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术创新定义综述及定义方法(论文文献综述)
王超[1](2021)在《创业警觉性的前因及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认为大部分创业企业属于小微型企业,其在增加就业、推动技术创新、促进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增长方面贡献显着。自从2015年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开始,创新创业已经成为推进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然而,现实情况是大部分新创企业都面临着高失败风险,并处于经济收益高度不确定的困境中。上海创业力评鉴中心调查显示,我国创业失败率高达90%,在创业5年内倒闭的企业占70%。对于新创企业而言,如何在动态的环境中快速识别良好的商机并获得所需资源以获得良好绩效和实现企业生存与成长,仍是一大难题。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中,为了取得良好的企业绩效,获得创业成功,创业者们必须对潜在的新机会和可利用的资源保持高度警觉性。因此,提高创业警觉性是促进新创企业发展和获取高绩效的关键因素,对于促进创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同时在理论层面上,探讨创业警觉性的前因以及创业警觉性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对于理解创业警觉性的形成机制,以及揭示创业警觉性在新创企业绩效提高的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现有文献对于创业警觉性的研究仍存在不足。首先,学界缺乏对创业警觉性形成机制的深入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本研究认为创业者认知柔性和认知复杂性通过搜索、过滤和解释信息影响创业警觉性,并且该过程会受到环境动态性的进一步调节。从微观认知和宏观环境交互作用的视角,探究创业者认知结构和环境动态性在创业警觉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其次,现有研究对于创业警觉性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尚不充分。大多数学者侧重于解释创业警觉性的概念以及高警觉性创业者的特质,但关于创业警觉性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理论研究尚不完整。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究创业警觉性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的具体路径,以揭示创业警觉性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间的“黑箱”。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探索创业警觉性的形成机制,以及解释创业警觉性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研究一构建创业警觉性前因研究的理论模型,试图解决“创业者认知结构如何影响创业警觉性”以及“环境动态性如何调节创业者认知结构和创业警觉性的关系”这两个问题。基于创业过程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权变理论,研究二引入创业拼凑和商业模式创新两个中介变量和一个权变因素环境动态性,构建创业警觉性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模型,试图揭示创业警觉性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的具体路径和边界条件。通过文献分析和理论推演,本研究共提出26条假设,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来自463位新创企业创业者的数据。采用SPSS22.0和AMOS21.0进行数据分析以检验研究假设,并得到以下实证结果。研究一结果表明,创业者认知柔性和认知复杂性对创业警觉性存在积极影响,并且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认知柔性和认知复杂性与创业警觉性的关系。一方面,认知柔性水平高的创业者会更加积极主动地搜索机会和资源以实现价值创造。尤其当环境动态性高时,认知柔性高的创业者通过其灵活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进行更广泛的信息搜索,对创业警觉性的积极影响更强。另一方面,认知复杂性使创业者处理问题的视角更加多元化,使企业能够迅速吸收新信息和知识以帮助企业克服认知惯性,这将帮助企业更全面地了解外部市场变化,提高创业警觉性。当环境动态性高时,高认知复杂性可以使创业者对环境中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竞争情况等信息更加敏感,对创业警觉性的积极影响更加强烈。研究二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创业警觉性对新创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创业警觉性能够促进新创企业充分利用资源,开发和利用市场信息和商业机会,实现新创企业的生存、成长和创新,提高新创企业绩效。但是创业警觉性的搜索和扫描维度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显着。第二,创业警觉性通过创业拼凑对新创企业绩效产生间接影响。高警觉性的创业者对环境中信息和资源的搜索、联接和评估能力更强,这有助于提高创业拼凑。通过拼凑创造的主观知识和解释可以让组织理解资源及其组合如何提供特定的生产性服务和机会,进而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第三,创业警觉性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对新创企业绩效产生间接影响。创业警觉性使创业者对环境中商业要素变化的信号更加敏感,能够促进创业者对环境中的商业要素进行整合,创新商业模式,进而提升新创企业绩效。第四,创业拼凑和商业模式创新在创业警觉性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第五,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创业拼凑与新创企业绩效的积极关系以及创业拼凑在创业警觉性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间的中介作用。不断变化的环境能为企业提供更多样化的机会,使创业者能够持续参与创业活动。善于进行创业拼凑的企业能够创造出新的解决方案,以应对不稳定的挑战和机遇,提升企业绩效。第六,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商业模式创新与新创企业绩效的积极关系以及商业模式创新在创业警觉性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在动态的环境中,警觉性高的创业者能够感知到外部环境中的信息变化,并挖掘出看似不相关的信息或商业元素之间潜在的联系,促进商业模式创新,进而提高企业绩效。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和贡献包括:(1)极大地拓展了创业警觉性的理论研究,完善了对创业警觉性形成机制的理论解释。(2)系统地探索创业警觉性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揭示创业警觉性如何通过创业拼凑影响新创企业绩效,补充了创业警觉性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的理论知识,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并指明方向。(3)将创业警觉性的研究拓展到战略决策领域,探索创业警觉性与商业模式创新和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从战略决策的视角扩展了创业警觉性的研究范畴,增强了创业警觉性对创业管理实践的解释力度。(4)探索环境动态性在新创企业绩效的提升机制中所起的权变效应,有助于加深对外部环境因素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的理解,揭示新创企业绩效提升机制,为创业理论发展和实践管理指明方向。
王宇菲[2](2021)在《企业环境责任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峰会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资助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表明未来几十年,大幅度降低碳强度将成为中国的核心目标,这种气候雄心对于中国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价值。企业作为全面绿色转型在生态环境领域的主要载体,是吹响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推进“全面绿色转型”的冲锋号,其核心在于通过采取有效应对环境变化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积极降低气候环境风险,进而保护维系生产力发展的生态环境根基。在以往的研究中,虽然学者们已经就企业的环境管理对策形成了一些基本的认知。例如,在环境方面的投资会影响到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对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影响,对于企业以及所处环境来说,积极主动的环境行为通常会比被动消极的环境行为带来更多的正面影响等。但现如今,随着国家和社会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不断增强,以及在动态竞争市场中经营和获利结构的不断转变,在环境方面的投入早就不是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反而可能会为企业在经济方面带来很大的竞争优势。不仅如此,在实施环境战略的过程中,企业也没有必要一味的寻找更加积极的环境策略来应对环境问题,考虑到中国的组织情境以及中国制造业企业发展现状,寻找合适的战略类型才是帮助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平衡企业的经济目标,社会目标和环境目标,找到适合企业的环境治理发展路径成为了学界和业界在未来一段时间需要共同思考的话题。纵观现有关于生态环境在战略管理领域的学术研究,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已经对企业环境责任的驱动因素以及一些结果因素进行了理论推演和实证检验,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首先,现有研究探讨了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绩效尤其是企业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试图探究企业为什么要承担环境责任以及企业环境责任究竟能否为企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但忽略了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并不是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产生的战略决策,其作用效果也并不是仅仅是体现在企业某一年度或某几个年度的绩效水平上,忽视了企业环境责任在企业内部的长期性和可持续性。其次,学界对于企业环境战略和绿色创新的研究已经较为丰富,对于二者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均进行了较为丰富的验证,但是很少有研究将二者进行维度划分,并就不同维度之间的影响系数进行比较。事实上,无论是企业环境战略还是绿色创新都是多元化的概念,概念本身的涵盖范围非常广泛,将其作为单一变量进行研究和验证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以偏概全的问题,没有办法彻底厘清企业环境战略和绿色创新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最后,现有研究在结果变量的选择上都比较偏向于企业绩效,比较少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进行测量。究其原因在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侧重于企业通过生产和运营想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很难对其进行量化。因此,本研究选择了企业可持续性这一变量来衡量企业在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企业可持续性这一概念更加侧重于企业为了达成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所做出的全部努力,是量化企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此外,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制造业企业来说,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治理将是伴随企业整个生命周期的一个重要话题,企业想要在长期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就必须要提升自身的可持续性。环境治理也并不是依存于个别政策或者是个别战略决策而单独形成的企业工作任务,而应该是企业核心工作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弥补前文阐述的研究不足,本研究以自然资源基础观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企业环境责任—企业环境战略—绿色创新—企业可持续性”的基本理论框架,并在理论框架中引入了利益相关者整合作为调节变量。此外,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企业战略管理领域的应用,解决企业在环境治理过程当中普遍存在的认知偏见和实践矛盾,本研究将悖论理论应用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当中。在关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悖论观点中明确表明,不同的可持续性目标之间存在紧张关系,这些目标虽然看似相互冲突,但也相互依存。