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晋钞发行对20世纪20年代山西金融业的积极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龙建平[1]（2021）在《加强互联网接入机构征信管理》文中指出近年来,互联网征信作为央行征信的重要补充,以其全面性、便捷性、针对性和及时性等特点,满足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征信需求快速增长的需要,适应全球金融科技快速发展趋势,互联网征信进一步提升了征信服务供给能力,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征信业不断发展及征信市场逐步开放,互联网征信的一些问题逐渐显现。
张颖[2]（2019）在《晚清到民国时期绥远地区的金融》文中认为无论是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还是现代经济,金融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范围不断扩大,外国的金融势力也渗透到中国,随着外国金融势力的逐步渗透,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性质都发生了变化,晚清货币金融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绥远地区金融机构主要形成了两股力量,一是以钱庄、票号等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二是以银行为代表的新式金融机构。货币流通方面,多种货币形态并存,形成了绥远历史上比较复杂的货币体系。晚清至民国时期,各届政府都致力于金融的现代化和货币的统一化,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此种背景之下,绥远地区的金融也经历了从混乱到逐步统一的过程。在绥远地区,从晚清最为盛行的票号到民国初年盛极一时的钱庄,再到现代银行的设立,逐步完成了绥远金融机构的统一。金融业发展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经过这一过程,我们发现现代银行才是绥远金融发展的方向,想要达到这一方向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稳定的政局做保证。梳理晚清至民国时期绥远地区的金融状况,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一时期绥远的历史。
赵婧[3]（2019）在《清末民国山西传统金融业的近代转型研究 ——以大德通票号为中心》文中指出明清时期的山西票号作为一股强有力的民间金融势力,推动着山西及北方社会的经济繁荣发展。但是随着清末社会形态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山西票号为代表的晋商大多从此一蹶不振,尽管后期有过转型的尝试,但还是没有再达到往日的辉煌盛况。本文选取的大德通票号作为山西票号的杰出代表,也是晋商精神的集中体现者之一。大德通票号在创办早期正处于山西票号发展的顶峰时期,其经营发展借鉴了其他票号的经验,因而得以顺利发展,其近代化转型之路也非常具有代表意义。因此,通过以大德通票号为中心的研究,可以较直观的展现出近代山西地方金融业发展的趋势与路径,更可以揭示出在转型发展中民间金融业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所作出的独特贡献。本文结构分为绪论、第一章至第四章和结论,第一章介绍清代山西票号基本状况,及其在晚清民国时期走上近代转型之路的历史背景;第二、三章分别论述了大德通票号的创立、发展及其近代转型的艰难过程与路径;第四章总结大德通票号近代转型的主要特点,并对其转型成败与得失的客观评估,分析探讨其转型艰难与未完成转型的内外部原因。大德通票号由于有强大的资本支持、丰富的管理经验、谨慎的经营方针、严谨的规章制度、变通的组织结构等等因素,使其成为存在时间最久的山西票号之一,并且有实力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转型为大德通银号。这一事件对民间金融业之转型发展有着重大意义。不过从转型后的大德通银号的业务量上来看,没有恢复往日的辉煌,转型的不彻底性暴露出民国时期山西民间金融业的种种弱点,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以及反思空间。笔者认为,大德通票号之近代转型之路十分坎坷艰难,转型并未完全完成,而是作为一家半传统半现代的地方金融机构艰难存续。这一点恰好展示出其半殖民地半封建金融机构的特色。
谈笑[4]（2018）在《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简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指从鸦片战争始,经晚清、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间,由中国政府、各地方政府、中国政府各部门、由政府所有或得到政府担保的官办（国有）公司等为代表的主体与外国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国际银行团、以银行为主要参与方的国际辛迪加以及代表外国银行（财团）的个人等外国私人之间确定、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定义及研究意义,指出其与近代条约制度的关系,认为研究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需要涉及到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国家契约、国际贷款协议、BOT特许协议等现当代法学概念。并从历史、法律、经济三个方面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创新之处。同时回顾了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研究状况。第一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分析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中外主体性质和类别。并根据该法律关系客体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分为借款、工程建设、合伙、买卖、租赁、特许经营等类型。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属于包含涉外因素、公法因素、经济因素的私法契约。第二章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进行法理概念上的比较,讨论契约与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近代条约体系的关系。并从法的形式（分为法的渊源、法的分类、法的效力）;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与客体）;法的实施（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法律责任）三大层面进行系统比较。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所隐含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原理。