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计秩序整顿任重道远(论文文献综述)
张鹏程[1](2020)在《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培养造就“一懂两爱”的“三农”工作队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是新时代乡村干部队伍建设的显着标志,也是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重要目标。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作关于干部(特别是乡村干部)教育的论述,是干部教育的根本。从一般意义上来看,政治认同教育是任何政党的重要工作,是保证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相关文献及文件对乡村干部政治认同在具体内容和标准比以前更加清晰,要通过政治认同教育来实现。为了更好的实施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需要参考国内外研究成果,了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的现状、规律及趋势。通过比较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与中高级干部、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教育的异同,发现其自身特点。历史经验需要借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等时期,由于形势的发展、主要工作、乡村干部自身情况等,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干部实施了有针对性的政治认同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而保证革命的胜利与建设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历史经验是,政治认同教育目标须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一致,政治认同教育内容须与工作实际情况相吻合,政治认同教育方法须与教育对象接受能力相适应,政治认同教育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通过实地调研了解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乡村干部的思想状况,通过网络调查问卷初步了解乡村干部的关注点和工作表现,通过干部自身及农民评价,获得乡村干部政治认同的现实要求与现状。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主要机遇有中国仍然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两个百年”目标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等,主要挑战有不良思想对社会主流思想仍存在潜在严重对抗、价值多元化对基层干部思想观念的不断冲击、乡村文化教育建设经费的有效投入不足、乡村干部自身素质的提升滞后等,主要问题有教育主体缺乏有效教育途径、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考核机制不完善导致工作心态失衡、精致的利己主义冲击正确价值观的形成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有了新的变化,提升了乡村干部的政治认同,其主要举措有:在教育内容上构建以开展系列主题教育、党史党建学习教育、世情国情党情教育等多方面的教育内容体系;在教育方式方法上通过巩固党校教育体系建设、加强县乡理论学习中心组教育功能、实施教育交流策略等提高教育实效;教育保障机制方面采取了加强制度建设、加大经费投入、加强乡村文化平台建设等,完善了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体系建设。虽然有较大变化,但与应有的标准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教育要素的提升与整合是重要方面。提升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实效,必须要解决“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的问题。针对现有的问题及措施,实施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规律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是推进中心工作的现实需要、教育主体建设是推进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注重因材施教、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以增强自我认同为基础、坚持政治认同教育与健全奖惩机制的融合发展等。创新之处是将政治认同教育扩展到乡村干部,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范畴;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了理论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其研究结论不仅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创新性,而且在实践上有利于提高政治认同教育的实效性。
柳丽娜[2](2020)在《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文中指出1912至1937年是我国晚清以来教育现代化努力的一个重要时期。研究这一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可以丰富乡村教育现代化理论成果,能够为当下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本论文以安徽省的乡村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法为主,辅之以个案研究法和比较归纳法,考察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教育的发展状态,以揭示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在其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制约。在整理、分析民国时期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文件、法令汇编,相关报刊、着作等一般性史料的基础上,重点整理、挖掘了民国时期安徽省乡村教育办理的地方史料,主要包括《安徽教育行政周刊》《安徽教育周刊》《安徽教育行政旬刊》,怀宁县、天长县、阜阳县等八个县的教育志,桐城县和休宁县的县志等。以艾森斯塔德关于教育领域现代化的理论为基础,聚焦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系统、乡村教育者三个维度,以专门化、组织化和系统化为指征,贯穿以国家意志、精英理想、乡村诉求三条线索,分析乡村教育在这三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呈现出的现代转型进程与样态。研究发现:第一,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建立了省、县两级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在县与最基层的乡村之间没有专门的教育行政组织,主要通过在乡区设立学区教育委员和保甲制度下以联保主任充任学董来代为行使部分教育行政权力。通过对安徽省怀宁县、天长县、颍上县等样本县乡村小学校发展的总体情况看,乡村小学校的数量都是逐年增加的,就学的学生数也呈上升的趋势。但乡村小学校的建设很多停留在形式上,尤其是初级小学校,虽然有充足的生源,却没有足够的学生,虽然遍布乡村,却时常难以为继。这其中,乡村私塾的影响不可忽视,小学校与私塾,分别作为现代教育和旧式教育机构的代表共存于乡村地区。这折射出的不仅是现代教育在乡村推进的不易,更说明了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绝不止步于设立专门的组织与机构,更需要组织与机构的系统化有效运行。第二,从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乡村小学校无论是从小学校的建设、课程标准的执行、教学法的运用还是学校内部的管理上都呈现出较多的不成熟性,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参差不齐、成效总体不彰。除了一小部分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彰显出现代化的活力,更多的乡村小学校呈现出的是较为萧条的景象。此外,位于教育经费体系最底端的乡村小学教育经费,在这一时期,虽有独立之名,但常无独立之实,维持乡村小学校正常运转的教育经费的专门化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常常是金额不足、来源不稳。第三,从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在国家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小学校长和教员的任职资格标准根据省情进行了修订,整体上略低于国家标准。这一时期,安徽省虽然在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合格化、小学校长专任化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但总体上看,乡村小学校长无论从资质还是实质上,特别是实质的胜任力上都没有成为现代化学校系统的合格的专业成员,并由此产生了诸多弊病,校长们的违规行为也层出不穷、五花八门。对小学教员而言,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与政府对小学教员在任职资格和专业知能等方面的要求是不匹配的。虽然安徽省试图使小学教员达到任职资格标准,通过培训、研究等方式促进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安徽省各县小学教员,尤其是乡村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总体上依然不高且参差不齐,有些乡村地区的小学教员甚至连形式上的专门化也没有达到,其专业化水平更是令人担忧。这一现象在占乡村小学校多数的初级小学校中尤为明显。1912至1937年的安徽省乡村教育发展的状况表明:民国政府力图对乡村教育的行政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的设立,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则规约、内部管理、办学经费、乡村小学校长和教员的选任、培训及考核等进行现代化的规划,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由于受到传统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乡村社会自身的制约,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步履维艰。尽管这一时期乡村教育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初步完成了制度层面的现代转型,但观念层面和行为层面的现代转型还远没有完成。
卢思宇[3](2020)在《1905-1931年吉林地区警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在内忧外患之中步入近代化转型阶段,旧有的治安体系不再适应现实所需。伴随近代警察制度及警政思想的传播与发展,创立警察以维护社会治安成为国家的内治要政,清末新政时期全国掀起了建警浪潮。而吉林地区位于东三省中枢,地势紧要,深受日俄侵略与匪患猖獗之扰,设立警察以保土卫民成为当务之急。在东北地区推行新政的契机中,吉林警政应运而生。本文以1905-1931年吉林地区的警政建设为研究对象,借助警务档案、官方报刊等原始资料对警察机构建制、警察队伍管理、警察职能发挥等内容进行考察,尝试还原该时期吉林警政建设的发展历程,并对其特点与局限作一评述。从1905年吉林将军创立巡警,至1931年东北沦陷,吉林警政经历二十余年的发展日臻完善:机构设置历经更迭,逐步系统化与专业化;警察培养制度化,形成多层次的教育体系及严格的奖惩机制;经费、警力和装备以多种方式得以补充与提升;警察职能的发挥在捕盗剿匪、禁烟禁赌、消防救助等警务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吉林警政建设的发展历程中存在着多国警察势力的交织与干预。除维护治安外,警察还承担起城市建设与管理之责,吉林警政发展与市政建设密切结合。1905-1931年,吉林警政建设渐趋成熟,但也面临保安压力大、行政阻力多、筹款不足、人才不济、交涉复杂等难以破解的困境,制约了警政的进一步发展。
