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冶金教育2001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表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袁园[2]（2020）在《“大学丛书”之教育学教科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学教科书建设一直是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课题,近代高等教育肇兴以来,教科书发展一直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随着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和中外教育交流的促进,我国教科书开始走上了引进之路。随着大学制度的逐步完善和教科书建设的逐渐规范,我国教育学术开始独立发展,大学教科书开始进入中国化的自主编写阶段。回溯清末民国的教育学教科书的发展历程,不仅可以从历史角度追寻教育学教科书建设的基本情况和脉络,还可以总结其发展规律,为当代大学教育学教科书建设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清末民国时期,我国的教育学教科书处于以引进为主要特征的萌芽阶段,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在提倡新式教育的同时,认识到教科书的重要性,并通过颁布一系列政策,鼓励官营和民营出版机构,自主编写教科书,发展教育事业。由此,我国教育学教科书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引进外国教科书到模仿外国教本尝试自主编写最后到带有中国化特征的自主编写的过程。文中通过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主要梳理清末民国的教育学教科书发展历程,剖析大学丛书的具体情况,并总结其呈现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以期为当前高等教育教科书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全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从宏观角度梳理清末民国的教育学教科书发展历程。回顾近代教育学教科书的发展历程,教科书经历了引进、模仿、到中国化的演变历程,通过对这一时期教育学教科书发展历程的梳理,总结其发展规律和特点,并引出“大学丛书”出版发行的时代背景。第二部分主要从中观层面分析大学丛书编写的前提与证成。首先,对大学丛书委员会人选的确定与组织进行分析和讨论。大学丛书委员会从计划到成立,委员会人选也由从无到有,最终确定为55人;其次,从《大学丛书目录》的蕴酿与制定角度论述这一时期大学丛书目录的演变。《大学丛书目录》经历了由最初的征集大学科目一览,到中期的《大学科目草案》到最后的《大学丛书目录》,经过几番讨论与修正,才确定并出版。《大学丛书目录》的确定也为大学丛书的稿本征集和出版发行,建立了基本框架;最后,分析大学丛书稿本的征集与审查。大学丛书稿本主要有商务印书馆早先出版着述、大学从书委员会专家推荐稿、商务印书馆向国内专家约稿等三种稿件。稿本的审查根据各委员学之所长,进行审查。审查有严格的程序,秉承科学精神,对于学术性、专业性不强的书稿,不予通过,最终不会作为大学丛书出版。第三部分是对已通过大学丛书审查,作为大学丛书出版的教育学教科书进行分析,先从教育学教科书的内容、特点和价值取向三个方面入手,深入分析大学丛书教育学教科书的内涵和价值。第四部分主要是对大学丛书教育学教科书进行反思与总结,大学丛书出版初期面临的质疑与批评,反思大学丛书出版的不足,并从中获得当代大学教科书建设的启示。
裴世东[3]（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黄薇[4]（2018）在《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古代青铜器是享誉世界的文物,自史前时代诞生,到战国末年,至少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有关青铜器的研究自北宋金石学始,也有一千年的历史。面对不断涌现的青铜器发现资料和研究成果,需要我们整理归纳,考镜源流,阐述近千年来青铜器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特征。本文采用时间分期的方式,尝试综合分析每一时期青铜器研究的特点与方法。共分为五期。第一期是萌芽期,谈宋代以前的青铜器研究。宋代之前的人们认为发现铜器是一种祥瑞之事,并且已经开始对铜器年代进行初步判断,研究成果大多零星记载于文献中。第二期是雏形期,谈宋代到清代的青铜器研究。宋代学者的最大的贡献是确立了青铜器研究的着录形式与研究体例,对铜器进行了初步的定名与分类,开创了青铜器研究的最初研究范式,为后世树立了典范。清代学者将青铜器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纠正了宋人在定名与分类等方面的一些问题,且研究者众,着述丰富。本期重要特点是重视铭文研究,并取得较高的成绩。第三期是蜕变期,谈民国时期的青铜器研究。随着民国时期铜器标准器断代法的提出,考古层位学与类型学的运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开始科学化,铜器的定名和分类研究进一步明晰,青铜器研究已开始脱离金石学的窠臼。第四期是融合期,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此时青铜器研究已经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体系进一步完善,专题研究成果显着,并关注青铜器的起源问题,研究类别也扩展到兵器、工具、农具等。第五期是成熟期,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本文成稿时。此时青铜器综合研究的方法已成为学界共识,“多因素综合分析断代法”得以熟练运用,通过青铜器分期分区系研究,已基本构建起中国的青铜文化谱系,并深入研究青铜器与中国文明以及世界文明的关系。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史的发展有三个值得注意的动因。首先是物质方面的原因。1925年7月,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大学（当时叫清华学校）演讲时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①。