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总统要求叛军缴械（论文文献综述）
范伟[1]（2019）在《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第一份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办刊近4年半,历经了土地革命后期和全面抗战初期。《新中华报》前身是长征后复刊的《红色中华》陕北版,后囿于条件维艰而停刊并入《解放日报》,在中共党报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新中华报》充分发挥中共党报的宣传媒介和政治武器职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抗战动员工作。它不仅全面宣传了党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组织、鼓舞、激励、推动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抗日资源,投入到中国抗日战争中,在陕甘宁边区乃至全国都留下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论文从简要介绍《新中华报》基本情况破题,全面梳理《新中华报》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进行的抗战动员工作,客观分析《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主要作用和显着特点,科学总结其历史经验和时代局限。其具体内容框架如下:首先,简要介绍《新中华报》基本情况,以了解该报进行抗战动员的背景和条件。《新中华报》的创办,有着其复杂的时代场域、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独特的现实基础。就其时代场域而言,该报有助于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以粉碎日寇的文化侵略,有助于引领抗日的进步思想言论以冲破国民党文化专制。就其理论渊源而言,该报赓续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报思想和经验。就其现实基础而言,该报得益于陕甘宁边区提供的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和边区革命知识分子的智力支持。《新中华报》的发展经历了初创和改革两个时期。《新中华报》的初创时期,是指该报从1937年1月29日创刊,一直到1938年12月25日准备改版而暂时休刊为止。初创时期的《新中华报》一般是4开4版的5日刊,每逢重大纪念还有增版。第1版主要发表党的政策主张和国内的重要时事,第2版则专以介绍和分析国际形势为主,第3版报道陕甘宁边区抗战动员和建设现状,第4版为边区民众团体主办的各种副刊和一些会议、人物和节日纪念的特辑、特刊、专刊。《新中华报》的主编是向仲华和徐冰,不少中央、边区和民众团体负责人都在该报上发表过文章或讲话。《新中华报》的改革时期,是指1939年2月7日起出版刷新第1号,至1941年5月15日停刊为止。《新中华报》刷新版改为3日刊,第1版专载党和政府的对于重大问题的立场观点和军队的抗日战绩,第2版报道国际新闻和评论,第3、4版宣传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现况。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停办《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改出《解放日报》。在管理机构上,《新中华报》曾归口中央党报委员会和中央出版发行部领导。1937年重建的党报委员会,主管材料研究和出版发行事务,兼理中央印刷厂。1939年新成立的出版发行部,下设出版、发行、印刷、总务等4个部门,接替负责《新中华报》的出版、印刷和发行工作。在印刷和发行上,中央印刷厂为主的延安四大印刷厂为《新中华报》提供了坚强的印制后援。《新中华报》依赖于新华书店为主,光华书店和西北抗敌书店为补充的发行网络,通过门市销售、邮局寄购和流动贩卖等方式,发行到根据地、沦陷区、大后方和南洋等地。其次,全面梳理《新中华报》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进行的抗战动员工作,以具体呈现出该报抗战动员的内容。就军事动员而言,抗日战争主要表现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军事力量的角逐和博弈。日本的军事实力虽然远超于中国,但也存在着人力和物力的不足。有鉴于此,《新中华报》积极配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广泛的军事动员,组织和训练民众武装以加强边区自卫力量,肃清土匪和汉奸以创造巩固的抗战后方,加紧防空防毒教育和建设以保全国防后备力量。就经济动员而言,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和文化等上层建筑,而经济动员亦是抗战动员中至关重要的一项内容。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清醒地认识到,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就无法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经济动员为抗战动员之第一要务。《新中华报》亦热烈响应这一中心任务,配合党和政府,开展救国公粮运动以充实抗战的粮食供给,发展合作社经济以在经济上组织民众。就政治动员而言,战争实质上是政治的继续,是另一种暴力形式的政治。因此,政治动员是抗战动员的题中应有之义。《新中华报》积极配合边区的政治动员工作,通过民主普选以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政治,加强肃贪反腐以厉行廉洁政治,发展民族统战以共同救亡图存,从而唤醒和调动广大民众的政治觉悟,动员他们投身到抗战工作之中。就文化动员而言,抗日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间军事力、经济力等硬实力的比拼,而且也是文化软实力的博弈。因此,文化动员是抗战动员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作为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积极配合党和政府,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文化动员,开展学习运动以推高政治文化水准,发展抗战体育以武装手足,推行卫生运动以预防疾病,以期健全边区民众的精神和体魄,应对艰苦的持久抗战。就社会动员而言,为了最大限度调动和凝聚一切可资利用的抗战力量,《新中华报》在积极引导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和商人等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还紧密联系儿童、妇女、抗属和残废军人等特殊群体,发展儿童保育工作以培养抗日的后备军,开展妇女解放运动以提高妇女民族觉悟,抓紧优抚工作以巩固军民关系,从而进一步夯实了全民抗战的群众基石,保障持久抗战进行到底。再者,客观分析《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主要作用和显着特点。就主要作用而言,《新中华报》在进行抗战动员时,努力充当整合全国抗日力量的“万能胶”,阐发正确主张,纠正错误倾向,抨击反动行径,以期协调和整合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努力充当凝聚民族抗战精神的“兴奋剂”,揭露日军残暴兽行,公布中国抗战业绩,以期激发全民抗战的勇气和展现抗战胜利的图景;努力充当塑造中共抗战形象的“扩音器”,介绍边区抗战动员成果,以期展示中共抗战的良好形象和提升中共的影响力:努力充当发展反法西斯同盟的“集结号”,谴责德意日罪恶,关注世界各国动向,以期促进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早日形成。