高锐[4](2020)在《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以来,随着一系列“严监管”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各类金融风险呈现收敛可控的局面,中国金融杠杆率得到了有效控制,金融体系总体稳健。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再次凸显出来。为应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各项举措缓解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但又出现政策持续放宽导致的局部领域杠杆率快速回升的问题。为什么“防风险”政策和行动会加剧民营企业融资的难度?而随后支持民营企业融资的政策和举措会再度引发风险?从公共治理学科的视角看,“防风险”与支持民营企业融资不能实现平衡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解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经济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涵,给出推动“防风险”背景下民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答案。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防控金融风险和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间的矛盾,其本质上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运作之间的矛盾,其根源在于政府金融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无法适应现代金融发展的要求。二者的协调本质上涉及金融体制结构改革、政府经济金融职能重新定位、政府金融管理权力分配等问题。因此,本文从金融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给出如何促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经济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答案。金融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在金融领域的表现形式,是各类金融活动主体在国家治理框架下维护金融稳定、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相互关系,以及治理的方式方法、途径、过程和能力。本文认为,“金融治理”的概念和框架更加适用于解释和应对纷繁复杂的金融事务管理活动和金融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其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的蕴意是健全现代金融治理体系、塑造现代金融治理能力,即实现国家金融治理的现代化。本文所探讨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是金融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具体而言,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就是金融风险可控,包括实现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银行同业业务等的良好治理,同时,把握好改革、发展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平衡,避免发生重大金融风险;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就是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优化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从而为金融体系注入源源活力、为金融创新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以此推论,构建现代化金融治理框架,对缓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出现的突出矛盾、实现两者的统一与平衡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金融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旨向是要求政府履行现代金融治理职能,一是要进一步增强市场意识,明确政府干预边界、推进金融市场化程度,发挥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要通过建立健全金融市场体系,积极有为地支持民营企业融资,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从而实现“金融监管”到“金融治理”的转变、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本文主要研究了如何实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平衡,即如何处理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总体上,文章基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背景下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变化的实践状态,通过建构现代金融治理分析框架,考察其中存在的金融治理偏差和失灵问题,继而寻求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具体而言,首先,研究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正反两方面影响。一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可以进一步防止金融“脱实向虚”的倾向,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的意愿和能力,进而优化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另一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使得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变窄,促使银行收紧信贷政策、减少民营企业贷款份额,从而加剧了民营企业流动性风险和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其次,文章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旨就是要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推动传统的金融监管范式向金融治理转变。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实现金融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的现代化,是金融治理制度、金融治理体制的现代化,是金融治理主体、金融治理工具的多元化,是政策供给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社会动员能力、金融服务能力、通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强调金融治理中的部门整合和多元融合。再次,文章认为从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实践情况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表现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前后民营企业融资难度的变化,不同企业由于规模、类型、信用甚至隐性社会地位的差异而金融风险与融资水平不同,以及抑制金融业发展造成的金融资源配置和实体经济发展在结构上出现不协调、不适应。其原因在于金融治理制度、体制、政策、协调能力、动员能力等出现问题与偏差,以及金融体系公平竞争机制长期缺位、行政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潜在矛盾、金融治理体系存在的固有矛盾引发的治理失灵。本文从金融治理偏差与失灵两个理论分析维度出发,通过构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归因分析结构,系统地揭示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一般规律。最后,本文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背景下实现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优化需要完善金融治理偏差与矫正金融治理失灵。其一,采用多元化治理工具,继续推进金融治理手段科技化,丰富已有治理理念。其二,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积极推动建立更加有序、有效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其三,建立综合型治理政策调控架构,建立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优化的长效机制。其四,推进现代金融治理的“元治理”进程,为金融治理得以实现提供各种制度机制支持。其五,明晰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边界,建立治理主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分担和问责机制。其六,完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建立金融法人治理体系等金融治理各项体系,继续推进金融市场改革与开放,增强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
张健康[5](2020)在《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文中研究表明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关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迟滞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国有企业为依托、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以后,中国金融系统便被赋予了为工业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为国有企业集中和输送廉价资金的政策性任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事实上逐渐成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系统仍然没能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职能,而造成此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迟迟未能培育起“自生能力”和融资模式过于单一。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尽快培育起“自生能力”,同时改革承担着国家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的融资模式,从而使金融系统真正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性负担。本文的重点就是描述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金融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赋予为国有企业集中和提供廉价资金的职能的。全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最高决策层进行金融发展模式选择时,面临哪些约束条件。缺资金、缺技术的条件下需要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考虑金融发展模式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资金从哪里来?