正是由于青铜器的不断发现,尤其是经考古发掘的青铜器的问世,促进了青铜器研究这门分支学科的新生。萌芽期、雏形期的青铜器都是偶然零星发现,非特意寻找。蜕变期之后,有了科学考古发掘,青铜器出土有了地层学做参照,类型学做基础,拓展了青铜器整体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其次是学术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考古学的介入。在西方考古学传入后,地层学、类型学的应用,使得青铜器研究产生了巨大的蜕变,真正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从此青铜器研究在目的、对象、内容、方法等方面都焕然一新。研究目的,由雏形期之前的补史正经、考礼问道,变为蜕变期之后,通过青铜器遗物以及相关遗址等,来考察当时的人类社会生活。在萌芽期和雏形期,研究对象局限于偶然得到零散青铜器。蜕变期的研究对象是传世青铜器与新出土无地层关系的青铜器群。而到了融合期、成熟期,研究对象是所有出土的与传世的青铜器,包括青铜车马器、工农具等。研究内容也扩展为“三大层面六大线条”:即考古与历史层面、艺术层面、科技层面;形制、纹饰、铭文、分期、地域、铸造六大线条。青铜器研究方法由浅到深,从粗到细,由单件器物的研究到器群的研究,再提升到研究青铜器的背后族群、文化等深层次问题。青铜器研究形成了将历史文献与出土发现相结合,重视考古学角度的考察,并进行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基本成熟的研究范式。再次是研究群体的变化。萌芽期与雏形期时,研究群体是以单纯的古文字学家、经学家、金石学家组成。而蜕变期之后的研究群体发生了变化,大体分为两大群体。一是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如王国维、容庚、郭沫若、唐兰、陈梦家、李学勤等先生。二是考古学家,如李济、郭宝钧、邹衡等先生。同时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研究者参与。以上两大研究群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携手共进,共同开创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新时代。最后,有几点说明,本文中青铜器研究包括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农具等,未包括铜钱、铜镜等类别。又因关于金文、铭文的研究已有专论,故文中在此方面不做过多介绍。由于时间关系及本人能力所限,文中未对铜器铸造等科技方面以及海外铜器研究情况做深入考察,希望日后有机会补充完善。
武月清[5]（2016）在《包头钢铁公司的创建与技术创新（1953-1965年）》文中研究指明包头钢铁公司（简称包钢）是建国初期我国三大钢铁基地之一,它的兴建与投产可视为我国现代钢铁工业早期技术发展的模式,是我国现代钢铁工业化的缩影。对包钢的研究是中国现代钢铁工业史、技术史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通过挖掘档案史料,系统整理与包钢相关的文献,分析包钢建设初期（1953-1965年）在时政影响下的建厂举措,考察现在的炼钢厂、炼铁厂,对包钢铁从苏联引进的技术及受到技术决策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系统搜集相关档案资料及未公开发表的厂志,对包钢建设初期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和归纳,分析立项建设包钢的原因,并对比当时中、苏及世界主要产钢国的冶炼技术水平,分析包钢建设初期从苏联引进冶炼技术的水平、所遇技术难题,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如何进行技术改造创新等问题。研究认为：包钢因白云鄂博存在稀土共生矿的特殊性,当时我方既无技术根基,又无参考经验,从苏方引进的技术和设备并不适应,遇到了各种技术难题,包钢的技术创新之路围绕解决这些难题展开,包钢的冶炼攻关史就是一部钢铁行业的技术进步史。再者,包钢的大规模建设适逢“大跃进”时期,一系列政治运动导致的技术决策出现偏差和错误,使中国的钢铁行业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本文对以包钢为中心的内蒙古“大炼钢铁”运动作进一步分析,总结包钢因没有遵循钢铁行业科学发展规律,技术发展受到重挫的经验教训。这些工作,弥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尤其是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角度进行综合考察,分析政治干预对技术决策的影响,指出这是前人关注较少而对包钢技术发展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二、根据档案文献等资料,根据档案文献等资料,回顾包钢早期在技术能力本土化的进程中如何培养自己的工程师和工人；总结苏联工程师在包钢建设中的作用和特点；并以首任经理、技术专家型领导干部杨维做为个案进行研究,强调科学决策对人才培养、技术和事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本文文末还对包钢实际建设情况与原有设计规划及同期武汉钢铁公司的建设情况进行对比,研究表明包钢因其矿源的特殊性及政治决策的影响程度大于武钢,致使其技术的发展落后于武钢,对后续的建设影响也比较大。第三、本文把包钢的发展置于现代钢铁技术体系下进行研究,表明包钢虽在建设初期遇到种种困难,未能按最初的规划如期建成,但在北方边疆地区,包钢平地起家,不仅在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当时华北地区唯一的一家大型钢铁基地,后来又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稀土工业基地和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工业企业,对于全国钢铁工业合理布局的形成,尤其是带动整个自治区为工业为中心的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不能因包钢遭受的损失低估它对钢铁技术现代化的意义。中国现代钢铁工业技术起步于从苏联引进的技术,然后逐步走上自力更生技术创新之路,其发展是在跌宕起伏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不同时期采用的技术政策对钢铁行业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总结各个阶段技术发展的特点,可看出技术决策的决定性作用；包钢的技术路线反映出中国现代钢铁工业技术发展的变迁,并对今天的技术创新,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