就其显着特点而言,《新中华报》充分利用中央党报这一平台优势,积极进行了一系列的抗战动员工作,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并呈现出对象广泛性、领域多维性和方式灵活性的鲜明特点。《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呈现出对象广泛性,努力团结和整合一切热爱和平的反法西斯的团体和个人;呈现出领域多维性,直接涵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呈现出方式灵活性,注重正反对比,图文并茂。最后,科学总结《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历史经验和时代局限。就历史经验而言,《新中华报》的抗战动员工作,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代表党的意志,传播党的声音;一直遵循新闻真实性的原则,敢于直面问题,针贬时弊;深入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贴近群众的生活,反映群众的疾苦;一向服务于时代的现实需求,与时俱进,永立潮头。就时代局限而言,《新中华报》的抗战动员工作,思想上有一定偏差,残存着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出现了“反革命托派”和“一切经过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词;实践中显现出一些问题,如照搬了苏联的办报经验,采用了不适当的题材和语言,从而造成了与边区实际脱节,影响了抗战动员效果。
郭雷庆[2]（2017）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民族分离问题和民主转型困境是困扰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两个重大主题。在许多国家,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且相互影响,是一对世界性难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进行政治转型,用多党竞争制取代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同时,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22个国家,紧接着在新独立的国家内又引发了民族分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带头脱离苏联的俄罗斯遭遇了车臣分离主义运动的严重威胁,脱离南斯拉夫的南联盟最终一分为三:塞尔维亚、黑山、科索沃。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以“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为名在东欧、中亚、西亚和北非部分国家进行的民主转型,带来的是: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民族分离问题的恶化,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卢比斯克、顿涅茨克等俄罗斯族地区分离运动的爆发,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民族分裂、教派冲突、内战。这些现实例子说明,在一些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特指转向多党竞争制的西式民主转型）与其民族分离问题存在密切关系。这相应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民主转型会在这些国家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而在其他一些多民族国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美国、澳大利亚、瑞士等国?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有何影响?这些国家的问题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研究,不仅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关系问题的研究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学术课题,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历史文化的国家,如西班牙、土耳其、尼日利亚、缅甸、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菲律宾、泰国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等国都曾在民主转型过程中面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风险。这些国家在民族结构上存在共同点,即国内的多个民族各有其相对独立的集中居住地,有自己的语言、宗教、传统、习俗等,甚至有自己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一共同点可被界定为“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存在这种结构的国家可被称之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聚居、散居或杂居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而将之提升为一种国家分类方式,即进一步将多民族国家区分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和散居型多民族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对分析多民族国家的民主转型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这一概念和方法出发,上述几个问题可归结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与多党竞争制是否兼容的问题。本研究选取了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我国周边的五个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之所以选这五个国家,主要与本研究出发点有关,即研究成果能够为我国的发展和安全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引以为戒的教训。在研究方法上以“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为分析工具,通过五国案例研究,详细展现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之间的互动关系。论文结构分为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在横向结构上,导论提出问题,第一章围绕“聚居型多民族国家”这一核心概念建构本文的理论框架,并对相关概念做出界定。正文依据民族结构的不同将五国划分为“两族对峙型”和“多族对峙型”,斯里兰卡、泰国、菲律宾属于前一种类型,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属于后一种类型,两种类型下五国又各具特色,因此正文将其作为五个单独案例分别成章。最后总结结论。在纵向结构上,首先,描述每个国家“聚居型多民族结构”的特征,包括主要民族的地理分布、行政区划、语言、宗教、文化、历史等,然后回顾和梳理这一民族结构的构建过程及其民族关系,这是探讨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历史渊源与背景。其次,分析多党议会制在每个国家的构建过程及其特征,展现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对民主转型的影响。