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校科研活动中的国际合作（论文文献综述）
蔡小静[1]（2021）在《科学基金的资助效益研究 ——基于科研合作的中介效应》文中研究指明基础研究是科技发展的根基和动力。作为政府资助基础研究的重要主体,科学基金在支持基础研究发展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科学基金的资助效益备受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关注,由此催生了一系列评价方法和实践。已有评价多关注直接产出成果的数量,未能全面反映科学基金资助对研究者能力的提升作用。根据科技人力资本理论,科研合作不仅体现了研究者获取社会网络资源的能力,也体现研究者整合和利用隐性知识的能力。在现有关注科学基金资助对科研合作影响的研究中,鲜有研究将科研合作特征的变化与研究者能力提升挂钩。据此,本研究将从科研合作的视角探讨科学基金的资助效益,旨在深化对资助效益的理解,优化资助效益评估体系,为改进项目和人才评估提供决策参考。本研究以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C）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资助的研究者为对象,基于其项目和论文数据,采用文献计量法和统计分析法,从合作规模和国际合作程度两个维度,分析科学基金资助对科研合作的影响、科研合作与研究绩效的关系,以及科研合作在科学基金资助与研究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科学基金有助于扩大研究者的合作范围,丰富研究资源。伴随着资助项目的开展,美国研究者的国际合作程度普遍提高,而中国研究者则无显着变化。就论文层面而言,合作规模与研究影响力呈正相关,国际合作有助于提高研究影响力。部分学科领域中,研究者的论文生产力随合作规模的扩大而提高,但引用影响大多无显着变化;国际合作程度与研究者的论文生产力和影响力无关或负相关。此外,科学基金资助引起研究者的平均合作规模扩大或国际合作程度提高,进而提升研究绩效,表明科研合作在科学基金资助和研究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即科学基金资助通过科研合作对研究绩效产生间接影响。本研究就如何提升科学基金资助效益、提高资助效益评估的全面性和科学性提出如下建议:1)鼓励并支持优质且高效的科研合作,增设以促进合作交流为目的的研究基金项目;2)改进项目和人才评价方式,结合研究者所处学术阶段和研究能力开展评估;3)通过加大资助力度、设立专项合作项目、优化评价机制等方式助力青年研究人员成长。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包括:1)从科研合作的视角考察了科学基金资助对研究绩效的间接影响;2)丰富科学基金资助效益评估的潜在维度,提高评估的全面性和科学性;3)填补了以往研究中关于“科学基金—科研合作—研究绩效”关系论证的空白。
李阳[2]（2021）在《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今时代,世界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革命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加速了全球人才、信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世界各国间的科技力量在悄然间发生着变化。科技革命所引发的不仅是全球经济社会的变革,每一次革命过程也必然会改变大国之间的力量分布,重塑世界实力对抗格局。中国科技实力的快速崛起,美国科技霸主地位受到挑战、中美之间的科技博弈屡次触碰着科研工作者的神经。如何在未来科技竞争中处于领先位置,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提高科技创新对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这一切都离不开一流科研机构的支撑,而国家级实验室就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满足国家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科技需求。国家级实验室作为大国科技博弈的重要体现,为保持国家科技竞争力提供了驱动力,也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战略保障。美国庞大的国家级实验室体系距今已经历了八十余年的发展历史,积累了成功的管理经验,也是满足国家科技全球领先的重要支撑,在建设管理创新上以及科研实力上领先于全球。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兴建于改革开放之初,伴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之路不断发展壮大,但相较于世界发达水平,在建设管理经验、科技体制创新及科研实力等方面还有许多不足。因此,以美国国家级实验室作为参照标准进行深入比较,总结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异同、发现建设经验的共性与个性、寻找科研实力比较中的优势与不足,为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及发展寻找经验借鉴,对于丰富我国国家级实验室研究成果意义重大。基于此,本文希望通过研究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历程来看,两国实验室各自经历了怎样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建设的侧重点是什么,各阶段的科技政策对实验室发展有何导向,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异同又有哪些?（2）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运行来看,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及科研合作方面各有什么特点,在这些方面中,中美两国实验室的建设特征又有什么异同,美国实验室的建设经验对中国有何启示?（3）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科研实力来看,两国实验室在体现科技论文最高水平的ESI高被引论文产出方面、主导地位方面、论文影响力方面的科研实力差距有多少;基于文献属性数据的特征差异有哪些,这些差异对两国实验室论文产出、影响力及主导地位的影响又有哪些?本文以比较研究作为研究视角,重点进行了以下方面的研究工作:（1）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进行对比分析。对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历程进行了划分;结合时代政策背景,对两国实验室各自的发展建设过程、学科分布特点、部门及地域分布特点、建设成效、阶段性特征进行分析,深入了解每一阶段国家级实验室的发展变化;总结出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相同点及差异。（2）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进行比较分析。梳理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方面的特点;围绕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科研合作五个方面,总结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方面的共性与个性。（3）基于目前代表科技论文最高水平的ESI高被引论文数据库,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进行比较分析。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学、数据挖掘、Logistic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等统计分析工具,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国际合作、影响力等角度进行量化比较,以明确中美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的差异。最终,通过对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多方面的比较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论:（1）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及阶段特征的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兴起于不同的时代背景,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建设历程。美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作为全球领先的科研机构,兴起于战争年代,维护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成为了其建设初衷。先后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且过程中出现了两次较大的争议。实验室的发展紧密围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展开,进行学科建设的布局与前沿科学领域的探索,尤其是美苏冷战时期,持续增加的军费资助为实验室的研究发展印上了明显的军事化色彩。相较而言,我国的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发展建设起步较晚,与改革开放后的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基本同步,基本依托重点高校及各部门进行运行管理,以材料科学、工程科学等工程类学科研究为主。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艰难的起步后,实验室的发展也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推进走向市场化协同创新的道路,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服务,在发展方面呈现出快速上升的态势。（2）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运行中的特色及管理经验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运行上既有共同的经验又各具特色。通过对中美典型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特征进行分析,作者发现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及科研合作方面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中美两国实验室的兴起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两国在科技、经济等发展阶段上处于不同节点,形成了美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定位于人类终极科学问题的探索,我国的国家级实验室主要还是定位在满足国家科技战略需求层面。两国不同的制度体制也形成了不同的实验室管理模式,美国强调以市场参与为主,政府主导为辅,实验室体系的发展以“自下而上”科技决策体系为主;中国更强调决策主体集中,注重政府的政策引导,实验室多以执行上级科技政策为主。此外,两国实验室在科研经费的预算及拨付制度、实验室的监管主体及实验室主任的选聘与权责方面也都存在着显着差异。（3）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方面的科研实力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科研实力方面各有优势,美国在多个方面保持着相对优势,我国在论文产出方面取得了显着的进步。研究发现,在基于高被引论文产出数量的比较上,中国无论是在产出总量还是发展增速方面均有明显的优势;且通过关联规则算法对中美论文产出特征进行分析,发现作者数量为5人及以上为中美论文产出的最主要合作方式;中国论文产出受参与单位的数量作用不显着,当有国内基金参与资助时会显着提高两国实验室的发文量。在基于高被引论文主导地位的比较上,在中美两国间实验室的合作论文方面,美国的主导地位高于中国;在中美实验室参与国际合作论文方面,中国的主导地位强于美国;在中美国际合作论文主导地位的特征方面,论文流向国内对中美国际合作论文的主导地位均有正向影响;资助基金数量及资助基金类别为“无国内基金参与”时对中美国际合作论文的主导地位均有负向影响。在基于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比较上,美国在被引频次及影响因子方面的影响力均强于中国;在论文影响力的特征方面,中美高被引论文影响力均受到作者数量、出版时间、资助基金数量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作者数量、资助基金数量等对中国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作用程度大于对美国的影响。本研究的创新点可以概括地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1）对以国家级实验室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建设与改革进行了有益探索。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科学技术强国,拥有雄厚的资本及一流的人才储备,众多的国家级实验室成为了其科技研发的排头兵,也成为了国家科技创新力量的坚实保障。联邦国家实验室体系至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并积累了卓有成效的管理经验,拥有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美国联邦国家实验室建设及其规律,进而探索科研管理机制创新,为突破美国科技封锁,探索我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建设及科研机构改革创新很有价值。（2）拓展了文献计量学理论在科技评价中的应用与实践。国家级实验室是进行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工作的重要科研机构。科技论文是体现国家或科研机构基础研究工作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反映国家或科研机构科研实力的主要方面。本文基于ESI及JCR等数据库,以高被引论文为视角,运用文献计量学的理论指导,通过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进行量化分析,可以进一步明确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发展现状及差异水平,对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体系的成效进行了检验。另一方面,文献计量学理论以科技论文及各种文献数据特征为研究对象,可以实现对国家或地区、科研机构、学者等学科结构、产出数量、影响力变化等科研动态的科学评价,对于两国实验室科技论文产出及其深层次因素及规律进行探讨,在填补对国家级实验室定量化研究空白的基础上,逐渐丰富我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评价体系,以便指导政策实践。（3）为新一轮技术革命背景下,深化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丰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概念,指导政府科技政策的实施与制度创新,更好地参与全球化科技治理,实现科技的自立自强以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建设提供了新思路。中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根植于独有的政治、文化背景,在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上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面临着独有的现实困境与发展难题。在深入研究美国国家实验室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不照搬照抄美国模式,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方向,结合有益经验探索中国模式,缩小与先进水平的实力差距,不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实验室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钱冰洁[3]（2021）在《澳大利亚“八校联盟”大学科研国际化战略研究 ——基于大学战略规划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
