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住房补贴方式: 哪种更合理（论文文献综述）
付雪[1]（2021）在《基于特征价格模型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定价的改进研究》文中指出
张旭文[2]（2021）在《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文中指出当前我国进入由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向平衡、充分发展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在发生变化。在诉求缩小城乡、阶层差距,诉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保障性住房制度是城市弱势群体基本生存的“兜底”制度。而城市弱势阶层又以新时代的产业工人主体“农民工”为主,为此,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分析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问题,以保障性住房制度为问题的“纽结”,关联到城乡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双向互动问题,从而跳出了城市谈城市保障房、跳出了保障房制度本身谈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可以使研究更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本研究主要采用理论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过程中存在的“有效性不足”问题,以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制度变迁理论为主要分析视角,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发生和变革的逻辑,并得出本研究的核心观点:在市场发育不完全情况下,我国以“政府引导市场”模式推动保障性住房发展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经济社会越来越复杂化,这种模式的路径依赖,使我国保障性住房供求结构失衡,供给有效性不足,为此,启用“市场引导政府”的模式,可以大大降低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达到有效供给目标的交易成本,增强保障性住房制度效率。在交代选题的背景与意义、理论与方法、以及回顾已有的相关理论观点的基础上（见第1章、第2章）,本研究主要涵盖以下内容:第一,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的历史与制度变迁逻辑（见第3章）。通过梳理我国保障性住房形成和改革的历程,得出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的逻辑: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体制的形成,是伴随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而发生和发展,它遵循着与我国住房市场化、商品化改革的互动逻辑。通过我国住房改革和保障性住房发展的历史变迁,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政策的路径选择及其成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向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过程,基本的主导力量还是政府通过一定程度的资源垄断,利用不完全的市场,发挥强有力的经济介入和控制作用的过程,即外界称之为“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实施过程,由此,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基本上可定位为“政府引导市场”模式。第二,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的现实困境及制度原因（见第4章）。在相关政策文献和研究文献梳理和现实调研的基础上,设计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的评价内容,这种评价内容涵盖量的标准、质的标准以及社会公平目标的价值标准。以此评价内容为评价标准,发现我国保障性住房的“有效性”是充分还是不足,找出与供给“有效性充分”的要求存在的差距。主要以制度经济学为分析框架,分析保障性住房存在供需不平衡,供给的有效性不足问题的制度原因,并以制度设计为手段,旨在打破过度通过行政权力配置保障性住房的旧制度路径依赖,形成市场配置保障性住房,以顺应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一主要矛盾的破解所需,以及改变当前保障性住房建设过程中,追求高速度忽略内涵式发展之弊端。第三,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实证研究（见第5章）。通过模型分析,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我国保障性住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以及与保障性住房住户满意度问题,实证得出的结论是总体来看我国保障性住房原有的政府引导市场模式已经造成了一定保障房效率不高现状,需要一种新的模式来重新引导保障房的保障职能。第四,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变革的个案分析（见第6章）。通过分析重庆模式、上海模式和丰城模式三个典型案例,及其模式产生的制度逻辑,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可资为借鉴的经验。三种模式最大的特点是破解了保障性住房制度运行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制度运行交易成本增大,而导致保障性住房供给的有效性不足甚至无效率供应的尴尬局面,其通过制度变更形成现有模式的内在的动力,是相关主体对于超额剩余,即“租”的寻求以及对于制度运行过程中交易成本减低需求的行为反应。第五,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关键制约因素与“市场引导政府模式”路径转向（见第7章第8章）。在前述我国保障性住房存在不足及制度原因的现实问题梳理基础上,提炼出导致供给有效性不足的核心制度因素,结合前述案例经验,论证了“政府引导市场”的改革模式要发挥较好的效率,其前提是政府掌握的信息存在非滞后性,而现实中政府的决策滞后于市场机制的反应能力,导致保障性住房在受惠主体的甄别、保障性住房的供给结构（安居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还是特租房等）和布局、投资结构和方式等,均出现了较大的问题。与更充分、更有效供给要求有一定差距,为此,必须通过制度的安排,降低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制度的实施效率,打破行政权力主导保障性住房建设而发生偏差的体制机制之弊,充分研究市场规律和市场供求,从而打破“政府主导市场”模式的路径依赖,向“市场主导政府”的新的改革路径转型。在明确了市场引导政府的大的改革方向后,本研究对于与市场导向相关联的产权问题、大数据赋能问题、交易的信用问题等,以制度经变迁的内在机理为分析框架,作了较深入剖析和制度设计的探索。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融通,历史与现实问题相结合,分析了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存在的问题,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甚至出现局部无效供给现象;第二,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的关键是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三,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形成及改革的历史逻辑在于政府引导市场。第四,保障性住房制度变迁应该是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保障性住房相关主体交易成本的节约行为选择是保障性住房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为此,提出的制度建议是:契合新时代平衡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诉求,改革的主导价值应该是激发相关主体的内生力量主导制度变迁。为此,未来改革的总方向应该是市场引导政府,即政府作为保障性住房供给主体,须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激励机制对于资源配置的优化效率,为此要在产权改革、法制环境建设、大数据赋能等方面,为市场机制促成保障性住房供给“更加有效”提供体制机制保障。论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次系统地通过制度变迁的理论视角,研究保障性住房供给问题;第一次从供给“有效性”的问题出发,系统研究保障性住房制度变迁的逻辑并提出改革的思路。得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体现在:对于我国保障性住房发展历史的高度概括性总结——政府引导市场;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度的四重悖论问题的提出;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诉求下顺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市场引导政府”路径转向;打破城乡建设用地二元结构壁垒实现农村建设用地对接保障性住房建设以促成保障性住房供给成本降低,从而使保障性住房回归“可负担性”本来定位,等等。
白同舟[3]（2021）在《交通与城市互动机制下的轨道交通价格优化研究 ——以北京城市轨道交通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进入大规模发展阶段,轨道交通已逐渐成为大城市交通系统中的主体和骨干。随着轨道交通规模的持续增长,巨大的建设及运营成本使城市财政承压,但与此同时轨道交通运行效能并未充分发挥,与城市空间发展和土地利用也存在脱节,轨道交通的投入产出效率亟待改善。城市政府作为城市公共政策制定的主体,其管理模式及重心近年来正逐渐由单纯依靠行政手段,转向依靠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综合施策,经济政策将成为未来政府治理的重要方式,其中价格杠杆是调控运输服务市场供需关系的一种有效手段。北京市于2014实施的票制票价改革,为实施更加灵活的价格机制提供条件,此后尽管已连续数年达到调价启动条件但并未实施,表明轨道交通价格制定涉及因素复杂,仍有待深入研究。交通是城市的基本功能之一,二者存在密切的协同互动关系。轨道交通所面临的问题根源在于城市活动所产生的出行需求与轨道交通供给资源之间存在错配,在供给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从需求侧着手通过制定差异化价格策略进行精细化需求管理,促进供需适配,是解决当前问题的有效途径。本文研究内容包括:（1）基于交通与城市互动机制,分析轨道交通价格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在政府规制定价影响下的局限性。（2）从空间、时间和群体等多个维度分析轨道交通客流特征的差异性,并依据客流量、出行距离和时耗等指标进行轨道交通需求聚类分析,识别细分市场需求成分。针对各细分需求测算价格弹性,分析价格弹性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空间集聚特征,全面认识轨道交通差异化需求特征。