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现代性经验的发生

一、探寻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论文文献综述）

邵笑^[1]（2021）在《新时期以来云南少数民族女诗人汉语诗歌创作研究》文中指出云南地处祖国边陲,世居着二十五个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着独具特色的诗歌文化。在漫长的农耕时代,诗歌与他们的生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成为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随着现代汉语的普及和现代汉语诗歌的流行,红土地上的歌者开始从田野、山谷慢慢走进书房,用笔记录他们独特的生命体验。云南少数民族女诗人是指出生在云南,且在云南有较长生活经验,具有云南某一少数民族族别的女性诗人,她们与云南少数民族男性诗人一起在这片神秘而美丽的土地上吟唱,共同书写着内心浪漫的诗情。新时期以来,云南的地方杂志上陆续出现少数民族女诗人的身影。八十年代中后期,她们跻身于更大的诗歌舞台,开始在一些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作品。二十一世纪初期,形成了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创作群体。云南少数民族女诗人群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创作群体,她们在诗歌中表达着对故乡、民族的热爱,对现代都市的恐惧。她们勇敢地在诗歌中表现对女性,对自我的思考。论文将从以上几个角度对云南少数民族女诗人的汉语诗歌进行研究。对爱情的执着书写、对故乡情的歌唱、对女性自我意识的省思和对人生问题的思考是她们诗歌中共同的创作主题。其次,她们的诗歌体现了强烈的地域风格,并表现为对自然景观和民族文化书写。处在现代社会中的少数民族诗人同样承担着现代性的后果,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对城市的恐惧与逃避、存在的虚无和意义的缺失、以及在世俗生活中的烦闷浮躁等情绪。除此之外,诗歌中还体现着诗人萌动的生命意识,具体表现为她们对孤独、死亡等重要问题的思考。最终,这些现代情绪都投射为对故乡的向往之情,于是故乡成为了医治现代疾病的一剂良方。最后,她们诗歌中对女性经验的书写表现为女性形象的建构和在“黑夜”中的自我独白与思考。诗歌中的所建构的女性形象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具有“母性”特征的女性形象,一类是作为“反叛者”的女性形象。