第三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分为晚清时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介绍各个时期契约订立的时代背景,契约特点以及演变情况。第四章分析契约主体外国银行在近代条约体系下的特殊法律经济地位。指出近代在华外国银行与国际政治、领事裁判权、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政策的关系,认为其优势地位的取得与近代条约制度密不可分,属于近代历史上在中国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外国私法人,而不是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内国法人。第五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广义上,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的订约行为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从狭义上看,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受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直接制约,属于近代条约制度的一部分。第六章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契约的过程。分为中方决策、外方决策、中外交涉三个层面。指出中方政府政治决策和外方企业市场决策的特点,并分析近代中外交涉交易的过程和特点。第七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根据法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近代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国际贷款契约进行分类整理,对契约的结构、条款进行解剖分析,指出近代国际贷款契约的发展变化和特点。第八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重点分析近代铁路投资领域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订立的国际工程建设契约。指出其类别、条款和有关特点。第九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契约。对其定义、类别、条款及内容特点进行分析。第十章以1887年李鸿章与美国费城辛迪加订立的中外合办华美银行契约事件为例,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进行经济合作,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各个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展示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聂庆艳[5]（2017）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研究综述》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围绕金融危机与币制改革、币制改革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币制改革中的央地关系及币制改革中的外交关系等议题,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币制改革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从选题范围、史料运用、研究方法、研究深度等方面来看,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研究视角更加多元,方法更为科学,结论更为客观。同时,在研究内容深挖、研究方法创新等方面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今后应注重过程性和系统性研究,以便提升研究的整体性和均衡性。
米嘉,杨军[6]（2017）在《民国时期中国地方官营货币发行机构的演化:一个隐喻的视角——基于抗战前山西省“四银行号”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地方主义思潮随着各地势力的壮大而抬头,各省地方政权对辖域内经济相对独立的制度设计伴随着军阀与派系政治次第出现。在金融领域,以各省银行为龙头的货币发行机构陆续出现,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地方官营银行制度。抗战全面爆发前,山西地方货币发行机构由混乱无序和缺乏集中管理的状态演变为以山西省银行为核心的发行单一化和集中化,而其改组与优化、加强县村两级发行业务管理等行为也使其演化不断趋向完善。其后三个官营银号的设立更使货币发行机构由单一和简单走向以"四银行号"为机构代表的复合协同化与规模体系化模式。基于演化隐喻的视角,梳理和分析了该时期山西"四银行号"这一具有典型代表性样本的演化变迁历史。
李玉林[7]（2017）在《民国时期大同城市发展研究（1914-1945）》文中提出山西地处内陆地区,自古以来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到了近代,其城市发展整体落后于东部沿海城市以及开埠通商城市。民国初年,山西大多城市还保持着明清时期的城市格局——外有城墙,城内建筑风貌和街道分区也还是传统古代城市的形制,城市经济也发展较为落后。特别是在1917年后的阎锡山治晋期间,阎锡山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维护其统治利益,不断扩军;经常与其他军阀混战。所以民国时期,山西城市难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去进行城市建设,而且城市大多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只有太原、临汾、大同近代工业化程度相对较高。铁路通到大同后,煤矿陆续在大同兴办起来,煤炭源源不断向外输出,大同迅速发展成为山西第二大城市。大同就是在这种破坏与重建的环境下展开城市建设。本文从城市史的角度对民国时期大同城市发展进行研究。为了更好地对民国时期大同城市发展进行阐述,本文还结合应用了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理论。本文通过文献查阅、实地调查等方法对民国时期大同城市发展进行研究。首章对大同城市发展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作了简单说明,分析大同城市发展的自然条件;古代早期大同城市发展历史沿革及传统封建城市的形成;明清以来大同传统城市格局的形成与城市建设;不同时期大同的行政区划变迁。虽然近代大同同山西大多城市一样,依然沿袭传统城市发展模式,但1914年京绥铁路通车到大同,开启了大同城市近代化之风,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退出大同之前。为了理清大同城市发展的脉络,本文第二章将这一时段分为两个时期——阎锡山统治时期和日本统治时期进行研究。为了便于分析大同城市发展的特点和特征,本文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与表格数据为依据对商业、工业、金融业这三方面进行阐述。此段时间的基本特征为:前期大同的工商业齐头并进,商业最先兴起、最为繁华,进而带动工业发展,工商业共同发展催生了近代金融业的诞生。后期受日本殖民统治,大同经济结构发生很大转变,商业凋敝,重工业畸形发展,轻重工业比例失调。此外,本文还分别论述了这两个时期的城市公用事业,如通信方式、城市交通、城市供排水、电灯、新式公共建筑物等。通过分析可以得知:大同城市近代化起步较晚,整体上有所进步,但城市发展不协调。最后一章论述了影响大同城市发展的诸多因素。这些因素,有促进其城市发展的铁路和煤矿事业的发展等积极因素,也有阻碍其城市建设发展的战争因素等。