（3）在交通-城市互动机制框架下,从短期和长期影响视角分别分析轨道交通价格对交通方式选择行为和居住/就业地选择行为的影响,为轨道交通客流的价格弹性寻求行为机理解释。（4）以提升交通系统供给与城市出行需求匹配程度为目标,建立轨道交通供给时空资源利用效率模型、基于价格弹性的细分需求调控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基于供需适配的城市轨道交通价格多目标规划模型,从政府、企业、出行者三方面提出将轨道交通线网交通供需比、轨道交通客流网络均衡度、轨道交通日均票款总收入（运营成本不变前提下）和平均单次出行费用作为目标函数,进行轨道交通价格优化。（5）以北京市为例,从空间、时间和群体等多维度针对细分需求测算最优价格方案,并综合对比不同维度价格优化方案的优缺点。本研究在理论方法上从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视角明确了政府在交通-城市协同机制和价格政策制定中主体定位和利益诉求,建立了基于空间、时间和群体多维度市场需求细分、客流特征分析与差异化价格政策分析框架,分析了轨道交通价格弹性的短期和长期微观层面行为机理,在运输经济政策研究中拓展了空间视角研究方法,可为交通运输服务价格优化研究提供参考。在实践层面可以为城市政府从空间、时间和群体维度有针对性地开展多元化、差异化价格政策改革实践提供参考。论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1）轨道交通价格通过影响运营企业票款收入,进而影响企业运营收支以及政府财政收支,但受公益性属性和补贴机制影响,运营企业对价格变化并不敏感,而政府作为定价主体,从财政收支和社会公平等角度出发对轨道交通价格变化更敏感,需要采取审慎的定价方式。（2）轨道交通客流特征在空间、时间和群体维度均存在显着差异;群体维度出行需求价格弹性高于时间维度,高于空间维度,工作日价格弹性小于月度日均价格弹性,小于休息日价格弹性。空间维度OD层面客流价格弹性与出行时耗、距离、费用、出行次数（客流量）、出行总周转量等因素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且与客流成分因素（各时间分组比例、各群体分组比例）紧密相关;相比之下,空间维度站点层面、时间维度、群体维度客流价格弹性与上述因素相关性较弱。轨道站点价格弹性系数具有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并且工作日空间集聚特征大于休息日。（3）在空间、时间、群体维度针对细分需求成分实施差异化价格策略,可以有效提高轨道交通系统供给时空资源的总体利用效率（交通供需比）和均衡度,同时显着提升轨道运营企业收入,增强可持续经营能力,但也意味着出行者的单次出行成本将会增加;基于不同维度的差异化定价效果存在差异,空间维度对轨道供给时空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均衡度效果不显着,时间、群体维度下总体利用效率会降低。如维持现状价格总体水平不变并实施细分需求差异化定价,仍然可以起到提升轨道交通系统供给资源利用效率和企业可持续经营能力的效果;并且相比于价格总体水平不设限的情况,政府、企业和出行者多目标同步优化的效果更好。
曾明星,薛琪薪,李安琪[4]（2020）在《人才新政背景下上海人才居住困境及保障性住房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科技创新已成为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创新型人才成为人才引进的重点对象。上海实施人才新政后,人才集聚力度大大增强,仅2017年通过新政引入的人才就达5 400人。但由于辖区土地面积限制和过快上涨的房价等影响,使人才住房配套措施难以同步跟上。现阶段,上海人才居住主要存在房源不足、区域分布不平衡、人才住房申请门槛过高、普通人才覆盖少及管理服务不到位等难题。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破解上海人才"居住难"的问题,应本着"规划优先、多措并举"的思路,实行"实物配租"与"货币补贴"相结合,引入第三方参与投资与管理,以"代理经租"开拓社会房源,构建上海保障性人才住房的供应、分配及管理一体化体系。
张蓉蓉[5]（2020）在《政府转移支付对贫困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多维贫困视角》文中提出足寒伤心,民寒伤国,减贫脱贫一直是我国政府重视的一项工作。自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减贫脱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越来越多的人群享受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到2020年,我国将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扶贫必先识贫,回顾我国的扶贫历程,一直以来都依靠“收入”作为识别贫困唯一指标,这种标准的优点是操作简单、容易判断。然而,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民生质量与水平获得了持续地大幅改善,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实现了从生存危机走向美好生活。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包含物质需要,还包括安全感、归属感、幸福感等具有主观情调的精神需求,包括满意的收入、健康的身体、舒适的生活条件、稳定的安身之处等。因此,对中国目前贫困的认识不能仅仅局限于贫困群体经济上的收入低下,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也要认清贫困群体在健康、生活质量和信心等多个维度存在贫困的现实。传统的收入贫困识别只能反映个人货币贫困的最终结果,要反映贫困群体在各维度所遭受的剥夺及各维度贫困贡献率则需要从多维视角识别并测度贫困。政府转移支付作为一种有效的扶贫手段,是减少贫困的有效工具,是我国政府长期采用的重要扶贫措施。那么我国城乡居民多维贫困状况怎么样?在多维贫困的视阈下政府转移支付减贫绩效如何呢?解答这些问题,有利用做好脱贫“最后一公里”工作,保证实现2020年如期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从收入等货币性贫困向多维度贫困转变,同时也为下一新阶段的扶贫脱贫工作提供参考。本文通过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最新数据,运用A-F测度方法以及多维贫困指数MPI测度我国城乡多维贫困状况。其中,通过参考国内外着名学者的文献,根据权威专家的经验判断,选取经济（人均消费）、健康（BMI指数、自评健康）、生活水平（住房拥有、做饭用水、做饭燃料）、信心（对未来信心）四个维度七个指标,赋予各维度相等的权重,剥夺临界值则采用绝对值与相对值来定义,测度我国多维贫困并进行城乡对比。在此基础上,提出政府转移支付对各个维度贫困的作用机制与假设,并实证分析政府转移支付绩效,研究政府转移支付对我国城乡单维经济贫困、多维贫困是否具有减贫效应,最后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对多维贫困的测度研究发现:当前贫困以非货币性的多维福利贫困为主,这表明,造成个体贫困的原因不单单是经济因素所致,我们需要从多维角度来分析贫困。同时,贫困测度结果城乡差异较大。与城市相比,农村总体贫困程度更严重,多维贫困发生率也更高。关于多维贫困贡献率,城市信心维度的贡献率最高;农村则应关注健康维度和生活水平维度。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研究政府转移支付的绩效,实证分析发现:从整体上来看,政府转移支付对居民单维经济维度的贫困具有负向推动作用,对经济维度的贫困发生具有减贫作用,显着地减少了农村经济维度贫困的发生;然而在多维贫困中,政府转移支付并没有对城乡居民的多维贫困起到减贫的作用,这反映出政府转移支付在实施过程当中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减贫效果适得其反:（1）传统的依靠收入作为识别贫困标准模式存在某些弊端;（2）补助水平低与补助形式单一,不利于贫困者的长期脱贫;（3）帮扶对象的问题,将政府补助金用于赌博、酗酒等不良消费,陷入持久性贫困,政府转移支付的扶贫效果大大削减。为了实现贫困群体与全国人民一同迈入小康社会,巩固脱贫成效,我们要识清“穷根”,有的放矢。在贫困人口瞄准方面,建立多维贫困测量指标,基于不同发展要求和不同的贫困特点进行分类瞄准,提高贫困群体在扶贫工作中的参与度。提高政府转移支付的管理水平方面,对有能力群体与特殊群体实施精准救助,同时完善公众参与度,最终形成能力开发、社会保障兜底的减贫机制。在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完善农村地区公共设施,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因地制宜提升城市承载能力,追求经济发展与改善人居环境放在同样重视的地位;同时建立城乡一体化信息系统。
冯星[6]（2020）在《基于居民收入分布变迁的三维贫困分解测度及其实证检验》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但是贫困人口仍然存在,并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我国脱贫攻坚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脱贫任务依然艰巨。截至2019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至551万,贫困发生率下降到0.6%。要如期实现脱贫目标还有五百多万贫困人口待解决,但是越到脱贫攻坚关键期减贫难度越大、减贫成本更高。“十九大”报告指出在坚持我国扶贫大方向的基础上,要更加注意提升贫困人口的个人能力和素质,注重贫困人口的可持续自主性脱贫。理论上讲,经济增长会促进贫困的降低,而收入差距扩大则会阻碍贫困减缓。随着经济增长,尽管中国贫困呈现大幅度下降趋势,但是居民返贫风险愈加明显。经济增长减贫的边际效应呈现下降趋势,而收入差距扩大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贫困减缓。在脱贫攻坚背景下,深入探讨如何解决中国贫困问题并构建防返贫的长效机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基于异质性视角,结合中国国情和现行经济状况,采用数理推导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微观和宏观数据对基于收入分布变迁的三维贫困分解测度及其实证检验展开系统研究。本文首先对收入分变迁与贫困之间的影响机理进行数理分析,揭示引入收入分布变迁的三维贫困分解方法的合理性;其次基于三维贫困分解方法,采用微观调查数据,研究不同贫困标准下,增长效应、离散效应和异质效应对贫困变化影响的微观作用机理,并与传统的贫困分解方法进行对比分析;随后利用计量技术进实证检验三维贫困分解方法及其测度的稳健性;基于此本文分别从增长效应、离散效应和异质效应三个方面深入探析三维贫困分解框架下经济增长、政府补助以及教育异质性对贫困变化的影响机制。以上研究为中国完成全面脱贫目标,构建全面小康社会等问题提供了理论参考与现实指导。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总结如下:首先基于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脱贫攻坚背景,本文分层次梳理了收入分布与贫困的经典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收入分布变迁视角下居民三维贫困分解测度及其实证检验的理论观点,即将代表居民异质性的残差效应引入到贫困分解中,构造新的三维贫困分解框架。并从三维贫困分解方法与测度的出发点、数理推导和现实分析及预期展开理论分析,为从实证视角探索中国减贫路径奠定了理论基础。为验证三维贫困分解方法的稳健性,本文首先基于反事实思想设计代表收入分布变迁的均值变化、方差变化和残差变化三个动态计量指标,并将其引入到传统的贫困分解框架中,首次从增长效应、离散效应和异质效应三个层面解释贫困。并利用家庭营养与健康（CHNS）微观调查数据对传统的贫困分解方法和三维贫困分解方法的分解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引入收入分布变迁的三维贫困分解方法在减贫进程中更合理、更全面,更具有现实意义。