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临床药物》2003年(24卷)年度索引（论文文献综述）
李阳[1]（2021）在《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文中指出当今时代,世界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革命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加速了全球人才、信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世界各国间的科技力量在悄然间发生着变化。科技革命所引发的不仅是全球经济社会的变革,每一次革命过程也必然会改变大国之间的力量分布,重塑世界实力对抗格局。中国科技实力的快速崛起,美国科技霸主地位受到挑战、中美之间的科技博弈屡次触碰着科研工作者的神经。如何在未来科技竞争中处于领先位置,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提高科技创新对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这一切都离不开一流科研机构的支撑,而国家级实验室就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满足国家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科技需求。国家级实验室作为大国科技博弈的重要体现,为保持国家科技竞争力提供了驱动力,也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战略保障。美国庞大的国家级实验室体系距今已经历了八十余年的发展历史,积累了成功的管理经验,也是满足国家科技全球领先的重要支撑,在建设管理创新上以及科研实力上领先于全球。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兴建于改革开放之初,伴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之路不断发展壮大,但相较于世界发达水平,在建设管理经验、科技体制创新及科研实力等方面还有许多不足。因此,以美国国家级实验室作为参照标准进行深入比较,总结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异同、发现建设经验的共性与个性、寻找科研实力比较中的优势与不足,为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及发展寻找经验借鉴,对于丰富我国国家级实验室研究成果意义重大。基于此,本文希望通过研究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历程来看,两国实验室各自经历了怎样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建设的侧重点是什么,各阶段的科技政策对实验室发展有何导向,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异同又有哪些?（2）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运行来看,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及科研合作方面各有什么特点,在这些方面中,中美两国实验室的建设特征又有什么异同,美国实验室的建设经验对中国有何启示?（3）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科研实力来看,两国实验室在体现科技论文最高水平的ESI高被引论文产出方面、主导地位方面、论文影响力方面的科研实力差距有多少;基于文献属性数据的特征差异有哪些,这些差异对两国实验室论文产出、影响力及主导地位的影响又有哪些?本文以比较研究作为研究视角,重点进行了以下方面的研究工作:（1）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进行对比分析。对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历程进行了划分;结合时代政策背景,对两国实验室各自的发展建设过程、学科分布特点、部门及地域分布特点、建设成效、阶段性特征进行分析,深入了解每一阶段国家级实验室的发展变化;总结出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相同点及差异。（2）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进行比较分析。梳理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方面的特点;围绕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科研合作五个方面,总结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方面的共性与个性。（3）基于目前代表科技论文最高水平的ESI高被引论文数据库,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进行比较分析。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学、数据挖掘、Logistic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等统计分析工具,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国际合作、影响力等角度进行量化比较,以明确中美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的差异。最终,通过对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多方面的比较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论:（1）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及阶段特征的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兴起于不同的时代背景,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建设历程。美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作为全球领先的科研机构,兴起于战争年代,维护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成为了其建设初衷。先后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且过程中出现了两次较大的争议。实验室的发展紧密围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展开,进行学科建设的布局与前沿科学领域的探索,尤其是美苏冷战时期,持续增加的军费资助为实验室的研究发展印上了明显的军事化色彩。相较而言,我国的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发展建设起步较晚,与改革开放后的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基本同步,基本依托重点高校及各部门进行运行管理,以材料科学、工程科学等工程类学科研究为主。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艰难的起步后,实验室的发展也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推进走向市场化协同创新的道路,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服务,在发展方面呈现出快速上升的态势。（2）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运行中的特色及管理经验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运行上既有共同的经验又各具特色。通过对中美典型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特征进行分析,作者发现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及科研合作方面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中美两国实验室的兴起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两国在科技、经济等发展阶段上处于不同节点,形成了美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定位于人类终极科学问题的探索,我国的国家级实验室主要还是定位在满足国家科技战略需求层面。两国不同的制度体制也形成了不同的实验室管理模式,美国强调以市场参与为主,政府主导为辅,实验室体系的发展以“自下而上”科技决策体系为主;中国更强调决策主体集中,注重政府的政策引导,实验室多以执行上级科技政策为主。此外,两国实验室在科研经费的预算及拨付制度、实验室的监管主体及实验室主任的选聘与权责方面也都存在着显着差异。（3）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方面的科研实力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科研实力方面各有优势,美国在多个方面保持着相对优势,我国在论文产出方面取得了显着的进步。研究发现,在基于高被引论文产出数量的比较上,中国无论是在产出总量还是发展增速方面均有明显的优势;且通过关联规则算法对中美论文产出特征进行分析,发现作者数量为5人及以上为中美论文产出的最主要合作方式;中国论文产出受参与单位的数量作用不显着,当有国内基金参与资助时会显着提高两国实验室的发文量。在基于高被引论文主导地位的比较上,在中美两国间实验室的合作论文方面,美国的主导地位高于中国;在中美实验室参与国际合作论文方面,中国的主导地位强于美国;在中美国际合作论文主导地位的特征方面,论文流向国内对中美国际合作论文的主导地位均有正向影响;资助基金数量及资助基金类别为“无国内基金参与”时对中美国际合作论文的主导地位均有负向影响。在基于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比较上,美国在被引频次及影响因子方面的影响力均强于中国;在论文影响力的特征方面,中美高被引论文影响力均受到作者数量、出版时间、资助基金数量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作者数量、资助基金数量等对中国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作用程度大于对美国的影响。本研究的创新点可以概括地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1）对以国家级实验室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建设与改革进行了有益探索。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科学技术强国,拥有雄厚的资本及一流的人才储备,众多的国家级实验室成为了其科技研发的排头兵,也成为了国家科技创新力量的坚实保障。联邦国家实验室体系至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并积累了卓有成效的管理经验,拥有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美国联邦国家实验室建设及其规律,进而探索科研管理机制创新,为突破美国科技封锁,探索我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建设及科研机构改革创新很有价值。（2）拓展了文献计量学理论在科技评价中的应用与实践。国家级实验室是进行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工作的重要科研机构。科技论文是体现国家或科研机构基础研究工作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反映国家或科研机构科研实力的主要方面。本文基于ESI及JCR等数据库,以高被引论文为视角,运用文献计量学的理论指导,通过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进行量化分析,可以进一步明确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发展现状及差异水平,对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体系的成效进行了检验。另一方面,文献计量学理论以科技论文及各种文献数据特征为研究对象,可以实现对国家或地区、科研机构、学者等学科结构、产出数量、影响力变化等科研动态的科学评价,对于两国实验室科技论文产出及其深层次因素及规律进行探讨,在填补对国家级实验室定量化研究空白的基础上,逐渐丰富我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评价体系,以便指导政策实践。（3）为新一轮技术革命背景下,深化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丰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概念,指导政府科技政策的实施与制度创新,更好地参与全球化科技治理,实现科技的自立自强以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建设提供了新思路。中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根植于独有的政治、文化背景,在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上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面临着独有的现实困境与发展难题。