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医科大学学报，2003年，第16卷，总目录

一、湖北省卫生职工医学院学报 2003年 第16卷 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裴欣^[1]（2020）在《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研究》文中提出近代以来的一百八十年间,西安城市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社会政治经济也实现了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发展。近现代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业革命不仅带来了技术变革,更是带来了政治变革和城市变革。城市规划是对城市未来发展的计划,是人类积极主动建设改造城市的活动,对城市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作为城市发展先导的城市规划,自近代以来,从思想理论和规划实践两个层面,逐步实现了从萌芽到形成完善并继续发展的历史过程,至现当代形成成熟完整的城市规划编制和实施的现代化转变,并由此引发了西安城市社会经济的现代转型。本文从历史地理学角度,以城市近代化为主线,从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演变切入,复原民国时期及建国后西安历次城市规划形成的过程,对城市规划各要素及其作用进行了综合分析,探究西安作为内陆城市其城市规划制定及实施的影响因素。本文以时间为经,以历次规划为纬,大体上分为民国时期与当代时期两个阶段来研究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演变的过程。综观民国时期西安的城市发展及规划建设情况,可以将民国时期西安的城市规划分为萌芽时期、形成与完善时期以及继续发展时期三个阶段。民国前期西安城市空间格局的初步变化和城市规划文件的形成主要从辛亥革命后至陪都西京确立之前,也可以称之为前陪都时期,出现了萌芽性质的两部城市规划文件,其一是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陕西长安市市政建设计划》,其二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陕西省民国二十年建设事业计划大纲》。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开始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止的十余年间,是民国时期西安城市规划的形成与完善时期,主要是在筹备建设陪都西京时期。这一时期西安先后出现了多部城市规划方案,既有民间拟议,也有官方擘划。民间拟议包括季平的《西京市区分划问题刍议》和易俗社孙经天《西京市政建设计划之准则》。官方擘划则包括《西安市三年行政计划》、《陕西省建设厅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行政计划》、《西京市分区计划说明》、《西京规划》等。尤其是《西京规划》的出台,标志着近代西安形成了现代意义上完整的城市规划方案。民国时期西安城市规划的继续发展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随着抗战的结束和战后城市恢复建设的开展,《西安市分区及道路系统计划书》随之编制完成。这部规划借鉴了当时西方主流规划思想,颇具时代意义。当代西安城市规划发展演变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新特点。这一时期我国的现代城市规划体系开始逐步建立,从开始全盘引入苏联模式到逐步接受西方的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至结合实际形成具有自身优势特点的规划方案,当代西安城市规划发展一波三折。西安的城市发展和建设一直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有了统一的安排和指导。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安总共编制了四轮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即《西安市1953-1972年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和《2008-2020年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在这几次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下,西安改变了近现代时期的城市面貌,从消费型城市发展成为工业城市,进入了现代化都市发展的新时期。通过历史时段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对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演变过程的分析,总结了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的特征,指出这一时期西安城市规划的历史继承和过渡时期的转型变革双重特点。同时总结了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思想的演变,分析了城市规划落实的影响因素。专门之人才、具体之计划、充裕之财力、科学理论之指导是西安城市规划建设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政治因素是西安城市规划制定和实施的最为突出的动力因素,西安城市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大多有赖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地方政令的推行。最后,把西安的城市规划置于全球史背景下进行探讨,更加凸显近代以来西安作为世界古都的城市规划特点,为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供参考。

