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未来的软件大国——印度（论文文献综述）
黄锦南[1]（2021）在《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文中认为哈萨克斯坦是我国的世代友好邻邦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和先行先试地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媒体中的国家形象研究越来越受到各学科研究者的重视。然而,已有成果大部分采用了基于还原论的研究方法,并不能完全契合国家形象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本身固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特质,忽略了国家形象系统内部的动力学特征和涌现。因此,本论文将网络科学的复杂网络方法引入国家形象研究,以检验该方法在国家形象系统研究中的有效性。本文选取了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为研究对象,收集了2014年7月至2018年6月的全部涉华报道和2019年12月至2021年2月与新冠疫情相关的部分涉华报道文本,构建了一大一小、一整体一局部的两种文本数据库,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结合诸如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中哈两国政府的各项大政方针政策,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官方媒体中的整体国家形象进行了全面挖掘和研究,并对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在哈官媒中的国家形象进行了具体的个案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哈真理报》涉华报道主要展现了以下4个角度的中国形象:（1）哈萨克斯坦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2）哈萨克斯坦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3）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形象;（4）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本论文的研究目的主要包括:（1）对国别区域研究的方法创新作出探索,尝试复杂网络方法在国家形象研究中的应用;（2）挖掘和呈现“一带一路”和新冠疫情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真理报》中的中国形象;（3）为国家形象、国别区域、乃至其他领域研究者提供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的客观中国形象数据和真实报道文本。
魏冉[2]（2021）在《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文中指出联合国是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大会投票成为考察会员国在国际事务立场相似性的重要途径。对联大投票的分析建立于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上,同时规避了经验主义的主观因素及不可控因素。有鉴于此,本文通过系统考察1991-2019年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探究影响中国-东盟投票立场一致或相异的因素,分析二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国际议题合作,以便精进中国-东盟合作、增益中国-东盟关系,并对中国如何借助联合国大会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启示。在理论层面,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是否会遵守国际规范,而对规范的遵守又会影响国家利益的偏好。笼统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一概而论只能被视为一种简单的补充性解释,因此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作为自变量解释国家投票行为之时,必须将其放置在特定的时段与国际议题下展开,同时说明选择依据。投票立场出现差异是国家基于利益与规范对相对收益进行衡量的结果。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因为国家对某一决议或其映射的国际问题的利益认知出现根本性分歧;二是当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相斥时,国家在联大决议中坚持选择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投票立场。简而言之,投票立场相异源于国家将维护利益置于遵守规范更优先的位置,投票立场代表了一国在特定情境下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在经验层面,通过考察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三个主要议题领域的1104个决议发现,中国与东盟在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议题领域投票一致性最高;其次是裁军和国际安全议题领域;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议题领域一致性最低,且波动幅度较大。将中国与东盟近30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趋势置于同时段内思考中国-东盟关系,可以发现:中国-东盟联大投票结果并未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东盟联大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体现出了双方包容互利的发展格局。研究还发现,美国因素拉低了中国与东盟的投票一致性。因此,中国应借助制度建设、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讲究道义等优势,采取相关措施弱化美国影响,加强东盟与中国在国际事务立场上的协调与配合,提高中国-东盟联大投票一致性,从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这对于化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战略压力、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沈丁心[3]（2021）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文中研究指明2020年9月,安倍晋三内阁闪电辞职,菅义伟接任,日本政治从此开启了“后安倍时代”。安倍晋三两次执掌日本政坛,创下了日本战后政治家最长执政记录。安倍时代已去,但却为日本政坛留下了诸多政治遗产,其中,安倍有关经济外交的构想、政策行动与成效,对日本政治、外交以及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影响依然深远广泛。“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将向何方,格外引人注目。因此,从了解菅义伟政府外交政策取向和展望未来日本外交发展趋势的意义上,回顾与总结安倍执政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自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渐趋展现为相对积极的态势。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促动国际社会复合相互依存的逐步发展与不断完善;同时,逆全球化的趋势,亦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化共生同行,在相当复杂的国际战略互动中展现出突出的影响。在上述时代发展变化的背景之下,日本经济外交的内涵与外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其在日本对外交往和外交政策实行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目标锁定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经济外交相关变量之间的耦合与交叉互动等问题上,通过这项研究以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在新时代的现状与变化,把握其特征与发展趋势,为我国对日外交乃至我国外交的发展与未来方向塑造等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以日本官方数据和政府资料等为主要基础数据,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分析以安倍政府（第二次执政）时期为核心的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构想、实施内容、外延变化、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本文由绪论（研究目的、意义和研究现状分析）、正文（五章）和结论、以及参考文献等内容构成。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内生变化与外在变迁等作为问题导向,通过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等问题的梳理与分析,明确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前提,为其后展开的有关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构想、具体政策实践、政策实施的模式建构和发展趋势研究等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本文第一章以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与释义为核心内容,通过对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外交研究的相应理论解读来建构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解读,不仅意在充实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认知,而且能为解读21世纪日本经济外交发展的指导理念提供更为明晰的线索与方法。如何有效评估日本经济外交的现状与未来趋势,需要充分发挥国际关系理论和经济外交研究理论的指引作用。本文第二章以时代演变中的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为主题,梳理与解读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历史与现状,厘清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内涵,特别是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与发展趋势的基本内涵。