李芳[8]（2016）在《经济发展时代交叠期中国金融工具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金融创新始终贯穿于金融发展的全过程,没有金融创新,就没有金融的发展和进步。而金融工具的创新是金融创新的主要方面,构成金融创新的主要因素。金融工具是人类社会创造的,为完成某项金融业务,实现某种金融功能,而应时代需求而生、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各种表现形式的载体。纵观中国经济从低级走向高级,从落后到先进的循序渐进发展过程,我们发现在每个经济发展的“时代交叠期”是金融工具创新最繁荣的时期。中国先后经历了农业经济时期、商业经济时期、工业经济时期,正朝着信息化经济时期迈进,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有波浪的回旋和重叠,在实现每一次经济时期的跨越,都要经历新旧两种经济时期的重叠和交错。而其总的发展潮流是不可阻挡的。金融与经济共生长,在每个经济时代的交错期,是金融创新最活跃的阶段,也是金融工具种类最丰富的时期。而在不同的“时代交叠期”,金融工具创新的动力、表现形式、所依赖的支持因素以及创新所产生的效果不尽相同,表现也各不一样。因此每个经济发展“时代交叠期”的金融工具创新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差异的表现。当前,我们正处于信息化经济与工业经济的交叠时期,而处于这一“时代交叠期”的金融工具创新背后的原因、规律及其支持要素有哪些?本文站在历史的角度揭示出答案,通过分析中国所经历的前两个“时代交叠期”金融工具创新的背景、成因、规律及支持因素等问题,通过回顾总结根植于中国传统经济社会文化土壤中的金融工具创新的成因、路径和规律,在此基础上,系统的进行理论分析、研究论证,借鉴了中国传统金融工具创新的经验和教训,为当代金融工具创新进行管理和指导。本文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突破了以往分段划分历史时期的做法,创造性的提出“时代交叠期”的概念,并进行了相关的讨论和论证。把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成农业经济、商业经济、工业经济和信息化经济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分别经历了商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时代交叠期、工业经济与商业经济的时代交叠期和信息化经济与工业经济的时代交叠期。在对前两个经济发展的“时代交叠期”选择的研究视角是从当时客观经济发展需求出发,找出金融工具创新的内在动力、创新规律、表现形式、创新效应及所需要的支持因素。所研究的范围包括明清以来代表官方政府的机构发行的银钱票、民间流通的各类钱票、和发行的股票债券等,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并指导当前信息化经济与工业经济的“时代交叠期”金融工具创新的发展趋势和所需要的支持因素。在中国历史上所经历每一次的经济“时代交叠期”的跨越时,金融与经济发展表现出不协调的一面,金融工具的功能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求:在经历每一次“时代交叠期”的金融工具创新之后,新的金融工具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其金融功能得到强化和完善,金融与经济逐步相协调,由此带来了经济效益的提升;在实现每一次“时代交叠期”的金融工具创新的背后,既有来自经济发展驱动的内在动力,也有促使其创新实现的环境支持,即信用支持、技术支持、制度支持和机构支持。无论是在农业经济时期和商业经济时期的交叠时期,还是在商业经济时期和工业经济时期的交叠时期,金融工具创新是指为了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为了寻求新的经济平衡,金融工具创新主体以内在的生命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出发,同时,在其创新的过程中离不开信用、技术、制度和机构这些支持因素。本文认为,中国历史上金融工具创新所呈现出的规律同样适用于现代的金融工具创新。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所带来的社会变化超越以往任何时代,当前,我们处于信息化经济与工业经济的时代交叠期,近几年,在国际化的趋势下,我国金融工具的创新步伐越来越快。当今时代,商品贸易通过发达的网络技术,二者溶合在一起,再次迎来了商品贸易的大发展阶段,同时也是金融创新的活跃阶段。互联网金融作为金融业与互联网相结合的产业,从其产生起,发展速度极快,掀起了信息技术在金融业的“第三次革命”。在我国短短的几年时间,以其较低的门槛、较高的收益、较灵活的方式和快捷的操作深受广大客户的青睐,其发展可谓是生机勃勃。这一交叠期金融工具创新的品种和速度超越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在面对如此种类新鲜和繁多的金融工具,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信用的支持作用。其次,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更加重视信息技术对金融工具创新所起的推动作用,再次是要完善监管制度,最后是监管的机构支持也是重点,在新的经济时代,逐步形成政府机构、行业自律组织和同业金融机构三方共同管理,这些机构的支持是金融工具创新得以成功实现的重要条件。这些对于指导我国现代金融工具创新的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张淑生[9]（2016）在《政治漩涡中的北京总商会研究（1916-1938）》文中认为自1916年开始的军阀时代的到来,战争、革命、反日运动等不断在北京这一政治中心轮番上演。处在政治漩涡中的北京总商会,为保证商人的利益,不得不设法应对,与各方势力虚以委蛇。战争给近代中国带来的苦难无疑是深重的,商业凋敝、交通梗阻、金融恐慌,令商人胆战心惊。商会为在战争中求生存,动用各方力量,在战前呼吁和平,在战中维持地方秩序,消弭金融风潮,意在使商业不致因战争而萧条,但终无法改变残酷现实的一次次打击。在政权交替的真空期,商会往往是士绅拉拢合作的对象,成立治安会等临时治安组织是通行的做法,在真空期能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也会受到后来者的称许。战胜一方发行的纸币流通尤赖商会从中维持,而其给商人带来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为此,商会一般要与政府设法交涉,以使货币稳定,1926年直鲁联军发行的军用票是危害最大,流通时间相对较长的一次。革命在民国建立之后,演变为各方奋力疾呼和标榜的口号。