再次,论证受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影响下的民主转型是每个国家民族分离问题产生及恶化的重要现实原因;反过来,分析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的影响,进而展现每个国家民主转型困境与民族分离问题的交织及相互作用。最后,论述每个国家最新一轮民主转型以来,中央政府推动民族和解的努力和效果。每章小结会对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关系进行概括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思考。本文的结论是:第一,聚居型多民族结构是民主转型引发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基本条件,散居型多民族结构产生此类问题的风险相对较小,如美国、澳大利亚等。但这并不是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一定会导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解体。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民主转型时是否产生民族分离问题以及问题的严重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聚居规模、宗教、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跨界民族、语言、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性的耦合作用。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产生了民族分离问题,而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就没有此问题,如瑞士、柬埔寨。类似地,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中,有的民族会产生民族分离主义,而有的民族则没有。比如斯里兰卡有6大主要民族,为何只有斯里兰卡泰米尔族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分离倾向,这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民主转型对其造成的利益损害最大,而应该是上述几个因素在民主转型的刺激和影响下的综合作用。其它民族,如泰国的马来族、菲律宾的摩洛族等亦是如此。另外,本文强调了民族分离问题是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的重大风险,但并非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或恶化全然是民主转型引发的。第二,民主转型在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五国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及恶化过程中大都扮演了负面角色。其内在逻辑主要在于:选举制度的“多数原则”容易形成主体民族控制型民主（Control Democracy）;政党制度的“民族化”容易使政党竞争异化为民族竞争;民主转型带来的自由化使得政治参与无序、混乱,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局面。在上述情况下,一些民族的民主诉求和民族分离的倾向便结合在一起。因为争取民主是为了摆脱强权,当这个强权是一个外来者时,摆脱强权的努力就首先成为摆脱异族控制的努力,在这样的国家,民族分离、争取独立就必然成为民主诉求的第一步。需要说明一点,分离民族不一定是少数民族,还有可能是主体民族。在一些国家,如本文所研究的五国,主体民族除了长久把持议会、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外,对少数民族大都实施的是“同化”和“控制”的政策,因此,在这些国家,主体民族一般倾向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分离问题通常发生在少数民族身上。而另一些多民族国家,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等国,掀起民族分离运动的反而是主体民族,如前苏联的俄罗斯族、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族、克罗地亚族等。这主要是因为原属国的主体民族精英认为其经济利益受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掠夺”,充当了“奶牛”角色,民族利益受损,因此要摆脱少数民族的“汲取”,争取独立。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便利用这种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进行了选举动员,并获得成功。第三,民族分离问题及其引发的冲突、内战、恐怖袭击等是五国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的主要障碍。内战爆发后,激进的泰米尔分离分子和僧伽罗民族主义者都极力破坏中央政府为推动民族和解而进行的宪政改革试验,使政改几乎全部失败,民族和解遥遥无期。马来穆斯林分离问题在泰国民主转型中成为不同政治势力用以政治竞争的手段,不断发生的暴恐事件成为军方干预政治的口实。缅甸的民主转型在民族武装割据下举步维艰。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民族分离问题成为军人独裁政权的重要合法性来源。最后,通过对这五国的案例研究,我们可以将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的关系大体总结如下: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实行多党竞争制,容易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反过来,民族分离问题会阻碍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可能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制度的瓦解,导致军事独裁（或其它形式的威权政治）。随后,民主力量与分离力量有时会交织在一起,共同反抗独裁。然而,当再次开启民主转型,恢复多党竞争制时,民族分离问题可能会复发、恶化,对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再次构成威胁,最终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倒退和民族分离问题恶化的双重困境。因此,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必须要慎重,民主化道路一定要适合本国国情,循序渐进。对于我国来说,在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同时要警惕颜色革命,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并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不只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而且是维护我国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基本保障。