张海侠[6]（2016）在《巴纳对西周青铜器铭文辨伪研究的贡献 ——以毛公鼎为中心》文中认为巴纳（Noel Barnard）,着名汉学家,致力于中国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研究,曾任职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到目前为止,他出版专着13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他无论是在青铜器研究上还是在楚帛书研究上都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在研究方法问题上和史料批判问题上,对同时代中外学者有很大影响,但很遗憾的是,由于他的研究课题往往是跨学科研究,而且其中大部分文章是用英文撰写,并在国外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所以目前国内学界很少有人系统地了解他的学术成绩,尤其就他对青铜器铭文辨伪的研究来讲,国内外学界几乎还没有人做过全面的介绍和总结。鉴于此,本论文拟在全面搜集相关文献着作的基础上,对巴纳有关青铜器辨伪研究,尤其对毛公鼎辨伪研究及由此引发的相关学术争论进行介绍总结,并对其学术意义进行讨论。本文分为正文和附录两大部分。正文部分共为三章。第一章绪论。首先简要介绍巴纳的基本情况及其学术研究;其次,介绍国内学者对巴纳研究的介绍与评价;最后,我们阐述了论文的选题意义与论文资料的搜集过程。第二章巴纳青铜器辨伪研究。首先介绍巴纳提出的“字体结构不变律”及引发的争论;其次介绍巴纳对毛公鼎真伪的看法及由此展开的争论;最后是相关问题研究。第三章巴纳青铜器铭文辨伪研究的得失。附录部分是巴纳编年目录。
马丹[7]（2014）在《从“百工之术”到现代设计 ——《装饰》杂志研究（1958-2001）》文中研究指明《装饰》杂志是我国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设计类综合性学术刊物，创刊于1958年2月，曾于1961年停刊，1980年复刊至今。《装饰》的历程与中国设计发展同步，是中国设计从传统手工文化向现代、后现代设计转型过程的直接反映。本论文第一章从手工业经济布局、经济中心的迁移、官营手工业和民营手工业的历史、行会制度以及百工身份的概述出发，对中国传统手工文化作全面的简单性陈述。建国初期为配合经济发展，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催生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成立以及《装饰》杂志的创刊。第二章对《装饰》的历程进行了总结归纳，主要阐述了《装饰》的办刊宗旨、创刊号内容以及停刊与复刊的发展过程。本文的主体部分为三、四、五章，以时间为顺序致力于对《装饰》中传统手工艺向现代设计的转型进行历史性的考量。根据西方对设计史研究的三条线索，转型包括设计的思想转型、形式转型与材料三方面转型。当然，基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这种转型又呈现出中国特有的本土化特征。第三章是对1958—1961年间《装饰》所刊登文章内容的提升，这期间的《装饰》中已呈现有反装饰、提倡理性精神的现代设计思想痕迹。在强调意识形态的时代，这些痕迹只能淹没在政治氛围的包围之中，并未迸发出设计革命的力量。第四章、第五章集中阐释的是1980—2001年20年间《装饰》中现代设计观从无到有的形成过程。第四章分为两个部分，从这一阶段的《装饰》可以看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条件下，通过对材料、形式、功能的探索，设计逐渐摆脱政治束缚，面向市场与大众消费，进入了中国现代设计的快速发展时期。以上世纪90年代至2001年第100期《装饰》所刊载的内容为依据，第五章所呈现的是中国设计蓬勃发展的10年。在吸纳西方成果之外，对科学与艺术关系的探讨、对于商业美术之道、对于设计教育的规范化途径以及新兴工艺美术门类的介绍表现出一种认识上的成熟。后工业文明的背景下生态设计观以及计算机技术的引入，使得中国设计快速与世界并轨。第六章主要是从消费文化背景下，阐述《装饰》与当代中国设计的关联。以中外同时期设计比较的方式确立《装饰》在中国设计历史中的价值与贡献，中国设计的最终发展要依靠自身的文化自觉。结论中本论文的论点是通过对《装饰》历程的研究，中国设计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是从反装饰的思想、简约化的形式、现代工业材料的引入三个方面展开。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线，之前是意识形态的物质化反映，之后是工业化、消费文化在设计活动中的反映。同时，反传统并未消除传统，工艺美术在转型过程中依然是与时俱进、求新发展，形成了手工与机器生产协调并进、互为补充的发展格局。
乔敬博[8]（2014）在《基于图式理论的中国公司与英美公司简介对比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公司简介是公司向顾客和投资者展现公司形象的有效外宣手段。然而,过去对于该文体的研究多基于文字层面,缺乏从认知理论方面进行的研究。图式理论认为读者在长期阅读过程中己形成对所读材料的图式,在阅读该类型文本时会依据头脑中现存的图式对文章进行预测,契合读者已有图式的文章能够很快被读者理解与接受,二语写作者或译者可以目的语读者所具备的该类型文章图式为依据进行英文文本的构建。因此,本文拟引入认知语言学中的图式理论,从语言图式、内容图式和结构图式三个层面探讨中国公司简介与英美公司简介图式的异同,并分析二者异同的原因。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发现,中国公司与英美公司在语言图式、内容图式及结构图式三个层面均有异同。二者在三个图式层面的相同点源于二者属于同一类型文本且主题相同,因此其图式中基本要素及构建形式相似。而二者在三个图式层面的差异源于中国公司与英美公司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其思维方式与文化价值观有差异。中国公司的英文简介可基于对二者差异的了解进行构建和改善。论文最后一章指出文中存在的不足,并为将来的图式研究提出了建议。