从纵向的视角分析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构想、布局的变化及其五大支柱（对外贸易、经济援助、对外投资、经济制裁、经济合作）的基本内涵与进展,以及与安倍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实施日本经济外交的具体战略构想与具体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日本在经济外交的各个领域具体实施经贸外交、投资外交与援助外交,乃至制裁外交,例如签署CPTTP、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等等过程的分析,阐释经济外交与日本政治、经济与社会等的交互作用,展现日本经济外交在日本国家治理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第三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扩大为主题,通过对“大阪轨道”构想及其实施过程的全面分析和东日本大地震后危机外交公关的经济外交实施案例的实证分析,具体阐述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是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变化而实现自身理念与政策实践升级的过程。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解读,是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本章中对于“大阪轨道”的关注与研究,是针对日本外交整体实践中,基于主场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关联性互动,阐释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研究。同时,针对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专门性案例研究,以“谣传损害”背景下的经济外交作为分析案例,从另一个侧面充实了有关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论证过程。同时,本章对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比较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通过对比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阐释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本文第四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动因、特点与评价为主题。对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研究,本文的关注不单局限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本身,更注重在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产生的动机与深层原因等问题方面。基于国家治理与国家战略的双重视角,尝试重新认识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变化特点等问题。本文第五章以“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与展望为题,在综合分析日本经济外交嬗变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对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构想、面临的困境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展望。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展望,是分析、研究与评价日本外交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不仅取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从国家治理到外交实践的相关构想与政策实践,而且与日本面临的外在国际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依据上述分析考察,本文尝试在结论部分提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本文尝试建构新的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通过理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三个维度,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政策及其属性嬗变进行梳理和分析,全方位地考察日本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实践与发展变化,转变现有日本外交研究的思维定势,实现日本外交研究的理论创新。本文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研究,是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优化与拓展。第二,日本经济外交的内在构成与自身的逻辑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的环境变化,特别是日本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断地完善内涵,适时地扩展外延的有机整体。应对中国国力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巨大变化,安倍政府重新认识和调整经济外交的价值与作用,是其现实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最明显体现。第三,本文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经济外交内涵变化与外延扩大的问题。诸如经济外交中的文化属性问题、公共外交与国际文化传播与经济外交政策的交叉融合问题等,为全面认识和把握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独立的思考。本文认为,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既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在21世纪日本国家外交实践中的延续,也是安倍政府在和平主义外交与文化产业立国等治国理念指导下,主动顺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适时调整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外交实践过程。第四,日本式的思维方式对日本经济外交特别是安倍经济外交提供了基本的理念基础和政策动力,同时也决定了日本经济外交的特性与发展困局。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既给日本振兴经济与国际合作,重振国家自信提供了助力,同时也无法避免受到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国际认知等等的局限与约束,从而导致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无法摆脱既有的发展思路与框架,无法完全回应日本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能否摆脱困局,在日本经济与日本外交、日本国家转型与国际社会发展等等交汇过程中,继续发挥有效的链接与平衡作用,为日本的国力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有待持续观察。
姜雪[4]（2021）在《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与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印度理工学院作为印度政府创建的国家重点学院典型代表,是印度高等教育系统重要创新和改革的产物。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教育在印度国内首屈一指,在世界范围内影响较大,培养出一大批享誉世界的高级计算机人才,成为众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竞相招揽的对象。计算机人才从诞生、成长再到壮大的培养过程与其计算机学科从创立、发展再到崛起并建设成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学科的历史进程保持一致。中国和印度两国在国情和历史发展背景方面较为相似,与欧美发达国家名列前茅的世界一流大学及一流学科相比,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成长路径对我国高等教育创建一流学科,成功进行计算机教育,有效发挥计算机学科的社会服务功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采用历史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及文献研究法,由点到面,从纵向到横向尝试对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发展历程进行立体化、系统化的梳理与剖析。从学科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出发,以时间为线索,探寻其学术平台、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管理体制及社会服务等学科建设必要要素的特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归纳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建设经验,指出学科建设中的不足之处,明确对我国建设一流学科的历史价值。以1963年印度理工学院坎普尔分校计算机中心的成立为主要标志,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正式创立。1963年至1982年是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早期发展阶段,计算机中心、电气工程系和数学系开展了一系列的计算机教育与研究活动。1983年,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正式成立,由此,计算机学科拥有了规范化的学术平台,学术项目更加丰富。同时,以计算机应用为主导的科学研究方向的确立也推动了学科的蓬勃发展与快速崛起。从计算机学科创立伊始,印度政府就在国家财政支出和国家政策方面对其给予了大力支持。20世纪80年代,在财政及政策的双重保障下,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在学术平台、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及社会服务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建设举措,迅速成长为印度国内一流的计算机学科。1992年,“创新与技术转移基金会”在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正式成立,标志着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进入产教融合、产学研相互促进的可持续发展阶段。从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角度考查,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积极承担国家级政府资助及企业咨询项目的举措不但与国家科技政策及国家发展战略保持高度一致,同时还促进了企业与高校协同发展、校企协同育人的学科发展新模式的产生。在世界信息革命浪潮的推动及印度政府制定的建设信息技术产业超级大国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不断发展完善稳步提升,培养的尖端计算机人才在国际知名计算机企业崭露头角。从学科建设的必要要素出发归纳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十分必要的。