范郑杰[3]（2016）在《冷战后法国对法语非洲军事干预的演变及其影响》文中研究表明作为前宗主国国家,法国对法语非洲地区一直保持着军事上的干预,从非洲独立后初期奉行的“军事实践主义”,到其后扮演的“非洲宪兵”角色,再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近几年来提出“再干预”的政策,法国始终将法语非洲国家置于其整体军事战略中的关键地位。论文首先回顾了殖民时期和冷战时期法国对法语非洲军事干预的基本情况。在论述法国对法语非洲军事干预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运用案例分析法具体分析了近年来法国对科特迪瓦（“独角兽”行动）、马里（“薮猫”行动）、中非（“红蝴蝶”行动）等国家的干涉实例,从军事行动反应速度、协调方式、作战手段和干预结果等进行对比研究。经研究发现,冷战结束后,法国国内军费不断削减,然而法国对非洲的军事干预频率却不降反增,建立了更加高效灵活的干预力量,运用更加多样化的干预方式,并不断推动法语非洲国家的军事能力建设。在此基础上,文章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最近二十几年来法国军事干预的影响。冷战后法国对法语非洲国家的军事干预,在维护地区与全球安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单边军事行动的风险与挑战。作为巩固在欧洲乃至世界大国地位的手段之一,法国积极参与多边维和行动,避免了更为严重的人道主义悲剧发生。但直接武装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也必然导致了一定争议。最后,本文对法国军事干预的发展趋势、大国地位的走向及中国海外军事政策进行了思考。从长远来看,法国在法语非洲的军事干预必然会受到其他国家战略调整的影响。目前来看,由于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泛滥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包括法国在内的整个欧洲地区实力被削弱;而新兴国家的崛起又是必然趋势。法国在法语非洲的战略空间将随着新兴国家的继续崛起而受到挤压,法国军事干预的外交模式并不能阻止法国大国地位的下滑。同时,随着中国在世界各地拥有越来越深切的利益,建立有效军事力量以保护海外利益的安全十分必要。法国通过平衡独立军事行动与多边军事合作以强化大国地位的外交模式也值得当下的中国加以借鉴。
应俊[4]（2014）在《列强与中苏关系研究（1917-1924）》文中指出在1917年俄国革命后到1924年5月中苏两国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过程中，列强积极地参与其中。列强的参与使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对中苏关系产生了影响。本文通过探讨列强与1917-1924年北京政府对苏外交的关系问题，以揭示此阶段中苏关系发展的全貌及其影响因素。本文除绪论和结束语之外，主体分三个部分。第一章主要分析1917年十月革命到1920年初，列强对中苏关系的干涉与影响。此时由于国际、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中苏之间主要是对立的关系，这与列强的对苏政策密切相关。列强出于不同的原因与目的，对中国政府与苏俄之间的重要问题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参与和干涉，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列强的干涉体现在胁迫中国参与武装干涉苏俄、扶植旧俄势力、阻止中国停付旧俄庚子赔款、反对中国停止与旧俄代表的关系、干涉外蒙和争夺中东铁路等方面。由于复杂的国际形势及列强的影响，此时中国采取了与列强一致的对苏政策，完全与苏俄对立，中苏两国没有直接的外交接触与交涉，但是中国对中苏间重要问题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政策和手段，力图维护中国应该享有的权益，但由于列强的干涉，收效不大；列强对相关利益的关注与抢夺增加了事件的复杂性，也给中苏关系的发展制造了困难。第二章主要分析从1920年初到1922年上半年，中苏两国开始初步地外交接触时期，列强对中苏关系的干涉与影响。在这一时期，苏俄开始积极地对华外交活动，发表对华宣言，表明愿与中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立场。由于列强的阻挠，中国对于苏俄对华宣言未予回复，对苏俄来华代表也未能深入接触，错失了与苏俄接触、建立新型外交关系的良机。同时，由于日本图谋外蒙，扶植旧俄匪军作乱，中国内部争斗无暇顾及外蒙局势，致使苏俄有了出兵外蒙的借口，并趁机扶持蒙古人民革命党，致使外蒙最终脱离了中国。由于中东铁路的特殊经济及战略意义，列强坚持共管铁路，苏俄也改变初衷，坚持对中东铁路的权益。此阶段中苏虽有接触，但未能建交，中国由于列强的干涉与压迫，没有及时把握机会，在对苏问题上屡失良机，并且逐渐失去了对苏外交的主动权。第三章主要分析1922年下半年到1924年5月，苏俄（联）代表越飞与加拉罕来华谈判期间，列强对中苏关系的干扰。此阶段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苏俄（联）改变了对华策略，并且积极利用中国内部政治斗争来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在中苏建交谈判中居于上风。列强虽已与苏俄（联）有所交往，但出于对部分利权的觊觎，还是出面干扰中苏谈判。列强的压力、苏俄（联）态度的变化及自身的内乱，致使中国完全失去了对苏外交主动性。最终中苏两国正式建交，但部分问题结局却不尽人意。结束语部分综述列强对1917-1924年间中国与苏俄（联）关系的干预所造成的影响。列强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在不同阶段也是不同的：前期由于十月革命，列强一致对苏，并试图争夺旧俄在华权益，积极干涉中苏关系，中国与列强采取一致，与苏俄完全对立，但维护了部分利权；中期列强对苏态度发生变化，部分国家开始与苏接触，但对于中苏间重要问题依然不肯放弃干涉，其行动也影响了北京政府的对苏政策，使中国错失了许多良机；后期苏联地位基本稳定，对华态度日益强硬，列强也进行干扰，北京政府两面受制，难以摆脱外交困境，最终部分放弃了中国的主权与利权。列强干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为防止共产主义思想的蔓延，另一方面是对旧俄在华利益的觊觎。影响此时中苏关系的因素除了列强对在华利益及国际霸权的争夺外，苏俄对华政策的变化及北京政府的软弱也是重要的原因。列强对中苏关系的干涉，一方面使中苏两国的建交之路充满坎坷，一波三折；一方面使中国更加倾向于与苏俄（联）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一方面也使苏俄（联）有了调整对华外交政策的时间与借口。列强对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干涉，并未使其在中国得到更多的利益，反而使苏俄（联）成为这一时期最大的受惠方。
邹志明[5]（2013）在《战后美菲同盟的形成与演变研究（1946-1975）》文中研究说明二战后不久,由于国家利益的冲突、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差异,美苏很快由战时盟友转变为敌手,旋即冷战爆发。为遏制苏中为首的共产主义集团的发展壮大,美国着手组建全球性的反共联盟,美菲同盟就是其中之一。作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菲同盟为其在亚太地区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发挥了重要作用。1946—1975年是美菲同盟形成和发展演变的重要历史时期,本文着重从菲律宾对外政策尤其是对美政策这一研究视角出发,以对美菲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为切入点,考察该时期美菲同盟关系的发展轨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两国政策制定与调整的互动关系,从而归纳和揭示出冷战时期美菲同盟的特点及实质。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指出了选题的缘起与意义,概述了国内外对美菲同盟研究的现状,并阐明文章的研究思路与写作方法、重难点及创新。正文部分由五章组成。第一章主要阐述美菲同盟形成的背景。战后不久,由于争夺世界霸权的目标和利益冲突,美苏由战时盟友转变为敌手,冷战爆发。