王新春[9]（2012）在《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学史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简称“西北科学考查团”）是在1927年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合作组建的学术考察团体。它是近现代第一个由中国人主持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体,成员包括了中国、瑞典、德国、丹麦等国的学者,考察时间长达8年,考察地域包括了中国北方、西北、中部的十二个省份,考察内容涵盖了地理学、大地测量学、地质学、古植物学、古无脊椎动物学、古脊椎动物学、考古学、民族学、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十多个学科领域。本文以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作为主要研究内容,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调查和研究成果进行专题研究,力图全面、系统、细致地总结考察团在中国西北地区的田野考古和研究成果,探讨其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价值和意义。以此为目的,本论文分为七个章节进行论述：第一章首先对西北科学考查团组建的背景、过程和影响进行论述,指出了考古方面是中国学术界与斯文·赫定争议的核心,分析中国学者和斯文·赫定在考古学方面的态度和作为。第二章全面论述了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工作。本文首次将非考古专业学者的考古活动纳入了研究范畴,展现了西北科学考查团田野考古的完整面貌,促进了人们对近现代中国西北考古认识更加全面和完整。第三章以调查搜集品的流散和保存为核心,首先梳理整个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搜集品的运输情况,弄清考古搜集品的内容和运输过程,然后对斯文·赫定借出考古搜集品的规定、流程等问题进行细致的研究,最后细致调查、梳理了考古搜集品的存放地点、损失情况、流散情况和最后的保存地。第四章概述了中国和瑞典的考古研究着述,主要论述西北科学考查团所获文书的刊布与研究状况,并在细节方面进行了考证。第五章论述了瑞典学者的考古研究情况,以期展现瑞典关于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研究成果之全貌,并对这部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进行评述。第六章对西北科学考查团的两位专门的考古学者贝格曼与黄文弼进行专题研究,系统总结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价值,并从学术背景、考察目的、考察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对二人的考古和研究进行对比,分析东西方视野下的中国西北考古研究之异同,并对他们在现代中国西北考古中的意义和价值进行探讨。第七章通过三个方面的论述,分析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研究与近代中国考古学之兴起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对中外学术发展的影响,从而对其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有一准确的定位。
周勇[10]（2011）在《“鞍钢宪法”的历史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鞍钢宪法”是建国后十年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经验的总结,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企业管理和技术革新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由于受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制约,“鞍钢宪法”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局限性,并因而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对“鞍钢宪法”的历史背景、形成过程、历史影响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又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评价,不仅肯定其中科学合理的因素和积极的、正面的影响,从而在一定范围内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而且不回避其中的失误和不足,并分析其中的原因,总结其中的教训。第一章主要是阐述“鞍钢宪法”诞生之前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思想的发展状况,这是“鞍钢宪法”形成的重要历史背景之一。第二章阐述“鞍钢宪法”形成的具体过程。先是在第一章的基础上概括了“鞍钢宪法”的历史背景。接着阐述了鞍钢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的突出表现以及毛泽东批示关于“鞍钢宪法”的具体过程。最后,结合对毛泽东批示的文本分析对“鞍钢宪法”的思想内容以及当时的解读作了系统分析。第三章阐述“鞍钢宪法”的曲折历史命运,也就是在其诞生以后的传播、推广状况及历史影响。在“鞍钢宪法”诞生之初,因为中苏论战的原因没有在国内公开宣传,只是在冶金工业部门和大型企业中进行了宣传和推广。在随后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鞍钢宪法”与贯彻《工业七十条》、学解放军、学大庆等结合起来,虽然在客观上得到了一定的继承和发扬,但也未形成单独的宣传声势。“文化大革命”时期,“鞍钢宪法”形成浩大的宣传声势,但却被严重的扭曲了。因此,改革开放之前“鞍钢宪法”没有获得全面的、科学的解读,这为它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长期被忽视埋下了伏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鞍钢宪法”的基本精神有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第四章是关于“鞍钢宪法”的历史评价。第一节分析“鞍钢宪法”诞生的历史必然性,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以“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历史必然性作典型分析,从认识论的角度论证“鞍钢宪法”的历史必然性。其次,将“两参一改”与天桥经验的“三参一改”进行比较,从内容与形式的角度分析“鞍钢宪法”的历史必然性。再次,从“宪法”的命名方式着手,通过层层剖析,论证“鞍钢宪法”作为十年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经验总结的必然性。最后,逐层论证十年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经验为什么会出现在东北、出现在鞍钢。第二、三节分别分析“鞍钢宪法”的历史局限性、合理内核。
