计结果。结果显示合并血吸虫病结直肠癌组织中TAMs数量要远高于非血吸虫病结直肠癌组织,特别是M2型TAMs,有统计学差异（P<0.05）。在血吸虫病结直肠组织癌变过程中,巨噬细胞数量呈上升趋势,M2型巨噬细胞在各阶段比例都增加。淋巴结远处转移患者组织TAMs数量明显多于无淋巴结远处转移患者,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血吸虫可能促进肠道TAMs向M2型TAMs的极化而影响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以及预后,导致血吸虫病和非血吸虫病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以及预后生存时间产生差异。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证明血吸虫是结直肠癌的独立危险因素。M2型TAMs在血吸虫病合并结直肠癌患者组织中的数量要远高于非血吸虫病结直肠癌患者组织,并且在血吸虫病结直肠组织恶性化的过程中,M2型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发挥作用。血吸虫可能通过影响TAMs向M2型极化而促进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
刘丽莉[4]（2020）在《住院病人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筛查及快速筛查方法的评价》文中认为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因其人群普遍易感性呈全球性流行构成了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目前,全球约有7,100万HCV感染者,但80%的患者对自身感染不知情。丙型肝炎相关死亡病例逐年增加,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负担。2016年,WHO提出了彻底消除HCV感染的战略目标。因此,发现和治疗潜在的已感染HCV人群,简化HCV筛查手段,快速提高丙肝诊断率,成为实现目标的必经之路。一方面,我国医院对拟进行手术或侵入性医疗操作的住院病人常规筛查HCV,但缺乏进一步确诊和治疗,对实际筛查情况的认识也不充分。另一方面,基于实验室检测的普遍丙肝筛查难以实现。为快速提高丙肝诊断率和筛查率,充分掌握和利用医院已有的筛查数据,同时开发快速、便捷且成本低的HCV筛查工具必不可少。基于上述原因,本课题针对丙肝病毒感染筛查的策略与方法展开以下两部分研究。第一部分:目的:了解我国不同地区住院患者的HCV筛查情况,并提出更有价值的HCV筛查策略。方法:我们进行了一项包含全国不同地区8家三级甲等医院的多中心研究。收集2016年1月至2016年12月全国不同地区8家三级甲等医院的住院患者信息和HCV筛查结果,计算总体筛查率,比较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组的非肝病相关科室住院患者HCV阳性率。进而推算在现行政策下每年接受筛查的人数及可检测出的HCV抗体阳性患者的数量。制定更好的HCV筛查和管理策略。结果:2016年8个中心的总住院患者850,379人,其中HCV筛查人数为512,938,最终有467,008例（51.20%为男性）非肝病相关科患者纳入研究,非肝病相关科室HCV筛查率大于50%。HCV抗体阳性患者4,129例,总体HCV抗体阳性率为0.88%（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0.85%–0.91%）,男性总体HCV抗体阳性率为0.91%,高于女性的0.8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不同年龄组HCV抗体阳性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相反,年龄越小,HCV抗体阳性率越低,证实了近年来我国政府针对HCV筛查和防控所做相关努力的积极影响和效果。值得注意的是,40岁以上人群占HCV抗体阳性患者的90.14%（3,722/4,129）,其中,6064岁年龄组阳性率最高。儿科患者HCV抗体阳性率最低为0.13%（95%CI,0.06%–0.20%）,肿瘤科患者HCV抗体阳性率最高,达1.80%（95%CI,1.36%–2.24%）。根据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数据,2016年全国医院总住院患者为1.75亿人次,如果各医院同样能达到50%的筛查率,推算2016年在医院接受丙肝筛查的人数为8,750万人,进一步按照我们的阳性率推算可发现约77万非肝病科丙肝抗体阳性患者。最后,我们提出一种基于加强HCV筛查后管理的建议。结论:八家三级甲等医院住院人群HCV筛查率高达50%以上,加强对已筛查人群的管理,可发现更多的丙肝病毒的感染者,有效提高丙肝诊断率及治疗率。建议有关部门制定对住院患者检查结果充分利用的相关政策,有助于找到中国的千百万已感染患者,加快消除丙肝的步伐。第二部分:目的:HCV快速检测方法的评价性研究,对丙型肝炎病毒抗体口腔分泌物检测试剂进行首次临床效能评价。明确其应用于筛查HCV中的潜在价值,进一步推动清除HCV进程。方法:在不同地区的三家医院进行多中心研究,通过与已有的实验室检测方法对比,评估维尔试剂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应用江苏维尔试剂对所有受试者进行口腔分泌物HCV抗体检测,并应用现有的血清HCV抗体检测试剂（雅培ARCHITECT丙肝抗体检测试剂及英科新创丙肝抗体检测试剂）进行血清HCV抗体检测。对于维尔试剂及雅培试剂结果为阳性的样本,通过HCV RNA检测进一步验证。此外,根据受试者意愿,一部分患者也接受了美国Ora Quick快速丙肝病毒检测试剂的检测及维尔试剂的自采自测。结果:共纳入1,179名受试者,其中慢性丙肝感染者486例,其他非丙肝感染的肝病患者108例,体检人群585例。以雅培血清HCV抗体检测试剂为参考依据,Well口腔分泌物HCV抗体检测试剂（考核试剂）的敏感性为91.88%（95%CI,88.97%–94.09%）,特异性为98.00%（95%CI,96.58%–98.86%）。考核试剂与英科新创生物科技公司的HCV抗体检测试剂的一致性为97.02%（1,138/1,179）。考核试剂与Ora Quick试剂的一致性为98.50%（197/200）。此外,受试者应用考核试剂自我检测结果与研究人员的检测结果高度一致（Kappa=0.979）。HCV RNA检测结果还表明,在39例考核试剂出现假阴性的样本中,仅1例检测到HCV RNA阳性,同时在172例HCV RNA阳性病例中,考核试剂可检测到171例为阳性。结论:口腔分泌物HCV抗体检测试剂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其诊断能力能够满足HCV筛查需求。该试剂检测快速,无创,不需要仪器,成本低,且易于操作,特别适合用于社区及家庭医疗中的HCV筛查。有望未来用于HCV的全面筛查,识别已感染人群,尽早实现消除HCV的目标。
