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重要指导思想

一、“三个代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重要指导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李晓霞^[1]（2021）在《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内集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加强自身思想建设,推进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和重要法宝。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科学化的关键是在把握和运用规律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并完善其内部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使党内集中教育的各个环节、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更加符合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使党内集中教育呈现出科学发展的过程与状态。提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这个问题,不是对以往党的思想建设经验和成效的否定,而是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我们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发生重大转变,给我们党与时俱进增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在新形势下如何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科学化水平就成为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本论文遵循“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这一总的逻辑理路展开。在研究过程中以对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基本概念和本质的把握为基础,围绕“如何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这一基本问题,搭建了以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和理论教育思想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回顾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进程,总结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提升的时代必然性,力图探寻新时代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的主要路径。本论文的正文总共包含五个部分的研究内容。第一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理论阐释。本部分内容旨在解决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依据是什么”“本质是什么”“意义是什么”的前提性问题。本文认为,在理论依据方面,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和理论教育思想是党内集中教育的理论源泉。在本质和特征方面,促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先决条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关键是把握和运用规律,落脚点是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还具有动态性、系统性、长期性等基本特征。在现实意义方面,促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有助于提升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有助于筑牢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有助于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助于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第二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进程。本部分内容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共计22次的党内集中教育,从背景、目标、内容、形式、过程、成效、特点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试图回答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从哪里起步”“经历了什么样发展”的问题。本文认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起步于思想建党基本原则的确立,历经了奠基与开创、继承与曲折、创新与发展、完善与深化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三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经验。本部分内容总结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基本经验,试图回答我们党在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过程中应该遵循“哪些经验和规律”的问题。本文认为,党内集中教育的本质和特征是“贯彻思想建党方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根本追求是“推动党的自我革命,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坚持实事求是,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成效检验的方法和标准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树立实践检验的根本准则”;根本保证和重要保障是“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建立健全体制机制”。第四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提升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本部分内容立足国情、党情、世情的新变化,从三个维度深入探讨了新形势下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发展“是否必要”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能够为我们党统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提供重要思想保证,能够为我们党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建新布局提供重要抓手,能够为我们党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强大精神支撑。第五部分,守正创新: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本部分内容从优化和完善党内集中教育的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出发,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向何处去”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要在新形势下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就要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在准确把握党的思想建设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明确目标定位,以认清党内集中教育的历史方位;优化内容体系,以丰富党内集中教育的内容结构;健全体制机制,以规范党内集中教育的过程管理;创新方式方法,以拓展党内集中教育的开展形式;构建评价体系,以加强党内集中教育的成效评估。总之,要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就要在准确把握党的思想建设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需要,与时俱进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推动党的自我革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

贾绍俊^[2]（2021）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执政党,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领导核心,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是党团结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得以巩固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在建设主体、建设内容、对象主体、话语体系、实现目标等方面都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等一般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大区别。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集中体现在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全局性掌控和全面性领导上,体现为要从整个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上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从理论和价值维度来看,加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是保证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顺利开展、实现其“生命线”作用的内在需求,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重要条件、重大任务和基本路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提升,从微观角度来讲意味着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影响力、吸引力、阐释力等话语能力建设的增强,从中观来讲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加强,是党的领导能力特别是思想文化宣传教育能力提升的重要体现。然而进一步从宏观来讲,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人教育人的工作,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始终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以此为建构和建设的中心目标。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讲,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提升党性修养,提升综合素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来讲,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教育,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影响力的提升,也意味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进一步增强,对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乃是功在当今、利于千秋的大事情,必须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话语研究的以往理论经验来看,话语权具有流变性的典型特征,执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更是受到其自身执政能力、执政合法性的直接影响,与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和话语权建设的主体自觉等息息相关。