徐威仪^[2]（2021）在《晚清小说现代性的跨文化研究 ——以李欧梵和杨联芬的论述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1980年代以来,在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现代性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思路。在这一思路的引导下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晚清小说的现代性以及中西现代性的差异也由此成为热门话题。本文选取海内外两位代表学者李欧梵与杨联芬的相关论述,通过现代性建构、冲突与理想三个角度对晚清小说的发生发展进行阐释。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绪论从整体上梳理海内外学界研究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历史脉络,重点论述李欧梵与杨联芬在晚清小说现代性研究上的独特贡献,在回顾已有成果基础上阐明本文的写作目的和意义。第一章着眼于晚清现代性在小说文本中的建构,论述现代性形成中时间与空间观念的发展。李欧梵认为晚清现代性体现为一种直线前进的时间概念和家国想象,杨联芬则侧重于理性和启蒙精神的阐发,指出晚清小说创作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形成的历史功用。第二章考察晚清现代性进程在翻译小说中的体现,透视译文与当时审美选择之间的悖论关系。对于林纾的翻译小说,李欧梵的着眼点在晚清危机意识下的选择与动机,杨联芬则关注坚持使用古文对于打破“雅”“俗”界域的作用以及“误读”对于消除中西文化隔膜的重要意义。第三章以李欧梵对《环游世界八十天》《新石头记》和杨联芬对《月球殖民地小说》《新法螺先生谭》等文本的分析为基础,探寻晚清现代性在科学小说中的体现,解读文本展现的乌托邦想象与家国情怀。基于以上各章的讨论,本文认为,李欧梵与杨联芬对于晚清小说的研究虽然角度不同,结论各异,但都展示了现代性在晚清时期的萌芽和发展。本文在比较和总结两位学者研究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阐发,认为晚清小说是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重要过渡,其中表现了中国现代性发展中不可避免的文明冲突和融合,对于我们今天处理本土和外来文化的关系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缐会胜^[3]（2021）在《韩炳哲“数字人”美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论文立足于当下人的“数字化生存”的主体境遇与电子媒介向数字媒介的范式转换的社会现实,在前人对数字技术的批判性阐述的基础上,发掘韩炳哲“数字人”的美学思想。基于“数字人”这一核心概念,分别从自身、他人、自然以及社会四个角度出发,对韩炳哲的美学思想进行深入分析,在内容上主要分为数字人的内涵、数字人与自身感官的调解、数字人与自然物性的丧失、数字人与社会权力的管控以及数字人的救赎等五个章节。数字人的内涵聚焦于对数字人这一理念与概念的生发与衍生。通过对数字人历时性发展谱系的考察,揭橥电子技术向数字技术转型的背景下,从麦克卢汉所说的电子人向数字人转变的内在意义,标识数字人的独异性。其次,通过展布数字人生存的物质与非物质性环境,论述人在数字化在场、数码物与智能物与人共在以及数字权力的无限渗透等存在境遇,并为后四章从自身、自然、社会以及救赎四个方面的展开提供背景。在数字人与自身感官的调解的研究中,韩炳哲深描数字技术对主体感知的调解以及审美经验的范式转换。一方面,分析数字技术对主体感知模式、情感结构以及记忆的调解,在对主体审美经验从本雅明所说的灵晕、震惊感向平滑感的转变过程中,深描平滑感的感知特征;另一方面,在对数字技术导致的平滑感的批判中,超越平滑,走向否定性的他者美学,实现对本真美的追求。自然物性的丧失也是韩炳哲数字人思想中的重要一维,主要讨论数字技术塑造的拟象导致主体以及自然物性的丧失。从个人微观层面,分析数字技术吞噬身体灵晕,并使得他者呈现出虚拟化的表征。从宏观的层面,借鉴海德格尔与鲍德里亚等人的理论资源,韩炳哲主张在拟象与仿真时代,物或自然不再受到促逼与摆置,而是掩盖与抹除,自然物性完全丧失;并深度耕犁数字化带来的高速发展与数字感知模式致使个体自然生命的“失序”及其经验的颗粒化。数字人与社会权力的管控是对数字权力的批判。韩炳哲主张数字技术导致从福柯、阿甘本生物政治到精神政治的范式转换,同时数字精神权力的毛细管延伸到人的精神内部的运作过程,并分述游戏、情感、绩效等三种数字技术的精神管控机制。数字人的自我救赎旨在探讨数字人的精神救赎之路。直面麻木的、丧失物性灵晕与被权力压制的数字人,从主体内部的反思入手,主张重构整一经验、重塑自由与爱欲,直接在内在反思的基础上完成主体的自我救赎。并反思批判韩炳哲数字人思想的局限性与不足。

杨灵草^[4]（2021）在《审美现代性视域下的苏珊·桑塔格文艺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伴随现代文明不断展开,面临社会普遍存在的无家可归感和自我迷失感,苏珊·桑塔格对艺术审美形式的探索、对主体感觉感官的关怀、对多元文化的自信,以及以审美的方式理解世界的倡导和实践,实际上都采取了一种审美现代性的批判立场。这一立场构成了进入桑塔格复杂视域的新路径,也为桑塔格研究打开了新维度。身为美国当代的文艺批评家,桑塔格的批评领域涉及文学、电影、摄影、疾病、哲学,理论观照到美国乃至欧洲文学艺术的方方面面,其身后展开的是美国当代的文化图谱。就目前已有研究成果而言,大都局限于其思想中的“形式主义”,或以其前期主张统摄全部思想。本文将桑塔格文艺思想置于审美现代性视域下,尝试揭示其现代意义与审美内涵,理清审美现代性的发展之于桑塔格本人思想转变的相关性,以弥补桑塔格研究相关缺失。本文包含绪论、主体、结语一共三个部分,主体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聚焦其文艺思想之“发生”。首先对审美现代性做出界说,理清其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阐明桑塔格文艺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思想背景。力图以审美的批判抵制后工业时期人的情感和精神的麻木,激活人的感知,将人从现代性困境中解救出来——本章以此为出发点来揭示桑塔格早期思想中旗帜鲜明地对工具理性展开审美批判的动机。第二章以桑塔格的审美批判为中心,以“反对阐释”“新感受力”“坎普”为重点,提炼其文艺思想的核心意识,即,包容多元艺术,肯定现代艺术的救赎功能,以及以审美的眼光打破平庸存在状态的理论追求。第三章从审美现代性的矛盾出发,揭示桑塔格的困惑及其思想转变。她是身处于西方现代主义过渡到后现代之分水岭上的思想家,进入70年代,她适时发现,自己早年思想的批判性在消费时代和娱乐工业的冲击下被消解,反而流于浅薄的感性狂欢。于是,“反思”与“缅怀”成为其后期的思想主题。本章从桑塔格的批评实践中对影像世界的反思,对现代主义的怀缅,以及作为一位充满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的人文实践,揭示其开始由一位“美学家”转变为“道德家”,重申文学艺术应当承载的功能与责任的思想脉络。第四章将桑塔格的文艺思想置于20世纪中期西方艺术与社会发展的语境中,以桑塔格从“审美乌托邦之思”到“返还现实之路”为线索,对桑塔格文艺思想之意义进行相应阐发。

