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樊纲：高于10％的增速会引发通缩（论文文献综述）
王薇[1]（2021）在《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了居于主导地位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存在显着缺陷。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均侧重于对利率和汇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调控,往往忽视了银行信贷因素对实体经济发展及经济波动的影响。党的十九大要求我国金融体系建设应服务于实体经济,同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增长。一方面尽力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另一方面最大程度地降低金融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基于此背景,本文在推导信贷供给对宏观经济的微观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总量调控、结构优化、价格传导、风险累积四个维度展开实证分析,最后从宏观经济政策视角探究了信贷监管政策对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三大目标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首先,本文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微观视角探究了信贷供给波动对宏观经济影响的传导机制,发现信贷供给增加能够短期内带动投资水平迅速上升并促进资本存量的长期积累,信贷供给对投资存在扩张性影响,但会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使得短期内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驱动,在长期主要依靠消费拉动。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应用基于GAS过程的时变转移概率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回归（MS-GAS-TVTP）模型对我国信贷供给波动和产出波动进行阶段性变迁识别和时变转移分析发现,在经济衰退初期,信贷供给波动表现出强烈的“顺周期”特征,经济环境恶化会在短期内导致信贷紧缩,但随着信贷扩张政策的逐步实施,信贷供给对产出的引导效应逐渐显现。基于时变协整模型对信贷供给与产出的动态联动关系进行检验发现,我国信贷供给与产出之间同向动态联动,信贷扩张能够带动我国经济增长,信贷收缩会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衰退程度,信贷供给对产出的时变影响系数在长期基本趋于稳定,二者趋于长期均衡。其次,考虑到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和收缩对宏观经济可能存在非对称影响效应,本文进一步从产出增长和物价稳定的角度出发应用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展开探究。研究发现,在经济衰退期,可以通过扩张信贷的方式增强企业投资积极性、促进实体经济恢复平稳增长;在经济扩张期,信贷扩张对产出的带动效果会随着产出总量的不断积累而逐渐减弱,并加剧通货膨胀;信贷收缩虽然能够降低通货膨胀水平,但无法完全抵消信贷扩张带来的通胀风险,并且会对经济增速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期限结构视角应用SV-TVP-FAVAR模型探究了推动我国产出增长和通货膨胀水平上升的信贷供给根源。研究发现,我国中长期信贷供给增加虽然能够显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但同时对通货膨胀也具有强烈的促进作用,非金融企业中长期信贷供给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未能占据优势;相较于中长期信贷,我国短期信贷供给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不具优势,我国短期住户消费信贷供给增加对经济增长存在逐渐减弱的负向影响,并且不会引起强烈的通货膨胀效应,证实了扩大内需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降低通货膨胀损失的可行路径之一。随后,本文进一步基于价格传导视角运用贝叶斯估计的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ST-BVAR）模型分析了不同经济状态下信贷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并探讨不同时期我国信贷价格政策的有效性。结果发现,在经济衰退期,信贷价格下调能够引导第二、三产业投资和消费增加,进而从需求侧驱动经济增长,信贷价格政策的传导渠道基本畅通,政策基本有效。在经济扩张期,我国利率市场化尚不完全且居民储蓄率水平相对较高,存在“金融抑制”和“消费抑制”双重抑制现象,因此我国信贷价格下调仅能通过促进第三产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传导渠道均存在梗阻,极大地降低了信贷价格调控政策的有效性。接下来,本文进一步基于风险累积视角运用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分析了信贷风险累积对我国宏观经济及信贷调控有效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信贷风险累积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对产出、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均呈现出抑制效应,但影响强度随经济下行程度加深逐渐增强,并且信贷风险累积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最为强烈。信贷供给对产出、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的影响效应在不同信贷风险累积程度下表现出显着的异质性。当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的经济目标时,信贷风险累积水平应当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既不能为了追求低不良水平过分惜贷,也不能为了投资扩张过度放贷。当以“稳定物价、促进货币流通”和“金融稳定”为主要目标时,应全力避免过度放贷和过度负债,同时加强贷款发放前后的审慎监管,尽量减少非理性的竞争行为和代际遗忘,尽可能降低银行资产中的不良资产规模,并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流程。最后,本文基于宏观经济政策视角运用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探究了信贷监管政策对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三大目标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为更好地完善“双支柱”框架提供参考。研究发现,在经济下行期,流动性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能够显着增强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调控效果,但会形成通货膨胀问题,因此,需要在“促增长”和“稳通胀”目标中进行取舍。在经济平稳期,价值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但信贷监管政策的动态调整不会对数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产生显着影响,二者可以各自调控,能够同时实现“稳增长、稳通胀、稳金融”三大目标。在经济过热期,价值类的信贷监管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存在“政策冲突”,二者难以在动态调控中同时实现“金融稳定”与“价格稳定”。流动性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能够增强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抑制效果,两政策配合能够同时实现“稳金融、降通胀”的目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增长”,是经济过热期最优的政策协调模式。除此之外,货币政策在金融稳定目标的调控上不具优势,维持金融市场稳定还是应以信贷监管政策为主。
李卓[2]（2021）在《我国区域性金融风险的计量研究》文中指出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近年所发生的一次重大跨区域金融风险事件,它使得世界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历经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影响程度最深的一次下行调整。危机产生的严重后果以及此后持续数年的风险处置与应对,促使人们大幅提升对金融风险问题的关注,并拥有更多的历史样本与经验证据去探索金融风险生成演化相关机制,也发展出了更为多元的研究视角。就我国而言,长期的政策刺激以及地方政府具有独特影响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带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不断累积金融脆弱、加重环境扭曲,导致各地金融风险防控形势依旧严峻。中国已有的重大金融风险都是发生在某些特定区域范围之内,特别是近年来浙江温州、内蒙鄂尔多斯、陕西神木等地区相继出现的风险事件,使我们意识到,对于一个经济地理空间十分巨大、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异质性的国家,金融风险会更多地表现出区域性的特征与后果。正是基于上述对于整体环境及历史样本的认知,本文选取区域性金融风险的视角开展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结合我国现实状况,认识区域性金融风险。第2章,详细界定区域性金融风险内涵,归纳其特征,并结合当前实际,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生成的内外部因素进行理论分析。论述中将关注视角重点放在我国特有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及其所面对的区域环境。在金融风险动态演化方面,重点围绕金融体系内部各机构之间,金融体系与政府、企业、家户等部门之间,以及不同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多种关联互动渠道,探讨金融风险区域内外的传染机制,并就区域性金融风险演化发展给予理论描述与说明。其次,构造区域性金融风险测度指标,识别我国区域风险状态及其引致因素。第3章,利用熵权法合成风险测度指标,测算我国各省份区域性金融风险时变特征。结果表明,2009至2017年中国区域性金融风险呈现震荡上升趋势,多数省份2017年金融风险水平已明显高于2009年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风险水平。在风险贡献方面,地方政府债务负担为首要风险因素,而信贷相关问题以及房地产泡沫也是明显高于其他因素的重要风险动因。该部分还采用KMV违约模型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测算,描述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严峻状态,进一步佐证风险测度结论,也为后续研究做好铺垫。第三,聚焦政府公共部门,刻画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政府公共部门是区域性金融风险的首要来源。第4章,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对我国省际区域性金融风险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分析,实证检验二者的空间关联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对区域性金融风险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二者存在共振效应;区域性金融风险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而改善经济基础、金融环境、法治环境以及经济参与主体,对于缓释金融风险和地方债务违约风险具有积极作用。第四,关注实体企业部门,实证产业结构变化与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关系。企业部门也是区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第5章,立足三次产业结构以及部分重要行业发展的视角,分析产业结构差异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效应。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考察产业结构调整结果与区域性金融风险关系。研究发现,第二产业占比增加总体上可以降低区域性金融风险,而第三产业占比对风险测度的总体影响则为正值。第二产业中,工业占比对区域性金融风险影响表现为负,而建筑业占比的影响表现为正;第三产业中,金融保险业以及房地产行业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表现为正,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的影响总体表现为负,住宿和餐饮业未见显着影响。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相应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产业结构对区域性金融风险影响的动态路径。实证结果除基于动态角度进一步验证了第二、第三产业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方向外,还进一步揭示了工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等重要行业与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关系。最后,站在房地产泡沫传染视角,分析区域性金融风险的空间关联效应。外溢传染是区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危害特征。第6章,围绕房地产泡沫这一区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引致因素,采用动态DY连通测度方法,实证考察区域性金融风险空间关联问题。研究显示,我国各类别城市群体间的总体连通度测算结果较好地捕捉了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状态,其中,2016至2018年高位运行以及近期连通度明显抬升,提示金融风险引致因素在相应时点的跨区域联动现象。此外,就各类城市群体之间房地产市场关联关系看,一线城市同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群体之间存在持续的较高正向关联,同时,一线城市对二线以及三线城市群体的净溢出效应近期有所减弱,而二线城市对新一线城市与三线城市的净溢出效应近期却显着加强。上述实证结果,不仅描述了地产泡沫传播的方向与力度,也为控制房地产泡沫这一重要风险引致因素提供了区域关联视角下的治理依据。整体而言,本文按照认识区域性金融风险,测度区域性金融风险,识别风险重要引致因素,刻画风险因素作用机理,分析风险空间关联机制的基本逻辑和顺序,围绕中国区域性金融风险的现实问题,给出了多元视角的计量刻画,对于我国金融风险防范工作具有积极理论意义。
张家源[3]（2020）在《财政预算软约束对中国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国内金融周期的视角》文中认为中国的地方金融风险是一个内生于中国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问题。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大,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上升,潜在的地方金融风险有演变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研究新形势下地方金融风险的成因,防止金融风险进一步引发金融危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城市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财政分权”与“金融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要想突破不平衡的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限制,持续主导地方经济发展,必然会依靠财政预算软约束。因此,城市经济体的财政预算软约束在中国地方金融风险的产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鉴于金融周期对金融风险的影响,本文从国内金融周期的视角,探讨财政预算软约束对中国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并提出核心观点:财政预算软约束会通过影响地方金融周期,引发地方金融风险;地方金融周期所处阶段和相对于全国的偏离程度不同,财政预算软约束对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与程度也存在差异。本文的研究遵循从规范到实证的研究范式,通过理论分析、统计测算、实证检验逐步深化对财政预算软约束影响地方金融风险机制的研究。在理论分析部分,首先,在分析中国城市经济体发展模式的基础上,阐述了国内金融周期理论运用到中国城市经济体中的可行性;引入国内金融周期理论中“准安全资产”、金融体系“弹性”和“病理性”金融周期的概念;分析了地方金融周期形成的因素以及地方金融周期对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路径。第二,分析了地方经济体财政预算软约束的演变,阐述了以土地财政为主导的财政预算软约束模式和准安全资产模式主导的财政预算软约束模式在形成机制、影响路径等方面出现差异的原因,以及准安全资产模式主导下的财政预算软约束对地方金融风险的直接影响。第三,结合财政预算软约束的影响机制与国内金融周期的形成机制,从信用扩张机制、宏观杠杆率和信贷流向的行业分布角度说明财政预算软约束影响地方金融周期的机制。第四,综合金融周期理论的相关观点,分析了地方金融周期变化对信用扩张外部环境的影响。通过模型推导,指出金融周期变化会改变货币政策影响的地区异质性,不同金融周期阶段下,金融机构的预期稳定性不同,这使得不同金融周期阶段下风险传递渠道的占比出现差异。在统计分析部分,构建了一系列财政预算软约束指标,分别衡量土地财政、准安全资产渠道的预算软约束水平、准安全资产信用水平的变化、预算内的财政预算软约束和房地产内生于财政预算软约束程度等。