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区域经济思想

一、试述邓小平区域经济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提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菩提（Budi Kristanto）^[2]（2020）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现代化道路比较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的现代化一词,是指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以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整个世界就开始了现代化进程,至今已经持续了200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阶段,现代化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由于国与国之间在历史传统、基本国情、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别,因此,在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所践行的道路和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作为重要的区别之一,现代化道路可以分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现代化,构成了两条发展道路的比较基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新局面,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率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印尼的历史与中国的历史有相似之处,都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现代化起步较晚。16世纪末沦为荷兰殖民地,1942年被日本占领,1945年独立,1950年成立共和国。独立初期,以苏加诺为首的印尼政府采取激进的非殖民化措施,导致政治动荡,经济秩序混乱。1965年苏哈托政变上台后,一方面,采用高压手段,打压政治异己,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对国家的经济、政治、宗教等领域进行了多次改革,使印尼经济较快增长,贫穷人口减少,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了一条印尼的现代化道路,经过数十年现代化建设的积累,目前,印尼的各项经济指标均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位居东南亚国家前列。本文采取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和印尼现代化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主要对两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相似和不同之处进行了研究,以期通过相互借鉴,为两国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献计献策。就相似之处而言,中国和印尼都具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指引发展方向、高效而权威的政府以及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就不同之处而言,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而印尼早在世界经济大融合时期就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坚持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而印尼在1988年1月苏哈托倒台以后逐步过渡为典型的多党制国家;中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印尼的穆斯林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两国相比较的结果证明,中国地域更广,人口更多,国情更复杂,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也最显着,因此,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经历的成功与挫折更具有典型意义,更值得包括印尼在内的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证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迅速实现现代化、迎头赶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为此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有一个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在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此外中国共产党强调多领域协调发展,着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为指引,凝聚起现代化建设磅礴的精神力量。

廖钰^[3]（2020）在《新中国70年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影响研究》文中提出现代民族国家在处理民族问题、调整民族关系上,所采用的的主要方略和手段就是民族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国因民族关系的特点不同而制定各有侧重的民族政策,以期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调整我国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民族政策在现代多民族国家中的价值取向影响着国家认同意识的发展。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拉开了中国民族政策发展的新帷幕。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我国制定了具有不同侧重点的民族政策。70年来,我国的民族政策不断充实、完善和发展,成为一个完备的政策体系,这对解决民族问题、调整民族关系、保障少数民族权益、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增强国家认同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民族政策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状况以及社会发展特点,体现出对国家认同侧重点的价值偏向性。在民族政策深入实施过程中,也让我国民族地区的社会现实和民族关系在不同阶段都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国家认同在民族政策影响下有了进一步发展,也呈现出新要求和新特点。这也间接要求民族政策适时调整,以适应不同历史时期国家认同的发展与变化。论文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显着特征的不同历史阶段,对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并根据不同时期民族政策价值侧重点,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分类考察了我国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产生的影响。文章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历史阶段分成了五个基本阶段,在这五个基本是阶段中,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比较显着的变化,对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在这五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明显地显示出区别于其他阶段的特点,成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阶段,构成了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产生影响的历史轨迹。首先,1949年至1956年之间是新中国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开始产生影响的起点;其次,1957年至1965年之间,是民族政策提升国家认同的曲折发展时期;再次,1966年至1976年是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遭到严重破坏的时期;复次,1977年至1991年是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的恢复和发展时期;最后,1992年至今,是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的深入发展时期。文章分为导论、正文和结语等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在于论述本研究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梳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政策方面的研究以及关于国家认同研究的现状。对主要概念进行初步界定,并分析本研究基本内容、主要框架、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等。第二部分为本研究的核心章节,分为六章来进行论述。第一章主要论述国家认同视阈下的民族政策。对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进行概述。阐述关于国家认同的普遍特征、生成规律以及基础性要素。根据“五个认同”的经典论述,梳理了我国学者关于国家认同的四种路径,进而指出我国国家认同中所内含的基本维度,探讨其所指向的现实意义,并初步分析影响国家认同的主要因素。对我国民族政策的特征、功能、目标、分类、形式构成以及理论来源进行了阐述。第二章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详细介绍了1949-1956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民族政策在不断发展深化过程中,分为民族政治政策、民族经济政策和民族宗教文化政策等方面,初步确立了民族政策体系。这也为国家认同的初步确立奠定了基础。第三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强调了从1957-1965年间中国各项政策的“左”倾化影响和反右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运动,使得民族政治政策引发政治认同混乱,民族经济政策导致经济认同阻隔,民族文化政策诱发了文化认同间隙,国家认同的正常发展也被干扰甚至破坏。1960年后,我国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在爆发“文革”前夕,这一时期民族政策体系的实施取得了诸多成就,并在纠正前期“左”倾扩大化过程中,各项民族政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从而使国家认同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巩固和发展。第四章,“文革”时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通过对1966-1976年间的民族政策受到的各方面破坏的介绍,分析了这一时期国家认同在政治认同矛盾突出、经济认同关系紧张、文化认同背离发展等情况下的倒退状况。虽然后期有坚持正确民族政策的各种努力,国家认同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不可否认,这一时期,民族政策和国家认同遭受了破坏性打击。第五章,“拨乱反正”时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本章主要介绍了1977-1991年拨乱反正时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等具有时代意义的举措,使政治认同不断出现向好新局面,民主间经济交往推动经济认同,民族文化繁荣也促进了文化认同。第六章,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通过梳理1992年至今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可以发现我国的民族政治政策丰富多元、民族经济政策深入发展、民族文化政策兼容并蓄,这些民族政策的特点对国家认同有积极作用。从中可知,这一时期的民族政治认同呈现出多元化新特点,民族经济认同与国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步推进,民族文化认同适应了中华文化认同的新要求等。新时期民族政策举措和发展,国家认同也给予了积极的反馈。第三部分结语。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影响的反思与前瞻。通过对我国各阶段民族政策不同方面的梳理,可以看出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具有较强的影响和作用,值得我们反思并引以为鉴。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调整不仅有其必要性、特殊性,也有其规律性。这些特性有助于我们分析新时期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面临的各种挑战,完善民族政策,强化国家认同。