吴晓桐^[5]（2020）在《“苦闷”的现代性 ——郁达夫小说的城市体验》文中认为在文学作品中诸多的空间意象中,城市作为一个大类具有重要的地位。在郁达夫的小说作品中,有关城市的内容非常丰富,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并且其中蕴含着他独特的城市生活体验。综观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他更注重对小说中空间的营造,并不致力于对主人公的生活作全面的描述,也不企图反映复杂的现实,而是通过人物对外部世界的感受来书写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性体验。这种体验与郁达夫大量的城市书写有密切关系。本文立足于其大量与城市相关的小说文本,通过古今纵向、五四时期横向两相对照,探讨郁达夫城市体验的独特性。除绪论和结论外,全文分为四章。第一章对郁达夫小说展示的城市空间进行概述,并深入分析其城市书写特色的成因。首先,郁达夫所处时代的社会空间处于巨大的转型期,在现代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郁达夫小说中主要涉及的城市如北京、上海、杭州等地都显示出现代化的特征,其偏向描写的具体城市空间也多与现代城市生活有关。其次,对影响郁达夫城市空间书写的因素进行探析。一是在五四历史文化语境下,郁达夫身上新文人的旧习气的形成因素有二,其一为五四启蒙话语和当时的社会思潮熏陶,其二是西方文化影响与传统文化中文人习气的继承与转化。二是从郁达夫自身出发,分析城市生活对其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双重的影响,即城市漂泊者在生活与精神上的双重无根状态,是由于五四时期新旧文化冲突下产生的精神矛盾,以及城市的现代转型期的畸形发展带来的生存矛盾,共同造就了郁达夫这一批新的都市浪子。第二章对郁达夫小说城市空间人与城市的距离感做分析。首先以城市漫游者为视角切入小说文本,从城市地标建筑、城市的大街小巷为着眼点,分析小说中表现出的主人公在主观情绪影响下与城市的隔阂。其次以古代小说中的城市描写进行比照,发现新文人从“政治”到“个人”、从“公共”到“私人”的逐渐脱离传统的城市体验。第三章分析郁达夫小说城市空间中人的沉沦。郁达夫小说中涉及的具体城市空间,大多离不开酒、戏与妓,以及与前者相对的自然空间。在城市书写中,自然空间主要由城市内外的公园进行一种替代。风月场与自然空间都无法消解主人公的生存困境,风月场带来的是更深重的身体苦闷,而公园难以消解精神之苦。与之对照,这样的城市空间关照体现了郁达夫对传统文人习气的继承,以及向现代性的转变。第四章以五四小说中的城市空间体验书写作为参照,探讨同时期郁达夫小说城市空间书写的独特性。五四时期总体压抑的城市空间体验形态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鲁迅和乡土作家们徘徊于城乡之间选择怪圈,二是乡土抒情作家向古朴山水的回避,三是女性作家限于城市局部的迷茫,整体上对五四时期作家笔下混乱的城市空间体验进行归纳,突显出郁达夫城市空间体验独特性,即清醒的真实,苦闷之下的挑战。