如何才能尽可能集中国内有限的资金?如何才能保证集中起来的资金用到国家选定的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由谁来执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最终促使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选择了一种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置的体制。第二章主要描述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政权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整顿。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新政权对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分三大类分步骤进行了整顿:没收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壮大充实国有金融机构;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私人金融机构集中和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取消外国驻华金融机构特权使之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坚决打击私营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经过三年左右的整顿,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快速得以恢复且出现了繁荣的迹象,金融系统的本来功能亦得以初步回归,同时国家借机掌握了金融系统的主导权,事实上为新金融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三章主要描述各类非公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向国有金融机构靠拢、金融机构决策权是如何一步步向中央集中、金融市场是如何一步步从中国大陆消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金融格局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所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财政系统从而成为财政系统的一个职能部门的。第四章主要描述金融机构被一步步纳入财政系统的同时,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如何一步步被财政化的。金融系统职能的财政化主要表现为三各方面: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完全服从国家计划安排,成为国家财政的有效补充;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第五章主要是对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做出评估。总的来说,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给体制下的中国金融系统,表现出了很强的存款动员能力,有力支持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具体而言就是集中了大量廉价的资金,遵照政府的意志进行配置,有力支持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该套金融体系和体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诸多问题:资金配置效率不高,贷款使用效率较低;滋生出新的风险,比如财政领域的风险与金融领域的风险相互传递、决策的外部成本提高;金融杠杆基本失去作用,不能发挥促进交易和推动企业改善治理的职能;决策权过度集中和金融系统缺乏起码的独立性,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金融机构存在的连续性。
钱俊成[6](2020)在《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研究》文中认为资产管理是特许经营的金融业务,是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通过现行法和政策来规范该行业。但实践中,资产管理已经沦为“影子银行”的重灾区,具有极高的金融风险。同时,由于该行业中信义义务的长期虚置,导致资产管理人在财富管理的过程中或忽视、或逃避、或违背信义义务,使投资者投资本息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这一方面为众多家庭的生活蒙上了“阴霾”,另一方面也不利于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出于预防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建成和谐社会的目的,监管机构于2018年4月联合颁行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它标志着我国资产管理法律规制改革的正式启动。但令人遗憾的是,本轮改革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目的,侧重于通过“表外业务”等方法将资产管理人的风险转嫁于投资者。但这进一步加大了投资者的风险,与“切实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要求背离。同时,该种做法欲从根本上抵御金融风险的意义甚微,只能延缓它的发生。原因在于投资者是金融行业的命脉,而对信义义务仍然虚置的资产管理必将因此失去投资者的信任。为了解决投资者合法权益易受侵害但又缺乏有效保护的现实问题,为了缓和金融风险控制和私益保护的冲突,为了资产管理行业的稳健发展,因而需要对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作专题研究。概言之,对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研究是基于社会现实问题倒逼下的理论研究,它着眼于对实践中问题的解决,具有切实的现实意义。“金融法中一些基本概念并非是对金融现象的简单映射,而是承载着确立特定金融领域中各种权限配置的功能”。应当注意到,资产管理发轫于普通的民事活动,逐渐演变为特别的金融业务,其在当下的我国正朝着“代客理财”本质的回归。并且,在对我国资产管理历史脉络、现行法和政策考察的基础上,发现四个方面的法律和法理缺陷造成了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虚置:一是信义义务的法理不清,导致负有信义义务的资产管理人的范围模糊;二是我国当前法律制度下的信义义务仍停留在英美法系那种松散的“义务束”状态,缺乏应有的内在逻辑,造成学者对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具体内容的各执己见,不能形成系统的、可依照执行的、统一的具体规则;三是上述两个问题致使资产管理人违反信义义务的法律责任不清,难以有效规范业务行为和有效指导司法实践;四是上述三个问题还可归结于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在立法上缺乏整体设计,使“统一同类资产管理产品监管标准”难落实处。针对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进行研究,首先需要明确信义义务本身的来源、功能、性质,然后分析其内在的构成要素。在明确了信义义务的内部构造后,信义义务在资产管理中的生成逻辑也随之清晰,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被触发。从本源上看,信义义务产生于实质的信义关系,是对信义关系下当事人所订立合同不完全性的补充,因而信义义务是一种“填补性”规则。换言之,对于某个具体的受信人而言,其是否负有信义义务需要考察“施信人”的自我保护状态和替代性保护方案。从功能上看,信义义务产生的要旨在于对受信人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的规制,从而调整当事人之间基于信任建立起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性质上看,信义义务作为一项法定义务,不同于合同的约定义务,不能被当事人协议约定而排除,在规范受信人行为方面具有刚性。然后,分析信义义务的内在构成,即在同其他法律关系相区别的角度探讨信义关系的特征,从信义义务的内部视角确定其构成要素。主观上的信任与客观的信任状态,实际上解释了信义义务产生的逻辑与要求。前者明确了受信人与“施信人”之间应具备的信任基础,是信义义务内在构成的起点,后者则在客观上赋予了受信人处理事务之能力,成为信义义务中最为重要的构成要素。这有力地解释了由“委托——代理”关系、“信托关系”构成的资产管理中的信义义务产生。也就是说,对于以信托展开的资产管理而言,资产管理人自然负有信义义务,这是由信托本质决定的。但对于以“委托——代理”形式展开的资产管理,则需要判断资产管理人究竟是否被投资者施以主观上的信任,以及是否被赋予了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只有既存在主观上的信任,也具有充分自由裁量权时,资产管理人才负有信义义务。另外,信义义务在资产管理中的产生逻辑也可以帮助解决资产管理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例如通过对2018年出台的《资管新规》中要求禁止通道业务及刚性兑付作出解释,从而真正明确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核心内涵与外延,更好地规范资产管理人行为,构建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规范体系。接着,资产管理人要正确履行信义义务,离不开信义义务内容的完备。也只有完备的信义义务内容,才能发挥法的指引作用。然而,我国无论《信托法》《公司法》还是《资管新规》,对信义义务的内容规定都过于原则性或者粗糙,难堪大任。这也是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被长期虚置的核心原因。要针对中国现状和资产管理人所处的特定交易结构制定细化的、可落实地的信义义务具体内容,首先依赖于信义义务内容界定标准的构建。该标准的构建需要在两个层面上落实:一是信义义务与其他义务的区分,这决定了某具体义务能否纳入到信义义务中来;二是信义义务内容间的逻辑梳理,这决定了某具体义务的归属。然后,根据前述界定标准,可以有效厘定中国法下作为特定受信人的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内容范围,并将英美法下松散的“义务束”归类,构建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三是鉴于资产管理人负有信义义务内容的差异从根本上还应取决于投资者的区别,故将投资者作合理地类型化区分,并由此分析资产管理人负有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差异具有现实意义。这也是对“统一同类资产管理产品监管标准”的具体落实;最后,分析资产管理人在履行信义义务时应达到和满足的客观标准,这是出于对“法不强人所难”的法的价值的考虑。即使资产管理人负有信义义务,也需要有具体的义务规则可供执行;违反信义义务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的,亦需要法的救济。应当注意到,违反信义义务的责任,与违反合同的责任,两者在原理上是相通的:都是违反了信义义务期待的资产管理人应达到的第一性义务标准,由此所导致的第二性义务。同时,违反信义义务的法律责任可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是对投资者的责任,另一方面是对受托财产的责任。前者是要求资产管理人对财产进行管理,所产生的收益必须交给投资者。否则,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后者的意思是资产管理人在资产管理中管理受托财产不当致使财产遭到损害或者损毁,资产管理人对受托财产负有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也就是说,根据救济途径的区别,投资者的救济权包括两类:既可能是对物的,也可能是对人的。最后,由于我国《信托法》在移植过程中的“异化”和资产管理业务“法律关系认定的多样化”,造成现行《信托法》难以承载统一规制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使命。因此,借鉴域外典型的立法路径,探求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体系化路径就显得非常必要。分属两大法系的英国、美国、德国、日本规范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相关规则为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体系化构建提供了可参考的范本。综合考虑下,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规则应当以体系化的思路来考量,需要多个位阶的法律法规进行共治,形成一个“基础法律+监管法规+自律规则”的系统化规则体系。即以《民法典》为指导,《信托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为框架,金融监管法规予以细化,自律规范进行补充。于其立法,可以采取一种阶段式、渐进式的立法策略。另外,在确定了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立法模式后,还需要进一步落实信义义务的框架构建。这更好地为实践中问题的解决画上了句号。