通过接受和认知这种紧张关系,悖论视角使决策者能够同时实现相互竞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悖论的观点为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的卓越贡献创造了余地,因为它把环境和社会问题本身视为企业目的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手段。在将悖论理论的三个悖论基本范式,归属悖论,学习悖论和绩效悖论应用到企业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当中后,本研究提出了三个企业在环境领域面临的悖论,第一,企业在选择忠于股东经济利益和承担社会及环境责任之间存在目标决策悖论。企业需要在追求经济效益和承担社会及环境责任之间进行平衡和取舍;第二,企业在选择稳固型变革和对整个产业结构和经营理念进行更新升级之间存在成本决策悖论。企业需要在追求稳定变革,应对环境变化和积极进行全面变革之间进行平衡和取舍;第三,企业在可持续性的三个维度重要性之间存在选择决策悖论。在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和环境可持续性三个维度当中,企业不一定要无条件将经济可持续性放在核心的地位,社会可持续性和环境可持续性同样是值得企业追求的重要指标,且三者之间并不一定是相互抑制的关系。本研究以主要来自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东北地区的200多家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企业环境责任对企业可持续性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企业环境战略和绿色创新能够分别在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可持续性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以及共同在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可持续性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第二,在对各个维度的主效应和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时,研究发现,企业环境责任对社会可持续性的影响并不显着,并且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过程创新在企业环境责任与社会可持续性之间的中介效应也不显着,这也导致反应型环境战略和绿色产品创新及绿色过程创新在企业环境责任与社会可持续性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着。除此之外,企业环境责任对经济可持续性和环境可持续性能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反应型环境战略,前瞻型环境战略和绿色过程创新在企业环境责任与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中介效应均被证实,以及绿色产品创新在企业环境责任与经济可持续性和环境可持续性之间仍然能够起到显着的中介作用。在对链式中介作用进行检验时,除了反应型环境战略与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过程创新在企业环境责任与社会可持续性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不成立之外,其他变量维度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均被证实是正向显着的;第三,在对不同维度中介变量的中介系数进行分析时,研究发现在企业环境责任与经济可持续之间的中介关系中,反应型环境战略比前瞻型环境战略的中介效应影响系数更大,绿色产品创新比绿色过程创新的中介效应影响系数更大;在企业环境责任与社会可持续性的中介关系中,前瞻型环境战略比反应型环境战略的中介效应影响系数更大;在企业环境责任与环境可持续性的中介关系中,前瞻型环境战略比反应型环境战略的中介效应影响系数更大,绿色过程创新比绿色产品创新的中介效应影响系数更大;第四,在对调节效应进行分析时,本研究得出结论利益相关者整合能够在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可持续性,以及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环境战略之间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且各个维度的正向调节作用均被验证是成立的;最后,企业可持续性三个维度,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和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影响系数均为正,表明三个维度之间能够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综上所述,本文一方面以自然资源基础观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构建了由企业环境责任、企业环境战略、绿色创新、企业可持续性和利益相关者整合为主体的基本理论框架,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悖论理论引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领域当中,在悖论理论的基本悖论范式基础上,总结了现今环境管理领域最值得关注的三个悖论,对基本理论框架中的研究内容和研究形式进行了进一步展开;另一方面,本研究将变量进行了维度划分,不仅对各个维度的单独影响进行了分析,还对不同变量维度影响系数进行了对比,为企业寻找针对环境问题的最优路径提供了思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拓宽了有关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可持续性的研究领域,对于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探讨,同时对管理者在面对环境问题时的思维模式转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帮助企业更加全面且辩证地认识企业应该怎样实现自身的“绿色化”。
李梦莹[3](2021)在《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因素及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日益加剧,持续恶化的环境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也日趋显化。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的严峻形势,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问题,提出应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格局,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政府和社会对环境的关注使企业意识到企业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从传统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变势在必行。创业对环境的影响具有双面性,它既可能是破坏环境、消耗资源的主体,也可能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创新方案。因此,学术界和实践界开始关注绿色创业在环保方面的潜力。目前,以经济效益为唯一目标的经营理念已不再适用,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环境保护纳入企业战略层面,通过追求生态友好型机会,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和谐共赢。绿色创业导向是绿色创业的前提,是一种具有绿色创新性、绿色先动性和风险承担性的整体战略导向,强调对生态友好型机会的识别和把握,反映了企业对环境问题积极主动的态度。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已有部分学者聚焦于绿色创业导向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现有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首先,绿色创业导向概念界定尚不清晰。其次,缺乏对绿色创业导向驱动因素的系统研究。虽然少数研究探索了绿色创业导向的前因变量,但往往是从单一视角探索线性关系,对影响绿色创业导向的多重因果复杂性关注不足。绿色创业导向是一种整体战略导向,构成企业整体战略配置的一部分,其前因往往是多重并发的。最后,绿色创业导向虽然兼顾环境效益,其核心仍是创业,离不开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但绿色创业导向能否真的提升企业绩效?其中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索。基于此,本研究梳理了相关文献,深入挖掘绿色创业导向的核心本质,揭示绿色创业导向的形成机制以及其“如何”作用于企业绩效的动态过程,致力于解决以下问题:(1)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机制是什么?(2)绿色创业导向能够实现企业绩效的提升吗?(3)绿色创业导向如何实现企业绩效的提升?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为深入分析上述问题,本文利用两个子研究进行探索,子研究一构建了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机制,子研究二构建了绿色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整合模型,深入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内在机理。子研究一:基于组态理论和战略制度观,提取了5个影响绿色创业导向的因素,分别为规制压力、规范压力、认知压力、竞争强度和冗余资源。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 QCA)进行数据分析,探索这些驱动因素之间的组态效应对绿色创业导向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高绿色创业导向存在3种前因组态,第一种组态是规制压力和冗余资源的同时存在,第二种组态是规范压力、认知压力和竞争强度的同时存在,第三种组态是规制压力、规范压力和认知压力的同时存在。这说明导致高绿色创业导向的路径并不唯一,而且任何单一条件的出现或缺失都不足以对绿色创业导向起决定性作用,多个条件构成的组态效应更具有预测力和解释力。第二,非高绿色创业导向存在一种前因组态,即规范压力、认知压力和冗余资源的同时缺失。第三,通过对高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组态与非高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组态进行对比,可以发现高绿色创业导向和非高绿色创业导向形成的原因不具有对称性,也就是说高绿色创业导向的形成原因与非高绿色创业导向的形成原因大不相同。子研究二:基于自然资源基础观、吸收能力理论和权变理论,引入绿色吸收能力和绿色创新两个中介变量,以及环境不确定性这一调节变量,利用SPSS24.0和AMOS24.0深入分析绿色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绿色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具有显着积极影响,其中绿色创业导向对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影响均显着;第二,绿色吸收能力在绿色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第三,绿色创新在绿色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的关系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第四,绿色吸收能力、绿色创新在绿色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的关系间具有链式中介作用;第五,环境不确定性在绿色吸收能力和企业绩效、绿色创新和企业绩效的关系间具有调节作用。首先,环境不确定性在绿色吸收能力和企业绩效关系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其中市场不确定性和技术不确定性在绿色吸收能力和企业绩效各维度间的正向调节作用都显着。其次,环境不确定性在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其中市场不确定性在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各维度关系间的负向调节作用均显着,技术不确定性在绿色创新与财务绩效关系间的负向调节显着,在绿色创新和环境绩效关系间的负向调节不显着。本研究深入探索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因素及其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1)明确了绿色创业导向的定义,丰富了绿色创业导向相关研究。目前对绿色创业导向的探索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仍十分匮乏,亟需对绿色创业导向的定义和价值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因此,本研究深入挖掘绿色创业导向的内涵和价值,丰富了绿色创业导向的相关理论;(2)探索了绿色创业导向形成的因素组合,扩展绿色创业导向的前因整合模型。探索不同类型的制度压力、竞争强度和冗余资源的组态效应对绿色创业导向的影响,可以更加全面的了解绿色创业导向的形成机制,完善绿色创业导向前因整合模型;(3)探索了绿色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绿色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关系背后隐藏的作用机制,引入绿色吸收能力和绿色创新作为二者之间的中介变量,探讨绿色吸收能力和绿色创新的链式中介作用,分析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深入剖析绿色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构建绿色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整合模型,打开绿色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作用机制的“黑箱”。