山丹^[6]（2020）在《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研究》文中指出童年书写是儿童文学艺术的核心内容,表现童年的现实生活与想象世界,是儿童文学对童年精神的审美创造与诗意追求。童年书写不只是一种文学的表达策略和创作形式,更是以文学形式构建人类对于自身、他者、社会及历史的一种独特思考方式。本论文以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为研究对象,并将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划分为写实型童年书写、经验型童年书写和理想型童年书写,通过梳理三种童年书写范式在主题表现、创作技巧、文体形式、叙事结构、语言类型等方面所呈现的文学图景,归纳新世纪以来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所体现的美学价值,及由此带给中国儿童文学的启示。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包括五章。具体章节内容概括如下:绪论主要对童年理论、童年观和童年书写的基本观点进行梳理,总结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中童年书写的研究现状,阐明了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的研究价值,并明确了本论文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思路。第一章“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转向”,对现实题材儿童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勾勒,通过探讨新世纪以来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转向,阐释童年书写的艺术表达与审美意蕴。现实题材儿童小说演变轨迹,聚焦于1917至1999年间的儿童小说历史发展脉络,本论文将其归纳为:新生期、生长期、探索期及繁荣期四个阶段,并对每一阶段儿童小说的创作特征加以分析。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化语境的革新和“解放儿童”儿童文学观的确认,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形成了新的创作格局。通过对儿童小说中童年书写转向的内外成因分析,阐释童年书写的叙事特征和艺术形式。第二章“写实型童年书写中的生命观照”,探讨写实型童年书写对当下童年个体生命的书写维度。本章从个体童年的身份认同、成长书写、性别书写、青春书写和边缘生命书写的不同维度,梳理了童年书写中的写实型童年书写的创作特征。展现成人作家在将现实儿童作为表现对象时,对童年的生活现状、情感真实和生命尊严的理解与尊重。对写实型童年书写创作范式的探究,能够丰富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童年生命书写的内涵和形式,并为儿童文学深入童年精神提供重要的参考。第三章“经验型童年书写中的情感再现”,对童年书写中的经验型童年书写进行了阐释。经验型童年书写,分为成人作家对自我童年生活书写的白描,及以文学书写方式再现自我童年的心理投射。在对儿童小说中经验型童年书写进行解读时,主要从童年回忆的诗意书写,童年乡土的多元书写,童年创伤的投射书写和童年缺失的补偿书写等不同维度加以讨论。在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经验型童年书写中,成人作家试图通过追寻自我童年生命的书写价值,来呈现儿童小说中的童年经验的艺术形态和审美表征。第四章“理想型童年书写中的童心想象”,探讨了儿童小说中的理想型童年书写所具有的文本特征和审美意蕴。理想型童年书写作为成人作家对于童年精神的追求与寄托,为当下儿童的成长提供了指引,并为人类童年提供了直达心底的精神滋养。本章从历史语境、战争语境、人类乡土语境和理想童年精神四个维度,建构了理想型童年的创作范式。理想型童年书写为成人作家提供走出个人化童年私语,面向集体童年精神的途径,其体现的是儿童文学创作对于人类童年精神的向往。第五章“童年书写的审美意旨与创作反思”,主要讨论了童年书写所呈现的审美意旨,与其在创作中所面临的书写困境。童年书写的审美意旨,既体现为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在文本层面,以诗性内核把握童年精神品质和以童心力量坚守文学创作之魂,又体现为童年书写对儿童读者在审美体验中的心灵净化与情感共鸣。在探究新世纪儿童小说的童年书写所面临的困顿境遇时,本论文分别从童年书写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童年书写中成长体验的错位和童年书写中“生命本位”意识的缺失等方面,指出了当下儿童小说的创作困境。并重审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系列化”写作模式,桥梁书阅读模式,及“低龄化”写作现象,为童年文化变革中的童年书写提供突破和发展的新方向。结语部分对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进行了简单的回顾。通过肯定童年书写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和美学意义,指出了随着“童年”元素作为儿童小说书写的日趋繁盛,追求童年审美的文学样式将丰富儿童小说的创作空间。然而,需要警惕的是过度商业化的童年书写样式对儿童小说发展的阻碍。因此,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既要对抗符号文化的侵蚀性,又要保有文学审美的生命力。特别是,童年书写需要从儿童生活的真实感出发,表达儿童生命的深广度,展现童年精神的力量性和童年文化的审美力,为儿童文学阅读构建一个更为美好的审美空间。童年本身能够带给人类的精神力量,引导着儿童小说在立体而饱满的童年书写中,塑造中国童年的独特审美艺术。新世纪儿童小说正是通过不同维度的童年书写诠释着童年精神的生命、历史和文明之歌。