张莉[7](2017)在《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能力研究 ——历史演进与经验证据》文中指出2008年以来,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研究未艾方兴,成为审计界聚焦命题,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关联性,国家治理需求是国家审计产生的源动力,伴随治理战略迁移,治理能力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存在较大差异,那么伴随这种变化国家审计实践和思想演进过程呈现出怎样的状态和规律?从目前的文献分析来看,一些学者从理论角度对国家治理视域下的国家审计演进给予概括性说明,鲜有学者利用历史、统计分析对国家审计实践演进阶段及规律进行系统阐述,并通过科学方法揭示国家审计理论研究及思想演进的脉络,从发展规律视角将国家审计的历史进程与未来变革通过国家治理能力进行整体联结,系统说明在当前深化改革的国家治理战略背景下,国家审计应如何对国家治理能力进行适应性变革。另一方面,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在实践中是通过何种路径推进国家治理能力,达到国家良好治理目的的?从现有文献来看,可以概括为两条主线,其一,通过拓展国家审计本质所蕴含的功能及内容,扩大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参与范围,其二,强调以审计结果来实现对国家治理的服务。那么,何为国家审计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实路径?从经验视角来看,通过这一路径,国家审计是否能够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对于以上问题的进一步解答,有助于我们深化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实践及基础理论演进的状态及规律,丰富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研究视角,为通过深化国家审计改革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依据。基于此,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需求层次理论为基础,建立国家治理嬗变视域下的国家审计实践及理论历史演进框架。首先以审计工作档案、法律、法规等文本中关于审计内容、目的及技术为研究出发点,利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梳理审计实践演变过程。研究认为:伴随国家治理能力嬗变,传统审计内容通过立法形式固定,形成的固有抵御功能,在国家审计特定目的及相应技术手段变迁的相互作用下,审计组织不断通过发展前瞻审计内容,保持“免疫力”,经历以“威权”为主导到以“法治”为主导并逐渐推进以“民主”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审计制度形态本身无所谓优劣,而应以与国家治理能力相适应为宜。其次,基于CNKI和CSSCI数据库中国家审计文献及引文数据,利用知识图谱形象展示国家审计理论的整体知识架构、发展历史、前沿领域,遴选重要审计文献。研究认为:国家审计理论研究不断受到国家治理能力新需求、审计技术进步带来新事实的冲击以及新一代研究主体偏好与气质的支配,在1980-2015年的发展历程中已形成了较成熟的研究领域、代表性文献及前沿热点聚类主题;研究热点经历“审计制度研究-审计基础理论研究-财政审计研究-经济责任审计研究、金融审计研究、环境审计研究、绩效审计研究-审计质量研究-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研究”的基本演进轨迹,各研究领域之间具有显着且合理的网络联结性;研究视角呈现多学科态势,对国家审计本质经历初步认识、深化认识及系统认识的发展阶段。可以说,在国家审计思想演进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审计目的以国家治理能力需求为导向,审计目的和技术手段及相互关系决定了审计本质,相应的理论研究目的和科研技术手段又决定了人们对国家审计本质的理论认识与观点建构。再次,基于路径依赖理论、公共受托责任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以审计工作报告为切入点,利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文本分析和词频分析方法对主要审计问题及建议进行综合归纳,系统考察国家审计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实路径。研究认为:国家审计通过“揭示问题→提出建议→跟踪整改”这一路径服务国家良好治理,伴随国家治理战略迁移,国家审计关注的主要问题随之转变,并通过对维护民主法治、提高政府效能、预防打击腐败、保障国家安全、促进改善民生、推进透明问责等方面提出建设性意见,在推动国家治理能力中发挥作用。最后,以省级地方政府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国家审计在“揭示问题”、“提出建议”、“跟踪整改”各环节中的质量差异对国家治理能力推进效果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家审计投入力度、揭示问题质量、提出建议质量、跟踪整改质量与国家治理能力显着正相关,且具有长期效应,验证了国家审计现实路径的有效性。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从理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目的和技术手段辩证关系原理构建中国国家治理嬗变背景下的国家审计实践及认识的演进框架,归纳了国家审计实践及思想认识的规律,为应从不断提高国家审计目的要求和与之相适应的审计技术手段水平,进而为拓展审计实践内容适应国家治理能力需求提供了理论依据;从研究方法和视角上,利用统计分析方法阐明国家审计实践在国家治理能力嬗变下的适应性演变主要发展阶段及特色,并引入知识图谱、共词分析法、共被引分析法,为国家审计理论认识演进提供历史、统计及图谱证据;从经验上,揭示了国家审计“问题导向”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推动性作用,为应从不断推进审计投入、执行、报告、建议、整改的全过程问责,丰富审计结果种类及应用等改革途径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从政策建议上,提出国家审计未来变革应“以技术为先导,推行大数据环境下的持续审计方式”,“关注国家审计的系统化本质认识,重构’流程型’国家审计组织结构”,“不断以’民主’为主导拓展审计内容及结果的种类及质量”三项政策建议,丰富了国家审计深化改革的实施策略。
曾忠轩[8](2017)在《抗战前后吉安县商会档案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吉安县商会档案内容丰富,对深化商会史、抗战史以及区域社会史均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本文在整理吉安县商会档案的基础上,考察抗日战争前后吉安县商会的发展与演变,探讨战前商会改组及其内部建设,战时商会改选纠纷与职能变化以及战后商会与地方社会秩序的重建,在揭示吉安县商会的时代特征与地域特点,及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政治、经济变迁的同时,试图从“短时段”中对商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作进一步分析。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开始对各地商会进行整顿。然而,受内战影响,对吉安县商会的整顿工作一直滞后。1935年6月底红军撤离后,在吉安县党部的组织下,吉安县商会整理委员会(“整委会”)宣告成立,吉安县商会进入了长达4个月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围绕对前商会账目的清算,“整委会”与商人(商户)之间产生了诸多矛盾,导致了商人们的不满。不过,“整委会”很快被新商会取代,吉安县商会进入了“萧宗川时代”。在萧宗川的主导下,吉安县商会得到了不小的发展,不仅组织系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还组建了诸如商业夜校、救火总会、商人自卫队等附属机构。在此过程中,萧宗川的权力不断集中,从而导致了萧宗川两届期满后,新任商会理事长接钤视事时的尴尬局面。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作为战时江西中心城市的吉安先是因战而兴,大量人口、商号、工厂的南迁,给吉安商业带来了短暂的繁荣,后又因“浙赣会战”的失利迅速衰落。在战局变动下的吉安商会,不仅一度形成了本籍与外籍商人在改选中激烈纷争局面,且主要职能亦发生了变化,除维持商业秩序、规范商业活动外,以不同形式支援抗战成为其重要的时代职责。抗战胜利后,吉安县商会进入了一个过渡时期。作为特殊时期商会的变体,“商整会”为吉安县社会秩序的重建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它既举办商业登记、整顿同业公会、筹备商会改选等一系列措施,让商业秩序重回正轨,引导吉安各业走向复苏,又整理义渡、整顿消防,在便民利商的同时,也起到了安定人心的作用。在此期间,围绕税费摊派、参议员名额以及余粮配购等事,“商整会”与吉安县政府进行了多次博弈,从而使二者的关系呈现出复杂而动态的面相。1946年后,吉安县商会重新改组。在1947—1949年这三年的时间中,面对政局动荡、商业失序和军人扰市,吉安县商会却有心无力,几乎毫无作为,从而使其在各同业公会中的威信不断下降。伴随着各同业公会对商会的不信任,商会的存在之基不断受到削弱,并最终导致其在吉安解放后走向终结。这一点,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会与政府关系密切相关的一种写照。
汪洋[9](2017)在《乡村政治:地权变迁中的秩序建构 ——湖北省京山县的个案考察(1949-1956年)》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向现代化转型和取得民族独立自强的问题。本文重点考察的是一个县的农村如何在风云激荡的20世纪中期通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建构起新的秩序。本文从民国时期的京山县农村基层社会入手,分析了中共最初的农村活动直至领导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在农村的建立过程。本文首先通过传统的文本研究和访谈的结合,分析了传统的乡村秩序怎样陷入困境的。笔者认为在中共大规模的介入到京山县的乡村基层前,农村的秩序面临着很大冲击。这其中有“天”的因素和人为因素带来的生产上的破坏,乡村基层的秩序也面临着匪患的冲击,同时国民党的政权建设出现了内卷化的特征。这种秩序的破坏不仅有着传统王朝的秩序破坏的特征,我们还要看到其中现代化要素的介入反倒使得农村精英向城市转移,匪患的武力加强,内卷化带来的更多干扰性因素,以及外国资本对农业生产的某种冲击。中共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抗日战争大规模介入到京山县的农村基层中的,它所领导的带有全盘性抗争和改造的事业对农村的秩序重归稳定提供了极大助力。这种助力也为中共迅速的取得全国性的胜利提供了帮助。伴随着全面的胜利,中共开始了在京山县农村的更大改造活动。带有革命化理想目标的执政党在地权变迁中,实现了对农村政权和民众心理的重塑,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将自身的意志施加于农村社会之中,从而构建新的秩序。地权变迁中国家利用农业生产体制性的变化,获得了大批的拥护者,建立起稳固的政权组织,同时利用阶级力量的话语在农村开展广泛的动员、教育以及斗争工作,力图对农村社会进行全面性的整合。这种国家与乡村之间的互动,整体而言,国家处于相对主动的一方,多层次的乡村各阶层相对被动,这也是国家力量能不断较为成功介入到基层实施改造的重要原因。同时我们要注意到政策的施行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社会各阶层基于已有的情感认知、利益等因素对国家力量形成了跟随、徘徊、抵抗等现象。这种农民与国家之间的互动既有着农民各阶层一致性的一面,也有着各阶层各不相同的一面。通过对身处其中的社会各阶层,以及干部这一特殊群体在地权变迁中的表现考察,我们可以窥见国家力量在传统因素较强的农村如何试图建构起一个新的符合现代化工业化以及革命理想化需要的世界。