从历史维度来看,结合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实践历程可以看出:只有坚持正确的思想指导,合理定位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够保证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话语权建设的正确方向;只有坚持自我革命,不断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话语权建设才能够获得政治保证和关键主体力量;只有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实现话语传播多样化和话语践行的示范化,才能够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话语权建设找准着力点。遵循这些经验启示,针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中国产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当前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呈现的问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巩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上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能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指向的人民性、话语体系的科学性、话语传播的自觉性,通过整体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能力为话语权建设的实践发展提供主体保障。本研究正是坚持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分析相结合,坚持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相统一的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借鉴国内外话语研究的成果和智慧,遵循理论、历史、现实、问题和对策的研究理路,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以期能够取得一些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实践推进提供一定的学理支持。

刘华超^[3]（2021）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纵观世界政党政治340余年的历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170余年的历史,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强弱都是政党生存与发展乃至执政长久与否的关键驱动。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世界上一些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表明,无论是通过和平选举手段上台执政的政党,还是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都会因执政理念僵化、执政基础萎缩、执政方式落后等造成执政能力的退化。政党的执政能力退化不仅会引发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甚至会带来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和高度重视政党执政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只有始终围绕党的建设主线,不断提升执政能力,才能有效化解和抵御执政风险与挑战,有效应对“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源自于历史,是人民的选择,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当前,党执政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风险”说明,党的执政安全问题仍然突出。党能否破解政党执政兴衰存亡的“历史周期率”难题,跳出政党执政的“塔西佗陷阱”、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等,仍然需要接受时代地拷问和检验。因此,在世情国情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巩固和维护党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从创建到执政,其执政理念、执政方式都在因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创新和改进完善。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也随之日益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是结合党执政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新考验,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持续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同时,基于党对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要求全党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积极推进党的执政转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既具有政党的一般属性和功能,又具有其自身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党的执政转型,党的执政转型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考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一是必须清楚政党与执政党、党的领导与执政、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充分认识和把握“三大规律”。二是必须要围绕执政能力的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之中,创新执政理念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灵魂,意在重点解决为谁执政的问题;厚植执政基础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根基,旨在明确靠谁执政的问题;完善执政方式是党执政能力建设成效的具体体现,主要回答怎样执政的问题。三是必须要十分清楚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其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总体而言,首先从理论层面理清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等,对弄清党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靠什么进行长期执政,以及如何在未来继续长期执好政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若从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局部执政活动算起,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是党的局部执政时期。在这22年的局部执政实践当中,党积累了丰富的局部执政经验和党的建设经验,为党执政培养和储备了一批难得的执政人才,为党执政作了充分准备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党22年局部执政实践当中,由于长期以农村为基础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它部分地塑造了党在意识形态和执政信念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党执政后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快速得到恢复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党的执政地位日益稳固,党的执政取得显着历史性成效。党的八大系统总结了执政7年以来的经验与不足,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但是,随后由于党内“左”的指导思想日益发展和对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误判,以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于是,通过频繁开展群众政治运动、消灭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也就成为了当时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和主要方式。特别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党和国家权力被过分集中,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逐渐发生异化,政党国家化倾向日趋明显,并最终演变为以党代政。后又经两年徘徊时期,在异化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思维支配下,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被严重削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损失。究其根源在于,一是由于此前党长期处于农村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之中,党在全面执掌国家政权以后,仍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对敌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方式进行治国理政。二是作为执政党,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与执政地位的需要,党希望能够简单通过继续保持自身的革命性质、品质和精神,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来彻底完成社会革命任务。但作为执政党,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既是缺少执政经验的表现,也是执政能力有所不足的表现。其最终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有序发展,而是“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外的滋长蔓延。其直接表现即是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被过分强化和不适当运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也标志着党的执政和执政能力建设进入了新的转型发展时期。党在改革开放前经历的重大执政挫折,使党坚定了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念。