学科的快速发展无外乎是内外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外部因素而言,国际环境中有世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及计算机革命浪潮的推动,国内环境有印度政府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科技战略,特别是建设计算机超级大国目标的指引;就内部因素而言,印度理工学院从学科平台、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与合作、学科制度以及社会服务等若干学科建设的必要要素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了计算机学科的快速发展。本文最后总结出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发展的原因:紧跟国家科技发展战略部署,明确计算机学科发展定位;注重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为计算机学科的快速发展提供人力保障;促进以计算机学科为基础的多学科交叉融合,推进学科可持续发展;善于利用国际援助并不断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积极争取多方资金支持为学科发展提供资金保障。近年来,学科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如下问题:印度政府过多干预,削弱学术自治权;优秀师资数量增长与学科稳步提升存在失衡现象;高水平科学研究成果总量不足,阻碍国际学术影响力持续扩大。然而,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原则,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周玉萍[5]（2021）在《延续与再造：国家身份视域下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研究》文中认为莫迪政府上台后对印度外交政策作出显着调整,在处理与世界主要大国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时也表现出一系列新特征。莫迪政府变革性的外交举措既显现为不同于往届政府的外交理念和模式,同时也体现在总理莫迪任期内所制定对外政策的非连续性上。印度对外政策的变化影响地区秩序与国际格局,引发国际社会关注。本文以建构主义范式下的“身份”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对莫迪政府对外政策调整的动力机制进行探讨,并尝试作出规律性提炼与总结。绪论部分介绍了论文的研究重点:说明选题目的与研究意义;对国内外学界关于印度对外政策的研究作出较为全面的梳理和述评;基于已有的建构主义身份理论,对“身份—行为”分析路径进行创造性整合与阐释;提出研究的重难点和创新性;最后简要说明了论文的基本结构。正文第一章对国家身份和利益这两个核心概念作出明确界定,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建构主义范式下对国家政策的解释力。第二章回溯印度外交的文明基因、历史脉络与战略思维,综观当前国际体系结构和“他者”话语的建构作用,为深入探究印度对外政策进行了背景铺陈。第三章透过莫迪政府的认知特点,看行为主体如何理解和定位国家身份与利益。第四章从周边、区域、全球多个层面展示了莫迪政府的外交举措,并对印度对外政策的变化进行了规律性把握,即在本国对外政策决策机制下,莫迪政府如何基于身份认知确定国家利益,进而产生政策行为。第五章选取莫迪政府对外政策中的典型案例来验证国家对外交往时“身份—行为”路径下的决策驱动机制,即在“印太”框架内,印度如何基于身份认知和利益目标,理解中、美两个主要大国的政策与角色,进而有的放矢地制定对“他者”政策,实现具有明显转向表征的外交关系再造。结论部分系统回顾了本文的主要内容,并给出了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身份理论在分析国家对外政策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决策者对国家身份的认知从根本上左右着该国的对外行为。莫迪政府的政策调整正是基于认知的必然结果。对“身份—行为”逻辑的把握有助于“自我”对“他者”行为与角色作出充分研判,从而减少误读,合理决策,有效外交。
崔向平[6]（2021）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今世界国际体系的转型,英国脱欧、民粹主义的盛行、特朗普的上台等“黑天鹅事件”加速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进程,对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中美关系的深刻变化,中美战略格局由接触合作向遏制竞争方向转变日益加剧。从当前的国际局势来看,中国的加速崛起,以及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衰落,欧盟各国、俄罗斯、日本等发达国家之间与中国的发展差距正在被不断拉大,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增长放缓,有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甚至下行,失业率不断上涨、国内游行时有发生、种族问题和民粹主义不断抬头、逆全球化思潮风起云涌。与此同时,包括第四次工业革命、新能源、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的发展以及数字经济来临等新时代的诸多新变量,正在改变世界各国间的力量对比,甚至会重新改写世界经济格局。在以上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世界各国都将面临一个更加严峻和复杂的新时代。与此同时,美国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特朗普正是在这种特殊历史背景下当选,其对华政策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政策性课题。由于特朗普采取“全政府”的对华政策思路,若想充分解析其对华政策的基本脉络,本文从四个层次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出台背景进行全面和系统探究,又从政治目标、经济目标、文化目标三个方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目标进行层次分析。具体而言,在政治目标上,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义为美国在全球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在印太地区充分利用盟友,不惜以牺牲盟友的利益为代价,一方面保障自己减少了军费支出,另一方面维持对中国的高压态势,最终来实现美国自身的利益,进一步巩固美国的霸权统治地位。在经济目标上,特朗普政府以贸易战为前阵,以遏制中国科技发展为内核,试图打断中国科技崛起的节奏,全面遏制中国科技发展,并尝试与中国经济脱钩。在文化目标上,特朗普政府以中国意识形态和文化输出为由,综合防范且有限阻断中美文化交流,精准防范中国网络安全与数字经济类的文化传播。此外,特朗普政府的权力资源是政府内党派共识及政策精英的团结以及国内社会部分团体的默认和积极配合,特朗普善于活用“以压促变”等手段,以高压姿态逼迫中国妥协,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对关键领域实施有效管控,为把知识产权保护打造成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规则,构建加固了美国技术转让壁垒,稳固了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充分防止了中国在技术使用中获得更多的相关信息,进而拉大了中美之间的科技差距,有效防范中国实现弯道超车。在政策的具体实施上,本项研究从全球、地区、单元和个人四个层次阐述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实施维度。从全球层面上看,首先,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干扰中国崛起进程,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在全球范围遏制中国经济和中国科技发展;其次,特朗普政府以地缘政治为核心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最后,特朗普政府在舆论上大肆针对中国,不仅在全球范围内构陷中国,还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将中国正常的对外政策曲解为“锐实力”,并将新冠疫情政治化,将责任推给中国。从地区层面上看,特朗普政府优化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战略部署和资源配置,让盟友承担更多军费,使其更符合“美国优先”的逻辑。同时,加大力度拉拢印度,试图在印太框架下编织遏华网络。从单元层面上看,特朗普政府公开对华展开多维度、全方位的战略遏制,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体现在借“修例风波”破坏香港政治生态环境,在台海地区活用台湾牌,并企图借民族问题从内部瓦解中国,同时还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干预和意识形态对抗。不断给中国制造各种麻烦,妄图使中国陷入自顾不暇的困境,从而打断中国崛起的进程。从个人层面上看,特朗普本人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质,其商人出身的背景使其更加善于运用“对等外交”与“强人政治”等各种博弈手段。此外,还对特朗普“交易”思维下的“对等外交”、“强人政治”进行了重点剖析。最后,论文围绕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手段、实施方案、政策实施过程以及政策结果等方面展开综合评估,并将重点针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手段和结果拟定为考量和评估的重点,具体将围绕政策实施过程中取得的主要成效和比对政策成效与既定政策目标,进而考量政策目标的完成情况以及其政策手段的本身进行评估,并从安全、经济、政治三方面阐述了特朗普政府政策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以及特朗普下台后所留下的政治遗产做出了详细的分析。
杨朝辉[7]（2021）在《印度-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研究》文中指出印度自古就与东南亚国家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但在东盟成立初期,双方受制于两极格局而少有往来。冷战结束后,为缓解国内经济压力,拓展自身战略空间,印度很快着手国内经济改革并出台“东向政策”,开始积极谋求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从2003年双方建立“10+1”合作机制,到2012年印度和东盟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再到印度“东向行动政策”在东南亚地区的全面展开,短短30年的时间,印度与东盟的合作可谓是方兴未艾,不断升温。当然,印度-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仍需面对一系列难题。例如经贸关系失衡,战略利益目标迥异,互联互通建设缓慢等,这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印度-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虽然面临种种困难,但是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还是取得了较为显着的成绩,且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双方的合作整体呈现出一种波动上升的趋势。印度与东盟都是我们重要的周边,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以及比较分析法,对印度-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自身特点、面临的挑战以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全面地分析。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印度-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这部分将印度与东盟关系的发展梳理归纳为三个阶段。