陈德胜[10](2016)在《约束下的变通:县域政府教育治理 ——以中部某县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提升教育治理能力,提高教育治理效能是当下一个时期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主要诉求。围绕这一主题,研究者在理论和实践、社会和教育、历史和当下、日常和改革之间反复求索、来回比较,对基础教育治理进行了探索—建构式研究。论文试图通过具体个案呈现嵌入在具体社会里的教育制度的真实运行图景,展示内地教育日常治理和改革治理的全过程,发掘教育治理背后的历史性和社会结构性深层次原因,尝试建构基层教育治理行为的理论。在回答“县域教育是如何治理的”这一问题的过程中,论文以“结构性关系对行动的扩展和限制”的社会学基本视角为出发点,关注教育治理实践过程的内部和外部真实世界。在参考和反思治理理论和教育治理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认为县域教育的治理主体是政府,因此教育治理很大程度上就是指政府治理教育。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运用了 “以历史追踪和类型比较为逻辑架构,通过个案县教育治理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型的比较,进而形成解释模型,最终提炼出治理特征和治理行为规律”的研究策略对研究问题展开具体探索。具体而言,首先,论文以个案中县的自然经济条件和社会发展水平为起点、以中县县志和教育志等史料为基础详细描述了近代以来中县教育的行政机构、知识结构、社会功能的近或现代化过程,以晚清的科举和儒学、清末民国的革故鼎新频繁、共和国的扩张与整顿反复拉锯,再现了中县教育宏观发展的趋势和不同阶段的具体特征,发现了中县教育发展始终面临的薄弱经济基础等约束条件和历届政府发展教育的相应变通策略。在宏观描述中县教育发展概况之后,论文继续进入中县教育治理的内核,以简约治理、新旧转型治理、精细治理三种体制类型揭示了中县教育治理体制的历史演变,并以学校等级系统、行政部门分散治理、学校—教师—学生利益联盟关系、群体竞争策略四个层次剖析了当下的基础教育治理体制。随后,论文进入现实中中县教育治理实际过程的分析,并以教育日常治理和教育改革治理作为当下教育治理的“正题”和“反题”,分别施加以过程性考察,展示了组织结构、治理目标、治理过程和治理效果评估的复杂性,并发现了教育日常治理和教育改革治理面临共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政治经济体制基础,类似的工作机制以及治理行为中程度不等但始终存在的变通性行为现象;借此,论文实现了教育治理从历史到当下的延续,既展示了历史发展的时序性和治理的复杂性,同时也完成了历史变迁过程内不同阶段的比较和当下教育治理内部正反两种类型比较的准备。在此分析的基础之上,论文以中县教育治理的自然社会经济基础、集中型政治经济体制、有限财政能力与多重发展任务的矛盾、政府的变通性治理策略、社会选拔少数人与教育培育所有人的矛盾、锁定的教育改革路径和有限的效果、教育秩序与适应性生存策略七个环环相扣的过程作为解释模型来说明中县教育治理的内里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对治理理论和教育治理研究进行了基于中县经验的反思和批判,认为中县教育治理有自己的任务逻辑和主动性不足、政府部门本位、治理效果评估结果信效度低的问题。最后,论文在对个案县教育治理的传统时期、晚清-民国时期、共和国时期三个阶段治理特征和当下教育日常治理与改革治理过程比较的基础上,研究者初步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一是“国家能力的大小与教育治理方式类型选择之间存在共变关系,也即当国家能力小时,国家倾向于选择简约型教育治理;当国家能力大时,国家倾向于选择精细型教育治理”。二是“教育治理目标达成要素的稀缺度和教育治理效果的可测量性与教育治理过程中变通行为发生概率之间存在共变关系,也即当教育治理目标达成要素稀缺度大且教育治理效果的可测量性差,那么教育治理过程中变通行为发生的概率大;当教育治理目标达成要素的稀缺度小且教育治理效果的可测量性强,那么教育治理过程中变通行为发生的概率小”。基于以上研究,论文认为“县域教育是如何治理的”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在多种约束条件之下,县级政府对教育进行着变通治理”。
二、会计秩序整顿任重道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会计秩序整顿任重道远(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研究基础 |
(二)研究背景 |
(三)研究意义 |
二、研究述评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理论基础 |
一、新时代政治认同教育理论 |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认同教育理论 |
(二)政治认同理论 |
(三)新时代政治认同教育理论内涵及实质 |
二、乡村干部教育理论 |
(一)乡村干部及职责内涵 |
(二)乡村干部教育理论 |
(三)习近平关于乡村干部教育的重要论述 |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振兴理论 |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 |
(二)乡村振兴理论 |
四、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历史和经验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积极探索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唤醒阶级意识教育的思索 |
(二)大革命时期打倒封建军阀和土地革命教育的探索 |
(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教育的探索 |
(四)抗日战争时期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的探索 |
(五)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与争取实现民主教育的探索 |
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乡村干部社会主义道路认同教育的艰辛探索 |
(一)过渡时期乡村干部巩固新生政权的认同教育 |
(二)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前进时期人民公社化认同教育的探索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运动”教育的曲折探索 |
三、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乡村干部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教育 |
(一)改革开放初期乡村干部解放思想教育的探索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干部乡村治理建设教育的探索 |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干部基层党建教育的探索 |
四、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党的十八大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基本经验 |
(一)政治认同教育目标须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一致 |
(二)政治认同教育内容须与工作实际情况相吻合 |
(三)政治认同教育方法须与教育对象接受能力相适应 |
(四)政治认同教育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 |
五、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机遇、挑战与主要问题 |
一、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良好机遇 |
(一)中国仍然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
(三)“两个百年”目标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
二、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主要挑战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及思想仍存在严重潜在对抗 |
(二)价值多元化冲击基层思想观念和执政基础 |
(三)乡村文化教育建设经费的有效投入不足 |
(四)乡村干部自身素质的提升滞后 |
三、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
(一)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主体缺乏应有的责任意识 |
(二)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 |
(三)考核机制不完善导致工作心态失衡 |
(四)精致的利己主义冲击正确价值观的形成 |
四、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新时代推进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主要举措 |
一、构建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内容体系 |
(一)开展系列主题教育增强理想信念认同 |
(二)加强党史党建国史教育增强政党认同 |
(三)强化世情国情党情教育增强道路和制度认同 |
(四)完善乡村振兴战略教育培训增强政策认同 |
(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建设强化价值认同 |
二、拓展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方式方法 |
(一)巩固党校教育体系建设增强教育主渠道功能 |
(二)加强县乡理论学习中心组教育功能 |
(三)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开放教育策略 |
(四)利用现代通讯科技拓展学习方式 |
(五)拓展基层党组织教育学习功能 |
三、以保障机制为重点完善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体系建设 |
(一)加强制度建设推动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走深走实 |
(二)加大经费投入确保政治认同教育的实施 |
(三)加强乡村文化平台建设巩固认同教育基础 |
(四)完善网络网站建设丰富政治认同教育资源 |
(五)加强考评结果运用增强政治认同教育实效 |
四、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基本遵循 |
一、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是实施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 |
(一)立足发展现实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基本要求 |
(二)乡村振兴的认知与实施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重要实现 |
二、教育主体建设是推进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 |
(一)思想境界是提升乡村干部能力素质的首要和根本 |
(二)榜样示范是激发乡村干部提升能力素养的重要动力 |
(三)教育主体的领导力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重要影响因素 |
三、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注重因材施教 |
(一)乡村干部实际情况是政治认同教育实施因材施教的基础 |
(二)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突出个性需求特点 |
(三)创新教育方式方法促进因材施教的实施 |
四、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以增强自我认同为基础 |
(一)加强“三农”问题教育增强对乡村干部的身份认同 |
(二)普及农业生产经营专业教育增强职业认同 |
(三)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增强价值认同 |