姜雪[4]（2021）在《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印度理工学院作为印度政府创建的国家重点学院典型代表,是印度高等教育系统重要创新和改革的产物。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教育在印度国内首屈一指,在世界范围内影响较大,培养出一大批享誉世界的高级计算机人才,成为众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竞相招揽的对象。计算机人才从诞生、成长再到壮大的培养过程与其计算机学科从创立、发展再到崛起并建设成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学科的历史进程保持一致。中国和印度两国在国情和历史发展背景方面较为相似,与欧美发达国家名列前茅的世界一流大学及一流学科相比,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成长路径对我国高等教育创建一流学科,成功进行计算机教育,有效发挥计算机学科的社会服务功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采用历史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及文献研究法,由点到面,从纵向到横向尝试对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发展历程进行立体化、系统化的梳理与剖析。从学科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出发,以时间为线索,探寻其学术平台、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管理体制及社会服务等学科建设必要要素的特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归纳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建设经验,指出学科建设中的不足之处,明确对我国建设一流学科的历史价值。以1963年印度理工学院坎普尔分校计算机中心的成立为主要标志,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正式创立。1963年至1982年是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早期发展阶段,计算机中心、电气工程系和数学系开展了一系列的计算机教育与研究活动。1983年,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正式成立,由此,计算机学科拥有了规范化的学术平台,学术项目更加丰富。同时,以计算机应用为主导的科学研究方向的确立也推动了学科的蓬勃发展与快速崛起。从计算机学科创立伊始,印度政府就在国家财政支出和国家政策方面对其给予了大力支持。20世纪80年代,在财政及政策的双重保障下,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在学术平台、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及社会服务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建设举措,迅速成长为印度国内一流的计算机学科。1992年,“创新与技术转移基金会”在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正式成立,标志着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进入产教融合、产学研相互促进的可持续发展阶段。从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角度考查,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积极承担国家级政府资助及企业咨询项目的举措不但与国家科技政策及国家发展战略保持高度一致,同时还促进了企业与高校协同发展、校企协同育人的学科发展新模式的产生。在世界信息革命浪潮的推动及印度政府制定的建设信息技术产业超级大国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不断发展完善稳步提升,培养的尖端计算机人才在国际知名计算机企业崭露头角。从学科建设的必要要素出发归纳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十分必要的。学科的快速发展无外乎是内外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外部因素而言,国际环境中有世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及计算机革命浪潮的推动,国内环境有印度政府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科技战略,特别是建设计算机超级大国目标的指引;就内部因素而言,印度理工学院从学科平台、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与合作、学科制度以及社会服务等若干学科建设的必要要素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了计算机学科的快速发展。本文最后总结出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发展的原因:紧跟国家科技发展战略部署,明确计算机学科发展定位;注重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为计算机学科的快速发展提供人力保障;促进以计算机学科为基础的多学科交叉融合,推进学科可持续发展;善于利用国际援助并不断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积极争取多方资金支持为学科发展提供资金保障。近年来,学科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如下问题:印度政府过多干预,削弱学术自治权;优秀师资数量增长与学科稳步提升存在失衡现象;高水平科学研究成果总量不足,阻碍国际学术影响力持续扩大。然而,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原则,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吴欣达[5]（2021）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辽宁省高校为例》文中提出随着世界各国国际化的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趋势。2013年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中俄两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使中俄两国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迎来了新的格局。中俄两国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为双方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且辽宁省作为与俄罗斯合作具有地缘优势的省份之一,研究辽宁省与俄罗斯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具有一定的意义。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中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进行研究,特别是对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合作做了重点的研究。通过研究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合作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和科学研究三个维度的现状,研究发现在人才培养合作方面存在学生交流数量偏少、学生交流的学科分布不均、普遍存在语言障碍、合作办学层次低,数量少、境外办学合作匮乏、对外汉语推广和文化传播有待加强等问题。在教师国际交流方面引进俄罗斯专家和教师数量偏少、教师出国交流数量偏少、教师出国选派的学科分布不均衡、教师联合开发课程较少等问题。在科研合作中存在科研保障体系建设不够完善、缺少有影响力的合作平台,科研合作项目偏少、科研团队建设缺乏自主创新、教师科研意识和积极性不高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对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合作提出了优化的对策如下:首先,在人才培养上需要加强学生交流,增加俄罗斯学生来华留学的吸引力、打破留学生以文学学科为主的选择,使学科分布更加合理、加大中小学开设俄语课,提高学生俄语基础能力、提高辽宁省中俄合作办学层次,增加办学数量、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开展与俄罗斯的境外办学、发挥孔子学院的带动作用,加强对外汉语的推广和文化传播等对策建议。其次,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加强辽宁省引智工作、加大国家公派教师留学力度、鼓励多学科教师出国留学、增加教师联合开发课程,加强国际化课程建设等对策。最后,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科学研究合作需要加强科研保障体系建设、建立高水平国际联合实验室或研究中心、加强科研创新,提高教师科研意识和积极性等对策进一步推进辽宁省高校与俄罗斯高校的国际合作。为今后进一步加强中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提供一定借鉴和参照。
梁壮[6]（2021）在《中国基础研究政策变迁趋势探讨 ——基于共词和聚类分析》文中认为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推进,我国与他国间科技联系也在加深,同时,国家间在科技领域中你追我赶的竞争也渐趋白热化。这个过程中,我国对于基础研究在科技发展中的重要性认识在逐渐加深。基础研究政策是基础研究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指引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推动基础研究实现更大突破,充分发挥其源动力的作用,应在政策层面对基础研究发展保驾护航。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基础研究政策关注点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在研究中运用共词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和工具,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其下辖各部委在1978—2019年期间发布的400份基础研究政策的历史发展轨迹、政策发文主体、以及政策工具进行了系统分析。我国基础研究政策数量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政策理解加深总体呈上升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基础研究政策的政策聚焦点也随时代而变化。根据文件数量和关键事件的发生,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即1978年—1984年（恢复调整阶段）、1985—1994年（体系初建阶段）、1995年—2005年（改革发展阶段）、2006年—2011年（深化改革阶段）和2012年—2019年（战略发展阶段）。在增强我国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重要时期,通过系统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基础研究的发展道路,深入分析我国基础研究政策发展所处阶段、领域布局、施政重心等情况,了解我国基础研究政策的发展历程和各个时期的政策聚焦点,及其演化趋势,建立高效合理的基础研究政策体系。在我国推进建设并建成创新型国家的重要节点,对基础研究政策进行系统分析,为自主创新提供稳固的政策支持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中发现,基础研究政策在各个阶段有着鲜明的政策聚焦点,在整体上存在着明显的演化趋势。政策制定者关于基础研究本质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对基础研究目标的制定与引导也越来越明确;但同时存在基于实用主义导向的基础研究政策渊源。最后本文,针对我国基础研究政策发展规律和经验,从增加经费投入、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和基础研究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在基础研究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几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建议基础研究政策的完善必须基于对基础研究本质的正确把握,必须转变政策制定中的实用主义倾向,转变基础研究管理部门的职能,突出科学共同体在基础研究活动中的主体作用,从而实现推动中国基础研究良性发展的目标。