在深入研究美国国家实验室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不照搬照抄美国模式,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方向,结合有益经验探索中国模式,缩小与先进水平的实力差距,不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实验室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彭振仁[2]（2020）在《广西肝癌流行现状及肝癌患者住院医疗费用、生活质量与人格评估分析》文中认为目的肝癌是影响和危害广西居民生命和健康的最重要的恶性肿瘤之一。由肝癌导致的经济和社会负担比较严重,有报道显示广西农村地区肝癌发病和死亡负担明显高于城市地区,但广西城市地区肝癌防控形势也不容乐观。另外,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会因为被诊断为肝癌而受到一定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人们的人格特征。特别是随着城市地区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人们在城市地区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将越来越大,其生活质量也受到极大冲击,城市地区的人们也逐渐认识到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HR-Qo L）以及人格健康的重要性。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如下3个:1.本研究将基于2011-2015年广西肝癌登记地区肝癌发病和死亡数据,分析广西肝癌发病和死亡变化规律,并对2016-2020年广西肝癌发病和死亡趋势进行预测分析,为今后广西肝癌防控工作的重点和方向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2.本研究将通过收集广西某肿瘤医院肝癌患者住院资料,对肝癌患者住院医疗费用进行分析,并分析影响住院医疗费用的重要因素,为卫生策略制定者和实施者提供一定的卫生经济学参考依据。3.本研究将对肝癌患者进行生活质量评估和人格测评,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探索如何准确和有效评估肝癌患者生活质量和人格的方法和手段,为临床医务人员在对肝癌患者实施治疗方案时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方法1.描述和分析2011-2015年广西肝癌登记地区肝癌粗发病率和粗死亡率、中国标准发病率（Age-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e adjusted by the China standard population in 2000,ASIRcn）、世界标准发病率（Age-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e adjusted by the world Segi’s population,ASIRwld）、中国标准死亡率（Age-standardized mortality rate adjusted by the China standard population in 2000,ASMRcn）、世界标准死亡率（Age-standardized mortality rate adjusted by the world Segi’s population,ASMRwld）、累积发病率和死亡率、截缩发病率和死亡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年度变化率（Annual percentage change,APC）、潜在减寿年数（Potential years of life lost,PYLL）、人均潜在减寿年数（Average potential years of life lost,APYLL）、潜在工作损失年数（Working years of potential life lost,WYPLL）、人均潜在工作损失年数（Average working years of potential life lost,AWYPLL）等发病和死亡指标,并以2011-2015年广西肝癌登记地区肝癌发病和死亡数据为基础,采用灰色预测模型预测2016-2020年广西肝癌发病和死亡趋势。2.在广西某肿瘤医院回顾性收集2006-2017年肝癌患者的住院资料,采用均数和标准差、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P25,P75）、频数和构成比对肝癌患者住院的基本信息和临床治疗信息进行统计描述,并对肝癌患者各年度住院医疗费用的趋势进行分析,并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对肝癌患者住院医疗费用的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3.在广西城市地区肝癌患者中开展生活质量评估和人格测评,生活质量评估采用欧洲五维度三水平健康生活指数量表（The 3-level version of European quality of life five dimensions questionnaire,EQ-5D-3L）和癌症治疗之肝胆功能评定量表（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Cancer Therapy-Hepatobiliary Questionnaire,FACT-Hep）,其中FACT-Hep量表包含癌症治疗功能评定通用量表（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Cancer Therapy-General Questionnaire,FACT-G）和肝胆癌功能评定子量表（Hepatobiliary Cancer Subscale,Hep CS）,人格评估采用10项目大五人格评估量表（Ten-Item Personality Inventory of the Big-Five dimensions,TIPI）。研究对象将分为病例组（肝癌患者、肝癌癌前病变者及其他肝癌相关病变者）和对照组（普通人群）,病例组均参与EQ-5D-3L量表、FACT-Hep量表、TIPI量表的随访调查,对照组仅参与EQ-5D-3L量表和TIPI量表的随访调查。主要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对EQ-5D-3L量表、FACT-Hep量表、TIPI量表的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广西肝癌登记地区肝癌流行现状及趋势预测2011-2015年广西肝癌登记地区肝癌粗发病率、ASIRcn、ASIRwld、累积发病率、截缩发病率分别为42.84/10万、36.72/10万、35.32/10万、3.97%、73.39%,男性和农村地区各肝癌发病指标均分别明显高于女性和城市地区。2011-2015年广西肝癌登记地区合计截缩发病率以及农村地区ASIRcn、ASIRwld和截缩发病率呈下降趋势。2011-2015年广西肝癌登记地区肝癌粗死亡率、ASMRcn、ASMRwld、累积死亡率、截缩死亡率分别为34.33/10万、28.97/10万、28.02/10万、3.16%、56.13%,男性和农村地区各肝癌死亡指标均分别明显高于女性和城市地区。2011-2015年广西肝癌登记地区肝癌粗发病率和粗死亡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升高,从40岁开始粗发病率和粗死亡率上升幅度开始变得比较明显,粗发病率和粗死亡率波峰值出现在80-84岁年龄组。2011-2015年广西肝癌登记地区因肝癌死亡损失的PYLL和APYLL分别为179762.95人年和16.66年,农村地区PYLL和APYLL总体高于城市地区,男性PYLL明显高于女性,男性和女性APYLL基本持平,农村地区男性PYLL呈上升趋势。2011-2015年广西肝癌登记地区因肝癌死亡损失的WYPLL和AWYPLL分别为67275.50人年和6.23年,农村地区WYPLL和AWYPLL总体高于城市地区,男性WYPLL和AWYPLL明显高于女性。灰色预测模型预测结果显示,广西肝癌登记地区肝癌粗发病率和粗死亡率在2016-2020年呈缓慢上升趋势,其中农村地区呈缓慢上升趋势,而城市地区则呈快速上升趋势;广西肝癌登记地区肝癌ASIRcn和ASMRcn、ASIRwld和ASMRwld、累积发病率和死亡率、截缩发病率和死亡率在2016-2020年呈缓慢下降趋势,其中农村地区呈缓慢下降趋势,而城市地区则呈快速上升趋势。2.广西某肿瘤医院肝癌患者住院医疗费用分析肝癌患者次均住院天数为14.5天（11-20天）,住院总医疗费用为46668.00元（28465.00-87557.25元）,其中总药品费占47.72%,日均住院医疗费用为1515.09元/人.天（1099.08-2070.12元/人.天）,次均住院医疗费用为22109.09元/人.次（15968.95-31478.50元/人.次）。2006-2017年肝癌患者各年度日均住院医疗费用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诊断年龄和治疗方案是日均住院医疗费用的影响因素,采用组合治疗方案的日均住院医疗费用明显高于采用单纯治疗方案的,但日均住院医疗费用并没有随着肝癌患者诊断年龄的增加而呈上升趋势;学历、巴塞罗那（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BCLC）分期、治疗方案是肝癌患者住院总医疗费用的影响因素,学历越高、BCLC分期级别越低,肝癌患者住院总医疗费用越高,采用组合治疗方案的住院总医疗费用明显高于采用单纯治疗方案的。3.广西肝癌患者生活质量与人格评估分析（1）EQ-5D-3L量表统计分析结果卡方检验或四格表确切概率法分析显示:病例组在疼痛/不舒服、焦虑/抑郁的水平分布上与对照组相比存在统计学差异,病例组在疼痛/不舒服、焦虑/抑郁上出现“有些问题”的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病例组和对照组在EQ-5D-3L量表的健康状态分布上存在统计学差异,病例组中完全健康状态的占比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显示:病例组与对照组的五维度健康指数量表（Euro Qol five dimensions questionnaire,EQ-5D）效用值存在统计学差异,病例组的EQ-5D效用值低于对照组;病例组与对照组的欧洲生活质量量表之视觉模拟刻度尺（European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s visual analogue scale,EQ VAS）刻度值则无统计学差异。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重大影响生活事件是病例组EQ-5D效用值的影响因素,有发生重大影响生活事件的EQ-5D效用值明显低于未发生的;而病例组EQ VAS值未发现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因素。（2）FACT-Hep量表统计分析结果随访对象FACT-Hep量表得分为145.70±17.42,其中FACT-G和Hep CS量表得分分别为85.23±14.40和60.47±5.14。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EQ-5D效用值和EQ VAS值是FACT-Hep量表得分的影响因素,肝癌患者EQ-5D-3L量表的EQ-5D效用值和EQ VAS值越高,其FACT-Hep量表的得分越高。（3）TIPI量表统计分析结果两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显示,病例组与对照组在宜人性因子（Agreeableness,Agree.）和尽责性因子（Conscientiousness,Cons.）上的得分均存在统计学差异,病例组在Agree.和Cons.上的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且病例组中的高宜人型人格和高尽责型人格占比均高于对照组。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在病例组中,未发现外向性因子（Extraversion,Extrav.）、Agree.及情绪稳定性因子（Emotional Stability,Em.St.）的人格类型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因素;而FACT-Hep量表得分是Cons.人格类型的影响因素,FACT-Hep量表得分越高越偏向于高尽责型人格;学历是开放性因子（Openness to Experience,Open.）人格类型的影响因素,高中/中专学历的与初中及以下的相比越偏向于思想开放型人格。结论1.2011-2015年广西肝癌登记地区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无论是在总体水平,男性,农村地区或是城市地区,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处于较高水平,均明显高于全国和全球同期平均水平,虽然肝癌标化发病率在2011-2015年呈下降趋势反映了广西肝癌防控工作是有成效的,但广西肝癌防控形势依然严峻。而4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是肝癌高发病和高死亡人群,对中老年高危群仍然需要加大肝癌预防及健康教育促进等防控工作力度。其次,广西肝癌登记地区因肝癌死亡造成的APYLL在全国处于较高水平,且肝癌是造成广西居民寿命损失及男性劳动力损失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另外,模型预测结果提示,广西城市地区将是未来肝癌防控工作的重点,但广西农村地区肝癌防控工作仍然需要继续加强和推进。2.