为遏制苏联主导下的共产主义在亚太地区的扩张,美国酝酿构建以西太平洋岛国为主的近海岛屿防御链,菲律宾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与美国的历史联系,被美国纳入其中。在这期间,菲律宾虽确立了依附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但并非事事与美国保持完全一致,双方在军事基地、日本赔偿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尽管存在分歧,但面对冷战爆发下的共产主义威胁和美国改变对日政策可能导致的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以及国内菲共领导下的“胡克运动”威胁,作为新生国家,菲律宾深知依一己之力无法保障国家的生存和安全。因此,为确保国家安全,菲律宾把目光瞄向美国,积极寻求同它缔结太平洋公约。第二章详细剖析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菲同盟的形成过程及原因。朝鲜战争是美菲同盟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它加剧了亚太地区冷战对抗的氛围,促使美国决心加快对日媾和。然而美国提出的媾和方案,非菲律宾所愿,于是分歧凸显。对美国来说,无论是在朝鲜战场,还是在对日和约上,它都需要来自菲律宾的支持,这就迫使其不得不主动协调与菲律宾在对日媾和方案的赔偿和安全问题上的分歧。基于朝战后亚太形势的日益严峻和对彼此的需求,经过不断协商,双方最终在赔偿问题上确立起“劳务赔偿”的方式,而安全问题则以美国答应为菲律宾提供安全保障而得以解决。1951年8月30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签订,美菲同盟关系正式建立。第三章主要讲述菲律宾出于为其国家安全再上一道保险而积极支持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并进而主办和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过程及原因。《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缔结,虽然使美国承担了在菲律宾遭受外来威胁时提供援助的义务,但由于该义务的模糊和不确定以及未规定当菲律宾的国家安全面临内部颠覆势力的威胁时（当时对菲律宾国家安全威胁最大的就是菲共领导下的胡克运动）,美国所应承担的义务,菲律宾对此并不满足。为继续寻求美国对其国家安全尤其是内部安全承担更为明确的义务,菲律宾积极支持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主动承办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大会并加入其中。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的签订,虽然未能完全实现菲律宾所追求的美国为其提供更为明确的防务承诺的目的,但一定程度上使美国承担了对菲律宾国家内部安全的条约义务,是对美菲同盟建立以来两国关系的继续完善。第四章论述了两国关系中的不和谐音符及其对美菲同盟关系的影响。尽管这一时期美菲之间依然保持着紧密的同盟关系,但双方在经贸、军事基地以及战争损害赔偿等问题上的分歧与纷争,促使菲律宾开始重新审视并改变对两国关系的看法,同盟关系出现裂痕。第五章主要讨论自马科斯上台至菲中建交时期美菲同盟的离心与弱化过程。为了获取美援以解救陷于困境中的国家经济,菲律宾虽然“追随”美国卷入越南战争,但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尼克松主义”的出台,加深了菲律宾对美国为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怀疑和国内民族主义者对政府奉行随美外交政策的抨击。为表示对美国的不满和平息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马科斯将赴越部队撤回,并一改之前历任政府推行的依附于美国的外交政策,转而实行独立自主的“发展外交”。1973年,美国从越南战场的脱身,进一步加剧了菲律宾对美国提供防务承诺的怀疑和对国家安全的担心。为确保国家安全,马科斯政府一面与美国进行交涉,一面与其昔日的敌人——共产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改善关系。1975年菲中联合公报签署,标志着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式建立,这意味着菲律宾当年与美国建立同盟关系的基础发生坍塌,美菲同盟走向弱化。结语部分,对正文的观点进行总结,归纳和揭示出美菲同盟的特点及实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当前南海争端的思考。
郭志恩[6]（2010）在《论1846-1848年美墨战争》文中认为1846—1848年美墨战争,在美国和墨西哥两国历史发展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主要探讨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战争经过以及战争对两国造成的影响。本文第一章主要介绍美墨战争的背景。独立后的墨西哥,政治局势动荡不安,被战争所破坏的国民经济在独立后发展十分缓慢,加上墨西哥政府对北部边疆地区控制的薄弱,这些都为美国的入侵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同一时期的美国,在经济上却在阔步前进,无论是北部的资本主义工业,还是南部的种植园经济都获得了快速地发展。随着经济发展,美国对外扩张步伐也在不断加快,尤其是南方的种植园主,为了自身经济和政治利益,更是极力要求对外扩张。与此相适应,19世纪上半期,以“天定命运”为代表的扩张思潮更是甚嚣尘上,为美国的对外扩张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第二章主要是介绍作为美墨战争导火线的得克萨斯独立和兼并,以及1846——1848年美墨战争的具体过程。从中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一场以强欺弱的侵略和掠夺性战争。第三章主要是介绍这场战争对美墨两国所产生的不同影响。美国作为这场战争的赢家,战争中所掠夺的大片土地及土地上的资源,有力地推动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领土扩张也激化了两种经济制度的矛盾,引起美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巨大变化,并最终引发了美国内战。墨西哥作为战败国,国土的割让,资源的丧失,严重影响墨西哥以后经济发展。并且也由此产生了美墨两国之间在移民等问题上的一系列矛盾。但战争也使得墨西哥政局出现了转机,保守派和天主教会的反动本质进一步暴露,从而引发墨西哥的政治改革,推动了墨西哥政治民主化进程。对于广大拉美国家来说,通过这场战争,人们也进一步看清了美国《门罗宣言》的本质。
惠春琳[7]（2010）在《美国公众舆论对美国东亚政策的影响 ——从柳条湖到珍珠港（1931-1941）》文中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是多种因素、多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常常涉及到一系列互动与博弈的过程;这其中既有其国内因素的影响如政党政治、利益集团以及领袖的作用,也有国际环境的掣肘诸如国际格局的演变等。公众舆论作为一种社会性文化因素,自美国两党政治制度确立以来,就一直是影响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变量,其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公众舆论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否具有影响力这一问题,西方学者对此并没有达成共识。有些学者如李普曼、阿尔蒙德和汉斯·摩根索等认为公众具有不知情、不稳定和易变的特点,显然这样产生的舆论不值得信任,不应该对政策产生影响。他们代表现实主义的舆论观。但是贝利、马克尔、索伯、霍尔斯蒂等学者却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坚持自由主义的舆论观,认为美国政府在决策时,应该充分考虑公众对外交事务的态度,并以此来指导其外交政策。