通过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拨乱反正,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同时,它也使党充分认识到,只有牢牢抓住党的建设主线,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勇于自我革命、人民衷心拥护、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党鉴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因民主与法制被践踏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国外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结合当时国内外不断变幻的执政环境与形势,党希望能够通过不断推进深化改革、创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来正确处理和规范党与政府的关系,并逐步推进党由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思维和方式治国理政的党,向注重实现“四个自我”,崇尚法治和制度之治,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党转型。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便开始着力恢复和重建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并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其目标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树立强有力的国家法律与制度权威,并用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法制体系规范权力运行,压缩权力的寻租空间,真正确保权为民用和实现依法、科学、民主执政,同时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执政环境、执政考验,新时代对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在已有丰富执政经验和充分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出发,适时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这不仅是党在新时代对执政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积极回应,更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执政转型的最好体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结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立足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新时代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这条主线,积极创新党的执政理念、厚植的党执政基础、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继续深入推进党的执政党转型。新时代,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最终旨归在于要彻底杜绝“左”的泛政治化运动对党和国家制度与法律法规的任意践踏,更加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和制度体系,注重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进而实现制度治党、制度治国与制度治权的“制度之治”。与此同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科学、依法、民主执政,就是要彻底改变以往几乎完全由党和政府包揽主导一切,过多依靠党和政府政策与科层官僚化部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和行政命令进行治国理政的方式。旨在突出强调党作为执政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的核心作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网络化治理主体的横向协同与纵向垂直联动。因此,新时代党作为执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团结各方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满足多元诉求、维护各方利益,更加主动采取通过共同协商、拓宽参与渠道、倾听人民声音、科学制定政策、强化执行监督等,以此来不断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得失可以发现,一个政党能否实现长期执政、有效执政,关键在于这个政党能否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进而合理有效地推进自身的适应性变革。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由于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特殊角色担当,在充分汲取党以往执政经验和教训,以及国外一些政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因执政能力退化而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新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是推进执政转型的动力,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谛。二是要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其中,完善党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三是要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此,新时代党要始终坚持把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要始终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和坚持科学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同时,还要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人”就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各级党政干部的执政能力,锻造党的执政人才队伍,就是要始终坚持新时代的好干部标准,不断健全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完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科学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以便形成良性循环的选才用才氛围和政治生态,让真正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脱颖而出。最后,要始终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用制度保障发挥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只有这样,党才能不断提高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综合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把握两个大局,进而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杨万国^[4]（2021）在《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特征,主要体现为它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把人民放在最高的位置,凸出一切奋斗都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终极目标是求得人类的自由解放。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是具有根本性和基本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本文主要从研究社会历史的起点论、人和社会生活的本质论、社会历史主体论、党的性质宗旨论、人的解放发展论以及怎样实现人民性的过程论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展开系统性研究。并且主要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这一系列较为现实的领域进行探讨。在全面系统分析、归纳人民性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探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人民性的继承和发展及其表现。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人民性经历了从发端、成熟到丰富,再到发展完善的过程,发端于学生时代和《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成熟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简称《形态》）时期;丰富、发展和完善于《形态》之后。在革命实践中真正检验和践行人民性的是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十月革命胜利后,在既要保卫新生政权的战斗,又要进行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建设的情况下,列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性不动摇,最终赢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主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曙光普照到世界的东方,中国的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将这一思想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也相应地中国化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毛泽东关于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党的群众观点、党的群众路线、党的宗旨等思想中国化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观、判断改革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以及人民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的人民主体观,进一步丰富和中国化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中国化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人民中心思想、“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的论断、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无我为民”情怀等等,无不蕴含着人民性,彰显着对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中国化最新发展。如何才能践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呢?“坚持人民性,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1）在读经典、学原着、悟原理中内化人民性,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充分保持和弘扬人民性,在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部署中践行人民性,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保证人民性。