(四)巩固公仆意识教育增强情感认同 |
五、坚持政治认同教育与健全奖惩机制的融合发展 |
(一)扭曲的权力观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问题的根源 |
(二)完善利益导向机制是实施有效教育的基础 |
(三)教育导向与教育目标的一致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基本原则 |
(四)有效奖惩保障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实效的提升 |
六、本章小结 |
结论 |
致谢 |
调查问卷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附件 |
(2)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缘起 |
二、研究的问题与意义 |
(一) 研究的问题 |
(二) 研究的意义 |
三、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一)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 |
(二)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研究 |
(三) 晚清至民国时期安徽省教育现代化研究 |
(四) 对已有研究的分析与评价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五、基本概念界定 |
(一) 乡村教育 |
(二) 乡村小学校 |
(三) 现代教育 |
(四) 教育现代转型 |
六、样本县基本情况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发展的背景 |
一、民国时期的国家教育制度 |
(一) 明确教育宗旨和教育目标 |
(二) 颁行现代学制和制定教育法令法规 |
二、民国时期影响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主要教育思想 |
(一) 普及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二) 义务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三) 国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四) 平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三、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运动 |
四、民国时期的安徽省社会和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一) 安徽省社会发展概况 |
(二) 安徽省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 |
一、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一) 国家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二)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三) 安徽省县级及以下地方教育行政组织的运行 |
(四)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特征 |
二、乡村小学校的专门化、组织化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校的制度设计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设立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与乡村私塾并存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 |
一、乡村小学课程的现代化 |
(一) 国家对小学课程的制度设计 |
(二) 安徽省对国家小学课程标准的执行情况 |
二、乡村小学教学法与教则的现代化 |
(一) 小学教学法的现代演进 |
(二) 小学教则的现代演进 |
三、乡村小学内部管理的规范化 |
四、乡村小学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一) 国家层面教育经费独立的相关政策 |
(二) 安徽省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经费保障情况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 |
一、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一) 国家对小学校长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二、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教员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与历史镜鉴 |
一、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 |
(一) 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决定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难度 |
(二) 国家意志、知识精英和乡村社会之间的张力制约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程度 |
(三) 乡村小学校的边缘地位延缓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进度 |
二、历史镜鉴:面向未来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一) 时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二) 空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参考文献 |
本人在学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致谢 |
(3)1905-1931年吉林地区警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三)概念界定 |
(四)学术史回顾 |
一、警察机构与建制沿革 |
(一)吉林警政建设的背景 |
1.外部动因 |
2.内部动因 |
(二)警察机构与建制 |
1.省级警察机构 |
2.省级以下警察机构 |
3.特殊警察机构 |
二、警察队伍建设与管理 |
(一)警察教育 |
1.警察学校教育 |
2.警察培训机构 |
(二)警察管理 |
1.警察奖惩 |
2.警察经费 |
3.警力与装备 |
三、警察职能与警务工作 |
(一)捕盗剿匪 |
(二)查禁烟毒 |
(三)严禁赌博 |
(四)消防安全 |
(五)社会救助 |
四、吉林警政发展的特点与局限 |
(一)多国警察势力交织干预 |
(二)警政发展与市政建设结合 |
(三)吉林警政建设的困境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吉林省调查户口规则 |
附录2 :吉林省管理迁移婚娶生死报告规则 |
附录3 :吉林省管理客栈规则 |
附录4 :吉林省县城每晚查店细规则 |
附录5 :吉林松花江上游水上公安局民国十八年二月份支出计算书 |
附录6 :吉林各县警察捕盗惩奖规则 |
附录7 :全省警务处差遣队长警职务及奖惩规则 |
附录8 :农安县警察所区巡官功过暂行简章 |
附录9 :吉林省阿城县公安局暂行简章 |
附录10 :长春警察厅各属队冬防规则 |
附录11 :长春警察厅筹办冬防章程 |
附录12 :吉林省会警察厅管理道路规则 |
后记 |
(4)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三、国内外文献综述 |
(一)政府经济金融职能的理论演进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相关研究 |
(三)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相关研究 |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研究 |
(五)文献述评 |
四、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内容 |
(三)研究方法 |
五、研究创新点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一、概念界定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相关概念 |
(二)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相关概念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 |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的界定 |
二、理论基础 |
(一)政府金融监管改革理论 |
(二)现代金融治理理论 |
第二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背景下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概述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时代背景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要举措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行动机制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对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影响 |
(一)正面影响 |
(二)负面影响 |
三、实践层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平衡 |
(一)调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政策重点 |
(二)平衡“防风险”和“促发展”的关系 |
(三)进一步促进民营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
第三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旨:金融治理现代化 |
一、金融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阐释 |
(一)金融治理体系现代化 |
(二)金融治理能力现代化 |
(三)金融治理模式现代化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下的现代金融治理意涵 |
(一)“防风险”与“促发展”的有机统一 |
(二)政府治理行为制度性约束的同步加强 |
(三)中央和地方金融治理权力的合理配置 |
(四)政府、市场和自组织治理机制的协调 |
(五)金融治理“公共理性”水平显着提升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下的现代金融治理理论框架建构 |
(一)现代金融治理体系构面 |
(二)现代金融治理能力构面 |
(三)现代金融治理模式构面 |
第四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实践探析:金融治理的偏差与失灵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实践景观 |
(一)总体性失衡表现 |
(二)阶段性失衡表现 |
(三)结构性失衡表现 |
(四)冲突性失衡表现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下金融治理偏差 |
(一)治理制度偏差 |
(二)治理体制偏差 |
(三)治理主体偏差 |
(四)治理工具偏差 |
(五)金融政策偏差 |
(六)协调能力偏差 |
(七)动员能力偏差 |
(八)服务能力偏差 |
(九)通用能力偏差 |
(十)治理模式偏差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下金融治理失灵 |
(一)金融体系公平竞争机制长期缺位 |
(二)行政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潜在矛盾 |
(三)金融治理机制存在固有的局限性 |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归因的二维结构 |
(一)基本假设 |
(二)二维结构 |
(三)结构矩阵 |
第五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路径选择:金融治理的矫正与完善 |