陈媛媛[5]（2020）在《重大疾病患者住院医疗费用影响因素及控制对策 ——以肠癌为例》文中指出近年来我国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显着升高,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发病率甚至仅次于肺癌。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当中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要重视重大疾病的防控工作。而在进行疾病防控工作过程当中,会受到技术,设备,药品等各种各样因素的限制,这就使得整个操作过程当中的费用越来越高,因此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如何进一步的降低费用,是各个国家共同面对的难题。在本文研究过程当中,主要是分析肠癌患者的医疗费用结构,找出导致费用变化的影响因素,对费用变化的趋势以及构成比例各方面进行探究,对主要的影响因素进行明确,为肠癌患者住院费用的控制提出一些对策,也为按病种付费提供参考。本研究从肠癌住院患者个人情况、疾病特征、住院费用构成情况等方面出发,分析该病种费用结构的变化趋势,探讨影响单病种住院费用的相关因素,促进医院积极地规范医疗行为,防止过度医疗,便于控制医疗费用,降低医疗服务成本;有利于医保管理基金健康持续的发展,大大降低了风险,加大了医疗保障能力和水平,从而减轻病人疾病经济负担,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有助于加强医院经营能力及管理效率,能够提高医疗工作整体效率,能够保证整体的服务水平,让医院能够更好的进行自身管理活动。因而在本文研究过程当中,通过对肠癌患者的住院费用进行分析,能够帮助医院实现资源的良好配置,也能够更好的进行监管,此外还能够提高医疗质量,更好的对医疗费用进行把控,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医院His系统,结合统计学研究方法,获取2014-2018年期间所有肠癌住院患者的临床诊疗信息、病历首页和治疗费用资料,分析费用构成,研究其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提出肠癌患者住院费用控制对策。第一部分主要介绍相关概念,包含单病种付费、DRGs付费、临床路径等名词的意义,同时阐述了卫生服务需求理论、成本效果分析理论和控制论;第二部分对费用构成及其变化趋势进行研究,分析肠癌患者个人基本信息及住院费用构成及其变化趋势;第三部分对肠癌患者住院费用问题及原因分析,采取单因素方差分析,各因素与住院费用间关系。发现问题,分析了解问题存在的原因;第四部分主要介绍完善费用控制对策,根据研究结果,针对前述问题及出现的原因,提出肠癌住院费用控制对策。本次研究选用的分析方法有一般统计性描述和综合评价、单因素方差分析、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等。大肠癌人均总费用是67864.56元,药费、治疗费和其它费用在住院总费用构成中占前三位。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影响结直肠癌诊疗费用的主要影响因素依次为年龄、入住年份、住院天数、转归情况、付款方式。其他费用和药费对次均住院费用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关联性比较强,是影响住院费用的主要项目。此外手术费以及其他检查费用也会对住院费用变化影响较大,其中其他费用和检查化验费引起住院费用的变化上升。住院天数是影响住院费用当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也会对整体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两者之间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故此,提出重大疾病患者住院医疗费用控制的策略:加强宣传教育,结合临床路径,合理缩短住院天数;降低药品费用和检查费用,控制医疗总费用;改革补偿机制,推行按病种收费的预付制度;加大财政投入,建设良好的医德医风。
邓靖[6]（2020）在《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背景下道德风险的控制策略研究》文中指出目的医疗费用快速增长的原因,包括社会老龄化、医疗科技及医疗需求变化等合理因素,也包括供需双方道德风险等不合理因素。本文针对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背景下的道德风险问题,阐述及分析其产生机制、表现形式,利用医保基金审查数据阐述道德风险造成的费用损失情况,借鉴国际道德风险控制措施,案例评析国内“医”“保”合作控制道德风险的成效,进而提出道德风险控制措施,降低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方法文献分析法了解供需双方道德风险产生机制;VAR模型分析商业健康险赔付中供方道德风险表现形式;Heckman模型分析车险医疗赔付中供需双方道德风险表现形式;文献分析法阐述道德风险造成的费用损失情况及国际道德风险控制措施;问卷调查法分析保险公司对供需双方道德风险及合作效果的认知;PSM-DID方法分析商业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合作控费效果。结果（1）由道德风险产生机制及费用差异性分析可知,供需双方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及自身效用最大化,可能存在道德风险,如增加医疗服务量或抬高医疗服务价格,过度消耗医疗服务,且需方在第三方付费制度下,报销比例越高,因道德风险产生的不合理医疗费用可能越高,需方经济承受能力越高,供方提供的医疗服务可能越多;（2）在道德风险表现形式方面,通过VAR模型、Heckman模型理论分析可知,供需双方道德风险表现形式包括分解住院、大检查、延长住院时间、增加手术次数等;（3）对于道德风险造成的费用损失情况,由医保基金审查案例可知,供需双方通过分解住院、过度检查、参保人冒充他人刷卡等形式浪费/骗取医保基金,导致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因此降低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关键就是控制道德风险;（4）对于道德风险的控制措施,借鉴国际上较新/较成熟道德风险控制措施,包括美国ACO、捆绑付费模式等;英国药品价格监管计划等;日本基于诊断程序组合（DPC）的支付系统;德国医师目标限额制度等;（5）案例评析国内商业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直付合作模式效果,双方合作缩短了住院天数,降低了医疗费用,但合作医院仍存在道德风险。建议针对道德风险导致的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问题,提出以下道德风险控制措施。为了更清楚的区分道德风险控制对象,本文分别从需方、供方及保险机构角度提出道德风险控制措施:第一,对需方道德风险的控制措施:加强患者就诊行为教育,引导患者有序就医,降低基层医疗机构及大型医院因无人问津或人满为患造成的各种道德风险行为;完善基层的守门人制度,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为患者提供理性医疗决策,增加市场竞争性,实现医疗资源分配均衡;为控制患者过度治疗,应提供适度医保保障水平,以提高患者对医疗服务价格的敏感性,降低医疗费用不必要支出。第二,对供方道德风险的控制措施: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高财政补助,促使医院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服务模式转变;规范医疗机构诊疗行为,依法向社会公开医药费用结构信息,完善信息披露机制,缓解医疗行业的信息不对称;改进医疗机构考评机制,建立以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基础的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降低医院过度检查问题;完善医院再入院监管系统、DRGs两周再入院率等指标,综合监管结果协同运用机制和黑名单制度,约束分解住院行为。第三,保险机构对道德风险的控制措施: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理清保险与福利的界限,提高资金效能作为报销比例的目标,警惕医保福利化;鼓励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探索更多医保合作模式,健全双方合作的法律法规,发挥商业保险公司的专业性;优化医疗机构补偿机制,提高控费积极性,促使控费的主体由保险机构转变为医疗机构;针对不同医疗服务方式,建立管用有效的支付方式,强化激励机制;加快医保经办机构与药商直接对接,提高医药议价能力,实现医药分离;积极引入第三方监管力量,实施大数据动态智能监控,有效控制道德风险,降低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