结果表明收入增长效应降低了贫困发生率;离散效应恶化了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异质效应主要降低了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说明收入的增长效应已不足以弥补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恶贫效应,而异质效应却能够弥补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恶贫效应,意味着在脱贫攻坚背景下,异质效应在中国减贫进程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为了进一步验证三维贫困分解方法的稳健性,本文在三维贫困分解框架基础上,采用二值回归模型进一步检验增长效应、离散效应和异质效应的减贫特征。实证结果表明增长效应和异质效应具有减贫作用,而离散效应具有恶贫作用,且异质效应的减贫作用和离散效应的恶贫作用几乎对等,说明增长效应和异质效应能够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降低贫困,且异质效应能够弥补离散效应带来的恶贫作用,实证结果与上文中的贫困分解结果具有一致性性,进一步验证了三维贫困分解方法的稳健性。接着从三维贫困分解的增长效应入手实证研究经济增长对贫困减缓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确实对中国贫困减缓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且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明显高于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其中收入分配的减贫效应最差。同时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与贫困减缓之间存在明显的“U型”关系。除此之外,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与收入分配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且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也存在负相关关系,说明金融发展一方面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降低贫困,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缩小收入差距间接降低贫困;但是伴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差距也随之扩大,因此在经济增长减贫进程中,收入差距扩大必然会阻碍贫困的减缓;与此同时,受教育水平等异质性因素对经济增长均存在正向作用,意味着通过提高受教育水平等异质性因素促进经济增长能够间接缓解贫困问题。同时从三维贫困分解的离散效应入手实证分析政府补助对贫困减缓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标准对城乡居民贫困减缓存在明显的门限特征,即中国城乡政府补助标准对贫困减缓具有显着的非线性效应,表明我国政府补助福利政策对贫困居民脱贫的影响已不再具备整体性特征,仅当政府补助达到一定标准时,政府补助福利政策才能促进贫困居民减贫,即着过高的政府补助标准会产生福利依赖性,使得脱贫效果不显着,甚至增加居民返贫风险;而过低的政府补助标准导致政府补助政策无效,居民脱贫效果不显着。除此之外,城乡居民低保补助减贫效果最佳,工伤人员抚恤金减贫效应最差。因此,我国应在加强低保政策建设,改善其它各项政府补助模式的同时调控城乡政府补助标准,进一步完善我国政府补助政策体系。最后在三维贫困分解框架基础上,从异质效应入手实证分析教育异质性在中国减贫进程中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地区异质性和个体异质性对贫困减缓均存在显着影响。在区域层面上,省份间地区收入不平等的恶贫效应存在上升趋势,收入差距扩大严重阻碍我国居民的减贫进程,城镇化则降低了我国居民贫困,消费率的变化虽然恶化了我国贫困,但是恶化趋势呈现下降趋势,说明在区域层面减贫政策上,我国应在缩小收入差距的同时,进一步促进城镇化发展;而在个体层面上,年龄对贫困的影响逐渐不显着,家庭人口数的减贫效应呈现下降趋势,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促使我国居民贫困大幅度降低,说明在个体层面上,我国应重视教育减贫,在提高教育投入的同时,进一步增加贫困群体的教育补贴,提高中国居民人口素质,实现可持续自主性减贫路径。除此之外,教育的减贫效应受区域变量影响明显,在不同区域教育减贫作用存在显着差异。我国东部地区教育减贫效应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但是由于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状况不均衡和教育体制完善程度差异导致东部地区教育减贫趋势平稳,中部地区教育减贫呈现上升趋势,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缓慢和教育机制不完善导致教育减贫效应呈现下降趋势。由此,本文基于相关理论基础与实证研究提出了基于收入分布变迁的三维贫困分解测度及其实证检验的理论观点,在原有的贫困分解框架中引入异质性因素,形成由收入增长效应、离散效应和异质效应三个维度构成的新的贫困分解框架,从不同层次检验了收入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联机制,并将其归结为三维贫困分解增长效应的经济增长减贫机制、离散效应的政府补助减贫机制以及异质效应的教育异质性减贫机制。就现实意义而言,在特殊国情背景下,本文利用前沿技术方法逐步实证检验了收入分布变迁对贫困减缓的一系列作用效果,充分考虑到了收入从不同路径对脱贫攻坚阶段中国贫困减缓的作用效果,对中国贫困减缓的现实问题具有更好的解释力。最后,本文认为针对不同区域发展特点的需要,合理地运用促进收入水平提高、缩小收入差距和提高居民个体素质等政策之间的灵活搭配,在脱贫攻坚阶段进一步降低中国贫困,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张君[7]（2020）在《政府人才住房支出与企业研发投入 ——基于省会城市的经验数据》文中研究表明步入经济增长“新常态”后,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过去的优势不复存在,增加企业科技含量实现转型升级已成为迫切需要,而这需要通过加强创新来实现。人才是影响企业研发意愿的直接因素和关键因素,但是近年来我国省会城市房价高企,“买不起房”、“住房成本太高”成为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重要阻碍,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的研发进程。另一方面,高涨和高居不下的房价也加重了企业的经营负担,使企业面临沉重的成本压力,挤出了企业的研发投入。总而言之,当前我国企业正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创新窘境中。在这一背景下,地方政府纷纷出台人才住房保障措施,提供购房补贴、租房补贴、免租住房,通过货币补贴和实物补贴相结合方式,增加当地企业的人才吸引力,减轻企业的职工福利成本,为企业创新释放活力。当前关于企业研发投入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高管特征、内部控制等内部因素层面,较少关注到外部因素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的影响。少量研究外部因素对研发投入影响的文章也多围绕政府补贴、劳动保护、税收优惠展开,较少有学者关注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特别是人才住房支出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因此,这一领域尚存在进一步的研究空间。基于此,本文选取2014年至2018年注册地为省会城市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尝试解决两个核心问题:政府的人才住房投入能否增加企业吸引力,降低企业负担,进而提高辖区内企业的研发投入?对于房价增涨较快的城市,政府人才住房投入能否起到更有效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人才住房支出能够影响辖区内企业研发投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政府人才住房支出越高,人才住房支持力度越大,越可以激励辖区内企业进行研发。房价上涨会对当地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不利影响,房价增长越快,企业研发投入越低。在控制了房价增速之后,政府人才住房支出依然可以对当地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促进作用。相比房价增速稳定的地区,房价增长过快地区的政府人才住房支出对研发投入的促进效应更强。在替换了研发投入和政府人才住房支出的度量方式之后,上述实证结果依旧存在,表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且具有说服力的。本文还探讨了内生性问题,结果证实政府人才住房支出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不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在进一步分析中,本文考虑了产权性质对政府人才住房支出的研发促进效应的影响,发现政府人才住房支出在非国有企业中的研发投入促进作用要强于在国有企业中的促进作用。本文还发现行业属性对政府人才住房支出的研发激励作用并无影响,表明人才住房支出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是具有行业普遍性的。最后,相比内部控制水平较差的公司,本文发现政府人才住房支出在内控水平较高的公司中更能激励研发,这是因为高内控水平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少,政府人才住房支出可以更好的发挥作用。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本文为政府做好企业创新激励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1）加大人才住房支持力度;（2）推行多样化的人才住房保障方式,健全人才吸引政策体系。（3）控制房价合理增长,高房价地区应充分利用人才住房支持对企业创新的杠杆作用推进政府工作。（4）调整政府人才住房支出的分配方式,建立住房保障重点企业名单制度。（5）拓宽企业创新促进的工作思路,多管齐下,利用研发补助、税收优惠、产学研结合等方式切实为企业减负,通过免税、退税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式提高研发预期回报。（6）推动企业内部环境整顿、加强对企业的监督监管,促使政府的创新激励政策得以更好落实。