周颖^[4]（2020）在《习近平劳动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类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马克思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人类社会的锁钥。新时代,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为实现中国梦坚持劳动、坚持奋斗。劳动作为人类所特有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既能创造出满足人类基本生活所需物质资料,还能够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美好生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和人民怀中国自信的笃定之源、走中国道路的指导之泉,是新形势下面对新挑战武装全党始终坚持着的科学的全面的深刻的指导思想,对新时代下党团结全国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发挥重要作用。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劳动托起中国梦。习近平劳动观,是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起点,也是当前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伟大实践的重要行动指南。本文用文献研究法、归纳总结法、系统分析法从“观”下手,以立场、出发点为研究角度、阐述习近平劳动观的形成过程、主要看法、基本特征、实践路径以及时代价值,从整体上系统分析习近平劳动观。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主要从马克思劳动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劳动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劳动思想来分析习近平劳动观形成的理论渊源,并分析了习近平劳动观的形成发展历程,包括青年时期的酝酿和形成、从政起步阶段的发展与深化,以及中央从政以来的成熟与拓新,并在阐述这三个发展阶段的过程中重点分析了三个发展阶段的所处现实条件和阶段内容。第三章分析习近平劳动观的主要内容,首先从中国梦的三个基本内涵角度来阐述劳动目标观,然后从价值认同、价值要求、价值构建三个角度来分析劳动价值观,然后再从“美好生活”的三个发展方向来说明劳动发展观,最后回归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则从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劳动模范、劳动群众四主体来强调劳动原则观。简单地说,从习近平关于劳动的目标、价值、发展、原则的见解来解读习近平劳动观的深刻内涵。第四章在马克思劳动思想视域下概括习近平劳动观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丰富的辩证思维、坚定的人民初心、独特的开放视野四个基本特征,并分别从鼓励教育教学为培育高素质劳动大军、劳动过程中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最后落实劳动成果共享的过程来说明实践途径。第五章阐述习近平劳动观的时代价值,包括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在理论价值方面,习近平劳动观是对马克思劳动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价值方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并调动了人民劳动创造的积极性。习近平劳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部分,其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走中国道路伟大征途上是不断完善的,并始终发挥重要指导价值的新时代观点。