李品^[2]（2017）在《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教育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些年来,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逐步实施和深入推进,人才资源的数量逐年提高,质量逐步提升、结构稳步调整,但西部民族地区高层次人才紧缺的现状依然明显。人力资源的质量、数量和结构是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此,一方面要积极营造良好的人才使用、管理和激励环境,完善西部民族地区的用人机制,尽可能多地吸引和留住人才资源,提高人力资源数量;另一方面,要通过加大投入大力发展民族教育、创新人才培养方式,积极为西部民族地区培养更多亟需的各类应用型高端人才,积极提升人力资源质量。提高人力资源储备和提升人力资源质量是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简称“骨干计划”）教育政策是为贯彻落实党和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升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源质量、推进民族地区教育公平、实施教育精准扶贫工作而制定的一项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优惠政策。政策自2006年实施以来,作为民族地区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大举措,已经为民族地区培养了各类急需的优秀高层次骨干人才3万余名,他们在各行各业为推动西部民族地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战略和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发展战略,即“一带一路”倡议,为主动适应深刻变化的全球形势和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了重大战略部署,为加快西部民族地区开发开放,加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根据我国的国家级发展战略调整、西部民族地区的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特别是发展过程中对高层次人才需求情况,教育部对骨干计划政策进行了不断调整和完善。同时,有必要对骨干计划政策进行全面系统的政策梳理和实施效果分析,从而引导这一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政策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加快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提高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质量,对促进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从一个对本职岗位十分热爱并对民族教育富有深厚情感的基层教育工作者的视角出发,基于长期对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和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路径的认真观察,以骨干计划教育政策亲历者、执行者的切身体验和感悟,对这一影响国家和民族地区长远发展的政策持续的关注,并不断拓展研究视野,用教育公平补偿机制、人力资本理论、政策研究模型等多个层面和维度来思考政策的得失。情之所系,理之所思,具有应用价值的学术关注、近水楼台的客观现实可操作性以及念兹在兹的民族教育切身工作经历,成为支持本研究的基础构成,也蕴含了本研究的人文关切和具体意义。论文运用了调查问卷法、访谈法、政策研究法和系统研究法等社会学分析与研究方法。根据研究的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问卷、访谈等多种手段获取各类研究资料,针对骨干计划政策的制定背景、实施过程、政策价值等方面进行科学的统计、分析、比较和归纳,以不断实事求是的态度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为进一步完善政策寻找理论和现实依据。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民族教育及人力资源研究历史发展的脉络着手,以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价等为研究导向,认真构思和搭建了少数民族研究生教育与人力资源关系研究框架,系统梳理了骨干计划政策的出台的背景,政策执行的具体过程及政策实施的具体成效和意义,并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政策过程存在的不足之处,如在统筹政策制定、招生计划投放、招生专业分布、录取政策细化、培养条件保障、优化课程设置、就业工作指导、政策执行监管、民族干部培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在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尝试性的提出一些政策完善的建议。论文的基本结构如下:绪论部分,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缘起、研究目的与意义、核心概念及理论基础、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文献综述等;第二部分概述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和少数民族人力资源的发展状况;第三部分阐述骨干计划政策制定的背景、指导思想、具体内容和重要意义;第四部分研究骨干计划政策的执行,以中央民族大学为例,通过数据分析、调查问卷和访谈等方式,对骨干计划研究生的招生、培养、就业等情况进行深入剖析;第五部分对骨干计划政策进行综合评价和价值分析,阐述了骨干计划政策的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第六部分对从招生、培养、就业等方面完善骨干计划政策提出建议。

俞世恩^[3]（2017）在《现代性与民族性：1929年“大上海计划”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以历史学科为基点,吸收有关政治、经济、社会、城市、规划等多学科知识进行交叉研究,从全球城市现代化发展和城市规划史的视角,通过分析“大上海计划”（1929年）的产生、内容、实施及失败的原因等,来透视近代上海在当时应对现代化与民族独立统一这两个时代主题时的困境与努力。文章主要依托史料,以美国“芝加哥计划”为参照,从全球视野探求“大上海计划”诞生的背景,说明该计划的出现既是上海日益发展为国家经济中心的内在需求,也是国民政府巩固政权、追求民族复兴的需要。通过阐述“大上海计划”的主要内容,阐明近代上海的现代化建设因内蕴了民族独立与民族复兴的要求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统一。在梳理“大上海计划”的实施中,分析其失败的原因,揭示计划虽有助于促进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但其实践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民族尚未独立的制约;并通过介绍“大上海计划”之后的城市规划活动,分析该计划产生的深远影响,认为民族独立后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虽已凸显出来,这些后续规划也继承了“大上海计划”的思想精髓。但在动荡时代,政府关注的并非现代化的市政改革,而是国家统一。最终,文章强调城市规划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反映。传统文化与民族主义元素会对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产生影响。“大上海计划”就是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现代化建设需要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