强强[7]（2021）在《我国航空发动机技术创新网络构建中的政府作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各新兴大国均以培育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低、成长潜力大、经济效益好的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技术来抢占竞争制高点,以实现对先发国家的经济和技术超越。在中美博弈日趋复杂和国家科技力量竞争形势日益严峻的态势下,我国政府高度关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卡脖子”风险,重视通过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保障自身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并力图实现“弯道超越”。在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创新网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是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技术的组织载体和运行依托。由于存在市场失灵,政府要参与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技术创新活动,同时基于“三螺旋”理论,有关的技术创新网络的构建也离不开政府的作用发挥。本研究首先通过总结航空发动机技术创新的特点,发现基于航空发动机技术创新系统的复杂性、成果的战略性和航空发动机技术创新组织的高度网络化特征,政府必然要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进而从网络的基本要素和逻辑关系入手,推导出航空发动机技术创新网络模型。然后以圈层式的网络结构视角,对航空发动机技术创新网络的核心网络层、重要网络层、相关网络层、拓展网络层的特点及政府的有关作用进行具体分析。通过梳理发展历程,总结性地提出我国航空发动机技术创新网络构建的三个历史阶段,即完全依赖行政命令的网络构建阶段、政府需求驱动的网络构建阶段、市场机制驱动的网络构建阶段,并对阶段特点和政府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行了概括。通过对照航空发动机技术创新网络模型的圈层结构,分析提出了我国航空发动机技术创新网络的自身特点,包括核心网络层具有强组织特性、重要网络层的资源结构正在加速演变、相关网络层的网络关系不够紧密、外围网络层基本空白和政府的主导作用贯穿各圈层等。进而结合发展历程和现状,总结了我国航空发动机技术创新网络中的政府作用的不足之处,包括政府缺乏对网络构建及治理的顶层策划和统筹协调、政府干预过于直接而缺乏缓冲机制且不稳定和政府在法制规范等创新环境的营造上有缺失等。同时分析借鉴了美国、欧盟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政府推动的技术创新网络的成功之处,包括政府要明确在技术创新网络构建和治理中的角色、要充分依靠市场机制和多方参与、应当重点关注技术创新的生态培育领域等。最后,提出了我国航空发动机技术创新网络构建中的政府作用优化建议:发挥建构者作用,确定专门机构负责顶层规划;发挥资助者作用,提供启动资金带动社会投入;发挥协同者作用,构建多主体网络治理机制;发挥支持者作用,通过制度创新塑造创新环境。
周红芳[8]（2021）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文中认为封闭导致落后,开放带来发展。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的开放性和国际科技合作已经成为各国创新战略的重要特征。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大国竞合博弈愈演愈烈,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逆全球化从经贸领域蔓延至科技领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从科研人才、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体制和产业政策等方面打压中国科技发展,微观层面的开放式创新越来越受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制约,全球科技在开放与保护的较量中艰难前行。但是从长远来看,全球化仍将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大势。跨国公司的逐利行为和数字产业的技术革新都会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科学从本质上讲是无国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重大问题的解决需要全人类共同的智慧。随着全球化研发和生产的发展以及跨国学术研究网络的出现,科学的发展愈发是一个全球合作的过程。从我国国内创新情况看,开放水平不高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彰显了高层次创新和高水平开放的深度融合,是新时代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抓手。但是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研究刚刚起步,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框架显得尤为迫切。本文以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广泛吸收耗散结构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制度经济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等理论知识,遵循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的纵贯式结构,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进行研究,并对我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提出对策建议。在全文中,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①为什么要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②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什么,有哪些创新活动?它的基本特征、体系目标、运行环境是怎样?作为最鲜明的特征,开放度该如何衡量?③如何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针对以上问题,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论文在梳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开放式创新理论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次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其构成要素、主要特点、建立原则、运行机制和运行环境等进行研究,初步建立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随后论文根据马克思对创新形式的划分,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建立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实践分析框架:生产力层面的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创新。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中,三大创新活动表现为:以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核心的科学创新、以企业研发国际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以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在体系中,科学创新是基石,技术创新是关键,制度创新是保障,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整体。根据以上分析框架,论文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对中国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历程和创新活动进行定性分析,对创新开放度进行定量研究,分析了新冠疫情下逆全球化形势对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最后根据美国、日本、德国和以色列等主要国家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经验和启示,提出对策建议。论文的研究发现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开放是经济增长的外在环境。开放式创新成为研究热点,但是相对于企业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研究并不充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既有理论上的重要性,也有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性。第二,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创新资源全球化配置建立起来的全面而开放的创新体系,这个体系由政府主导,社会共同参与,科技和经济各部门、公共与私有机构之间相互作用,对内要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对外要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体系具有开放性、流动性、系统性和安全性等特征,有内向型开放和外向型开放两种模式。不同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环境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第三,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可以从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三个维度进行。科学创新的主体是高校和科研院所,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主要通过人才培养国际化、科研活动国际化、科研成果国际化实现,国家应注重对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加大对国际大科学工程的建设。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主要通过跨国公司建立海外研发中心、跨国并购和建立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实现研发国际化,根据马克思全球化理论,要注意区分研发国际化的双重影响,趋利避害。制度创新的主体是政府,政府的制度创新主要通过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实现。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要在全球实现创新资源的配置,还会受到国际规则的影响。中国应该增强国内外规则的协调性,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订,提升国际治理的能力。第四,从知识开放、技术开放、资本开放、人才开放和制度开放五个要素分析,中国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开放水平十分有限,创新要素跨国流动水平不高,不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借鉴美国、日本等创新强国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中国应从科学创新开放、技术创新开放、制度创新开放以及三大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提升创新开放度,利用全球资源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第五,从新中国时期的巴统协议,冷战时期的瓦森纳协定,到中美贸易战,再到疫情期间中美科技领域部分脱钩,美国打压中国科技发展从未停止。新形势下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应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下,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化不同国别不同领域科技合作,探索更加柔性,更加灵活的合作模式,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主动引领全球治理良性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田琳[9]（2020）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研究》文中提出世界一流大学（World-Class Universities,WCU）也被称为全球研究型大学（Global Research Univeristies）,这些大学有公认的、区别于其他（研究型）大学的主要特征,包括:（1）人才汇聚;（2）资源丰富;（3）全球参与;（4）国际声誉;（5）良好治理。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一流大学在提升一国国家软实力、增强一国国际竞争力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学界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关注只增不减,但是,没有研究从对比分析和国际比较视角出发,通过实证研究方法,系统、全面地探索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鉴于大学功能既是大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大学实践的出发点,且世界一流大学有着不同于一般研究型大学的定位及特征,那么,对世界一流大学功能的探索能在加深人们对世界一流大学认识的同时,有助于充实学术理论,为研究世界一流大学开辟新的视角。以结构功能主义为指导,采用混合研究法,本研究通过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和问卷法系统探索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具体而言,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框架,本研究对比分析了43所世界一流大学和40所一般研究型大学四类官方文件的文本（校长寄语、使命宣言、愿景描述、战略规划）。