广西肝癌患者次均住院天数及次均住院医疗费用在全国均处于较低水平,药品费占住院医疗费用比例与国内外相比也处于较低水平,且肝癌患者日均住院医疗费用随着年份的增加呈上升趋势。其次,虽然接受早期治疗的肝癌患者其住院总医疗费用高于晚期治疗的患者,但其出院转归情况是好于接受晚期治疗的。这些数据均可为广西肝癌患者防治方案的制定及实施提供一定的卫生经济学参考依据。3.在肝癌患者中,有发生重大影响生活事件的EQ-5D-3L量表生活质量评分明显低于未发生的,而肝癌患者的EQ-5D-3L量表的生活质量评分越高,其FACT-Hep量表的评分越高。其次,肝癌患者与普通人群在TIPI量表人格类型上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肝癌患者高宜人型人格和高尽责型人格比例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另外,学历和FACT-Hep量表得分分别是肝癌患者Open.和Cons.人格类型的影响因素,FACT-Hep量表的评分越高,肝癌患者的Cons.人格评分越高。因此,在对肝癌患者开展早期干预及治疗时,肝癌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及人格评估均可为临床医务人员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姜群[3]（2019）在《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 ——实证分析与政策优化》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基础研究是创新之源,对于提升我国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基础研究是培育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水平创新人才队伍的重要载体,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强化基础研究战略部署,把基础研究成果和科技人才作为提升本国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在全球科技竞争正不断向基础研究前移的趋势下,基础研究成为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和实现科技强国的重要途径,强大的基础研究实力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同时,基础研究的知识成果能够增加一国乃至全球的知识储备,是一国综合国力和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是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前提和关键。加强基础研究是提高我国原始创新能力、积累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是跻身世界科技强国的必要条件。在投资和从事基础研究过程中,政策制定对于促进基础研究的发展至关重要,而随着财政在国家治理中作用的不断提升,如何借助于财政政策实现基础研究成果的突破,提高我国科研人才队伍建设,深刻认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理性客观地分析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现状与存在的不足,探索促进基础研究水平进一步提升的有效路径,为当前我国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探讨了财政政策在基础研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除绪论外,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首先,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我国支持基础研究财政政策的现状进行分析。其次,采用DEA和Tobit模型,对财政支持基础研究的效率进行了量化评价,揭示其影响因素。再次,采用系统分析与比较分析方法深入剖析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然后,采用归纳比较分析方法论述了国外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最后,基于以上内容,对财政支持基础研究的有效路径提出可行性政策建议。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1）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现状分析。主要围绕基础研究整体发展情况、基础研究的财政投入政策、政府采购政策、税收优惠政策四个方面对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现状进行分析:第一,基础学科研究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基础研究发展平台逐步完善、企业关注力度有所提升、基础研究成果多方面提高。第二,19842018年,我国相继出台了适应不同时期的基础研究发展战略及人才计划,基础研究得到快速发展;财政投入规模不断扩大、基础研究人员队伍不断壮大,但依然存在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偏低、渠道单一、基础研究薄弱的短视现象。第三,为了促进基础研究活动的进一步开展,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基础研究的政府采购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2）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的实证分析。鉴于财政作用于基础研究有两个可能的重要渠道:一是影响基础研究投入的效率与效果;二是影响拔尖人才的成长。首先,以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DEA模型对20092016年基础研究投入效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并运用Tobit模型从经济、人力、地区、社会、贸易、财政结构等角度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效率与技术变化的年平均下降速度均为4%,具有一定的提升空间,综合效率指数年平均提升1%。从具体影响因素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源水平对于提升基础研究投入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而社会信息化水平、财政支出结构表现出负向影响,人口密度、财政负担对基础研究投入效率影响效果不明显。其次,以19992016年1971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分布及成长路径。从学科分布上可看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学科的分布上存在集中趋势,主要分布在工学和理学两个学科上,共约占总人数的71%;不同学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年龄上存在较大差异;赫芬达尔指数表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依托单位的分布上呈高度集中趋势。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发现拥有国际化教育背景、本硕博直读型培养方式、分学科分类别交叉型教育模式有利于加速拔尖人才的形成。（3）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分析。第一,在支持基础研究财政政策体系方面,财政投入机制不完善,财政科学技术支出预算权限在分配上没有实现统一与制衡;财政投入强度不足,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处于较低水平;财政科技支出结构偏向严重,中央财政科技支出中以应用研究为主,地方的财政科技支出以技术研究与开发为主,均未给予基础研究应有的重视;未形成多元投入机制,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渠道单一,企业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和参与度不足;财政投入地区不均衡,基础研究投入效率有待提高等。同时,在政府采购政策方面存在采购规模小、可操作性差、支持范围有限等问题。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表现出立法层级偏低、政策缺乏稳定性、税收优惠政策间不协调、普惠性力度不强、税收优惠方式单一等一系列问题。第二,在财政支持基础研究人才发展研究方面,教育投入不足、政策激励程度有限、人才分布集中是制约人才发展的主要原因。（4）财政支持基础研究的国际比较。选择美国、日本、韩国等创新型国家为研究对象,从基础研究的资助体系、执行结构、投入规模、税收优惠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结果发现:三国在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体系上各具特色。美国的主要特点是资助体系表现为政府与企业双主体运行,各主体资助结构迥异,任务导向型特征明显,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形成了侧重于“所得税减免”的税收优惠体系;日本政府内部拥有稳定的基础研究资助部门,基础研究经费分类拨付,高度重视竞争性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其税收优惠偏重于“应税收入抵扣”;韩国政府形成了因时而变的灵活资助模式,注重基础研究发展的政策配套。三国的共同点在于构建以政府与企业共同参与的资助体系,以大学或企业为主体的执行结构,稳定充足的投入规模,有效的税收优惠制度。（5）政策建议。在前文理论基础、现状分析、实证分析、国外借鉴的基础上,针对我国支持基础研究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具体包括:第一,优化财政投入体制机制。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进一步调整中央、地方的财政投入结构,完善资助体系;均衡基础研究区域发展。第二,调整财政投入结构,提升经费使用效率。第三,完善促进人才成长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遵循培养规律,均衡人才分布,完善激励机制,增加人文关怀。第四,强化支持基础研究的税收政策。构建基础研究税收政策体系,明确税收优惠政策的定位,增加税收优惠政策手段。最后,从优化基础研究环境、发挥政府采购的激励效应、注重学科均衡发展、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联合、提高基础研究成果的质量等方面提出促进基础研究发展的综合性配套措施。
吴晓琼[4]（2018）在《我国医药行业市盈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文中指出随着近几年医药行业的快速发展,医药股备注关注,许多投资者将其作为分析和投资对象,而市盈率是投资者较为常用的估值方法,目前有很多学者对市盈率进行研究分析,但不同的行业有其特殊性,影响医药行业市盈率主要是哪些因素?研究者较少。本文从医药行业的角度出发,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以求找到影响医药行业的特殊因素,因此本文的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对影响市盈率的因素进行概述,再根据我国医药行业的特点,找出可能影响医药行业市盈率的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在宏观方面,主要运用PEST分析法,再通过案例分析和相关性方法分析宏观因素与市盈率之间的关系。在微观方面,根据申银万国的一级分类,选择上市5年以上医药企业2013-2017年的数据,从中挑选14个变量进入模型,为了检验不同的市场市盈率影响因素是否不同,利用SPSS软件分别对沪深两市的市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描述性、相关性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研究表明,医药行业对政策敏感,利好的政策会促发医药企业的股价上升,市盈率也随之上涨,反之亦然;人口老龄化与卫生总费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医药行业的市盈率;微观因素中,净资产收益率与市盈率呈现显着的负相关,换手率和管理费用率与市盈率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关系。结合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1.对投资者而言,在选择医药股票的时候,要多分析医药政策和企业的盈利能力,并根据不同医药企业的类型特点进行市盈率的类比,同时理性看待管理费用;2.医药企业应围绕市场环境和政策做战略部署,集中优势资源或布局全产业链;3.监管部门应该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和市盈率后续的监管。
刘洋[5]（2017）在《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文中提出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着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