赵云毅[8]（2019）在《基于城市空间权利的我国大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和特大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日益严重,愈来愈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2012年国务院专门发布了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同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重大项目,研究城市公共交通可持续优先发展的制度设计问题,一些学者已从公共交通产权和外部性的视角展开研究,也有学者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分析香港发展公共交通的经验。本文是这一研究思路的进一步深入和展开。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物质化在城市空间结构和道路结构中的城市空间权利制度安排怎样决定了人们出行的交通方式选择。为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本文对三个与该问题相关的理论进行研究,探求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即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生产和空间冲突理论,福柯关于建筑空间结构体现权力关系和全景敞视建筑使权力自动发挥作用的理论,以及科斯关于权利（产权）制度安排的理论。这三种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空间问题,但与列斐伏尔不同,科斯在分析空间冲突问题时,更多是从资源配置的视角,从产权安排的角度提出解决思路。与福柯不同,科斯分析的不是某种具体建筑式样所体现的权利关系,而是涉及更大空间维度的权利安排问题。科斯虽然没有把空间作为他的研究对象,但他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所讨论的几乎所有权利（产权）安排的案例,都是由空间邻近性导致的相互影响,都与空间权利的制度安排有关。因此,借助列斐伏尔和福柯对空间问题的研究,科斯关于权利制度安排的理论可以拓展到解决城市空间权利的制度安排问题。科斯关于解决“外部性”或“有害影响（harmful effects）”问题的方式,同样适用于解决空间冲突,或由空间邻近性导致的相互影响问题。这就是,“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科斯的解决思路对研究城市公共交通的空间权利制度安排问题提供了新的重要启示。论文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核心命题:权利的制度安排不仅体现在法律条文中,而且体现在城市空间资源配置中。城市空间结构和道路结构不过是在更大空间尺度上重现福柯全景敞视建筑体现的权利关系,因而能够使不同交通方式出行群体的交通便利性权利和空间便利性权利得到自动实施和强化,从而决定着人们的出行方式选择。这一分析能够从城市空间资源配置或城市规划的视角,而不仅仅是城市交通本身出发,看待大城市发展公共交通的制度安排问题,而且能够解释一些经济学教科书不能解释的经济现象。一些经济学教科书把公共交通作为收入弹性为负值的低档品。但这种说法不能解释的经济现象是:在人均收入水平远高于北京的东京,小汽车的出行比例远低于北京,而公共交通的出行比例远高于北京。本文构建出一个交通出行方式选择模型,说明物质化在城市空间结构和道路结构中交通便利性权利和空间便利性权利安排,决定着人们对不同交通出行方式的需求曲线和出行方式选择。这一理论分析可以解释北京与东京在出行结构上的差异,可以验证本文的分析结论。本文通过对典型案例的进一步分析,说明城市空间资源或城市空间结构和道路结构是怎样把交通便利性权利和空间便利性权利配置给公共交通出行群体的。三个典型案例分别是:在轨道交通为主要交通方式的条件下,日本的站城一体化在城市空间资源配置上怎样把交通便利性权利和空间便利性权利配置给轨道交通出行群体;在道路交通为主要交通方式的条件下,巴西的库里蒂巴的带型城市在城市空间资源配置上怎样把交通便利性权利和空间便利性权利配置给地面公交出行群体;在特大城市面临严重交通拥堵的情况下,韩国首尔的以路中央公交专用道为核心公交改革怎样把交通便利性权利和空间便利性权利配置给公交出行群体。从而论证了本文的核心命题,通过物质化在城市空间结构和道路结构上的城市空间权利配置,能够使公共交通成为城市主要的交通出行方式。
宋情情[9]（2019）在《基于SOA的公租房社区管理服务平台需求分析及构建研究》文中认为公租房项目自2009年提出至今,一直在我国住房保障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公租房的建设完成及居民入住,全国多个城市逐渐形成大规模公租房社区。由于公租房社区具有中低收入人群集聚、住户流动性大、管理主体多等特征,在社区管理中存在社区管理困难、治安问题突出、社区融合度差、社区多元管理主体服务效率低等问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是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因此完善公租房社区管理服务具有重要意义,也切合当前防范重大社会风险的需要。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居民的生活习惯和交流方式都发生了显着改变,借鉴商品房社区运用互联网技术实现现代管理服务的经验,研究构建符合居民需求和习惯的公租房社区管理服务平台,整合管理和资源,实现共治共享的公租房社区治理。首先,本文通过梳理文献,总结国内外关于公租房、社区管理的研究现状,通过调研了解我国公租房社区管理服务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然后借助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识别公租房社区管理服务平台的功能需求,共计公共服务、便民服务、志愿者及专业服务三大类48项。基于Kano及粗数理论构建了社区管理服务重要性分析模型,进行服务的筛选及重要性排序。在此基础上,基于DSM构建了社区管理服务聚类分析模型,借助DSM确定服务间的相似度,利用遗传算法求解目标函数,最终可得社区管理服务需求项的聚类结果。以聚类结果为基础进行平台的服务模块划分,借助SOA方法,构建公租房社区管理服务平台总体架构,包括表示层、流程层、服务层、基础支撑层、连接层;最后以重庆民心佳园为例,验证了需求重要性分析模型及聚类分析模型的可操作性,并且利用SOA方法构建了民心佳园社区管理服务平台的总体架构。本研究有利于政府推进公租房社区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防范重大社会风险,同时为基层政府及社会组织运用互联网技术等方法手段实施有效的中低收入社区管理提供参考依据,增强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有利于社区居民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付文凤[10]（2018）在《基于主体贡献-风险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城镇建设用地需求日益增大,建设用地规模急剧扩张,建设用地规模日益逼近资源环境承载的极限,制约新型城镇化进程有效推进。而我国低效利用的农村建设用地存量巨大、挖潜乏力,城镇建设用地供不应求与农村建设用地闲置浪费并存,城镇与农村建设用地供需错位加剧了建设用地供需矛盾,城乡建设用地置换是破解其供需矛盾的重要路径。因此,2005年国土资源部正式出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随后以试点先行的形式逐步推广实施,实现在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耕地数量不减少的同时保障城镇发展用地需求。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自上而下实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以政府为主导、主体间收益分配失衡,农民（集体）土地权益受损,极易引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何实现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是增减挂钩中迫切需要研究的科学问题。在总结、归纳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剖析土地增值收益共享内涵,梳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形成机理,分析增减挂钩利益主体成本-效益变化,识别利益主体所作贡献与承担的风险,探讨基于贡献-风险的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机理。其次,从建新区农地征收出让和拆旧区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两实践环节分析当前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分配现状,并结合实证评价农户的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水平,探讨增值收益共享满意度影响因素,总结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现状存在的问题。然后,遵循贡献与收益对等、风险与收益对等的原则,建立基于“贡献-风险”的增值收益共享模型,定量测度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在利益主体之间共享的比例。最后,基于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现状评价结果的问题导向和贡献-风险视角下共享比例测度结果的目标导向,结合土地增值收益共享的制约因素和典型经验分析,以权利重构保障收益共享过程公平和利益调整提高收益共享结果公平为治理方向,构建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治理机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是指实现土地增值收益在利益主体之间的公平合理分配,包括共享客体、共享主体、共享标准等内容,通过制度安排可以提高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水平。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实质是农村建设用地发展权向城镇的转移,拆旧区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建新区农地征收出让等实践环节中地价变化形成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区位变换与用途转变增值、供求变化增值、投资增值等是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形成的主要原因。政府主导是我国最主要的增减挂钩模式,政府、拆旧区农民（集体）、建新区农民（集体）是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分配的核心利益主体,增减挂钩实践引致政府、拆旧区农民（集体）、建新区农民（集体）等核心利益主体的土地权利及成本-效益变化,各利益主体在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形成中均作出贡献,包括资金、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地上附着物等资本贡献、管理贡献或土地贡献,同时利益主体相应承担粮食安全、生态环境效应、生活成本上升、基本生活保障、就业保障等风险。贡献分配理论、风险补偿理论及合作博弈论等为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支撑,综合考量主体贡献及风险修正的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策略具有较强的适用性。（2）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水平有待提高,农民（集体）土地收益偏低,农户满意度不高、农民（集体）土地权利受损,收益共享过程欠公平等是当前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存在的主要问题。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偏好比较明显,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均价不断上升,多数地区建新区征地补偿和拆旧区成本投入占土地出让收入比例相对偏低,土地出让纯收益主要归政府获得。由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缺陷,农民（集体）的产权实施能力不足,地位弱势,政府的产权实施能力更强,缺乏制衡。同时,政府与市场失灵中,农村土地市场价格难以实现,通过土地的征用垄断和供地垄断,政府获得了本该由农民分享的土地增值收益。