刘森,张书维,侯玉洁[7]（2020）在《3D打印技术专业“三教”改革探索》文中研究说明根据国家对职业教育深化改革的最新要求,解读当前"三教"改革对于职教教育紧迫性和必要性,本文以3D打印技术专业为切入点,深层次分析3D打印技术专业在教师、教材、教法（"三教"）改革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并对"三教"改革的一些具体方案可行性和实际效果进行了探讨。
徐文姣[8]（2019）在《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冷战后,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各国交流日益密切,利益融合,依赖加深,在产生巨大利益的同时也给全球卫生带来新的挑战。艾滋病、疟疾、结核以及非传染性疾病等的长期威胁未除,以“非典”、“埃博拉”、“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症”、“寨卡”等为代表的新发传染病及可能的跨国传播威胁又不期而至。显然,公共卫生问题早已不是一国内部事务,而是利害相连的世界各国必须共同面对的巨大挑战。这迫使各国必须开展跨境卫生合作,更深入地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主权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最主要行为体。但过往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研究的注意力大都集中于大国行为体,对中小国家的作用关注较少。加拿大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发达的中等国家,尽管其人口、军事、与外交实力有限,却对全球卫生治理作出了不容忽视的重要贡献,甚至在某些特定领域发挥了领导作用。这一“中等国家扮演领导者角色”的现象值得探究。本研究以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为研究对象,以加拿大中等国家理论——“自由国际主义”为理论框架,综合运用案例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等方法,重点探究加拿大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角色定位、路径选择以及影响其理念行为转变的各种因素。通过对加拿大参与创立世界卫生组织、推动制定《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发起《母婴儿童健康马斯科卡倡议》以及抗击“非典”和西非“埃博拉”疫情四个案例的深入分析,结果发现:加拿大不仅广泛而深入地参与了全球卫生治理,而且在某些时期和特定领域内发挥了关键作用。具体体现在加拿大推动创立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参与制定全球卫生规范、投入全球卫生援助以及支持全球卫生行动四大方面。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加拿大主要交替扮演了参与者和领导者这两种角色,并展示出对多边或有限多边合作路径的偏好。本研究认为加拿大对外政策理论中的自由国际主义理论可为这两种角色定位及其路径选择提供较为可信的诠释,而加拿大在参与者和领导者之间的角色互换则是国内外诸多影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本研究表明,在全球卫生治理这个“低政治”领域,加拿大有意愿亦有能力担当主要推动者和领导者的角色。尽管这一角色在中等国家整体实力与资源限制的条件下难以维持其系统性和持续性,但这并不影响加拿大阶段性、选择性地发挥领导作用,对解决全球卫生治理的内在困境作出自己的贡献。
程瑶[9]（2019）在《湖北省乳腺癌流行趋势与早诊早治的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目的:（1）对2007-2015年湖北省乳腺癌死亡趋势、年龄特征、地区分布特征以及疾病负担进行分析,明确湖北省乳腺癌死亡的高危人群。（2）由于武汉市的肿瘤监测开展较早,本研究对武汉市乳腺癌发病和死亡趋势进行单独研究,综合评价1990-2015年武汉市中心城区乳腺癌发病和死亡的长期变化趋势并进行预测,结合远城区乳腺癌的死亡情况,进一步明确高危人群。（3）基于襄阳市妇女免费乳腺癌筛查检出情况,明确高危人群,为相关防控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此外,结合问卷调查,明确妇女获取乳腺健康知识的常用途径,了解妇女筛查行为和乳腺自我检查行为（breast self-examination,BSE）的影响因素。（4）探讨乳腺癌患者筛查行为的影响因素,为制定早诊早治政策进一步提供依据。此外,了解乳腺癌患者就医延迟现状、产生的原因及影响因素,为乳腺癌的早诊早治提供新的思路。方法:（1）湖北省女性乳腺癌死亡数据从湖北省死因监测数据中提取;武汉市女性乳腺癌发病及死亡数据来自武汉市肿瘤登记报告监测。乳腺癌发病或死亡率的标化采用中国人口标化与世界人口标化两种方式。数据分析采用Joinpoint回归模型进行趋势分析,使用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verage annual percentage change,AAPC）和年度变化百分比（annual percentage change,APC）来衡量趋势变化的大小和方向;采用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伤残调整生命年（the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DALY）的公式计算乳腺癌的疾病负担,包括由早死导致的寿命损失年（years of life loss,YLL）和带伤残生存年（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YLD）;采用Nordpred预测模型对2016-2025年武汉市乳腺癌发病及死亡趋势进行预测;采用年龄-时期-队列模型（age-period-cohort model）分析武汉市乳腺癌发病及死亡趋势的年龄效应（age effect）、时期效应（period effect）和队列效应（cohort effect）。（2）一是对健康妇女乳腺癌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和获取途径、筛查行为与BSE行为进行横断面问卷调查;二是对乳腺癌患者的就医延迟现状进行横断面问卷调查,就医延迟的定义采用国际常用的标准,将患者从发现症状到首次因症状就医的间隔时间≥3个月为。数据分析采用χ2检验与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变量之间的比较。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健康人群的筛查行为和BSE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乳腺癌患者就医延迟的相关影响因素。结果:（1）2015年湖北省乳腺癌中国人口标化死亡率为5.33/10万、世界人口标化标化死亡率为5.32/10万,其中城乡分别为6.82/10万和4.74/10万。