鞠斐^[7]（2020）在《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西方先进的纺织生产方式尚未进入上海地区之前,上海正处于农业社会手工业生产的大环境中。鸦片战争之后,《南京条约》签订,上海设立租界,机制纺织商品和动力机器纺织工厂始进入上海。此后随着上海地区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机制纺织品与新式服装逐渐成为新的生产、生活文化的标志,随后引起社会个体价值观的变化,进而连带的引发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系统的变革。在中国租界时期史上的百年之间,上海纺织服装设计在经历了西方科技本土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向现代化设计的前进方向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客观条件和人的主观能动性都成为设计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围绕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现状与产业背景等上海纺织、服装现代设计发展成因中最关键的基础条件,通过对这一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工业化发展和现代设计行为的研究,还原了工业生产条件下纺织、服装的产销业态和设计价值,进一步揭示了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的演变规律、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并探索其对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纺织、服装生产的工业化和上海城市现代化的影响、促进和提升的具体作用,以及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上海地区消费文化变迁的影响。作为中国租界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上海汇聚了20世纪初中国最活跃、最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因素,涌现出各个行业的标志性成果,聚集了大量的艺术与设计人才,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具有现代意味的设计机构。中国早期的现代纺织、服装设计便是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之下,伴随着初期民族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而迅速地涌现与成长,形成了与早期纺织轻工产品相辅相成的现代设计产业萌芽,本土的现代纺织、服装设计正是在这样的关系中悄然地、坎坷地成长起来,既从西方现代设计发展过程中提取经验,也从本土传统资源中汲取了能量,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

徐雨晴^[8]（2020）在《关锦鹏电影中的空间建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当下“空间转向”的文化语境下,空间不仅为电影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阈,也是阐释电影艺术与社会文化相互交融的重要介质。关锦鹏善于以独特的叙事风格和视觉形式彰显作者的风格印记,电影中突出的怀旧空间、都市空间、异质空间是其历史观与时空意识的具象倒影。怀旧空间中“想象”成为了怀旧认知的精神内核,歌舞厅、电车等时代印迹被伪饰为怀旧符号,而想象的彼岸是一个由符号堆砌和呈现的“乌托邦”。都市空间里街道、地铁等景观构成了一座现代性迷宫,碎片化的空间生发出种种现代性体验,而这背后是对人的异化这一元命题的揭示。同性“茶室”、孤岛这类极端的异质空间,不仅是边缘群体释放欲望、颠覆秩序的场所,也隐喻着生命的空洞无物与人性的病态、荒谬。关锦鹏电影中空间的生产方式,从其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出发,呈现出空间的赋名、空间的拼贴与空间的逾越等三种方式。从媒介再造时间的维度审视,电影塑造的过去与现在是空间的时间符码与坐标,附着在空间符码上的时间,指向现在的消费与狂欢,空间因缺乏文化肌理的内在支撑和真切记忆的城市体认而变得虚幻且脆弱。电影空间的生产表征着导演的主体精神。借助上海与香港的双城叙述,电影得以在“怀旧政治”的遮蔽下承接殖民文化身份,同时,在本土意识和地缘政治的助推下,塑造着港人对家城空间的感知。关锦鹏运用都市破碎的影像,批判着趋同性、景观性的空间对“地方”的侵蚀,体察到现代都市人“游牧式”的生存境遇背后指向的是人与空间的断裂,个体与自我的分崩离析。空间亦是充满了性别权力对峙与强势话语宰制的场所。男性拥有主导空间秩序与话语的权力,并赋予空间男性化的内涵。身体作为空间政治学的原点,导演利用女性身体叙事来映射社会性别权力话语的现实缩影,实现从身体景观到文化隐喻的递进表达。在关锦鹏的电影空间中,上海在地的本土文化受到贬抑,底层生态、市民趣味与生活习惯并未在影片中构成独特的地域文化景观。空间的消费主义“复制”消解着“历史的本真性”,时刻提醒着历史的“缺席”。怀旧景观在凸显视觉叙事结构和典型意象的背后,也在生成新的时代表达。