二、中国冶金教育2001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冶金教育2001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大学丛书”之教育学教科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四)文献综述及述评 |
| (五)研究设计 |
| (六)研究重难点及创新点 |
| 一、回溯与重拾:中国近代教育学教科书的发展历程 |
| (一)引进:中国近代教育学教科书的初现 |
| (二)模仿:中国近代教育学教科书的嬗变 |
| (三)国化:中国近代教育学教科书的发展 |
| 二、依据与确立:大学丛书编写的前提与证成 |
| (一)前提:大学丛书委员会的确定与组织 |
| (二)依据:大学丛书目录的蕴酿与制定 |
| (三)证成:大学丛书稿本的征集和审查 |
| 三、意蕴与价值:教育学教科书的内涵和价值 |
| (一)大学丛书教育学教科书的内容 |
| (二)大学丛书教育学教科书的特点 |
| (三)大学丛书教育学教科书的价值 |
| 四、反思与总结:大学丛书的问题与启示 |
| (一)质疑与批评 |
| (二)问题与不足 |
| (三)反思与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二章 两宋以前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三章 宋代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着录体例的形成与确立 |
| 二、在定名与分类方面的贡献 |
| 三、以铭文为中心的断代研究 |
| 第四章 元明时期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五章 清代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清代前期 |
| 二、清代中期 |
| 三、清代后期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着录书籍大量问世 |
| 二、书籍质量的提高 |
| 三、着录体例的进一步完善 |
| 四、定名与分类取得新成就 |
| 五、研究方法取得一定进步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金石与史学研究者 |
| 二、受西方考古学影响的学者 |
| 三、外国学者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二重证据法”的提出 |
| 二、分期断代标准的创立 |
| 三、分国别研究的提出 |
| 四、类型学方法的初步运用 |
| 五、定名与分类研究的进展 |
| 六、综合性研究着作的出版 |
| 七、开始关注冶铸技术 |
| 第七章 20世纪50～70年代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古文字与史学研究者 |
| 二、考古学者 |
| 三、外国学者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青铜器研究已成为考古学的分支 |
| 二、关注青铜器的起源问题 |
| 三、断代研究进一步科学化 |
| 四、类别研究有了新进展 |
| 五、研究青铜器与文明的关系 |
| 六、其他专题研究蓬勃开展 |
| 第八章 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一、中原地区 |
| 二、西部地区 |
| 三、南方地区 |
| 四、北方地区 |
| 五、东部地区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各考古文博单位 |
| 二、高校研究群体 |
| 三、外国学者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综合研究已成共识 |
| 二、分期断代研究方法更加缜密 |
| 三、分区系研究取得进步 |
| 四、类别研究更加细致而系统 |
| 五、工艺与铸造的研究蓬勃开展 |
| 六、青铜器与古代文明研究成果丰硕 |
| 第九章 青铜器研究的分期与基本特征 |
| 第一节 青铜器研究史的分期 |
| 一、萌芽期 |
| 二、雏形期 |
| 三、蜕变期 |
| 四、融合期 |
| 五、成熟期 |
| 第二节 青铜器研究的基本特征 |
| 一、研究对象的变化 |
| 二、研究群体的转变 |
| 三、研究方法的转变 |
| 四、青铜器的研究范式形成 |
| 余论 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对考古学、历史学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5）包头钢铁公司的创建与技术创新（1953-1965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1.2 研究时间、概念界定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对中国现代工业史的研究 |
| 1.3.2 对中国现代钢铁工业技术史的相关研究 |
| 1.3.3 对包钢的研究 |
| 1.4 研究内容、方法、创新性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创新点 |
| 1.5 小结 |
| 2 建国初期中国钢铁工业发展概况 |
| 2.1 世界及苏联钢铁工业的发展 |
| 2.1.1 世界钢铁工业生产概况 |
| 2.1.2 苏联钢铁工业生产概况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钢铁技术与社会概况 |
| 2.2.1 现代钢铁工业发展的概况 |