张力[4](2020)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商业模式创新以及路径演化研究 ——社会技术系统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解决世界能源短缺、二氧化碳排放等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新能源汽车产业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中国是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中最为重要的市场之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9年,中国销售新能源汽车120.6万辆,占到全球销量的54.6%,虽然较2018年的125.6万辆稍低,但仍然保持全球销量第一的位置。与整车密切关联的动力电池产业、充电基础设施产业也获得发展,2019年中国动力电池装机量为62.2GWh,占全球的54%;新增公共充电基础设施21.6万台,占到全球新增的72%。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以及技术创新推动下的市场化应用与积极推广。商业模式作为将技术创新价值传递到市场的重要媒介,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至关重要,受到产业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汽车与氢燃料、无人驾驶、5G、无线充电等各类新技术加速融合的今天,新技术驱动下的新能源汽车商业模式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随着更多跨行业、新兴行业利益相关者的加入,商业模式也突破了企业的界限,上升到了产业层面。以政策支撑、战略引导为代表的社会因素,和技术创新为主的技术因素对新能源汽车的商业模式创新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作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商业模式创新最为活跃的市场代表,也将面临社会和技术全要素跃迁的系统问题,动态研究这个功能系统的路径演化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将以此切入点,从社会技术系统视角出发,探索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及路径演化。本研究首先明确了新能源汽车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概念,综述了社会技术系统、商业模式创新、新能源汽车产业、社会技术系统和商业模式的关系、社会技术系统和商业模式创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应用等研究成果。第二,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策、技术、市场和商业模式的发展状况和总体趋势进行了分析。第三,根据理论研究和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发展实践,将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置于统一系统之中,构建新能源汽车社会技术系统,提出“社会-技术”双驱动下的新能源汽车商业模式创新模型。同时,解析了模型要素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内涵和范围,论述了构成要素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作用。第四,通过采集33个Q样本,32个P样本,运用Q方法对“社会-技术”双驱动下的新能源汽车商业模式创新进行分类研究。第五,运用多层次分析框架构建新能源汽车商业模式创新的路径模型,详细分析了不同商业模式创新类型下典型的商业模式创新路径。在路径分析基础上,再应用系统动力学对商业模式创新类型之间的转化原因以及演化条件进行研究。最后选取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典型案例:深圳大巴融资租赁、长沙百度自动驾驶电动出租车、深圳比亚迪整车销售、青岛薛家岛换电模式、上海EVCARD分时租赁进行案例研究。通过内容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本文提出的“社会-技术”双驱动下的新能源汽车商业模式创新模型,包含生产端参与、消费端参与、产业政策三个社会要素,技术创新和新产品或服务两个技术要素,以及市场竞争要素共6大一级要素17个二级要素。该模型符合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际,要素和要素之间的关系对于划分商业模式创新类型,并且分析新能源汽车产业商业模式创新路径演化具有理论指导意义,是本文的重要的理论创新之一。(2)根据Q分析结果,本文得到了三种新能源汽车商业模式创新类型:社会因素主导型、技术因素主导型、“社会-技术”双驱动型。其中“社会-技术”双驱动型的商业模式创新类型中具体包含了“社会-技术”双驱动下的生产端参与类型、“社会-技术”双驱动下的消费端参与类型以及“社会-技术”双驱动下的市场竞争调节类型三个子分类。(3)搭建的新能源汽车商业模式创新路径模型表明:三种商业模式创新类别下包含五条商业模式创新路径,即社会要素主导驱动的创新路径(P1)、技术要素主导驱动的创新路径(P2)、“社会-技术”双驱动下生产端参与的创新路径(P31)、“社会-技术”双驱动下消费端参与的创新路径(P32)、“社会-技术”双驱动下市场竞争调节的创新路径(P33)。(4)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商业模式创新路径演化分析表明:商业模式创新路径随着产业发展存在先后顺序,交替出现或者同时存在。P1和P2多在社会技术系统还不完善的时期出现,即新兴产业发展初期。P31、P32、P33路径在新能源汽车社会技术系统下受到“社会-技术”共同作用。各条创新路径总体受到大环境、体制层和技术利基自上而下的影响。当某个要素影响减弱时,上一级要素直接作用于下一级要素。(5)通过应用系统动力学对社会因素主导型、技术因素主导型、“社会-技术”双驱动型三大类商业模式创新类型之间的转变的原因以及演化条件分析表明:(1)外部大环境增强直接影响到技术要素时,转化成了技术要素主导驱动的商业模式创新类型。(2)当技术利基增强,依靠生产端和消费端从未成熟的技术利基发展成为成熟技术利基时,社会要素主导驱动的商业模式创新类型转化成了以“社会-技术”双驱动的创新类型。(3)从技术要素主导转向“社会-技术”双驱动创新类型的条件是不受大环境影响,技术利基从未成熟发展为成熟,产业链得到创新,技术创新通过社会因素强化商业模式创新。(6)案例分析表明:深圳大巴融资租赁、长沙百度的无人驾驶电动出租车、深圳比亚迪整车销售、青岛薛家岛换电模式、上海EVCARD分时租赁等典型的商业模式创新实例,验证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商业模式创新类型划分的科学性以及所构建模型的合理性。
王军[5](2020)在《基于创业者特征视角的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创企业的成长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就业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企业成长是指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对于企业成长的研究最早始于经济学领域,亚当·斯密和马歇尔分别从分工合作、分工专业化和规模经济角度,将企业成长与创业者的个人特征相结合,将企业视作规模经济的产物。彭罗斯指出,企业成长是企业有效行使管理职能和调控所拥有的资源的结果。作为微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成长在学术领域和管理实践领域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议题,通常被认为是竞争、雇佣、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的重要驱动力。创业的本质是实现企业的成长,而新创企业成长是创业过程理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Peter F.Drucker曾说过:“在当今世界,企业家的特征和能力决定着企业的成败和存亡。”新创企业的成长、发展和壮大与创业者是息息相关的。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创业,创业者拥有的特征是新创企业成长最为关键的资源和能力要素。基于企业成长的动力来自于企业内部的观点,创业者特征可以被看做是企业成长的内部动力。但以往的文献在探讨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时,仅仅是从内生视角将创业者特征作为某类解释新创企业成长的变量,以“新进入缺陷”为假设背景,依据创业过程的理论框架,构建新创企业克服新进入缺陷的模式、能力或流程。纵观以往的文献发现,现有的研究者只关注创业者特征的“外生性”功能,缺乏对创业者特征内部构成要素相互之间关系的分析,忽略了创业者特征涵义的复杂性及其构成要素在新创企业成长过程中的多元化功能。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深入,创业的研究越来越成熟,基于中国情景的创业者特质和创业者特征也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有学者断言:新创企业的成长与创业者的众多特征有关,包括他们持久的个性特质。为什么有些人即使在经营环境不是最优的情况下,也会选择创业,并且会带领企业与个人一同成长,为什么另一些人不行?为什么有些人能够成功地应对企业生存时间和生存空间的挑战,能够持续地进行战略创新,使企业保持持续的成长?企业成长性好的创业者与创业失败者、非创业者到底有什么不同?他们最主要的差异体现在哪些方面?研究我国众多的新创企业成长的案例,如果要归纳和总结他们成功的原因确实不容易。因为相对于企业后续成熟期的发展与壮大,处在创业期和成长期的企业差异非常大。无论是从创业的起点、拥有的资源、所处的业务领域还是商业模式等方面,都很难归纳它们的共同特征。但我们却可以从这些创业者自身发现一些他们拥有的某种异于常人的、特殊共同品质和能力。创业者自身的这种特质和特征甚至被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是新创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无法被竞争对手模仿、无法被替代的重要的企业成功或企业成长的要素。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像华为这样的企业的成功和成长无法被复制的原因。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主要对如下问题展开研究:(1)基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创业者具有什么样的特征?(2)创业者的这些特征是如何影响新创企业成长的?(3)不同的创业者特征要素在新创企业成长中扮演何种角色?(4)新创企业成长影响的机理是什么?(5)借鉴这些成功创业者的特征,对创业人才培养有何启示?本文在对相关文献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扎根理论和质性分析方法,通过对18位新创企业创业者的访谈数据的挖掘,构建了新创企业成长较好(抽取均为本行业排名前20%的企业)的创业者特征模型。依据企业成长理论,本文分析了创业者内核性特质、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激情、创业韧性和创新性等创业者特征之间的作用关系,并探讨了这些要素与关系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依据人与创业理论和情绪信息理论,本文构建了基于创业者特征视角的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的概念模型,并提出了9条理论假设,以探讨创业者特征要素在创业者内核性特质与新创企业成长关系间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本文以问卷方式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渠道收集数据。为了能有效地挖掘新创企业成长比较优秀的创业者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本文选择发放问卷的企业都是处于行业排名前20%、并且成立时间在8年之内(包括8年)的企业,问卷调研时间历时近4个月,最后总计获得583个有效个案数据。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本文借助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对调查数据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检验,并采用逐步回归、路径分析、Bootstrap法以及层级回归等方法对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了验证,9条假设全部获得数据支持。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总结如下:(1)基于扎根理论挖掘了与新创企业成长有关的创业者特征要素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在创业者内核性特质、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韧性、创业激情和创新性5个方面,创业者表现出区别于非企业家的个体因素,这些个体差异因素与新创企业成长有明显的相关关系。(2)创业者内核性特质对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正向的显着影响,并且创业韧性在创业者内核性特质与新创企业成长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3)创业者内核性特质与创业韧性的关系以及创业者内核性特质与新创企业成长的关系均受到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即创业自我效能感越强,创业者内核性特质对创业韧性的影响越大,同时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越大。(4)创业韧性与新创企业成长的关系以及创业者内核性特质与新创企业成长的关系均受到创新性的影响。创业者的创新水平越高,创业韧性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越大,同时,创业者内核性特质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也越大。(5)当创业者的创业激情较高时,创新性水平比较高的创业者的创业韧性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将会提高,同时,具有较高创新性水平的创业者内核性特质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也会提高。也就是说,创业韧性与新创企业成长的关系受到创业激情和创新性的联合调节的影响,创业者内核性特质与新创企业成长的关系也受到创业激情和创新性的联合调节的影响。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索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创业者特征的概念是否可以用来预测或解释新创企业的成长,从而为新创企业成长研究领域提供可操作性的方法和建议。