2007-2015年第一个死亡高峰年龄在50-54岁年龄组（16.17/10万）。此外35-39岁与50-54岁年龄组死亡率显着上升（AAPC=7.3%,95%CI:2.1%,12.7%;AAPC=8.9%,95%CI:2.4%,15.8%）。分地区研究结果显示,2007-2015年武汉市中心城区死亡率处于湖北省最高水平,并且黄冈市乳腺癌死亡率显着上升（AAPC=14.4%,95%CI:7.7%,21.6%）,而孝感市显着下降（AAPC=-7.1%,95%CI:-13.7%,0）,湖北省乳腺癌造成的YLL损失为65417.69人年,损失强度为1.55/千人。（2）2015年武汉市中国人口与世界人口标化死亡率分别为6.13/10万与6.45/10万。此外,武汉市中心城区乳腺癌中国人口与世界人口标化发病率分别为42.07/10万与42.19/10万、死亡率分别为6.83/10万与7.20/10万;远城区世界人口标化死亡率为5.32/10万。26年间武汉市乳腺癌发病率显着上升（AAPC=3.3%,95%CI:2.0%,4.7%）,且预测在未来10年将持续上升,2021-2025年世界人口标化发病率将达到44.00/10万。同时,死亡率变化较为平缓（AAPC=0.4%,95%CI:-0.1%,0.9%）。2011-2015年武汉市中心城区发病率最高的年龄组在55-59岁（123.88/10万）,第一个死亡高峰年龄在60-64岁年龄组（26.42/10万）,而2009-2015年远城区第一个死亡高峰年龄在55-59岁年龄组（19.29/10万）。且在1990-2015年,年轻组女性（<50岁）标化发病率持续上升（AAPC=3.5%,95%CI:3.0%,4.1%）,而老年组女性（≥50岁）标化死亡率持续上升（AAPC=0.9%,95%CI:0.2%,1.5%）。1990-2015年武汉市中心城区由乳腺癌导致的DALY损失为110574.18人年,DALY率为2.08/千人,且YLL占主要部分;2009-2015年远城区乳腺癌YLL损失为13839.47人年,损失强度为1.31/千人。此外,武汉市发病与死亡趋势的年龄效应、时期效应、队列效应均具有显着统计学意义。（3）襄阳市人群免费乳腺癌筛查结果表明,45-49岁与60-64岁年龄组女性均为高危人群,检出率分别为35.67/10万与46.39/10万。调查结果发现,妇女对获取乳腺健康知识的积极性不高（17.07%）,且电视是调查对象获取乳腺健康知识的最常用途径,占全部调查对象的39.36%。健康人群筛查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乳腺癌相关知识知晓程度（OR=1.84,95%CI:1.52,2.22）、经济因素（OR=1.39,95%CI:1.03,1.86）、时间因素（OR=1.51,95%CI:1.22,1.85）和就医筛查方便程度（OR=1.60,95%CI:1.27,2.01）。妇女BSE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文化程度（OR=4.69,95%CI:2.25,9.80）、乳腺癌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OR=2.49,95%CI:1.83,3.39;OR=3.01,95%CI:2.19,4.13）以及工作压力（OR=3.09,95%CI:1.28,7.50）。（4）乳腺癌患者的调查结果表明,患者筛查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为文化程度（OR=3.34,95%CI:1.45,7.71）、对健康信息的关注程度（OR=0.32,95%CI:0.15,0.70）、工作压力（OR=0.39,95%CI:0.18,0.87）。患者对获取健康知识的积极性同样不高（23.46%）,调查对象的就医延迟率高达50.28%,且大多数患者由于症状恶化才就医（37.99%）。患者自报导致就医延迟的原因中,对症状不担心的比例最高（17.78%）。此外,患者延迟就医的影响因素主要为就医的时间成本（OR=2.34,95%CI:1.18,4.64）和对症状的严重性认识（OR=4.58,95%CI:2.31,9.07）。结论:（1）湖北省女性乳腺癌35-39岁与50-54岁年龄组女性与黄冈市女性死亡率呈显着上升趋势。此外,武汉市乳腺癌发病率处于全国较高水平,上升趋势显着,且预测在未来10年将会持续上升,亟需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另一方面,年轻女性发病率与老年女性死亡率逐年上升,需要加强高危人群的管理与防控。湖北省和武汉市女性乳腺癌流行的高峰年龄均出现后移趋势,应密切关注高危人群的动态变化,及时采取防控措施。（2）女性乳腺癌相关知识知晓率对女性乳腺癌筛查行为与BSE行为均有显着影响,但乳腺癌相关知识普及情况较差,且妇女的关注度较低,需要加强以电视为主的宣传策略,能够对提高妇女参与筛查和BSE有所帮助。此外,降低筛查费用,鼓励妇女克服主观困难,定期参与筛查,提高妇女对乳腺癌早诊早治的认识,重视乳腺病变,在发现乳腺病变之后,正确对待并克服困难因素,及时就医确诊,也能够起到早诊早治、降低乳腺癌不良结局的效果。
张敏[10]（2016）在《政府应对人感染禽流感防控政策演化逻辑研究 ——以广东省为例》文中指出人感染禽流感是我国高发的人兽共患病,对人民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给家禽业带来重大经济损失,严重危及着食品安全和社会稳定,政府为有效应对人感染禽流感疫情而积极出台防控政策。本文以广东省政府应对人感染禽流感防控政策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分析法和访谈法,分析人感染禽流感疫情的流行特征和危害性,梳理归纳出广东省政府应对人感染禽流感防控政策经历了“扑杀”、“休市”、“生鲜”三个政策演化阶段,运用林德布洛布姆的渐进决策模式和约翰·金登的多源流理论的综合分析框架分别对整体政策演化过程和关键阶段政策过程进行演化逻辑分析。研究发现,政府应对人感染禽流感防控政策过程在防控对象、防控内容和防控效果三方面凸显渐进决策模式的特色;当“问题之窗”开启,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的推动下实现问题、政治、政策、经济、技术五源流的有序耦合,促进防控政策的演化。
二、死亡人数不断上升 日本开始对肿瘤药物“伊莱萨”采取严格控制措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死亡人数不断上升 日本开始对肿瘤药物“伊莱萨”采取严格控制措施（论文提纲范文）
（1）鹅膏毒肽所致肝损伤的代谢组学研究以及毒理学作用机制验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写词表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标和意义 |
| 三、研究内容 |
| 第一部分 基于Meta分析的不同临床治疗方法对鹅膏毒肽中毒治疗效果的定量评估 |
| 1.1 研究背景 |
| 1.2 材料和方法 |
| 1.3 结果 |
| 1.4 讨论 |
| 1.5 小结 |
| 第二部分 ROS/p53介导的线粒体凋亡是α-鹅膏毒肽所致肝损伤的早期事件 |
| 2.1 研究背景 |
| 2.2 材料和方法 |
| 2.3 结果 |
| 2.4 讨论 |
| 2.5 小结 |
| 第三部分 线粒体功能障碍引起的能量失衡是导致α-鹅膏毒肽所致肝损伤的主要原因 |
| 3.1 研究背景 |
| 3.2 材料和方法 |
| 3.3 结果 |
| 3.4 讨论 |
| 3.5 小结 |
| 第四部分 总结与展望 |
| 4.1 研究思路 |
| 4.2 研究结论 |
| 4.3 本研究创新性 |
| 4.4 本研究的局限性 |
| 4.5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代谢组学在天然产物毒性评价和毒理学研究中的应用进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二 个人简历 |