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商会为维持社会秩序也侧身其间。冯玉祥控制下的北京,反日反张作霖的运动在党派的组织下搞得如火如茶,而总商会对此似乎热情不高,多消极应付。1928年北伐革命军到达北京时,总商会积极筹集支应军队的款项,而在北伐成功后,却因征收五个月铺捐,与新成立的商民协会怒目相视。五四运动、福州事件、五卅惨案、九一八事变等,既是日本对中国侵略不断加深的过程,也是中国民众不断觉醒,掀起一次次反日高潮的过程。几乎每一次反日高潮都伴随着抵制日货的呼声。北京总商会在商人利益与国仇家恨之间,一次次经历痛苦的抉择,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由此引发反日民众与总商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当七七事变发生之后,北平商会积极筹款支援前线,救济难民,办理平粜。当政府军撤离后,又参加地方维持会,协助维持地方秩序,安定人心,维持民食。在伪政权建立后,则滑向亲日,沦为日伪政权的侵略工具。军阀或政府为筹集军费或政费,向商人征收苛捐杂税是通常采用的做法。商会既是政府征收捐税的主要合作者,也是苛捐杂税的反对者。商会为繁荣商业,对苛捐杂税,尤其是新增捐税往往会据理力争。如警捐、房捐、奢侈税等法外之税,一般会动用各种力量与政府交涉,直到取消为止。崇文门税关这一前清京师主要征税机构,在民国时期不仅依然存在,而且税率有增无减。1928年迁都之后,崇文门税关收入转归南京国民政府所有,使北平商人甚为不满,商会不断向政府交涉取消税关,经过艰苦的交涉过程,终于成功废除。北京总商会在政治的漩涡中,几经沉浮,本着商人的本色,与政府始终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为商人利益据理力争而又不逾越于轨外。
刘杰[10]（2015）在《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文中指出公债作为一种新的财政收入形式为中国近代政府所长期使用。晚清政府以“息借商款”形式为财政筹募资金开创了中国近代政府发行公债的滥觞。此后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更是多次以公债作为调节财政收支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近代政府公债的运行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支撑。由于近代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完善,特别是完备的金融债券市场的发展相对迟滞,政府大多数时候摒弃“公募法”,采取间接募集法由金融机构特别是华资银行业来负责公债的发行、承募及偿还。以近代金融史长时段演变轨迹来管窥近代公债的发行历程,银行业与公债演进构成了复杂多样的关系。近代政府公债无论是对于政府财政本身功能的拓展还是对银行的经营与制度变迁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是“公债”本身所呈现的问题,“就债论债”居多且多以政府层面和财政角度出发去阐释,对于“公债与金融”这一主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因此,本文更加关注于近代公债“观念”——“行为实践”——“制度变迁”的演进轨迹,力图通过“经营公债”的视角窥视近代银行业在公债发行、整理、政策调整之中的具体行为以及引起的制度变迁。具体则是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分析,从银行业视角,来进一步观察公债政策乃至制度的建立与调适的过程。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角度继而审视近代银政关系以及近代国家信用构建的历史镜像。从“公债”知识传播与观念源流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公债及其制度内涵自清末西学传播热潮之中传入中国。“公债”知识经历了古今词义转换与中外对接历史过程。公债知识在中国的引介、传播对晚清政商界人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近代公债与金融演变轨迹上看,外债与外资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均早于内债与华资银行。在这一独特背景下,清末政府举借外债进一步刺激了外资银行在华的发展。随着晚清政府公债的实践与新式华资银行的成立,早期华资银行正式启动了对政府公债的经营。近代华资银行业经营公债的具体实践受到了国家公债政策、银政制度安排以及近代证券交易市场发展等环境因素的影响。随着国家公债制度以及金融环境的改善,华资银行业在民国时期政府公债承销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债对银行业的影响可以从其对银行业的发展作用角度进行考察。实证分析证明公债对近代银行业资力以及盈利有着直接的影响,但对银行数量的变动并不构成直接影响。在具体经营过程之中,华资银行在政治、市场与行业利益之上与政府展开了复合型博弈。同时经营公债对其本身业务制度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与近代商业性质银行相对应的是,近代中央银行的建立、发展与政府公债亦存在密切的关联。公债成为了国家创立中央银行重要的原始资本来源。中央银行亦获得政府授权经理公债、公开买卖公债以及参与对公债的保管等具体事务。受限于近代中国特殊的金融发展环境,从效应上看,近代中央银行以公债调控金融市场的具体实效较为有限。公债风险是近代华资银行经营公债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计量实证进一步表明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面临着市场与政治的双重风险。银行业对公债经营的风险应对主要是从投资的选择以及内控制度的构建着手。为合理规避公债风险,银行业在调整自身经营、对政府债务政策发声、谋求信用保障之余,其自身亦进行了多层组织搭建与制度设计。近代华资银行业在经营公债之中还积极参与了政府三次公债整理。其中银行公会是公债整理的重要力量,银行公会积极协助银行业与政府进行交涉、同时联络商人团体共同参与公债整理并谋划公债基金的稳固,在公债整理之中发挥着联动作用。从制度变迁角度看,近代华资银行在经营公债过程中直接促进了近代公债法制建设以及国家公债基金制度的建立与演进。银行与政府协商博弈建立了新的公债管理组织,在制度创新上集中体现在银政“债权共同体”的构建。从债权信用角度上看,银行经营公债与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存在紧密关系,对推进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的构建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国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自始终在于对信用秩序的追求。而在其具体经营公债过程之中推进了中国近代国家信用的构建与金融制度的变迁。
二、晋钞发行对20世纪20年代山西金融业的积极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晋钞发行对20世纪20年代山西金融业的积极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加强互联网接入机构征信管理（论文提纲范文）
| 互联网征信业务中存在的问题 |
| 政策建议 |