| 2.2.2 冶炼技术的发展 |
| 2.2.3 新中国钢铁技术发展的特点 |
| 2.3 小结 |
| 3 包钢立项与建设的背景 |
| 3.1 包钢建设的主要矿产资源 |
| 3.1.1 白云鄂博矿的发现与勘探 |
| 3.1.2 解放前日本对白云鄂博矿的勘察与开发计划 |
| 3.1.3 包钢选矿工艺实验 |
| 3.1.4 白云鄂博矿在中小高炉上的冶炼实验 |
| 3.2 国家建设包钢的决策 |
| 3.2.1 初期建设决策 |
| 3.2.2 建设方针变更 |
| 3.2.3 包钢做出“以铁为主,综合利用”方针的决策 |
| 3.3 党的领导人对包钢建设与发展的决策 |
| 3.3.1 周恩来总理对包钢建设的重视和决策 |
| 3.3.2 朱德视察包钢的几点指示 |
| 3.3.3 乌兰夫担负起建设以包钢为中心的包头工业基地的重任 |
| 3.3.4 邓小平同志提出“以铁为主,综合利用”的方针 |
| 3.4 小结 |
| 4 包钢冶炼技术的引进与创新 |
| 4.1 高炉建设与炼铁技术 |
| 4.1.1 投产前的高炉冶炼 |
| 4.1.2 投产后的高炉冶炼问题 |
| 4.1.3 炼铁技术经济分析 |
| 4.1.4 炼铁厂生产技术发展路线受到技术决策的影响 |
| 4.2 投产初期平炉炼钢生产 |
| 4.2.1 平炉生产工艺和主要炼钢技术攻关 |
| 4.2.2 包钢与武钢经济技术指标的对比分析 |
| 4.2.3 技术决策对包钢炼钢厂技术发展的影响 |
| 4.3 小结 |
| 5 “大炼钢铁”运动对包钢建设影响 |
| 5.1 “大炼钢铁”运动的时代背景 |
| 5.2 包钢掀起了“大炼钢铁”运动的热潮 |
| 5.2.1 反浪费运动中包钢被动修改原初设计 |
| 5.2.2 为国庆献礼提前出铁 |
| 5.2.3 “大、中、小包钢”一哄而起强行上马 |
| 5.2.4 包钢开展各种自力更生的技术活动 |
| 5.3 内蒙古“大炼钢铁”运动对包钢的影响 |
| 5.3.1 掀起“土法炼铁、炼钢”的高潮 |
| 5.3.2 呼和浩特钢铁厂的“快上快下” |
| 5.3.3 内蒙古自治区中小高炉遍地开花 |
| 5.4 对“大炼钢铁”运动的评价与反思 |
| 5.4.1 “大炼钢铁”运动对包钢建设的积极作用 |
| 5.4.2 美好愿望的主观政治倾向引导技术生产决策 |
| 5.4.3 群众运动性的生产方式影响企业正常生产 |
| 5.4.4 科学家没有参与企业决策的权力 |
| 5.4.5 急功近利地追求产量忽视配套发展 |
| 5.5 小结 |
| 6 包钢早期技术能力的培养 |
| 6.1 苏联的工程师及其作用 |
| 6.1.1 在包钢工作过的苏联工程师 |
| 6.1.2 苏联工程师工作的特点 |
| 6.2 本土工程师的培养 |
| 6.2.1 技术专家领导者的培养 |
| 6.2.2 成立各类研究机构培养高科研技术力量 |
| 6.3 技术工人的培养 |
| 6.3.1 包钢早期技术工人的概况 |
| 6.3.2 技术工人的培养 |
| 6.3.3 第一批民族特色钢铁工人的培养 |
| 6.4 小结 |
| 7 首任经理杨维对包钢创建的贡献 |
| 7.1 杨维担任包钢的首任经理 |
| 7.2 杨维在包钢创建初期所做的工作 |
| 7.2.1 负责领导筹备包头钢铁公司 |
| 7.2.2 主持厂区选址、确立包头钢铁公司名称 |
| 7.2.3 带领职工进入大规模建设 |
| 7.2.4 对包钢1号高炉出铁的贡献 |
| 7.3 杨维的科学精神受到批判 |
| 7.3.1 杨维的科学精神 |
| 7.3.2 杨维因反对修改设计受到批判 |
| 7.4 小结 |
| 8 包钢与武钢技术发展的比较 |
| 8.1 苏联设计的包钢初步规划与实施方案的对比 |
| 8.1.1 包钢初步规划与实施结果 |
| 8.1.2 包钢没有完成规划的主要原因 |
| 8.2 包钢与武钢建设发展的比较 |
| 8.2.1 武汉钢铁联合企业基本建设情况 |
| 8.2.2 包钢与武钢建设的比较 |
| 8.2.3 包钢与武钢建设的后续发展 |
| 8.3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巴纳对西周青铜器铭文辨伪研究的贡献 ——以毛公鼎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
| 绪论 第一节 |
| 巴纳简介及其学术研究 第二节 |
| 国内学界对巴纳研究的介绍与评价 第三节 |
| 选题意义和资料搜集过程 第二章 |
| 巴纳青铜器辨伪研究 第一节 |
| 字体结构不变律 第二节 |
| 毛公鼎争论 第三节 |
| 其他相关研究 第三章 |
| 巴纳青铜器铭文辨伪研究的得失 第一节 |
| 巴纳青铜器铭文辨伪研究的贡献 第二节 |
| 巴纳青铜器铭文辨伪研究的局限 第三节 |
| 巴纳青铜器铭文辨伪研究的综合评价 附录 |
| 巴纳编年目录 参考文献 |
（7）从“百工之术”到现代设计 ——《装饰》杂志研究（1958-200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第一章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院刊《装饰》杂志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历史沿革概述 |
| 第二节 建国初期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第三节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成立与《装饰》的诞生 |
| 第二章 从“手艺”的思想到“设计学科”理论：《装饰》的创刊与历程 |
| 第一节 《万象》理想与《工艺美术通讯录》精神的融合：创刊过程 |
| 第二节 抛砖引玉，思想争鸣的导线：创刊号的内容 |
| 第三节 为当代人民生活服务：《装饰》的办刊宗旨 |
| 第四节 “大跃进”的困止与“改革开放”的新发：《装饰》的停刊与复刊 |
| 第三章 《装饰》与传统工艺美术展示（1958—1961 年） |
| 第一节 中国版的“装饰与罪恶” |
| 第二节 意识形态的物质化反映 |
| 第三节 理性精神的萌起与构建 |
| 第四节 传统工艺美术的“继往开来” |
| 第四章 《装饰》与现代设计的萌起与大发展（1980—1990 年） |
| 第一节 现代设计的萌起（1980—1985 年） |
| 第二节 现代设计的发展（1986—1990 年） |
| 第五章 《装饰》与现代设计的成长期（1991—2001 年） |
| 第一节 孽缘与天缘：两种文化的对立与共生 |
| 第二节 设计的视野：从“东方之窗”到“世界之门” |
| 第三节 传统工艺美术的现代性演进：新工艺美术门类的产生 |
| 第四节 商业美术之道——求变、求新、求实、求美 |
| 第五节 设计教育：科学、系统、规范 |
| 第六节 “生态文明”的叩门——“自然中心主义”设计观的形成 |
| 第七节 计算机的引入：信息时代设计手段的更新与发展 |