从收益共享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两个维度构建包括知情权、决策权、货币补偿、新房安置、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非农就业等指标的农户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性评价指标体系,江苏省苏州、扬州、连云港等地711份农户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共享水平总模糊指数苏州（0.4804）>扬州（0.4656）>连云港（0.2422）。其中,扬州市项目区农户的土地增值收益共享过程公平评价最高（隶属度为0.5658）,苏州市项目区农户的土地增值收益共享结果公平评价最高（隶属度为0.5084）,连云港项目区农户的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水平整体处于较差状态（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评价的隶属度均低于0.3）。此外,农户对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现状的总体满意度偏低,仅21.0%（其中苏州（约31%）>扬州（约25%）>连云港（约7%））的受访农户满意,增值收益共享满意度受成本效益和政策认知显着影响。（3）基于主体贡献-风险的增值收益共享比例测度结果具有较强合理性。运用合作博弈Shapley值法,梳理不同联盟收益变化衡量各利益主体的贡献程度,通过直接支出法、替代法等测算利益主体各类风险价值评估风险系数,综合考量主体贡献和风险定量测度利益主体共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比例。江苏省5个增减挂钩项目区的实证研究发现,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形成中,拆旧区农民（集体）所作贡献最大,建新区农民（集体）承担的风险最高。研究区拆旧区农民（集体）、建新区农民（集体）及政府应共享的增值收益比例分别在35%～50%、25%～40%及15%～30%之间。因为拆旧区农民（集体）以失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使用权、地上房屋等为代价生成增减挂钩指标,农村建设用地（宅基地）具有较大的居住、畜禽养殖、出租经营等收益价值,因此拆旧区农民（集体）应该分享较多的土地增值收益。建新区农民（集体）以失去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土地所有权）等为代价使增减挂钩指标得以落地,农用地具有农业产出收益及生活保障、就业保障等社会价值,因此建新区农民（集体）应分享一定比例的土地增值收益。政府作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主导者和管理者,开展增减挂钩项目应以获得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及房地产相关税收等长期收益为主,让渡更多的直接经济收益。与现有收益分配格局相比较,新的增值收益分配方案能有效改善利益主体之间的土地收益格局,提高农民（集体）的土地财产性收入,使农民（集体）共享城镇化发展成果,符合“使用增减挂钩指标的土地增值收益要及时全部返还农村”的政策导向,基于贡献-风险的收益共享方案可为城乡建设用地置换中土地增值收益合理分配提供方法支撑和标准参考,为农户补偿标准制定提供参考,有效指导政府和农民（集体）利益谈判。（4）应从治理结构优化、补偿机制改进、宏观制度完善等方面构建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治理机制。首先,单一治理结构难以实现土地增值收益共享,应选择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公共治理结构,保障收益共享过程公平:通过政府主导,完善增减挂钩中制度和规则产品的供给;通过强化市场机制辅助,提高收益分配（补偿）标准的市场化程度,并提高公共事物处理效率;通过培育社会组织、拓宽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和平台等措施加强社会参与,扩大农民话语权,提高农民（集体）的收益地位和议价能力,并形成社会监督。其次,通过建立农村土地市场化价格机制,实施货币补偿、工作安置、社会保障提高等多元补偿形式,保障补偿程序执行公开公正等措施改进补偿机制,促进实现基于“贡献-风险”的收益共享格局。此外,宏观制度完善包括:①通过明确产权主体、强化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的物权属性、加快集体土地登记发证等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②通过适当选择整理区域,合理控制增减挂钩规模,合理规划安置区选址和配套建设等强化增减挂钩的规划管控引导;③通过实施缩小征地范围、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依法进入土地市场自由流转、建立城乡土地市场中介服务体系等措施完善土地市场机制;④通过强调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等指标进行政绩考核制度改革;⑤通过调整中央和地方土地出让金收入分成、增加地方政府土地相关税种设置改革财政分配制度;⑥通过强化政策宣传、扩大信息公开范围、设立电话、网络、新闻等多种渠道推进公众参与和监督机制。
二、住房补贴方式: 哪种更合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住房补贴方式: 哪种更合理（论文提纲范文）
（2）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研究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 核心观点、理论支点及分析框架 |
| 1.3.1 核心观点 |
| 1.3.2 理论支点与分析框架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保障性住房及其制度 |
| 2.1.2 有效供给与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 |
| 2.2 理论观点回顾与研究的新视角切入 |
| 2.2.1 保障房相关理论观点回顾 |
| 2.2.2 研究的新视角切入: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 |
| 2.2.3 制度及其变迁与保障性住房供给政策的关联性 |
| 2.3 为什么要诉求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度变迁理论的解释 |
| 2.3.1 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政策诉求的背景与意义 |
| 2.3.2 推动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制度变迁解释 |
| 第3章 历史回顾:我国保障性住房“政府引导市场”的制度变迁逻辑 |
| 3.1 住房政策和住房市场变迁: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历史背景 |
| 3.1.1 政府包办的福利分房制度时期(1949~1978) |
| 3.1.2 住房商品化改革试点与初步探索阶段(1978~1998) |
| 3.1.3 全面市场化启动与商品房市场初步发展阶段(1998~2003) |
| 3.1.4 受土地财政影响房地产非理性迅猛发展阶段(2004~2018) |
| 3.2 我国保障房与住房改革的互动: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历史回顾 |
| 3.2.1 住房商品化试点与推进中的保障性住房制度探索阶段(1978~1998) |
| 3.2.2 保障房体系伴随住房商品化全面实施而初步确立阶段(1998~2001) |
| 3.2.3 保障性安居工程随土地财政凸显而逐渐萎缩阶段(2002~2006) |
| 3.2.4 保障房体系重新确立并逐步完善阶段(2007~至今) |
| 3.3 政府引导市场:我国保障性住房模式改革的历史逻辑与制度变迁解释 |
| 3.3.1 政府引导市场:历史背景与现实困局 |
| 3.3.2 “政府引导市场”: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路径选择的历史逻辑 |
| 3.4 制度变迁解释:交易费用逻辑下强制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互动 |
| 第4章 现实反思: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的制度考察 |
| 4.1 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现状与制度因素 |
| 4.1.1 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的现状剖释 |
| 4.1.2 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不足问题的制度因素探究 |
| 4.2 重建设轻后续管理: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偏差的交易费用理论分析 |
| 4.2.1 厚此薄彼:保障性住房建设与后续管理的不平衡发展 |
| 4.2.2 问题的原因:认识偏差与制度障碍 |
| 4.2.3 问题的解释:交易成本影响决策与制度生成逻辑 |
| 4.3 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悖论 |
| 4.3.1 “可负担性”成本控制与保障房制度可持续要求的悖论 |
| 4.3.2 产权“完整性”流转要求与产权“约束性”工具的悖论 |
| 4.3.3 获得住房保障资格与导致更高生活工作成本的悖论 |
| 4.3.4 人口结构性流动与各地省、市、区“计划供给”的悖论 |
| 4.4 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不足与城乡土地供给结构性矛盾 |
| 4.4.1 农村土地入市对接保障性住房建设机制不畅 |
| 4.4.2 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成本问题与城乡土地供需结构性矛盾 |
| 4.5 旧模式与新要求:当前“政府引导市场”困境与制度变迁诉求 |
| 4.5.1 政府引导市场的管理困境 |
| 4.5.2 双向互动与动态变迁:保障房制度变革诉求 |
| 第5章 实证分析:供给有效性不足折射制度与经济社会结构契合度欠缺 |
| 5.1 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宏观考察的实证检验 |
| 5.1.1 研究设计 |
| 5.1.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2 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微观考察的实证分析 |
| 5.3 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的调查及统计分析 |
| 5.4 基于制度变迁的结果分析 |
| 第6章 个案分析: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不足制度突围典型模式 |
| 6.1 重庆“破除四重壁垒”模式 |
| 6.1.1 优惠政策突破人口流动壁垒 |
| 6.1.2 突破土地属性壁垒 |
| 6.1.3 突破住房品质差异壁垒 |
| 6.1.4 信息化平台突破后期管理壁垒 |
| 6.2 上海共有产权房模式 |
| 6.2.1 共有产权房制度及其目的 |
| 6.2.2 上海共有产权模式产生的背景 |
| 6.2.3 上海保障性住房共有产权模式的运行机制 |
| 6.3 江西省丰城市企业化经营模式 |
| 6.3.1 江西省丰城市保障性住房企业化运作模式背景 |
| 6.3.2 丰城市保障性住房制度企业化运作及其意义 |
| 6.4 上述个案的制度变迁逻辑:“租”与“交易费用”引致制度变迁 |
| 第7章 “内生”与“外生”: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约因素两大关键点 |