（2）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开发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新课改下的背景 |
| 1.1.2 当前社会的需求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1.4.1 国外研究概况 |
| 1.4.2 国内研究概况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校本课程与校本课程开发 |
| 2.1.2 校本教材与“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 |
| 2.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
| 2.2.2 课程编制的目标模式 |
| 2.2.3 校本课程开发的情景模式 |
| 2.3 研究方法 |
| 2.3.1 文献法 |
| 2.3.2 问卷调查法 |
| 2.3.3 访谈法 |
| 2.3.4 实验法 |
| 2.3.5 行动研究法 |
| 2.4 技术路线 |
| 第三章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开发与设计分析 |
| 3.1 环境分析 |
| 3.1.1 学校外部环境分析 |
| 3.1.2 学校内部环境分析 |
| 3.2 学生学习需求分析 |
| 3.2.1 问卷的设计 |
| 3.2.2 问卷的发放 |
| 3.2.3 结果分析 |
| 3.3 课程目标的设计 |
| 3.3.1 课程目标的来源 |
| 3.3.2 “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课程目标的设计 |
| 3.4 教材内容的设计 |
| 3.4.1 教材内容的来源 |
| 3.4.2 教材内容的选择原则 |
| 3.4.3 教材内容的组织原则 |
| 3.4.4 基于高中新课标《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内容的选择与编排 |
| 第四章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教学实施 |
| 4.1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教学实施方案 |
| 4.1.1 实施对象 |
| 4.1.2 实施时间 |
| 4.1.3 实施过程 |
| 4.2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教学实施原则 |
| 4.2.1 学生发展性原则 |
| 4.2.2 理论联系实践原则 |
| 4.2.3 教材生活化原则 |
| 4.3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教学方法的选择 |
| 4.3.1 讲授法 |
| 4.3.2 专题讲座法 |
| 4.3.3 直观演示法 |
| 4.3.4 情境教学法 |
| 4.3.5 案例教学法 |
| 4.3.6 讨论法 |
| 4.3.7 参观法 |
| 4.3.8 活动教学法 |
| 4.4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教学实施案例 |
| 4.4.1 案例一:《传染病的流行》 |
| 4.4.2 案例二:《狂犬病》 |
| 4.4.3 案例三:《结核病(讲座)》 |
| 4.4.4 案例四:《校园高发性传染病的宣传活动》 |
| 第五章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评价及教学评价 |
| 5.1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评价及教学评价目的 |
| 5.2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评价及教学评价维度 |
| 5.2.1 评审教师对校本教材的评价 |
| 5.2.2 课堂教学评价 |
| 5.2.3 学生学业评价 |
| 5.3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评价及教学评价结果 |
| 5.3.1 评审教师对校本教材的评价结果 |
| 5.3.2 课堂教学评价结果 |
| 5.3.3 学生学业评价结果 |
| 第六章 讨论 |
| 6.1 校本教材对学生的发展要有积极影响 |
| 6.1.1 对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有积极作用 |
| 6.1.2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生物学习兴趣 |
| 6.1.3 有利于提高学生运用生物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
| 6.2 教材内容的组织应综合考虑 |
| 6.3 评价方式的选择要多样化 |
| 6.4 对教师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
| 第七章 结论与反思 |
| 7.1 结论 |
| 7.1.1 学生的发展 |
| 7.1.2 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
| 7.2 建议 |
| 7.3 反思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课程学生调查问卷(高中生版) |
| 附录 B 传染病与防控知识了解情况调查问卷(大学生版) |
| 附录 C “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内容(部分) |
| 附录 D “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本身评价表 |
| 附录 E 评审教师的教材评语 |
| 附录 F “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课堂教学评价表 |
| 附录 G 实验班前测试卷 |
| 附录 H 实验班后测试卷 |
| 附录 I “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学生表现评价表 |
| 附录 J 学生访谈记录 |
| 附录 K 学生回访记录 |
| 附录 L 课堂教学剪影 |
| 后记 |
| 致谢 |
（3）肠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的极化调控血吸虫病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引言 |
| 2.血吸虫病和结直肠癌 |
| 2.1 血吸虫病和结直肠癌关系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3.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和血吸虫病 |
| 4.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和结直肠癌 |
| 5.研究目的 |
| 6.研究的基本思路和结构 |
| 6.1 临床病理及随访资料 |
| 6.2 组织标本病理染色 |
| 研究材料(资料、内容)与方法 |
| 1.一般资料 |
| 2.病理实验组织获取及分组 |
| 3.结直肠癌患者随访资料 |
| 4.病理学实验研究 |
| 4.1 试剂准备 |
| 4.2 实验步骤 |
| 4.2.1 H&E染色步骤 |
| 4.2.2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
| 5.统计分析 |
| 结果 |