刘文祥^[4]（2017）在《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立大学新校园建设 ——以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国立武汉大学珞咖山校园,是国民政府时期为数不多的国立大学新校园建设案例中的重要代表。作为由美国建筑师主导设计的中国国立大学校园,珞咖山校园的建筑风格和文化意涵,是中西建筑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而其建设过程和当时的师生校园生活,亦值得深入探究。本文充分利用了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及美国等地的馆藏未刊原始档案,在教育史、建筑史、社会经济史等领域间进行跨学科研究,对这一在中国近代建筑史和教育史上具有双重重要意义的案例进行了深入探讨。近代以来,武汉地区的高等教育校园校舍建设曾长期发展滞后,在全国范围内处于落后地位,这一状况直到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并开始珞珈山新校舍建设方才发生根本改变。1928年国民政府改组重建国立武汉大学,其筹备过程中适逢“宁汉对立”和大学区制改革试行,新大学曾经历了省立与国立间的短暂摇摆,最终由蔡元培确定为国立大学,并组织建筑设备委员会,为建设新校园做准备。武大新校舍建设计划最早由筹备委员李四光提出,选址过程经历了多次变更,在李四光、叶雅各、开尔斯及建委会其他委员共同决策下最终确定。在珞珈山新校址范围内,武汉大学依照《土地征收法》开展了持续8年的土地征收,其间发生了多次迁坟、拆迁和土地纠纷,武大校方、地方土着、中央及地方政府等方面在其间发生了复杂的利益纠葛和博弈,体现出当时中国教育与政治权力的复杂关系,以及精英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间的鸿沟。珞珈山新校舍建设的经费来源十分复杂,在中央和湖北省各担半数的150万元初期财政拨款以外,另有中央和湖北省政府的追加拨款、湖南省政府及汉口市政府的补助款、美国及英国退还庚子赔款、黎氏兄弟私人捐款、平汉铁路局技术合作协定补助款等来源。这些拨款的进程各有不同,其间亦经历了众多曲折与反复。珞珈山新校舍的建筑设计,主要由美国建筑师开尔斯进行,李锦沛、石格司等建筑师也参与其中并发挥重要作用。开尔斯建筑师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丰富的旅行经历,这些成为他设计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的重要背景。新校舍前后两期工程,分别主要由汉口汉协盛营造厂和上海六合建筑公司承建。两大营造厂在施工过程中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均总体上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工程建设。由开尔斯主持设计的珞珈山校园建筑,在风格上契合当时的“固有形式”潮流,在近代中国民族形式建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但其中也融合了大量其他元素。开尔斯、李锦沛等人在珞珈山演绎“中国固有形式”的过程中,受到中山陵建筑设计的深刻影响,而在具体设计实践中,也展现出对中国南北不同地域建筑元素的融合,及对“中西合璧”和“古今融合”的尝试。面对形式与功能的矛盾,也在探索中不断尝试进行调和折衷。珞珈校园与武昌东湖密不可分。民初任桐的大东湖风景区构想和30年代周苍柏“海光农圃”的建设,是近代东湖风景区开发先驱。与此同时,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建设也是东湖风景区建设最早的拓荒实践,武汉大学的道路建设极大改善了东湖交通状况,而珞珈校园本身也成为了民国时期武昌东湖作为风景旅游地的核心景观和主要游憩地之一。作为大学校园的珞珈湖山,在30年代的武汉三镇发展成为一个“世外仙源”,也形成了独特的校园文化和大学生活模式。

李素珍^[5]（2017）在《抗战时期中国主流媒体中的基督教形象 ——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文中提出近代以来,基督宗教在西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大举进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领域引发冲突,遭致颇多非议。晚清时期,基督教多以负面形象出现,被国人视为与传统儒家思想大相径庭的异端邪说,少数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仗势欺人、挑战官绅权威,加剧了国人的反感。义和团运动后,基督教会努力反思自我、不断调整传教策略,加上民初宗教自由政策的出台、社会风气的转变,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形象有所改善。然而20世纪20年代因民族主义引发的非基督教运动,再次导致基督教的污名化。“九一八”事变以后,在华基督新教教会总体上持正义立场,为抗战救亡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因而基督教在中国主流媒体中呈现的是积极正面的形象。《申报》作为近代中国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报纸,对基督教的报道极具代表性。卢沟桥事变后《申报》中的基督教报道,广泛涉及福音传播和社会事业的各个方面,呈现给读者的是受难的基督教、公义的基督教、奉献的基督教和奋进的基督教形象,此前基督教不科学、与地方社会冲突等的报道极少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媒体选择报道的倾向性。《申报》的此种倾向,首要原因固然是因为战时基督教会对爱国救亡运动的积极投入,但同时隐含诸多政治因素。比如,《申报》独立办报期间秉持拥护国民政府、积极抗战的立场,与基督教会的态度不谋而合;基督教会作为一股重要的救亡力量,亦为中国媒体积极争取的对象。国民政府也有利用广大信徒为抗战服务的目的,同时寄希望于团结基督教会来示好英美国家,以期获得他们的抗战支持。同时,国民政府希望在政教分离的原则下,继续保持此前建立的、良好的政教互动关系。总之,抗战时期中国主流媒体中基督教形象的变化,反映出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认可,教会长期以来融入中国社会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借助战争环境得以实现。