本文根据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对公众舆论进行分析、界定、比较与阐释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其对1931年-1941年（从柳条湖到珍珠港）美国东亚（远东）政策的影响,并对不同舆论主体与美国政府间的互动规律以及公众舆论的影响路径进行了必要的说明。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公众舆论对美国远东政策的影响又表现出不同的内涵。“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美国正深陷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泥潭。尽管此时美国普通民众的中国形象显现出了微妙的变化,但媒体与国内和平主义运动在要制裁还是要和平等一系列涉及远东国际事务的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摇摆态度,以及弥漫的孤立主义的保守思潮,使得胡佛政府的远东政策也表现出摇摆、妥协与退让的特点。1933年3月美国完成了政党的轮替,民主党罗斯福政府开始执政。虽然此时的美国仍然没有走出经济危机的阴霾且涉及远东问题的一系列国际事务在新政府的议事日程中显得比较边缘化,特别是在孤立主义思潮与和平主义运动的综合作用下,美国于1934年8月31日通过了中立法;但是在代表白银集团和棉麦生产者利益的精英舆论的不断推动下,加之美国普通公众在日本侵华步骤加剧威胁美国远东利益方面的认知进一步深化。罗斯福政府逐渐开始了其对远东国际事务尤其是对华政策方面的“有限介入”,并试图承担起世界领导责任以抗击萧条,同时积极的应对日本在远东的军事威胁。1937年,罗斯福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开始了第二任总统任期。虽然“新政”的实施使美国经济摆脱了彻底崩溃的局面,但是萧条依然是美国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显着标签。该时期美国国内的高涨的孤立主义情绪以及不断分裂的和平主义声音与媒体和普通大众在远东国际事务上的国际主义立场形成了鲜明对比。面对日益严峻的远东危机,作为政治精英的罗斯福通过炉边谈话、记者招待会以及第一夫人巡访等形式多层面的加强了与公众舆论的互动。这种互动,尤其是其对公众舆论的引导和塑造不仅有效推动了美国政府在远东国际事务上的政策立场由“有限介入”向“全面介入”转变,而且最终促使美国远东外交政策做出了两个方面的积极调整:一方面是对日禁运的实质性实施,另一方面是美国对华援助政策的不断完善以及援助力度不断加大,直到珍珠港事变爆发后,总统对日宣战,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全面展开。本文认为,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层面,该时期内（1931年-1941年）公众舆论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主要是远东政策）都有着很强的关联性。公众舆论对美国远东政策的作用与影响是全面的、客观的,从1931年到1941年,美国的远东政策从不干涉到有限介入,再到全面介入,整个过程中,美国公众舆论的影响力贯穿始终。
袁武[8]（2000）在《从西非维和行动看冷战后非洲危机处理模式》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Since Afucan Staes have won independence, there broke out many conflicts inAffica. In the latter of l980s, with the relaxation of illtetalional situations, althOughmany African conflicts in cold war era have eased up, some cofltradiction betweentribes, races and religions broke out. Liberia broke out civil war in December l989.Economic Commtal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ECOWAS） cwhed out intervention inLiberian civil war in August 1990, which is the first intervention carred out byregional orgAnZaion.Wh do the regional organizations take lead in caping out intervention? Firstly,the United Nations has no caPability to intervene in Africa conflicts in the post-coldwar era. The Afocan confiicts in post-cold war era deferred from those in cold war era.Most of these coallicts in post-cold war era are intema1 condicts, which havespi11over and demonstration effects. It aggravate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difficulties to resolve these conflicts. The falure of U.N. Somalis Operation made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t low ebb. Secondly, west powers do not suPport U.N.peacekeeping operations in Africa any longer. They isolated them from Afuca andeven abdicated their military presence in Affica. Thirdly, Organization of AfficanUnity （OAU） is willing to play a role in resolving African conflicts, but it is short offinancial resources and military caPabilities. Finally, in order to avoid the intemalcondicts to spi1l into the Whole region, the regional organization has to take theresponsibilityECOWAS made successes in resolving the confiicts in West Africa, which starithe ellterprises that Africans resolve Affican conflicts themse1ves. ms provides apattem for other regions of Affica. Howevef, the differences of other Affican regionsWest Afuca to be pattCm of some regions nd the same security environmeni andstrUcfore, while other regions should seek better methods.Under the circumshaCes, a new pthern of Affican confliCt managemam takesshaPe, in Which the U.N., OAU and regional powers and neighboring states play arole in resolving confiicts. The different actor plays diffeent role in different conflict.