| 1 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弋矶山医院结直肠癌患者资料分析 |
| 1.1 3554例结直肠癌患者临床病理资料分析 |
| 1.2 结直肠癌危险因素Logistic多因素分析 |
| 1.3 结直肠癌患者随访资料分析 |
| 2.实验结果 |
| 2.1 血吸虫病和非血吸虫病结直肠癌组织中巨噬细胞的计数 |
| 2.2 巨噬细胞在不同阶段合并血吸虫病肠组织中的表达 |
| 2.2.1 统计分析不同阶段血吸虫病肠组织中的巨噬细胞 |
| 2.3 有无淋巴结远处转移结直肠癌组织中巨噬细胞的表达 |
| 2.3.1 统计分析有无淋巴结远处转移组巨噬细胞表达 |
| 讨论 |
| 1.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结直肠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分析 |
| 1.1 临床特征分析 |
| 1.2 病理资料分析 |
| 1.3 Logistic多因素分析 |
| 1.4 血吸虫病和非血吸虫病结直肠癌患者预后生存资料比较 |
| 2.组织病理学染色结果 |
| 2.1 血吸虫病和非血吸虫病结直癌组织中巨噬细胞的表达 |
| 2.2 不同阶段血吸虫病肠组织中巨噬细胞表达 |
| 2.3 有无淋巴结远处转移结直肠癌患者组织巨噬细胞的表达 |
| 3.总结 |
| 结论 |
| 引用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读研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住院病人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筛查及快速筛查方法的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第1章 绪论 |
| 1.1 丙肝的流行病学 |
| 1.1.1 全球的疾病负担 |
| 1.1.2 各地区流行状况 |
| 1.1.3 全球基因型分布 |
| 1.1.4 传播途径 |
| 1.1.5 特殊人群的流行病学研究 |
| 1.1.6 我国的丙肝流行病学研究 |
| 1.2 HCV病原学 |
| 1.3 HCV感染的自然史 |
| 1.4 丙肝的预防与诊治 |
| 1.4.1 预防措施 |
| 1.4.2 实验室检查 |
| 1.4.3 诊疗及管理 |
| 1.4.4 抗病毒治疗 |
| 1.5 防治丙肝面临的挑战 |
| 1.5.1 WHO的战略目标 |
| 1.5.2 我国丙肝防治面临的挑战 |
| 1.5.3 HCV筛查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
| 1.5.4 HCV筛查策略 |
| 1.5.5 HCV筛查方法 |
| 第2章 住院病人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筛查 |
| 2.1 研究对象和方法 |
| 2.1.1 研究对象 |
| 2.1.2 研究方法 |
| 2.2 实验方法 |
| 2.2.1 HCV抗体的检测 |
| 2.2.2 主要仪器和试剂 |
| 2.2.3 统计学分析 |
| 2.3 研究结果 |
| 2.3.1 研究对象的选择和分布 |
| 2.3.2 研究人群的人口学特征 |
| 2.3.3 不同性别、年龄间HCV抗体阳性率的比较 |
| 2.3.4 HCV抗体阳性患者年龄分布 |
| 2.3.5 不同地区HCV抗体阳性情况 |
| 2.3.6 不同地区HCV抗体阳性率随年龄的变化情况 |
| 2.3.7 不同科室HCV抗体阳性情况 |
| 2.3.8 全国丙肝抗体检测情况推算 |
| 2.3.9 加强医院内丙肝筛查管理建议 |
| 2.4 讨论 |
| 第3章 丙肝病毒感染快速筛查方法的效能评价 |
| 3.1 研究方法 |
| 3.1.1 总体方案设计 |
| 3.1.2 研究对象 |
| 3.1.3 研究步骤 |
| 3.1.4 主要试剂 |
| 3.1.5 主要仪器 |
| 3.2 实验方法 |
| 3.2.1 考核试剂检测 |
| 3.2.2 参比试剂1检测 |
| 3.2.3 血样采集及处理 |
| 3.2.4 血清样本检测 |
| 3.2.5 数据收集 |
| 3.2.6 统计学分析 |
| 3.3 研究结果 |
| 3.3.1 受试者分布 |
| 3.3.2 各中心检测情况 |
| 3.3.3 人口学资料及临床特征 |
| 3.3.4 检测结果描述性统计 |
| 3.3.5 考核试剂与金标准的一致性 |
| 3.3.6 考核试剂与参比试剂1的一致性 |
| 3.3.7 考核试剂与参比试剂2的一致性 |
| 3.3.8 参比试剂1与金标准的一致性 |
| 3.3.9 参比试剂2与金标准的一致性 |
| 3.3.10 自采自测使用方式的适用性 |
| 3.3.11 病毒学阳性检出率 |
| 3.3.12 假阴性结果分析 |
| 3.3.13 低滴度样本分析 |
| 3.4 讨论 |
| 第4章 结论 |
| 第5章 本实验创新点及意义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重大疾病患者住院医疗费用影响因素及控制对策 ——以肠癌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阐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单病种付费概念 |
| 2.1.2 DRGs付费的概念 |
| 2.1.3 临床路径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卫生服务需求理论 |
| 2.2.2 控制论 |
| 第3章 肠癌患者住院费用现状及影响因素 |
| 3.1 资料来源 |
| 3.1.1 资料纳入标准 |
| 3.1.2 资料排除标准 |
| 3.2 肠癌患者住院费用现状 |
| 3.2.1 肠癌患者年龄分布情况 |
| 3.2.2 肠癌患者性别分布情况 |
| 3.2.3 肠癌患者住院天数分布情况 |
| 3.2.4 肠癌患者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情况 |
| 3.2.5 肠癌患者转归情况 |
| 3.2.6 肠癌患者人均住院费用构成分布情况 |
| 3.2.7 肠癌患者住院费用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
| 3.3 住院费用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
| 3.3.1 方法选择及赋值 |
| 3.3.2 模型摘要及方差分析 |
| 3.3.3 结果与分析 |
| 第4章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存在问题 |
| 4.1.1 患者部分医疗项目费用增长高 |
| 4.1.2 患者住院周期长 |
| 4.1.3 医生积极性不高 |
| 4.2 原因分析 |
| 4.2.1 目前仍以按项目付费制度为主 |
| 4.2.2 医用耗材成本高 |
| 4.2.3 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 |
| 4.2.4 重大疾病保障体系不够完善 |
| 4.2.5 公立医院需要补偿机制不健全 |
| 第5章 重大疾病患者住院医疗费用控制对策 |
| 5.1 增加政府财政投入 |
| 5.2 合理运用临床路径 |
| 5.3 建立相应的病种质量控制和评价体系 |
| 5.4 缩短平均住院天数 |
| 5.5 改革支付方式 |
| 5.6 加强医德医风建设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背景下道德风险的控制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1.1 阐述供需双方道德风险产生机制 |
| 1.3.1.2 研究供需双方道德风险表现形式 |
| 1.3.1.3 阐述供需双方道德风险造成的结果 |