本文为新创企业成长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范式,同时也为创业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了贡献。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的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研究内容的创新3个方面。(1)研究视角的创新从以往的文献可以看出,研究企业的成长都是以资源依赖理论和组织生态学理论为基础,从内生视角构建企业成长模型,将创业者特征看做是一个独立的变量(一般都是作为自变量),忽略了创业者特征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和影响。虽然社会认知理论已经被用来研究人格特质或特征(如韧性、自我效能感等)在其他类型的压力情境中的作用(Mubarak,1997;Major et al.,1998;Bonanno et al.,2005),但将这些结构纳入一般创业活动,特别是从创业者特征的视角来研究新创企业的成长,这样的研究在理论上还是较缺乏的。本研究从创业者特征视角出发,构建了新创企业成长的机理模型,尝试回答“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古老问题,尝试打开创业者特征与新创企业成长之间的“黑箱”。因此,本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的创新性。(2)研究方法的创新回顾以往的文献可以发现,在创业者特征和创业者特质的研究中,往往依据西方文献提炼创业者特征要素,忽略了文化背景因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为了分析和总结中国情景下的、优秀的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采用质性分析的方法,抽取在行业排名前20%的新创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18位新创企业创业者的访谈数据的挖掘,构建了新创企业成长较好的创业者特征模型。在此基础上,本文依据人与创业理论和情绪信息理论,构建了基于创业者特征视角的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的概念模型,进而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揭示了创业者特征的各个构成要素在新创企业成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及功能。由于本文采用质性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使得研究结果和结论更符合中国情景下的企业成长问题。因此,本文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性。(3)研究内容的创新本文研究内容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创业者特征本体论领域内容的创新。本文基于扎根理论和中国本土情景挖掘了构成创业者特征的核心要素。为了解决在创业者特征中未得到充分研究的“人的因素”,本文扩展了以资源为基础的观点,并且丰富了基于中国情景的创业者特征理论。本文根据18份定性访谈资料,将创业者特征从最初总结的50个基本概念要素和14个范畴要素,提炼为5大核心要素:即创业者内核性特质、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激情、创业韧性和创新性。这一发现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新创企业成长过程中的新研究,而且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创业者内核性特质、创业韧性、创业激情、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新性在新创企业成长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对中国本土新创企业的创业者特征的质性分析,本研究构建了基于新创企业成长的创业者特征模型,模型构成要素包括创业者内核性特质、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激情、创业韧性和创新性。本研究明确了创业者特征和创业者特质的不同,运用质性分析方法挖掘了符合中国情景的创业者特征要素模型和创业者内核性特质维度,扩展了创业者特征和创业者特质的本体论领域内容。第二,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模型的创新。本研究从创业者特征视角研究新创企业成长的机理,分析创业者特征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和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探索创业者特征各要素在新创企业成长中的价值。本研究旨在尝试综合文献中关于创业者特征与新创企业成长之间联系的研究成果,基于人与创业匹配理论和情绪信息理论,提出基于创业者特征视角的新创企业成长的的简约框架。本文的研究结果还提供了创业者内核性特质对新创企业成长的直接影响的实证证据,为创业者特征知识体系做出了贡献。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创业者内核性特质对新创企业成长有显着的影响,并研究验证了创业韧性在创业者内核性特质与新创企业成长之间的中介效应以及创业激情和创新性的调节效应。这些研究结果将加深对创业韧性、创业激情和创新性在新创企业成长过程中作用的理解,并将创业者特征视角拓展到创业领域。因此,本文研究结果应该有助于创业者更好地理解创业者内核性特质和创业者特征的重要性。综上所述,在企业成长过程中,创业者特征及其构成要素对企业成长的作用和影响功能是有差异的。本文以新创企业为研究对象,揭示创业者特征的构成要素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其研究成果对企业管理实践是有价值的。本文研究成果有助于完善新创企业成长理论,对新创企业的成长实践也具有指导意义。
龚嘉佳[6](2020)在《杭州市城市创新空间分布与演化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将建设创新型城市作为国家战略,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城市经济向创新驱动转型。创新战略必须找到空间载体,这种空间载体就是城市创新空间。因此城市创新空间是建设创新城市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城市创新空间的生产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多角色共同参与的过程。正确认识城市创新空间以及城市创新空间的演化机制,探索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下,对城市创新空间生产起关键作用的角色,能够为创新城市建设中的政策制定、规划设计以及城市治理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本文基于此目的展开研究。本文首先梳理了创新概念的缘起与发展。在此基础上,从创新活动分布、空间创新体系、空间创新能力评价三个方面综述了目前城市创新空间相关的研究,认为城市创新空间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体系,对创新空间的认识较为片面。因此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内在相关的演化理论、复杂性理论、空间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批判性吸收,建立城市创新空间的系统性和空间性的全面认识。城市创新空间的系统性体现在知识系统、创新系统和形式系统上,分别表征创新空间系统的基础、内在本质和外在表现。城市创新空间的空间性体现在空间的两大特性:空间的演化性和空间在地理、社会和历史方面的辩证统一。通过类比的方式,将生物演化机制应用到城市创新空间的演化研究中,以北京中关村、深圳高新区、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根特市创新空间为案例,建构城市创新空间演化机制的框架,认为城市创新空间的演化的内核是创新群体的演化,城市创新空间在三个层次,即感知的空间、实际的空间和构想的空间中回溯式发展,构想的空间对演化的驱动力最强,从而带动其他两个层次的变化。本文根据这个框架对杭州市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杭州市城市创新空间演化是构想空间先行,感知的空间、实际的空间与构想的空间循环改变的过程,政府和其他创新群体不是管制和服从管制或者反抗管制的关系,而是横向协同演化的,他们必须通过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创新空间的生产。本文发现创新空间演化具有惯性,政府群体在创新空间的分布上起到决定性作用,主导企业直接影响创新空间演化的方式和过程,外部环境影响城市创新空间的演化。本文为认识城市创新空间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视角,并通过多学科融合解释了城市创新空间的演化机制,是城市创新空间研究的补充。
尹雪婷[7](2020)在《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商业模式创新日渐成为企业重要的竞争优势来源之一。当前,市场环境瞬息万变,信息技术正在改变着企业竞争的本质和结构。在网络经济背景下的企业竞争格局中,仅仅凭借着技术创新已经无法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大量的企业成功的实践表明,商业模式创新同样是推动企业持续性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在企业间竞争的新型业态下,商业模式的创新正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几年来,不断涌现出利用商业模式创新而获得成功的企业。通过商业模式创新,企业拓展了现有的产业疆域,开发出了全新的蓝海市场,为企业带来丰厚的商业回报。学者们对于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首先是集中在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创造价值之间的研究,认为确定新的业务的结构及商业模式创新能够为企业创造超值的价值,商业模式创新可以有效解释企业绩效的差异;其次,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又拓展至其分类研究,即不同类型的商业模式创新对绩效的影响也有所不同;最后,在已有研究中,发现商业模式创新对绩效之间的中介变量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研究颇有些散乱,运用的一些中介变量也比较老旧,以至于造成其中介作用缺乏解释性。为此,本研究将进一步深入分析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实证影响,从多维度入手,分析及检验商业模式创新(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和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导向(反应型市场导向和先动型市场导向)与企业绩效(长期市场绩效及短期财务绩效)之间的理论关系,同时检验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特别地,本研究还对两类市场导向在不同类型的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机制进行了讨论和检验,以加深对商业模式创新理论的理解。具体来讲,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1)商业模式的创新是否能够提升企业长期市场与短期财务绩效;(2)市场导向是否在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间起到中介效应,即商业模式创新通过市场导向进行中介向顾客沟通价值并确认企业绩效;(3)制度环境的完善程度是否对商业模式创新和企业绩效的关系造成影响?围绕上述问题,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大样本数据进行问卷调查,得出具有价值的实证成果:(1)通过企业长期市场绩效呈现的结果显示可以看出,(效率型和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绩效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反应型市场导向和先动型市场导向在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长期市场绩效之间起到正向中介效应,即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通过反应型市场导向对现有客户需求的判断可以提升长期市场绩效。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能够通过先动型市场导向预判顾客潜在需求来提升长期市场绩效。先动型市场导向在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长期市场绩效之间起到正向中介效应,但反应型市场导向却在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长期绩效之间起到负向中介效应。(2)从短期财务绩效的结果看,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提升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呈现显着正向作用,采用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的运营方式对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却呈现负向作用。加入中介变量后,反应型市场导向在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与短期财务绩效之间起到正向中介效应,但先动型市场导向在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与短期财务绩效之间并不存在中介机制作用。而(反应型和先动型)市场导向在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短期财务绩效之间产生负向中介效应。(3)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在制度环境相对不完善的状况下,效用反而更加明显。制度环境能够提升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长期市场绩效的作用,但是对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短期财务绩效的关系没有指向性作用。综上,本研究在探析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上拥有了一些新的见解和想法。首先,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商业模式创新通过市场导向作用于企业绩效的路径;其次,本研究针对中国转型环境特征,分析验证了制度环境能否调节(效率型和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各类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也对制度环境作为调节变量的意义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和扩展。本文虽然研究出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成果,但是在研究中仍然有很多局限性和不足,在查找文献的深度、数据测量收集的广度和问卷调查的主观性等方面,都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与研究成果的实用性,需要后续对研究进一步完善。