在国内金融周期理论基础上,构建了一系列衡量地方金融周期以及地方金融周期相对于全国金融周期偏离度的指标,包括中期金融周期指标、BIS法金融周期指标、金融周期系统性正向偏离度指标、简单加权法金融周期累计正向偏离度指标。还借鉴金融风险测算方法,构建了门槛值法金融风险值,简单加权法金融风险值以各金融风险指标的累计大小来衡量地方金融风险。通过统计分析各类指标特征,发现财政预算软约束、金融周期和金融风险呈现差异和一定相关性。实证检验部分分为两个板块深入研究。第一个部分借鉴计量经济学的变量关系概念,将金融周期在财政预算软约束影响地方金融风险过程中的作用归纳为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提出并证明了准安全资产渠道主导的财政预算软约束是金融体系“超弹性”形成的微观基础,通过改变地方金融周期,影响地方金融风险;金融周期的调整会影响财政预算软约束对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程度。通过实证分析,还发现准安全资产渠道和房地产内生于财政预算软约束的程度,更容易通过金融周期,引发系统性的地方金融风险。金融周期主要通过金融周期偏离度和金融周期所处阶段发挥调节作用。第二部分通过实证检验,分析说明在财政预算软约束影响地方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地方金融周期发挥作用的实现路径。财政预算软约束通过地方金融周期影响地方金融风险的机制,源于信用货币制度下内生货币供给对信用扩张的改变。土地财政下的信用扩张突破了预算收入的制约,准安全资产下的信用扩张突破了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且相应增加房地产市场内生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软预算约束的程度,这减少了信用扩张中实体经济发展与全国金融系统变化对其的制约,增加了地方金融周期上行及波动的程度,进而增加地方金融风险。在金融周期偏离和金融周期阶段的调节效应方面,通过分析货币政策冲击响应函数在不同金融周期阶段及偏离度下的变化,说明地方金融周期对货币政策区域异质性效果的影响;通过分析金融周期阶段性变化对土地出让金及城投债规模的趋势性变化产生的影响,说明地方金融周期对市场参与者预期稳定性的影响。最后,结合中国国情,本文对防范和化解地方金融风险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刘震[4]（2020）在《高杠杆陷阱与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实证分析与理论研究》文中指出高杠杆陷阱描述了一种进退两难的政策选择困境。如果放任非金融部门杠杆率继续上升便是埋藏了未来发生债务危机的定时炸弹,对长期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反之,如果对杠杆率的上升加以政策干预,则有可能因为信贷供给紧缩或者融资成本增加不利于短期经济稳定,一定程度上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势似乎陷入了高杠杆陷阱（黄益平,2016）。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标志,我国非金融部门为对冲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冲击进入加杠杆阶段,其中家庭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均在危机后显着提高。目前中国宏观杠杆率已经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以较快的速度逼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引发社会各界和政府决策部门重视高杠杆问题的原因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以来不断阶段性下滑的经济增长率。当经济增长速度经历持续下行区间时,对于杠杆率较高的非金融企业来说,其产生的利润难以覆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所以企业可能会选择借新债还旧债,这样会导致经济中庞氏债务人的比重不断提高,宏观经济运行风险不断上升。如果处置不恰当则可能会产生2007至2009年美国“大衰退”式的经济衰退,甚至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失落的二十年”式的长期经济增长停滞。从实际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入手,利用多种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递进有序的研究了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上升与宏观经济稳定的相关问题。本文研究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我国是否存在非金融部门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其二,高杠杆的经济运行模式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会有何种影响?其三,宏观审慎的金融监管政策是否可以有效地实现结构性去杠杆和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解答上述—系列问题对于实现结构性去杠杆以及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稳定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和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中长期目标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具体研究内容和主要结论如下:本文第二章关注的是我国是否存在非金融部门债务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利用横向跨国比较和纵向历史比较等方法分析我国杠杆率的发展演变以及分布特征。通过对统计数据的初步分析发现,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已经高于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并且已经逼近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家庭、非金融企业和政府等实体经济部门继续加杠杆的空间在不断缩小。然后,在假设长期均衡杠杆率取决于宏观经济基本面信息的条件下,利用包含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估计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从而测度我国各个实体部门和整个非金融部门的长期均衡杠杆率,利用该长期均衡杠杆率判断是否存在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主要结论有:首先,通过对比三个实体经济部门和非金融部门杠杆率长期均衡方程和短期均衡方程可知,收入水平、政府规模和实际汇率是影响三个实体经济部门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杠杆率的共同因素,人口因素、房地产价格和贷款利率是仅影响家庭部门以及非金融企业部门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杠杆率的结构因素。其次,将杠杆率的长期均衡值与各部门实际杠杆率进行比较后发现: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大幅度高于长期均衡值,说明非金融企业由于“资金空转”和“脱实向虚”等问题积累了较多的债务风险和潜在隐患;政府实际杠杆率接近长期均衡值,说明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家庭杠杆率持续向长期均衡水平收敛,所以家庭继续加杠杆的空间越来越小。无论是从加杠杆速度还是债务存量等角度来说,导致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的主要原因是非金融企业部门快速增加的杠杆率。第二章通过相关统计数据的初步分析说明不同部门杠杆率的变化都与宏观经济运行息息相关,而宏观经济的发展水平也决定了各部门的均衡杠杆率。但是,尚未说明杠杆率变动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机制和强度。所以,第三章关注的问题是我国非金融部门及单个部门杠杆率上升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机制和强度,也希望能够揭示宏观经济运行的波动对我国非金融部门和各个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的影响。为了分析该问题,本章利用我国1996年1季度至2018年2季度的宏观数据构造TVP-SV-SVAR模型分析了各部门杠杆率变化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冲击,通过第三章的实证分析发现杠杆率的外生变动对宏观经济运行具有典型的总需求冲击特征,即刺激经济增长加速的同时也带来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但是,加杠杆行为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力主要集中于短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加杠杆行为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中长期影响力将逐步减弱。实证分析也说明单纯依靠紧缩货币政策不一定能够实现降低杠杆率的目的,反而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或者保持温和的通货膨胀率是有效降低杠杆率的可能途径。第二章通过长期均衡杠杆的概念说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过高的现实问题,第三章又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说明杠杆率的上升会通过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导致出现经济过热的迹象。但是,加杠杆行为具有不可持续性,高杠杆的经济运行模式所积累的金融风险终会通过各种形式暴露出来。基于现代宏观经济学“宏观现象与微观基础”的研究理念,本章选择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从微观个体层面的经济行为出发,构造宏观总量层面上的动态经济学模型并将该模型用于研究高杠杆下宏观经济波动的特征和面临不利冲击干扰时高杠杆经济体自我调整和自我稳定的能力。通过第四章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发现,高杠杆稳态下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标准差显着大于低杠杆稳态的情况。除了要重视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的危害,也要重视家庭加杠杆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危害。主要原因在于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以后资金可用于生产也可用于投机,但是家庭部门加杠杆更多是投资房地产而房地产具有泡沫资产的属性,泡沫资产并不会创造新的价值只会引发投机浪潮,所以给宏观经济稳定产生不利影响。高杠杆稳态下基于家庭效用函数测度的社会福利水平小于低杠杆的情况,进一步说明在高杠杆情况下宏观经济波动总体大于低杠杆的情况。另外,通过外生冲击模拟对经济活动的各种扰动可以说明高杠杆稳态的经济体总产出水平波动性显着大于低杠杆稳态的情况,并且低杠杆稳态下价格和名义汇率等名义变量灵活调整可以吸收部分外生冲击对实际变量的影响。当经济体的债务杠杆水平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时,遭遇不利因素冲击后,高杠杆经济体表现出抗风险能力差、自我稳定能力弱的特征。严重依赖间接融资的经济结构本身极易发展成为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的结构性因素,成为悬在稳定经济增长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前文分析说明了中国经济高杠杆问题的存在性、杠杆率变动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和机制以及高杠杆的经济运行模式存在的潜在风险之后,本文的第五章关注是宏观审慎的金融监管政策在实现结构性去杠杆和优化资源配置的政策效果和途径。基于前三章的研究可知,中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而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中存在着明显的二元所有制经济结构特征。本章构造了一个包含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两部门开放经济DSGE模型分析如何利用资金需求端管理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有针对性的抑制上游国有企业继续快速加杠杆,从而达到防范金融风险的目的。通过DSGE模型的模拟发现,杠杆率贷款税作为需求端管理的宏观审慎政策有助于解决国有企业高杠杆高债务问题以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面临的债务融资结构不均衡现象。在稳态层面上,在杠杆率贷款税的干预下,贷款资金由生产率相对偏低的上游国有企业部门转移到了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下游民营企业,贷款资金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再分配作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阶梯型上升趋势。在动态转移的情况下,杠杆率贷款税的资金再分配作用—方面通过“看不见的手”筛选投资项目质量,另—方面抑制国有企业部门新增贷款速度,从引导贷款资金从国有企业部门流向民营企业部门,即可以缓解民营企业外部融资困境,也可以改善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并提高资本金的积累。此外,以杠杆率贷款税作为宏观审慎金融监管工具,在该政策工具的干预下由家庭效用函数为基础测度的社会福利水平明显增进,说明该项政策干预可以起到稳定经济波动与金融波动的作用。同时,第五章也涉及了需求端管理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政策协调问题,主要结论为:在供给侧冲击的干扰下,应该优先选择“松货帀+严监管”的中性稳健的政策组合。另外,在宏观经济政策锚定变量选择问题上,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应该盯住金融稳定（国企新增贷款和资产价格增长率作为锚定变量）,而货币政策应盯住经济稳定（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作为锚定变量）。通过本文的研究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定和调整有三点启示:第一,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单纯依靠紧缩性货币政策无法完成去杠杆以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任务,反而会引起经济活动紧缩导致杠杆率不降反升。原因是紧缩货币政策会抑制总需求,从而降低总产出水平使得作为杠杆率分母的名义GDP缩小,同时由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的经济下行使得企业利润降低从而难以覆盖债务的本金或利息,因此企业会倾向于借新债还旧债。根据我国当前债务分布和组成结构情况,应当向产业链上游的非金融企业中的高杠杆运行的国有经济成分征收额外的杠杆贷款税,即通过增加高杠杆运行的非金融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从而抑制高杠杆企业过度借债的动机。杠杆贷款税可以作为资金需求端管理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使用。同时,应重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协调合作,应避免出现政策效应叠加的情况出现。在货币政策应盯住经济稳定,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应该盯住金融稳定条件下,有效的方法是构造“松货币+严监管”的中性稳健政策组合模式,从而取代“紧货帀+严监管”的双重紧缩政策组合,从而能够实现稳定宏观经济波动和金融波动的双重目的。第二,治理非金融企业部门高杠杆问题时,应该同时加强对政府部门负债行为的约束,体现在规范化和制度化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手段。就目前来说,政府债务虽然没有爆发债务违约的风险,但是也要注意公共部门债务扩张对私人部门资金的挤占。除此之外,应该重视改进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机制。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锦标赛制度和以GDP为纲的官员政绩评价标准是激励地方政府官员依靠举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主要原因。所以,应该制定更加科学的地方官员政绩考评体系,降低GDP等指标的贡献权重,同时将地方政府杠杆率作为考评标准纳入考评体系,从而抑制地方政府官员依靠债务融资短期快速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逐利动机。第三,警惕家庭加杠杆。根据本文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和传导机制分析可知,家庭部门加杠杆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力不亚于非金融企业部门。家庭部门加杠杆进入房地产市场投资的行为将会推动房价上升并且挤出消费。房地产具有泡沫资产的属性容易引发投机行为引起金融波动,而家庭债务的增加会挤占家庭的现金流,从而挤出消费会导致总需求紧缩从而容易导致总产出下降。在家庭继续加杠杆的空间日趋饱和的今天,房地产市场过热是引起家庭加杠杆的动因,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应该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不动摇。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基于局部调整模型的建模思路,利用跨国面板数据构造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经过变换得到关于杠杆率的短期均衡方程和长期均衡方程。在给定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信息的条件下,利用杠杆率的长期均衡方程测度杠杆率的长期均衡值。利用杠杆率的长期均衡值判断当前实际杠杆率是否存在偏低或者偏高的问题。从数量上讲,2012年以后非金融部门杠杆率的上涨主要是由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导致的。经测算可知,非金融企业部门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杠杆率可能是由“脱实向虚”或者“资金空转”等问题导致的。第二,在结构性去杠杆过程中释放的潜在债务风险与全球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相互作用的情况下,本文构造的DSGE模型包含信贷市场的金融摩擦又包含国际经济部门的外部冲击。在构造金融摩擦方面,同时刻画了信贷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面临的金融摩擦。特别是针对资金需求方,分别考虑了家庭负债和企业负债、国有企业负债和民营企业负债的区别与联系。在国际经济部门方面,刻画了来自世界金融市场的波动（世界利率波动）和外部需求的变化（进出口贸易）给我国的宏观经济稳定带来外部冲击。第三,本文通过包含微观基础的定量宏观经济学模型,在刻画了非金融企业部门所有制二元经济特征的情况下,研究了杠杆贷款税做为资金需求端管理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政策效果、传导机制以及杠杆贷款税与货币政策利率之间的政策协调和政策叠加问题。本文认为向产业链上游的非金融企业中的高杠杆运行的国有经济成分征收额外的杠杆贷款税,通过增加高杠杆运行的非金融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可以抑制高杠杆企业过度借债的动机,从而达到防范风险和结构性去杠杆的目的。