一、提升金融治理工具的运用水平 |
(一)实现治理工具多元化 |
(二)推进治理手段科技化 |
二、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
三、建立综合型治理政策调控架构 |
(一)加强各项政策紧密配合 |
(二)坚持结构性去杠杆政策 |
(三)落实民企长效发展政策 |
四、推进现代金融治理的“元治理” |
五、理顺金融治理之中的各种关系 |
(一)明晰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边界 |
(二)建立合理的风险分担和问责机制 |
(三)建立治理主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
六、改革完善金融治理体制与体系 |
(一)完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 |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
(三)健全金融监管体系 |
(四)建立金融法人治理体系 |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5)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导言 |
第一章 新中国建立之初选择金融发展模式时面临的约束条件 |
第一节 单纯依靠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确立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遗产:国家垄断金融体制 |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实践:政府严格控制金融系统 |
第二章 从市场金融体制到计划金融体制 |
第一节 新政权对金融业的整理 |
第二节 有管理的金融市场的短暂繁荣 |
第三节 金融系统功能的初步回归 |
第四节 计划金融体制的基本确立 |
第三章 金融机构财政机关化 |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
第二节 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率先纳入财政部体系 |
第三节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业务边缘化与机构被纳入财政部体系 |
第四章 金融机构日常业务财政化 |
第一节 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 |
第二节 银行存贷款业务成为财政预算的有效补充 |
第三节 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 |
第五章 对1953-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的评估 |
第一节 存款动员能力评估 |
第二节 资金配置效果评估 |
第三节 风险管理能力评估 |
第四节 产品流通促进能力评估 |
第五节 企业治理能力促进价值评估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二、问题的研究现状述评 |
三、研究问题和主要结论 |
四、论证思路和论证结构 |
五、研究维度和创新尝试 |
第一章 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问题提出 |
第一节 资产管理的历史演进 |
一、资产管理起始于普通的民事活动 |
二、我国资产管理向金融业务的演变 |
三、我国资产管理向“代客理财”的回归 |
第二节 我国资产管理关系的要素解析 |
一、资产管理关系的主体 |
二、资产管理关系的行为 |
三、资产管理关系的法律责任 |
第三节 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法律由来及不足 |
一、我国现行法中信义义务的由来 |
二、信义义务的产生原理尚不明确 |
三、信义义务的内容不清晰不完善 |
四、违反信义义务的责任承袭旧义 |
五、资产管理行业的上位法仍缺位 |
小结 |
第二章 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法理剖析 |
第一节 信义义务来源、功能及性质的明晰 |
一、信义义务之滥觞:合同的不完全性与实质的信义关系 |
二、信义义务的功能定位 |
三、信义义务的性质:约定义务抑或法定义务 |
第二节 信义义务的内在构成 |
一、主观信任 |
二、客观的信任状态 |
第三节 资产管理业务中信义义务的生成逻辑 |
一、资产管理的设立阶段:信义关系的引起 |
二、资产管理的管理阶段:信义义务的产生 |
第四节 通道业务与刚性兑付中的信义义务辨分 |
一、通道业务中资产管理人不负有信义义务 |
二、刚性兑付并非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要求 |
小结 |
第三章 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内容分析 |
第一节 信义义务内容界定标准的构建 |
一、厘清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内容的必要性 |
二、界定的第一层次:信义义务与其他义务的区分 |
三、界定的第二层次:信义义务内容间的内在逻辑 |
第二节 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内容范围和具体内容 |
一、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内容范围分析 |
二、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具体内容的剖析 |
第三节 资产管理人针对不同类投资者的信义义务具体内容区分 |
一、销售阶段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差别 |
二、管理阶段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差别 |
第四节 资产管理人履行信义义务客观标准的完善 |
一、资产管理人履行忠实义务的两个客观标准设定 |
二、资产管理人履行注意义务的客观标准争议与选择 |
小结 |
第四章 资产管理人违反信义义务的救济机制 |
第一节 对人之诉 |
一、针对资产管理人的解任 |
二、针对资管第三人的诉讼 |
第二节 对物之诉 |
一、对物之诉的构成要件 |
二、对物之诉的适用对象 |
三、对物之诉的举证责任 |
第三节 法律责任追究 |
一、责任类型 |
二、责任承担 |
小结 |
第五章 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本土化构建 |
第一节 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上位法审思 |
一、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上位法缺位之后果 |
二、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上位法的明晰 |
第二节 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立法路径 |
一、境外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立法路径 |
二、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立法路径选择 |
第三节 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框架建议 |
一、信义义务的法律定位 |
二、信义义务具体内容的构建 |
三、违反信义义务的责任明晰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7)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能力研究 ——历史演进与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与目的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1.2.1 研究内容与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创新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的理论基础 |
2.2 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的文献综述 |
2.2.1 国外文献述评 |
2.2.2 国内文献述评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国家治理能力嬗变视域下的国家审计实践演进 |
3.1 基于中国背景的理论分析框架 |
3.2 国家治理能力嬗变视域下的国家审计实践演进——阶段分析 |
3.2.1 以威权为主导的发展模式阶段 |
3.2.2 以法治为主导的发展模式阶段 |
3.2.3 以民主为主导的发展模式阶段 |
3.3 国家治理能力嬗变视域下的国家审计实践演进——综合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国家治理能力嬗变视域下的国家审计理论演进 |
4.1 国家审计思想的初步认识 |
4.1.1 1980-1994年期间国家审计文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4.1.2 1980-1994年期间国家审计理论的知识图谱结果与分析 |
4.2 国家审计思想的深化认识 |
4.2.1 1995-2007年期间国家审计文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4.2.2 1995-2007年期间国家审计理论的知识图谱结果与分析 |
4.3 国家审计思想的系统认识 |
4.3.1 2008-2015年期间国家审计文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4.3.2 2008-2015年期间国家审计理论的知识图谱结果与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国家审计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实路径 |
5.1 国家审计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实路径——理论分析 |
5.2 国家审计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实路径——实践考察 |
5.2.1 基于审计工作报告披露主要问题的考察 |
5.2.2 基于审计工作报告提出主要建议的考察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国家审计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经验证据 |
6.1 研究假设 |
6.2 研究设计 |
6.2.1 样本选择和研究方法 |
6.2.2 研究模型与变量定义 |
6.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3.1 描述性统计 |
6.3.2 相关性检验 |
6.3.3 多元回归结果及分析 |
6.3.4 稳健性分析 |
6.3.5 内生性检验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7.2 主要政策建议 |
7.3 主要不足及发展 |
参考文献 |
后记 |
(8)抗战前后吉安县商会档案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主要资料与基本框架 |
上编 抗战前后吉安县商会档案整理 |
凡例 |
一、吉安县商会民国二十五年全年实录 |
1、吉安县商会民国二十五年度全年实录书目 |
2、吉安县商会民国二十五年度工作报告书序 |
3、商业夜班学校 |
4、吉安市救火总会 |
5、吉安市商人自卫队 |
6、吉安商会执监委员、职员名册 |
7、吉安县商会组织系统表 |
8、吉安县商会会议录 |
9、吉安县各同业公会会员名册 |
10、吉安县各业同业公会执监委员名册 |
二、1940 年吉安县商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实录 |
1、吉安县商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实录次序 |
2、吉安县商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宣言 |
3、吉安县商会会员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姓名名单 |
4、吉安县商会会员代表大会秘书处职员姓名 |
5、吉安县商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会场规则 |
6、吉安县商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议事日程表 |
7、吉安县商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各业公会会员代表姓名 |