在此基础上,深入访谈了74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受访者。然后,研究者向世界一流大学校领导和国际（学术）专家发放了网络问卷（N=118）以对上述两种方法的结果进行验证。本研究围绕四大研究问题展开:（1）世界一流大学与一般研究型大学在三大基本功能上有何差异?（2）除三大基本功能外,世界一流大学有哪些特有功能?（3）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美、欧）,世界一流大学在发挥其功能上有何不同?（4）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在未来会有哪些变化?有哪些因素将会影响世界一流大学功能未来变化?通过研究,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1）世界一流大学与一般研究型大学在三大基本功能上存在差异。在科学研究功能上,两类大学的差异最为明显,两类大学在科学研究的类型、内容、层次和规模上不同;在人才培养功能上,两类大学在人才培养的类型、层次、方法和途径上差异较大;在社会服务功能上,两类大学最大的差异在于社会服务的范围不同。以上差异受到了大学的可用资源、理念、定位、视野等的影响,也与大学对不同外部需求的回应有关。（2）世界一流大学有区别于一般研究型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主要表现在服务全球共同利益和作为全球（研究型大学）榜样两个方面,其本质特征包括全球定位、全球贡献、全球影响和全球合作。以上特征同时也体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全球性。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本质特征及其全球性也被不断强化。通过对比分析后发现,世界一流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与其三大基本功能密切相关但又存在差异,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全局性和深远性、其实践途径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已超越了三大基本功能的范畴;特有功能/特殊使命是世界一流大学区别于一般研究型大学特有的作用和特殊的使命。世界一流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之所以为世界一流大学所特有与其独特优势密切相关,包括全球责任、全球能力和全球声誉等。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世界一流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定义为全球化使命（GLOBALIZING）,即面对日趋复杂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不断增加的全球性挑战以及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世界一流大学凭借其全球责任、全球能力、全球声誉等独特优势,服务全球共同利益、作为全球（研究型大学）榜样,并持续强化其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本质特征,包括全球定位、全球贡献、全球影响、全球合作等。（3）中国、美国和欧洲一流大学在发挥功能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受到了历史文化、经费来源、国家/政治因素、国家发展水平和大学管理架构等的影响。世界一流大学并非“千校一面”,不同大学身处不同的社会环境,有着不同的结构特征,也因此在发挥各项功能上各有所长、有所差异。在发挥功能上的差异性也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特色和多样性的体现,这些大学共同构成了全球学术网络中的顶尖大学并利用自己的学术实力和影响力引领着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时也为其所在国家以及全球社会做出贡献。（4）世界一流大学三大基本功能的未来变化将呈现为:基本功能的内涵将会不断丰富,在功能的发挥上会呈现多元化趋势并在某些方面进一步体现其国家和地区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未来变化将呈现为: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内涵将更加丰富,特有功能/特殊使命将随着未来社会的发展而被不断强化。但是,很难预测世界一流大学在未来是否会产生新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影响世界一流大学功能未来变化的因素包括新科技/智能化/数字化、全球化和国际化、全球性议题、逆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渐增的全球合作等。其中,前三个因素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在各个主要的影响因素下,还包含了一系列具体的影响因素,如新科技/智能化/数字化包含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包括:（1）首次提出了世界一流大学区别于一般研究型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全球化使命;（2）系统揭示了世界一流大学与一般研究型大学在三大基本功能上的差异;（3）首次探索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美、欧）世界一流大学在发挥功能上的差异,阐释了历史文化、经费来源、国家/政治因素、国家发展水平、大学管理架构等所带来的影响;（4）对世界一流大学功能的未来变化进行了预测并揭示了新科技/智能化/数字化、全球化和国际化、全球性议题、逆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渐增的全球合作等对世界一流大学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虽然本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但本研究仍从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探讨了影响世界一流大学功能的因素,是较为系统、全面的有关世界一流大学功能的研究。
李燕燕[10]（2020）在《面向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研究 ——基于供给与采纳的双维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和创业就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人口红利不断减少,高技术引进壁垒增高,中小企业原有的成本发展优势逐渐减弱,亟需通过创新驱动实现高质量发展转型。知识产权不仅是创新成果的集中载体,更是点燃、激励创新的核心要素,对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引领作用。作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的基础保障,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为创新提供重要支撑。尤其是对于基础薄弱、资源有限的中小企业来说,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现了显着的现实意义。首先,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的核心主体是政府,拥有丰富的信息和数据,以及强大的资源整合、财政资金等支撑,具备面向中小企业供给优质、低价知识产权基础服务的条件。再者,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还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对知识产权服务中的“市场失灵”进行有效补充,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激活社会资源,实现对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全面化、精细化、现代化发展。而事实上,尽管我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可以面向中小企业提供信息检索与分析、金融、维权援助等服务内容,但从范围、层次上看都还十分有限,服务体系结构不尽合理。另外,区别于大型企业、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中小企业具备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经营特点及创新需求。然而,目前我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中,无论是理论研究、政策制定,还是服务实践,都缺乏对各类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服务问题的系统分析与“个性化”探索。因此,加强面向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研究,推进我国中小企业实现创新转型是摆在理论界面前的现实课题。本文将公共服务置于知识产权的场景且聚焦于中小企业,从供求双维度展开探讨。在对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建设困境与公共服务供给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实证研究将中小企业创新采纳、决策与知识产权服务特性系统考量,阐释中小企业的风险顾虑及其对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采纳的掣肘等论证,为优化公共服务项目的设计开发与组织实施、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指导和参考。本文内容包含以下七个章节:第一章,绪论。根据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背景和聚焦问题,对中小企业创新、知识产权及其公共服务等研究进行了综述。之后,对本论文的研究内容、所采用的方法、技术路线及创新之处进行了概述。第二章,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本章对研究相关的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及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三个核心概念进行了详细阐述和界定。接下来,对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创新采纳、新公共管理、第三部门及多中心治理等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及学术观点进行了介绍。第三章,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建设与公共服务供给分析。综合已有研究和文献资料,基于对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建设存在问题及其服务风险与现实困境的研究,对我国面向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供给情况进行分析,归纳并探讨当前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中存在的不足与成因,尝试从现实矛盾出发,初步阐明面向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供给侧症结,为后续进一步从需求侧深入分析奠定基础。第四章,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风险与采纳分析。基于前述对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建设存在问题及其服务风险与现实困境的研究,运用风险感知、创新采纳、组织决策、知识转移等理论观点,结合调研访谈,对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风险顾虑进行了释义和解构,并以此建立制约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采纳的影响模型,实证检验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需求中的影响因素及作用关系等微观机理。最后,通过实证研究结果的讨论,进一步解释了当下存在的某些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现象,为探究中小企业“个性化”“差异化”服务需求提供了参考。第五章,国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建设实践与借鉴。选择国外知识产权建设较为先进的国家,将其具有代表性的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创新模式、特色做法等进行研究,总结提炼出可供借鉴的经验,启发我国对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建设优化。第六章,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研究启示与对策建议。结合前述对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需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及国外实践经验等方面的研究结论,围绕破除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采纳中的各类制约,归纳并提出从经营保障、服务质量与能力、国际化及人才文化软环境等方向优化我国面向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对策建议。第七章,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总结全文主要的研究结论,对研究存在的局限与不足进行分析和说明,并对有待继续探究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本文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创新:第一,视角方面,针对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研究中缺乏系统性的现状,聚焦服务对象——中小企业,从“供给-需求”的角度,对当下我国面向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发展状况和存在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完整的分析,有助通过宏观指导把控更微观层面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优化,给出的对策建议针对性和实操性更强。第二,内容方面,现有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学术成果中对中小企业需求的关注较少,为数不多聚焦中小企业的研究多为某项公共服务的探讨,研究范围和深度有限。本研究创新性地围绕客户感知,对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风险进行解构,纳入了服务情境、企业及个人三方面高相关性因素,对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采纳机理进行刻画,得出了较为全面细致的研究结论。第三,实践性方面,以往的研究集中在对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较为宏观层面的研究,定性探讨居多,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对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工作的实践指导性较弱。针对于此,本研究在分析国内外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做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与中小企业服务需求的实际,从加强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建设保障、提升服务成效、深化国际合作、重视人才培养与文化塑造等方面提出较为具体的策略建议,以期为优化和解决我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提供启发与决策依据。