张洁琼[5]（2020）在《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动机及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非金融企业是实体经济的代表和支柱,但自2012年以来,我国非金融企业呈现明显的金融化趋势,企业配置的金融资产比重以及金融渠道收益占比均持续攀升。适度的金融化发展有助于改善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和融资效率,但是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来看,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程度加深恰发生在中国实体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企业金融化是否会挤占实业投资,导致经济“脱实向虚”、产业“空心化”等局面引人担忧。2018年以来金融监管机构陆续出台政策措施限制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旨在引导企业专注主业发展,避免过度金融化。已有研究指出,企业金融化对经济的影响并不都是负面的,在实体经济利润率下滑时,资本涌向金融资产一定程度上能改善企业的经营绩效,有助于平滑投资,使企业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实现平稳过渡。另外,非金融企业的影子银行化有助于改善银行信贷歧视造成的金融资源错配,使信贷资源在企业间实现二次配置。但是,已有研究仅止步于实证检验非金融企业会使用外部融资参与金融资产投资,但却没有进一步验证企业金融化的资金究竟流向了何处,而这恰是评判企业金融化是否能优化资源配置的关键。若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资金是流向生产效率更高、但受银行信贷排斥的中小民营企业,则企业金融化将有助于优化资金配置效率。而若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资金最终仍流向了传统低效行业或用于金融、房地产领域投机套利,则企业金融化不仅无法有效优化资金配置,相反可能会加重金融错配。作为中国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不容忽视的现象,我国当前的企业金融化水平究竟如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企业金融化的动机和驱动机制又是什么?企业金融化发展究竟是会挤占实业投资,加重经济结构失衡,还是有助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改善企业经营绩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监管部门精准调控,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本文首先从现状分析入手,测算了 2007-2017年间我国企业金融化的整体变动趋势,分析了我国非金融企业在金融资产配置上的风险偏好以及企业间的异质性特征。随后,从研究企业金融化的动机入手,实证检验了企业金融化是否会挫伤实业投资,导致产业“空心化”。最后重点围绕企业金融化是否可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展开研究。首先,分析我国企业金融化的典型模式——企业影子银行化的业务机制以及驱动机制;其次,通过实证检验企业影子银行化程度上升对不同所有权性质、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企业的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了企业影子银行化二次配置的金融资源流向;最后,通过实证检验企业间影子信贷对融资企业主营业务发展的影响,研究了企业影子银行化二次配置的金融资源对微观企业的实际作用效果,完整地检验了企业影子银行化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在不同所有权性质、不同行业、不同区域间具有较大差异。经营资产收益率越低、杠杆率越高的企业持有的金融资产越多,金融渠道收益占比也越高。监管部门应重点监管涉足房地产投资的非金融企业以及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金融化行为,重点防范企业在金融资产投资中的杠杆操作。（2）整体来看,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以预防性储蓄动机为主,企业金融化有助于平滑企业未来一段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波动,并且这种平滑作用在不同融资约束企业间不具有显着差异。另外从企业配置的金融资产类型上来看,企业配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影子银行类金融资产以及长期股权投资均有助于平滑企业未来的固定资产投资波动,但是房地产投资增加无助于平滑实业投资。除房地产投资以外的金融资产配置更多是充当企业投资的“蓄水池”和“润滑剂”,用以调节企业的实业投资步调,并不会长期挤占实业投资。（3）金融抑制程度越高,企业影子银行化二次配置金融资源的动机和需求越大。（4）企业影子银行化再配置的金融资源并未流向成长机会更多、融资缺口更大的中小民营企业以及新兴行业企业,而是依然流向了大企业、国有企业以及传统行业企业。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并未随影子银行化企业再配置的金融资源增多而得到缓解。企业影子银行化发展仅仅是强化了原本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且企业影子银行化程度上升会进一步挤占中小民营企业的银行信贷资源,无法有效改善金融资源错配的状况。（5）企业影子银行化再配置的金融资源多为短期信用且成本较高,不仅无法有效支持企业的长期项目投资,还会恶化原本投资不足企业的投资效率,不利于企业的主营业务发展。综上来看,金融抑制导致的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是企业影子银行化发展的原因,但是企业影子银行化并不能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要遏止企业影子银行化趋势,根本方法是改善金融市场环境,减少银行信贷歧视,同时为小微企业拓展互联网金融、小微贷款等合法融资渠道。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区别于已有文献,本文从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最终用途上来考察企业金融化的动机,强调了在不同动机下,企业金融化对实业投资的不同影响。（2）深入探究了企业影子银行化的业务机制以及宏观制度因素对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对遏止企业影子银行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3）分两步实证检验了企业影子银行化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实证发现企业影子银行化仅仅是强化了原本的经济增长模式,无法有效改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弥补了已有的研究空缺。
王伟[6]（2020）在《通往全面发展之路 ——新型经济全球化构建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基于对全球市场扎根于国际体系的认识,本文首先论证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双重属性:在生产力层面,经济全球化表现为生产要素、商品及服务的跨境流动,这是由技术进步和国际分工推动而形成,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全球化的发展具有内在必然性;在生产关系层面,经济全球化表现为影响和规范这种跨境流动的规则、国际秩序和社会结构,这是由主权国家之间的竞合状态以及一国内部的政治博弈结果所决定。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规则及秩序的供给需要适应经济要素的跨境流动水平,物质技术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规则的演变方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意味着当规则、国际秩序以及社会结构与全球经济的现实发展相脱节时,便会阻碍经济要素的跨境流动,因而经济全球化进程会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全球化的双重属性为本文接下来分析前两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期间,两个敌对阵营之间的竞争性均势共同塑造了国际秩序,国际合作以牺牲小国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大国的理性自利。在丛林法则理念的影响下,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建立在殖民扩张基础上的、单向和被动的全球化,金本位制充当着核心保障机制,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全球市场逐渐形成了中心-外围式的分工体系。欧洲帝国主义作为全球化主要的政治结构,完全主导了后者的发展方向,作为结果,经济全球化表现为进程的高度不稳定以及利益分配结果的显着不对称。均势秩序在欧洲地区的成功反而埋下了经济全球化自我毁灭的种子。在对第二轮经济全球化的分析中,本文强调了规则及其构建的制度基础是全球化有别于一个世纪之前的最显着特征。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纷繁复杂的国际机制设计,塑造了一套基于安全联盟、相对开放的经济政策和多边合作体制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制度环境。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国际直接投资为载体的生产要素跨境合作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显着特征,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生产网络逐渐形成,发展中国家也第一次成功地利用本国廉价的劳动力实现了在产品和服务上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正是一系列相互支持的国际制度安排为发展中国家主动参与全球化、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提供了一条规范化的路径。在随后分析当前全球化的发展困境时,本文确证了规则一方面充当着全球化发展的“自动稳定器”,另一方面却又是其不稳定的根源。规则的非中性带来了了国际层面上权利及收益分配的不平衡,再加上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能力的不足,导致后者长期被规锁在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这种不平衡还蔓延至一国内部,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影响下,缺乏完善社会保障的普通民众,暴露在国际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国外竞争的冲击中,各国国内财富差距普遍扩大,成为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根源。在发达国家内部,不平等借由全球性危机的爆发催生出了全球化的政治反应,民粹主义成为威胁经济全球化的首要因素。本文认为,持续的全球性危机弱化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合法性,全球化的发展困境提升了对新理念的诉求,因而推行以包容共赢全面发展为理念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有助于缓解国际和国内层面的不平衡问题。文章对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具体内涵进行了界定,并指出全面发展在国际层面上表现为各国有良好的全球化参与路径,在国别层面上表现为市场开放的收益能均衡地惠及每一个阶层。同时,本文还探索了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构建路径,涉及加强国别层面的制度建设、完善区域层面的全球经济治理以及塑造全球层面的包容性国际秩序。此外,新理念的扩散需要推动者,而中国的崛起为自身承担更多的全球领导责任提供了经济基础。因此,本文在讨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构建过程中,还将关注如何将中国崛起的现实转化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动力。随后的章节主要围绕着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具体构建路径展开。本文认为,推行以全面发展为理念的新型经济全球化,需要在国别层面上有针对性的加强南北国家的制度建设。对中国经济增长历程的实证分析表明,制度质量的提升可以增强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而先于制度变革的市场自由化会抑制长期经济增长前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能力不足,因而需要加强制度建设以促进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程度及位次的提升,以规则的调节和完善为切入点,发挥本国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放宽市场准入并提升引资能力、提高贸易基础设施水平,以及加强法治和标准建设。而发达经济体则需要抑制民粹主义的经济根源,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以应对收入停滞,推动全球化的“入嵌”以缓和经济不平等,并调整政府和私营部门过于密切的关系。在区域层面上,本文认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还有赖于通过管理区域公共产品的供应水平来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跨境公共劣品的泛滥增加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必要性,但由于全球公共产品的制度性供给困境,当前的经济治理体系在区域层面缺乏有效的覆盖,影响了管理全球化“不良后果”的成效。在丰富了区域公共产品的理论内涵后,本文认为,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是全球化的“中国叙事”中关键一环,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公共产品属性,中国应联合地区成员增加稀缺性区域公共产品的供应,整合过剩公共品,并推动全球层面的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全球层面上还需要塑造包容型国际秩序来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制度环境。考虑到全球化和国际秩序的发展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同步性,本文认为全球化的形成和深化依托于一种稳定的国际秩序基础,其发展特征及利益分配结果深受国际秩序的影响和约束。文章随后从理论层面上构建了国际秩序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机理。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国际规范、主导价值观以及国际制度安排,与有着扩张属性的资本以及技术革命结合在一起,刻画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征。当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式微带来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困境,中国应当联合其他国家共同推动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发展,构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秩序基础,塑造一个由包容的价值规范和开放多元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组成的无界的国际秩序。