王锐^[5]（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研究思路,较为系统地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探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新中国的成立是我国开展经济建设的历史前提。这个历史前提的实现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经历了十四年抗日战争与三年国内战争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卓绝、排除万难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七十年的探索历程依据经济建设工作在全部工作中的地位进行划分,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济主体参与经济建设的方式转变为高度集中化、组织化的生产方式的过程。第二个阶段为改革开放以来到世纪之交。这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的阶段。这一阶段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先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显示出市场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第三个阶段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阶段。我国市场化的改革,逐步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上升到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的趋势日益突出。经济建设在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同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进程的系统考察和思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只有让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享有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二是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我国的综合优势体现在全党全国对正确认识我国国情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经济建设必须充分发挥规模效应以及社会主义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三是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在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的基础上,我国进一步实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出多种所有制结构,并且不断健全法制体系为我国的所有制多样化提供持续保障。四是适合国情的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作用下,改革成为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我国改革的动力性体现在改革能够释放红利,而改革的稳定性体现在渐进的改革方式上。五是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必备条件。这个条件性体现在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实践中对深化改革具有促进作用,而闭关自守无异于自取灭亡。六是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并且使经济工作作风不断改善。本文所总结的我国经济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人口众多、工业体系完善、市场体量宏大等多个方面的规模优势,取得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水平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主体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分散化到高度体制化、组织化再到逐步走向自主发挥能动性的独立化过程。同时,也伴随着所有制的不断健全,通过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最大限度的赋予劳动者以获得感,以此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释放和发展。从宏观层面,实施改革和开放两大基本国策的良性互动,实现改革促进开放、开放推动改革,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当然,上述各个经验的发挥,离不开党对国家的统一领导,离不开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离不开方方面面的顶层设计,这不仅是我国过去、当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

翟梅帅^[6]（2019）在《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建设研究（1925-1949）》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广西革命成功的关键。五四运动后,广西工人、农民、学生等群体频繁组织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在广西成立中共党组织成为迫切需求。1925年,广西第一个中共支部在梧州建立,此后广西各地党组织陆续建立,广西各族人民有了坚强依靠,广西地方党组织的建设为广西民主革命的成功提供了保障。广西地方党组织自1925年10月成立以来,用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武装头脑,理论联系实际,将马克思主义与广西地方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地贯彻执行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形成具有广西地方特色的建设和斗争方式。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着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同时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紧随党中央的领导,进行党的建设。在不断发展党员数量和建立发展党组织的同时,大力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努力坚定党员理想信念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保证了党的先进性、阶级性和革命性等优秀特性,使广西地方党组织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下始终坚持理想信念、坚定执行党中央的纲领,带领广西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党的建设过程中,广西地方党组织重视采取各民族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尊重和维护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时刻为各族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懈奋斗,得到了广西各族人民的拥护与支持。广西各族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成为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中坚力量。广西党组织建设的成功经验,不仅在全国的解放事业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且为当代党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历史启示。

孙宏年^[7]（2016）在《当代中国西藏治理研究综述》文中认为当代中国西藏治理研究是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出现早期的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学术界在当代中国西藏治理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20052015年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新突破。与此同时,当代中国西藏治理研究仍有需要进一步深化的领域。本文在尽可能全面搜集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有关当代中国西藏治理研究的新进展、新突破及其特点进行了评述,又分析了亟待深化的研究领域和方向。