万英^[5]（2020）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而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特殊地位要求高校党委牢牢掌握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而“意识形态漂浮在话语之中”,掌握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要有话语体系作为支撑。构建话语体系的基本单位是话语,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要有效果,关键在于意识形态话语要有效,沿着“话语——话语体系——话语权”的路线是争夺话语权的一般规律。因而,话语有效是高校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和构建话语体系有效的要素之一,也是其逻辑起点。基于话语对构建话语体系和掌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的重要价值,本文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有效性作为研究对象,旨在为高校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提供理论支持。文章由七部分构成,即绪论、五个章节和结语。绪论部分阐述文章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概述国内外学术界对意识形态话语有效性的研究现状,并对之进行简要评析。在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阐释核心概念、厘清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与其他概念的关系,论述有效性的内涵及表现形式。第一章从文本出发,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与话语逻辑关系的基础上,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的话语理论。概述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思想,理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在中国的渊源脉流。本章还对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理论进行批判性借鉴。从而为建构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提供理论支撑。第二章阐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评价标准。主要从它的本质属性、对大学生理想信念和政治认同的影响、凝聚高校师生的功能,以及它对话语体系的建构作用,对话语权的维护作用等方面论述它的评价标准。第三章论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基本要素。本章论述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主体的有效性,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对象的有效性,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内容的有效性,意识形态工作话语表达方法的有效性,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环境的有效性。第四章论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包括高校教育者的意识形态工作话语问题,盲目崇拜西方学术思想及话语体系,西方意识形态话语霸权,新媒体话语消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大学生话语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影响,三重话语存在内在的张力。对于这些话语,重点是把其消极性概括出来,目的是为了规避、消解其危害性,而不是全盘否定这些话语,而是要排除其中的消极成分,吸收其中的有益成分。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第五章论述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理路。面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诸多挑战,依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理论,提出从五个方面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主体能动性方面,切实发挥高校党委建设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主体职责。发展动力方面,创新意识形态话语,确保话语的生命力,而创新是有原则的创新。硬实力方面,主张把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以硬实力破解西方的话语迷障。软实力方面,建设具有文化自信的意识形态话语,以文化软实力夯实话语的凝聚力。话语机制方面,发挥意识形态话语转换的积极作用,消解其消极作用。而转换的目的是更好的发挥各种话语的优势,而不是以一种话语否定另一种话语。

邸乘光^[6]（2021）在《党的思想建设:百年回望及经验启示》文中研究说明党的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始终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坚持把思想建设置于党的建设的突出位置,不仅取得了重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而且形成了注重思想建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既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思想保证作用,也为新时代继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供了多方面的重要启示。主要包括:必须自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必须坚持日常教育与适当的集中教育相结合;必须坚持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必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

教育部^[7]（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卢汉^[8]（2020）在《政党性质与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世界政党类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她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1847年,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诞生,也就是具有国际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自此后,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涌现,以其独特的纲领和旗帜塑造着人类的历史。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统治,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为此,一大批新型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诞生,有的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迎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刻,而且也深刻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马克思主义政党特色鲜明、成就巨大,引起了世人的广泛瞩目。仔细分析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其自身性质和党性锤炼起着巨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反映,具有先进性、纯洁性、阶级性、组织性、纪律性等内在规定,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指导思想、纲领目标、路线方针、组织原则、作风传统等方面。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及其锤炼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综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发展史,能够始终坚持自身建设和党性锤炼的政党往往都能够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带领该国的人民群众不断取得民族振兴事业的新胜利。相反,有一些政党由于放松了自身建设和党性锤炼,往往褪化变质、贪污腐败,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历史告诫和启迪人们,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强党性锤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长足进步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改造旧中国,为了改变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的结果。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她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时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巨大成功。在20世纪上半叶,在以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及时顺应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潮流,对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进行科学分析,紧紧依靠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而使中国人民以崭新的姿态从被奴役被压迫的命运中站立起来,之后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浪潮。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又及时顺应和平与发展的大潮流,对中国社会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进行科学判断,紧紧依靠中国人民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从而使中国人民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其根源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始终加强党性锤炼。中国共产党将党性锤炼作为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不断鞭策自己,严格要求自己。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加强党性锤炼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坚持牢固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政治立场、坚持发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品质、坚持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方法、坚持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中国共产党是具有中国特色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围绕着如何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如何进行党性锤炼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思考,从而形成了丰富的党性思想。