唐浩[8](2020)在《全流量时代通信客户价值开发与提升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在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通信行业的生产方式和发展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原来基于规模经济的高边际利润模式正在转向低边际利润模式。特别是4G运营以来,传统业务互联网化、流量化,引发了通信客户行为深刻而显着的改变,流量成为信息通信业基础性生产要素,也成为客户与通信运营企业交易的主要商品,通信行业进入全流量经营时代。但随着人口红利的快速消退、提速降费的深入推进,流量规模增长的红利快速释放,目前简单依靠量的增长已难以推动通信行业收入实现大的提升,流量价值变现方式亟待变革;同时,通信行业增长的规模驱动力逐渐式微,存量博弈进一步摊薄了行业价值,各通信运营企业已将竞争的焦点由客户份额的争夺转向客户价值的竞争,客户价值开发和提升成为通信行业经营工作的重心;政策层面,政府一方面深入推行提速降费政策,另一方面又要求通信行业肩负起利税贡献的重任,提速降费与提升价值效益必须得到统筹兼顾。围绕有效“提速降费与提升价值”这一冲突,如何有效挖掘流量价值、推进供给方面产品创新,逐步实现从满足需求到创造需求、引领需求,进而提升客户视角的客户价值;如何提升企业视角的通信客户价值,进而提升客户份额及收入份额,成为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回归流量经营本质,对接价值创造过程实际,满足、创造、引领客户需求,提升客户价值贡献,面向5G发展是流量经营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流量时代开发流量价值与提升通信客户价值,实现信息通信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应遵循价值创造和实现的全周期、全流程的内在规律和逻辑,按照流量价值与通信客户价值的互动机制和内在逻辑来重构流量价值经营体系。论文面向实际应用问题,围绕有效解决“提速降费与提升价值”这一冲突,分别从客户的视角、企业的视角、客户-企业视角出发,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全面分析了价值创造、传递、交易、变现全过程运作机制,构建了流量价值模型、通信客户价值评价体系、流量价值与通信客户价值动态博弈模型,深入剖析了流量价值和通信客户价值创造和实现的关键要素、内在规律和逻辑,从供给方面和需求方面分别给出了流量价值开发和通信客户价值提升的一整套理念、方法、策略和措施建议。首先,论文从流量经营的发展历程出发,梳理出流量经营的关键要素,明确了通信行业全流量经营的特征和趋势,给出了全流量时代这一包括生产对象、生产方式、组织形式、运营模式等在内的通信运营企业新的管理情景。认为流量业务是一种互补品经济,其价值依赖于其他组件创新带来的价值,价值提升的方向在于推动流量价值在通信运营侧实现封闭管理。接着,从客户的视角出发构建了流量价值模型,实现了流量价值具体化、数量化、应用化,为流量价值开发找到了着力点和衡量标准;从企业的视角出发,将层次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结合在一起,基于企业运营客户精准画像需要,构建了一个既考虑时间维度价值又考虑空间维度价值的全流量时代通信客户价值评价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客户细分、定性定量分析和有效性验证,为大数据精准营销和客户价值提升提供了基础模型;从客户-企业视角出发,提出了流量价值-通信客户价值创造模型及价值开发机制,将博弈论和控制论方法引入到客户价值研究中来,构建了流量价值与通信客户价值动态博弈模型。最后,基于流量价值模型、通信客户价值评价体系、流量价值与通信客户价值动态博弈模型求解及分析结果,提出了流量价值开发与通信客户价值提升互动双赢模型,面向5G时代流量价值经营,系统性地提出了流量价值开发和通信客户价值提升的策略建议,较好地解决了“提速降费与提升价值”这一冲突,以期为国内通信运营企业5G经营提供参考,达到企业与客户最大双赢。论文的创新成果及主要观点:1.提出了客户价值开发与提升三重视角研究框架,贯通并融合了“企业视角、客户视角、企业-客户视角”客户价值三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聚焦解决“提速降费与提升价值”这一冲突,论文遵循价值创造和实现的全周期、全流程的内在规律和逻辑,按照流量价值与通信客户价值形成的逻辑,系统设计问题解决方案,将客户价值研究的三个领域得以贯通融合。按照先解构后综合、先画像后交互、先微观后宏观的研究方式,将客户价值运作机理全面展现。首先,从客户的视角出发构建了流量价值模型;接着,从企业的视角出发构建全流量时代通信客户价值评价体系;最后,从客户-企业视角出发,构建了流量价值与通信客户价值动态博弈模型、价值创造模型,以流量价值开发与通信客户价值提升互动双赢模型。2.提出了流量业务的本质属性、流量经营的方向及路径,并由此演绎提出“差异化产品供给”是提升通用组件或基础性生产要素价值的方向。基于产业链视角和互补品经济理论,在流量经营关键驱动因素及驱动机理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流量经营本质。流量作为移动互联网的一种基础承载性和生态型业务,流量和上下游环节功能互补共同构成客户体验,因此,流量本质上是一种互补品经济,其价值的实现依赖于客户的需求和流量所承载的互联网应用及内容。流量经营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技术+管理问题,流量经营关键在于发现新增的价值、找出价值转换途径并实现价值的分配,推动流量价值在通信运营企业侧实现闭环管理、掌握流量承载的具体内容和应用是通信运营企业流量价值重塑的重要途径。这要求通信运营企业推动“管道流量”经营向“互联网流量”经营转变,构建流量价值生态系统,实现流量与互补品价值封闭和价值协同创新。在流量价值经营的方向下,通信运营企业需要统筹考虑各类业务的定位、目标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流量、宽带、内容、信息服务业、数字化服务等需要被放在一个全新的视角下来重新定位,这个视角就是全流量经营,即无所不在的流量经营,各种经营对象和要素作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共同构成流量经营的价值生态系统。3.将博弈论和控制论等理论方法引入到客户价值研究中来,构建了流量价值与通信客户价值动态博弈模型,在价值构成的微观层面上探究流量价值与通信客户价值博弈机制,为流量价值开发和通信客户价值提升找到改进方向和着力点。基于企业客户价值互动双赢,从客户-企业视角出发,构建了流量价值与通信客户价值动态博弈模型,并应用最优控制和动态优化的方法,求解并分析了合作、非合作情形下流量价值与通信客户价值动态博弈均衡解或最优解,从微观层面上探究流量价值与通信客户价值互动机理,发现企业与客户在追究价值最优时,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客户价值转换行为与企业营销策略实施成正比、与流量产品创新成正比,企业营销工作和产品创新程度能够促进客户价值转换和提升。通过对流量价值与通信客户价值动态博弈过程分析,发现双方在长期博弈过程中实现共赢,通信运营企业价值增长关键来源是保持客户长期动态合作,主要手段是交叉销售和融合捆绑,发挥好关键人网络价值;客户收益增加的关键来源是产品创新及高价值、个性化产品推荐,通过价值生态系统降低交易成本以实现客户效用增加。4.提出了流量价值-通信客户价值创造模型,给出了价值开发机制,构建了流量价值与通信客户价值双提升驱动模型。以Lancaster和Walters客户为中心的价值链结构为基础,从微观层面上探究流量价值与通信客户价值交互关系和互动机理,提出了流量价值-通信客户价值创造模型,系统地梳理了价值产生、承载、传递、创造的全过程,给出了价值开发机制:客户需求是流量价值最终来源、流量产品创新是价值增值的载体、网络管道能力是稳固价值的基础、经营模式创新是价值变现的根本、价值生态系统是价值开发的突破点、个性化需求是价值开发的着力点。论文从需求管理与供给改革分别入手,将价值创造与实现的逻辑转换为流量价值与通信客户价值有机协同、相互支撑、互动双赢、系统性的价值经营体系,构建了流量价值与通信客户价值双提升驱动模型。5.面向5G流量价值经营系统地提出流量价值与通信客户价值提升策略:在流量产品供给方面,根据流量价值模型,主要从开发流量价值和降低客户成本入手,深化供给改革。在客户需求方面,根据通信客户价值评价体系,立足当前,通过向规模要价值、向存量要价值、向融合要价值等方面入手,提升客户当前价值贡献;面向未来可持续发展,培育并挖掘客户全生命周期价值,有效利用客户的网络价值,扩展客户的空间价值。
王娇[9](2020)在《高新技术企业IT能力对开放式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技术变革速度加快、竞争趋向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面临产品生命周期短、需求多样化等问题,开放式创新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开放式创新一方面可以使企业吸收外部创意,企业与外部能够充分进行信息与知识的交换,加快产品创新速度,提升创新成果转化效率。另一方面企业能够将成熟技术进行外部转移,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同时,开放式创新能够融合企业内外部知识,使企业可以根据创新环境要求进行知识创新,使开放式创新过程更加快捷高效。但企业在实施开放式创新的过程中出现了外部知识难以融入创新过程的问题,这就需要企业内部资源的支持。IT能力作为开放式创新背景下的重要组织资源,为开放式创新部署提供了条件,在企业整合内外部知识进行创新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但目前关于IT能力如何影响开放式创新绩效的研究还较少。因此,本文以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索IT能力如何影响开放式创新绩效。本文在文献深度阅读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研究假设和构建概念模型。研究以下问题:首先,开放式创新背景下高新技术企业IT能力是否会对开放式创新绩效产生正向的影响;其次,知识整合是否会在高新技术企业IT能力与开放式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最后,环境动态性是否会在知识整合与开放式创新绩效之间起到调节作用。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文以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将IT能力划分为四个维度IT基础设施灵活性、IT整合、IT管理与IT业务匹配,将知识整合作为中介变量,并引入环境动态性作为调节变量,对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运用SPSS 20.0和AMOS22.0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在此基础上运用多元层次回归分析方法对高新技术企业IT能力对开放式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探究。研究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IT能力(IT基础设施灵活性、IT整合、IT业务匹配和IT管理)分别对开放式创新绩效产生正向的影响。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开放式创新绩效,也可以通过知识整合对开放式创新绩效产生间接影响。知识整合在高新技术企业IT能力与开放式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在模型中起到调节作用,环境动态性调节高新技术企业IT能力通过知识整合对开放式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的后半部分。