| 7.1 外生制约因素:影响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环境条件 |
| 7.1.1 制度环境缺陷: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的法制困惑 |
| 7.1.2 信息工具赋能不足:保障房制度运行交易成本降低的瓶颈 |
| 7.2 内生制约因素:产权、信用缺陷限制交易的发生和发展 |
| 7.2.1 产权问题: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核心制约因素 |
| 7.2.2 重要制约因素:信用问题与保障性住房各主体间金融需求矛盾 |
| 第8章 推动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制度设计 |
| 8.1 从“政府引导市场”到“市场引导政府”: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改革的总路向 |
| 8.1.1 “市场引导政府”内涵与意义 |
| 8.1.2 “市场引导政府”制度模式选择的必要性 |
| 8.1.3 市场引导政府新模式视角下政府与市场互动的逻辑 |
| 8.2 完善法律与契约制度,营造保障房制度运行环境 |
| 8.2.1 完善法律制度 |
| 8.2.2 完善契约制度 |
| 8.3 土地产权改革“破局”矛盾: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对接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帕累托改进 |
| 8.3.1 以法制硬核强化集体主体性地位,形成政府与集体地权的制衡机制 |
| 8.3.2 落实农村土地改革新政策,优化适应保障房市场的土地产权结构 |
| 8.3.3 实行土地指标交易,打破保障性住房建设地理空间局限性 |
| 8.4 政府与市场互动:破解悖论以增强保障房供给的“有效性” |
| 8.4.1 制度创新破解“重建设轻管理”的偏差:交易成本的分析 |
| 8.4.2 对接农村建设用地:节约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土地成本 |
| 8.4.3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把握相关主体的行为逻辑 |
| 8.4.4 产权与保障模式优化:形成“约束性”与“流转性”对立统一机制 |
| 8.4.5 复合产权结构:破解保障性住房信用不足与融资难之间矛盾 |
| 8.5 网络与大数据工具赋能:精准识别破解保障性住房管理成本问题 |
| 8.5.1 落后于经济社会形势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制度呼唤数字技术革命 |
| 8.5.2 多元数据平台建设措施,降低保障性住房供给制度实施的交易成本 |
| 8.5.3 降低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度运行成本的管理信息系统设想 |
| 8.6 本章总结:制度与经济社会结构互动及其变迁的分析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进一步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交通与城市互动机制下的轨道交通价格优化研究 ——以北京城市轨道交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2.1 问题的提出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总体研究思路 |
| 1.3.2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围 |
| 1.3.3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逻辑框架 |
| 1.4.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2 轨道交通与城市协同互动发展研究 |
| 2.3 轨道交通需求特征与价格弹性研究 |
| 2.4 轨道交通定价策略与优化方法研究 |
| 2.5 既有文献评述 |
| 3 基于交通-城市互动机制的轨道交通价格优化要点 |
| 3.1 交通-城市互动机制与面临问题分析 |
| 3.1.1 交通与城市的互动机制分析 |
| 3.1.2 交通与城市互动面临问题与解决途径 |
| 3.2 轨道交通价格的调节作用与局限性 |
| 3.2.1 轨道交通市场价格调节作用的基本原理 |
| 3.2.2 轨道交通价格在交通-城市互动机制中的作用 |
| 3.2.3 轨道交通的公共属性与价格调节的局限性 |
| 3.3 轨道交通价格改革实践效果与优化思路要点 |
| 3.3.1 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票制票价改革实践效果分析 |
| 3.3.2 其他典型城市轨道交通价格策略特征分析 |
| 3.3.3 城市轨道交通价格策略的优化思路要点 |
| 3.4 本章小结 |
| 4 城市轨道交通需求异质性及价格弹性分析 |
| 4.1 城市轨道交通客流特征异质性分析 |
| 4.1.1 客流特征的空间异质性 |
| 4.1.2 客流特征的时间异质性 |
| 4.1.3 客流特征的群体异质性 |
| 4.2 基于细分需求的城市轨道交通需求价格弹性分析 |
| 4.2.1 主要需求成分识别 |
| 4.2.2 需求特征的价格弹性分析 |
| 4.2.3 价格弹性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 |
| 4.2.4 价格弹性的空间特征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轨道交通需求价格弹性的行为机理分析 |
| 5.1 轨道交通价格对交通方式选择行为的影响 |
| 5.1.1 影响机理分析 |
| 5.1.2 实证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
| 5.2 轨道交通价格对居住/就业地选择行为的影响 |
| 5.2.1 影响机理分析 |
| 5.2.2 实证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
| 5.3 本章小结 |
| 6 基于供需适配的轨道交通价格优化模型构建 |
| 6.1 轨道交通系统供给时空资源利用效率模型 |
| 6.1.1 模型构建 |
| 6.1.2 参数标定 |
| 6.2 轨道交通客流需求价格调控模型 |
| 6.2.1 模型构建 |
| 6.2.2 参数标定 |
| 6.3 基于供需适配的城市轨道交通价格多目标规划模型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参数标定 |
| 6.4 本章小结 |
| 7 轨道交通价格优化模型应用实证:以北京市为例 |
| 7.1 实证模型构建与情景设计 |
| 7.1.1 实证模型基础参数 |
| 7.1.2 情景分析方案设计 |
| 7.2 情景分析结果与主要结论 |
| 7.2.1 情景分析1:基于空间维度的价格优化 |
| 7.2.2 情景分析2:基于时间维度的价格优化 |
| 7.2.3 情景分析3:基于群体维度的价格优化 |
| 7.2.4 情景分析结论与建议 |
| 7.3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存在不足与进一步研究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轨道交通价格对出行行为影响调查问卷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人才新政背景下上海人才居住困境及保障性住房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引入及研究评述 |
| 二、上海人才居住困境及问题分析 |
| （一）房源供给量不足，区域分布不平衡 |
| （二）申请门槛较高，普通人才难覆盖 |
| （三）专门性人才住房缺乏，且品质不高 |
| （四）管理服务不够细致，瓶颈问题有待突破 |
| 三、人才居住困境破解思路探讨 |
| （一）加大公共租赁住房供应力度，实施“实物配租”和“货币补贴”相结合的运营机制 |
| （二）搭建共同治理平台，引入第三方参与投资与管理 |
| （三）培育住房服务非营利组织，构建面向社区的人才住房信息支持系统 |
| 四、人才保障性住房政策创新与调整 |
| （一）创新人才住房供应机制 |
| 1. 清查房源，摸清家底，构建信息共享机制 |
| 2. 打造多渠道的人才房源供应体系，切实解决人才安居难问题 |
| （二）创新人才住房分配机制 |
| 1. 设立明确的认定或评价标准 |
| 2. 构建实物配租和货币补贴相结合的弹性分配机制 |
| 3. 打造模范性人才公寓，推进标准化建设 |
| （三）创新人才住房管理机制 |
| 1. 构建一体化的人才住房管理体系 |
| 2. 建立便捷高效的审批机制 |
| 3. 规范人才住房租金标准 |
| 4. 建立严格的常态化人才住房退出和监管体系 |
| 五、结论与讨论 |
（5）政府转移支付对贫困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多维贫困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2.3 文献简要评述 |
| 1.3 研究结构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 |
| 2.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多维贫困 |
| 2.1.2 政府转移支付 |
| 2.2 贫困相关理论 |
| 2.2.1 可行能力理论 |
| 2.2.2 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 |
| 2.3 政府转移支付相关理论 |
| 2.3.1 公共选择理论 |
| 2.3.2 财政支出理论 |
| 2.3.3 福利经济理论 |
| 3.方法模型与数据说明 |
| 3.1 A-F方法介绍 |
| 3.1.1 多维贫困的识别 |
| 3.1.2 指数构建与分解 |
| 3.2 倾向得分匹配法 |
| 3.2.1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介绍 |
| 3.2.2 PSM模型步骤 |
| 3.3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3.3.1 数据来源 |
| 3.3.2 变量说明 |
| 4.多维贫困测度与分析 |
| 4.1 维度、指标及权重设定 |
| 4.2 单维度指标的贫困率 |
| 4.3 多维贫困测度 |
| 4.3.1 多维贫困发生率 |
| 4.3.2 多维贫困程度 |
| 4.3.3 多维贫困贡献率 |
| 4.4 小结 |
| 5.政府转移支付对多维贫困的作用机制及假说 |
| 5.1 单维经济视角——消费维度 |
| 5.2 多维贫困视角 |
| 5.2.1 健康维度 |
| 5.2.2 生活水平维度 |
| 5.2.3 信心维度 |
| 6.政府转移支付对贫困的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1 第一阶段LOGIT回归 |
| 6.2 政府转移支付对贫困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
| 6.3 倾向得分匹配可靠性检验 |
| 6.4 小结 |
| 7.结论与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贫困测度结果 |
| 7.1.2 政府转移支付绩效总结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贫困人口瞄准 |
| 7.2.2 提高政府转移支付的管理水平 |
| 7.2.3 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6）基于居民收入分布变迁的三维贫困分解测度及其实证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贫困的内涵与外延评述及研究进展 |
| 1.2.2 收入分布文献评述及研究进展 |
| 1.2.3 收入分布变迁视角下减贫文献评述及研究进展 |
| 1.3 研究的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的方法与创新 |