骆天纬^[8]（2016）在《区域法治发展的理论逻辑 ——以地方政府竞争为中心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我国当下区域法治加快推进的现状,并不仅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直接需求,也不是已往的法治发展类型理论所描述的那种自发的、渐进式的法制变革,而是在国家顶层设计的指引下,地方政府以一种积极的态度介入其中并加以推动的时代产物。正是地方政府的这种推动力,使得我国法治发展格局呈现出一幅全新的图景——在法治中国的整体部署下,区域法治发展也应运而生。区域法治发展是地方政府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性的前提下,在推动经济与社会治理竞争的背景下展开的。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区域法治发展的推动力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之间的府际竞争。地方政府竞争理论与区域法治发展理论之间存在很多逻辑上的交集关联。从二者的产生背景来看,全球主义和区域主义的同步崛起共同推动了主权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意识形态的松绑,从而加剧了地方政府的竞争并引导地方治理手段的变革。从二者的内在机理来看,竞争作为发现过程,激励地方政府通过试错发现更好的规则与制度；同时,政府间竞争增进区域之间的相互开放与资源流动,缓解了地区内既有制度的僵化。从实践角度来看,推进区域法治发展是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竞争内容以及竞争目标。地方政府出于理性人利己的竞争行为在客观上加快了区域法治发展的进程。资源竞争、制度竞争和财税竞争分别对法治环境、法律制度、法治理念存在影响。从地方社会治理竞争来看,区域法治发展可以提高地方政府将社会矛盾法治化、制度化解决的能力。在政绩竞争方面,具有政治敏锐性的地方官员,对于中央和上级政府的法治意图有着明晰的洞察和理解,进而将国家法治的部署在本辖区内进行有效且富有创造性的贯彻。上下级政府间的博弈,推进了区域先行改革,并且使地方的立法权限更加明晰。此外,削弱消极竞争的努力也往往取决于区域法治发展的成熟程度。区域法治发展关注地方治理,而在地方治理中,公众参与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但是公众参与恰恰是地方治理的软肋。在当前公民社会日益成熟的背景下,忽视公民参与地方治理将极大地阻碍地方治理法治化的实现。应当看到,区域法治发展一方面对民主发展存在需求,但是在另一方面,以地方政府竞争为背景的法治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主试验的开展。区域法治发展应当克服各种竞争带来的不利因素,实现区域各方主体的多元合作。在区域法治治理框架内以府际法治合作方式实现合作治理,是区域法治发展的路径选择。地方政府作为本行政区利益的代表,热衷于追求本行政区利益的最大化,从而产生行政区域与经济区域之间的矛盾。导致行政区划与跨区域合作之间紧张关系的主要原因,是政府间的不合理竞争以及府际竞争中政府行为的自利化。如何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在更广阔的大区域内实现地方之间的政府合作与协同治理,对现有的多层级的法治体制提出了挑战。区域合作的目标是实现区域内的各个行政区域的科学、协调发展,克服产业结构同质化和政府间竞争的负面因素而谋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打破行政壁垒而实现市场的自由和统一,以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区域法治发展的目标在于以下方面：一是为法治发展的中国道路探索经验；二是为区域间合作治理提供法治框架；三是以发展区域法治来推动国家法治全面均衡发展。政府间竞争主导的法治发展模式,面临三个方面的实践难题：一是短期政绩最大化与法治发展短视化的矛盾；二是权力自主性扩张与法治限权目标的矛盾；三是运动式法治发展与法理型法治发展的矛盾。推进区域法治发展,必须妥善解决以上问题。转变政府法治职能、实现央地关系法治化以及完善政府间竞争约束机制是可行的解决方案。