二、高校科研活动中的国际合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高校科研活动中的国际合作（论文提纲范文）
（1）科学基金的资助效益研究 ——基于科研合作的中介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s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政府研发经费推动科技事业蓬勃发展 |
| 1.1.2 优化资助效益评估回应利益相关者关切 |
| 1.1.3 从科研合作视角评估科学基金的资助效益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科学基金 |
| 1.2.2 科研合作 |
| 1.2.3 研究绩效与资助效益 |
| 1.3 研究问题与假设 |
| 1.3.1 科学基金与科研合作 |
| 1.3.2 科研合作与研究绩效 |
| 1.3.3 科研合作的中介作用 |
| 1.4 研究意义 |
| 1.4.1 理论意义 |
| 1.4.2 实践意义 |
| 1.5 研究设计 |
| 1.5.1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5.2 研究内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科技人力资本理论 |
| 2.1.2 资源论与知识论 |
| 2.1.3 交易成本理论 |
| 2.2 资助概况研究 |
| 2.2.1 类型分布 |
| 2.2.2 学科分布差异 |
| 2.2.3 国家(地区)差异 |
| 2.3 资助效益研究 |
| 2.3.1 产出数量 |
| 2.3.2 引用影响 |
| 2.3.3 科研合作 |
| 2.3.4 其他研究 |
| 2.4 科研合作研究 |
| 2.4.1 合作概况 |
| 2.4.2 合作原因和影响因素 |
| 2.4.3 合作效果 |
| 2.5 文献述评 |
| 3 数据与方法 |
| 3.1 数据来源 |
| 3.1.1 项目数据 |
| 3.1.2 产出数据 |
| 3.1.3 对照组数据 |
| 3.2 相关变量定义 |
| 3.2.1 科学基金 |
| 3.2.2 科研合作 |
| 3.2.3 研究绩效 |
| 3.2.4 其他变量 |
| 3.3 研究方法 |
| 3.3.1 文献计量法 |
| 3.3.2 统计分析法 |
| 3.4 数据概况 |
| 3.4.1 研究者分布 |
| 3.4.2 项目分布 |
| 3.4.3 论文产出 |
| 3.4.4 科研合作 |
| 3.5 本章小结 |
| 4 科学基金与科研合作 |
| 4.1 科学基金与合作规模 |
| 4.1.1 资助前后的合作规模 |
| 4.1.2 资助与否与合作规模 |
| 4.1.3 资助经费与合作规模 |
| 4.2 科学基金与国际合作 |
| 4.2.1 资助前后的国际合作程度 |
| 4.2.2 资助与否与国际合作程度 |
| 4.2.3 资助经费与国际合作程度 |
| 4.3 本章小结 |
| 5 科研合作与研究绩效 |
| 5.1 论文层面 |
| 5.2 项目层面 |
| 5.2.1 论文数量 |
| 5.2.2 引用影响 |
| 5.3 研究者层面 |
| 5.3.1 论文数量 |
| 5.3.2 引用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
| 6 科研合作的中介作用 |
| 6.1 科学基金的效益概况 |
| 6.1.1 资助前后的研究绩效 |
| 6.1.2 资助经费与研究绩效 |
| 6.2 项目层面 |
| 6.2.1 基于所有论文的分析 |
| 6.2.2 基于“代表性成果”的检验 |
| 6.3 研究者层面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果与讨论 |
| 7.1 基金资助与合作规模 |
| 7.2 中美国际合作的差异性 |
| 7.3 科研合作与研究绩效 |
| 7.3.1 科研合作的引用优势 |
| 7.3.2 早期合作规模可预测更高生产力 |
| 7.3.3 研究者能力与绩效 |
| 7.4 科学基金对研究绩效的影响机制 |
| 7.5 资助效益因研究者及维度而异 |
| 7.5.1 资助效益因研究者而异 |
| 7.5.2 资助效益的体现形式不一 |
| 7.6 “代表性成果”的优势 |
| 8 结论、建议及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科学基金有助于扩大合作规模,对国际合作程度的影响因国家而异 |
| 8.1.2 科研合作对研究绩效具有部分预测性 |
| 8.1.3 科研合作在科学基金与研究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
| 8.2 研究建议 |
| 8.2.1 鼓励并支持优质且高效的合作 |
| 8.2.2 改进科技项目和人才评价方式 |
| 8.2.3 多方面助力青年研究人员成长 |
| 8.3 研究创新点 |
| 8.4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 一、基本信息 |
| 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2）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文献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国家级实验室 |
| 2.1.2 国家重点实验室 |
| 2.1.3 联邦国家实验室 |
| 2.2 文献研究综述 |
| 2.2.1 中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相关研究回顾 |
| 2.2.2 美国联邦国家实验室建设相关研究回顾 |
| 2.2.3 文献研究回顾述评 |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协同创新理论 |
| 2.3.2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2.3.3 文献计量学理论 |
| 2.3.4 数据挖掘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比较研究 |
| 3.1 中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研究 |
| 3.1.1 萌芽起步阶段 |
| 3.1.2 集中建设阶段 |
| 3.1.3 快速发展阶段 |
| 3.1.4 “中国特色发展”阶段 |
| 3.2 美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研究 |
| 3.2.1 快速起步阶段 |
| 3.2.2 第一波争议阶段 |
| 3.2.3 重整复苏阶段 |
| 3.2.4 第二波争议阶段 |
| 3.2.5 新时代发展阶段 |
| 3.3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比较与启示 |
| 3.3.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的一般规律 |
| 3.3.2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的主要差异 |
| 3.3.3 启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比较研究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研究方法 |
| 4.1.2 案例选取原则 |
| 4.1.3 资料获取 |
| 4.1.4 分析框架 |
| 4.2 中国典型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分析 |
| 4.2.1 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2 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3 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4 核物理与核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5 工业装备结构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3 美国典型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分析 |
| 4.3.1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
| 4.3.2 喷气推进实验室 |
| 4.3.3 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 |
| 4.3.4 普林斯顿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 |
| 4.3.5 林肯实验室 |
| 4.4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比较与启示 |
| 4.4.1 制度体制的比较分析 |
| 4.4.2 建设定位的比较分析 |
| 4.4.3 资源要素的比较分析 |
| 4.4.4 运行模式的比较分析 |
| 4.4.5 科研合作的比较分析 |
| 4.4.6 启示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比较研究 |
| 5.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预处理 |
| 5.1.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来源 |
| 5.1.2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处理流程 |
| 5.1.3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规约 |
| 5.1.4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清洗 |
| 5.1.5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构造 |
| 5.1.6 小结 |
| 5.2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的科研实力比较 |
| 5.2.1 高被引论文产出及变化情况比较 |
| 5.2.2 高被引论文单因素产出特征比较 |
| 5.2.3 基于关联规则的高被引论文多因素特征比较 |
| 5.2.4 小结 |
| 5.3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主导地位的科研实力比较 |
| 5.3.1 两国间高被引论文合作情况比较 |
| 5.3.2 中美参与国际合作的高被引论文主导情况比较 |
| 5.3.3 基于Logistic回归的国际合作论文主导地位特征比较 |
| 5.3.4 小结 |
| 5.4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科研实力比较 |
| 5.4.1 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比较 |
| 5.4.2 高被引论文期刊影响因子比较 |
| 5.4.3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的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特征比较 |
| 5.4.4 小结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的对策建议 |
| 6.1 政府统筹实验室体系顶层设计的安排 |
| 6.1.1 强化政府战略规划,融入国家创新系统 |
| 6.1.2 顺应科技发展趋势,引领学科交叉创新 |
| 6.1.3 加强重大专项部署,支撑战略新兴产业 |
| 6.2 积极推进实验室融入创新联合体建设 |
| 6.2.1 以市场拉动需求,发挥龙头企业领军性作用 |
| 6.2.2 以科研带动教学,发挥实验室平台教学功能 |
| 6.2.3 以联合实现共享,发挥联合体协同创新优势 |
| 6.3 努力推进实验室融入世界范围的步伐 |
| 6.3.1 坚持国际交流与合作,保持科技的自立自强 |
| 6.3.2 打造国际化人才团队,构筑全球性人才高地 |
| 6.3.3 参与全球化科技治理,提高实验室国际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四、主要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六、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发端奠基: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创立与早期发展(1963—1982 年) |
| 第一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创立 |
| 一、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的背景 |
| 二、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创立 |
| 第二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早期发展的举措 |
| 一、计算机学科学术平台逐步扩展与完善 |
| 二、汇集国内外优秀学者组建高水平师资队伍 |
| 三、确立以计算机基础理论为主导的科学研究方向 |
| 四、以掌握计算机基础理论与基本技能为中心的人才培养 |
| 五、争取国际援助为学科发展提供硬件与资金支持 |
| 六、开展学科治理体制建设,为学科发展提供组织保障 |
| 七、积极开展计算机社会咨询服务 |