| 1.3.1.4 借鉴发达国家对道德风险控制的经验措施 |
| 1.3.1.5 分析商保与医院合作对控制道德风险的效果 |
| 1.3.2 研究方法 |
| 1.3.2.1 文献分析法 |
| 1.3.2.2 问卷调查法 |
| 1.3.2.3 VAR模型方法 |
| 1.3.2.4 Heckman模型方法 |
| 1.3.2.5 PSM-DID方法 |
| 1.3.3 数据来源 |
| 1.3.4 技术路线 |
| 2.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基础理论 |
| 3.供需双方道德风险产生的机制 |
| 3.1 道德风险产生机制的理论阐述 |
| 3.2 医疗费用差异性分析及道德风险产生机制演算 |
| 3.2.1 医疗费用的差异性分析 |
| 3.2.2 道德风险产生机制的演算 |
| 4.供需双方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 |
| 4.1 道德风险表现形式技术路线 |
| 4.2 商业健康险中供方道德风险表现形式 |
| 4.3 车险医疗中供需双方道德风险表现形式 |
| 5.供需双方道德风险造成的结果 |
| 5.1 分解住院造成医保基金效率降低 |
| 5.2 过度检查造成医保基金浪费 |
| 5.3 虚增住院天数造成医保基金浪费 |
| 5.4 过度手术造成医保基金浪费 |
| 5.5 诱导住院造成医保基金效率降低 |
| 5.6 挂床住院造成医保基金效率降低 |
| 6.国际及国内道德风险控制措施经验借鉴 |
| 6.1 国际道德风险控制措施 |
| 6.1.1 美国 |
| 6.1.2 英国 |
| 6.1.3 日本 |
| 6.1.4 德国 |
| 6.2 案例评析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的合作效果 |
| 6.2.1 保险公司控制道德风险的定性分析 |
| 6.2.2 保险公司控制道德风险的定量分析 |
| 7.结论 |
| 7.1 供需双方可能存在道德风险 |
| 7.2 高报销比例及经济水平导致高道德风险 |
| 7.3 供需双方道德风险可能存在的表现形式 |
| 7.4 控制道德风险有利于降低不合理医疗费用 |
| 7.5 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合作能控制道德风险 |
| 8.讨论及建议 |
| 8.1 需方道德风险控制措施 |
| 8.1.1 加强患者就诊行为教育,引导患者有序就医 |
| 8.1.2 完善基层的守门人制度,提供理性医疗决策 |
| 8.1.3 提供医保适度保障水平,提高价格的敏感性 |
| 8.2 供方道德风险控制措施 |
| 8.2.1 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转变健康服务模式 |
| 8.2.2 完善医疗信息披露机制,缓解信息不对称性 |
| 8.2.3 完善再入院率监管系统,约束分解住院行为 |
| 8.2.4 改进医疗机构考评机制,减少过度检查行为 |
| 8.3 保险机构对道德风险的控制措施 |
| 8.3.1 完善适度待遇保障机制,警惕医保福利化 |
| 8.3.2 鼓励多种医保合作模式,发挥商保专业性 |
| 8.3.3 优化医疗机构补偿机制,提高控费积极性 |
| 8.3.4 建立管用有效支付方式,强化激励约束 |
| 8.3.5 推进医保与药商的合作,实现医药分离 |
| 8.3.6 引入第三方的监管机构,实施智能监控 |
| 9.创新之处 |
| 10.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7）3D打印技术专业“三教”改革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1 3D打印技术专业“三教”面临的突出问题 |
| 1.1 师资团队的教学素养相对偏差 |
| 1.2 3D打印技术专业教材不成体系，资源匮乏 |
| 1.3 教法难以提升学生参与的主动性 |
| 2 3D打印技术应用专业“三教”改革措施 |
| 2.1 通过“名师引领、双元结构、分工协作”的准则塑造团队 |
| 2.1.1 依托有较强影响力的带头人，有效开发名师所具备的引领示范效果 |
| 2.1.2 邀请大师授教，提升人才的技术与技能水准 |
| 2.2 推进“学生主体、育训结合、因材施教”的教材变革 |
| 2.2.1 设计活页式3D打印教材 |
| 2.2.2 灵活使用信息化技术，形成立体化的教学 |
| 2.3 创新推行“三个课堂”教学模式，推进教法改革 |
| 2.3.1 采取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法 |
| 2.3.2 构建与推进更具创新性的“三个课堂”模式 |
（8）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述评 |
| 三、研究问题、假设和案例选取 |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五、主要内容和框架 |
| 第一章 全球卫生治理的源起、发展与内在困境 |
| 第一节 全球卫生治理的源起及基本要素 |
| 一、全球卫生治理兴起的背景 |
| 二、全球卫生治理的概念及特点 |
| 三、全球卫生治理的主要对象 |
| 四、全球卫生治理的主要行为体 |
| 第二节 全球卫生治理的机制与规范 |
| 一、国际卫生治理机制与规范的产生 |
| 二、全球卫生治理机制与规范的发展 |
| 第三节 全球卫生治理的内在困境 |
| 一、全球卫生领导权和协调机制模糊 |
| 二、全球卫生资金投入不足 |
| 三、全球卫生问责、监督和执行机制缺位 |
| 小结 |
| 第二章 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动机与目标 |
| 第一节 加拿大自由国际主义理论思潮与其战后的国际行为 |
| 一、自由国际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内涵 |
| 二、自由国际主义理论对加拿大参与全球事务的影响 |
| 第二节 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动机 |
| 一、维护国际、国家和人的安全 |
| 二、建构良好海外形象与提升国际影响力 |
| 三、推广国家价值观 |
| 第三节 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主要目标 |
| 一、促进全人类健康和卫生平等的实现 |
| 二、追求全球卫生大国和人道主义大国的地位 |
| 小结 |
| 第三章 参与卫生机制的创立：加拿大与世界卫生组织 |
| 第一节 加拿大与世界卫生组织的缘起 |
| 一、早期国际卫生会议的召开 |
| 二、二战前国际卫生组织的建立 |
| 三、卫生问题纳入《联合国宪章》 |
| 第二节 加拿大对世界卫生组织创立的推动 |
| 一、加拿大在技术筹备委员会中的作用 |
| 二、加拿大在国际卫生大会中的作用 |
| 三、加拿大在临时委员会中的作用 |
| 第三节 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与奇泽姆当选总干事 |
| 一、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与总干事人选 |
| 二、加拿大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 |
| 小结 |
| 第四章 推动卫生规范的制定：加拿大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
| 第一节 加拿大与《公约》的由来 |
| 一、烟草使用危害及全球控烟挑战 |
| 二、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控烟的早期努力 |
| 三、加拿大对授权制定《公约》的倡导 |
| 第二节 加拿大对《公约》制定的推动 |
| 一、对《公约》制定的资助 |
| 二、对《公约》谈判的推动 |