袁林[6]（2017）在《美国药品审评制度研究》文中认为药品审评制度改革是当前的热点问题,其核心是解决药品审评延迟,审评效率不高的问题。药品审评制度改革研究涉及审评理念、审评体制、审评机制、审评程序的优化和完善等许多领域。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比较研究和统计研究方法,从中美两国药品审评机构的组织机构、经费来源与使用情况,新药审评程序,新药审评的加速程序,药品审评采用的机制设计,以及药品审评依据的政策文件等诸多角度,对美国药品审评的体制、机制进行全景式的描绘,从而为我国的药品审评审批改革提供借鉴。中美两国在审评机构设置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美国FDA的药品审评机构集中设置,审评机构与检查机构和专家咨询委员会具有良好的职责分工、协调配合。与药品审评相关的主要机构是药品审评与研究中心、生物制品审评与研究中心、监管事办公室和咨询委员会。前两个中心分别承担药品和生物制品的审评任务,监管事务办公室负责与药品审评相关的检查,咨询委员会为药品审评提供意见和建议。根据《处方药使用者付费法》,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向申请药品和生物制品上市的公司收取使用者费用。当前,使用者费用已经成为药品审评程序的主要资金来源,而《处方药使用者付费法》已基本实现了它的目标,即加速药品研发,缩短药品审评时间。中美两国在药品审评程序设计上也存在差异,我国在提交前活动、立卷审查、审评决定、审评时限等方面与美国存在一定差距。FDA药品审评与研究中心的新药申请和新生物制品申请审评程序包括6个步骤:提交前活动、提交、计划审评、进行审评、作出正式决定和决定后反馈。申请人与审评部门可能举行提交前会议,提交的申请由监管项目经理进行合规审查,由学科团队主管建立审评团队。在申请通过立卷审评后,举行计划会议,确定审评时间表。审评部门实施监管和科学审评,整合所有审评活动的结果以及解决现有问题的计划。就申请作出许可或不许可的监管决定,向审评团队提供反馈,并获得申请人反馈。中美两国在药品加速程序设计上也存在差异,我国的药品加速通道区分性差。美国药品审评的加速程序包括:快速路径、突破性治疗、加速许可和优先审评。这些程序均适用于治疗严重的或危及生命的疾病的药物。在研究用新药申请阶段,如果证实某药物有可能满足尚未满足的医疗需要,可能适用快速路径;如果有初步的临床证据证明,1个或多个重要临床终点上,某药物可能证实与现有治疗相比实现实质性改善,则可能被认定为突破性治疗药物。在新药申请阶段,如果证实某药物在用于支持许可的替代终点或中间临床终点,疗效很可能合理预示着临床利益,可能适用加速许可;如果证实某药物有可能实现安全性或有效性的重大改善,可能适用优先审评。中美两国在审评机制设计上也存在一定差异,我国的专家咨询、沟通交流和争议解决机制稍显不足。美国药品审评采用的机制设计主要包括:专家咨询、沟通交流、审评机构内部的争议解决机制、审评机构外部的争议解决程序。专家咨询以咨询委员会会议的形式,提供独立的科学意见,提高审评程序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沟通交流以信息要求、函、正式会议、审评状态更新等形式,提高审评活动的效率,提高监管决定的可接受性。平等发言、管理链条中的科学/监管争议解决、不同专业意见以及局科学争议解决程序,这些内部争议解决机制确保员工的不同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和考虑,确保所有有效的科学争议得到充分和公开的审查。在外部的正式争议解决程序中,申诉可以沿管理链条逐级提交,这使得申办者与FDA之间的争议得到快速解决。中美两国在药品审评制度法规文件建立方面也存在差异。美国药品审评依据的政策文件主要包括:规章、指南文件、政策和程序手册、标准操作规程。规章用于细化某种法定制度的具体事项。指南文件用于解释FDA或药品审评与研究中心的政策和程序。政策和程序手册为审评员和相关员工如何开展日常工作提供导引。标准操作规程的内容指向单个办公室内部运行的具体细节。这些政策文件确保药品审评活动的一致性、可预期性和透明度。基于以上研究,本研究认为,在我国的药品审评改革中,应调整和优化药品审评部门的组织架构和科室设置,强化审评中心内部的支持部门,推动药品审评理念的变革,提升药品审评的资源配置,恪守审评时限的要求,改善审评绩效。应细化关于加速程序的管理规范和技术指南,拓展加速程序的适用范围,加强审评机构对适用加速程序的药品研发项目的指导。应改良专家咨询、沟通交流、内部争议解决、外部争议解决等机制设计,构建完备的药品审评政策文件体系,并确保这些文件得到有效遵守和执行。
吕晶[7]（2014）在《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宋美龄,蒋介石夫人,“宋氏家族”重要成员,众多标签贴在她的身上。她生于1897年3月5日,卒于2003年10月24日,经历了三个世纪的一生,大致以1948年底赴美寻求援助为分水岭。在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后,宋美龄进入了她的后半生,不仅是年龄已过半百,更指宋美龄在政治追求、国际交往、社会活动和妇幼事业等方面均较其在大陆时期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已近日暮。从时间上看,宋美龄后来在台湾和美国生活的时段在其生命中的比重超过大陆时期。依照中国人特别重视晚年的习俗、强调“盖棺定论”的传统,宋美龄的后半生实在是一段不能忽视的历史。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论述宋美龄的后半生,揭示其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的角色选择、角色扮演和角色贡献。本文认为,宋美龄的后半生起始于国民党政权的分崩离析,脱胎于内外交困的台湾政局。从1947年开始,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经济及外交等情势全面逆转。进至1948年,金融崩溃、物价飞涨、三大战役皆输、精锐尽失,各方矛盾直指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几近崩溃。在此背景下,宋美龄于1948年底赴美争取援助。1950年初,在美求援未果的宋美龄,返回台湾与蒋介石共赴患难,拉开她后半生的序幕。此时的台湾,人口激增、物价飞涨、民生困顿,岛内族群矛盾重重,加上美国意图舍弃蒋介石政权、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使得整个社会惶惶不安。宋美龄的回归是对蒋介石最大的慰藉。本文指出,在宋美龄后半生中,“第一夫人”是她最重要的政治符号,这也是为维系蒋介石统治地位而必须向台湾军民传播的符号。在台湾公众面前,宋美龄与蒋介石努力展现出“二位一体”公众形象。举凡蒋介石出现的地方,必有宋美龄陪同。宣传蒋介石、为蒋介石辩护、为蒋介石政权争取援助,则是宋美龄后半生的职责。宋美龄在台湾所开展的外交、妇女运动和社会事业等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在“第一夫人”的头衔下展开的。通过梳理宋美龄后半生的各类活动,可以发现宋美龄利用“第一夫人”这一符号向社会传达蒋介石政权稳定的信号,并强调其政权“正统代表性”。本文认为,困居台湾的宋美龄在“第一夫人”这个政治符号下演绎了多重社会角色。外交方面,她是蒋介石的外交事务总管和国际形象宣传员。为此,她整合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积极开展对美宣传外交,努力拉拢美国政界军方人士,等等,为台美关系改善积蓄力量。一轶时机成熟,她即踏上前台,以多种名义赴美访问,或医疗,或度假。每次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蒋经国接班态势已然明确,宋美龄方才淡出对美“外交”一线。妇运领袖是宋美龄最擅长演绎的社会角色。在宋美龄的政治版图上,妇女运动是她政治资本的重要来源,是她获取国内政治支持的重要根据地,其重要性不亚于外交领域。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宋美龄依靠“妇联会”、“妇工会”和台湾省妇女会开展妇女运动,使自己长期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屹立不倒。社会事业则是与宋美龄的基督教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败退台湾之后,宋美龄从“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转变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宗教成为她最好的安慰剂。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她抵台后即成立“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以该会联合周边重要人士,结成共同的利益联盟;她开办华兴学校,创建振兴复健医学中心,担当辅仁大学董事长,等等。这些都反映出,宋美龄在信仰的感召下推动社会事业发展,也反映出宋美龄的宗教热情与与政治需要的紧密结合。本文还考察了宋美龄和蒋介石、蒋氏家族和孔宋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宋美龄在隐居美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在作者看来,“宋家”是宋美龄的娘家,也是她在“小家”和“蒋家”立足的奥援。在宋美龄眼里,蒋宋一体,互为帮助。只有壮大“蒋家”才能更好地维护“宋家”,只有维护好“宋家”才能最大化“蒋家”的利益。蒋介石逝世后,宋美龄为使蒋经国顺利接班,隐居美国。她虽然身在美国,但心系台湾政坛,关心的重点是塑造蒋介石历史形象、辅助蒋经国治理台湾。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蒋家王朝”。
余义林[8]（2014）在《汉籍之路》文中研究说明楔子汉文化曾经是世界文明中的强势文化。在汉文化悠久的历史长河里,汉籍的形成及流传也同样久远而绵长。汉籍,即用汉字写成的一切书籍,也包括书册、简帛、金石等物质载体,它们不仅体现着汉文化博大的内蕴,也是传播汉文化的极为有效的途径。曾几何时,汉籍的对外输出,成为中华文明影响其他国家的重要方式。在汉文化最为辉煌的年代,汉籍受到了世界众多国家和民族的景仰。在文人墨客的交流
洪永裕[9]（2012）在《台湾中草药生技产业技术进步之经济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全球经济衰退、工业污染、水资源缺乏、温室效应、粮食危机、环境保护等问题,促成生物科技萌芽；农业发展迟滞、少子化、人口老化、慢性疾病盛行、医疗支出增加、化学合成新药瑞减、处方药缺少植物药等问题,与低碳经济、消费行为、全民健保、预防医学、人类基本需求、饮食习惯等演化趋势,促成中草药生物科技蓬勃；另外世界卫生组织WHO亦推动传统暨替代医学,而且台湾的库兹涅茨曲线亦已进入关键拐点,在盘整中有上升趋势,而加快中医药产业链技术进步亦是有效缩小分配不均的方法之一；尤其传统农业结合中医与现代生物科技成为知识农业,是小农国家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重点,因此农业生技策略性产业之一的中草药生技产业突出。然而台湾最高行政部门财经咨询小组于2009年12月第18次会议中,却指出行政部门近三十年策略性推动生技产业,但中草药需求及产业发展仍然迟滞。基于一般产业技术进步之经济分析均着重市场面及供给技术面之配合探讨,而农作物加工产业是中医药产业链的关键产业,其原料及产品变动可反映上游农业供给及下游医药市场需求趋势,故为厘清台湾中草药生技产业供需、关键子产业及要素、具发展前景的产品及技术等问题,我们首先就市场需求面,探讨消费者、产品及要素价格、投资等趋势。其次根据市场经济中的供给、需求与市场均衡,以及人们行为法则中的供给（需求）法则之物品供给量（需求量）与其价格间,成同向（反向）变动关系,而且总体经济学或个体经济学均强调技术进步主控经济成长,故再建立平减二次方程式之利润函数模型,估算台湾中草药生技产业之要素需求链及四大子产业之要素产出贡献及效益、供给价格弹性、要素需求价格弹性、技术效率之进步倾向等,并透过台湾中草药生技产业之要素结构、技术效率、市场价格等变动,来了解供需失衡及生产要素之变化,探讨整体中草药生技产业及关键要素之发展方向及策略。经实证分析后,本研究主要发现有三点：第一点、实证分析之回归模型调整拟合优度Adjusted R Square达0.909～0.984时,可提高解释度,确保结论一致性及不偏差。第二点、经由产业之供给及要素需求函数估计结果中最大相关估计系数的组合,可得出产业之要素需求链,揭露各要素相互关连性并凸显产品结构及影响产出的因果。第三点、经由产业之供给及要素需求函数估计结果中净利贡献、供给贡献、需求变动趋势等估计值的比对,可得出产业之主要素投入及产出变动状态,揭露主要素投入效率并凸显营销、研发、生产等营运缺失。总结实证分析结论后,具体发展建议如下：就市场而言,根据消费、投资、产品需求、要素需求等趋势推估,中草药生技产品应朝具价格低廉优势及保健功能的植物药材食品发展。就供给及技术而言,根据要素需求链之推估,中草药生技产业整体获利之影响主因是益生菌保健食品供给过多,故保健食品产业应多用植物药材,少用葡萄糖。另外根据净利及供给之产出贡献及效益、供给及要素需求价格弹性、技术效率之进步倾向等推估,为避免四大子产业沦为微利代工业,短期需引用外来技术,长期则提升研发效率及投入,开发自主技术,四大子产业之具体发展建议如下：一、台湾中草药生技产业之关键子产业一保健食品产业首先应发挥生产投入的替代用途多、生产成本变动之敏感性低、要素边际生产力高、要素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低、要素配置效率高、产品开发期短等优势,多用植物药材并提升投入效率,少用葡萄糖,而且推动自动化、教育训练等提升药品人工投入技术之策略,其次,营销策略应针对需求价格弹性小的产品,采取涨价策略增加获利,最后转型生产植物药材保健食品,并进一步结合中医理论及临床纪录,寻求增进全民健康的疗程规划,调整产品配方,突出疗效,藉以改善其近似净利规模贡献位居次小值、供给变动趋势位居次小值、技术变动趋势位居次小值、植物药材之净利产出贡献位居最小值等劣势。二、传统食品产业应多用营销及植物药材少用食品人工,尤其营销,需针对需求价格弹性大的产品,采取降价策略增加需求。三、生技新药产业应推动自动化、教育训练等提升药品人工投入技术之策略,少用葡萄糖及化工原料。意即与既有具后段商业量产经济规模的国际大药厂策略联盟,转型为仅从事前段生技新药研发的专业群体。四、传统制药产业具规模经济,应多用植物药材,少用药品人工、化工原料、葡萄糖等,尤其占成本大宗的药品人工颇具改善空间。如今面对全球发展中草药生技产业着重研发投入及技术进步、美国大药厂的资本优势、FDA垄断单方药市场等环境,考虑台湾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研发落后、技术进步迟滞等条件。台湾中草药生技产业整体发展策略之建议如下：一、短期先以保健食品产业结合农业及中医理论,寻求增进全民健康的疗程规划,多样少量生产复方中药食品,发挥范畴经济优势,培植成熟之市场需求。二、长期则委由传统食品产业大批量生产,发挥规模经济优势,造就与西方主流医学并行的传统中医药,并培植由上游植物药材的生技农业、中游加工量产的保健食品及传统食品产业、下游医疗体系等具传统中医特色的中医药生技产业链。本文仅针对台湾中草药生技产业进行技术效率及产业经济分析,期望藉由下游加工产业的植物药材需求,促使上游农业结合生物科技,转型种植医疗用途之高经济作物-植物药材,推动高新农业发展。更希望配合两岸搭桥项目,推动农业及中草药生技产业成长,促进人民健康,并使两岸企业合作,布局全球。