李瀚林[7]（2019）在《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从未像今天这样全面、深刻、长远;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切、聚焦。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中国已由建国初期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转变为人均GDP近万美元的中高收入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1952年至2018年,中国GDP从679.1亿元大幅跃升至90.03万亿元,实际增长174倍;人均GDP从119元提高到6.46万元,实际增长70倍;全国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183352亿元,年均增长12.5%,增长了近3000倍;据IMF测算,中国经济增长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近30%的增量。70年的快速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70年的伟大历程,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70年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70年后再出发,要总结好、展示好、宣传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成绩,同时更要看到危机。古代中国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经济规模上都是遥遥领先于世界的;近代中国由于实验性技术创新的特点,加之落后的经济和腐朽的制度致使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现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奋起直追,以年均9.6%的GDP增速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近年来中国GDP增速开始明显下滑,中国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由注重增速转向注重增长质量,经济增速的下滑不禁使我们发问,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之路在何方?本文在选题背景之中国经济增长历程中引出了主题,实现高质量的增长路径在何方?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散见于着作中,主要探析了资本、劳动力和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详细推导了马克思的简单生产理论、扩大再生产理论和一般再生产理论的数学过程,通过分析得出存在固定资本投资的经济体中,放任自由竞争经济的均衡增长路径是不稳定的,而有宏观部门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却可以通过合理宏观调控实现稳定均衡,当然这种调控不是随意的,应由宏观部门来进行。继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之后,较系统的研究了西方经济学中的主要增长理论,分析其均衡增长路径。首先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概括五位古典经济学家有没有发现新的变量,或者就新的变量给予不同的解释,或是创立了新的不同的生产函数;随后推导哈罗德模型,索洛模型,罗默模型和熊彼特模型的数学过程,分析其均衡增长路径,并判断增长路径是否稳定。研究发现哈罗德模型强调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且认识到投资的副作用;索洛模型认为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但是技术进步是外生给定的;罗默模型和熊彼特模型将技术进步（创新）内生化,认为经济增长来源于创新引发的技术进步,不同的是罗默模型强调的是创新出全新的产品（技术）,而熊彼特模型突出的是创造性地破坏一种现有产品（技术）并用新的产品（技术）替代现有产品（技术）。研究西方增长理论之后,结合中国经济增长事实对比分析四种形式经济增长路径:投资型增长路径、劳动投入型增长路径、终端产品（GFP）消费推动型增长路径和创新驱动型增长路径;并就增长路径和中国增长阶段进行阐释;得出结论,中国的未来之路在于创新。随后界定创新的内涵,将创新区分为基础性创新和常规化创新,并就人口与创新、人力资本（企业家）与创新、制度（市场化程度）与创新的关系进行理论阐释;继而从市场规模和后发优势以及自主创新三方面分析中国的创新路径,并就中国的创新路径进行理论思考。实证方面,本文以中国30个省、市和自治区2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采用创新、制度变迁（市场化进程）、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以及劳动力作为解释变量来解释经济增长,通过面板门槛估计分析得出,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呈现近似倒“U”型的门槛效应。本文通过系统地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中国未来增长路径在于创新,创新路径是必然选择且任重道远。一是增强创新意愿:制度建设降低创新的不确定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励创新。二是提高创新能力:坚持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相结合;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改善人力资本配置提升创新绩效。三是重“基础”强“常规”:加大基础性创新投入;激励常规化创新。70年后再出发,强烈的创新意愿,高水平的创新能力,最有效的创新方式是为未来中国持续增长的创新路径。
曾永良[8]（2019）在《企业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基于会计信息经济晴雨表功能的研究》文中提出当前,全球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确理解和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于经济发展趋势的分析判断,比较流行的是需求侧分析,即从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分析总需求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仅仅从需求的角度对经济形势进行短期的静态分析,难以为我国经济出现的结构性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对策。尤其在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三期叠加”,经济下行风险上升的情况下,许多经济学家主张,中国经济形势不应该从需求方面分析,而更应从供给侧的基本因素去分析,寻求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原因和应对办法,从供给侧层面看经济增长。一方面,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针对“怎么样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流方案认为应该立足于西方经济学新古典模型中支撑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供给（吴敬琏,2016）,即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的要素驱动及其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经济调控需要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的调控目标,在明确经济增长预测目标的同时,把稳定增长、稳定物价、充分就业、降低金融风险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因此,如何从供给侧的角度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准确全面的判断和预测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反映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信息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统计,另一个是会计。正如从量子的角度解释量子通信如何改变通信方式并对信息革命产生决定性影响一样,会计就是从最微观层面影响和反映整个宏观经济（刘尚希,2016）。会计信息作为经济环境中重要的公共信息,对微观主体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进行及时客观地反映,其决策有用功能逐步得到拓展,其中预测经济前景是其拓展职能之一。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从会计信息的角度提出分析认识预测宏观经济的全新视角（Kothari et al.,2006;Shivakumar,2007;Konchitchki&Patatoukas,2014a;2014b;Arif&Lee,2014;Shivakumar&Urcan,2017;Rouxelin,et al.,2018;Ball et al.,2019;方军雄等,2015;罗宏等,2016;罗宏等,2017;肖志超、胡国强,2018等;孙坚强等,2018;2019）。随着会计和宏观经济研究的逐步趋同,有必要建立清晰的渠道,会计信息通过这些渠道映射到总体的宏观经济。由于整个宏观经济是由众多企业细胞和企业行为结合而成,经济产出（GDP、社会投融资、进出口、社会消费、物价水平等）是企业产出的加总（姜国华、饶品贵,2011）,同时从微观要素投入的角度来看,资本（狭义）、劳动、技术是决定产出的几个重要因素,其配置情况直接体现经济主体资产质量及盈利质量的高低,进而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影响。可见,微观企业要素资本（广义）的配置情况通过会计信息的反映,可以为未来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提供重要依据。本文参照新古典模型中三大供给要素结构,从实物资本、金融资本、研发资本、人力资本四个方面出发,其中实物资本（包括固定资产和存货）和金融资本（金融资产）对应于资本（狭义）要素、研发资本（研发支出）对应于技术要素、人力资本（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和应付职工薪酬）对应于劳动力要素,着重探讨基于企业汇总的反映企业资本配置状况的会计信息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预测能力及其实现方式,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导论部分主要是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背景,提出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在此基础上对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进行介绍,最后指出本文的研究贡献。第二章,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本章主要对资本配置、汇总资本配置信息、经济增长质量、宏观经济预测等相关概念及其内涵进行界定,对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及宏观经济预测的相关理论进行介绍,在对会计信息宏微观决策有用性研究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对相关文献进行简要评述。第三章,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宏观预测价值的理论分析。本章介绍本文研究的制度背景,在此基础上对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预测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动因及其实现方式进行阐释。第四章,汇总实物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背景下,“去产能”和“去库存”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作为产能形成的过程指标和结果指标,企业固定资产和存货这两项实物资本配置信息直接反映了经济主体的产能和产品库存状况,并与支出法下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资本形成部分（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增加）密切相关,从而可能为未来宏观经济增长质量提供增量信息。本章着重探讨企业汇总的实物资本配置信息（固定资产和存货）是否传递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信号,以及实物资本配置信息实现宏观预测价值的影响因素及其传导路径。研究发现:（1）汇总实物资本配置指标,尤其是汇总存货配置指标,包含了未来经济波动（包括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的信息,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具有负向的预测能力;（2）这种效应对基于国有企业、行业竞争度较高的企业以及高市场分割地区的企业进行汇总的实物资本配置指标更显着;（3）从微观到宏观的路径分析显示,汇总实物资本配置的增加预示着经济主体未来盈利能力下降、行业景气程度降低及工业增加值增长放缓。这些结果表明实体企业实物资本配置信息具有宏观预测价值,能直观地反映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状况。第五章,汇总金融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与实物资本相对的是金融资本,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实体经济盈利能力的下降,资本的供给侧“脱实向虚”的问题逐渐凸显。在企业资产负债中,金融工具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对企业乃至宏观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最终表现为经济金融化（刘尚希,2019）。理论上讲,金融化对于实体经济发展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促进效应”,即金融化有助于提高资产的流动性,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尤其在企业盈利下降的情况下,通过获取投资收益可以改善企业的盈利能力,同时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从而有利于企业扩大投资规模,支持该假说的有“流动性效应”和“蓄水池效应”。另一种则是“挤出效应”或“替代效应”,即企业投资泛金融部门（金融、房地产业等）会减少其用于固定资产和研发投资等正常经营性资产投资的资金,从而造成对实体经济的“攫取”。这一观点得到了近期大量微观层面研究金融资本配置经济后果文献的支持。这种效应会导致经济增长结构呈现“去工业化”态势,大量包括人力资本和资金在内的生产要素从实体产业转移到泛金融部门,造成实体产业的空心化及生产效率的降低。基于此,本章探讨汇总金融资本配置信息与未来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大于促进效应,基于企业汇总的金融资本配置指标传递了未来经济增长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效率降低的信号,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着的负向预测能力;（2）分组检验发现,基于国有企业、第二产业、低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地区企业汇总的金融资本配置指标与未来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显着;在经济上行期,汇总金融资本配置指标与未来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显着,说明企业金融资本配置信息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预测能力及预测方向,因不同情境下企业金融资本配置动机的不同而存在差异;（3）从微观到宏观的路径分析显示,汇总金融资本配置增加预示着实体经济未来主营业务利润率和生产效率下降、行业景气程度降低及工业增加值增长放缓。（4）本章研究还发现,相比于金融资本与实物资本（固定资产和存货）比值,金融资本与研发资本比值的高低更能反映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状况。说明金融资本配置对实体投资的挤出效应主要体现为对技术创新投资的替代,由此对经济增长质量等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第六章,汇总研发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创新驱动效率提升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实体企业创新效果直接关系到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研发投资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转变增长方式、降低资源消耗率等提高未来经济增长质量。但制度缺陷和创新的吸收能力过低,可能导致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悖论”。从创新持续性角度看,已有文献对持续性创新的动因存在三种解释,如果“成功者更成功”和“学习效应”假说成立,创新持续性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体经济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增强,最终体现为经济的高质量增长。相反,如果支持“沉没成本”假说,研发支出（创新）持续性的提高可能不会带来研发产出的增加,其对全要素生产率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可能不显着,如果创新投入不当,甚至还可能造成负面的经济后果。以汇总研发支出强度及汇总研发支出持续性作为研发资本配置状况的替代指标,本章探讨汇总研发资本配置信息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预测作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基于微观企业汇总的研发支出强度及汇总研发支出持续性与未来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均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微观企业汇总研发资本配置信息能有效发挥经济增长质量的先行指示器作用。其中对于研发持续性的检验结果更支持“成功者更成功”和“学习效应”假说。第二,该预测作用对基于一般企业（VS.高科技企业）、所处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企业、金融市场发育程度较高及知识产权保护较好地区的企业进行汇总的研发资本配置指标更显着。说明企业研发资本配置信息是否有助于预测未来经济增长质量,还有赖于一系列内外部条件能否保证企业研发投入发挥实际的经济效果。