分别以印度独立、冷战结束以及印度-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为标志进行划分。第一阶段处于冷战时期,两极格局造成印度与东盟始终维持在一个较低的交流合作水平。第二阶段,冷战的结束促使印度主动调整对外政策,开始实施“东向政策”并积极发展同东盟关系。第三阶段,印度-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建立,标志着印度与东盟的关系到达一个新的高度,双方在各领域展开广泛合作,同时也伴生出许多新的问题。第二部分,印度-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动因。这部分从不同领域对印度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动因进行了深入分析。首先,在政治领域,东盟是印度“东向行动政策”的战略支点,而印度是东盟大国平衡战略不可或缺的一环。其次,在经济领域,印度在借鉴东盟先进经验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也为东盟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且东盟可以通过与印度的合作弥补自身产业结构的不足。再次,在文化领域,分别从历史、宗教、艺术和移民等方面对印度-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建立的文化基础进行了分析。最后,在安全领域,日益复杂的安全形势也促使双方不断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第三部分,印度-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主要内容和特点。这部分就印度-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具体内容及其特点展开分析。在合作的内容方面,首先,双方通过推进对话机制建设来增强双方的政治互信。其次,促进贸易发展,提升双方的经济合作水平。再次,双方在安全领域拓宽合作渠道,加强防务安全合作。最后,增强文化合作,重视发挥东南亚地区大量印度侨民的作用。在特点方面,通过对资料的整合与分析,总结出印度-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具有地缘政治色彩浓厚、经济合作不平衡以及突出软实力的作用等特点。第四部分,印度-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与前景展望。在这部分中,首先,分析了印度-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在政治领域,双方战略利益不对称,政治互信不足;在经济领域,印度受制于自身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国内市场的开放水平有限,双方贸易谈判困难重重;在互联互通领域,基础设施建设缓慢,影响双方合作水平;在国际环境方面,东南亚地区大国博弈激烈,挤压着印度与东盟的合作空间。其次,对印度-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在政治领域,双方的政治合作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印度-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将不断深化;在经济领域,双方目前经贸合作遭遇瓶颈,但上行潜力巨大;在安全合作领域,海上安全合作将占据重要地位。总的来看,印度与东盟合作的重点仍集中在经济领域,印度如何更好地进行经济改革,渡过双方经济合作的瓶颈期,这是印度与东盟在经济领域合作能否取得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所在。从长远看,随着全球形势的变化、印度国内经济的进一步开放以及印度与东盟整体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印度与东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合作仍具有较大潜力,印度-东盟战略伙伴关系也将得到不断地提升。
范云[8]（2021）在《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拓展的投资引力模型的实证》文中研究说明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深刻变化的背景之下,区域性合作与投资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愈加明显,国家间的沟通与合作也愈加重要。2013年,中国适时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承担大国责任与实现各国互利共赢发展所提供的良好平台。中国是南亚最大的邻国,而且无论是从陆地还是海上,南亚是“一带一路”的必经区域。南亚地区总人口17亿,占“一带一路”沿线人口总额的40%。虽然南亚的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合作空间广阔,但相比东南亚和中亚等地区,中国与南亚之间的合作面临更多难以克服的障碍。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依然乏力,“一带一路”建设在南亚方向推进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中国在南亚的投资现状、投资结构与优化布局,不仅对“一带一路”在南亚的实施至关重要,而且对中国对外投资布局与产业结构转型亦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论文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出发,对南亚国家投资环境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进行SWOT分析。在此基础上,从外资流入总量、国别分布、行业分布等方面,对南亚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活动进行深入探究。从目前中国与南亚之间的合作现状来看,中国对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呈现流量稳中有进,存量节节攀升的良好局面;在国别覆盖方面,中国对南亚直接投资已涉及除不丹外的所有国家;在行业分布方面,中国对南亚直接投资已经从能源业、基础设施建造业、工业、制造业领域,逐渐向物流领域、通讯互联行业等在内的服务业发展,且在各个产业都取得了一定突破。然而,近年来中国对南亚直接投资依然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投资规模占比较小;二是投资主要流向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三是投资领域多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对高附加值产业的投资较少。投资过于集中,无形之中将加剧中国在南亚投资的风险。其次,论文在大量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基础上,基于拓展的投资引力模型,对中国在南亚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对中国在南亚直接投资的合理布局与路径优化提供有力支撑。在实证分析中,先将南亚地区所有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再将南亚国家根据不同特点进行分样本估计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在中国对南亚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中,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资源禀赋、政治风险、开放程度、经贸联系、对华关系、制度距离等诸多因素都对中国在南亚的投资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南亚国家整体而言,资源禀赋、市场规模、开放程度、对华关系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产生了正向效应;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水平、制度距离则产生了负向效应。对于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三个南亚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而言,资源禀赋、市场规模、开放程度、对华关系对投资产生了正向效应,制度距离则产生了负向效应。对于阿富汗、尼泊尔、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四国来说,资源禀赋、市场规模、对华关系对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水平、制度距离则对直接投资产生了抑制作用。最后,基于实证结论,本文对优化未来中国在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布局提出相关建议:一是要结合投资项目特点合理选择投资国别;二是要优化投资进入的行业选择;三是要选择利于中国企业的投资方式。落实到具体的行动规划当中,首先是要以适度差异化为原则,结合南亚各国自身优势展开针对性投资;其次应该尽快完善相关配套制度,降低投资风险,为投资者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再次是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以共同利益为着力点增强双方政治互信,实现双边战略目标对接;最后,重视中国企业的海外形象建设,强化投资企业自身在东道国的责任意识,以化解不利于中国投资的舆论风险。
吴汪世琦[9]（2021）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共建经济走廊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的重要实践,并且各方先后建立了多个双边和多边的经济走廊合作机制。在当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提质升级的关键时期,推动经济走廊合作行稳致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当前,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进程不断推进,但仍然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部分经济走廊合作从理念到实践面临重重困境,诸多经济走廊合作呈现出推进缓、见效慢等症结。为此,如何厘清这些不确定因素,高效、可持续地推进中国与东南亚经济走廊合作就成为一项紧迫性课题。因此,本文对以往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在它们的基础之上尝试构建一套适应中国与东南亚共建经济走廊的可持续推进理论分析框架。该理论分析框架对经济走廊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丰富了经济走廊的理论内涵,并依次提出了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性的三要素、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性影响因子模型以及经济走廊生命周期等理论判断,对经济走廊合作持续衍变的驱动力、影响因子以及具体过程进行了阐释。基于这一理论分析框架,本文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各类问题进行了探究。首先,本文剖析了现阶段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特征。当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走廊合作正处于经济走廊生命周期中的初级阶段,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内嵌式”目标,地区的经济走廊合作呈现出以下特点:以“亲、诚、惠、容”与正确的“义利观”为引领;坚持绿色与清洁的发展理念;促进大型交通基建统筹规划、联动发展;筹措多元的融资渠道。