谢璇^[6]（2011）在《1937-1949年重庆城市建设与规划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重庆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从古代的区域军事与政治堡垒,发展成为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从偏居西南一隅的内陆山城,发展成为抗战时期的中国战时首都,其城市发展历程独一无二。这座内陆山城曾因军事防御优势,在南宋晚期长达四十余年的抗蒙战争和近代的抗日战争中,两度闻名于世,在民族危急存亡之时担负起天下兴亡之重任,表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两次战争改变了世界,同时也改变了重庆。南宋晚期,重庆不仅成为全国的抗敌中心,也开发了区域的经济优势,当时修筑的城池,初步奠定了重庆古城的大致范围;抗日战争更使得重庆从一个区域中心城市一跃成为中国以至全世界的焦点和世界反抗法西斯的中心。因为战争,重庆成为人类战争史上“无差别轰炸”战略的第一个受害城市。但同样源于抵抗战争的城市防御优势,在抗战的八年间,在内迁而来的外部动力作用下,城市得到跳跃式的发展。今天的重庆,作为中国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从改革开放、直辖到西部大开发,城市经历了几次重要的发展契机,追根溯源,今天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抗战时期形成的城市格局。本论文是在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框架中,力求从宏观走向微观精细化方向的典型个案;同时也是抗日战争期间,非占领地城市中发展最为重要和特殊的城市。论文以“中国古代城池选址和防御体系”、城市发展机制的“底波率”原理、近代西方城市功能分区思想、有机疏散、卫星城市等相关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指引。通过对现有的“陪都档案”、历史文献、地方志等第一手原始资料的收集和深入挖掘,对实地进行调研和访谈,应用类比、归纳、推理、数理统计分析等多种方法,构建本论文的研究内容。本文以战争和城市防御为切入点,以战争形势变化为线索,研究对象范畴通过物质层面上的战时重庆城市防御建设（包括火巷建设和旧城区改造、兵工厂建筑、城市空间拓展等）;文化层面的战时建筑思潮、建筑理论、建筑教育等;制度层面上对《陪都十年计划草案》的编制、战时城市管理和法规的制定等;以及建设者层面（包括城市管理者、城市规划、建筑的设计者等）等四个层面,全面构建出1937-1949年期间重庆城市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动力机制、发展轨迹以及运行规律等多方面特征。论文的创新点有四点,第一,首次以战争与城市防御角度,深入研究抗日战争期间重庆特殊的防御型城市建设;第二,通过分析战时出于城市安全以及生产建设的需要,城市向乡村疏散这一必然的“自救”过程,探寻战时重庆郊区的城市化发展,以及形成“大分散、小集中、梅花点状”城市雏形的动力机制。第三,通过战后《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与战前《首都计划》;战时重庆的分散式功能分区意向与战时西南其他城市计划等的对比,总结出中国近代由国人“自主”完成的城市规划的基本特征,和针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城市所采取的不同规划策略。第四,通过分析抗战大后方的建筑思潮和理论特征,以及特殊时期的建筑教育的特殊发展特点,最终力图使本研究成果能进一步拓宽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范畴。