第三,汇总研发支出强度指标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预测作用主要体现在提高经济增长稳定性、优化经济增长结构、提升社会福利及改善生态环境方面,而汇总研发支出持续性增强则预示着未来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及社会福利的改善。第七章,汇总人力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稳就业是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优先目标,考虑到充分就业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维度,本章直接考察汇总人力资本配置信息对未来就业增长的预测能力。以汇总劳动成本粘性作为反映人力资本配置状况的指标,本章借鉴管理会计领域对于成本粘性成因的分析,探讨汇总劳动成本粘性包含的三类有助于预测未来就业形势的信息。基于成本粘性的调整成本观、乐观预期观和代理成本观,研究发现汇总劳动成本粘性较高意味着经济主体更倾向于增加雇员或不解雇职工,从而未来就业率不会降低甚至在随后期间会有所增长,并且汇总劳动成本粘性对未来就业增长的正向预测作用在基于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行业集中度较高的企业计算汇总劳动成本粘性时、以及在经济上行期、在劳动保护法实施后更显着。这些结果说明从稳就业的角度,汇总人力资本配置信息（劳动成本粘性）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具有预测作用。第八章,研究结论、不足与建议。这是全文最后一章,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指出本文的不足,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前沿性和创新之处在于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由微观层面拓展到宏观层面,通过对反映企业资本配置状况的会计信息进行归类并汇总,较为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在宏观经济预测中的应用价值。本文的创新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术思想上,本文注重多学科交叉研究,通过运用会计学、宏观经济学及制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相关理论,遵循微观到宏观的研究范式,将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这一过程指标运用到宏观经济运行质量及其变化趋势的预测,拓展了已往基于会计盈余这一结果指标预测经济增长数量指标的会计信息宏观经济决策有用功能的研究,丰富和完善了会计理论以及宏观经济预测的研究框架。第二,学术观点上,本文基于利润表观到资产负债表观的转变,认为以微观企业资产负债表为主的反映企业资本配置状况的会计信息具有宏观决策有用性,即企业汇总的资本配置指标可以对供给侧层面出现的产能过剩、库存过高、资本的供给侧“脱实向虚”、就业波动及实体经济创新效果等进行及时地反映和识别,并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及发展形势做出判断和预测。如,（1）作为资本形成的构成,汇总实物资本配置信息（固定资产和存货）反映了经济主体产能和库存状况,对未来经济波动具有预测价值;（2）汇总金融资本配置信息可以反映实体经济金融化程度,从而有助于预测未来经济增长结构及增长效率的变化;（3）如果实体经济（持续的）研发支出能发挥实质性的效果,那么汇总研发资本配置信息将有助于预测未来经济增长效率,并表现出一定的正向溢出效应（如,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社会福利的提升等）,进而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具有预测价值;（4）汇总劳动成本粘性可以反映实体企业用工及人力资本配置状况,从而对未来就业增长或失业率具有预测价值。这些观点将宏观经济现象财务化,主张从会计的视角来观察宏观经济,彰显了“会计”与“经济”融通研究的独特效应。第三,研究方法上,本文综合采用描述性统计、向量自回归（VAR）估计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及混合最小二乘回归法（Pooled OLS）等对汇总企业资本配置指标与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价值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为会计信息的宏观决策价值提供了进一步的实证支持。其中,对于资本配置状况的衡量,借鉴管理会计学中成本粘性的计算方法,利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反映资本配置状况的会计信息,计算研发支出持续性、劳动成本粘性等指标,在此基础上对汇总企业资本配置状况进行量化分析。本文基于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宏观经济预测价值的相关性分析方法,利用了大量及时可靠的反映经济主体行为的会计信息,信息搜集成本较低,可操作性强,分析预测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大大提高,从而较大程度地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有效促进了会计信息经济晴雨表功能的发挥。
孙彦林[9]（2019）在《中国金融经济周期的计量研究》文中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暴露了传统宏观经济周期理论的缺陷,突出了金融因素对宏观经济周期的决定性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令主流宏观经济学明确了宏观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方向——金融经济周期理论。主流宏观经济学长期对金融因素的忽视甚至排斥,以及将金融因素纳入宏观经济周期模型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金融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随着普遍反思后主流学界对金融经济周期理论的重视,围绕金融经济周期的理论改进与实践总结成为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热点之一。整体而言,大量研究开始在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下分析金融经济周期的微观基础,但始终缺乏符合经济现实的金融经济周期的代理指标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以及建模的比较基准,尤其国内在金融经济周期方面的研究仍然十分单一且欠缺。目前中国经济减速背景下,金融体系内部金融风险的不断生成演化很有可能诱发全局性危机,为了更好的认识、测度与应对金融经济周期的常态波动与极端风险,论文在文献评述、理论梳理以及对中国当前阶段经济-金融关系分析与阐释的基础上,重点从应用研究的视角测度了中国的金融经济周期指数,识别出金融经济周期与金融风险的常态响应机制与尾部依赖特征,对于新经济形势下中国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基于降维思想提取金融周期波动成分,利用MS-TVTP模型证明、甄别并阐释金融因素对产出缺口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金融存在趋势自我维持特征,当前阶段的下行已突破门限值,且预测显示下行趋势将持续;经济冲击影响金融稳定,应摒弃以货币政策调控金融市场的传统方式,防范资本外流引起外汇储备减少对金融稳定的负向影响,降低金融与经济的发展脱离程度;金融周期波动变量包含了产出缺口的重要预测信息,其与经济不确定性对产出缺口均表现出明显的区制时变特征;中国产出缺口自发性表现出明显的顺周期性质,宏观调控在要素投入与资源利用过程中十分必要;投资失效,进出口外部条件不再具备,消费是中国稳增长的重要着力点,物价的小幅回升与积极财政政策均有利于稳增长的实现,真实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2002以来,中国以中高速增长为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的重要节点,中国经济增速目前仍较稳定的处于适度增长区间。（2）将符号约束与FAVAR模型相结合测算了中国的金融经济周期指数。结果显示,金融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来源。样本期内,中国金融经济周期的长期趋势水平以相对平滑的运行态势持续下行,表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正在逐步收敛,而其短期波动成分与现实金融经济系统的运行特征保持了高度一致,且对GDP、CPI等关键经济变量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间接证明了符号约束框架下所得的金融经济周期指数的适用性与有效性。现阶段,中国金融状况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冲击下已突破门限值,存在较高程度的不确定性,同时,中国金融经济周期的自稳定性不强,不同区制状态的转换频率较高,因此,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应更加注重对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应对,避免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最终导致全局性经济危机。（3）通过内生化银行部门决策,引入信贷约束等方式,将金融因素嵌入新凯恩斯标准动态模型中,并综合考察了多种金融经济冲击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因素的引入并不会引起所有关键经济金融变量脉冲响应路径产生显着差异性,即不是所有的外生冲击均会产生金融加速器效应。其中,贷款违约冲击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最为强烈,但企业贷款违约冲击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中短期,居民贷款违约冲击则会在长期层面对金融经济周期扩张产生全面的负向抑制作用。住房需求的改善可作为短期刺激经济增长的调控工具,而住房偏好的改善则可作为长期层面提高信贷需求与房地产市场景气程度的调控工具。值得强调的是,投资冲击仅能在短期内刺激金融经济周期性扩张,因此,长期层面应当以更大力度鼓励与支持社会创新,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经济的周期性扩张。（4）在测度的金融经济周期指数的基础上,利用多元门限向量自回归模型,讨论了金融杠杆对金融经济周期运行的门限效应,同时厘清了金融经济周期波动对金融杠杆的反馈机制。实证表明,门限效应显着存在,且存在显着的非对称性。金融经济周期处于低速收敛区制时,自稳定性较高,且对宏观金融杠杆具有外在稳定器效应,但不论金融经济周期处于何种区制状态,宏观金融杠杆均表现出显着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因此,若经济调控政策以经济稳增长为目标,则应抑制宏观金融杠杆的继续上涨。相较而言,微观金融杠杆较为稳定,因而尚存在较大的继续加杠杆区间,但应注意金融经济变量间的复杂关联性而可能诱发的潜在风险。（5）在利用CoVaR方法合理测度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础上,通过极值分布对数模型针对性的识别其与金融经济周期之间的尾部相依性。研究发现,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极值分布具有显着的非对称性,且下尾风险具有“损失无界性”,相较而言,中国金融经济周期的极值分布相对对称,尾部风险相对可控,尽管二者间的尾部相依性较弱,且时变波动性较低,模型层面的结果表明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与金融经济周期间存在相对稳定的“防火墙”制度,但考虑到中国金融“脱实向虚”现象的长期存在,近似独立的参数估计也可能仅仅是微观基础数据层面的期限错配或趋势背离导致的。当前阶段,中国金融经济周期的运行态势相对稳定,因而经济调控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应当赋予金融风险防控以更大的权重。整体而言,论文在很大程度上可与现有研究形成有益补充,并为下一阶段相关问题的研究与拓展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同时,中国经济具有深入细致研究金融经济周期的现实需求,相应研究结论也为下一阶段金融风险防控与宏观经济调控等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最契合的指导,这对于中国“防风险、促改革、稳增长”等经济目标的实现具有积极意义。
李源[10]（2019）在《货币政策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研究》文中提出一国非金融部门过高的杠杆率以及其过快的增速往往被认为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并一度被作为稳定的金融危机预警信号。2011年后,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快速攀升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广泛关注和担忧。穆迪、标准普尔等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于2013年先后下调中国主权债务评级,认为过高的杠杆率是未来中国主要风险之一。众多学者和国际研究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纷纷建议中国应高度重视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快速上涨的问题,积极主动寻求降低杠杆的方法,以防止债务风险和系统性风险的发生。然而,杠杆率毕竟是一个微观概念,笼统的通过信贷/GDP（宏观杠杆率）判定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是否过高并不是一个很准确的解读,也不利于“去杠杆”政策的推出。为对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存在的问题和“去杠杆”压力有更好的了解,有必要从微观角度进一步考察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问题现状和潜在债务风险。因此,本文首先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描述了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一系列特征事实,并以亚洲金融危机前夕危机国家（地区）的相应指标作为对照基准,对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潜在债务风险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从宏观层面看,当前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宏观杠杆率不论在水平值还是增速上均显着高于其余新兴市场国家乃至亚洲金融危机前夕危机国家（地区）的平均水平。从微观层面看,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问题。高杠杆主要集中于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产能过剩行业和西部地区。尽管从风险债务规模占比的数据来看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当前并不必然会爆发债务危机,但非金融企业财务状况在金融危机后期（2011年—2017年）的不断恶化与不断上涨的宏观杠杆率相互叠加始终是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巨大隐患。因此,有必要实施一系列措施抑制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上涨趋势,实现平稳去杠杆。我国非金融企业高杠杆问题与一些长期存在的体制问题不无关系,但作为影响流动性最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在我国非金融企业两轮加杠杆中的直接作用不容忽视。那么,若当前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是否有助于我国非金融企业实现良性“去杠杆”?为回答这一疑问,本文运用中国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2005—2017年的季度财务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与企业杠杆率之间存在显着的“U”型曲线的非线性关系,这一非线性关系在短期杠杆率和非国有企业间表现的更为明显。即,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最初会随货币政策的紧缩呈现下降趋势,一旦货币政策紧缩程度超过一定阈值,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反而会出现回升。进一步研究发现,位于金融业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竞争程度较低行业中的非国有企业以及实际盈利水平较低的非国有企业,其杠杆率与货币政策之间的“U”型非线性关系更为明显。上述异质性检验不仅说明了货币政策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间的非线性关系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间存在异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过度紧缩货币政策导致企业杠杆率上涨的替代性融资渠道和所有者权益渠道。与此同时,随着全球金融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深,新兴市场国家受美国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的影响越来越显着。货币政策国际间传导效应的存在是否会对我国非金融企业“去杠杆”造成影响以及影响形式如何?对上述问题的了解也是当前我国去杠杆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28个新兴市场国家2003-2015年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美国影子利率与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动之间存在显着负相关关系,即宽松的美国货币政策会通过国际传导（利率渠道和融资约束渠道）推动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更快上涨。这一影响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外部融资依赖度更高的行业以及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较高但汇率弹性僵化的国家更为显着。