其次,本文根据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性的组成要素,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驱动力进行了探析。各成员国希望凭借经济走廊合作所实现的战略利益、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催生了他们参与地区经济走廊合作的强烈动机,构成了地区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推进的重要驱动力。再次,本文基于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性影响因子模型,剖析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限制性条件。经济地理特征的欠佳令地区经济走廊建设的初启面临复杂困境,严重制约了走廊合作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性;制度安排能力建设的不足滋生走廊合作中“恶性搭便车”、“公地悲剧”、统筹乏力等问题;美、日、印等域外大国在地区建立的“对冲型”经济合作机制令中国与地区国家经济走廊合作的持续推进面临巨大的地缘压力;毗邻地区以非传统安全威胁为首的“外部性”影响为经济走廊合作的持续推进埋下了不可估量的安全隐患。最后,本文基于经济走廊合作持续推进的限制性条件,探寻了实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可持续推进的具体路径。中国与地区国家应当努力重塑走廊域内及沿线地区的经济地理特征,凭借移民激励、“港产园”协同发展等手段,扭转走廊经济地理特征的劣势,提升经济走廊合作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性;各参与方需通过构建走廊项目监管机制、入驻走廊企业的“社会责任”考核机制以及根据属地建立双边的走廊联工委等方式,来强化经济走廊制度安排的能力建设,以保证经济走廊各项政策与规则贯彻的持续性;中国则需要发挥自身产能与地缘优势,用好“第三方市场”的合作模式,促进各方的发展倡议在地区有机相融,妥善应对美、日、印等国的地区经济制度角力,巩固地区经济走廊合作的政治可持续性;中国和地区国家还需要进一步增强非传统安全合作,追源溯本,采取更为灵活有效的方式,将毗邻地区对走廊合作持续推进的“外部性”影响降至最低。未来,在后疫情时代,随着地区经济走廊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走廊合作将逐步迈入生命周期的中级阶段。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应当以数字与创新为引领,力促地区经济走廊实现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为地区经济的复苏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注入强劲动力。
张坤[10]（2021）在《新世纪以来印度对中国的认知及中国的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国际政治的重心也随之变化,逐渐由原先的欧美地区向着有活力的亚洲地区迁移,呈现“东升西降”的特点。中国和印度是两个发展中大国。中印友好是21世纪中印一同崛起的重要前提,也是当前世界格局大变动大发展的必然产物。当下研究印度对中国的认知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尤其是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印度,推动中印关系发展。本文主体部分包括四章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梳理印度对中国的基本认知。通过印度政府,印度学者以及印度主流媒体三个主要群体来分析印度对中国的认知。在印度学者眼中,主流的印度的对华认知可以分为三个派别,主流的派别是把中国作为印度在崛起中的对手而不是把中国放在对立面,另一个派别是对华友好派,认为中国是印度的友邦,两国可以友好交流往来,最后一派较为极端,认为中国是印度的威胁,两国在安全方面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对华持敌对态度。在印度政府的立场中,在经历了过去的乍暖还寒、摇摆不定的中印关系,印度政府由瓦杰帕伊时期的敌视提防的认知态度,进行核试验来以图维护国家安全,到辛格和莫迪政府的逐渐修正了“中国威胁论”,印度虽然偶尔对中国呈现负面认知,但总体是乐观的。印度政府逐步认为中国发展对印度发展意义重大,在对华认知上也逐步改善。尽管在印的英文媒体在数量上比较尴尬,读者受众也不多,但其却是研究中国问题,分析中国问题的主流方面,以下几家媒体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印度快报》持有温和态度,仅仅认为应对中国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印度时报》将中国认为是威胁对象和竞争对手;《印度教徒报》将中国看作是友邻,论调友好积极;《印度斯坦时报》对华认知较为客观中立。第二部分分析影响印度对中国认知的因素。主要运用层次分析法从印度的决策者个人因素,国家内部因素以及国际域外大国等因素来分析以上因素是如何影响印度对中国认知。印度的自我认知是从尼赫鲁时期就开始的实用主义哲学,后续的领导人都继承了他的政治思想遗产,奉行做“有声有色的大国”。在推行印度的大国战略时,领导者个人因素都在自身的思想和政策中不断影响和作用着印度的对华认知。在印度国内则是由于印度的执政政党的理念不同,印度对华的认知也呈现着不同表现,对华友好的执政理念可以使印度转变对中国的威胁认知,而寻求两国的合作。国外因素则主要是中印边界问题和受美、俄、日等域外大国因素的左右,印度或为了国家安全或为了迎合各国而不断调整着对话认知。第三部分分析印度对中国的认知对印度对华政策的影响。通过对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领域的分析,阐述认知对印度的对华政策的影响。政治方面两国虽然互动逐渐频繁,但是传统认知的对中国还是保留着潜在意识的戒备,两国受此影响,认知缺乏互信;在经济方面,印度在崛起中对中国保持着一个竞争对手的认知,在对华政策上两国在经济方面是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但是经贸合作也有不平衡的一面,例如两国贸易逆差不断在扩大。文化方面,印度和中国之间碍于文化背景差异,两国的文化认知存在认知水平不对称和“交流赤字”的问题;安全方面,两国虽然曾经达成了一系列共识,但是两国的边境时不时就会出现摩擦与冲突,为中印关系带来负面影响。第四部分提出中国的对策。首先是保持着目前印中关系稳中有进的策略,使印度对中国的认知尽量不会出现负面认知。其次是要着手结局边界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从历史根源上破除妨碍两国关系发展的壁垒,通过合作和对话的方式,而不是采取对抗斗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从而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使印度对中国认知逐渐向着友好合作的友邻友邦的方向发展,早日实现共同崛起,共筑“中国梦”和“印度梦”。
二、未来的软件大国——印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未来的软件大国——印度（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5 研究创新点及论文结构 |
| 2 整体中国形象系统网络构建与测量 |
| 2.1 关键词同现网络构建及其网络特性分析 |
| 2.2 网络层级分析及核心关键词节点提取 |
| 2.3 核心关键词节点内部网络构建及其加权聚类分析 |
| 3 中哈非经济关系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 3.1 中哈首脑外交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1.1 不断升级的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 3.1.2 值得信任、不吝支持的好朋友形象 |
| 3.1.3 潜力巨大、优势互补的合作伙伴形象 |
| 3.2 中哈边境和安全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2.1 中哈边境繁荣共建者形象 |
| 3.2.2 上合组织框架下哈重要安全合作伙伴形象 |
| 3.2.3 哈打击边境走私活动合作者形象 |
| 3.3 中哈人文交流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3.1 哈萨克斯坦文化传播的支持者形象 |
| 3.3.2 中哈人文交流的推动者形象 |
| 3.3.3 丝路复兴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形象 |
| 3.4 关键词节点“2017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4.1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积极参与者形象 |
| 3.4.2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 |
| 3.4.3 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可持续发展大国形象 |
| 4 经济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 4.1 哈对华出口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1.1 哈对华出口贸易的积极推动者形象 |
| 4.1.2 哈出口贸易的重要市场形象 |
| 4.2 中哈交通运输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2.1 富有成效的交通运输合作伙伴形象 |
| 4.2.2 哈过境运输潜力释放的驱动者形象 |
| 4.3 中哈投资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3.1 中哈投资合作的推动者形象 |
| 4.3.2 带来多重利好和雪中送炭的对哈投资者形象 |
| 4.4 中国国内经济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4.1 飞速发展、迎难而上的经济强国形象 |
| 4.4.2 攻坚克难、施工高效的基建强国形象 |
| 5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之中国形象分析 |
| 5.1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技术”的中国形象分析 |
| 5.1.1 自主创新、积极进取的科技强国形象 |
| 5.1.2 科技惠民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5.2 灾难属性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的中国形象分析 |
| 5.2.1 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 |
| 5.2.2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6 中国形象之新冠疫情涉华报道个案分析 |
| 6.1 中哈关系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6.1.1 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 6.1.2 哈重要经济合作伙伴形象 |
| 6.2 中国国内抗疫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6.2.1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6.2.2 医疗系统强大、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大国形象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时段、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利益、规范与联大投票实践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家利益 |