（2）晚清到民国时期绥远地区的金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绥远地区金融发展的环境因素 |
| 一、优越的自然环境 |
| 二、特殊的地理位置与便捷的交通环境 |
| 三、逐渐繁盛的商业环境 |
| 第二章 绥远地区的金融机构 |
| 一、旧式金融机构 |
| (一)绥远地区的票号 |
| (二)绥远地区的钱庄 |
| 二、新式金融机构 |
| (一)绥远地区银行总体情况 |
| (二)绥远平市官钱局 |
| 第三章 绥远地区的货币 |
| 一、繁杂混乱的货币制度 |
| 二、独特的“谱拨”银钱制度 |
| 第四章 绥远金融的紊乱及对其整顿 |
| 一、混乱的金融状况严重影响了民众的生活 |
| 二、金融紊乱导致绥远平市票贬值 |
| 三、对绥远金融的整顿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清末民国山西传统金融业的近代转型研究 ——以大德通票号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关于山西传统金融机构近代转型问题的研究 |
| (二)关于晋商票号业发展的研究 |
| (三)关于近代山西金融业发展的研究 |
| (四)关于针对祁帮票号发展的研究 |
| 三、研究视角与方法、史料来源 |
| (一)研究视角与方法 |
| (二)史料来源 |
| 四、研究重、难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五、研究思路 |
| 六、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 |
| 第一章 清代山西票号的发展及其近代转型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清代票号产生前金融业概况 |
| 一、典当业 |
| 二、银铺 |
| 三、钱庄 |
| 第二节 清代山西票号发展概况 |
| 一、票号的产生与起步阶段:1823~1860 年 |
| 二、票号进一步发展阶段:1860 年~1890 年 |
| 三、票号发展鼎盛阶段:1890 年~1910 年 |
| 四、票号由盛转衰阶段:1911 年~1921 年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山西票号近代化转型的历史背景 |
| 一、辛亥革命时期金融动荡 |
| 二、民国初期的金融政策 |
| 三、民国时期山西省银行对传统票号业的挑战 |
| 四、阎锡山的金融政策 |
| 第二章 大德通票号近代转型发展过程 |
| 第一节 大德通票号的兴起 |
| 一、大德通票号兴起时的已有基础 |
| 二、从大德兴茶庄到大德兴票号的改组 |
| 第二节 大德通票号的发展 |
| 一、组织结构分析 |
| 二、业务项目分析 |
| 三、经营方针与盈利手段 |
| 第三章 清末民国时期大德通票号近代转型艰难路径 |
| 第一节 大德通票号的近代转型历程和内容 |
| 一、清末积极参与近代实业 |
| 二、民初支持阎锡山创办银行 |
| 三、民国时期大德通票号存、贷款经营 |
| 四、谨慎经营、裁撤分号 |
| 五、改组银号 |
| 第二节 大德通银号的最终没落 |
| 一、全面抗战时期大德通银号的艰难维持 |
| 二、解放战争时期大德通银号的没落 |
| 第四章 大德通票号近代转型的特点及其得失 |
| 第一节 大德通票号近代转型的历史特点 |
| 一、具有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金融机构特点 |
| 二、转型之路艰难坎坷 |
| 三、经营业务、范围的局限性 |
| 第二节 大德通票号近代转型得失及其不彻底的原因 |
| 一、大德通票号近代转型成功之处 |
| 二、大德通票号近代转型不彻底的自身因素 |
| 三、大德通票号近代转型不彻底的宏观因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4）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定义及研究意义 |
| 一、定义及有关概念解释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综述 |
| 一、1949年前政府涉外经济契约有关研究 |
| 二、1949年后近代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研究创新 |
| 一、研究内容创新 |
| 二、研究方法创新 |
| 第一章 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 |
| 第一节 法律关系的主体 |
| 一、中方主体 |
| 二、外方主体 |
| 第二节 法律关系的内容与客体 |
| 一、借款法律关系 |
| 二、建设工程法律关系 |
| 三、合伙法律关系 |
| 四、买卖法律关系 |
| 五、租赁法律关系 |
| 六、特许经营法律关系 |
| 七、其他类型法律关系 |
| 第三节 法律关系的特性 |
| 一、公私混合主体 |
| 二、私法性的内容 |
| 三、公法性的内容 |
| 四、契约涉外因素 |
| 五、国际经济因素 |
| 第二章 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之比较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契约与条约 |
| 二、准条约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 |
| 三、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条约体系的关系 |
| 第二节 法理比较 |
| 一、法的形式比较 |
| 二、法律关系比较 |
| 三、法的实施比较 |
| 第三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 |
| 第一节 晚清产生发展成型期(1840年至1912年) |
| 一、1840年至1870年 |
| 二、1870年至1894年 |
| 三、1894年至1912年 |
| 第二节 民国北京政府泡沫期(1912年至1927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消亡期(1927年至1949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四章 近代条约体系下外国银行之地位 |
| 第一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地位 |
| 一、“治外法权银行”概念 |
| 二、外国在华银行与条约制度 |
| 三、约束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制度 |
| 第二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特殊地位的取得 |
| 一、晚清的金融商业政策 |
| 二、晚清及民国的银行货币制度 |
| 第三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优势地位 |
| 一、法律地位优势 |
| 二、经营实力优势 |
| 三、优势地位的丧失 |
| 第五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 |
| 第一节 国际关系的影响 |
| 一、国际强权的基石 |
| 二、国际争霸的魅影 |
| 三、外交开路的投资 |
| 四、政治优先于经济 |
| 第二节 中外关系的制约 |
| 一、国际条约的直接制约 |
| 二、外交承认与契约继承 |
| 三、交战状态与契约终止 |
| 四、外交敌对与契约履行 |