| 三、对非政府组织参与《公约》制定的倡导 |
| 第三节 《公约》的出台与加拿大的执行 |
| 一、《公约》的出台及其意义 |
| 二、加拿大对《公约》的执行 |
| 小结 |
| 第五章 主导卫生援助与平等的实现：加拿大与《马斯科卡倡议》 |
| 第一节 加拿大与《马斯科卡倡议》的缘起 |
| 一、妇女儿童健康的意义及困境 |
| 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与妇女儿童健康 |
| 三、“母婴儿童健康”设定为八国峰会关键议题 |
| 第二节 加拿大对《马斯科卡倡议》的筹备 |
| 一、筹划国内政策 |
| 二、寻求国际共识 |
| 第三节 加拿大与《马斯科卡倡议》的出台 |
| 一、《马斯科卡倡议》的出台 |
| 二、加拿大在《马斯科卡倡议》中的领导作用 |
| 第四节 加拿大对《马斯科卡倡议》的执行与跟进 |
| 一、加拿大对《马斯科卡倡议》的执行 |
| 二、加拿大对《马斯科卡倡议》的跟进 |
| 小结 |
| 第六章 应对卫生危机：加拿大与“非典”和“埃博拉”疫情 |
| 第一节 加拿大抗击“非典”疫情 |
| 一、加拿大爆发“非典”疫情的应对与教训 |
| 二、“非典”疫情暴露的国内公共卫生问题 |
| 三、加拿大对遏制“非典”疫情的全球贡献 |
| 第二节 国内卫生机制与国内外卫生安全战略的加强 |
| 一、国内公共卫生机制的改革 |
| 二、国家及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的加强 |
| 第三节 加拿大抗击西非“埃博拉”疫情 |
| 一、西非“埃博拉”疫情的原因与危害 |
| 二、加拿大防范“埃博拉”疫情的国内举措 |
| 三、加拿大遏制“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作为 |
| 小结 |
| 第七章 理论解释：加拿大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理念与行为 |
| 第一节 自由国际主义理论下的角色定位与路径选择 |
| 一、自由国际主义下的参与者和领导者角色 |
| 二、自由国际主义下的多边合作路径选择 |
| 三、务实主义哲学与加拿大角色定位和路径选择的灵活性 |
| 第二节 “推拉力”下的角色调整和路径转变 |
| 一、国际因素 |
| 二、国内政府因素 |
| 三、国内社会因素 |
| 四、医学研究与创新因素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9）湖北省乳腺癌流行趋势与早诊早治的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全文缩写词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课题研究思路 |
| 第一部分 湖北省女性乳腺癌流行现状及趋势研究 |
| 第一节 湖北省女性乳腺癌流行趋势研究 |
| 1 资料和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小结 |
| 第二节 武汉市女性乳腺癌流行趋势研究 |
| 1 资料和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小结 |
| 第二部分 乳腺癌人群筛查与早诊早治的影响因素研究 |
| 第一节 女性乳腺健康信息需求与筛查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
| 1 资料和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小结 |
| 第二节 女性乳腺癌患者延迟就医的影响因素研究 |
| 1 资料和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小结 |
| 第三部分 全文总结 |
| 研究结论 |
| 创新点与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致谢 |
（10）政府应对人感染禽流感防控政策演化逻辑研究 ——以广东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内容、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2 人感染禽流感疫情演变及其防控政策历程 |
| 2.1 禽流感疫情演变及其防控政策 |
| 2.2 人感染H5N1禽流感疫情演变及其防控政策升级 |
| 2.3 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演变及其防控政策再升级 |
| 3 政府应对人感染禽流感防控政策的整体演化过程分析 |
| 3.1 渐进决策模式与多源流理论综合分析框架 |
| 3.2 政府应对人感染禽流感防控政策的渐进调整分析 |
| 3.3 政府应对人感染禽流感防控政策的多源流分析 |
| 4 政府应对人感染禽流感防控政策的关键阶段政策过程分析 |
| 4.1“休市”政策阶段过程分析 |
| 4.2“生鲜”政策阶段过程分析 |
| 5 结论：政府应对人感染禽流感防控政策的演化逻辑 |
| 5.1 政府应对人感染禽流感防控政策演化过程凸显渐进决策的特色 |
| 5.2 政府应对人感染禽流感防控政策是中国特色多源流耦合过程 |
| 5.3 政府应对人感染禽流感防控政策演化趋势与展望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专着 |
| 二、中文期刊文献 |
| 三、英文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
| 附录B |
| 附录C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说明 |
| 致谢 |
四、死亡人数不断上升 日本开始对肿瘤药物“伊莱萨”采取严格控制措施（论文参考文献）
- [1]鹅膏毒肽所致肝损伤的代谢组学研究以及毒理学作用机制验证[D]. 陈宵.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02)
- [2]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开发与实践[D]. 张斌斌. 广州大学, 2020(02)
- [3]肠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的极化调控血吸虫病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D]. 王子健. 皖南医学院, 2020(01)
- [4]住院病人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筛查及快速筛查方法的评价[D]. 刘丽莉. 吉林大学, 2020(08)
- [5]重大疾病患者住院医疗费用影响因素及控制对策 ——以肠癌为例[D]. 陈媛媛. 江苏大学, 2020(05)
- [6]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背景下道德风险的控制策略研究[D]. 邓靖. 成都中医药大学, 2020(02)
- [7]3D打印技术专业“三教”改革探索[J]. 刘森,张书维,侯玉洁. 数码世界, 2020(04)
- [8]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研究[D]. 徐文姣.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9]湖北省乳腺癌流行趋势与早诊早治的影响因素研究[D]. 程瑶.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3)
- [10]政府应对人感染禽流感防控政策演化逻辑研究 ——以广东省为例[D]. 张敏. 暨南大学, 20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