| 第六章 《装饰》与中国设计的历史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文化转型与新消费观的形成 |
| 第二节 社会转型下的审美文化变迁 |
| 第三节 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现代设计 |
| 第四节 从中外设计比较看《装饰》的价值 |
| 第五节 中国设计中的文化自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基于图式理论的中国公司与英美公司简介对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List of Figures List of Tables CONTENTS Chapter Ⅰ Introduction |
| 1.1 Research Background |
| 1.2 The Purpose of the Thesis |
| 1.3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hesis |
| 1.4 The Layout of the Thesis Chapter Ⅱ Literature Review |
| 2.1 Studies on Schema Theory |
| 2.1.1 The Definition of Schema |
| 2.1.2 The Development of Schema Theory |
| 2.1.3 Classification of Schemata |
| 2.1.4 The Activation of Schemata |
| 2.1.5 Application of Schema Theory |
| 2.2 Corporate Profiles and Schema Theory |
| 2.2.1 The Definition of Company Profiles and Its Functions |
| 2.2.2 Researches on Corporate Profiles |
| 2.2.3 Corporate Profiles and Schema Theory |
| 2.3 Summary of Previous Studies Chapter Ⅲ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ology |
| 3.1 Research Questions |
| 3.2 Methodology |
| 3.3 Data Collection Chapter Ⅳ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
| 4.1 Similarities of Schemata of CCPs and ECPs |
| 4.1.1 Linguistic Schemata of CCPs and ECPs |
| 4.1.2 Cultural Schemata of CCPs and ECPs |
| 4.1.3 Formal Schemata of CCPs and ECPs |
| 4.1.4 Summary of Similarities |
| 4.2 Differences of Schemata of CCPs and ECPs |
| 4.2.1 Linguistic Schemata of CCPs and ECPs |
| 4.2.2 Cultural Schemata of CCPs and ECPs |
| 4.2.3 Formal Schemata of CCPs and ECPs |
| 4.2.4 Summary of Differences Chapter Ⅴ Conclusion |
| 5.1 Major Findings |
| 5.2 Limitations of the Thesis |
| 5.3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Study References Appendix 1 Corporate Profiles of the Chinese Companies Appendix 2 Corporate Profiles of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Companies 个人简介 导师简介 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Acknowledgements |
（9）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概述 |
| 第二节 八十年来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材料、方法、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组建 |
| 第一节 斯文·赫定前四次中亚考察 |
| 第二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之缘由 |
| 第三节 斯文·赫定与翁文灏签订的协议 |
| 第四节 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谈判 |
| 第五节 中、瑞合作成功的原因、意义 |
| 第二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田野考古工作 |
| 第一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内蒙古的考古 |
| 第二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在新疆的考古 |
| 第三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在蒙、甘、宁的考古 |
| 第四节 绥新公路察勘队的考古 |
| 第三章 考古搜集品的运输、保存与流散 |
| 第一节 考古搜集品的运输 |
| 第二节 考古搜集品的保存与借出 |
| 第三节 国内的考古搜集品 |
| 第四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研究成果(一) |
| 第一节 中、瑞考古研究论着 |
| 第二节 居延汉简的整理与刊布 |
| 第三节 高本汉、伯希和与居延汉简 |
| 第四节 黄文弼西域文献的整理与刊布 |
| 第五节 袁复礼所获回鹘文《玄奘传》的刊布与研究 |
| 第六节 瑞典所获西域文献的刊布与研究 |
| 第五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研究成果(二) |