李沐纯[10]（2010）在《并购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我国医药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并购作为企业推行多元化、国际化战略的重要手段,是迄今为止在资本市场上最具诱惑力的扩张方式,其相关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占据着国际学术领域的重要板块。医药作为典型的R&D驱动型高新技术行业,在最近一轮并购热潮中,跨国医药企业十分注重借助购并获取相关的技术与知识资产,在并购目标的选择方面十分注重借机弥补技术不足或缺陷,以增强或补强技术创新能力。与此对应,通过并购以获取新技术、新产品也成为近年来我国医药企业并购的典型动因之一,这种现象也逐渐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尤其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内经济发展放缓的大环境,以及“新医改”的逐步实施,我国的医药行业必然面临着一次空前变革,大规模的并购与重组成为行业与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而在我国,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并购行为研究,尤其是对基于技术获取动因的购并行为对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仍远落后于实践的发展。本文以我国生物医药板块的上市公司为具体研究对象,回顾了并购的一般理论和国内外并购研究的主流文献,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并购理论中的新发展,也即企业并购行为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为我们进一步审视和探究“并购财富效应损益之谜”提供了崭新视角。本文遵循“战略导向（动因）——资源整合（行为）——企业绩效（技术创新绩效）”的逻辑思路,选取我国深、沪两市医药板块的91家上市公司在2004-2008年的相关数据,客观探讨了我国医药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和基于技术动因的购并对于企业并购后自身的技术创新绩效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我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2004-2007年的并购行为对并购后自身的创新绩效产生了积极作用,具体来看,在这一时间段内,并购次数较多的企业相对于没有发生并购的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相对较好。第二,针对我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2004-2007年期间的160余例并购事件来看,基于技术动因的购并对并购后自身的创新绩效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相比,基于非技术动因的非技术购并对并购后自身的技术创新绩效并没有产生显着影响。第三,针对我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在2004-2007年期间发生的50余例技术并购事件的经验研究表明,并购双方的相对知识规模以及技术相关性对于并购后自身的技术创新绩效产生了显着的影响。具体来看,并购双方的相对知识规模对并购后自身的技术创新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并购双方的技术相关性对并购后自身的技术创新绩效产生了非线性影响（倒U型）,也即,技术并购中并购双方的技术过于相似或过于无关都不利于并购后自身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第四,针对我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在2004-2007年期间发生的50余例技术并购事件的经验研究表明,企业自身R&D努力程度对技术并购中目标方绝对知识规模对并购后的技术创新绩效产生了正向调节作用,也即企业自身R&D努力程度越强,目标方绝对知识规模对技术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越显着。本文以资源基础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为基础,从企业和并购事件两个层面深入探究以生物医药上市公司为典型代表的我国高技术企业的并购行为对技术创新绩效产生的影响:第一个层面表现为企业的并购行为（衡量并购频繁程度的并购次数）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基于技术动因的购并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第二个层面表现为技术并购中并购双方的知识规模、技术相关性等特征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自身R&D努力程度的调节作用,不仅丰富了我国高技术企业并购行为与绩效的研究视角,而且扩展了我国高技术企业战略管理与创新管理的关系研究。最后,本文也指出了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后续研究方向。
二、《世界临床药物》2003年(24卷)年度索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世界临床药物》2003年(24卷)年度索引（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文献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国家级实验室 |
| 2.1.2 国家重点实验室 |
| 2.1.3 联邦国家实验室 |
| 2.2 文献研究综述 |
| 2.2.1 中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相关研究回顾 |
| 2.2.2 美国联邦国家实验室建设相关研究回顾 |
| 2.2.3 文献研究回顾述评 |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协同创新理论 |
| 2.3.2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2.3.3 文献计量学理论 |
| 2.3.4 数据挖掘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比较研究 |
| 3.1 中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研究 |
| 3.1.1 萌芽起步阶段 |
| 3.1.2 集中建设阶段 |
| 3.1.3 快速发展阶段 |
| 3.1.4 “中国特色发展”阶段 |
| 3.2 美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研究 |
| 3.2.1 快速起步阶段 |
| 3.2.2 第一波争议阶段 |
| 3.2.3 重整复苏阶段 |
| 3.2.4 第二波争议阶段 |
| 3.2.5 新时代发展阶段 |
| 3.3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比较与启示 |
| 3.3.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的一般规律 |
| 3.3.2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的主要差异 |
| 3.3.3 启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比较研究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研究方法 |
| 4.1.2 案例选取原则 |
| 4.1.3 资料获取 |
| 4.1.4 分析框架 |
| 4.2 中国典型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分析 |
| 4.2.1 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2 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3 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4 核物理与核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5 工业装备结构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3 美国典型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分析 |
| 4.3.1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
| 4.3.2 喷气推进实验室 |
| 4.3.3 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 |
| 4.3.4 普林斯顿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 |
| 4.3.5 林肯实验室 |
| 4.4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比较与启示 |
| 4.4.1 制度体制的比较分析 |
| 4.4.2 建设定位的比较分析 |
| 4.4.3 资源要素的比较分析 |
| 4.4.4 运行模式的比较分析 |
| 4.4.5 科研合作的比较分析 |
| 4.4.6 启示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比较研究 |
| 5.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预处理 |
| 5.1.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来源 |
| 5.1.2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处理流程 |
| 5.1.3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规约 |
| 5.1.4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清洗 |
| 5.1.5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构造 |
| 5.1.6 小结 |
| 5.2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的科研实力比较 |
| 5.2.1 高被引论文产出及变化情况比较 |
| 5.2.2 高被引论文单因素产出特征比较 |
| 5.2.3 基于关联规则的高被引论文多因素特征比较 |
| 5.2.4 小结 |
| 5.3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主导地位的科研实力比较 |
| 5.3.1 两国间高被引论文合作情况比较 |
| 5.3.2 中美参与国际合作的高被引论文主导情况比较 |
| 5.3.3 基于Logistic回归的国际合作论文主导地位特征比较 |
| 5.3.4 小结 |
| 5.4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科研实力比较 |
| 5.4.1 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比较 |
| 5.4.2 高被引论文期刊影响因子比较 |
| 5.4.3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的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特征比较 |
| 5.4.4 小结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的对策建议 |
| 6.1 政府统筹实验室体系顶层设计的安排 |
| 6.1.1 强化政府战略规划,融入国家创新系统 |
| 6.1.2 顺应科技发展趋势,引领学科交叉创新 |
| 6.1.3 加强重大专项部署,支撑战略新兴产业 |
| 6.2 积极推进实验室融入创新联合体建设 |
| 6.2.1 以市场拉动需求,发挥龙头企业领军性作用 |
| 6.2.2 以科研带动教学,发挥实验室平台教学功能 |