李保平[9]（1999）在《塞拉利昂干戈扰攘》文中指出 西非小国塞拉利昂自1961年独立以来饱经战乱。1985年10月,塞武装部队总司令约瑟夫·赛义杜·莫莫少将当选总统。1991年,福迪·桑科领导的“革命联合阵线”（以下简称“联阵”）发动叛乱,塞拉利昂内战自此拉开序幕。1992年4月,瓦伦丁·嘶特拉瑟上尉率一批年轻军官发动政变,推翻莫莫总统,执掌国家最高权力。1996年1月,斯特拉瑟被另一场军事
二、科总统要求叛军缴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科总统要求叛军缴械（论文提纲范文）
（1）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研究意义和研究综述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 文献综述 |
| 二. 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概念界定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创新之处 |
| (三) 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新中华报》概述 |
| 一. 《新中华报》的创办背景 |
| (一) 《新中华报》创办的时代场域 |
| (二) 《新中华报》创办的理论渊源 |
| (三) 《新中华报》创办的现实基础 |
| 二. 《新中华报》的发展变迁 |
| (一) 《新中华报》的初创时期 |
| (二) 《新中华报》的改革时期 |
| 三. 《新中华报》的管理与运行 |
| (一) 《新中华报》的管理机构 |
| (二) 《新中华报》的印刷发行 |
| 第二章 抗战军事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加强人民自卫力量”: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武装工作 |
| (一) 宣传边区民众武装的意义 |
| (二) 见证边区民众武装的建设 |
| (三) 介绍边区民众武装的活动 |
| 二. “巩固抗战后方”:陕甘宁边区的剿匪锄奸工作 |
| (一) 宜讲边区剿匪锄奸政策 |
| (二) 阐明边区剿匪锄奸意义 |
| (三) 介绍边区剿匪锄奸方法 |
| (四) 宣传边区剿匪锄奸成绩 |
| 三. “保全国防力量”:陕甘宁边区的防空防毒工作 |
| (一) 进行边区防空防毒的报道 |
| (二) 开展边区防空防毒的教育 |
| (三) 报道边区防空机构的工作 |
| 第三章 抗战经济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充实抗战的粮食供给”:陕甘宁边区的救国公粮运动 |
| (一) 宣传边区公粮征收的方针政策 |
| (二) 介绍边区公粮征收的实际状况 |
| (三) 总结边区公粮征收的经验教训 |
| 二. “在经济上组织群众”:陕甘宁边区的合作社运动 |
| (一) 宣讲边区合作社之政策 |
| (二) 追踪边区合作社之进步 |
| (三) 树立边区合作社之典型 |
| 第四章 抗战政治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普选运动 |
| (一) 阐释边区民主普选方针政策 |
| (二) 介绍边区民主普选工作情况 |
| (三) 推广边区民主普选经验方法 |
| 二. “厉行廉洁政治”:陕甘宁边区的肃贪反腐工作 |
| (一) 宣传边区反腐法规和政策 |
| (二) 介绍边区腐化事例和案件 |
| (三) 总结边区肃贪反腐之经验 |
| 三. “共同抗日图存”:陕甘宁边区的民族宗教工作 |
| (一) 关注少数民族发展现状 |
| (二)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
| (三) 维护少数民族团结统一 |
| 第五章 抗战文化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提高政治文化水准”:陕甘宁边区的学习运动 |
| (一) 阐明边区学习运动的方针政策 |
| (二) 聚焦边区学习运动的实际状况 |
| (三) 反思边区学习运动的经验教训 |
| 二. “武装我们的手足”:陕甘宁边区的抗战体育运动 |
| (一) 介绍边区体育组织的工作 |
| (二) 展现边区军事体育的特色 |
| (三) 反映边区群众体育的热潮 |
| 三. “讲究卫生,健全身体”:陕甘宁边区的卫生运动 |
| (一) 协助边区禁毒戒烟的工作 |
| (二) 介绍边区药物生产的扩大 |
| (三) 展现边区医护教育的进步 |
| (四) 配合边区防疫工作的推进 |
| 第六章 抗战社会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保育革命的后代”:陕甘宁边区的儿童保育工作 |
| (一) 关注边区儿童保育工作 |
| (二) 宣传边区儿童保育政策 |
| (三) 展现边区保育机构现状 |
| 二. “提高妇女民族觉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解放运动 |
| (一) 树立边区妇女解放榜样 |
| (二) 维护边区妇女合法权益 |
| (三) 展现边区妇女解放英姿 |
| 三. “巩固和加强边区抗战力量”:陕甘宁边区的优抚工作 |
| (一) 阐释边区优抚工作意义 |
| (二) 介绍边区优待工作现状 |
| (三) 展现边区抚恤安置成绩 |
| 第七章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评析 |
| 一.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作用 |
| (一) 整合全国抗日力量的“万能胶” |
| (二) 凝聚民族抗战精神的“兴奋剂” |
| (三) 塑造中共抗战形象的“扩音器” |
| (四) 发展反法西斯同盟的“集结号” |
| 二.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特点 |
| (一) 对象上的广泛性 |
| (二) 领域上的多维性 |
| (三) 方式上的灵活性 |
| 三.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经验 |
| (一)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二) 遵循新闻真实性的原则 |
| (三) 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
| (四) 服务于时代的现实需求 |
| 四.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局限 |
| (一) 思想上存在着一定偏差 |
| (二) 实践中显露出一些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新中华报》头条文章列表 |
| 附录二: 《新中华报》要人文章统计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 |
| 致谢 |
（2）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现状 |
| 五、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理论框架与变量关系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民主与民主转型 |
| 二、民族与民族分离 |
| 第二节 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概念、理论与参数 |
| 一、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概念 |
| 二、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理论建构 |