进一步研究发现,平均来看,亚洲地区的新兴市场国家,其国内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动受美国货币政策影响的程度要显着高于世界其它地区。而一国较高的金融发展程度则有助于缓解美国货币政策对本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动带来的冲击。无论货币政策在我国非金融企业“去杠杆”进程中如何作为,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均需要通过诸如资产价格渠道、信贷渠道等传导渠道来实现。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相对不完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使信贷渠道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货币政策作为总量政策本身便很难解决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在我国特有的经济体制下,高度依赖银行信贷的间接融资方式不仅推升了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还进一步增加了货币政策保障我国非金融企业实现结构化去杠杆的难度。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升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不仅有助于增加非金融企业融资渠道,特别是股权融资,还可能有助于提升其它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的有效性。那么,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的增加是否有助于化解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是否能增强国内货币政策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以及缓解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国际传导的影响?本文运用2000—2015年47个国家（地区）上市非金融企业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结构与企业杠杆率之间呈现显着的负相关关系,即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的提升有助于降低企业杠杆率。同时,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增加在降低企业整体杠杆率的同时也会增加企业债务期限。这一关系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间呈现显着异质性。首先,一国经济增长对投资依赖程度越低、金融发展程度越高、监管质量越好、信息披露程度越高,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增加对企业降杠杆的作用越显着;其次,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增加对企业杠杆率的负向影响在创新型行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最后,在那些高杠杆、大规模、低盈利、股权集中度较低以及政企关联较弱的企业,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的增强对企业降杠杆的作用更显着。另外,一国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的增加有助于提升国内货币政策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效力,缓解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国际传导对国内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因此,为推动我国非金融企业顺利实现结构化去杠杆,国内货币政策应在保持稳健中性的前提下适度增加灵活性,根据形势动态变化,松紧适度。监管层在今后也应该重视美国货币政策变动带来的影响,避免国内外冲击叠加造成非金融企业过快去杠杆带来的风险。在保持我国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的前提下,金融层面还需要高度重视资本市场的发展,确保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结构均衡合理。同时宏观上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加强监管,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微观上改善公司治理结构,降低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
二、樊纲：高于10％的增速会引发通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樊纲：高于10％的增速会引发通缩（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信贷供给总量的经济效应 |
| 1.2.2 信贷供给结构的经济效应 |
| 1.2.3 信贷供给价格的经济效应 |
| 1.2.4 信贷风险累积的经济效应 |
| 1.2.5 信贷供给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效应 |
| 1.3 主要研究目标、论文结构及主要内容 |
| 1.3.1 主要研究目标 |
| 1.3.2 论文结构及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贡献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贡献 |
| 第2章 信贷供给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基础 |
| 2.1 信贷供求理论 |
| 2.1.1 宏观信贷供求理论 |
| 2.1.2 微观信贷供求理论 |
| 2.2 信贷价格理论 |
| 2.2.1 可贷资金理论 |
| 2.2.2 金融抑制理论 |
| 2.3 信贷风险理论 |
| 2.3.1 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
| 2.3.2 金融脆弱性理论 |
| 2.4 信贷配给与信贷传导理论 |
| 2.4.1 均衡配给理论 |
| 2.4.2 银行信贷渠道传导理论 |
| 2.4.3 资产负债表渠道传导理论 |
| 第3章 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与产出的动态关联分析 |
| 3.1 基于DSGE模型我国信贷供给的微观传导机制分析 |
| 3.1.1 模型设定 |
| 3.1.2 模型均衡 |
| 3.1.3 参数校准与模拟分析 |
| 3.2 我国信贷供给与产出的波动特征及动态关联性分析 |
| 3.2.1 MS-GAS-TVTP模型与TVP-VECM模型原理 |
| 3.2.2 我国产出与信贷波动的阶段性变迁识别及时变转移分析 |
| 3.2.3 动态关联性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信贷供给总量与期限结构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4.1 信贷供给总量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理论机制分析 |
| 4.2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宏观经济的非对称影响效应分析 |
| 4.2.1 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原理 |
| 4.2.2 变量选取、数据处理及平稳性检验 |
| 4.2.3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产出的非对称影响效应 |
| 4.2.4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通货膨胀的非对称影响效应 |
| 4.3 我国信贷供给期限结构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4.3.1 SV-TVP-FAVAR模型原理 |
| 4.3.2 我国信贷供给期限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 4.3.3 我国信贷供给短期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 4.3.4 我国信贷供给中长期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信贷供给价格传导机制及其非线性效应分析 |
| 5.1 信贷供给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价格传导机制分析 |
| 5.1.1 投资渠道传导机制分析 |
| 5.1.2 消费渠道传导机制分析 |
| 5.2 ST-BVAR模型原理 |
| 5.2.1 ST-BVAR模型设定 |
| 5.2.2 ST-BVAR模型的非线性检验 |
| 5.3 不同经济周期下信贷价格对经济增长的两阶段传导效应分析 |
| 5.3.1 变量选取、数据处理与经济周期波动区制识别 |
| 5.3.2 第一阶段信贷价格对投资与消费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
| 5.3.3 第二阶段投资与消费对产出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信贷风险对宏观经济及信贷调控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分析 |
| 6.1 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 |
| 6.2 不同经济周期下信贷风险对宏观经济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分析 |
| 6.2.1 理论机制分析 |
| 6.2.2 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
| 6.2.3 分位数脉冲响应分析 |
| 6.3 不同信贷风险水平下信贷调控宏观经济有效性分析 |
| 6.3.1 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
| 6.3.2 分位数脉冲响应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我国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效应分析 |
| 7.1 理论背景与影响机制分析 |
| 7.2 信贷监管的不同强度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分析 |
| 7.2.1 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
| 7.2.2 经济增长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 7.2.3 物价稳定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 7.2.4 金融稳定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我国区域性金融风险的计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框架及研究创新 |
| 第2章 区域性金融风险特征与生成因素及其动态演化 |
| 2.1 区域性金融风险的概念与特征 |
| 2.2 区域性金融风险的生成因素 |
| 2.3 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演化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区域性金融风险测算 |
| 3.1 数据选取与熵权法介绍 |
| 3.2 我国省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测算 |
| 3.3 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的测算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空间溢出效应 |
| 4.1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计 |
| 4.2 空间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产业结构差异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效应 |
| 5.1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计 |
| 5.2 产业结构差异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效应 |
| 5.3 产业结构差异性影响效应的动态实现路径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区域性金融风险的空间关联效应分析 |
| 6.1 数据选取与模型介绍 |
| 6.2 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空间关联实证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建议与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2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科研成果 |
| 致谢 |
（3）财政预算软约束对中国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国内金融周期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际金融危机后,货币与债务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上迎来重大调整 |
| 1.1.2 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变化、城市经济体存在金融风险 |
| 1.1.3 经济发展不平衡下城市行政级别、本土金融资源存在差异 |
| 1.1.4 地方经济稳中下行、金融周期衍生的金融风险有所显现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选题的理论意义 |
| 1.2.2 选题的现实意义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财政预算软约束 |
| 1.3.2 地方金融风险 |
| 1.3.3 国内金融周期与地方金融周期 |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结构安排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结构安排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可行性与不足 |
| 1.5.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可行性 |
| 1.5.3 研究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基于金融周期的金融风险理论 |
| 2.1.1 基于金融周期的金融风险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 2.1.2 国内金融周期理论对不同经济体金融风险的分析 |
| 2.1.3 金融周期视角下对金融风险水平的测算 |
| 2.2 财政预算软约束的维度、形成与影响 |
| 2.2.1 财政预算软约束的维度与形成 |
| 2.2.2 财政预算软约束的影响 |
| 2.3 文献小结与述评 |
| 第3章 理论分析:财政预算软约束对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 |
| 3.1 地方金融周期的形成与对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 |
| 3.1.1 现状分析:地方经济发展模式与财政金融体系 |
| 3.1.2 国内金融周期理论的基本观点 |
| 3.1.3 地方金融周期的形成机制 |
| 3.1.4 地方金融周期对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路径 |
| 3.2 财政预算软约束的变化与对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 |
| 3.2.1 财政预算软约束的维度与地方金融风险分析的微观基础构建 |
| 3.2.2 财政预算软约束演变的理论分析:从土地财政到准安全资产模式 |
| 3.2.3 财政预算软约束模式的形成与分化:基于成本收益博弈的分析 |
| 3.2.4 准安全资产主导的财政预算软约束模式对地方金融风险的直接影响 |
| 3.3 财政预算软约束对地方金融周期的影响机制:模型推导 |
| 3.3.1 信用扩张机制变化引起的金融周期变化:改进的DM快慢模型 |
| 3.3.2 利率调整引起的金融周期变化:拓展的DM模型与跨部门利率联动模型 |
| 3.3.3 信贷投向变化引起的金融周期变化:基于C-D生产函数的数学表达 |
| 3.4 地方金融周期对城市信用扩张外部环境的影响 |
| 3.4.1 地方金融周期对货币政策冲击异质性的影响 |
| 3.4.2 地方金融周期调整改变资产货币化的风险传递渠道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测算与分析:财政预算软约束、金融周期与金融风险 |
| 4.1 研究样本的选择与区分 |
| 4.2 财政预算软约束的测算与分析 |
| 4.3 中国地方金融周期的测算与分析 |
| 4.4 地方金融风险水平的测算与影响因素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实证检验:财政预算软约束对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 |
| 5.1 指标选择与模型设定 |
| 5.1.1 指标选择 |
| 5.1.2 模型设定 |
| 5.2 金融周期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和分析 |
| 5.3 金融周期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和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实证分析:金融周期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的实现路径 |
| 6.1 金融周期中介效应实现路径分析 |
| 6.1.1 基于信贷资源干预的中介效应实现路径 |
| 6.1.2 基于分部门杠杆率变化的中介效应实现路径 |