| 6.2.3 以联合实现共享,发挥联合体协同创新优势 |
| 6.3 努力推进实验室融入世界范围的步伐 |
| 6.3.1 坚持国际交流与合作,保持科技的自立自强 |
| 6.3.2 打造国际化人才团队,构筑全球性人才高地 |
| 6.3.3 参与全球化科技治理,提高实验室国际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广西肝癌流行现状及肝癌患者住院医疗费用、生活质量与人格评估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学位论文受资助项目说明 |
| 主要英文缩写词索引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广西肝癌登记地区肝癌流行现状及趋势预测 |
| 1.资料与方法 |
| 1.1 资料来源 |
| 1.2 统计分析指标 |
| 1.3 肝癌发病和死亡预测方法 |
| 1.4 质量控制 |
| 1.5 统计分析 |
| 2.结果 |
| 2.1 人口覆盖情况 |
| 2.2 主要质控指标 |
| 2.3 肝癌发病主要指标 |
| 2.4 肝癌发病主要指标预测结果 |
| 2.5 肝癌死亡主要指标 |
| 2.6 肝癌死亡主要指标预测结果 |
| 2.7 因肝癌死亡损失的PYLL和APYLL |
| 2.8 因肝癌死亡损失的WYPLL和AWYPLL |
| 3.讨论 |
| 3.1 广西肝癌登记地区监测人口覆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 3.2 广西肝癌登记地区肝癌M/I值和MV比例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 3.3 广西肝癌登记地区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与国内外相比均处于较高水平,而肝癌标化发病率在2011-2015年则呈下降趋势 |
| 3.4 广西肝癌登记地区标化后的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在2016-2020年将呈缓慢下降趋势,农村地区呈缓慢下降趋势,而城市地区则呈快速上升趋势 |
| 3.5 广西肝癌登记地区因肝癌死亡造成的APYLL在全国处于较高水平,男性AWYPLL明显高于女性 |
| 4.结论 |
| 5.研究的创新性与局限性 |
| 第二部分 广西某肿瘤医院肝癌患者住院医疗费用分析 |
| 1.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研究对象纳入和排除标准 |
| 1.3 研究对象样本量要求 |
| 1.4 质量控制 |
| 1.5 统计分析 |
| 2.结果 |
| 2.1 基本信息 |
| 2.2 临床治疗信息 |
| 2.3 住院医疗费用概况 |
| 2.4 各年度住院医疗费用 |
| 2.5 日均住院医疗费用概况 |
| 2.6 日均住院医疗费用影响因素分析 |
| 2.7 住院总医疗费用概况 |
| 2.8 住院总医疗费用影响因素分析 |
| 3.讨论 |
| 3.1 肝癌患者次均住院天数及次均住院医疗费用在全国均处于较低水平,药品费占住院医疗费用比例与国内外相比也处于较低水平 |
| 3.2 肝癌患者日均住院医疗费用随着年份的增加呈上升趋势 |
| 3.3 诊断年龄、学历、BCLC分期、治疗方案是肝癌患者住院医疗费用的影响因素 |
| 4.结论 |
| 5.研究的创新性与局限性 |
| 第三部分 广西肝癌患者生活质量与人格评估分析 |
| 1.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及内容 |
| 1.2 研究对象纳入和排除标准 |
| 1.3 研究对象样本量要求 |
| 1.4 评估量表测评方法 |
| 1.5 质量控制 |
| 1.6 统计分析 |
| 2.结果 |
| 2.1 EQ-5D-3L量表统计分析结果 |
| 2.2 FACT-Hep量表统计分析结果 |
| 2.3 TIPI量表统计分析结果 |
| 3.讨论 |
| 3.1 EQ-5D-3L量、FACT-Hep量表、TIPI量表均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
| 3.2 婚姻状况、职业、重大影响生活事件是EQ-5D-3L量表的影响因素 |
| 3.3 EQ-5D效用值和EQ VAS值是FACT-Hep量表的影响因素 |
| 得分是 TIPI 量表人格类型的影响因素 3.4 病例组高宜人型人格和高尽责型人格比例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年龄、学历、婚姻状况、家庭年收入、EQ-5D 效用值、EQ VAS 值、FACT-Hep 量表 |
| 4.结论 |
| 5.研究的创新性与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 肝癌发病和死亡负担研究及肝癌患者生活质量评估工具应用研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 ——实证分析与政策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财政投入基础研究的效果评价 |
| 1.2.2 财政支持基础研究拔尖人才成长 |
| 1.2.3 财政支持基础研究发展的影响因素 |
| 1.2.4 不同财政工具对基础研究的影响效果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目标和思路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之处 |
| 1.5.2 论文不足之处 |
| 2 财政支持基础研究的理论依据 |
| 2.1 重要概念的界定 |
| 2.1.1 财政政策 |
| 2.1.2 基础研究 |
| 2.2 财政支持基础研究的作用机制 |
| 2.2.1 基础研究的特点 |
| 2.2.2 基础研究的公共产品属性与财政支持 |
| 2.2.3 基础研究外部性与矫正性的财政政策 |
| 2.2.4 基础研究引发的市场失灵与财政支持 |
| 2.2.5 基础研究人力资本投资与财政激励 |
| 2.3 本章小结 |
| 3 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现状分析 |
| 3.1 基础研究发展情况 |
| 3.1.1 基础学科影响力 |
| 3.1.2 创新基地建设 |
| 3.1.3 基础研究管理体系 |
| 3.1.4 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 |
| 3.2 财政投入政策 |
| 3.2.1 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及政策 |
| 3.2.2 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情况 |
| 3.2.3 基础研究人员投入情况 |
| 3.2.4 基础研究经费支出情况 |
| 3.3 政府采购政策 |
| 3.4 税收优惠政策 |
| 3.5 本章小结 |
| 4 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的实证分析 |
| 4.1 财政投入基础研究的效率分析 |
| 4.1.1 DEA原理与Malmquist指数 |
| 4.1.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1.3 实证研究 |
| 4.2 基于Tobit模型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模型构建 |
| 4.2.2 指标设定说明 |
| 4.2.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3 财政支持基础研究人才成长路径分析 |
| 4.3.1 数据处理 |
| 4.3.2 样本基本情况分析 |
| 4.3.3 模型设定与指标说明 |
| 4.3.4 实证过程与结果讨论 |
| 4.4 本章小结 |
| 5 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分析 |
| 5.1 支持基础研究财政政策体系的主要问题 |
| 5.1.1 财政投入体制不完善 |
| 5.1.2 政府采购政策激励效果不明显 |
| 5.1.3 税收优惠政策体系不健全 |
| 5.2 支持基础研究人才发展的主要问题 |
| 5.2.1 教育投入不足制约人才发展 |
| 5.2.2 激励人才发展的财税政策力度不足 |
| 5.2.3 基础研究人才的分布存在“马太效应” |
| 5.3 本章小结 |
| 6 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
| 6.1 美国基础研究的财政支持政策 |
| 6.1.1 资助体系 |
| 6.1.2 执行结构 |
| 6.1.3 投入规模 |
| 6.1.4 税收优惠 |
| 6.2 日本基础研究的财政支持政策 |
| 6.2.1 资助体系 |
| 6.2.2 执行结构 |
| 6.2.3 投入规模 |
| 6.2.4 税收优惠 |
| 6.3 韩国基础研究的财政支持政策 |
| 6.3.1 资助体系 |
| 6.3.2 执行结构 |
| 6.3.3 投入规模 |
| 6.3.4 税收优惠 |
| 6.4 国外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的启示 |
| 6.5 本章小结 |
| 7 政策建议 |
| 7.1 优化财政投入体制机制 |
| 7.1.1 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 |
| 7.1.2 均衡基础研究区域发展 |
| 7.2 调整财政投入结构,提升经费使用效率 |
| 7.2.1 调整R&D内部经费结构 |
| 7.2.2 提高经费使用效率 |
| 7.2.3 强化管理运行机制 |
| 7.2.4 建立资源共享机制 |
| 7.3 完善促进人才成长的财政政策 |
| 7.3.1 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 |
| 7.3.2 遵循培养规律,均衡人才分布 |
| 7.3.3 完善激励机制,增加人文关怀 |
| 7.4 强化支持基础研究的税收政策 |
| 7.4.1 构建基础研究税收政策体系 |
| 7.4.2 明确税收优惠政策定位 |
| 7.4.3 增加税收优惠政策手段 |
| 7.5 完善综合性配套措施 |
| 7.6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相关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我国医药行业市盈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三、研究框架 |
| 四、本文特色与不足 |
| 第一章 理论模型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与模型 |
| 一、理论基础 |
| 二、影响市盈率的经典模型 |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文献述评 |
| 第二章 我国医药行业及上市公司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医药行业的概况 |
| 一、医药行业分类 |
| 二、医药行业规模及增幅 |
| 三、医药行业特点 |
| 四、医药行业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我国医药上市公司概况 |
| 一、化学制造上市公司最多 |
| 二、近三年医药上市公司数量明显提升 |
| 三、2017年42家医药公司市值进入500强榜单 |
| 第三章 影响医药上市公司市盈率的宏观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政策环境 |
| 一、2015-2018年主要政策走向 |
| 二、案例分析 |
| 第二节 经济环境 |
| 一、中国经济总量不断提高 |
| 二、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不断增长 |
| 三、中国卫生总费用及人均卫生费用逐年上升 |
| 第三节 社会环境 |
| 一、人口总量不断增加,老龄化进程加快 |
| 二、医保水平不断提升 |
| 三、疾病谱发生变化 |
| 四、中国医疗资源不断增加、医疗服务环境持续向好 |
| 第四节 技术环境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影响医药上市公司市盈率微观因素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样本与指标的选择 |
| 一、样本选取 |
| 二、指标的选取与理论假定 |
| 第二节 医药行业市盈率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三节 医药行业市盈率与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
| 第四节 回归方程的构建 |
| 一、共线性问题检验 |
| 二、模型选择 |
| 三、回归结果与解释 |
| 四、模型的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建议 |
| 一、投资者方面 |
| 二、医药企业方面 |
| 三、政府监管方面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思路 |
| 0.4 方法与创新 |
| 0.5 概念释名 |
| 第一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 |
| 1.1 近代化思潮对中医的影响 |
| 1.1.1 海防思潮下的中西医参合 |
| 1.1.2“中体西用”思潮下的中西医汇通 |
| 1.1.3 维新变法后的中医改良 |
| 1.1.4 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医科学化 |
| 1.2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发轫 |
| 1.2.1 社会制度与中医的关系 |