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党性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性思想为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对党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站稳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建党,坚持党的意识和党的集中统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态度,树立优良的作风,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意识和群众路线,反对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等六个方面对党性问题进行论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等方面来对党性问题进行论述。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坚持党的“两个先锋队”性质和先进性,坚持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立场和理念,坚持党的纯洁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和党的学习性等方面来对党性问题进行论述。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坚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等方面来论述党性问题。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党性思想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它为中国共产党加强党性锤炼提供了理论指南,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建设提供了方案和智慧。在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党性思想的指导下,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积极进行加强党性锤炼的实践。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实践呈现出由运动式整风整党到活动式集中教育再到综合性集中教育的发展变化。虽然不同阶段的教育主题不尽相同,方式方法也有差别。但综观中国共产党三个阶段党内集中教育实践的成功探索,它们呈现出了自觉性、时代性、指向性和长期性的基本特点。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保持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大举措,在接近百年的实践历程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需要来加强党性锤炼;要坚持党的领导,在中共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开展;要坚持思想建党,从思想、作风、纪律、制度多方面加强党性;要坚持正面教育和问题整改相结合,将党性教育的各个环节统一衔接。综观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党性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的历史实践,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是有其内在逻辑的。从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的历史必然性来看,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内在规定,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实际要求,是褪变政党的历史镜鉴要求。从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的内容要点来看,具体包括行动指南（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政治立场（坚持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政治立场）、思想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方法）、传统作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规矩纪律（坚持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精神风貌（践行共产主义的道德情操和优秀的精神品质）。从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的基本方法来看,主要有三种方法:即通过党性教育与共产党员自我修养的结合来锤炼党性;通过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来锤炼党性;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淬炼来锤炼党性。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遵循着上述逻辑,实际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使中国共产党坚持做到个性与组织性的统一,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始终保持先进性,提高了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坚持做到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性锤炼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也取得了良好的实际成效,这是令人欣喜的。但与此同时,基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党性锤炼过程中仍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是不容忽视的,如果处理得不好,将严重影响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并且极大地弱化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面临的现实问题主要有思想纯洁性问题、政治纯洁性问题、组织纯洁性问题、作风纯洁性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坚持创新党性教育的方式方法和长效机制,努力巩固思想建党的成效;完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不断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员的入口管理和退出机制,加强对组织队伍的教育、监督和管理;构建完备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机制,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田天亮^[9]（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毛泽东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社会主要矛盾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占据支配地位、发挥主导性作用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形式和外化表现,是标注社会发展历史方位、揭示国家基本国情、体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特定范畴。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基础上,党才能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辟中国特色社主义新道路、迎来民族复兴新征程,才能推进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进入新时代,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党和人民面临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依然十分繁重,要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就必须深入研究和掌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规律,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成功经验。本文坚持整体性的研究视角,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为研究目标和任务,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共党史等学科研究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的基本条件、认识的发展历程、理论内涵、价值评价、基本特征及经验启示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地分析和探讨。引言主要阐释了本研究所涉及的基本概念、范畴及相关命题,概括了选题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思路、创新与不足之处,同时对“矛盾”、“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等概念及相关命题进行了科学界定。第一章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的基本条件。本章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中国古代哲学的矛盾思想等其他思想理论,是认识产生的理论渊源;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探索,特别是在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过程中推进了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认识的产生提供了历史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我国基本国情及其阶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自身状况及认识能力的变化,是认识产生的现实条件;东欧和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探索社会矛盾问题的经验教训,是认识产生的重要国际借鉴。第二章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进程。本章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程度作为划分阶段的标准,集中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所经历的“重新认定”、“逐步深化”、“重大突破”三个比较大的发展阶段进行了概述,重点分析了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新时代”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两次重大判定”,力求既能从整体上揭示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全貌,又能凸显不同阶段的认识特点。第三章归纳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所涵盖的理论内涵。本章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双方及其关系变化的揭示,阐明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涵及其变化,揭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关系;通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及其表现、地位及其作用、变化规律等问题的总体把握,揭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属性及其表现;围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所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战略、路线、方针和政策,则从多重向度上回答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路径。