朱可涵[10](2019)在《中国家庭金融排斥问题研究: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文中指出自联合国提出普惠金融概念以来,世界各国与国际组织都为构建普惠金融体系做出了巨大努力。作为第一人口大国,中国普惠金融工作的推进对实现世界普惠金融的目标至关重要。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与国务院都对普惠金融工作予以了高度重视。金融排斥与金融普惠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由英国金融地理学家Leyshon and Thrift(1993,1994,1995)第一次明确提出的。他们将金融排斥定义为某些阻止特定社会阶层或个体获得正规渠道金融服务的行为和过程。事实上,正是由于金融排斥的存在,才需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普惠金融是一种致力于提高金融服务广度与深度的理念,而金融排斥的存在是普惠金融理念的起因。要落实普惠金融理念,构建普惠金融体系,就是要解决金融排斥问题。大量学者的研究证实,金融排斥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Kempson et al.,2004;Beck and Honohan,2008)。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大约还有31%的成年人没有获得任何正规金融产品或服务。中国的金融排斥问题也普遍存在,无论在农村地区(许圣道和田霖,2008)还是在城市地区(李涛等,2010)。中国的金融排斥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地区间金融发展不平衡。金融机构在经济落后与偏远地区分布较少,金融资源向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聚集,经济落后与偏远地区的金融供给严重不足;第二,微观主体之间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可供大型国有企业、富裕阶层选择的金融产品与服务种类不断增加,但数量占比更大的小微企业、低收入人群可获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却非常有限,甚至被排斥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无法获得最基本的金融产品或服务。目前对于中国金融排斥问题的研究,大量集中于宏观层面,着重关注金融排斥的区域差异。一方面,区域经济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农村金融的落后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突出问题和研究热点;另一方面,我国缺乏在家庭层面的金融统计数据。我国少有文献从微观层面的家庭角度去研究金融排斥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微观层面的家庭金融排斥问题不需要关注。家庭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单元,是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关注与解决家庭金融排斥问题尤为重要。已有大量文献证实,金融资源可以缓解家庭信贷约束、平滑消费(Kinnan and Townsend,2012)、提高家庭风险应对水平、降低贫困脆弱性(张栋浩和尹志超,2018)、促进创业(马光荣和杨恩艳,2011)等。而家庭金融排斥则会与低收入和贫困之间形成恶性循环,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加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甚至危害社会稳定。因此,探索中国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并找到应对的思路和办法,是减少贫困、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微观数据,本文分别从金融需求方(家庭)和金融供给方(金融机构)两个方面对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与研究。首先,本文从金融需求方(家庭)的层面,探讨了作为中国社会构架核心模式的“社会关系”如何影响家庭与金融机构的行为,基于家庭自身的内在特征去分析了家庭金融排斥的原因。其次,从金融供给方(金融机构)的层面,分析了作为金融发展重要推动力的金融创新如何影响金融机构与家庭的行为,探究了家庭金融排斥的外在影响因素。具体来说,本文的第三章基于金融需求方(家庭)层面,分析了家庭的社会关系对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7年数据,从社交关系、权势关系、亲缘关系和政治关系四个维度选取指标,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家庭社会关系指数;同时,根据“是否拥有正规金融账户”度量家庭是否受到金融排斥,并将金融排斥分为资产类金融排斥和负债类金融排斥;之后,针对社会关系对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社会关系对家庭受到金融排斥的概率有显着的负向影响,并且家庭社会关系对家庭是否受到负债类金融排斥的影响大于对家庭是否受到资产类金融排斥的影响。第二,社会关系会通过增进信息传递、知识传播,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从而降低家庭受到资产类金融排斥的概率。第三,社会关系会通过促进信息传递,提高家庭申请贷款的可能性;通过增加信息显示、降低信息不对称和通过提供担保、为贷款人增信,减少金融机构拒绝贷款的可能性,从而降低家庭发生负债类金融排斥的概率。本文的第四章基于金融供给方(金融机构)层面,分析了金融创新对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本文使用国家知识产权局2015年与2017年金融专利数据对中国各省区的金融创新水平进行了度量;之后,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与2017年两轮调查数据,根据“是否拥有正规金融账户”,对家庭是否受到金融排斥进行了度量,并将金融排斥分为资产类金融排斥和负债类金融排斥;然后,针对地区金融创新水平对该地区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第一,金融创新水平对家庭受到金融排斥的概率有显着的负向影响。第二,金融创新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影响家庭金融排斥状况。第三,金融创新通过丰富金融产品种类和降低信息不对称来降低家庭金融排斥的作用机制未能得到充分验证。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研究视角和研究数据三个方面。首先,研究对象的创新。第一,我国针对金融排斥的研究大多是在宏观层面进行的,主要关注金融排斥的区域差异,少有文献从微观层面的家庭角度去研究金融排斥问题。基于CHF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数据,本文重点关注和研究了微观层面的中国家庭金融排斥问题,补充和丰富了这一领域的文献,在研究内容上具有创新性。第二,大多数中国金融排斥问题的研究关注的是农村地区,缺少对全国整体的研究。本文在探讨和研究中国金融排斥问题时,同时考虑了中国农村与城市金融排斥的情况,对中国家庭金融排斥问题进行全面、整体的分析,对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金融普惠工作具有参考价值。其次,研究视角的创新。在对中国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进行探索时,本文在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需求方(家庭)与供给方(金融机构)两个方面去寻找答案,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第一,本文创新地从社会关系和金融创新的角度来分析了家庭为何受到金融排斥,为解读中国家庭金融排斥问题提供了新思路。第二,本文在探讨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时,对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一是弥补了前人文献在这一方面的缺失;二是厘清了各因素作用于金融排斥的途径,从而给出了具体的启示和建议。最后,研究数据的创新。第一,目前关于中国金融排斥问题的分析,大多是局限于某个金融产品或某项金融服务的区域调研,样本数量较少,代表性较差,结论的可靠性和精准度会受到影响。本文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样本家庭数据来考察中国的家庭金融排斥问题,研究结论会更准确,并且具有系统代表性。第二,由于金融专利和金融机构研发支出等数据的缺乏,学者对金融创新的研究大多为理论分析,即使有实证分析,通常也是以某些特定的金融产品创新为背景来进行研究。本文创新性地使用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金融专利数据,用各省区金融专利的数量作为该省金融创新水平的度量指标,研究数据具有新颖性。
二、技术创新定义综述及定义方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技术创新定义综述及定义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1)创业警觉性的前因及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 |
1.3 选题意义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5 论文结构 |
1.6 研究的主要创新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创业警觉性 |
2.1.1 创业警觉性的内涵 |
2.1.2 创业警觉性的维度与测量 |
2.1.3 创业警觉性的相关研究 |
2.1.4 小结 |
2.2 创业者认知结构 |
2.2.1 创业者认知结构的内涵 |
2.2.2 创业者认知结构的维度与测量 |
2.2.3 创业者认知结构的相关研究 |
2.2.4 小结 |
2.3 新创企业绩效 |
2.3.1 新创企业绩效的内涵 |
2.3.2 新创企业绩效的维度与测量 |
2.3.3 新创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 |
2.3.4 小结 |
2.4 创业拼凑 |
2.4.1 创业拼凑的内涵 |
2.4.2 创业拼凑的维度与测量 |
2.4.3 创业拼凑的相关研究 |
2.4.4 小结 |
2.5 商业模式创新 |
2.5.1 商业模式创新的内涵 |
2.5.2 商业模式创新的维度与测量 |
2.5.3 商业模式创新的相关研究 |
2.5.4 小结 |
2.6 环境动态性 |
2.6.1 环境动态性的内涵 |
2.6.2 环境动态性的维度与测量 |
2.6.3 环境动态性的相关研究 |
2.6.4 小结 |
2.7 本章小结 |
第3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3.1 理论基础 |
3.1.1 社会认知理论 |
3.1.2 创业过程理论 |
3.1.3 资源基础理论 |
3.1.4 权变理论 |
3.2 理论框架 |
3.2.1 创业警觉性的前因研究 |
3.2.2 创业警觉性对新创企业绩效作用机制研究 |
3.3 研究假设 |
3.3.1 创业警觉性的前因研究 |
3.3.2 创业警觉性对新创企业绩效作用机制研究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
4.1 访谈设计 |
4.1.1 访谈对象 |
4.1.2 访谈的实施 |
4.1.3 访谈结果 |
4.2 问卷设计 |
4.2.1 调研对象选择 |
4.2.2 问卷设计过程 |
4.2.3 问卷结构 |
4.3 变量测量 |
4.3.1 创业者认知结构的测量 |
4.3.2 创业警觉性的测量 |
4.3.3 新创企业绩效的测量 |
4.3.4 创业拼凑的测量 |
4.3.5 商业模式创新的测量 |
4.3.6 环境动态性的测量 |
4.3.7 控制变量 |
4.4 数据分析方法 |
4.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4.4.2 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 |
4.4.3 相关分析 |
4.4.4 回归分析 |
4.4.5 结构方程模型 |
4.4.6 Bootstrap分析 |
4.5 预调研 |
4.5.1 创业者认知结构量表检验 |
4.5.2 创业警觉性量表检验 |
4.5.3 新创企业绩效量表检验 |
4.5.4 创业拼凑量表检验 |
4.5.5 商业模式创新量表检验 |
4.5.6 环境动态性量表检验 |
4.5.7 经验开放性量表检验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5.1 数据收集 |
5.2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 |
5.2.1 受访者特征 |
5.2.2 受访企业特征 |
5.2.3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
5.3 信度与效度分析 |
5.3.1 信度分析 |
5.3.2 效度分析 |
5.3.3 共同方法偏差和多重共线性检验 |
5.3.4 无反应偏差检验 |
5.4 假设检验 |
5.4.1 创业警觉性的前因研究假设检验 |
5.4.2 创业警觉性对新创企业绩效作用机制研究假设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6.1 结果讨论与研究结论 |
6.1.1 创业警觉性的前因研究 |
6.1.2 创业警觉性对新创企业绩效作用机制研究 |
6.2 研究启示 |
6.2.1 理论贡献 |
6.2.2 管理启示 |
6.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6.3.1 研究局限 |
6.3.2 未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 访谈提纲 |
附录2 调查问卷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企业环境责任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1.3 研究意义 |
1.4 研究技术路线与方法 |
1.5 研究创新点 |
1.6 研究结构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企业环境责任 |
2.2 企业可持续性 |
2.3 企业环境战略 |
2.4 绿色创新 |
2.5 利益相关者整合 |
2.6 本章小结 |
第3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3.1 理论基础 |
3.2 理论框架 |
3.3 研究假设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研究设计 |
4.1 问卷设计 |
4.2 变量设计与测量 |
4.3 数据收集与控制 |
第5章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5.2 信度与效度检验 |
5.3 假设检验 |
5.4 研究结果 |
第6章 结论与讨论 |
6.1 研究结论 |
6.2 理论贡献 |
6.3 管理建议 |
6.4 研究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调查问卷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3)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因素及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 |
1.3 研究意义 |
1.3.1 理论意义 |
1.3.2 现实意义 |
1.4 研究的主要创新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 |
1.6 论文结构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绿色创业导向 |
2.1.1 绿色创业导向的内涵 |
2.1.2 绿色创业导向的维度与测量 |
2.1.3 绿色创业导向相关研究 |
2.1.4 小结 |
2.2 制度压力 |
2.2.1 制度压力的内涵 |
2.2.2 制度压力的维度与测量 |
2.2.3 制度压力相关研究 |
2.2.4 小结 |
2.3 竞争强度 |
2.3.1 竞争强度的内涵 |
2.3.2 竞争强度的维度和测量 |
2.3.3 竞争强度相关研究 |
2.3.4 小结 |
2.4 冗余资源 |
2.4.1 冗余资源的内涵 |
2.4.2 冗余资源的维度和测量 |
2.4.3 冗余资源相关研究 |
2.4.4 小结 |
2.5 绿色吸收能力 |
2.5.1 绿色吸收能力的内涵 |
2.5.2 绿色吸收能力的维度和测量 |
2.5.3 绿色吸收能力相关研究 |
2.5.4 小结 |
2.6 绿色创新 |
2.6.1 绿色创新的内涵 |
2.6.2 绿色创新的维度和测量 |
2.6.3 绿色创新相关研究 |
2.6.4 小结 |
2.7 企业绩效 |
2.7.1 企业绩效的内涵 |
2.7.2 企业绩效的维度和测量 |
2.7.3 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