| 第一节 内蒙古史前史的研究 |
| 第二节 蒙新地区纺织品研究 |
| 第三节 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研究 |
| 第六章 贝格曼与黄文弼的考古研究 |
| 第一节 贝格曼与中国西北考古 |
| 第二节 黄文弼的西北考古研究 |
| 第三节 贝格曼与黄文弼中国西北考古研究之比较 |
| 第七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与近代中国考古学之兴起 |
| 第一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渊源 |
| 第二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与考古实践 |
| 第三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研究的影响 |
| 结论 |
| 附录一：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员论着目录 |
| 附录二：斯文·赫定博士领导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报告集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鞍钢宪法”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 |
| 五、资料文献 |
| 第一章 “鞍钢宪法”产生前我国企业管理思想的发展 (1949—1959) |
| 第一节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企业管理思想的积淀 (1949-1952) |
| 一、企业民主管理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
| 二、企业民主改造中的思想积淀 |
| 三、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的思想积淀 |
| 四、着名班组管理经验中的思想积淀 |
| 第二节 开始全面建设时期管理思想的积淀（1953-1956） |
| 一、关于企业领导体制的探索及思想积淀 |
| 二、五三工厂经验中的思想积淀 |
| 三、技术革新运动中的思想积淀 |
| 第三节 整风及“大跃进”中的思想积淀(1957—1959) |
| 一、从“干部参加劳动”开始的伟大实践 |
| 二、“两参一改”的内容 |
| 三、从“两参一改”到“两参一改三结合” |
| 第二章 “鞍钢宪法”的诞生（1960 ） |
| 第一节 “鞍钢宪法”诞生的历史背景 |
| 一、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思想的十年积累 |
| 二、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与突破 |
| 三、“大跃进”带来的政治经济环境 |
| 第二节 “鞍钢宪法”的诞生过程 |
| 一、鞍钢的技术“双革”运动 |
| 二、鞍钢的一系列报告 |
| 三、毛泽东批示“鞍钢宪法” |
| 四、当时对“鞍钢宪法”的解读及评价 |
| 第三节 “鞍钢宪法”的思想内容 |
| 一、对毛泽东批示的文本解读 |
| 二、本文对“鞍钢宪法”管理模式的理解 |
| 第三章 “鞍钢宪法”的曲折命运 (1960—2009) |
| 第一节 诞生之初宣传上的内紧外松 (1960.3—1960.12) |
| 一、在钢铁行业的传播及影响 |
| 二、未形成全国性的传播热潮 |
| 第二节 与国民经济调整同行 (1961—1965) |
| 一、“鞍钢宪法”与《工业七十条》 |
| 二、“鞍钢宪法”与“学习解放军” |
| 三、从“鞍钢宪法”到大庆精神 |
| 第三节 经历“文革”的风风雨雨 (1966—1976) |
| 一、企业管理秩序的破坏 |
| 二、“鞍钢宪法”被扭曲 |
| 三、对“鞍钢宪法”基本精神的坚持 |
| 第四节 在新时期的曲折发展 (1977-2009) |
| 一、企业民主管理的恢复和发展 |
| 二、对“中国式管理”的理论探索 |
| 三、“鞍钢宪法”的遗忘与回归 |
| 第四章 对“鞍钢宪法”的评价 |
| 第一节 “鞍钢宪法”的历史必然性 |
| 一、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中心的典型分析 |
| 二、“两参一改”与“三参一改”的比较分析 |
| 三、透过“宪法”的命名方式进行解读 |
| 四、“鞍钢宪法”诞生在鞍钢的原因 |
| 第二节 关于“鞍钢宪法”的历史局限性 |
| 一、“鞍钢宪法”历史局限性的具体表现 |
| 二、“鞍钢宪法”历史局限性产生的原因 |
| 第三节 关于“鞍钢宪法”的合理内核 |
| 一、对当前关于中国式管理研究的基本看法 |
| 二、基于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特色的考察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中国冶金教育2001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大学丛书”之教育学教科书研究[D]. 袁园. 西南大学, 2020(02)
- [3]《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4]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D]. 黄薇.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5]包头钢铁公司的创建与技术创新（1953-1965年）[D]. 武月清.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6(12)
- [6]巴纳对西周青铜器铭文辨伪研究的贡献 ——以毛公鼎为中心[D]. 张海侠. 吉林大学, 2016(10)
- [7]从“百工之术”到现代设计 ——《装饰》杂志研究（1958-2001）[D]. 马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14(04)
- [8]基于图式理论的中国公司与英美公司简介对比分析[D]. 乔敬博. 北京林业大学, 2014(02)
- [9]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学史研究[D]. 王新春. 兰州大学, 2012(10)
- [10]“鞍钢宪法”的历史考察[D]. 周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