| 第三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早期发展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 一、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早期发展取得的成效 |
| 二、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早期发展存在的问题 |
| 第二章 国内一流: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快速崛起(1983—1991 年) |
| 第一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的背景 |
| 一、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蓬勃开展 |
| 二、“计算机总理”拉吉夫·甘地带领印度迈向信息时代的决心 |
| 第二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的举措 |
| 一、计算机学科学术平台的专业化发展 |
| 二、构建以学术认同为基础的内聚性学术团队 |
| 三、确立以计算机应用为主导的科学研究方向 |
| 四、以实践型计算机人才培养为中心 |
| 五、不断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 |
| 六、完善五级管理体制确保管理自治与学术自由 |
| 七、实施学校计算机素养与学习提升计划 |
| 第三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 一、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取得的成效 |
| 二、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三章 国际知名: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稳步提升(1992 年—至今) |
| 第一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的背景 |
| 一、世界信息革命浪潮的推动 |
| 二、印度领导人建立信息产业超级大国战略目标的指引 |
| 第二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的举措 |
| 一、计算机学科学术平台及设施的现代化更新 |
| 二、构建以探索学科核心领域为目标的传承性学术团队 |
| 三、确立以计算机前沿领域研究为主导的科学研究方向 |
| 四、以创新性复合型计算机人才培养为中心 |
| 五、积极提升计算机学科国际学术交流话语权 |
| 六、实施旨在提升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本科学术项目审查评估 |
| 七、承担国家级计算机系统和程序研发项目,不断深化国际合作 |
| 第三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 一、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取得的成效 |
| 二、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第四章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与发展的省思 |
| 第一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发展的原因 |
| 一、紧跟国家科技发展战略部署,明确计算机学科发展定位 |
| 二、注重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为学科快速发展提供人力保障 |
| 三、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推进计算机学科可持续发展 |
| 四、善于利用国际援助并不断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 |
| 五、积极争取多方资金支持为学科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
| 第二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发展中的问题 |
| 一、学科发展后期印度政府过多干预,削弱了学术自治权 |
| 二、学科发展后期优秀师资数量增长与学科稳步提升存在失衡现象 |
| 三、高水平科学研究成果总量不足,阻碍国际学术影响力持续扩大 |
| 附录1 专有名词简称、全称及中译表 |
| 附录2 信息技术领域印度理工学院知名校友代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5）“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辽宁省高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 |
| (二)高等教育国际合作 |
| 四、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五、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比较研究法 |
| (三)问卷调查法 |
| (四)访谈法 |
| 第二章 中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理论基础 |
|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 |
| 二、推拉理论 |
| 三、知识流理论 |
| 第三章 中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政策与实践 |
| 一、提升人才培养的国际竞争力 |
| (一)扩大中国学生赴俄罗斯留学规模 |
| (二)扩大俄罗斯学生来华留学规模 |
| (三)加大中外合作办学改革力度 |
| (四)推进联合培养项目 |
| (五)推进境外办学 |
| (六)优化汉语国际传播 |
| 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
| (一)加大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 |
| (二)选派教师出国交流 |
| 三、加强科学研究合作 |
| (一)建立联合研究中心或实验室 |
| (二)联合推进科学研究项目 |
| (三)成立中俄高校联盟 |
| (四)鼓励承办国际学术会议 |
| 第四章 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国际合作的现状 |
| 一、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国际合作的概述 |
| (一)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学生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概述 |
| (二)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教师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概述 |
| (三)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科研合作的概述 |
| 二、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校际合作现状调查研究 |
| (一)调查的目的 |
| (二)调查对象的选择 |
| (三)调查的设计 |
| (四)调查的实施 |
| (五)调查数据的统计方法 |
| (六)调查结果与分析 |
| 第五章 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国际合作的问题 |
| 一、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学生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问题 |
| (一)学生交流数量偏少,人数增长不稳定 |
| (二)学生交流的学科分布不均衡 |
| (三)学生交流普遍存在语言障碍 |
| (四)中俄合作办学层次低,数量少 |
| (五)境外办学合作匮乏 |
| (六)对外汉语推广和文化传播有待加强 |
| 二、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教师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问题 |
| (一)引进俄罗斯专家和教师数量偏少 |
| (二)教师出国交流数量偏少 |
| (三)教师出国选派的学科分布不均衡 |
| (四)教师联合开发课程较少 |
| 三、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科研合作的问题 |
| (一)科研保障体系建设不够完善 |
| (二)两国缺少有影响力的合作平台,科研合作项目偏少 |
| (三)科研团队建设缺乏自主创新,教师科研意识和积极性不高 |
| 第六章 优化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国际合作的对策 |
| 一、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学生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对策 |
| (一)加强学生交流,增加俄罗斯学生来华留学的吸引力 |
| (二)打破留学生以文学学科为主的选择,使学科分布更加合理 |
| (三)加大中小学开设俄语课,提高学生俄语基础能力 |
| (四)提高辽宁省中俄合作办学层次,增加办学数量 |
| (五)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开展与俄罗斯的境外办学 |
| (六)发挥孔子学院的带动作用,加强对外汉语的推广和文化传播 |
| 二、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教师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对策 |
| (一)加强辽宁省引智工作 |
| (二)加大国家公派教师留学力度 |
| (三)打破以文学学科为主的教师选派,鼓励多学科教师出国留学 |
| (四)增加教师联合开发课程,加强国际化课程建设 |
| 三、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科研合作的对策 |
| (一)加强科研保障体系建设 |
| (二)建立高水平国际联合实验室或研究中心 |
| (三)加强科研创新,提高教师科研意识和积极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调查问卷(教师卷) |
| 附录二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调查问卷(学生卷) |
| 附录三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访谈提纲 |
| 附录四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6）中国基础研究政策变迁趋势探讨 ——基于共词和聚类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基础研究政策相关研究 |
| 1.2.2 政策变迁研究 |
| 1.2.3 中国基础研究政策变迁的相关研究 |
| 1.2.4 政策文献计量的相关研究 |
| 1.2.5 文献综述小结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基础研究政策的理论分析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基础研究 |
| 2.1.2 基础研究政策 |
| 2.1.3 政策变迁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文献计量理论 |
| 2.2.2 政策分析理论 |
| 2.2.3 政策科学理论 |
| 第3章 基础研究政策库和主题词表的构建 |
| 3.1 基础研究政策库的构建和分析 |
| 3.1.1 政策文献的来源 |
| 3.1.2 政策发布数量分析 |
| 3.1.3 政策文种变化趋势 |
| 3.1.4 政府部门名称变化统计 |
| 3.1.5 政策颁布机构分析 |
| 3.2 主题词表的构建与分析 |
| 3.2.1 高频主题词提取 |
| 3.2.2 构造共现矩阵和相异矩阵 |
| 3.2.3 社会网络分析 |
| 3.2.4 聚类分析 |
| 第4章 基础研究政策变迁量化分析 |
| 4.1 基础研究政策主题变迁的动态分析 |
| 4.1.1 恢复调整阶段: 1978—1984年 |
| 4.1.2 体系初建阶段: 1985—1994年 |
| 4.1.3 改革发展阶段: 1995—2005年 |
| 4.1.4 深化改革阶段: 2006—2011年 |
| 4.1.5 战略发展阶段: 2012—2019年 |
| 4.2 我国基础研究政策演化趋势 |
| 4.2.1 政策制定者对于基础研究认识更加深入 |
| 4.2.2 中国基础研究政策依然存在着基于实用主义导向 |
| 4.2.3 中央联动地方,高校企业并进的多层次演进 |
| 4.2.4 引进来迈向走出去的国际科研合作 |
| 4.2.5 人才政策的发展完善 |
| 第5章 基础研究政策的发展建议 |
| 5.1 需要制订充分激发基础研究工作者内生动力的政策 |
| 5.2 加强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 |
| 5.3 讨论管理的边界和本质,规范管理秩序 |
| 5.4 根据科技活动特性制定相应的评估机制 |
| 5.5 重视高校在基础研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
| 5.6 多维度政策加大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力度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7）我国航空发动机技术创新网络构建中的政府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目标、思路与方法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基础 |
| (一)技术创新网络的概念界定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二)政府参与技术创新网络构建的理论基础 |
| 1.市场失灵理论 |
| 2.三螺旋理论 |
| 三、航空发动机技术创新网络构建中政府参与的必然性和作用分析 |
| (一)政府参与航空发动机技术创新网络构建的必然性 |
| 1.航空发动机技术创新与国防和经济战略高度相关 |
| 2.航空发动机技术创新的自身特点易导致“市场失灵”的发生 |
| 3.航空发动机技术创新组织的网络化需要政府参与 |
| (二)航空发动机技术创新网络的基本要素和相互关系 |
| (三)圈层视角的航空发动机技术创新网络模型结构及政府作用分析 |
| 1.核心网络层——核心企业的寡头格局与政企关系 |
| 2.重要网络层——企业间合作与政府规制 |
| 3.相关网络层——产学研合作与政府协调 |
| 4.拓展网络层——国际合作与国际政治 |
| 四、我国航空发动机技术创新网络的发展历程、结构现状及政府作用审视 |
| (一)我国航空发动机技术创新网络的发展历程和政府的积极作用 |
| 1.完全依赖行政命令的网络构建阶段 |
| 2.政府需求驱动的网络构建阶段 |