易大东^[9]（2012）在《科学发展观视域下党的区域经济战略思想的新发展》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地大物博，疆域面积辽阔，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地区经济发展历来就极不平衡。作为执政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一直致力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探索与实践。从毛泽东重点发展内地的均衡发展战略到邓小平优先发展东部地区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从江泽民协调发展思想到胡锦涛的统筹发展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区域经济思想日臻成熟与完善，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标志性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党的区域经济思想的新发展为选题，主要尝试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和论述。一、党的区域经济思想的理论依据或基础。党的区域经济思想主要是中国产党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自主艰辛探索与实践中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其主要理论依据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区域经济布局的基本理论，包括生产地域分工与协作论、生产力平衡分布论和产业结构协调发展论；二是西方经典经济学家的区域经济理论，包括平衡发展理论和非均衡发展理论。二、科学发展观提出前党的区域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变。科学发展观提出前，我党的区域经济思想及战略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调整。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生产力布局和国际国内严峻的政治经济局势，做出了以内陆地区为重点，各地区均衡发展的战略决策。具体而言，从建国到60年代中期，我国区域经济建设的主要思想是以平衡沿海与内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为目标，将经济布局中心放在内地尤其是中部地带，重点是发展重工业基地。60年代中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急剧变化，多方面的战争威胁和军事压力接踵而至，党中央在进行经济建设时不得不首先考虑国防安全，由此形成了以备战为中心的，重点建设“三线”地区的思想。长达10多年的“三线建设”，使广大的战略后方基本上建成了以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促进了我国经济建设布局的大调整。但因过于注重政治和国防意义而忽视了经济效益，国民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结了过去30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逐步提出了“两个大局”、“共同富裕”等思想。区域经济政策也按照邓小平的战略构想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从片面强调区域均衡发展转向着重利用和发挥区域优势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通过允许、鼓励和支持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形成了以东部沿海为重点，优势地区率先发展的战略思想，国民经济建设的中心逐渐向东部沿海倾斜。为了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党中央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灵活的特殊政策，先后开辟了沿海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开放区，由此形成了一条从南到北沿海岸线延伸的对外开放地带。与此同时，党中央还着手解决贫困问题。1982年，我党率先在甘肃、宁夏等地开展扶贫试点工作，以此为起点，中国农村扶贫工作开始由局部地区扩大到全国范围。这是党的区域经济战略的第二次重大调整。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地发展起来，但同时中西部和东部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在这种形势下，以江泽民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到了战略高度，由此形成了以缩小区域差距为导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在新的区域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党中央做出了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政策、进一步完善国家扶贫政策体系、实施西部大开发等战略部署。三、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党中央在我国经济建设的良好形势下，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按照十六大的战略部署，意气风发地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袭击了我国。非典的侵袭凸显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城乡、区域、人与自然、经济社会等方面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弊端，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发展应该是以人为本，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改善人民生产生活环境的发展。以此为契机，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作为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指导思想，并由此确立了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方针。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是在充分借鉴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以我国区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基础而形成的。四、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部署。主要包括：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中部崛起。针对西部地区存在的主要问题，党中央为深入实施西部大开确立了九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即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引导重点区域加快发展；坚持抓好两型社会的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着力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切实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积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建立健全西部大开发保障机制。这些举措的顺利实施有利于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利于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扩大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有利于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和谐西部，也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针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存在的问题，党中央加大了对东北地区的项目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确立了有利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财税、金融政策，并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树立了长远的人才培养机制和政策等。为了继续支持东部地区的发展，党中央确立了东部地区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实现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率先在发展循环经济和节能降耗、节地节水上取得实质性进展；率先加快综合配套改革，进一步推进制度创新；率先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等目标。为了帮助“中部崛起”，党中央提出了在中部地区建设全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能源原材料基地和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交通运输枢纽地位，促进商贸流通旅游业发展；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功能，促进城市群和县域经济的发展；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快两型社会建设步伐，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内容。五、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实现途径。主要有三个方面：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加快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划分主体功能区；促进城镇健康发展。党中央为加快革命老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发展，在完善管理机构的同时，还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各种援助政策。针对我国区域开发的无序状况，党中央将我国国土划分为优先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为我国区域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党中央还要求促进城镇健康发展，并以此作为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六、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特点及前景展望。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一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新发展、新特点。经过60多年的探索，党的区域经济思想已日趋完善和成熟，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思想更具时代性、科学性、系统性、可行性与可操作性，使党的区域经济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二是区域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需要重点应对的问题与挑战，包括生命周期理论与可能出现的新一轮区域病，梯度理论与贫富差距的扩大和贫富群体、地区的固化，统筹区域经济发展与市场规律的公平正义之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的一体化浪潮的冲击；三是通过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执政能力建设、创新能力建设、制度建设四个方面来确保和推进区域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由于本人理论水平和研究方向的局限，经济学知识的不足，特别是对于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党的区域经济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尚属开创性的工作，因此文中错漏、不足之处必然很多，敬请专家指正。

邱霞^[10]（2012）在《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研究综述》文中研究指明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在建国后许多时期都对国内的经济发展起到过重要的指导作用,至今仍然对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所谓经济发展思想,"指涉及国民经济增长（growth）和发展（development）问题的原理、学说以及由此而作出的政策推论"①。经济发展思想与经济思想是不同的概念范畴,"经济思想是一个包括经济发展思想在内的、内涵更为宽泛的范畴,而经济发展思想则仅仅是经济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或一个层面。"②现就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状况综述如下。

二、试述邓小平区域经济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述邓小平区域经济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现代化道路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中国70年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习近平劳动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6）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建设研究（1925-1949）（论文提纲范文）

（7）当代中国西藏治理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8）区域法治发展的理论逻辑 ——以地方政府竞争为中心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9）科学发展观视域下党的区域经济战略思想的新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0）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述邓小平区域经济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现代化道路比较研究[D]. 菩提（Budi Kristanto）.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3]新中国70年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影响研究[D]. 廖钰.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5)
• [4]习近平劳动观研究[D]. 周颖. 安徽大学, 2020(07)
• [5]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D]. 王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建设研究（1925-1949）[D]. 翟梅帅. 广西大学, 2019(01)
• [7]当代中国西藏治理研究综述[J]. 孙宏年. 中国边疆学, 2016(01)
• [8]区域法治发展的理论逻辑 ——以地方政府竞争为中心的分析[D]. 骆天纬.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2)
• [9]科学发展观视域下党的区域经济战略思想的新发展[D]. 易大东. 湘潭大学, 2012(02)
• [10]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研究综述[J]. 邱霞.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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