2.7.4 小结 |
2.8 环境不确定性 |
2.8.1 环境不确定性的内涵 |
2.8.2 环境不确定性的维度和测量 |
2.8.3 环境不确定性相关研究 |
2.8.4 小结 |
2.9 本章小结 |
第3章 绿色创业导向驱动机制研究——基于战略制度观的组态视角 |
3.1 理论基础 |
3.1.1 组态理论 |
3.1.2 战略制度观 |
3.2 模型构建 |
3.2.1 制度压力与绿色创业导向 |
3.2.2 竞争强度与绿色创业导向 |
3.2.3 冗余资源与绿色创业导向 |
3.2.4 研究模型 |
3.3 研究方法与设计 |
3.3.1 研究方法 |
3.3.2 变量测量 |
3.3.3 问卷设计 |
3.3.4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
3.3.5 信度与效度分析 |
3.4 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
3.4.1 变量校准 |
3.4.2 单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
3.4.3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
3.4.4 稳健性检验 |
3.5 研究结论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绿色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 |
4.1 理论基础 |
4.1.1 自然资源基础观 |
4.1.2 吸收能力理论 |
4.1.3 权变理论 |
4.2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
4.2.1 理论框架 |
4.2.2 绿色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 |
4.2.3 绿色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 |
4.2.4 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 |
4.2.5 绿色吸收能力和绿色创新的链式中介作用 |
4.2.6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
4.2.7 假设汇总 |
4.3 研究方法与设计 |
4.3.1 研究方法 |
4.3.2 变量测量 |
4.3.3 问卷设计 |
4.3.4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
4.4 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
4.4.1 信度与效度检验 |
4.4.2 假设检验 |
4.4.3 稳健性检验 |
4.5 研究结论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5.1 研究结论 |
5.2 研究贡献 |
5.2.1 理论贡献 |
5.2.2 实践贡献 |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5.3.1 研究局限 |
5.3.2 未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4)中国新能源汽车商业模式创新以及路径演化研究 ——社会技术系统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问题及研究意义 |
1.2.1 研究问题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对象和概念界定 |
1.3.1 新能源汽车 |
1.3.2 新能源汽车产业 |
1.4 技术路线及研究方法 |
1.4.1 技术路线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点 |
2 相关理论及研究综述 |
2.1 社会技术系统理论 |
2.1.1 社会技术系统 |
2.1.2 社会技术系统转型 |
2.2 新能源汽车产业研究 |
2.2.1 新能源汽车产业总体研究 |
2.2.2 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研究 |
2.2.3 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研究 |
2.2.4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商业模式研究 |
2.3 商业模式研究 |
2.3.1 商业模式理论研究 |
2.3.2 商业模式创新研究 |
2.3.3 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研究 |
2.3.4 商业模式创新与其他变量的研究 |
2.3.5 社会技术系统下的商业模式研究 |
2.3.6 社会技术系统下的新能源汽车商业模式研究 |
2.4 研究评述 |
3 新能源汽车产业及商业模式现状 |
3.1 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及技术发展 |
3.1.1 新能源汽车产业阶段划分 |
3.1.2 第一阶段产业政策及技术发展(2012年之前) |
3.1.3 第二阶段产业政策及技术发展(2013-2015) |
3.1.4 第三阶段产业政策及技术发展(2016年之后) |
3.2 新能源汽车的商业模式创新发展 |
3.2.1 第一阶段的商业模式创新 |
3.2.2 第二阶段的商业模式创新 |
3.2.3 第三阶段的商业模式创新 |
3.3 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
3.3.1 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的特点 |
3.3.2 当前商业模式存在的问题 |
4 “社会-技术”双驱动下的新能源汽车商业模式创新模型 |
4.1 “社会-技术”双驱动下的新能源汽车商业模式创新模型构建 |
4.2 “社会-技术”双驱动下的新能源汽车商业模式创新模型的关键要素 |
4.2.1 社会要素:政策和利益相关者 |
4.2.2 技术要素:新技术和新产品 |
4.2.3 竞争要素:资源和战略的竞争 |
4.3 “社会-技术”双驱动下的新能源汽车商业模式创新模型的要素关系 |
4.3.1 支撑作用:社会要素正向促进商业模式创新 |
4.3.2 中介作用:新产品或服务中介技术创新驱动商业模式创新 |
4.3.3 调节作用:竞争程度调节商业模式创新 |
4.4 本章小结 |
5 基于“社会-技术”双驱动下新能源汽车商业模式创新模型的分类研究 |
5.1 Q方法的研究步骤 |
5.2 样本的采集 |
5.2.1 陈述观点样本 |
5.2.2 测试样本 |
5.3 商业模式创新分类的数据分析 |
5.3.1 Q排列的相关性分析 |
5.3.2 Q排列的因子分析 |
5.4 商业模式创新分类的结果 |
5.4.1 社会要素主导的商业模式创新类型 |
5.4.2 技术要素主导的商业模式创新类型 |
5.4.3 “社会-技术“双驱动型商业模式创新类型 |
5.5 本章小结 |
6 不同类别下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商业模式创新路径演化研究 |
6.1 多层次分析视角下的商业模式创新路径模型 |
6.1.1 多层次视角下的商业模式创新路径模型构建 |
6.1.2 新能源汽车商业模式创新路径特征分析 |
6.2 社会要素主导的商业模式创新路径分析 |
6.2.1 大环境急剧变化 |
6.2.2 体制层改变 |
6.2.3 技术利基不成熟 |
6.2.4 政策主导的商业模式创新要素特征 |
6.3 技术要素主导的商业模式创新路径分析 |
6.3.1 技术变革的大环境 |
6.3.2 新兴技术出现 |
6.3.3 体制层分裂 |
6.3.4 技术要素主导的商业模式创新要素特征 |
6.4 “社会-技术”双驱动下的商业模式创新路径分析 |
6.4.1 “社会-技术”双驱动下生产端参与的商业模式创新路径 |
6.4.2 “社会-技术”双驱动下消费端参与的商业模式创新路径 |
6.4.3 “社会-技术”双驱动下市场竞争调节的商业模式创新路径 |
6.5 新能源汽车商业模式创新类型的演化与评价 |
6.5.1 商业模式创新从社会主导向技术主导的演化 |
6.5.2 商业模式创新从社会主导向“社会-技术”双驱动的演化 |
6.5.3 商业模式创新从技术主导向“社会-技术”双驱动的演化 |
6.6 本章小结 |
7 案例研究: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典型商业模式创新路径 |
7.1 深圳大巴融资租赁案例 |
7.1.1 深圳大巴融资租赁概况 |
7.1.2 深圳大巴融资租赁的商业模式创新路径 |
7.2 长沙百度无人驾驶电动出租车案例 |
7.2.1 百度的自动驾驶项目概况 |
7.2.2 无人驾驶出租车的商业模式创新路径 |
7.3 深圳比亚迪整车销售案例 |
7.3.1 比亚迪发展电动汽车概况 |
7.3.2 比亚迪整车销售的商业模式创新路径 |
7.4 青岛薛家岛换电模式案例 |
7.4.1 薛家岛充换电站的概况 |
7.4.2 薛家岛换电的商业模式创新路径 |
7.5 上海EVCARD分时租赁案例 |
7.5.1 EVCARD的概况 |
7.5.2 EVCARD分时租赁的商业模式创新路径 |
7.6 本章小结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结论 |
8.2 管理实践的启示 |
8.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 2001-2019年中国出台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政策(节选) |
附录B 商业模式创新影响研究调查与访谈 |
附录C 样本的相关系数表 |
索引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基于创业者特征视角的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实践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实践意义 |
1.2.2 理论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论文结构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1.3.2 论文结构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综述 |
2.1 与本文研究相关的基本理论 |
2.1.1 扎根理论 |
2.1.2 人与组织匹配理论 |
2.1.3 企业成长理论 |
2.1.4 情绪信息理论 |
2.2 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
2.2.1 创业者特质与创业者特征相关研究综述 |
2.2.2 创业自我效能感相关研究综述 |
2.2.3 创业激情相关研究综述 |
2.2.4 创业韧性相关研究综述 |
2.2.5 新创企业成长相关研究综述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基于扎根理论的新创企业创业者特征挖掘 |
3.1 研究设计 |
3.1.1 研究方法 |
3.1.2 访谈对象的选择 |
3.1.3 访谈提纲设计 |
3.1.4 数据收集过程 |
3.2 研究过程 |
3.2.1 开放编码 |
3.2.2 主轴编码 |
3.2.3 选择编码 |
3.2.4 语义分析 |
3.2.5 理论饱和度检验 |
3.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理论模型构建与假设提出 |
4.1 变量内涵界定与维度 |
4.1.1 创业者内核性特质的内涵界定与维度 |
4.1.2 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内涵与维度 |
4.1.3 创业激情的内涵与维度 |
4.1.4 创业韧性的内涵与维度 |
4.1.5 创新性的内涵与维度 |
4.1.6 新创企业成长的内涵与维度 |
4.2 理论模型构建 |
4.3 研究假设的提出 |
4.3.1 创业者内核性特质与新创企业成长关系的假设 |
4.3.2 创业韧性与新创企业成长关系的假设 |
4.3.3 创业韧性的中介效应假设 |
4.3.4 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新性的调节效应假设 |
4.3.5 创新性与创业激情的联合调节效应假设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
5.1 调查问卷设计的原则与流程 |
5.1.1 问卷设计的原则 |
5.1.2 问卷设计的流程 |
5.2 调查问卷内容的确定 |
5.3 变量的度量 |
5.3.1 创业者内核性特质的度量 |
5.3.2 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度量 |
5.3.3 创业激情的度量 |
5.3.4 创业韧性的度量 |
5.3.5 创新性的度量 |
5.3.6 新创企业成长的度量 |
5.3.7 控制变量的测量 |
5.4 预调研及问卷修正 |
5.4.1 预调研数据收集 |
5.4.2 预调研数据处理及问卷修正 |
5.5 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
5.5.1 数据收集 |
5.5.2 样本特征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实证分析 |
6.1 数据分析方法 |
6.2 信度与效度分析 |
6.2.1 信度分析 |
6.2.2 效度分析 |
6.3 假设检验 |
6.3.1 直接效应检验 |
6.3.2 创业韧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
6.3.3 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新性的调节效应检验 |
6.3.4 创业激情与创新性的联合调节效应检验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果讨论与启示 |
7.1 结果讨论 |
7.1.1 创业者特征构成要素的讨论 |
7.1.2 创业者内核性特质与新创企业成长关系的讨论 |
7.1.3 创业韧性的中介效应讨论 |
7.1.4 创业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效应讨论 |
7.1.5 创业激情与创新性的调节效应的讨论 |
7.2 管理启示 |
7.3 本章小结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本文的创新点 |
8.3 研究不足及未来展望 |
8.3.1 研究局限 |
8.3.2 未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 “新创企业创业者特征挖掘”访谈提纲 |
附录2 新创企业成长影响机理的调查问卷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6)杭州市城市创新空间分布与演化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 |
1.3 研究意义 |
1.4 研究方法 |
1.5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2 城市创新空间研究综述 |
2.1 创新的起源和发展 |
2.2 创新空间研究的进展 |
2.3 小结 |
3 城市创新空间演化的理论基础 |