周琼^[7]（2011）在《论中国精神损害赔偿的事实及相关基础》文中指出精神损害赔偿诉讼随着人类对精神和心灵上的健康和安宁的日益重视而在实践中被越来越多的提出。诉讼的增多、范围的扩大、数额的提高是精神损害赔偿领域非常明显的一种发展趋势。本文从制度和实证两个角度,描述了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现状。在我国,侵犯人身权和受法律保护的人身利益均可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其中,侵犯受法律保护的人身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应该受到更多的限制。在司法实践中,我国精神损害赔偿诉讼多发生在侵犯物质性人格权的领域；并且发挥着弘扬社会道德、维护社会和谐等作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国家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上有着不同的作法。在大陆法系国家内部,法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以损害为中心建构的；德国的精神损害是以权利为中心建构的,因此法国法上精神损害赔偿受到的限制比较少。英美法系国家的精神损害赔偿具有非常强烈的判例法色彩。他们将精神损害分为纯粹精神损害与其他类型的精神损害,并且给予了纯粹精神损害赔偿更多的关注。文章从事实和价值两个方面论证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正当性基础。依据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精神障碍具有较为明确的判断标准；精神障碍的原因虽然比较复杂,但也有一定的规律。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往往不考虑受害人自身特定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而采用客观标准来判断精神损害及其成因,“蛋壳脑袋理论”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上同样适用。在价值层面,“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思想是人格权和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源泉；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理论则为精神损害赔偿提供了正当性依据。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最直观的体现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正当性。财产对于人类精神世界的建构具有重大的作用,这是精神损害赔偿功能得以发挥的前提。概括而言,精神损害赔偿具有补偿、抚慰、惩罚和教育、调整等四个方面的作用,它们在不同的案件中有不同的体现。在实践中,精神损害赔偿发挥了更多的制度之外的功能。

时乐平^[8]（2011）在《治理“医闹”：医疗纠纷的制度根源及其对策》文中认为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医患矛盾却日渐凸显,医疗纠纷事件也层出不穷,甚至出现了由医疗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恶性暴力事件,俗称“医闹”。“医闹”行为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医疗秩序和社会稳定,并形成不良的索赔风气,与如今大力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国主流社会形象极为格格不入。从医疗纠纷的发展现状来看,呈现出数量增多,具有频发性；覆盖科室广,表现形式多样：成因多样且复杂；情节严重,具暴力倾向：解决方式以赔偿为主,经济目的日趋增强；社会负面影响日趋扩大等特点。这一现象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社会的安定和谐、阻碍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如何缓解医疗纠纷、如何根治“医闹”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从引发医疗纠纷及“医闹”的原因来看,多种多样。既有医源性原因,又有非医源性原因。医源性原因包括医疗技术原因和非医疗技术原因,非医源性原因包括社会原因和制度原因。本文选取非医源性原因中的制度原因进行研究,认为,建立完善的制度引导患方采取理性维权才是解决“医闹”、缓解医疗纠纷的根本所在。目前,我国医疗纠纷制度建设尚未十分健全,这也是导致患方有法不依、有法难依的本质原因。这就需要我们首先从现有制度入手,找寻出其可能导致患方放弃法制维权的漏洞,然后根据我国现实国情制定完善的医疗纠纷解决制度。本文首先对医疗纠纷研究现状进行研究综述,在此基础上对“医闹”现状做总体概述,并对医疗纠纷及“医闹”的概念进行分析、理解、界定,阐明两者的区别与联系,为全文的论述做好基础性铺垫；随后,对两则完全不同的典型“医闹”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引发对医疗纠纷制度偏差的思考,提出现实中医疗纠纷解决过程中存在的某些制度问题；接着,对“医闹”产生的制度根源进行深入剖析,分别从医疗纠纷的法律法规“二元化”及医疗纠纷专项法律法规缺位、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缺陷、政府偏好及其行为的偏差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旨在剖析现有解决医疗纠纷的制度对患方行为产生的影响,致使患方选择“医闹”；最后,在对医疗纠纷制度根源分析的基础上,从完善医疗纠纷法律建设、完善医疗纠纷鉴定制度和赔偿制度、完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加强政府职能建设等方面提出对策。

范建华^[9]（2008）在《环滇池城区地质环境资源综合评价与规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以城市为核心的资源消费中心和环境扰动中心已形成,这就使得城市原生地质环境变得越来越脆弱。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昆明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进入到历史上最快的发展时期,出现了急于追求发展速度,城市化进程加快使得支撑城市发展的地质环境压力增大并成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针对这一问题,论文在国家自然基金的资助下,结合中国地质调查局（“云南省主要城市环境地质问题调查评价”）工作项目中昆明市城市环境地质问题调查与评价项目和昆明城市总体发展规划,对环滇池城区地质环境资源进行了综合评价与规划研究的工作。以人-地和谐、可持续发展为研究理念,深入探讨了城市地质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克服了以往在城市规划中忽视城市地质现象,站在城市地质资源和城市地质环境角度上,全面审视昆明城市发展中遇到的瓶颈问题,通过大量现场环境地质问题调查、城市地质资源开发利用调查,应用3S技术、海量数据整合开发技术、可拓学评价方法等,对影响昆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及地下水环境脆弱性、城市地质环境脆弱性、土地资源、地质灾害（崩塌、滑坡、泥石流、岩溶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以及未来城市发展涉及的城市应急后备水源地、垃圾排放场地、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城市地质环境功能分区与适宜性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研究与评价,提出了适合昆明城市地质特点和符合昆明城市发展需要的城市规划分区。建立了时段背景值地下水质量概评方法,解决了以城市为基本评价单位的地下水质量评价问题;建立了资源总量-生态环境需求-与经济发展影响相关、人-地关系互动的水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对现有地质资源与环境条件下昆明城市适宜人口规模作了定量评价。论文研究成果有助于推进城市地质资源和地质环境与城市规划全面整合建设,也为制定昆明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规划提供了必要地质信息和决策依据。