| 3.市场机制驱动的网络构建阶段 |
| 4.政府在我国航空发动机技术创新网络构建中的积极作用 |
| (二)我国航空发动机技术创新网络的结构层次现状 |
| 1.核心网络层具有强组织特性 |
| 2.重要网络层的资源结构正在加速演变 |
| 3.相关网络层的网络关系不够紧密 |
| 4.外围网络层基本空白 |
| 5.政府的主导作用贯穿各圈层 |
| (三)我国航空发动机技术创新网络构建中政府作用的不足 |
| 1.政府缺乏对网络构建及治理的顶层策划和统筹协调 |
| 2.政府干预过于直接、缺乏缓冲机制且不稳定 |
| 3.政府在法制规范等创新环境的营造上有缺失 |
| 五、美国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和欧盟第七框架计划的经验借鉴 |
| (一)美国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的实施及政府作用 |
| 1.美国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的背景概述 |
| 2.美国政府在美国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中的主要作用 |
| (二)欧盟第七框架计划的实施及政府作用 |
| 1.欧盟第七框架计划概况 |
| 2.欧盟在欧盟第七框架计划中的主要作用 |
| (三)启示与小结 |
| 1.政府要明确在技术创新网络构建和治理中的角色 |
| 2.政府的作用发挥要充分依靠市场机制和多方参与 |
| 3.政府应当重点关注技术创新的生态培育 |
| 六、我国航空发动机技术创新网络构建中的政府作用优化建议 |
| (一)发挥建构者作用,确定专门机构负责顶层规划 |
| (二)发挥资助者作用,提供启动资金带动社会投入 |
| (三)发挥协同者作用,构建多主体网络治理机制 |
| (四)发挥支持者作用,通过制度创新塑造稳定创新环境 |
| 七、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我国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评价 |
| 1.3 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方法论基础——唯物史观 |
| 1.4.2 具体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存在的不足 |
| 2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 |
| 2.1 思想渊源 |
| 2.1.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思想 |
| 2.1.2 西方经济学中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思想 |
| 2.1.3 简要评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2.2.2 开放式创新理论 |
| 3 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客观依据 |
| 3.1 理论依据 |
| 3.2 历史依据 |
| 3.3 现实依据 |
| 4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 |
| 4.1 基本概念 |
| 4.1.1 国家创新体系 |
| 4.1.2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4.1.3 相关概念辨析 |
| 4.2 构成要素 |
| 4.2.1 行为主体因素 |
| 4.2.2 投入和产出因素 |
| 4.2.3 环境因素 |
| 4.3 主要特点 |
| 4.3.1 开放性 |
| 4.3.2 系统性 |
| 4.3.3 流动性 |
| 4.3.4 安全性 |
| 4.4 建立原则 |
| 4.4.1 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原则 |
| 4.4.2 坚持两种创新资源和两个市场相结合原则 |
| 4.4.3 坚持体现本国国情与符合国际规范相结合原则 |
| 4.4.4 坚持开放合作与为我所用相结合原则 |
| 4.5 目标体系 |
| 4.5.1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4.5.2 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
| 4.5.3 提升本国在全球创新网络竞争力 |
| 4.6 创新活动 |
| 4.6.1 科学创新 |
| 4.6.2 技术创新 |
| 4.6.3 制度创新 |
| 4.6.4 三大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 |
| 4.7 体系运行 |
| 4.7.1 运行模式 |
| 4.7.2 运行机制 |
| 4.7.3 运行环境 |
| 4.7.4 演化路径 |
| 4.8 开放水平的测度 |
| 4.8.1 创新开放度的影响因子 |
| 4.8.2 创新开放度衡量指标体系 |
| 5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一: 科学创新 |
| 5.1 创新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 |
| 5.1.1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主体 |
| 5.1.2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学研究人员的聚集地 |
| 5.1.3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产出地 |
| 5.2 创新形式:科学研究国际化 |
| 5.2.1 人才培养国际化 |
| 5.2.2 科研活动国际化 |
| 5.2.3 科研成果国际化 |
| 5.3 基于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国际化 |
| 5.3.1 国际大科学研究 |
| 5.3.2 “项目——基地——人才”一体化 |
| 6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二: 技术创新 |
| 6.1 创新主体:企业 |
| 6.1.1 企业是研发投入的主体 |
| 6.1.2 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 |
| 6.1.3 企业是技术发明的主体 |
| 6.2 创新形式:研发国际化 |
| 6.2.1 建立海外研发中心 |
| 6.2.2 实施跨国并购 |
| 6.2.3 建立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
| 6.3 研发国际化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双重影响 |
| 6.3.1 有利影响 |
| 6.3.2 不利影响 |
| 7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三: 制度创新 |
| 7.1 创新主体:政府 |
| 7.1.1 政府是国家科技计划的制定者 |
| 7.1.2 政府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主导者 |
| 7.1.3 政府是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者 |
| 7.2 创新形式: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 |
| 7.2.1 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 |
| 7.2.2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
| 7.2.3 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 |
| 7.3 国际规则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 |
| 7.3.1 影响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主要国际规则 |
| 7.3.2 相关国际规则变化趋势 |
| 7.3.3 对中国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启示 |
| 8 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8.1 发展历程 |
| 8.1.1 探索阶段(1949年—1977年) |
| 8.1.2 起步阶段(1978年—1991年) |
| 8.1.3 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2011年) |
| 8.1.4.深度融合阶段(2012年至今) |
| 8.2 创新活动 |
| 8.2.1 以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核心的科学创新 |
| 8.2.2 以企业研发国际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 |
| 8.2.3 以政府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 |
| 8.3 开放水平测度 |
| 8.3.1 国际比较 |
| 8.3.2 总体评价 |
| 8.4 逆全球化与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8.4.1 逆全球化下的挑战 |
| 8.4.2 开放合作是大势 |
| 8.4.3 中国优势 |
| 8.4.4 应对策略 |
| 9 国际经验和重要启示 |
| 9.1 国际经验 |
| 9.1.1 美国经验 |
| 9.1.2 日本经验 |
| 9.1.3 德国经验 |
| 9.1.4 以色列经验 |
| 9.2 重要启示 |
| 9.2.1 正确认识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关系 |
| 9.2.2 正确认识自主创新和封闭式创新的关系 |
| 9.2.3 正确认识“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关系 |
| 9.2.4 正确认识局部开放和全面开放的关系 |
| 9.2.5 正确认识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关系 |
| 9.2.6 正确认识制造业开放和服务业开放的关系 |
| 9.2.7 正确认识向发达国家开放和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的关系 |
| 9.2.8 正确认识完善国内创新环境与进—步扩大创新开放的关系 |
| 10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清单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一)研究型大学 |
| (二)世界一流大学 |
| (三)大学功能 |
| (四)大学的三大基本功能 |
| 三、理论基础 |
| (一)结构功能主义概述 |
| (二)结构功能主义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 |
| (三)基于AGIL模型的大学功能分析框架 |
| 四、研究问题与论文框架 |
| (一)研究问题 |
| (二)分析框架 |
| (三)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大学功能的历史演变 |
| (一)三大基本功能的演变过程 |
| (二)多视角的大学功能划分及演变过程 |
| 二、现代大学功能的内涵、发展及具体表现 |
| (一)人才培养功能的内涵、发展及具体表现 |
| (二)科学研究功能的内涵、发展及具体表现 |
| (三)社会服务功能的内涵、发展及具体表现 |
| (四)现代大学的新功能或其他功能的内涵与表现 |
| 三、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与使命 |
| (一)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 |
| (二)世界一流大学的使命 |
| 四、大学功能变化的影响因素 |
| (一)科学技术对大学功能的影响 |
| (二)全球化对大学功能的影响 |
| (三)知识经济对大学功能的影响 |
| 五、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资料法 |
| (一)文献资料法的数据来源 |
| (二)文献资料法的数据分析 |
| 二、访谈法 |
| (一)访谈法的数据来源 |
| (二)访谈法的数据分析 |
| 三、问卷调查法 |
| (一)问卷调查法的数据来源 |
| (二)问卷调查法的数据分析 |
| 第四章 世界一流大学与一般研究型大学在三大基本功能上的差异 |
| 一、两类大学人才培养功能差异的研究结果 |
| (一)文献资料法的研究结果 |
| (二)访谈法的研究结果 |
| (三)问卷法的研究结果 |
| 二、两类大学科学研究功能差异的研究结果 |
| (一)文献资料法的研究结果 |
| (二)访谈法的研究结果 |
| (三)问卷法的研究结果 |
| 三、两类大学社会服务功能差异的研究结果 |
| (一)文献资料法的研究结果 |
| (二)访谈法的研究结果 |
| (三)问卷法的研究结果 |
| 四、两类大学三大基本功能差异的讨论 |
| (一)两类大学人才培养功能差异的讨论 |
| (二)两类大学科学研究功能差异的讨论 |
| (三)两类大学社会服务功能差异的讨论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世界一流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 |
| 一、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的研究结果 |
| (一)访谈法的研究结果 |
| (二)问卷法的研究结果 |
| 二、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的特征分析 |
| (一)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的本质特征 |
| (二)全球化进程与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的本质特征 |
| 三、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的内涵界定 |
| (一)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与基本功能的关系 |
| (二)世界一流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源于其独特优势 |
| (三)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定义 |
| (四)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案例分析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世界一流大学在发挥功能上的国家/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 |
| 一、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研究结果 |