3.1 演化理论 |
3.2 复杂性理论 |
3.3 空间理论 |
3.4 行动者网络理论 |
3.5 理论适宜性评析与耦合 |
3.6 小结 |
4 城市创新空间的构成 |
4.1 城市创新空间的知识系统 |
4.2 城市创新空间的创新系统 |
4.3 城市创新空间的形式系统 |
4.4 小结 |
5 城市创新空间的空间特征 |
5.1 城市创新空间的演化认知特征 |
5.2 城市创新空间的本体特征 |
5.3 小结 |
6 城市创新空间演化的机制研究 |
6.1 城市创新空间演化系统研究 |
6.2 城市创新空间演化案例研究 |
6.3 城市创新空间演化的机制 |
6.4 小结 |
7 杭州市城市创新空间分布研究 |
7.1 杭州市行政区划调整与研究范围界定 |
7.2 杭州市创新群体的空间分布 |
7.3 杭州市创新构想空间分布 |
7.4 杭州市创新空间分布特征 |
7.5 城市创新空间中的群体及其在空间演化中的作用 |
7.6 小结 |
8 杭州市城市创新空间分布与演化机制解析 |
8.1 科学技术创新空间演化机制 |
8.2 文化创意创新空间的演化机制 |
8.3 杭州市创新空间分布与演化机制的讨论 |
8.4 小结 |
9 结论与展望 |
9.1 城市创新空间演化机制研究的总结 |
9.2 城市创新空间演化机制研究中的发现 |
9.3 建设创新城市的建议 |
9.4 本文的创新点 |
9.5 存在的不足 |
9.6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7)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点 |
1.5 研究路线与结构安排 |
第2章 研究综述 |
2.1 商业模式创新研究综述 |
2.2 市场导向研究综述 |
2.3 制度环境研究综述 |
2.4 企业绩效研究综述 |
2.5 综述总结与评述 |
第3章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
3.1 交易成本与效率理论 |
3.2 创新与企业能力理论 |
3.3 理论模型 |
3.4 研究假设 |
第4章 研究设计与方法 |
4.1 问卷设计 |
4.2 样本选择 |
4.3 变量选取 |
4.4 数据搜集过程 |
第5章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5.1 样本与数据 |
5.2 信度与效度检验 |
5.3 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 |
5.4 结果讨论与解释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研究启示 |
6.3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8)全流量时代通信客户价值开发与提升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现实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问题提出及研究意义 |
1.2.1 问题提出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思路及研究内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1.5 主要创新点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理论发展 |
2.1 全流量理论及相关研究 |
2.1.1 流量概念界定 |
2.1.2 流量经营理论及研究 |
2.1.3 全流量的定义及内涵 |
2.2 价值创造理论及相关研究 |
2.2.1 价值概念界定 |
2.2.2 价值创造理论研究 |
2.3 客户视角的客户价值理论及研究 |
2.3.1 B2C客户价值定义及内涵 |
2.3.2 B2C客户价值构成维度研究 |
2.3.3 B2C客户价值影响因素研究 |
2.3.4 B2C客户价值与消费者行为关系研究 |
2.3.5 B2C客户价值理论研究方向 |
2.4 企业视角的客户价值理论及研究 |
2.4.1 C2B客户价值定义及内涵 |
2.4.2 C2B客户价值构成研究 |
2.4.3 C2B客户价值评价研究 |
2.4.4 C2B客户价值理论研究方向 |
2.5 客户-企业价值互动关系研究及博弈论 |
2.5.1 客户-企业价值互动关系研究 |
2.5.2 博弈论 |
2.6 对现有研究的评述 |
第三章 流量经营驱动因素及流量价值模型构建 |
3.1 流量经营本质 |
3.1.1 流量经营历程回顾 |
3.1.2 流量经营存在问题 |
3.1.3 流量经营发展趋势 |
3.1.4 国外流量经营策略 |
3.1.5 流量经营本质分析 |
3.1.6 流量价值经营方向 |
3.2 流量经营驱动因素分析 |
3.2.1 规模增长驱动因素分析 |
3.2.2 价值增长驱动因素分析 |
3.3 流量价值模型构建 |
3.3.1 理论框架 |
3.3.2 流量价值概念模型 |
3.3.3 变量定义及研究假设 |
3.3.4 量表开发及数据收集 |
3.3.5 假设检验及模型修正 |
3.3.6 流量价值模型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通信客户价值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 |
4.1 通信客户价值研究设计 |
4.2 通信客户价值理论框架 |
4.2.1 通信客户价值特性分析 |
4.2.2 通信客户价值研究现状 |
4.2.3 通信客户价值模型框架 |
4.3 通信客户价值评价指标 |
4.3.1 客户当前价值评价指标 |
4.3.2 客户潜在价值评价指标 |
4.3.3 客户网络价值评价指标 |
4.4 通信客户价值评价体系构建 |
4.4.1 层次分析法 |
4.4.2 评价指标体系确立 |
4.4.3 评价指标权重计算 |
4.4.4 通信客户价值计算 |
4.5 通信客户价值评价体系应用 |
4.5.1 基于客户价值评价结果客户细分 |
4.5.2 基于客户价值行为的客户细分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流量价值与通信客户价值互动机制研究 |
5.1 流量价值与通信客户价值互动机理分析 |
5.1.1 客户需求发展趋势 |
5.1.2 流量价值与通信客户价值创造机理 |
5.1.3 流量价值与通信客户价值交互关系分析 |
5.2 流量价值-通信客户价值博弈模型构建与分析 |
5.2.1 流量价值-通信客户价值博弈模型的构建 |
5.2.2 动态博弈模型求解-非合作情形 |
5.2.3 动态博弈模型求解-合作博弈情形 |
5.3 流量价值与通信客户价值博弈过程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流量价值与通信客户价值双提升策略 |
6.1 客户价值开发与提升方案设计 |
6.1.1 客户价值开发与提升思路 |
6.1.2 客户价值开发与提升框架 |
6.2 需求挖掘及管理 |
6.2.1 客户需求管理 |
6.2.2 客户细分管理 |
6.3 供给改革及管理 |
6.3.1 产品体系供给改革 |
6.3.2 运营体系供给改革 |
6.3.3 经营体系供给改革 |
6.4 流量价值开发 |
6.4.1 网络质量提升策略 |
6.4.2 流量产品创新策略 |
6.4.3 内容权益运营策略 |
6.4.4 流量服务保障策略 |
6.4.5 流量品牌重塑策略 |
6.4.6 商业模式创新策略 |
6.4.7 终端运营牵引策略 |
6.4.8 渠道协同发展策略 |
6.5 通信客户价值提升 |
6.5.1 规模价值变现策略 |
6.5.2 存量价值变现策略 |
6.5.3 融合价值变现策略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流量价值对客户购买行为影响研究调查问卷 |
附录二 通信客户价值指标相对重要性的调查问卷 |
附录三 通信客户价值指标相对重要性结果分析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高新技术企业IT能力对开放式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1.5 主要创新点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IT能力研究综述 |
2.1.1 IT能力的定义 |
2.1.2 IT能力的维度 |
2.1.3 IT能力的相关研究 |
2.2 开放式创新研究综述 |
2.2.1 开放式创新的定义 |
2.2.2 开放式创新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 |
2.3 知识整合研究综述 |
2.3.1 知识整合的定义与维度 |
2.3.2 知识整合相关研究 |
2.4 环境动态性相关研究综述 |
环境动态性的定义与维度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研究假设与概念模型 |
3.1 研究假设 |
3.1.1 IT能力与开放式创新绩效 |
3.1.2 知识整合的中介作用 |
3.1.3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
3.2 概念模型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研究设计与方法 |
4.1 问卷设计 |
4.2 变量测量 |
4.2.1 IT能力的测量 |
4.2.2 开放式创新绩效的测量 |
4.2.3 知识整合的测量 |
4.2.4 环境动态性的测量 |
4.3 分析方法 |
4.4 研究样本 |
4.4.1 数据收集 |
4.4.2 样本特征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实证分析 |
5.1 信度和效度检验 |
5.2 相关分析 |
5.3 假设检验 |
5.3.1 直接作用检验 |
5.3.2 中介作用检验 |
5.3.3 调节作用检验 |
5.3.4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管理启示 |
6.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企业调研问卷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10)中国家庭金融排斥问题研究: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导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1.2.1 研究方法 |
1.2.2 研究思路 |
1.2.3 研究框架 |
1.3 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1.3.1 研究内容安排 |
1.3.2 研究创新与不足 |
2.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2.1 金融排斥理论与文献综述 |
2.1.1 金融排斥的定义 |
2.1.2 金融排斥的类型 |
2.1.3 金融排斥的原因 |
2.1.4 金融排斥的后果 |
2.1.5 金融排斥的度量 |
2.1.6 文献评述 |
2.2 社会关系理论与文献综述 |
2.2.1 社会关系的定义 |
2.2.2 社会关系的影响 |
2.2.3 社会关系的度量 |
2.2.4 文献评述 |
2.3 金融创新理论与文献综述 |
2.3.1 金融创新的内涵 |
2.3.2 金融创新的影响 |
2.3.3 金融创新的度量 |
2.3.4 文献评述 |
3.社会关系与家庭金融排斥 |
3.1 问题的提出 |
3.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3.3 研究设计 |
3.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3.3.2 变量定义 |
3.3.3 模型设定 |
3.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3.4.1 描述性统计 |
3.4.2 基础回归结果 |
3.4.3 内生性问题分析 |
3.5 影响机制分析 |
3.5.1 社会关系与资产类金融排斥 |
3.5.2 社会关系与负债类金融排斥 |
3.6 稳健性检验 |
3.6.1 改变社会关系指数的构建方法 |
3.6.2 改变金融排斥的定义与范围 |
3.6.3 城市样本与农村样本 |
3.7 本章小结与启示 |
3.7.1 本章小结 |
3.7.2 启示与建议 |
4.金融创新与家庭金融排斥 |
4.1 问题的提出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4.3 研究设计 |
4.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4.3.2 变量定义 |
4.3.3 模型设定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4.4.1 描述性统计 |
4.4.2 基础回归结果 |
4.4.3 内生性问题分析 |
4.5 影响机制分析 |
4.5.1 金融创新与资产类金融排斥 |
4.5.2 金融创新与负债类金融排斥 |
4.6 稳健性检验 |
4.6.1 考虑金融创新的滞后效应 |
4.6.2 改变金融创新的衡量指标 |
4.6.3 改变金融排斥的定义和范围 |
4.6.4 使用省级层面数据进行分析 |
4.6.5 城市样本与农村样本 |
4.7 本章小结与启示 |
4.7.1 本章小结 |
4.7.2 启示与建议 |
5.结论与启示 |
5.1 结论 |
5.2 启示与建议 |
参考文献 |
后记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四、技术创新定义综述及定义方法(论文参考文献)
- [1]创业警觉性的前因及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D]. 王超. 吉林大学, 2021(01)
- [2]企业环境责任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D]. 王宇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3]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因素及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D]. 李梦莹. 吉林大学, 2021(01)
- [4]中国新能源汽车商业模式创新以及路径演化研究 ——社会技术系统视角[D]. 张力.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3)
- [5]基于创业者特征视角的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研究[D]. 王军. 吉林大学, 2020(01)
- [6]杭州市城市创新空间分布与演化机制研究[D]. 龚嘉佳. 浙江大学, 2020(01)
- [7]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D]. 尹雪婷. 吉林大学, 2020(08)
- [8]全流量时代通信客户价值开发与提升策略研究[D]. 唐浩. 北京邮电大学, 2020(01)
- [9]高新技术企业IT能力对开放式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D]. 王娇. 山东理工大学, 2020(02)
- [10]中国家庭金融排斥问题研究: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D]. 朱可涵.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