王行^[9]（2020）在《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文中认为孙惠芬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经验性特征,大部分作品出于作家的生活经历、情感经验和生命体验。孙惠芬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来自于自己的日记,这篇改变孙惠芬命运的作品激发了她的创作热情,也规约了她的创作路线,于是孙惠芬沿着这条经验性的创作道路坚持走了下去,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纵观孙惠芬的整体创作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创作路线,她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没有走出辽南,坚持辽南故事的文学书写。孙惠芬所有的辽南故事几乎都围绕着故乡展开,十里洼、歇马山庄和上塘村都源自孙惠芬故乡山咀子的文学想象,它们共同构成了孙惠芬完整的文学故乡。孙惠芬的文学创作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的文学划分依据于作家创作特征与个体经验之间的关系。在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孙惠芬利用的文学创作资源主要来自于童年故乡记忆和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这也是作家心灵史的文学源头。童年经验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早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部分中国当代作家也都承认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童年之间存在的紧密关联。孙惠芬也曾坦言自己小说创作的念头就源于童年的经历,而创作于世纪之交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歇马山庄》正是源于对童年故乡的想象。孙惠芬的童年记忆充满了“60后”作家普遍性的苦难记忆,这种苦难感对于乡村出身的孙惠芬而言,主要表现为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贫乏,而这种苦难体验最终内化成孙惠芬的性格,进而又外化为细腻、琐碎而又悲伤的文学风格。孙惠芬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来自于她的青年生活经历。青年时代的孙惠芬充满了对于“外面”世界的渴望,心怀青少年叛逆情绪的“怨乡”情结,“逃离”乡村走进城市成为青年孙惠芬的人生理想。于是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了文学“自叙传”的特征,借助小说抒发个人情感、情绪,很多作品也都取材于青年时期的真实生活经历。《小窗絮雨》《变调》《孤独者之歌》《小镇文化人》《来来去去》等小说,既是她青年时代的作品,也是她青年时代情感和经历的文学表现。进入新世纪后的孙惠芬来到了人生的中年阶段,同时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学习和写作,开始进入文学创作的“中年写作”阶段,这也是她文学创作的第三个阶段。此时的孙惠芬离开了小城庄河进入大连市文联工作,成为了真正的城里人,但是却失去了身份的自我认同,走上了“精神返乡”的文学之路。孙惠芬的“中年写作”虽然失去了“青春写作”的活力,但是却拥有了历史的厚重和思想的深度。在情感上开始由己及人,扩展了情感关注的对象,将对自我情感和心理的关注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群体。在立场上表现出鲜明的底层立场,坚定地为乡村和农民发声,尤其关注那些进城农民工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境。孙惠芬文学创作进入第四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品是《寻找张展》,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现改变了孙惠芬的文学格局,她终于开始创作关于城市和城里人的小说,开始关注城市青年的精神困境。可以说《寻找张展》是孙惠芬文学创作的里程碑式作品,通过这部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完成从农民到市民身份转变的作家,这部作品也可以视之为孙惠芬文学进城的开篇之作。这部小说的出现也意味着孙惠芬终于从身体进城进入了精神进城,在精神上真正融入了城市,实现了身份的自我认同。孙惠芬这次文学进城的实验性写作,是否意味着城市文学将成为她创作的常态?还有待于我们拭目以待。孙惠芬的文学作品在人物形象、叙事和文体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特征。出身于传统乡村的孙惠芬从小就接受到来自母亲和奶奶的言传身教,从而养成了传统女性的道德品质,传统乡村的伦理道德观念已经内化为她人格特征的基本底色。因此我们可以从孙惠芬的小说中看到她的传统特征,经常以传统乡村伦理道德观念作为审美标准,表现出对乡村传统女性的欣赏和认同,正如《静坐喜床》中那位“坐床”的新嫁娘。这种价值观念最终外化为“圣母”情结,而男性的“圣母”情结最终内化为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她们在历史的洪流中不自觉地认同了来自男性的带有压抑、强制和霸权色彩的女性角色定位,并将“圣母”形象变成女性的一种人生追求。这种“圣母”形象在《蟹子的滋味》《给我漱口盂儿》《秉德女人》等作品中大量出现,以文学的方式将家庭生活中的那些“母亲”打造成为“圣母”。但是随着孙惠芬思想认识的不断提高,她开始关注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期那些身处裂变中的现代农民,那些游走于城乡间的农民工,既失去了乡村的文化之“根”,又承受着来自城市的排斥,陷入身份认同的困惑。而在那些进城农民工群体中,女性农民工更是身处于社会底层的底层,她们遭受来自城市更为深刻的创伤。而农民工的大量进城造成了乡村的“空巢”,“空巢”乡村里那些留守女性既要承担丈夫离去后的劳动压力,又要承受丈夫缺席后的性压抑和性苦闷。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乡村开始出现了新的现代女性形象,她们在裂变中的乡村寻找新的生存之路。孙惠芬本是一位并不注重小说技巧的作家,但是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中也养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方式。孙惠芬的小说叙事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叙事立场和叙事视角的变化而变化。作为女性作家孙惠芬小说叙事经常表现出女性叙事视角,但是却并未表现出偏执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形成了叙事立场和叙事视角的二元悖论关系。孙惠芬在乡土小说创作中坚持的底层立场,使她一直坚定地站在乡村和农民的立场上发声,在作品中则表现出一种乡村叙事视角。进城后的孙惠芬不仅拥有了城市身份,也拥有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开始以知识分子启蒙主义的文学立场观照中国乡村、关心现代农民,以城市叙事视角观察中国乡村的现代性之变。在小说文体上孙惠芬也相继做出过实验性的写作尝试,从最初的散文化乡土小说到后期的方志体小说和“非虚构写作”,孙惠芬表现出自觉的小说文体创新意识。孙惠芬的文学创作深受沈从文和萧红影响,尤其是他们文学创作中的散文化倾向,散文化小说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上和文体上,还表现在艺术精神上。孙惠芬以散文体进行小说创作,经常模糊掉个体生活的真实性与文学虚构性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在小说中真假难辨。孙惠芬在长篇小说《上塘书》中采用了方志体的文体结构,方志体小说不是孙惠芬的首创,它来源于方志小说,表现出对于真实性的文学追求。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采用的是“非虚构写作”方式,以非虚构的叙事方式营造出一种真实感,从物质和精神层面揭示出底层农民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绝望,直击“非正常死亡”及其背后隐藏的“自杀遗族”问题。以期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这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文学的边界,具有文学意义和价值。