| 第六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订立 |
| 第一节 影响契约订立的因素、订约人员及交涉方式 |
| 一、影响订约的因素 |
| 二、参与订约的人员 |
| 三、订约交涉的方式 |
| 第二节 中方订约程序——以政府决策为中心 |
| 一、中方决策的特点 |
| 二、中方决策的过程 |
| 第三节 外方订约程序——以市场决策为中心 |
| 一、外方决策的特点 |
| 二、外方决策的过程 |
| 第四节 中外交易程序——经济与政治的互动 |
| 一、询盘 |
| 二、发盘 |
| 三、还盘 |
| 四、接受 |
| 第七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演变 |
| 一、定义 |
| 二、形式演变 |
| 第二节 契约结构 |
| 一、契约首部 |
| 二、契约尾部 |
| 三、契约附件 |
| 四、契约正文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财务条款 |
| 二、管理条款 |
| 三、格式条款 |
| 第八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分类与特性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三、特性 |
| 第二节 契约产生背景与演变历史 |
| 一、舰炮与条约奠定的基石 |
| 二、早期国际工程建设草案 |
| 三、政治斗争与国际工程建设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性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技术及商务条款 |
| 四、附件和补充条款 |
| 第九章 近代中外间合资合作经营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类别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第二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商务技术条款 |
| 第十章 案例研究——以华美银行契约为例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举办银行的思潮 |
| 二、清政府内部争议 |
| 三、主要参与人物 |
| 四、“轰传世界”的华美银行协议 |
| 第二节 中美双方往来经过 |
| 一、中美合作的缘起 |
| 二、美方在中国的活动 |
| 三、中方赴美谈判 |
| 四、中外媒体有关报道 |
| 第三节 内外政治经济矛盾与契约订立 |
| 一、清政府内部强大的反对力量 |
| 二、美国政府的局外人态度 |
| 三、广泛的外国反对力量 |
| 四、失败的内部及客观原因 |
| 第四节 事件后续 |
| 结语 |
| 一、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一种法律关系 |
| 二、同一法律现象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解读 |
| 三、政府涉外经济活动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
| 四、终止履行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方式与结果 |
| 五、客观看待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公法性质 |
| 六、倒影民族资本处境的一面镜子 |
| 附录 |
| 一、1887年华美银行事件稀见史料 |
| (一) 李鸿章致美国国务卿巴夏的信 |
| (二) 《李鸿章咨周馥盛宣怀马建忠文》英文件 |
| (三) 李鸿章致美国费城商人黄腾派克的两封信 |
| (四) 美国驻天津总领事致米建威的信 |
| (五)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为马建常(马相伯)开具的介绍信 |
| 二、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目录表 |
| (一) 说明 |
| 参考书目 |
| 一、档案文献、资料汇编、文集 |
| 二、报刊 |
| 三、历史政治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四、法律经济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五、外人论着 |
| (一)中文 |
| (二)英文 |
| 后记 |
（5）全面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研究概况 |
| 二专题性研究 |
| (一) 金融危机与币制改革的关系 |
| (二) 币制改革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
| (三) 币制改革中的央地关系 |
| (四) 币制改革中的外交关系 |
| 三研究特点与展望 |
（6）民国时期中国地方官营货币发行机构的演化:一个隐喻的视角——基于抗战前山西省“四银行号”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源自母体的基因 |
| (一) 社会发行及私票的周行———山西金融商人发行的传统 |
| (二) 清末民初官方的各种发行 |
| (三) 阎锡山的个人经验 |
| 三、新生命的遗传与变异 |
| (一) 新的发行管理机构 |
| (二) 新的货币发行制度 |
| 四、个体的继续演化以及群体的模仿协同与创新 |
| (一) 个体再演化之一:山西省银行的改组和优化 |
| (二) 个体再演化之二:县银号与信用合作社的出现与运行 |
| (三) 模仿与协同:官营三银号的发行及“四银行号”的共进 |
| 五、小结 |
（7）民国时期大同城市发展研究（1914-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一）学术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近代中国单体城市史研究现状 |
| （二）近代大同城市史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框架体系分析 |
| 四、研究对象的时间与空间界定 |
| （一）时间界定 |
| （二）空间界定 |
| 五、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大同城市发展的自然、人文环境 |
| 第一节 大同城市发展的自然环境 |
| 一、大同自然环境概况 |
| 二、大同城市地理位置及其影响 |
| （一）军事战略地位 |
| （二）商业贸易地位 |
| 第二节 大同城市的人文环境 |
| 一、大同城市历史沿革及城市建置 |
| （一）明以前各个时期的大同城 |
| （二）明清大同传统城市格局的形成 |
| 二、行政区划的变迁 |
| （一）古代大同行政区划 |
| （二）民国以来大同行政机构的设置与变迁 |
| 小结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大同城市的阶段性发展 |
| 第一节 阎锡山治晋时期大同城市发展的近代化（1914—1937） |
| 一、大同城市经济的近代化 |
| （一）城市商业贸易的近代化转型 |
| （二）传统手工业的转变和新式工业的发展 |
| （三）传统金融业的衰落与新式银行的兴起 |
| 二、大同城市公用事业建设的开展 |
| （一）城市通信和交通体系建设 |