8、吉安县商会第一届代表大会非公会会员代表姓名表 |
9、吉安县商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主席开幕词 |
10、吉安县商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主席闭幕词 |
11、吉安县商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纪录 |
12、调解案件 |
13、民国二十九年七月一日执委第一次会议 |
三、吉安县商会整理委员会工作报告(1945-1946 年) |
1、吉安县商会整理委员会工作报告目录 |
2、工作报告弁言 |
3、举办商业登记 |
4、调查事务经费 |
5、健全公会组织 |
6、选举职团参议 |
7、办理税务事项 |
8、办理收购余粮 |
9、公益救济事项 |
10、公用公安事项 |
11、向县建议事项 |
12、劳资纠纷事项 |
13、建筑本会新厦 |
14、整理消防事项 |
15、整理义渡事项 |
16、捐派种类金额 |
17、处理调解案件 |
18、筹备改选经过 |
19、垫用经费概数 |
20、摊派余粮差价 |
21、吉安商会整理委员会整理期间历次会议记录 |
22、1946 年吉安县会员代表大会口号、标语 |
四、吉安县商会、同业公会等章程、约规 |
1、江西省吉安县商会章程(1940 年) |
2、吉安县商会章程(1943 年) |
3、吉安县竹木行商业同业公会章程准则(1947 年7月 11 日) |
4、吉安县茶点、面馆商业食□业同业公、工会联合议协约规 |
5、江西省吉安县行纪商业同业公会章程 |
6、吉安县商会特种委员会简章 |
7、吉安县商会整理委员会吉安市救火总会社会商业服务队服务规则 |
8、创办商业补习学校募捐□ |
9、非常时期商会及商业同业公会职员办理目的事业奖惩办法 |
五、吉安县商会往来公函(1941-1949 年) |
1、江西全省商会联合会代电函件 |
2、与各地商会往来函件 |
3、商号入会、退会相关函件与会员证书 |
4、吉安市救火总会相关名册、公函 |
5、1942 年前后与食盐配购情事相关函件 |
6、徐建中、朱志懋任职期间相关函件(1943-1945 年) |
7、邓玉麟任职期间相关函件(1945-1949 年) |
六、吉安县商会同业公会委员(理监事、职员)会员名册 |
1、1940 年吉安县各同业公会委员名册 |
2、1943 年吉安县各同业公会理监事、会员名册 |
3、1946 年吉安县各同业公会职员(理监事)、会员名册 |
4、其它时段吉安县商会与各同业公会职员(理监事)、会员名册 |
下编 抗战前后吉安县商会研究 |
第一章 清末民初吉安县商业发展以及商会创建 |
第一节 行政区划与交通网络 |
一、行政沿革 |
二、交通网络 |
第二节 商业发展与商会创建 |
一、持续发展的吉安县商业 |
二、从保商局到商会 |
第二章 吉安县商会整理委员会的组建与终结 |
第一节 吉安县党部与商会整理委员会的组建 |
一、国家政策与商业环境 |
二、“整委会”的成立及其运作 |
第二节 清算委员会的困境与新商会的成立 |
一、清算委员会的成立 |
二、清算工作面临的困境 |
三、困境根源及其结局 |
四、新商会的成立 |
第三章 1935-1937 年吉安县商会的“救市”与萧宗川的“集权” |
第一节 商业衰败与商会救市 |
一、商业衰败的表现 |
二、商业衰败的原因 |
三、商会的救市举措 |
第二节 萧宗川与吉安县商会的组织建设 |
一、执监委员的构成 |
二、各个科室的设置 |
三、商会组织系统的完善 |
第三节 派生机构的组建 |
一、开设商业夜班学校 |
二、成立吉安救火总会 |
三、组建商人自卫队 |
第四章 战局变动与吉安县商会的权力之争(1937-1945 年) |
第一节 先兴后衰:战局变动下的吉安商业 |
一、“赣北沦陷”与吉安商业的繁荣 |
二、“浙赣会战”与吉安商业的衰落 |
第二节 权力争夺:新势力的进入与商会改选纠纷 |
一、1940 年商会改选的顺利进行 |
二、1943 年商会改选之争 |
三、1944 年徐建中被迫辞职 |
第三节 变与不变:抗战时期吉安县商会的主要职能 |
一、维护工商 |
二、积极抗战 |
第五章 战后吉安县商会整理委员会与地方社会秩序的重建(1945-1949 年) |
第一节 商业凋敝与“商整会”的成立 |
一、商业凋敝的表现 |
三、“整委会”的成立及其人员构成 |
第二节“商整会”重建地方社会秩序的努力 |
一、重建吉安县商业秩序 |
二、资助地方公共事务 |
第三节“商整会”与吉安县地方政府 |
一、税费摊派案 |
二、参议员名额案 |
三、配购余粮案 |
第四节 劳资纠纷、军人扰市与吉安县商会的终结 |
一、劳资纠纷不断 |
二、军人扰乱市场 |
三、“志业商店”会员纠纷案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读硕士期间相关科研情况 |
致谢 |
(9)乡村政治:地权变迁中的秩序建构 ——湖北省京山县的个案考察(1949-1956年)(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已有研究成果的述评 |
三、研究的区域和时间的界定 |
四、本文研究内容、方法与材料来源 |
五、本文研究重难点 |
六、本研究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失序与混沌:生态恶化的乡村社会 |
第一节 天灾抑或人祸? |
一、水旱连年 |
二、战事:雪上加霜 |
三、灾害应对 |
第二节 匪患肆虐 |
一、流匪如风 |
二、“土”匪横行 |
第三节 失败的政权建设 |
一、失衡的职能 |
二、保甲组织:名实难副 |
三、政治人物难称其职 |
第四节 农民经济状况与行为选择 |
一、收不抵支 |
二、向何处去? |
第二章 革命走进乡村:从边缘到中心 |
第一节 革命初临 |
一、董必武的学生 |
二、革命活动 |
第二节: 抗日战争:革命走向中心 |
一、汉流组织的帮助 |
二、陈大姐与李司令 |
第三节 革命支前:从翻深到翻身 |
一、支前任务 |
二、支前中的问题 |
第三章 地权变动下的国家权力 |
第一节 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的实现 |
一、急性土改 |
二、京山县土改概况 |
三、京山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
第二节 地权变迁中的权力体系构建 |
一、京山县乡村权力的网络体系 |
二、基层建党办社 |
第三节 生产环节中的国家权力 |
一、干部领导生产 |
二、生产中的政治选举与表达 |
三、生产中的政治教育 |
四、生产中的家庭 |
第四章 地权变迁下的情感、阶级与利益 |
第一节 亲不亲,阶级分 |
一、情感与观念之惑 |
二、阶级觉悟:同姓敌人与异姓兄弟 |
三、阶级身份的划分 |
第二节 身份与话语:合作化时代的双重工具化运用 |
一、组织起来 |
二、“揩油”:阶级话语的武器 |
三、谁在反对? |
第五章 乡村的领导者:国家的干部 |
第一节 干部配置 |
一、土改前后干部的构成与流动 |
二、党员干部:红与专的要求 |
第二节 干部培训 |
一、整风培训:身份认同 |
二、学习领导合作化 |
三、学习与规训 |
第三节 干部问题 |
一、人际交往:阶级意识不清 |
二、贪污腐化 |
三、作风问题 |
第四节 处于国家与乡村间的干部 |
第六章 阶级斗争:秩序的维护 |
第一节 狂风暴雨 |
一、对敌斗争:“关管杀” |
二、难以过关:自我了结 |
第二节 暗处的敌人 |
一、混入生产组织的阴谋 |
二、乡间案件幕后黑手 |
三、农民的心思 |
第三节 民间信仰的隐伏 |
一、民间信仰组织的基础 |
二、清理会道门组织与两种话语 |
三、剪不断,理还乱 |
结语 |
一、新秩序的来龙去脉 |
二、历史与现实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后记 |
(10)约束下的变通:县域政府教育治理 ——以中部某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一、秉承社会学的基本视角 |
二、关注教育领域的实践形态 |
三、直面教育领域外面的中国社会图景 |
四、研究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关于治理的研究 |
二、关于教育治理的研究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过程 |
三、分析框架 第一章 中县的社会与教育 |
第一节 中县的基本情况:资源匮乏与发展滞后 |
第二节 传统教育的遗产:科举导向的儒学教育 |
一、州学 |
二、书院 |
三、义学、族学、私塾 |
第三节 新学教育的发展:频繁改革与艰难普及 |
一、清末新学 |
二、民国教育 |
第四节 解放之后的轨迹:扩张与整顿反复循环 第二章 中县教育治理体制的历史演变 |
第一节 传统时期:简约型治理 |
第二节 新学时期:过渡型治理 |
第三节 解放之后:精细型治理 |
一、1949—1985年精细型治理体制的创建与演变 |
二、1985年之后的精细型治理体制的改革与秩序 第三章 中县教育的日常治理——以教育局年度工作任务为例 |
第一节 教育局的职责和结构:科层再组织与领导优先分工 |
第二节 年度任务的确定机制:承上启下的本职与服务中心 |
第三节 工作安排和推进节奏:周期性按部就班与上级推动 |
第四节 年终总结和绩效考核:上级认可和完成任务的导向 |
一、教育局对下级的检查和考核:寻找亮点和考核从宽 |
二、上级对教育局的检查和考核:工作落实与排名占位 |
第五节 反思:常规治理内部的逻辑矛盾 第四章 中县教育的改革治理——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执行为例 |
第一节 政策传达:地方政府层层加码跟进颁布文件 |
一、文件特征:中央先行推动与地方缓慢跟进 |
二、政策设计:成本下放到县和任务分散到多部门 |
第二节 政策理解与执行:教育“填谷”和有限增量 |
一、政策执行的机制:轻车熟路的规定动作 |
二、政策执行的内容:工程化思维下的政策实施 |
三、政策执行的效果:内部文本中的秘密 |
第三节 政策效果评估过程:结果已定下的前台表演 |
一、迎检准备:高压力下的动员和布景 |
二、迎检过程:高标准的接待和紧凑的行程 |
三、反馈意见:肯定增量与鼓励继续努力 |
四、整改方案:借机讲真话和提要求 |
第四节 政策执行与评估结果的反思:执行难与评估易 |
一、政策设计的问题:政府同心是梦想 |
二、政策评估的逻辑:大势下的增量评估 |
三、公众的实际感受:大局已定吐真言 第五章 中县教育治理的变迁与秩序 |
第一节 前文各章主要观点总结 |
第二节 教育治理的约束性因素和教育治理中恒久的变通现象 |
一、自然资源禀赋和地理条件差导致经济水平发展落后 |
二、集中型政治经济体制中的不利地位 |
三、有限财政能力与多样化社会发展任务的矛盾 |
四、历届政府都采取降低成本的教育发展策略 |
五、教育培养所有人的理想与社会选拔少数人的现实之间的永恒矛盾 |
六、锁定的教育改革路径和有限的改革效果 |
七、新教育秩序下的适应性生存策略及其消极后果 |
第三节 教育治理理论的反思与教育治理关系的两个命题 |
一、对教育治理理论的反思 |
二、教育治理关系的两个基本命题 结语 |
一、本研究的主要工作 |
二、研究反思 附录 |
附录一 中县教育局主要职责 |
附录二 中县人民政府部门目标责任制实施管理办法 |
附录三 中县普通中小学工作考评方案 |
附录四 中央省市县层面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有关的法律和政策文件 参考文献 |
一、地方史料 |
二、文章或报刊 |
三、专着、教材或者文集 |
四、学位论文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四、会计秩序整顿任重道远(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D]. 张鹏程. 海南师范大学, 2020(12)
- [2]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D]. 柳丽娜.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1)
- [3]1905-1931年吉林地区警政研究[D]. 卢思宇.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D]. 高锐. 吉林大学, 2020(08)
- [5]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D]. 张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6]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研究[D]. 钱俊成.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7]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能力研究 ——历史演进与经验证据[D]. 张莉. 天津财经大学, 2017(05)
- [8]抗战前后吉安县商会档案整理与研究[D]. 曾忠轩. 江西师范大学, 2017(03)
- [9]乡村政治:地权变迁中的秩序建构 ——湖北省京山县的个案考察(1949-1956年)[D]. 汪洋. 武汉大学, 2017(06)
- [10]约束下的变通:县域政府教育治理 ——以中部某县为例[D]. 陈德胜.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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