| 6.1.3 基于GDP和房地产推动因素的中介效应实现路径 |
| 6.2 金融周期调节效应实现路径分析 |
| 6.2.1 基于货币政策异质性的调节效应实现路径 |
| 6.2.2 基于预期稳定性变化的调节效应实现路径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地方金融风险防范的相关政策建议 |
| 7.2.1 调整中国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的约束机制 |
| 7.2.2 构建监管条线彼此协调、分层次的、前瞻性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 |
| 7.3 不足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附录 A 本土地方商业银行的分类标准 |
| 附录 B 城市的发展级别与行政级别 |
| 附录 C 公式推导:持有准安全资产金融机构的利润函数 |
| 附录 D 公式推导: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利润最大化 |
| 附录 E 财政预算软约束对地方金融风险影响过程中的变量关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高杠杆陷阱与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实证分析与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相关文献回顾 |
| 1.3.1 杠杆率阈值 |
| 1.3.2 信贷市场中的金融摩擦 |
| 1.3.3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 |
| 1.3.4 关于三个方面文献的总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 1.6 论文结构 |
| 2. 中国经济杠杆率的比较与评估 |
| 2.1 引言 |
| 2.2 中国债务和杠杆率的发展演变 |
| 2.2.1 非金融部门杠杆率 |
| 2.2.2 家庭部门杠杆率 |
| 2.2.3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 |
| 2.2.4 政府部门杠杆率 |
| 2.3 中国债务和杠杆率的国际比较分析 |
| 2.3.1 中国非金融部门总体杠杆率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
| 2.3.2 中国实体经济各部门杠杆率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
| 2.4 中国经济长期均衡杠杆率的测度与评估 |
| 2.4.1 杠杆率阈值的经济含义与作用 |
| 2.4.2 宏观杠杆率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设定 |
| 2.4.3 描述性统计、参数估计与相关检验 |
| 2.4.4 长期均衡杠杆率测度 |
| 2.5 本章小结 |
| 3. 债务杠杆率波动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冲击——基于TVP-SV-SVAR模型的分析 |
| 3.1 引言 |
| 3.2 变量选择、数据处理和模型构造 |
| 3.2.1 变量选择和指标说明 |
| 3.2.2 数据处理与单位根检验 |
| 3.2.3 模型设定、参数估计与统计检验 |
| 3.3 不同时点债务杠杆冲击的非线性和时变特征分析 |
| 3.3.1 宏观杠杆率的情况 |
| 3.3.2 政府杠杆率的情况 |
| 3.3.3 家庭杠杆率的情况 |
| 3.3.4 企业杠杆率的情况 |
| 3.4 不同滞后期债务杠杆冲击的非线性和时变特征分析 |
| 3.4.1 宏观杠杆率的情况 |
| 3.4.2 政府杠杆率的情况 |
| 3.4.3 家庭杠杆率的情况 |
| 3.4.4 企业杠杆率的情况 |
| 3.5 本章小结 |
| 4. 高杠杆经济运行模式下的宏观经济波动——基于开放经济DSGE模型的分析 |
| 4.1 引言 |
| 4.2 开放经济的DSGE模型 |
| 4.2.1 家庭部门 |
| 4.2.2 非金融企业部门 |
| 4.2.3 金融部门 |
| 4.2.4 国际贸易部门 |
| 4.2.5 政府部门 |
| 4.2.6 市场出清与外生冲击 |
| 4.2.7 均衡条件与模型求解 |
| 4.3 稳态值求解与参数校准 |
| 4.3.1 稳态值 |
| 4.3.2 参数校准 |
| 4.4 高低杠杆稳态下主要变量波动性和社会福利的比较分析 |
| 4.5 高杠杆与低杠杆稳态下主要变量脉冲响应函数的比较分析 |
| 4.5.1 来自家庭部门的冲击 |
| 4.5.2 来自企业部门的冲击 |
| 4.5.3 来自政府部门的冲击 |
| 4.5.4 来自国际部门的冲击 |
| 4.6 本章小结 |
| 5.破解高杠杆陷阱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基于DSGE模型的政策模拟分析 |
| 5.1 引言 |
| 5.2 基于纵向产业结构的DSGE模型 |
| 5.2.1 家庭部门 |
| 5.2.2 非金融企业部门:上游国有企业 |
| 5.2.3 非金融企业部门:下游民营企业 |
| 5.2.4 金融部门 |
| 5.2.5 国际贸易部门 |
| 5.2.6 投资和零售 |
| 5.2.7 政府部门 |
| 5.2.8 市场出清与外生冲击 |
| 5.2.9 均衡条件与模型求解 |
| 5.3 稳态值求解与参数校准 |
| 5.3.1 稳态值与杠杆率税的稳态含义 |
| 5.3.2 参数校准 |
| 5.4 主要变量波动性与福利水平的比较分析 |
| 5.5 主要变量脉冲响应函数的比较分析 |
| 5.5.1 生产率冲击 |
| 5.5.2 通货膨胀冲击 |
| 5.6 货币政策与需求端管理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协调研究 |
| 5.7 本章小结 |
| 6. 全文总结、建议与展望 |
| 6.1 全文总结 |
| 6.2 政策建议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
| 附录2 参数估计值 |
| 附录3 稳态和稳态值 |
| 附录4 滚动窗口VAR模型的参数估计值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5）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动机及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及创新 |
| 1.3.1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文章的创新点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经济金融化 |
| 2.1.2 企业金融化 |
| 2.1.3 企业影子银行化 |
| 2.1.4 本文研究范畴 |
| 2.2 企业金融化的动机及影响机制研究 |
| 2.2.1 预防性储蓄动机 |
| 2.2.2 投机套利动机 |
| 2.2.3 公司治理视角的动机研究 |
| 2.3 企业金融化对微观企业的影响 |
| 2.3.1 对实业投资和研发创新的影响 |
| 2.3.2 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 |
| 2.3.3 对主营业务收益和财务风险的影响 |
| 2.4 企业金融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
| 2.4.1 企业金融化与资源配置效率 |
| 2.4.2 企业金融化与金融稳定 |
| 2.5 文献评述 |
| 第3章 中国企业金融化的特征分析 |
| 3.1 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整体情况分析 |
| 3.1.1 基于金融资产持有比例的企业金融化测度 |
| 3.1.2 基于金融渠道收益占比的企业金融化测度 |
| 3.2 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异质性特征 |
| 3.2.1 不同所有权性质上市公司金融化对比 |
| 3.2.2 不同行业上市公司金融化对比 |
| 3.2.3 不同区域上市公司金融化对比 |
| 3.3 高金融化企业与低金融化企业的财务特征差异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金融化的行为动机: 投机套利还是预防性储蓄 |
| 4.1 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 4.2.2 样本选择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3.1 基准回归 |
| 4.3.2 融资约束异质性检验 |
| 4.3.3 金融资产类型异质性检验 |
| 4.3.4 稳健性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金融抑制与企业金融化的二次配置功能: 以企业影子银行化为例 |
| 5.1 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说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 5.2.2 样本选择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企业影子银行化的二次配置功能检验 |
| 5.3.2 金融抑制的影响检验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企业金融化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检验: 以企业影子银行化为例 |
| 6.1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
| 6.1.1 模型分析框架 |
| 6.1.2 研究假设 |
| 6.2 企业影子银行化对金融资源再配置的整体效应检验 |
| 6.2.1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 6.2.2 样本选择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稳健性检验和小结 |
| 6.3 企业影子银行化影响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微观机理的经验证据 |
| 6.3.1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 6.3.2 样本选择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3.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4 作用机制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参考文献 |
| 致谢 |
（6）通往全面发展之路 ——新型经济全球化构建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经济全球化的徘徊 |
| 1.1.2 有关中国崛起的叙事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经济全球化研究的兴起 |
| 1.3.2 经济全球化的内涵与本质 |
| 1.3.3 经济全球化的起源和发展 |
| 1.3.4 综述小结 |
| 1.4 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1.4.1 论文结构与技术路线图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权力导向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 |
| 2.1 欧洲新帝国主义主导下的均势秩序 |
| 2.1.1 欧洲的主导地位 |
| 2.1.2 同盟均势下的帝国主义决策机制 |
| 2.1.3 作为经济竞争副产品的新帝国主义 |
| 2.1.4 丛林法则理念推动下的殖民活动 |
| 2.2 新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全球化 |
| 2.2.1 首个完整的全球性世界 |
| 2.2.2 作为保障机制的金本位制 |
| 2.2.3 中心-外围式的分工体系 |
| 2.2.4 贸易保护升级下的经济全球化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规则导向的第二轮经济全球化 |
| 3.1 美式霸权主导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
| 3.1.1 欧洲的衰落以及美国的崛起 |
| 3.1.2 构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
| 3.1.3 战后国际经济合作的霸权属性 |
| 3.2 20世纪80年代前的世界经济 |
| 3.3 规则导向下的经济全球化 |
| 3.3.1 贸易自由化与全球市场的延伸 |
| 3.3.2 生产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崛起 |
| 3.3.3 金融国际化与资本市场的形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推行以全面发展为导向的新型经济全球化 |
| 4.1 两轮经济全球化的比较分析 |
| 4.2 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困境 |
| 4.2.1 非中性规则的变现途径 |
| 4.2.2 非中性规则的后果 |
| 4.3 经济全球化的国内困境 |
| 4.3.1 全球化的“脱嵌”与民粹主义的兴起 |
| 4.3.2 民粹主义的经济根源 |
| 4.4 推行以全面发展为理念的全球化 |
| 4.5 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及建设路径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制度质量与贸易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 |
| 5.1 贸易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 |
| 5.1.1 制度质量与现代经济增长 |
| 5.1.2 贸易开放-经济增长关系中的制度质量 |
| 5.2 实证研究分析 |
| 5.2.1 实证研究思路 |
| 5.2.2 静态面板模型设定 |
| 5.2.3 变量选择与说明 |
| 5.2.4 主要变量描述性分析 |
| 5.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3.1 模型数据相关检验 |
| 5.3.2 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
| 5.3.3 交互效应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制度视角下的国别参与路径研究 |
| 6.1 制度建设的复杂性和规则的先导地位 |
| 6.2 南北国家制度需求的差异性 |
| 6.3 促进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 |
| 6.3.1 发挥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 |
| 6.3.2 放宽市场准入 |
| 6.3.3 提高贸易基础设施水平 |
| 6.3.4 加强法治和标准建设 |
| 6.4 推动发达国家内部改革 |
| 6.4.1 增加就业机会以应对收入停滞 |
| 6.4.2 推动全球化“入嵌”以缓和经济不平等 |
| 6.4.3 调整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关系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区域公共产品视角下的全球经济治理 |
| 7.1 超越国界的公共产品理论 |
| 7.1.1 全球化过程中公共产品内涵的外延 |
| 7.1.2 国际秩序的构建与全球公共产品理论发展 |
| 7.2 伴随着地区主义兴起的区域公共产品理论 |
| 7.2.1 区域公共产品的理论发展 |
| 7.2.2 区域与全球公共产品的关系 |
| 7.3 公共产品理论视角下的全球经济治理 |
| 7.3.1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发展路径 |
| 7.3.2 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 |
| 7.3.3 区域经济联系日益加强 |
| 7.4 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 |
| 7.4.1 “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公共产品属性 |
| 7.4.2 增加稀缺性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 |
| 7.4.3 整合过剩的公共产品 |
| 7.4.4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国际定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国际秩序视角下的经济全球化进程 |
| 8.1 新帝国主义均势秩序和第一轮经济全球化 |
| 8.2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及其导向下的经济全球化 |
| 8.3 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秩序的互动 |
| 8.3.1 国际秩序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机理 |
| 8.3.2 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秩序有反作用 |
| 8.4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困境 |
| 8.4.1 主导价值观的合法性开始弱化 |
| 8.4.2 西方阵营内部的危机 |
| 8.5 塑造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秩序基础 |
| 8.5.1 无界的国际秩序 |
| 8.5.2 包容的价值规范 |
| 8.5.3 开放多元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 |
| 8.6 本章小结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 |
| 第9章 结论与启示 |
| 9.1 本文主要结论 |
| 9.2 新型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叙事”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之中国经济增长历程 |
| 一、古代中国的领先 |
| 二、近代中国的落后 |
| 三、现代中国的赶超 |
| 四、中国经济增长下移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政府(地方政府)与中国经济增长 |
| 二、制度变迁(市场化改革)与中国经济增长 |
| 三、人力资本(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 |