| （二）城市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善 |
| 第二节 日占时期大同城市的曲折发展（1937—1945） |
| 一、大同城市经济的嬗变 |
| （一）工业的畸形发展 |
| （二）商业经济的萧条 |
| （三）金融业的萎缩 |
| 二、大同城市公用事业建设的深入 |
| （一）城市通信和交通的发展 |
| （二）大同城市基础设施的营建和修整 |
| （三）大同城市规划的制定及评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大同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铁路修建与大同城市嬗变 |
| 一、近代铁路交通网的初建 |
| （一）京绥铁路 |
| （二）同蒲铁路 |
| （三）支线铁路 |
| 二、铁路开通对城市人口和城市格局的影响 |
| （一）铁路带动下城市人口的大幅度增长 |
| （二）铁路影响下城市商业中心的增加 |
| 三、铁路开通对城市经济的影响 |
| （一）铁路促使煤炭产业的迅猛发展 |
| （二）铁路刺激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
| 第二节 煤炭开采与大同城市嬗变 |
| 一、煤炭资源及其开采历史 |
| （一）煤炭资源 |
| （二）煤炭开采历史 |
| 二、煤炭工业与矿区城镇化 |
| （一）人口规模集聚，矿区初步形成 |
| （二）煤炭工业的扩大与矿区城镇化 |
| 三、煤矿的现代化生产管理方式与大同近代工业化 |
| （一）大同保晋矿务公司：近代山西机器采煤业的初创 |
| （二）晋北矿务局：大同煤矿的官办“公营” |
| （三）大同煤矿株式会社：华北最大矿务公司 |
| 第三节 近代战争与大同城市变迁 |
| 一、概述 |
| 二、战争对大同城市发展的影响 |
| （一）战争造成人口减少 |
| （二）战争造成经济损失 |
| （三）战争破坏城市基础设施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图附表目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8）经济发展时代交叠期中国金融工具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对中国经济发展历史阶段划分的研究 |
| 1.2.2 关于对金融工具的研究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 |
| 2.1 研究对象——时代交叠期中国金融工具范围的界定 |
| 2.1.1 时代的演变与交叠 |
| 2.1.2 金融工具的界定 |
| 2.1.3 金融工具创新 |
| 2.1.4 经济交叠期的金融工具创新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金融协调发展理论 |
| 2.2.2 金融功能理论 |
| 2.2.3 金融创新理论 |
| 2.2.4 本文主要理论 |
| 第3章 商业经济与农业经济交叠期金融工具创新 |
| 3.1 金融工具创新的客观经济要求 |
| 3.1.1 经济重心的转移 |
| 3.1.2 产生新的金融需求 |
| 3.1.3 适应新需求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 |
| 3.2 适应商业经济时代的金融工具创新 |
| 3.2.1 金融工具创新的时间脉络 |
| 3.2.2 金融工具创新的结构分析 |
| 3.2.3 金融工具创新的效应分析 |
| 3.2.4 金融工具创新的理论分析 |
| 3.3 金融工具创新所需要的支持因素 |
| 3.3.1 信用支持 |
| 3.3.2 先进的通信和防伪技术支持 |
| 3.3.3 国家、行会和企业的制度支持 |
| 3.3.4 具有宏观管理作用的机构支持 |
| 3.4 小结 |
| 第4章 工业经济与商业经济交叠期金融工具创新 |
| 4.1 金融工具创新的经济背景分析 |
| 4.1.1 经济近代化的发展趋势 |
| 4.1.2 工业发展产生了新的金融需求 |
| 4.1.3 适应新需求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 |
| 4.2 适应工业经济时代的金融工具创新 |
| 4.2.1 金融工具创新的时间脉络 |
| 4.2.2 金融工具创新的结构分析 |
| 4.2.3 金融工具创新的效应分析 |
| 4.2.4 金融工具创新的理论分析 |
| 4.3 金融工具创新所需要的支持因素 |
| 4.3.1 信用支持是创新的基础 |
| 4.3.2 技术支持是金融工具创新的“双刃剑” |
| 4.3.3 不断完善的制度支持 |
| 4.3.4 机构的宏观管理支持 |
| 4.4 小结 |
| 第5章 信息化经济与工业经济交叠期金融工具创新 |
| 5.1 金融工具创新的经济背景分析 |
| 5.1.1 网络电子商务的兴起 |
| 5.1.2 产生新的金融需求 |
| 5.1.3 适应新需求的机构和业务 |
| 5.2 信息化经济时代的金融工具创新 |
| 5.2.1 金融工具创新的表现 |
| 5.2.2 金融工具创新的分析 |
| 5.2.3 金融工具创新的经济效应 |
| 5.3 金融工具创新所需要的支持因素 |
| 5.3.1 历史上的金融工具创新支持因素所发挥的作用 |
| 5.3.2 历史得出的结论 |
| 5.3.3 新时期金融工具创新所需要的支持因素 |
| 5.4 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一、结论 |
| 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9）政治漩涡中的北京总商会研究（1916-193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史料 |
| 四、创新点 |
| 第一章 北京总商会的发展演变 |
| 第一节 北京经济从繁荣到萧条 |
| 一、北京繁荣的商业经济 |
| 二、迁都之争与经济凋敝 |
| 第二节 北京总商会的发展演变 |
| 一、扩充会员及发展困境 |
| 二、商会会长及王文典改革 |
| 三、商会选举及风波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争与动荡中的北京总商会 |
| 第一节 商会的和平运动 |
| 一、1918年的和平运动 |
| 二、直皖战争时商会的和平运动 |
| 三、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商会对和平的呼吁 |
| 第二节 战争的危害 |
| 一、商业萧条 |
| 二、交通梗阻 |
| 三、金融恐慌 |
| 四、民众畸形心理的形成 |
| 五、勒款与兵劫 |
| 第三节 战争中商会的应对 |
| 一、调节民食 |
| 二、维持金融,筹集军费 |
| 三、禁止军队入城与武装自卫 |
| 第四节 战争善后 |
| 一、慰劳军队 |
| 二、救济难民 |
| 三、国民裁兵运动 |
| 第五节 动荡政局与铜元票危机 |
| 一、军警索饷与政治逼宫 |
| 二、铜元票危机 |
| 小结 |
| 第三章 革命与反革命对垒中的北京总商会 |
| 第一节 首都革命 |
| 一、政变之初的北京总商会 |
| 二、反军阀与反帝运动的高涨 |
| 第二节 奉系执掌北京 |
| 一、治安会维持政局 |
| 二、军用票问题 |
| 第三节 奉系败退与国民党入主北京 |
| 一、总商会参加治安维持会及维持金融 |
| 二、鲍毓麟离京 |
| 三、欢迎革命军 |
| 四、总商会向国民政府靠拢 |
| 五、商民协会与总商会的合作与冲突 |
| 小结 |
| 第四章 从反日滑向亲日的北京总商会 |
| 第一节 五四运动与福州事件 |
| 一、五四时期的反日运动 |
| 二、福州事件 |
| 第二节 五卅运动中的北京总商会 |
| 一、援助沪案运动的兴起 |