刘新春^[10]（2007）在《中南医院基本医疗保险住院费用控制方式研究》文中指出定额结算制度下医保机构将基金平衡的价格风险转嫁给了定点医院。定点医院必须将实际人均住院费用控制在定额指标范围内，实现定额指标利用效率的最大化目标，才能化解风险并实现其合理的利润水平。中南医院原有的处理的这一问题的方式是由医院承担价格风险，医院与科室之间按实结算。这种结算办法的制度缺陷是：科室及其医生与患者的合谋行为、方案本身的收益小于方案实施的成本以及难以持续实现定额指标利用效率最大化目标。此外，按实结算的事后费用审核机制激化了科室与医院之间对合理医疗费用界定的争议、以及医保拒付风险最终由医院转嫁给科室的矛盾。因此按实结算方案难以在实际中应用。按实结算的按服务项目付费方式导致医保费用的严重超支就是其在实际应用中弊端的集中体现。为了克服按实结算的制度缺陷并化解医院与科室之间的矛盾，中南医院采用分科定额结算管理办法，将医保机构制定的定额指标分解为各个科室的定额控制指标，医院与科室之间按照科室的定额控制指标进行结算。实际费用超出定额指标部分主要由科室承担，实际费用低于定额指标的余额由科室自由支配。该管理办法采用微积分原理使科室实际发生费用逼近科室分科定额、控费实施主体与控费责任集于一体，调动了科室控制医保病人医疗费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一种较好的费用控制的制度设计。分科定额结算管理办法在中南医院实施的实践结果分析表明：在宏观方面，医院医保收入呈现大幅度增长，病人满意度一直居全省第一，医保工作成效显着，其拒付费用在全省连续几年为最低；在微观方面，科室实际人均住院医疗费用向医院总的定额指标值7200线靠拢，科室实现了定额指标利用效率最大化的目标。

二、湖北省卫生职工医学院学报 2003年 第16卷 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湖北省卫生职工医学院学报 2003年 第16卷 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教育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现代性与民族性：1929年“大上海计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立大学新校园建设 ——以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抗战时期中国主流媒体中的基督教形象 ——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6）1937-1949年重庆城市建设与规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论中国精神损害赔偿的事实及相关基础（论文提纲范文）

（8）治理“医闹”：医疗纠纷的制度根源及其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9）环滇池城区地质环境资源综合评价与规划（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南医院基本医疗保险住院费用控制方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湖北省卫生职工医学院学报 2003年 第16卷 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研究[D]. 裴欣.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2]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教育政策研究[D]. 李品. 中央民族大学, 2017(06)
• [3]现代性与民族性：1929年“大上海计划”研究[D]. 俞世恩.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7)
• [4]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立大学新校园建设 ——以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为中心[D]. 刘文祥. 武汉大学, 2017(06)
• [5]抗战时期中国主流媒体中的基督教形象 ——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D]. 李素珍.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2)
• [6]1937-1949年重庆城市建设与规划研究[D]. 谢璇. 华南理工大学, 2011(06)
• [7]论中国精神损害赔偿的事实及相关基础[D]. 周琼. 华中科技大学, 2011(10)
• [8]治理“医闹”：医疗纠纷的制度根源及其对策[D]. 时乐平. 复旦大学, 2011(05)
• [9]环滇池城区地质环境资源综合评价与规划[D]. 范建华. 吉林大学, 2008(11)
• [10]中南医院基本医疗保险住院费用控制方式研究[D]. 刘新春. 中南大学, 20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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