| (一)发挥人才培养功能的国家/地区差异 |
| (二)发挥科学研究功能的国家/地区差异 |
| (三)发挥社会服务功能的国家/地区差异 |
| (四)发挥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国家/地区差异 |
| 二、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 |
| (一)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 |
| (二)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 |
| 三、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的讨论 |
| (一)历史文化对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 |
| (二)经费来源对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 |
| (三)国家/政治因素对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 |
| (四)国家发展水平对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 |
| (五)大学管理架构对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世界一流大学功能的未来变化及影响因素 |
| 一、世界一流大学功能未来变化预测的研究结果 |
| (一)世界一流大学基本功能的未来变化预测 |
| (二)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未来变化预测 |
| 二、世界一流大学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 |
| (一)世界一流大学基本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因素 |
| (二)世界一流大学基本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程度 |
| (三)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特殊使命未来变化的影响因素 |
| 三、世界一流大学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因素的讨论 |
| (一)新科技/智能化/数字化对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 |
| (二)全球化和国际化对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 |
| (三)全球性议题对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 |
| (四)逆全球化和民族主义对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 |
| (五)渐增的全球合作对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主要结论及展望 |
| 一、论文的主要结论 |
| (一)世界一流大学与一般研究型大学在三大基本功能上的差异 |
| (二)世界一流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 |
| (三)世界一流大学在发挥功能上的国家/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 |
| (四)世界一流大学功能的未来变化及影响因素 |
| 二、论文的创新性 |
|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文献资料法样本院校名单 |
| 附录2 受访者详细情况及代号(N=74) |
| 附录3 中、英文访谈知情同意书 |
| 附录4 中、英文访谈提纲 |
| 附录5 问卷发放院校名单(N=112) |
| 附录6 中、英文问卷 |
| 附录7 有关人才培养功能的编码情况 |
| 附录8 有关科学研究功能的编码情况 |
| 附录9 有关社会服务功能的编码情况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10）面向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研究 ——基于供给与采纳的双维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研究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知识产权是驱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
| 1.1.2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是中小企业创新的强有力支撑 |
| 1.1.3 知识产权服务的供给不足需要公共服务有效补位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中小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 |
| 1.3.2 中小企业知识产权的研究 |
| 1.3.3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研究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技术路线 |
| 1.7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中小企业 |
| 2.1.2 知识产权 |
| 2.1.3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知识产权理论 |
| 2.2.2 创新采纳理论 |
| 2.2.3 公共服务理论 |
| 第3章 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建设与公共服务供给分析 |
| 3.1 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建设困境与公共服务 |
| 3.1.1 知识产权建设存在的问题 |
| 3.1.2 知识产权活动的风险来源 |
| 3.1.3 知识产权服务的现实困境 |
| 3.1.4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作用 |
| 3.2 面向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现状 |
| 3.2.1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情况 |
| 3.2.2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建设沿革 |
| 3.2.3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相关政策 |
| 3.2.4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建设成效 |
| 3.3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3.1 服务范围、层次有限,结构不合理 |
| 3.3.2 与中小企业实际需求的链接不紧密 |
| 3.3.3 相关规制、人才等的配套保障不足 |
| 3.4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问题的成因分析 |
| 3.4.1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的决策体制方面 |
| 3.4.2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的参与主体方面 |
| 3.4.3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的机制建设方面 |
| 3.4.4 对中小企业“个性化”分析与探索方面 |
| 第4章 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风险与采纳分析 |
| 4.1 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风险顾虑 |
| 4.1.1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感知风险的内涵 |
| 4.1.2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感知风险的结构 |
| 4.2 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采纳分析 |
| 4.2.1 理论依据 |
| 4.2.2 假设提出 |
| 4.2.3 模型构建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问卷设计与调查 |
| 4.3.2 取样与数据收集 |
| 4.4 实证分析 |
| 4.4.1 样本特征 |
| 4.4.2 样本数据质量与检验 |
| 4.4.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4.5 研究结论和讨论 |
| 4.5.1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感知风险及其维度构建 |
| 4.5.2 情境、企业及个人因素对服务风险的影响 |
| 4.5.3 风险感知对中小企业服务采纳意向的影响 |
| 第5章 国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建设实践与借鉴 |
| 5.1 典型国家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建设实践 |
| 5.1.1 美国 |
| 5.1.2 日本 |
| 5.1.3 韩国 |
| 5.1.4 新加坡 |
| 5.2 国际知识产权信息服务项目——TISC |
| 5.2.1 TISC的基本情况 |
| 5.2.2 TISC与中小企业 |
| 5.2.3 TISC的推广成效 |
| 5.2.4 TISC在华的进展 |
| 5.3 国际实践与经验对我国的启发 |
| 5.3.1 强化知识产权人才保障,引入专家服务 |
| 5.3.2 降低创新成本,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压力 |
| 5.3.3 引流知识产权资源,支持中小企业创新 |
| 5.3.4 进一步推动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海外布局 |
| 5.3.5 加快和深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国际合作 |
| 5.3.6 “客户需求”导向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 |
| 第6章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研究启示与对策建议 |
| 6.1 面向中小企业感知,解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需求 |
| 6.1.1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核心是经营风险 |
| 6.1.2 企业决策人的心理风险问题值得关注 |
| 6.2 从中小企业实际出发,加强创新经营保障 |
| 6.2.1 加快专门面向中小企业创新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
| 6.2.2 持续加强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
| 6.2.3 加强政策引导与公共服务创新,完善风险分担与补偿机制 |
| 6.2.4 优化发展环境,健全知识产权的司法服务与法律监管体系 |
| 6.3 促进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质量与能力的提升 |
| 6.3.1 构建和打造高端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能力 |
| 6.3.2 深化“一站式”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探索 |
| 6.3.3 打造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项目和机构品牌 |
| 6.4 继续推进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国际化建设 |
| 6.4.1 加快知识产权公共信息服务国际化合作 |
| 6.4.2 助力中小企业“走出去”的配套服务建设 |
| 6.5 重视对知识产权文化、人才的宣传与培养 |
| 6.5.1 提高中小企业经营者的知识产权意识 |
| 6.5.2 重视对知识产权文化环境的培育塑造 |
| 6.5.3 加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人才队伍发展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调查问卷 |
| 调查问卷1 |
| 调查问卷2 |
| 调查问卷3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四、高校科研活动中的国际合作（论文参考文献）
- [1]科学基金的资助效益研究 ——基于科研合作的中介效应[D]. 蔡小静. 浙江大学, 2021(01)
- [2]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D]. 李阳. 吉林大学, 2021(01)
- [3]澳大利亚“八校联盟”大学科研国际化战略研究 ——基于大学战略规划的分析[D]. 钱冰洁. 浙江师范大学, 2021
- [4]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与发展研究[D]. 姜雪. 河北大学, 2021(09)
- [5]“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辽宁省高校为例[D]. 吴欣达. 沈阳师范大学, 2021(12)
- [6]中国基础研究政策变迁趋势探讨 ——基于共词和聚类分析[D]. 梁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09)
- [7]我国航空发动机技术创新网络构建中的政府作用研究[D]. 强强.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2021(02)
- [8]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D]. 周红芳. 四川大学, 2021
- [9]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研究[D]. 田琳.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10]面向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研究 ——基于供给与采纳的双维分析[D]. 李燕燕.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