| 二、沪案后总商会的应对 |
| 第三节 九一八事变后商会的反日运动 |
| 一、商会与抗日救国会的冲突 |
| 二、商会与抗日救国会的合作 |
| 三、商会募款支持抗战 |
| 第四节 七七事变后的商会 |
| 一、慰劳前方将士 |
| 二、稳粮价,办平粜 |
| 三、救济难民 |
| 四、参加地方维持会后的活动 |
| 五、刺刀下商会的沉沦 |
| 小结 |
| 第五章 纳税与抗捐 |
| 第一节 警饷问题 |
| 一、反对警捐 |
| 二、反对四项加一捐 |
| 第二节 奢侈税问题 |
| 一、奢侈税的初步交涉 |
| 二、总商会拒绝缴纳奢侈税 |
| 三、筹集乐捐 |
| 四、乐捐缴款方式之争 |
| 五、奢侈税的废除 |
| 第三节 废除崇文门税关运动 |
| 一、崇文门税关对商业的危害 |
| 二、废崇运动的兴起 |
| 三、废崇成功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北京商人与“商战” |
| 二、北京总商会对利益的追求 |
| 三、民族主义下北京总商会的艰难抉择 |
| 四、捐税:商会与政府关系的另一种透视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读博期间学术成果 |
（10）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评述 |
| 三、本文思路、研究方法及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近代公债知识的引介、传播与华资银行早期公债经营 |
| 一、“公债”新知的引介与传播 |
| (一) 近代以前“公债”涵义及其存在形态 |
| (二) 清末西学中“公债”概念的输入与对接 |
| 二、清末民国政商界对公债与金融关系的认知与实践 |
| (一) 早期洋务派倡导“国际金融市场举债观” |
| (二) 盛宣怀等谋划建立国内公债经理机构 |
| (三) 民国时期新式银行家公债经营理念 |
| 三、晚清国内公债的肇始与华资银行早期公债经营 |
| (一) 晚清政府外债与外资银行业在华的发展 |
| (二) 清末民初华资银行的建立与公债经营的初步展开 |
| 第二章 近代银行业经营政府公债的实践 |
| 一、近代银行经营政府公债的环境 |
| (一) 国家公债制度安排以及政策环境 |
| (二) 近代公债市场的发展及交易网络的构建 |
| 二、民国前期政府公债发行及银行业承购(1912-1937) |
| (一) 北京政府公债发行与银行业承购 |
| (二) 南京国民政府公债发行与银行业承购 |
| 三、近代华资银行业经营公债对国家财政、金融的影响 |
| (一) 扩大了国家财政募债方式及其募债范围 |
| (二) 促进近代国家财政信用的构建与演进 |
| (三) 推进华商证券市场发展及其制度演进 |
| 第三章 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的效应与业务制度的扩展 |
| 一、近代政府公债与银行业发展效应的计量实证分析 |
| (一) 近代华资银行业数量与资力概况 |
| (二) 基于公债与银行关系的回归分析及历史解释 |
| 二、政治、市场与行业利益复合型博弈：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的效应分析 |
| (一) 丰富银行业务范围与扩大获利渠道 |
| (二) 行业利益与政治的互动与博弈：以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公债运行为中心 |
| 三、经营公债与近代银行业务制度的扩展 |
| (一) 公债与近代银行发钞、领券制度 |
| (二) 公债与近代商业银行抵押放款制度 |
| (三) 公债与近代商业银行储蓄、公债贴现制度 |
| 第四章 近代中央银行与政府公债经营及其影响 |
| 一、近代中央银行的建立与政府公债的关系 |
| 二、近代中央银行与政府公债的经营 |
| (一) 中央银行获得授权经理政府公债 |
| (二) 中央银行参与买卖政府公债 |
| (三) 中央银行参与公债的保管、调换以及还本付息 |
| 三、近代中央银行经营公债的影响分析 |
| 第五章 近代银行业对公债风险的规避与内控制度初步构建 |
| 一、近代银行业对经营公债风险的认识 |
| (一) 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风险的计量分析 |
| (二) 对公债风险认识与研究的不断深入 |
| 二、近代银行业对经营公债风险的规避 |
| (一) 调整投资方向,分散公债风险 |
| (二) 反对借新债还旧债,协商公债承销 |
| (三) 谋求政府信用承诺与保证,筹划公债基金的建立及稳固 |
| 三、多层组织网络的搭建与风险控制制度设计 |
| (一) 银行同业协同经营公债,组织规避风险的联合 |
| (二) 搭建银政共管公债基金管理制度 |
| 第六章 近代银行业与政府公债整理及制度演进 |
| 一、近代政府三次公债整理与银行业的互动 |
| (一) 近代华资银行业与北京政府公债整理 |
| (二) 银行业与南京国民政府两次公债整理 |
| 二、近代银行业同业组织与政府公债整理：以上海银行公会为中心 |
| (一) 积极谋划、参与三次公债整理 |
| (二) 多方谋求整理公债基金稳固 |
| (三) 搭建各界与行业公债整理互信渠道 |
| 三、经营公债与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制度的演进 |
| (一) 银行业与近代政府公债法制建设 |
| (二) 银行业与近代政府公债基金管理制度的演进 |
| (三) 近代国家与民间债权共同体的构建 |
| 结语 |
| 一、近代政府公债与银行业变迁的历史性审视 |
| 二、国家信用、债信秩序与制度变迁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晋钞发行对20世纪20年代山西金融业的积极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加强互联网接入机构征信管理[J]. 龙建平. 中国金融, 2021(03)
- [2]晚清到民国时期绥远地区的金融[D]. 张颖. 内蒙古大学, 2019(05)
- [3]清末民国山西传统金融业的近代转型研究 ——以大德通票号为中心[D]. 赵婧.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4)
- [4]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D]. 谈笑.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5]全面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研究综述[J]. 聂庆艳. 民国研究, 2017(02)
- [6]民国时期中国地方官营货币发行机构的演化:一个隐喻的视角——基于抗战前山西省“四银行号”的研究[J]. 米嘉,杨军.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17(05)
- [7]民国时期大同城市发展研究（1914-1945）[D]. 李玉林. 江西师范大学, 2017(04)
- [8]经济发展时代交叠期中国金融工具创新研究[D]. 李芳. 山西财经大学, 2016(08)
- [9]政治漩涡中的北京总商会研究（1916-1938）[D]. 张淑生.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4)
- [10]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D]. 刘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