| 四、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增长 |
| 五、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增长奇迹”的探讨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创新点和不足 |
| 一、研究对象 |
| 二、主要研究内容 |
| 三、可能存在的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二章 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 |
| 第一节 马克思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分析 |
| 一、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
| 二、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
| 三、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 |
| 一、简单再生产 |
| 二、扩大再生产:经济增长 |
| 三、再生产理论的一般理论 |
| 四、固定资本与简单再生产 |
| 五、马克思增长理论小结 |
| 第三章 西方经济学中的主要增长理论 |
| 第一节 古典增长理论(五位古典经济学家) |
| 一、大卫·休谟关于产出决定因素分析 |
| 二、亚当·斯密关于产出决定因素分析 |
| 三、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关于产出决定因素分析 |
| 四、大卫·李嘉图关于产出决定因素分析 |
| 五、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关于产出决定因素分析 |
| 六、古典增长理论小结:产出的决定因素 |
| 第二节 哈罗德增长理论 |
| 一、哈罗德模型的基本假定 |
| 二、哈罗德模型的基本方程 |
| 三、哈罗德模型小结:“刃锋上”的增长不稳定 |
| 第三节 新古典增长理论(索洛模型) |
| 一、基本的索洛模型 |
| 二、含有技术进步的索洛模型 |
| 三、索洛模型小结:外生技术进步决定长期稳态增长路径 |
| 第四节 新经济增长理论(罗默模型) |
| 一、基本罗默模型 |
| 二、罗默构建的三部门模型 |
| 三、罗默模型的小结:创新决定增长知识产权保护激励创新 |
| 第五节 熊彼特增长理论 |
| 一、模型的推导 |
| 二、熊彼特模型的小结:创新决定长期经济增长 |
| 第六节 增长模型稳态增长路径总结 |
| 一、五位古典经济学家有关产出决定因素的总结 |
| 二、西方增长理论增长路径总结 |
| 第四章 经济增长的创新路径 |
| 第一节 四种形式增长路径与中国增长事实 |
| 一、投资驱动型增长路径 |
| 二、劳动(普通劳动)投入型增长路径 |
| 三、终端产品(GFP)消费推动型增长路径 |
| 四、创新驱动型增长路径 |
| 五、增长路径与中国增长阶段 |
| 第二节 创新的内涵 |
| 一、创新的含义 |
| 二、人口与创新 |
| 三、人力资本(企业家)与创新 |
| 四、制度(市场化程度)与创新 |
| 第三节 中国的创新路径 |
| 一、规模优势 |
| 二、后发优势 |
| 三、自主创新 |
| 四、中国创新路径的理论思考 |
| 第五章 创新作用于经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变量数据描述 |
| 一、创新变量 |
| 二、人力资本变量 |
| 三、制度变迁变量(市场化进程指标) |
| 四、物质资本变量和劳动力变量 |
| 第二节 模型的设定、检验和估计 |
| 一、基础模型的设定、检验和估计 |
| 二、门槛模型的设定、检验和估计 |
| 三、门槛模型估计结果:“倒U型” |
| 第六章 结论与启示 |
| 第一节 增强创新意愿 |
| 一、制度建设降低创新不确定性 |
| 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励创新 |
| 第二节 提高创新能力 |
| 一、坚持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相结合 |
| 二、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改善人力资本配置提升创新绩效 |
| 第三节 重“基础”强“常规” |
| 一、加大基础性创新投入 |
| 二、激励常规化创新 |
| 参考文献 |
| 中文着作及译着 |
| 中文期刊及报纸 |
| 英文期刊 |
| 致谢 |
（8）企业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基于会计信息经济晴雨表功能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贡献 |
| 1.4.1 理论贡献 |
| 1.4.2 现实意义 |
| 2.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及内涵 |
| 2.1.1 资本配置 |
| 2.1.2 汇总资本配置信息 |
| 2.1.3 宏观经济预测 |
| 2.1.4 经济增长质量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宏观经济预测理论 |
| 2.2.2 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传统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研究 |
| 2.3.2 会计信息的宏观决策有用性研究 |
| 2.3.3 简要评述 |
| 3.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宏观预测价值的理论分析 |
| 3.1 制度背景分析 |
| 3.2 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宏观预测价值的动因分析 |
| 3.3 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宏观预测价值的实现方式 |
| 4.汇总实物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
| 4.1 引言 |
| 4.2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
| 4.2.1 实物资本配置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2.2 汇总实物资本配置信息与未来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
| 4.2.3 汇总实物资本配置信息与未来经济增长质量预测:影响因素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
| 4.3.2 模型设定及相关变量说明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 |
| 4.4.2 相关性分析 |
| 4.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4.4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5.汇总金融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
| 5.1 引言 |
| 5.2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
| 5.3.2 模型设定及相关变量说明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相关性分析 |
| 5.4.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汇总研发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
| 6.1 引言 |
| 6.2 文献回顾与理论推导 |
| 6.2.1 汇总研发支出强度与经济增长质量 |
| 6.2.2 汇总研发支出持续性与经济增长质量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说明与数据来源 |
| 6.3.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相关性分析 |
| 6.4.3 实证结果分析 |
| 6.4.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汇总人力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
| 7.1 引言 |
| 7.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提出 |
| 7.3 研究设计 |
| 7.3.1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
| 7.3.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 7.4.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
| 7.4.2 相关系数分析 |
| 7.4.3 实证结果分析:汇总劳动成本粘性与未来就业增长率 |
| 7.4.4 进一步分析:汇总劳动成本粘性宏观预测价值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4.5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8.研究结论、不足与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8.3 研究的政策建议 |
| 8.3.1 基于企业资本配置信息构建宏观经济的预警机制 |
| 8.3.2 加强服务于宏观决策需求的会计信息披露 |
| 8.3.3 优化企业资本配置以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9）中国金融经济周期的计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金融经济周期研究综述与评价 |
| 1.2.1 经济周期研究综述 |
| 1.2.2 金融周期与金融的顺周期性研究综述 |
| 1.2.3 金融经济周期研究综述 |
| 1.3 论文结构与主要创新 |
| 1.3.1 论文研究框架 |
| 1.3.2 论文研究内容 |
| 1.3.3 论文主要创新 |
| 第2章 金融经济周期理论基础 |
| 2.1 引言 |
| 2.2 金融经济周期理论的思想与应用 |
| 2.2.1 外生信贷约束下的金融加速器机制 |
| 2.2.2 内生信贷约束下的金融加速器机制 |
| 2.3 金融经济周期理论与“金融-经济危机” |
| 2.4 小结 |
| 第3章 中国金融-经济关系的直观阐释 |
| 3.1 引言 |
| 3.2 中国金融的整体评价 |
| 3.3 经济冲击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强度分析 |
| 3.4 金融波动对产出缺口的影响机制分析 |
| 3.5 小结 |
| 第4章 中国金融经济周期的宏观运行指数测度 |
| 4.1 引言 |
| 4.2 符号约束下的FAVAR模型设定 |
| 4.2.1 FAVAR模型构建 |
| 4.2.2 符号约束理论阐述 |
| 4.2.3 因子识别与模型推断 |
| 4.3 外生金融冲击下的金融经济周期测度 |
| 4.3.1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4.3.2 金融经济周期的特征分析 |
| 4.4 小结 |
| 第5章 中国金融经济周期的微观运行机制识别 |
| 5.1 引言 |
| 5.2 嵌入金融因素的DSGE模型构建与估计 |
| 5.2.1 模型的基本设定形式 |
| 5.2.2 参数校准与贝叶斯估计 |
| 5.3 嵌入金融因素的DSGE模型结果与分析 |
| 5.4 小结 |
| 第6章 中国宏观-微观金融杠杆与金融经济周期的门限效应检验 |
| 6.1 引言 |
| 6.2 TVAR模型构建 |
| 6.2.1 模型设定形式 |
| 6.2.2 CLS估计 |
| 6.2.3 门限效应检验 |
| 6.3 金融杠杆与金融经济周期的门限效应分析 |
| 6.3.1 门限效应检验 |
| 6.3.2 门限效应分析 |
| 6.4 小结 |
| 第7章 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与金融经济周期的尾部相依性判别 |
| 7.1 引言 |
| 7.2 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 |
| 7.2.1 CoVaR模型构建 |
| 7.2.2 系统性金融风险分析 |
| 7.3 系统性金融风险与金融经济周期的极端风险联动性分析 |
| 7.3.1 极值分布对数模型构建 |
| 7.3.2 尾部相依识别与分析 |
| 7.4 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中文参考文献 |
| 英文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10）货币政策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主要创新点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资本结构主要理论 |
| 2.2 杠杆率现状分析 |
| 2.3 杠杆率的影响因素 |
| 2.4 货币政策与“去杠杆” |
| 第3章 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特征事实:现状、成因、风险 |
| 3.1 引言 |
| 3.2 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现状 |
| 3.2.1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跨国对比 |
| 3.2.2 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组成变动 |
| 3.2.3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结构性问题 |
| 3.3 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高杠杆的成因 |
| 3.3.1 国内因素 |
| 3.3.2 全球因素 |
| 3.4 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债务风险 |
| 3.4.1 企业高负债率对经济金融稳定的影响 |
| 3.4.2 非金融企业潜在债务风险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货币政策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 |
| 4.1 引言 |
| 4.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
| 4.3 数据来源和计量模型设定 |
| 4.3.1 数据来源 |
| 4.3.2 主要变量定义和计算 |
| 4.3.3 计量模型设定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基准回归结果 |
| 4.4.2 异质性检验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货币政策国际传导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 |
| 5.1 引言 |
| 5.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
| 5.3 数据来源和计量模型设定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主要变量定义和计算 |
| 5.3.3 计量模型设定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不同行业间异质性 |
| 5.4.2 不同企业间异质性 |
| 5.4.3 不同国家间异质性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进一步研究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金融结构与非金融企业“去杠杆” |
| 6.1 引言 |
| 6.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
| 6.3 数据来源和计量模型设计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主要变量定义和计算 |
| 6.3.3 计量模型设定 |
| 6.4 实证结果 |
| 6.4.1 基准回归结果 |
| 6.4.2 国家特征、金融结构与企业杠杆率 |
| 6.4.3 行业特征、金融结构与企业杠杆率 |
| 6.4.4 企业特征、金融结构与企业杠杆率 |
| 6.5 金融结构、货币政策与企业杠杆率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全文结论与研究拓展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拓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樊纲：高于10％的增速会引发通缩（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 王薇. 吉林大学, 2021(01)
- [2]我国区域性金融风险的计量研究[D]. 李卓. 吉林大学, 2021(01)
- [3]财政预算软约束对中国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国内金融周期的视角[D]. 张家源.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4]高杠杆陷阱与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实证分析与理论研究[D]. 刘震.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5]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动机及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张洁琼.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6)
- [6]通往全面发展之路 ——新型经济全球化构建路径研究[D]. 王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7]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研究[D]. 李瀚林.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8]企业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基于会计信息经济晴雨表功能的研究[D]. 曾永良.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9]中国金融经济周期的计量研究[D]. 孙彦林. 吉林大学, 2019(10)
- [10]货币政策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研究[D]. 李源.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