| 1.4.1 主要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 |
| 第2章 收入分布变迁视角下贫困理论梳理与预期 |
| 2.1 收入分布变迁视角下贫困理论回顾 |
| 2.1.1 收入增长减贫:发展经济学贫困理论 |
| 2.1.2 收入分配减贫:福利经济学贫困理论 |
| 2.1.3 异质性减贫:人力资本贫困理论 |
| 2.2 收入分布变迁视角下三维贫困分解理论预期 |
| 2.2.1 理论预期的出发点 |
| 2.2.2 理论预期的数理推导 |
| 2.2.3 理论预期的进一步阐述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收入分布变迁视角下三维贫困分解与测度 |
| 3.1 贫困指数的选取及分解 |
| 3.1.1 贫困指数的选取 |
| 3.1.2 贫困指数的分解 |
| 3.2 贫困指数分解方法的构建 |
| 3.2.1 传统的完全分解型贫困指数分解方法 |
| 3.2.2 基于收入分布变迁的三维贫困分解方法 |
| 3.3 数据来源与统计性描述 |
| 3.3.1 数据来源 |
| 3.3.2 贫困标准的选取与测算 |
| 3.3.3 中国居民贫困现状统计性描述 |
| 3.4 两种贫困分解方法的测度结果及对比分析 |
| 3.4.1 传统的贫困分解方法的测度结果及分析 |
| 3.4.2 三维贫困分解方法的测度结果及分析 |
| 3.4.3 两种贫困分解方法的对比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三维贫困分解指标及其测度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
| 4.1 收入分布变迁的拟合 |
| 4.1.1 收入分布拟合的非参数方法 |
| 4.1.2 收入分布拟合的结果与分析 |
| 4.2 收入分布变迁视角下三维贫困分解的稳健性检验 |
| 4.2.1 模型的构建 |
| 4.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三维贫困分解的增长效应:经济增长的减贫机制 |
| 5.1 增长效应视角下经济增长的减贫机理分析 |
| 5.1.1 经济增长与减贫的关系梳理 |
| 5.1.2 经济增长的减贫机理分析 |
| 5.2 经济增长与贫困减缓的统计性描述 |
| 5.2.1 数据来源与变量的选取 |
| 5.2.2 数据的统计性描述 |
| 5.3 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实证分析 |
| 5.3.1 系统GMM估计原理及模型构建 |
| 5.3.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三维贫困分解的离散效应:政府补助的减贫机制 |
| 6.1 离散效应视角下收入分配的减贫机制分析 |
| 6.1.1 收入分配与政府补助关系分析 |
| 6.1.2 收入分配的减贫机理分析 |
| 6.2 离散效应视角下政府补助的统计性分析 |
| 6.3 离散效应视角下政府补助减贫的非线性特征分析 |
| 6.3.1 模型的构建 |
| 6.3.2 数据指标及回归方程设定 |
| 6.3.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三维贫困分解的异质效应:教育异质性的减贫机制 |
| 7.1 异质效应视角下教育异质性减贫机理分析 |
| 7.1.1 教育异质性与贫困的关系分析 |
| 7.1.2 教育异质性对贫困的影响机理分析 |
| 7.2 教育异质性与贫困统计性分析 |
| 7.2.1 受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分析 |
| 7.2.2 受教育程度与贫困变化趋势 |
| 7.2.3 受教育程度对贫困的影响分析 |
| 7.3 异质效应视角下教育异质性减贫机制实证分析 |
| 7.3.1 多层次Logistic模型的构建 |
| 7.3.2 异质性减贫效应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3 区域视角下教育异质性减贫效应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政府人才住房支出与企业研发投入 ——基于省会城市的经验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企业研发活动相关文献论述 |
| 一、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因素 |
| 二、企业研发活动的经济后果 |
| 第二节 政府对企业行为影响的相关文献论述 |
| 第三节 政府行为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相关文献论述 |
| 一、政府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 |
| 二、税收优惠与企业研发投入 |
| 三、财政投入与企业研发投入 |
| 四、政府保障与企业研发投入 |
| 第四节 房价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
| 第五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第二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一节 政府人才住房支出与企业研发投入 |
| 第二节 政府人才住房支出、房价增速与企业研发投入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 |
| 第一节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变量定义 |
| 一、研发投入的界定与衡量 |
| 二、政府人才住房支出的界定与衡量 |
| 三、控制变量的选取与衡量 |
| 第三节 模型构建 |
| 第四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 |
| 第二节 相关性分析 |
| 第三节 多元回归分析 |
| 一、政府人才住房支出与企业研发投入 |
| 二、政府人才住房支出、房价增速与企业研发投入 |
| 第四节 进一步分析 |
| 一、产权属性对人才住房支出研发促进作用的调节效应 |
| 二、行业属性对人才住房支出研发促进作用的调节效应 |
| 三、内部控制水平对人才住房支出研发促进作用的调节效应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更换主要观测变量 |
| 二、更换被解释变量 |
| 三、内生性检验 |
| 结语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的主要创新 |
| 第四节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8）基于城市空间权利的我国大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本选题的现实意义 |
| 1.2 研究的问题 |
| 1.2.1 经济现象 |
| 1.2.2 经济学问题 |
| 1.3 研究的范围 |
| 1.3.1 研究的范围设定 |
| 1.3.2 研究涉及的理论 |
| 1.4 研究思路、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论文结构 |
| 1.4.3 研究方法 |
| 2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2.1 国内发展公共交通的对策研究 |
| 2.1.1 对我国大城市发展公共交通问题的早期警示 |
| 2.1.2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对策研究 |
| 2.2 国外发展公共交通的举措 |
| 2.2.1 交通需求管理 |
| 2.2.2 公共交通导向的发展 |
| 2.3 城市道路交通有关的理论问题研究 |
| 2.3.1 城市道路交通外部性问题研究 |
| 2.3.2 城市交通的产权问题研究 |
| 3 城市空间生产与空间权利 |
| 3.1 城市空间生产理论 |
| 3.1.1 城市空间是社会生产的产物 |
| 3.1.2 城市的空间冲突 |
| 3.2 空间体现权力关系 |
| 3.2.1 建筑空间结构体现权力 |
| 3.2.2 全景敞视建筑具有使权力自动发挥作用的机制 |
| 3.2.3 福柯的权力与科斯的权利概念 |
| 3.3 科斯关于空间权利的观点 |
| 3.3.1 科斯的产权概念 |
| 3.3.2 科斯关于空间权利安排的观点 |
| 3.4 本章小结 |
| 4 城市空间资源与城市空间权利 |
| 4.1 城市空间资源 |
| 4.1.1 区位资源 |
| 4.1.2 城市空间资源的概念 |
| 4.1.3 城市空间资源的动态属性 |
| 4.1.4 城市空间资源间的相互作用 |
| 4.1.5 城市交通资源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
| 4.2 城市空间权利 |
| 4.2.1 空间权 |
| 4.2.2 城市规划界定城市空间权利 |
| 4.3 本章小结 |
| 5 公共交通的城市空间权利 |
| 5.1 交通便利性权利 |
| 5.1.1 决定交通便利性的主要因素 |
| 5.1.2 交通便利性的相互性 |
| 5.2 空间便利性权利 |
| 5.2.1 空间便利性的决定因素 |
| 5.2.2 实现轨道交通空间便利性的高强度开发法则 |
| 5.2.3 小汽车空间便利性的低密度开发法则 |
| 5.3 城市规划与城市空间权利配置 |
| 5.3.1 城市规划进行动态调整才能实现空间权利的合理配置 |
| 5.3.2 城市空间资源的持续开发 |
| 5.4 以轨道交通为主导的城市规划 |
| 5.4.1 交通规划在城市规划中的地位 |
| 5.4.2 以轨道交通为主导的城市规划面临的问题 |
| 5.5 交通便利性与空间便利性的权利配置决定出行结构 |
| 5.5.1 一个出行方式选择模型 |
| 5.5.2 出行费用变化对出行结构的影响 |
| 5.5.3 交通便利性权利与空间便利性权利对出行结构的影响 |
| 5.6 北京与东京交通出行结构的比较分析 |
| 5.6.1 北京与东京大都市区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
| 5.6.2 基于交通与空间便利性权利配置的解释 |
| 5.7 本章小结 |
| 6 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典型案例 |
| 6.1 日本的站城一体化开发 |
| 6.1.1 阪急电铁的早期站城一体化开发 |
| 6.1.2 东急电铁的站城一体化开发 |
| 6.1.3 站城一体化开发的新阶段 |
| 6.2 库里蒂巴公交引导城市空间发展 |
| 6.2.1 库里蒂巴规划思想的转变 |
| 6.2.2 三重道路系统为骨干的一体化公交网络 |
| 6.2.3 公交出行的空间便利性权利配置 |
| 6.3 首尔的公交改革 |
| 6.3.1 首尔公交改革的背景 |
| 6.3.2 首尔的路中央公交专用道改革 |
| 6.3.3 首尔交通需求管理与城市规划调整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主要创新点及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主要创新点 |
| 7.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索引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基于SOA的公租房社区管理服务平台需求分析及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公租房大规模建设 |
| 1.1.2 公租房社区管理存在诸多问题 |
| 1.1.3 社区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
| 1.1.4 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为公租房社区管理提供新手段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2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社区 |
| 2.1.2 社区管理 |
| 2.1.3 社区服务 |
| 2.1.4 公租房社区管理服务平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治理理论 |