| 1.2.2 近代中医社团的建立 |
| 1.2.3 近代中医教育的开展 |
| 1.2.4 近代中医医疗机构的创设 |
| 1.2.5 近代中医期刊的发行 |
| 1.3 近代山西的医疗卫生状况 |
| 1.3.1 山西悠久的中医药历史 |
| 1.3.2 近代山西的医疗体系 |
| 1.3.3 近代山西的卫生防疫 |
| 1.4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背景 |
| 1.4.1 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传统 |
| 1.4.2 阎锡山对中医的思想认同 |
| 1.4.3 重要幕僚和在晋中医的影响 |
| 1.4.4 卫生经济的现实需要 |
| 1.5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特点 |
| 1.5.1 远大的目标 |
| 1.5.2 合理的原则 |
| 1.5.3 体制化的方向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团体：从创建到改组 |
| 2.1 兼容并蓄中逆袭创设（1919-1929） |
| 2.1.1 官办社团的特征 |
| 2.1.2 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设经过 |
| 2.1.3 理事为中心的中医学共同体 |
| 2.2 历经坎坷后改弦更张（1930-1937） |
| 2.2.1 改组原因及过程 |
| 2.2.2 会员和分会制度的完善 |
| 2.2.3 中医师职业团体的雏形 |
| 2.3 宗旨：从“改进”到“科学化”的嬗变 |
| 2.3.1 成立初期：弘扬与改进 |
| 2.3.2“中西医论战”中：衷中参西 |
| 2.3.3“废止中医案”后:科学化的提出 |
| 2.4 系统全面的研究规范 |
| 2.4.1 不断完善的制度规程 |
| 2.4.2 持之以恒的研究例会 |
| 2.4.3 行之有效的学术奖励 |
| 2.5 源于西学的研究思路 |
| 2.5.1 引进还原论思维：分级与分科 |
| 2.5.2 实证主义方法 |
| 2.5.3 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中西医兼容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医学教育：实践与机制 |
| 3.1 中西医兼业：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和晋城医学馆 |
| 3.1.1 山西医学专门学堂 |
| 3.1.2 晋城医学馆 |
| 3.2 分层培养：山西医学传习所与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2.1 山西医学传习所 |
| 3.2.2 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3 改弦易辙：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到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3.1 山西医学专科学校 |
| 3.3.2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4 建立中医学制的探索 |
| 3.4.1 编订课程和教材 |
| 3.4.2 加入近代学制 |
| 3.5 借鉴西医的中医教育模式 |
| 3.5.1 中西医并行教授 |
| 3.5.2 初试中医护理教育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医疗与卫生：从医院到社会 |
| 4.1 引进西医理念的中医院 |
| 4.2 养病室在中医医院的设立 |
| 4.3 院感管理制度的雏形 |
| 4.4 中医防疫的体制化实践 |
| 4.4.1 中医参与防疫的背景 |
| 4.4.2 疫情报告制度的建立 |
| 4.5 中医退出传染病防控的原因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体制化的社会行动：联合与抗争 |
| 5.1 面对“管理医士规则”秉持 |
| 5.2 在加入教育体系中凸显 |
| 5.3 在“存废之争”中联合 |
| 5.4 为设立中央国医馆呼号 |
| 5.5 中医体制化构想的提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学术传播交流：期刊与书籍 |
| 6.1 编辑出版期刊 |
| 6.1.1 《医学杂志》的出版 |
| 6.1.2 《医学杂志》的发行 |
| 6.1.3 《医学杂志》的编者 |
| 6.1.4 《医学杂志》的作者 |
| 6.2 从“改进”向“科学化”的调适 |
| 6.2.1 办刊宗旨 |
| 6.2.2 栏目设置 |
| 6.2.3 文章主题 |
| 6.2.4 作者倾向 |
| 6.3 征集审查民间验方 |
| 6.3.1 民间验方的征集活动 |
| 6.3.2 严谨合理的审查程序 |
| 6.3.3“贱便验”为纲的收录标准 |
| 6.3.4 《审查征集验方》的社会影响 |
| 6.4 出版发行名家论着 |
| 6.4.1 彭承祖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
| 6.4.2 赵缉庵与《针灸传真》 |
| 6.4.3 杨百城及《灵素生理新论》 |
| 6.4.4 时逸人和《中国时令病学》 |
| 6.5 革新中医学术交流 |
| 6.5.1 转变交流思想 |
| 6.5.2 初建引文规范 |
| 6.5.3 丰富交流途径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启示 |
| 7.1 官办背景成就了中医体制化的独特样本 |
| 7.2 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助力中医体制化发展 |
| 7.3 中医体制化的思想在抗争过程中凸显 |
| 7.4 制度变迁导致产生近代中西医二元格局 |
| 7.5 中医体制化建设要规避中医科学化的悖论 |
| 7.6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医改进研究会重要管理制度规章 |
| 附录2 中医改进研究会教育活动相关资料 |
| 附录3 中医改进研究会医疗卫生相关资料 |
| 附录4 中医改进研究会社会行动相关资料 |
| 附录5 中医改进研究会学术传播相关资料 |
| 附录6 《医学杂志》全期目录 |
| 附录7 近代山西医学人物小传及名录 |
| 附录8 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美国药品审评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我国药品审评制度现状和问题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以往研究综述 |
| 1.2.1 美国药品审评体制的研究 |
| 1.2.2 美国药品审评程序的研究 |
| 1.2.3 美国药品审评机制的研究 |
| 1.2.4 美国药品审评法规体系的研究 |
| 1.2.5 美国药品审评绩效的研究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方法 |
| 1.4.2 比较研究 |
| 1.4.3 统计分析方法 |
| 第2章 美国药品审评体制 |
| 2.1 FDA的组织架构 |
| 2.1.1 局长办公室及其附属机构 |
| 2.1.2 药品审评与研究中心 |
| 2.1.3 生物制品审评与研究中心 |
| 2.1.4 监管事务办公室 |
| 2.2 药品审评与研究中心 |
| 2.2.1 新药办公室 |
| 2.2.2 仿制药办公室 |
| 2.2.3 药品质量管理部门 |
| 2.2.4 政策法规制定与监管部门 |
| 2.2.5 专业支持部门 |
| 2.2.6 行政支持部门 |
| 2.3 咨询委员会 |
| 2.3.1 咨询委员会的设置 |
| 2.3.2 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
| 2.3.3 咨询委员会的工作方式 |
| 2.4 药品审评活动的经费与药品审评收费 |
| 2.4.1 药品审评收费的依据 |
| 2.4.2 药品审评收费的减免 |
| 2.4.3 药品审评活动的经费与药品审评收费 |
| 第3章 美国新药审评程序 |
| 3.1 美国新药审评程序概述 |
| 3.1.1 新药审评的主要程序步骤 |
| 3.1.2 审评团队分工与职责概述 |
| 3.2 提交前会议与提交 |
| 3.2.1 提交前会议 |
| 3.2.2 受理与合规审查 |
| 3.2.3 建立审评团队并分发申请 |
| 3.2.4 小结 |
| 3.3 制定审评计划 |
| 3.3.1 准备审评 |
| 3.3.2 决定申请的可立卷性 |
| 3.3.3 计划会议 |
| 3.3.4 小结 |
| 3.4 进行审评 |
| 3.4.1 科学审评与监管审评 |
| 3.4.2 举行中期会议 |
| 3.4.3 完成初级审评和次级审评 |
| 3.4.4 举行后期会议 |
| 3.4.5 汇总 |
| 3.4.6 小结 |
| 3.5 作出正式决定 |
| 3.5.1 部门主任/办公室主任的审评 |
| 3.5.2 最终决定、函件和决定文件包 |
| 3.5.3 决定后反馈 |
| 3.5.4 小结 |
| 第4章 美国新药审评的加速程序 |
| 4.1 加速程序概述 |
| 4.1.1 加速程序的历史 |
| 4.1.2 加速程序的简要比较 |
| 4.1.3 对加速程序相关概念的界定 |
| 4.1.4 加速程序的一般考虑 |
| 4.1.5 加速程序的收益与风险 |
| 4.2 加速许可 |
| 4.2.1 加速许可的适格标准 |
| 4.2.2 加速许可的终点指标 |
| 4.2.3 加速许可的证据标准 |
| 4.2.4 加速许可的条件 |
| 4.3 优先审评 |
| 4.3.1 优先审评认定的适格标准 |
| 4.3.2 优先审评认定申请 |
| 4.3.3 对优先审评的认定 |
| 4.4 快速路径 |
| 4.4.1 快速路径的适格标准 |
| 4.4.2 快速路径的特征 |
| 4.4.3 申请快速路径认定的程序 |
| 4.5 突破性治疗 |
| 4.5.1 突破性治疗认定的适格标准 |
| 4.5.2 突破性治疗认定的特征 |
| 4.5.3 突破性治疗认定的程序 |
| 4.6 加速程序的具体适用 |
| 4.6.1 加速程序在药品审评中的适用 |
| 4.6.2 四类加速程序叠加适用的情形:以Darzalex为例 |
| 第5章 美国药品审评的机制设计 |
| 5.1 专家咨询 |
| 5.1.1 咨询委员会的组成 |
| 5.1.2 咨询委员会会议 |
| 5.1.3 咨询委员会的作用 |
| 5.2 沟通交流 |
| 5.2.1 沟通交流概述 |
| 5.2.2 函 |
| 5.2.3 会议 |
| 5.3 审评机构内部争议的解决机制 |
| 5.3.1 内部争议解决机制概述 |
| 5.3.2 平等发言 |
| 5.3.3 管理链条中的科学/监管争议解决 |
| 5.3.4 不同专业意见程序 |
| 5.3.5 局科学争议解决程序 |
| 5.4 申办者与审评机构之间争议的解决程序 |
| 5.4.1 正式争议解决程序概述 |
| 5.4.2 启动的条件 |
| 5.4.3 启动时提交的文件 |
| 5.4.4 FDA的行动 |
| 5.4.5 继续申诉 |
| 第6章 美国药品审评的政策文件 |
| 6.1 美国药品审评的政策文件概述 |
| 6.1.1 药品审评政策文件的类别 |
| 6.1.2 药品审评政策文件的作用 |
| 6.1.3 标准操作规程 |
| 6.2 指南文件 |
| 6.2.1 指南文件概述 |
| 6.2.2 指南制定程序中的分工 |
| 6.2.3 指南文件的制定和发布程序 |
| 6.2.4 指南文件制定中的公众参与 |
| 6.2.5 确保遵守《良好指南质量管理规范》 |
| 6.3 政策和程序手册 |
| 6.3.1 政策和程序手册的类别 |
| 6.3.2 政策和程序手册制定程序的责任分担 |
| 6.3.3 政策和程序手册的制定、发布和审查程序 |
| 第7章 完善我国药品审评制度的建议 |
| 7.1 推动药品审评核心理念的变革 |
| 7.1.1 美国药品审评的核心理念 |
| 7.1.2 中国药品审评的核心理念 |
| 7.1.3 可能的改革方向 |
| 7.2 调整和优化药品审评部门的组织架构和科室设置 |
| 7.2.1 优化药品审评相关部门的组织架构 |
| 7.2.2 调整药品审评中心内部审评部门的设置 |
| 7.2.3 强化药品审评中心内部的支持部门 |
| 7.3 改善药品审评的绩效 |
| 7.3.1 提升药品审评的资源配置 |
| 7.3.2 恪守药品审评的时限要求 |
| 7.4 优化药品审评中的加速程序 |
| 7.4.1 细化关于加速程序的管理规范和技术指南 |
| 7.4.2 拓宽药品审评加速程序的适用范围 |
| 7.4.3 加强审评机构对适用加速程序的药品研发项目的指导 |
| 7.5 改良药品审评的机制设计 |
| 7.5.1 专家咨询 |
| 7.5.2 沟通交流 |
| 7.5.3 审评机构内部争议解决 |
| 7.5.4 申办者与审评机构之间的争议解决 |
| 7.6 构建完备的药品审评政策文件体系 |
| 7.6.1 加快制定急需的政策文件 |
| 7.6.2 强化公众参与,完善政策文件的制定程序 |
| 7.6.3 建立政策文件的修订程序 |
| 7.6.4 确保政策文件的有效遵守和执行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 附件 |
（7）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运用 |
| 第一章 时代背景与宋美龄后半生的符号特征 |
| 第一节 蒋介石撤台时的内外困局 |
| 第二节 1950年初宋美龄自美返台后对蒋介石的政治支持 |
| 第三节 “第一夫人”:宋美龄的政治符号选择 |
| 第二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一:“台美外交主掌人” |
| 第一节 积蓄“台美外交”助力(1949-1952) |
| 第二节 践行“夫人外交”(1952-1959) |
| 第三节 从台前到幕后(1963-1969) |
| 第三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二:台湾“妇运领袖” |