母迷程^[10]（2020）在《行走的身体 ——晚清域外游记研究》文中提出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晚清知识分子为了救国求存,开始陆续进入西方,去观察那个一直被“中华人”鄙夷的“泰西”,到底凭借什么在屡次战争中打败了“中华帝国”。西方世界是现代文明的场所,传统文明孕育出来的晚清国人暴露在这样的场所,必定是一种格格不入的状态。晚清域外游记展现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碰撞,同时也记录了晚清游者接受西方文明的复杂心态,晚清国人走向世界的艰难历程。本文将借助旅行文化理论,根据身体感知空间、空间塑造观念的基本思路,从晚清游者的身体知觉出发,探究晚清游者接受西方文化的心理轨迹。论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探究晚清游者“看”西方的方式,背后的文化心理,以及被西方人“看”之后的认知变化。晚清游者刚刚进入现代化的西方社会,由于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和新经验的不足,无法应对新事物,只是将他者作为自我文化的映射。晚清游者以观看的心态进入西方,在异域却成了被注视者,这动摇了晚清国人的天朝主体意识,使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我与他者。第二章分析晚清游者在异域空间的行走过程。如果说“看”是静态的凝视,“走”则是身体对大地轮廓的亲身感知,对西方文化更深层次的体认。正是通过“走”,晚清游者体验了西方快捷的交通工具,更新了时空感受,“天下之中央”的传统空间观念不攻自破;也是通过“走”,晚清游者深刻体察了现代文明,开始更加理性地看待西方的物质及精神文化,并逐渐认可。第三章探讨晚清游者通过“看”和“走”获得的现代性观念。游者在西方的“看”与“被看”,对异域空间的感知,使西行者的传统观念和思维模式逐渐松动至崩塌,转而重新思考西方的器物、技术与制度,最终导致现代性观念的生成。

二、探寻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探寻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期以来云南少数民族女诗人汉语诗歌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晚清小说现代性的跨文化研究 ——以李欧梵和杨联芬的论述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3）韩炳哲“数字人”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审美现代性视域下的苏珊·桑塔格文艺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苦闷”的现代性 ——郁达夫小说的城市体验（论文提纲范文）

（6）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关锦鹏电影中的空间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行走的身体 ——晚清域外游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探寻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期以来云南少数民族女诗人汉语诗歌创作研究[D]. 邵笑.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2]晚清小说现代性的跨文化研究 ——以李欧梵和杨联芬的论述为中心[D]. 徐威仪.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0)
• [3]韩炳哲“数字人”美学思想研究[D]. 缐会胜. 兰州大学, 2021(02)
• [4]审美现代性视域下的苏珊·桑塔格文艺思想研究[D]. 杨灵草.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5]“苦闷”的现代性 ——郁达夫小说的城市体验[D]. 吴晓桐.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6]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研究[D]. 山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7]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D]. 鞠斐.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8]关锦鹏电影中的空间建构研究[D]. 徐雨晴.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9]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D]. 王行.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10]行走的身体 ——晚清域外游记研究[D]. 母迷程. 三峡大学, 2020(06)

标签：现代性论文;  数字人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