| 二、国际规范 |
| 第二节 联大投票实践中利益与规范的考量 |
| 一、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的逻辑联结 |
| 二、联大投票实践中的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联合国框架下的合作及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 第一节 国际组织的利益互补:东盟与联合国 |
| 一、东盟-联合国伙伴关系历程 |
| 二、东盟在联合国的身份与作用 |
| 第二节 联合国框架下的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政治合作 |
| 二、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安全合作 |
| 第三节 联大投票表决原则与投票情况 |
| 一、联合国大会的表决原则 |
|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说明 |
| 三、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家利益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联大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中的涉核决议 |
| 二、中国与东盟在涉核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第二节 多领域合作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一、政治互信的持续增进 |
| 二、经济发展的利益驱动 |
| 三、其他领域合作的现实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际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强化主权的规范 |
| 一、主权平等规范及相关决议 |
| 二、民族自决与非殖民化原则及相关决议 |
| 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及相关决议 |
| 第二节 限制主权的规范 |
| 一、维护人的尊严与促进人权及相关决议 |
| 二、反对通过制裁解决争端及相关决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利益与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相异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国家利益的分歧 |
| 一、涉及核问题决议中的国家安全利益分歧 |
| 二、涉及中东问题决议中的国家政治利益分歧 |
| 三、涉及旅行自由权决议中的国家经济利益分歧 |
| 第二节 利益与规范的冲突 |
| 一、涉及批评他国人权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二、涉及禁止使用地雷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三、涉及暂停使用死刑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发现与政策启示 |
| 第一节 基于中国与东盟联大投票实践的思考 |
| 一、“中国威胁论”与投票差异的非直接相关性 |
| 二、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 三、美国因素对中国-东盟投票一致性的影响 |
| 第二节 深化中国-东盟国际议题合作的路径探索与启示 |
| 一、优化中国-东盟制度建设与合作 |
| 二、提供更多优质国际公共产品 |
| 三、更加注重道义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
| 二、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3）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框架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延展 |
| 第二章 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核心内涵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时代嬗变 |
| 第二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设想与实践 |
| 第三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五大支柱与“三大经贸合作协定” |
| 第三章 日本经济外交的外延扩大 |
| 第一节 “大阪轨道”:日本经济外交的话语构建 |
| 第二节 政府开发援助计划(ODA):日本经济外交的变异 |
| 第三节 应对“谣传损害”的危机公关:日本经济外交的新范式 |
| 第四章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特点与局限性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国内外动因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特点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局限性 |
| 第五章 “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趋势与展望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影响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趋势与困境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四、主要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六、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发端奠基: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创立与早期发展(1963—1982 年) |
| 第一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创立 |
| 一、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的背景 |
| 二、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创立 |
| 第二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早期发展的举措 |
| 一、计算机学科学术平台逐步扩展与完善 |
| 二、汇集国内外优秀学者组建高水平师资队伍 |
| 三、确立以计算机基础理论为主导的科学研究方向 |
| 四、以掌握计算机基础理论与基本技能为中心的人才培养 |
| 五、争取国际援助为学科发展提供硬件与资金支持 |
| 六、开展学科治理体制建设,为学科发展提供组织保障 |
| 七、积极开展计算机社会咨询服务 |
| 第三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早期发展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 一、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早期发展取得的成效 |
| 二、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早期发展存在的问题 |
| 第二章 国内一流: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快速崛起(1983—1991 年) |
| 第一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的背景 |
| 一、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蓬勃开展 |
| 二、“计算机总理”拉吉夫·甘地带领印度迈向信息时代的决心 |
| 第二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的举措 |
| 一、计算机学科学术平台的专业化发展 |
| 二、构建以学术认同为基础的内聚性学术团队 |
| 三、确立以计算机应用为主导的科学研究方向 |
| 四、以实践型计算机人才培养为中心 |
| 五、不断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 |
| 六、完善五级管理体制确保管理自治与学术自由 |
| 七、实施学校计算机素养与学习提升计划 |
| 第三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 一、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取得的成效 |
| 二、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三章 国际知名: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稳步提升(1992 年—至今) |
| 第一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的背景 |
| 一、世界信息革命浪潮的推动 |
| 二、印度领导人建立信息产业超级大国战略目标的指引 |
| 第二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的举措 |
| 一、计算机学科学术平台及设施的现代化更新 |
| 二、构建以探索学科核心领域为目标的传承性学术团队 |
| 三、确立以计算机前沿领域研究为主导的科学研究方向 |
| 四、以创新性复合型计算机人才培养为中心 |
| 五、积极提升计算机学科国际学术交流话语权 |
| 六、实施旨在提升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本科学术项目审查评估 |
| 七、承担国家级计算机系统和程序研发项目,不断深化国际合作 |
| 第三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 一、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取得的成效 |
| 二、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第四章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与发展的省思 |
| 第一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发展的原因 |
| 一、紧跟国家科技发展战略部署,明确计算机学科发展定位 |
| 二、注重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为学科快速发展提供人力保障 |
| 三、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推进计算机学科可持续发展 |
| 四、善于利用国际援助并不断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 |
| 五、积极争取多方资金支持为学科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
| 第二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发展中的问题 |
| 一、学科发展后期印度政府过多干预,削弱了学术自治权 |
| 二、学科发展后期优秀师资数量增长与学科稳步提升存在失衡现象 |
| 三、高水平科学研究成果总量不足,阻碍国际学术影响力持续扩大 |
| 附录1 专有名词简称、全称及中译表 |