本章还对“新旧”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社会主要矛盾同初级阶段、新时代的关系”以及“党在十八大前后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内在关联”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第四章阐释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矛盾认识的价值意义与基本特征。本章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评价理论,建构起融理论创新、实践论证、揭示现实、引领未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评价体系,从多重向度上分析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取得的重大成果,同时阐明了完善和发展这些认识所应坚持和努力的方向。在认识特征的把握上,从前进性与上升性、总体性量变与阶段性质变、党性与人民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继承性与发展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世界性与本土性相统一的角度,归纳了认识的基本特征。第五章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经验启示。本章认为,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必须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根本指导,坚持以全面认识和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及其变化为主要现实依据,坚持在我国社会矛盾全局中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坚持以不断推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为主要目的,坚持将中国共产党作为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领导核心。结论部分在对全文内容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总结了本文的主要观点,同时也对深化本研究作出了进一步的展望。

刘成喆^[10]（2020）在《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充分认同与历史性尊崇,并指出新时代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领路人,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观对新时代创新承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纵观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认识和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党的传统文化观的变迁深刻影响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命运。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变迁,总结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相关理论与实践的经验及启示,是极具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重要研究课题,对新时代创新承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意义。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的历史进程分置于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不同历史阶段中进行考察和分析,对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百年来的变迁历程进行了较为具体的研究,从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传统文化的相关政策、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认识等维度分析和阐释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变迁的表现及其深层动因,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了客观的评述,阐明了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意义及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的经验启示,揭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本文除引言外,主体部分共分六章。第一章,对中国共产党建党早期传统文化观进行研究。这一历史阶段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为起始点,以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为阶段节点。选取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作为阶段节点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抗战开始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国内阶级矛盾转变为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从而极大的影响了社会各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后经历了惨痛的大革命失败和艰难的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在这两个时期虽然略有差异,但并未出现大幅度变化,因此将1921-1937年作为第一个考察阶段是比较科学的。第二章,对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传统文化观进行研究。这一历史阶段起始于1937年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直至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十分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深入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抗日战争的新经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命题,是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的重要历史节点。第三章,对建国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研究。这一历史阶段以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起点,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拨乱反正为节点。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经历了十分曲折的变迁过程,也正是这一曲折过程凸显出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变化必然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产生重大影响,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研究的重要性。第四章,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深入研究。这一历史阶段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以2012年党的十八大作为节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重新步入科学、理性的轨道,并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为新时代创新承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重要基础。第五章,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深入研究。这一历史阶段以2012年党的十八大为起点,对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尊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推进新时代创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文化观予以深入解析,阐明其科学性、先进性和重大的历史意义。第六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纵向分析和横向比较研究,梳理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的历史经验及启示。本章所总结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秉持“去粗取精”方针、坚持文化自信和与时俱进等经验启示,能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科学、理性、客观的认识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三个代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重要指导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三个代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重要指导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政党性质与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三个代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重要指导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研究[D]. 李晓霞.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2]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研究[D]. 贾绍俊.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D]. 刘华超. 山东大学, 2021(11)
• [4]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研究[D]. 杨万国. 大理大学, 2021(10)
• [5]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研究[D]. 万英.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9)
• [6]党的思想建设:百年回望及经验启示[J]. 邸乘光.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3)
• [7]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8]政党性质与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研究[D]. 卢汉.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D]. 田天亮.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10]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研究[D]. 刘成喆.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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