| 第一节 妇女运动:宋美龄的政治根据地 |
| 第二节 抵台发动妇运维稳 |
| 第三节 以“动员”作为妇运工作的重中之重 |
| 第四节 妇联会:宋美龄退台后的妇运抓手 |
| 第四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三:台湾社会事业推动者 |
| 第一节 宗教信仰与政治的融合 |
| 第二节 宋美龄与台湾医疗事业 |
| 第三节 宋美龄与台湾教育事业 |
| 第五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政治符号与家庭角色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传统家族中的长者 |
| 第二节 从斗争到同舟共济:宋美龄与蒋经国关系研究 |
| 第三节 宋美龄在娘家利益与蒋家利益间的平衡 |
| 第六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终结:隐居美国 |
| 第一节 隐而不休 |
| 第二节 东山未起 |
| 第三节 谢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9）台湾中草药生技产业技术进步之经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与目的 |
| 一、 市场需求面向 |
| 二、 供给面向 |
| 一、 研究问题 |
| 二、 研究目的 |
| 三、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论文架构与研究限制 |
| 一、 研究样本数方面的限制 |
| 二、 研究设计及取样的限制 |
| 第四节 名词定义 |
| 一、 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 |
| 二、 生产要素 |
| 三、 生物科技的定义 |
| 四、 中草药的定义 |
| 五、 中草药生物科技产业的定义 |
| 六、 保健食品的定义 |
| 第五节 中草药生技产业背景分析 |
| 一、 全球生物科技的兴起 |
| 二、 全球中草药生物科技的兴起 |
| 三、 全球中草药保健食品盛行 |
| 四、 全球中草药生物科技产业的发展现况 |
| 第六节 台湾农业兴衰与库兹涅茨曲线验证 |
| 第七节 台湾中草药生物科技产业的发展现况 |
| 第二章 文献探讨与研究方法 |
| 第一节 技术变动分析之文献探讨 |
| 第二节 科技产业经济分析之文献探讨 |
| 第三节 经济预测法 |
| 第四节 技术变动估计法 |
| 第五节 估计模型推导 |
| 第六节 数据范围与种类 |
| 第七节 数据源与处理 |
| 第三章 台湾制药产业之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中草药产品与要素之市场需求 |
| 第二节 台湾生技新药产业实证分析 |
| 一、 回归检定 |
| 二、 估计结果 |
| 三、 生产要素需求链 |
| 四、 产出贡献 |
| 五、 供需价格弹性 |
| 六、 技术效率之进步倾向 |
| 第三节 台湾传统制药产业实证分析 |
| 一、 回归检定 |
| 二、 估计结果 |
| 三、 生产要素需求关连 |
| 四、 产出贡献 |
| 五、 供给与要素需求价格弹性 |
| 六、 技术效率之进步倾向 |
| 第四章 台湾食品产业之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台湾保健食品产业实证分析 |
| 一、 回归检定 |
| 二、 估计结果 |
| 三、 生产要素需求链 |
| 四、 产出贡献 |
| 五、 供给与要素需求价格弹性 |
| 六、 技术效率之进步倾向 |
| 第二节 台湾传统食品产业实证分析 |
| 一、 回归检定 |
| 二、 估计结果 |
| 三、 生产要素需求链 |
| 四、 产出贡献 |
| 五、 供给与要素需求价格弹性 |
| 六、 技术效率之进步倾向 |
| 第三节 台湾中草药生技产业实证分析 |
| 一、 回归检定 |
| 二、 估计结果 |
| 三、 生产要素需求链 |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生技新药产业实证分析之结论 |
| 一、 生产要素需求链 |
| 二、 投入效益 |
| 三、 供给与要素需求价格弹性 |
| 四、 技术效率之进步倾向 |
| 五、 结论 |
| 一、 供给面向 |
| 二、 要素需求面向 |
| 三、 技术面向 |
| 第二节 传统制药产业实证分析之结论 |
| 一、 生产要素需求链 |
| 二、 投入效益 |
| 三、 供给与要素需求价格弹性 |
| 四、 技术效率之进步倾向 |
| 五、 结论 |
| 一、 供给面向 |
| 二、 要素需求面向 |
| 三、 技术面向 |
| 第三节 保健食品产业实证分析之结论 |
| 一、 生产要素需求链 |
| 二、 投入效益 |
| 三、 供给与要素需求价格弹性 |
| 四、 技术效率之进步倾向 |
| 五、 结论 |
| 一、 供给面向 |
| 二、 要素需求面向 |
| 三、 技术面向 |
| 第四节 传统食品产业实证分析之结论 |
| 一、 生产要素需求链 |
| 二、 投入效益 |
| 三、 供给与要素需求价格弹性 |
| 四、 技术效率之进步倾向 |
| 五、 结论 |
| 一、 供给面向 |
| 二、 要素需求面向 |
| 三、 技术面向 |
| 第五节 台湾中草药生技产业实证分析之结论 |
| 第六节 台湾中草药生技产业之关键子产业 |
| 一、 供给面向：详表5-9供给结论汇总 |
| 二、 要素需求面向：详表5-10要素需求结论汇总 |
| 三、 技术面向：详表5-11技术结论汇总 |
| 四、 优点 |
| 五、 劣点 |
| 六、 优点 |
| 七、 劣点 |
| 第七节 建议 |
| 一、 市场面 |
| 二、 供给技术面 |
| 第八节 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一、 中文文献 |
| 重点文献 |
| 经济分析文献 |
| 其他文献 |
| 二、 论文集 |
| 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
| 农业经济研讨会论文集 |
| 生物科技研讨会论文集 |
| 其他研讨会论文集 |
| 三、 产业研究 |
| 财团法人生物技术开发中心,ITIS计划 |
| 台湾经济研究院生物科技产业研究中心 |
| 其他产业研究 |
| 四、 网站 |
| 国际行政部门或研究组织 |
| 台湾行政部门或研究组织 |
| 专利组织 |
| 民间组织 |
| 私人企业及其它 |
| 五、 英文文献 |
| 附录 |
| 一、 全球中草药生技产业背景相关图表 |
| 二、 台湾农业政策演进 |
| 三、 近期台湾农业政策及目标 |
| 四、 台湾中草药生物科技产业推动历程 |
| 五、 台湾中草药生技产业之重点政策 |
| 六、 台湾中草药生物科技产业的发展现况相关图表 |
| 七、 台湾中草药生技产业之供需价格弹性及技术效率之进步倾向估计值 |
（10）并购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我国医药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流程与架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可能的创新点与贡献 |
| 1.7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并购的一般理论 |
| 2.1.1 并购的动因 |
| 2.1.2 并购绩效的衡量 |
| 2.2 并购对创新影响的文献述评 |
| 2.2.1 并购、多元化与创新 |
| 2.2.2 技术并购对创新的影响 |
| 2.3 国内的相关研究 |
| 2.3.1 我国并购研究的现状 |
| 2.3.2 我国并购对创新影响的研究述评 |
| 2.4 研究空间与研究机会分析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与并购 |
| 3.1 世界医药产业的发展概况 |
| 3.1.1 世界医药产业的发展现状 |
| 3.1.2 医药产业的特点 |
| 3.2 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与并购 |
| 3.2.1 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概况 |
| 3.2.2 我国医药企业的并购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概念模型与研究假设 |
| 4.1 企业的并购与创新 |
| 4.1.1 企业并购浪潮的历程回顾 |
| 4.1.2 技术创新推动企业的并购 |
| 4.2 概念模型 |
| 4.2.1 并购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 |
| 4.2.2 技术并购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
| 4.2.3 技术并购中双方知识与技术特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
| 4.3 研究假设 |
| 4.3.1 并购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 |
| 4.3.2 技术并购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
| 4.3.3 技术并购中双方知识与技术特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
| 4.3.4 研究的假设框架图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
| 5.1 变量测度 |
| 5.1.1 解释变量 |
| 5.1.2 被解释变量 |
| 5.1.3 调节变量 |
| 5.1.4 控制变量 |
| 5.1.5 本文采用的变量及计算方法汇总 |
| 5.2 研究方法 |
| 5.2.1 研究方法的选择 |
| 5.2.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统计分析与结果 |
| 6.1 样本的基本特征 |
| 6.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及相关性分析 |
| 6.2.1 并购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 |
| 6.2.2 技术并购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 |
| 6.3 假设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3.1 并购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 |
| 6.3.2 技术并购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
| 6.3.3 技术并购双方知识与技术特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
| 6.3.4 企业自身R& D 努力程度对技术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果讨论 |
| 7.1 假设检验结果汇总 |
| 7.2 研究结果讨论 |
| 7.2.1 并购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 |
| 7.2.2 技术并购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
| 7.2.3 技术并购双方知识与技术特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
| 7.2.4 企业自身R& D 努力程度对技术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 |
| 7.2.5 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其他因素 |
| 7.3 综合性讨论与实践启示 |
| 7.3.1 综合性讨论 |
| 7.3.2 实践启示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四、《世界临床药物》2003年(24卷)年度索引（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D]. 李阳. 吉林大学, 2021(01)
- [2]广西肝癌流行现状及肝癌患者住院医疗费用、生活质量与人格评估分析[D]. 彭振仁. 广西医科大学, 2020
- [3]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 ——实证分析与政策优化[D]. 姜群.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4]我国医药行业市盈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D]. 吴晓琼. 厦门大学, 2018(02)
- [5]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D]. 刘洋. 山西大学, 2017(02)
- [6]美国药品审评制度研究[D]. 袁林. 沈阳药科大学, 2017(09)
- [7]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D]. 吕晶. 南京大学, 2014(05)
- [8]汉籍之路[J]. 余义林. 中国作家, 2014(02)
- [9]台湾中草药生技产业技术进步之经济分析[D]. 洪永裕. 南京农业大学, 2012(12)
- [10]并购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我国医药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D]. 李沐纯. 华南理工大学, 2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