| 附录2 信息技术领域印度理工学院知名校友代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5）延续与再造：国家身份视域下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研究观点和视角 |
| (二)现有研究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二)分析理论和路径 |
| 四、研究的重难点与创新性 |
| (一)研究的重难点 |
| (二)研究的创新性 |
| 五、论文的基本结构 |
| 第一章 国家身份和利益概念及应用 |
| 第一节 建构主义思想内核 |
| 第二节 国家身份和利益概念 |
| 一、国家身份概念 |
| 二、利益驱动因素 |
| 第三节 建构主义身份理论 |
| 一、身份和利益的关系 |
| 二、身份理论的解释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身份认知的背景:文化与体系 |
| 第一节 印度的内在文明基底 |
| 一、两种战略文化并存 |
| 二、印度外交的历史脉络 |
| 第二节 印度的外部体系环境 |
| 一、体系结构的塑造力 |
| 二、他者话语的作用力 |
| 第三节 印度的主要战略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莫迪政府的身份认知 |
| 第一节 莫迪政府的认知特征 |
| 一、批判性继承: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 |
| 二、选择性内化:共有知识与他者观念 |
| 第二节 多维度印度国家身份 |
| 一、印度国家身份 |
| 二、印度关系角色 |
| 第三节 基于身份的国家利益 |
| 一、硬实力利益维度 |
| 二、软实力利益维度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身份视域下印度对外政策演进 |
| 第一节 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决策 |
| 一、对外政策决策的制度特点 |
| 二、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 |
| 三、公众舆论的作用 |
| 第二节 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重点 |
| 一、邻国优先与互联互通 |
| 二、印太战略与多方联盟 |
| 三、全球治理与规范性议程 |
| 第三节 延续与再造:印度对外政策 |
| 一、对不结盟思想的继承和改造 |
| 二、对实用主义逻辑延续并强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印太”框架内印度的大国关系再造 |
| 第一节 印度的“印太”身份和利益 |
| 一、身份角色定位 |
| 二、国家利益需求 |
| 第二节 莫迪政府的大国关系认知 |
| 一、中国的对外政策和身份角色 |
| 二、美国的对外政策和身份角色 |
| 三、中美印三角关系中的互动 |
| 第三节 莫迪政府的大国外交政策 |
| 一、印度对华政策及其演变 |
| 二、印度对美政策及其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6）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既有文献述评 |
| 三、论文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与不足 |
| (一)论文的创新 |
| (二)论文的不足 |
| 第一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背景分析 |
| 一、特朗普执政后国际形势的新特征 |
|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国际形势的变化 |
| (二)新冠疫情加速推动国际局势变化 |
| 二、印太地区形势的新变化 |
| (一)印太地区的重要性提升 |
| (二)印太地区的复杂性凸显 |
| 三、美国国内政治形势的新变化 |
| (一)美国的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加剧 |
| (二)美国保守势力的增强 |
| 四、特朗普个人的执政偏好 |
| (一)特朗普的个人特质 |
| (二)特朗普的执政风格与“特朗普主义”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与手段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政治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经济目标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文化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手段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权力资源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手段选择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实施 |
| 一、在全球范围内干扰中国崛起进程 |
| (一)在全球范围削弱中国话语权和影响力 |
| (二)在全球范围迟滞中国经济发展 |
| (三)以地缘政治为核心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 |
| (四)在全球范围内对华开展舆论战 |
| 二、在印太体系内加快遏华节奏 |
| (一)调整优化军事战略资源配置 |
| (二)加紧拉拢盟友编织遏华网络 |
| 三、在单元层面强化对华战略遏制 |
| (一)加强对华内政干涉 |
| (二)加大对华军事干预 |
| (三)加深意识形态对抗 |
| 四、“特朗普主义”下的对华强硬斗争 |
| (一)“交易”思维下的“对等外交” |
| (二)“强人政治”下的强势制裁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评估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手段评估 |
| (一)“全政府”的对华政策手段评估 |
| (二)“以压促变”和“极限施压”的手段评估 |
| (三)“积极的针对性防范”手段的评估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结果评估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政治目标的完成情况评估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目标的完成情况评估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文化目标的完成情况评估 |
| 三、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影响及政治遗产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综合影响 |
| (二)特朗普政府的政治遗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 后记 |
（7）印度-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选题背景 |
| 2.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印度-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 |
| (一)冷战期间关系冷淡(1967-1991 年) |
| 1. 1967-1980 年印度与东盟关系发展缓慢 |
| 2. 1980-1990 年印度与东盟关系冷淡 |
| (二)冷战后关系发展迅速(1991-2012 年) |
| 1.印度“东向政策”的提出 |
| 2.印度-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关系的确立 |
| (三)印度-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2012 年-至今) |
| 1. 《印度-东盟纪念峰会愿景声明》的签署 |
| 2.印度-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 |
| 二、印度-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建立的动因 |
| (一)战略利益诉求 |
| 1.东盟是印度“东向行动政策”的战略支点 |
| 2.印度是东盟大国平衡战略不可或缺的一环 |
| (二)经济利益驱动 |
| 1.印度借鉴东盟先进经验,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
| 2.东盟利用印度的优势产业,弥补自身发展不足 |
| (三)历史文化渊源深厚 |
| 1.源远流长的人文交流提升了双方的文化认同 |
| 2.相似的历史遭遇增强了彼此的亲近感 |
| (四)共同的安全关切 |
| 1.共同打击国家分裂势力等传统安全威胁 |
| 2.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和海盗等非传统安全威胁 |
| 三、印度-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
| (一)印度-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主要内容 |
| 1.推进对话机制建设,政治互信不断增强 |
| 2.促进贸易发展,提升经济合作水平 |
| 3.增强文化合作,重视侨民作用 |
| 4.拓宽合作渠道,加强防务安全合作 |
| (二)印度-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特点 |
| 1.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 |
| 2.经济合作的不平衡性 |
| 3.突出软实力的作用 |
| 四、印度-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与前景展望 |
| (一)印度-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 |
| 1.战略利益不对称,政治互信不足 |
| 2.印度开放水平有限,贸易谈判困难重重 |
| 3.互联互通建设缓慢,影响合作水平 |
| 4.大国博弈激烈,挤压合作空间 |
| (二)印度-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前景展望 |
| 1.印度-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将不断深化 |
| 2.经贸合作遭遇瓶颈,但上行潜力巨大 |
| 3.海上安全合作将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含致谢) |
（8）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拓展的投资引力模型的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发展 |
| 第一节 国际直接投资基本理论 |
| 一、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
| 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
| 第二节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局限性与新发展 |
| 一、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局限性 |
| 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新发展 |
| 第三节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
| 一、西方微观主流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
| 二、邓宁发展周期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