| 2.2.2 面向服务的架构方法(SOA) |
| 2.2.3 Kano模型理论 |
| 2.2.4 粗数 |
| 2.2.5 聚类分析及设计结构矩阵 |
| 2.3 本章小结 |
| 3 公租房社区管理服务现状及社区管理服务平台基本设定 |
| 3.1 公租房社区概况 |
| 3.2 公租房社区管理服务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3.2.1 调研设计 |
| 3.2.2 调研结果统计 |
| 3.2.3 公租房社区管理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3.3 公租房社区管理服务平台构建的基本设定 |
| 3.3.1 公租房社区管理服务平台的构建目标 |
| 3.3.2 公租房社区管理服务平台构建的原则 |
| 3.3.3 基于SOA的公租房社区管理服务平台的构建流程 |
| 3.4 本章小结 |
| 4 基于SOA的公租房社区管理服务平台需求分析 |
| 4.1 平台功能需求识别 |
| 4.1.1 识别原则与方法 |
| 4.1.2 文献研究法识别平台功能需求 |
| 4.1.3 案例研究法识别平台功能需求 |
| 4.1.4 基于供给主体的平台功能需求识别 |
| 4.1.5 平台功能需求的优化与分类 |
| 4.2 面向社区居民的平台功能需求重要性分析模型 |
| 4.2.1 基于Kano模型的需求筛选 |
| 4.2.2 基于粗数的需求初始权重的确定 |
| 4.2.3 基于Kano模型的权重调整 |
| 4.2.4 社区管理服务需求重要度排序的确定 |
| 4.3 本章小结 |
| 5 基于SOA的公租房社区管理服务平台构建 |
| 5.1 基于DSM的社区管理服务聚类分析 |
| 5.1.1 基于DSM的社区管理服务关联关系分析模型的建立 |
| 5.1.2 基于DSM的社区管理服务模块划分模型的建立 |
| 5.1.3 基于遗传算法的模型求解 |
| 5.2 基于SOA的公租房社区管理服务平台服务实现 |
| 5.2.1 公租房社区管理服务平台总体架构构建 |
| 5.2.2 公租房社区管理服务平台服务实现的关键技术 |
| 5.2.3 公租房社区管理服务平台服务实现的人力及资金保障 |
| 5.3 本章小结 |
| 6 案例实证——以重庆民心佳园为例 |
| 6.1 项目概况 |
| 6.1.1 实证案例的选取 |
| 6.1.2 重庆民心佳园概况 |
| 6.2 民心佳园社区管理服务平台需求分析 |
| 6.2.1 基于Kano模型的需求筛选 |
| 6.2.2 基于粗数的需求初始权重的确定 |
| 6.2.3 基于Kano模型的权重调整 |
| 6.2.4 社区管理服务需求重要度排序的确定 |
| 6.3 基于DSM的社区管理服务聚类分析 |
| 6.3.1 平台服务间关联关系的分析 |
| 6.3.2 构建数字化DSM关联矩阵 |
| 6.3.3 目标函数求解及聚类结果 |
| 6.4 民心佳园社区服务平台构建 |
| 6.4.1 服务模块设计方案 |
| 6.4.2 其他功能层规划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及建议 |
| 7.1.1 结论 |
| 7.1.2 建议 |
| 7.2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公租房社区管理服务现状调研问卷 |
| B.公租房社区管理服务需求调研问卷 |
| C.公租房社区管理服务需求重要性调研问卷 |
| D.公租房社区管理服务关联特征权重的调研问卷 |
| E.作者于硕士学位攻读时期发表的论文 |
| F.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10）基于主体贡献-风险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归纳与理论演绎 |
| 1.3.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3.3 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 |
| 1.4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5.2 可能的不足之处 |
| 1.6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研究 |
| 2.1.1 增减挂钩政策形成机制 |
| 2.1.2 增减挂钩实施模式 |
| 2.1.3 增减挂钩影响因素 |
| 2.1.4 增减挂钩效益评价 |
| 2.2 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研究 |
| 2.2.1 土地增值收益形成机理 |
| 2.2.2 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策略 |
| 2.2.3 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治理机制 |
| 2.3 研究评述 |
| 第3章 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
| 3.1 基本概念 |
| 3.1.1 农村建设用地 |
| 3.1.2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
| 3.1.3 土地发展权 |
| 3.1.4 成本和收益 |
| 3.1.5 贡献与风险 |
| 3.1.6 治理机制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贡献分配理论 |
| 3.2.2 合作博弈论 |
| 3.2.3 风险补偿理论 |
| 3.2.4 利益均衡论 |
| 3.2.5 土地产权理论 |
| 3.2.6 地租和地价理论 |
| 3.3 本章小节 |
| 第4章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机理分析 |
| 4.1 土地增值收益共享内涵 |
| 4.1.1 收益共享目标 |
| 4.1.2 收益共享特征 |
| 4.1.3 土地增值收益共享内涵确定 |
| 4.2 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形成机理 |
| 4.2.1 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形成路径 |
| 4.2.2 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形成原因 |
| 4.3 增减挂钩利益主体贡献-风险识别 |
| 4.3.1 增减挂钩利益相关者分析 |
| 4.3.2 核心利益主体贡献-风险识别 |
| 4.4 基于贡献-风险的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逻辑 |
| 4.4.1 贡献与风险分析在收益分配中的适用性 |
| 4.4.2 基于贡献-风险的增值收益共享思路 |
| 4.4.3 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治理思路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现状评价 |
| 5.1 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分配现状 |
| 5.1.1 建新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现状 |
| 5.1.2 拆旧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现状 |
| 5.2 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水平评价 |
| 5.2.1 收益共享现状总体判断 |
| 5.2.2 农户收益共享水平测度 |
| 5.3 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
| 5.3.1 收益共享满意度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5.3.2 收益共享满意度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
| 5.4 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现状存在的问题 |
| 5.4.1 农民(集体)土地权利受损,收益共享过程欠公平 |
| 5.4.2 农民(集体)土地收益偏低,农户满意度不高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于贡献-风险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比例测度 |
| 6.1 收益共享原则 |
| 6.1.1 贡献与收益对等 |
| 6.1.2 风险与收益对等 |
| 6.2 基于贡献-风险的增值收益共享模型 |
| 6.2.1 基于贡献的增值收益分配测算 |
| 6.2.2 兼顾风险的增值收益分配修正 |
| 6.3 基于贡献-风险的增值收益共享实证检验 |
| 6.3.1 研究区增值收益分配现状格局 |
| 6.3.2 基于贡献的增值收益分配结果 |
| 6.3.3 兼顾风险修正的增值收益分配结果 |
| 6.3.4 基于贡献-风险的收益共享结果与现状格局比较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治理机制 |
| 7.1 土地增值收益共享的制约因素 |
| 7.1.1 制度环境不完善 |
| 7.1.2 利益主体非合作博弈 |
| 7.2 土地增值收益共享的典型地区实践经验 |
| 7.2.1 征地补偿安置的改革探索 |
| 7.2.2 宅基地置换的创新举措 |
| 7.2.3 实践经验总结 |
| 7.3 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治理机制构建 |
| 7.3.1 优化治理结构,保障收益共享过程公平 |
| 7.3.2 改进补偿机制,促进“贡献-风险”的收益共享格局 |
| 7.3.3 完善宏观制度,规范和引导利益主体行为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发表及课题参与情况 |
| 致谢 |
四、住房补贴方式: 哪种更合理（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特征价格模型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定价的改进研究[D]. 付雪. 重庆理工大学, 2021
- [2]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D]. 张旭文.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3]交通与城市互动机制下的轨道交通价格优化研究 ——以北京城市轨道交通为例[D]. 白同舟.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4]人才新政背景下上海人才居住困境及保障性住房机制研究[J]. 曾明星,薛琪薪,李安琪. 中国人事科学, 2020(09)
- [5]政府转移支付对贫困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多维贫困视角[D]. 张蓉蓉.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6]基于居民收入分布变迁的三维贫困分解测度及其实证检验[D]. 冯星. 吉林大学, 2020(08)
- [7]政府人才住房支出与企业研发投入 ——基于省会城市的经验数据[D]. 张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8]基于城市空间权利的我国大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研究[D]. 赵云毅. 北京交通大学, 2019(06)
- [9]基于SOA的公租房社区管理服务平台需求分析及构建研究[D]. 宋情情. 重庆大学, 2019(01)
- [10]基于主体贡献-风险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D]. 付文凤.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