| 三、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南亚国家投资环境及其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南亚国家投资环境的SWOT分析 |
| 一、南亚国家投资环境的优势分析 |
| 二、南亚国家投资环境的劣势分析 |
| 三、南亚国家投资环境的机遇分析 |
| 四、南亚国家投资环境的威胁分析 |
| 第二节 南亚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 |
| 一、南亚国家吸引外资直接投资总量概况 |
| 二、南亚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国别(地区)来源分布 |
| 三、南亚国家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分布:以印度与巴基斯坦为例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对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现状 |
| 一、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总量分析 |
| 二、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国别分布 |
| 三、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行业分布 |
| 第二节 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与面临挑战 |
| 一、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
| 二、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面临的挑战 |
| 三、案例分析:科伦坡港口城投资项目 |
| 第三节 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的机遇 |
| 一、合作基础与成效 |
| 二、自贸区战略 |
| 三、合作相互需求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引力模型及其拓展介绍 |
| 一、引力模型起源 |
| 二、拓展的投资引力模型 |
| 第二节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一、变量选择与假设 |
|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选取 |
| 第三节 模型检验与估计 |
| 一、变量相关性分析 |
| 二、变量稳定性检验 |
| 三、模型回归分析 |
| 四、结果及讨论 |
|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优化中国在南亚直接投资布局的路径选择 |
| 一、投资国别选择 |
| 二、投资行业选择 |
| 三、投资方式选择 |
| 第三节 优化中国在南亚直接投资布局的政策建议 |
| 一、提高投资针对性 |
| 二、完善配套制度 |
| 三、增强政治互信 |
| 四、重视企业海外形象建设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目录 |
（9）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意义 |
| (二)理论价值 |
| 二、文献回顾 |
| (一)东亚区域合作的可持续性 |
| (二)经济走廊的概念 |
| (三)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经济走廊合作的可持续性 |
| (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走廊合作的可持续性 |
| 三、基本框架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推进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
| 第一节 区域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
| 一、内涵 |
| 二、路径 |
| 第二节 经济走廊相关理论溯源 |
| 一、源生 |
| 二、衍变 |
| 三、产品属性 |
| 第三节 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推进理论分析框架 |
| 一、经济走廊内涵的重构 |
| 二、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性的三要素 |
| 三、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性影响因子模型 |
| 四、经济走廊的生命周期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实践与特点 |
| 第一节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经济走廊合作 |
| 一、“跨境”的双边经济走廊合作 |
| 二、“非跨境”的双边经济走廊合作 |
| 第二节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多边经济走廊合作 |
| 一、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 |
| 二、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 |
| 三、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 |
| 第三节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特点 |
| 一、以“亲、诚、惠、容”和正确的“义利观”为引领 |
| 二、秉持绿色与清洁的发展理念 |
| 三、促进大型基建统筹协调、联动发展 |
| 四、筹措多元的融资渠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驱动力 |
| 第一节 战略利益的驱动 |
| 一、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
| 二、维护东盟在东南亚地区的中心地位 |
| 三、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提质升级的需求 |
| 第二节 安全利益的维护 |
| 一、缩小传统安全利益分歧 |
| 二、消除跨境地区非传统安全威胁 |
| 第三节 经济利益的扩展 |
| 一、中国拓展海外市场的需要 |
| 二、东南亚国家实现“工业4.0”的需求 |
| 三、促进各国生产力空间布局合理化的需求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限制性条件 |
| 第一节 经济地理特征的制约 |
| 一、经济密度较低 |
| 二、分割情况严重 |
| 三、与高经济梯度地区之间的距离遥远 |
| 第二节 制度安排的能力建设欠佳 |
| 一、统筹机制的领导力不足 |
| 二、匮乏有力的工程项目监管机制 |
| 第三节 来自域外大国的战略对冲 |
| 一、美国:从“下游行动倡议”到“湄美关系”,步步为营 |
| 二、日本:GMS与“日湄合作”双管齐下 |
| 三、印度:BIMSTEC、MGC、AAGC三箭齐发 |
| 第四节 毗邻地区“外部性”对走廊发展的影响 |
| 一、恐怖主义的威胁 |
| 二、自然灾害的侵扰 |
| 三、跨国犯罪的危害 |
| 四、来自毗邻地区的竞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可持续性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重塑经济走廊域内的经济地理特征 |
| 一、推出更具吸引力的移民激励政策 |
| 二、积极推行“港产园”协同发展的模式 |
| 三、与地区国家搭建更多“快捷通道”和“绿色通道” |
| 四、构建走廊域内各级政府与走廊主管部门间的协调机制 |
| 五、促进地区宗教之间的交流与和解 |
| 第二节 增强经济走廊制度安排的能力建设 |
| 一、按照工程所处地域建立双边的联合工作委员会 |
| 二、强化经济走廊合作监管机制的能力建设 |
| 三、建立入驻走廊企业的社会责任考核机制 |
| 第三节 采取综合手段应对域外大国的战略对冲 |
| 一、加大对地区经济走廊建设的资金与人力投入 |
| 二、积极与日本在经济走廊域内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 |
| 三、力促“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与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对接 |
| 第四节 合理削减走廊毗邻地区“外部性”影响 |
| 一、建立多领域的双边信息情报共享平台 |
| 二、推进地区的减贫工作 |
| 三、强化对地区恐怖主义的“去极端化”合作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新世纪以来印度对中国的认知及中国的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1.文献研究法 |
| 2.层次分析法 |
| 3.归纳演绎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新世纪以来印度对中国的基本认知 |
| (一)印度学者眼中的中国 |
| (二)印度政府对中国的认知 |
| (三)印度媒体对中国的认知 |
| 1.印度主流英文媒体的发展现状 |
| 2.印度主流英文媒体的对华认知 |
| 二、影响印度对中国认知的因素 |
| (一)国内方面的影响因素 |
| 1.个人因素 |
| 2.政党因素 |
| (二)国际方面的影响因素 |
| 1.地缘政治因素 |
| 2.域外大国的影响因素 |
| 三、新世纪印度对中国的认知对中印关系的影响 |
| (一)政治方面:互动频繁却缺乏互信 |
| (二)经济方面:竞争中合作但不均衡 |
| (三)文化方面:交流增多但质量不高 |
| (四)安全方面:存在共识却冲突不断 |
| 四、中国的应对策略 |
| (一)增强政治互信,保持安全共识 |
| (二)加强经济合作,提高文化交流质量 |
| (三)预防中印两国出现突发状况提前设立预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及科研情况 |
| 致谢 |
四、未来的软件大国——印度（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D]. 黄锦南. 浙江大学, 2021(08)
- [2]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D]. 魏冉. 外交学院, 2021(11)
- [3]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D]. 沈丁心. 外交学院, 2021(10)
- [4]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与发展研究[D]. 姜雪. 河北大学, 2021(09)
- [5]延续与再造：国家身份视域下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研究[D]. 周玉萍. 外交学院, 2021(11)
- [6]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研究[D]. 崔向平. 吉林大学, 2021(02)
- [7]印度-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研究[D]. 杨朝辉.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8]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拓展的投资引力模型的实证[D]. 范云.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9]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研究[D]. 吴汪世琦.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12)
- [10]新世纪以来印度对中国的认知及中国的对策研究[D]. 张坤.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