| 第三节 民主转型引发民族分离:耦合关系分析 |
| 一、“多数制民主”异化为主体民族控制型民主 |
| 二、多党竞争异化为民族竞争 |
| 三、自由化带来中央政府权威的衰落甚至权力真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斯里兰卡:两族对峙与宪政改革 |
| 第一节 斯里兰卡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斯里兰卡的民族结构 |
| 二、斯里兰卡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构建及其历史上的僧泰关系 |
| 第二节 议会民主制在斯里兰卡的建立及其特点 |
| 一、科尔布鲁克—卡梅伦改革:民族代表制的形成 |
| 二、威廉·曼宁改革:民族政党制的萌芽 |
| 三、多诺莫尔改革:引入普选制 |
| 四、索尔伯里改革:多党竞争制的确立 |
| 第三节 议会民主制的瓦解与泰米尔分离主义运动的爆发 |
| 一、1948-1972年:僧伽罗人控制型民主的确立 |
| 二、1972-1983年:从议会民主制到总统议会制 |
| 第四节 内战中的分权改革试验:民族和解的钥匙? |
| 一、1983-1987年:印斯和平协议与宪法第十三修正案 |
| 二、1995-2000年:新宪法草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泰国:两族对峙与民主转型 |
| 第一节 泰国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泰国的民族结构 |
| 二、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历史上的泰马关系 |
| 第二节 泰国的第一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
| 一、议会民主制的艰难前行与马来穆斯林分离问题的产生(1932—1957) |
| 二、“泰式民主”与马来穆斯林的武装分离运动(1957——1973) |
| 第三节 泰国的第二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
| 一、多党议会制的短暂回归与马来穆斯林的有限政治参与(1973——1976) |
| 二、军方主导下的半民主制与马来穆斯林分离运动的沉寂(1976——1992) |
| 第四节 泰国的第三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
| 一、第三次民主转型初期(1992——2001):民主乱局与马来民族分离问题的复燃 |
| 二、第三次民主转型中期(2001——2006):他信强势政府与马来穆斯林问题的恶化 |
| 三、第三次民主转型后期(2006——至今):阶级冲突与民族分离的双重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菲律宾:两族对峙与民主转型 |
| 第一节 菲律宾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菲律宾的民族结构 |
| 二、菲律宾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南北关系 |
| 第二节 美式民主的构建与摩洛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爆发 |
| 一、美式民主的构建及其特点 |
| 二、摩洛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爆发与美式民主体制的瓦解 |
| 第三节 马科斯军事独裁统治时期的民族分离运动与民主运动 |
| 一、马科斯政府为维护合法性实行的土地改革和民族和谈政策 |
| 二、摩洛民族解放阵线的分裂和民主运动的高涨 |
| 第四节 美式民主制的恢复与民族和解的推进 |
| 一、阿基诺夫人政府时期的宪政改革与民族和解(1986——1992) |
| 二、拉莫斯政府时期的民族和解与摩洛分离运动的新动向(1992——1998) |
| 三、从埃斯特拉达到阿罗约政府时期摩洛分离问题的进展(1998-2010) |
| 四、阿基诺三世政府时期的菲南和平进程(2010——2016)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缅甸:多族对峙与民主转型 |
| 第一节 缅甸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缅甸的民族结构 |
| 二、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聚居型多民族结构的形成 |
| 第二节 缅甸议会民主制的建立与民族分离运动的兴起 |
| 一、缅甸议会民主制的建立过程与特点 |
| 二、民族冲突和民族分离运动的兴起 |
| 三、吴努政府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分离运动的扩大 |
| 四、议会民主制的瓦解与军政府的上台 |
| 第三节 军政府执政下的民族冲突和民主运动 |
| 一、奈温军政府时期的民族政策与政治改革 |
| 二、民族冲突的扩大和民主运动的兴起 |
| 三、民主运动的高涨与奈温军政府的垮台 |
| 第四节 1988年以来缅甸的民主转型与民族和解 |
| 一、新军政府执政下的第一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和解努力(1988——2003) |
| 二、新军政府执政下的第二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和解努力(2003——2011) |
| 三、吴登盛政府主导的第三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和解努力(2011——2015)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印度尼西亚:多族对峙与民主转型 |
| 第一节 印度尼西亚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印度尼西亚的民族结构 |
| 二、印度尼西亚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构建 |
| 第二节 议会民主制在印尼的建立与失败 |
| 一、议会民主制在印尼的建立过程及其特点 |
| 二、民族地方叛乱与印尼议会民主制的失败 |
| 第三节 从“有领导的民主”到“新秩序”:军事独裁统治的确立与民族分离运动的兴起 |
| 一、苏加诺“有领导的民主”体制时期(1957——1965) |
| 二、苏哈托“新秩序”军事独裁统治时期(1965——1998) |
| 第四节 民主转型时期的宪政改革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
| 一、苏哈托新秩序体制的崩溃与民族冲突及分离运动的高涨 |
| 二、以分权为核心的宪政改革 |
| 三、分权:能否有效遏制民族分离主义?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冷战后法国对法语非洲军事干预的演变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对象及其界定 |
| 1.2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成果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总结 |
| 1.4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研究框架和可能创新之处 |
| 第2章 冷战结束后法国对法语非洲军事干预的演变 |
| 2.1 法国对法语非洲军事干预的演变历程 |
| 2.1.1 殖民时期的侵略 |
| 2.1.2 冷战时期的军事干预 |
| 2.1.3 冷战结束后的军事干预 |
| 2.2 冷战结束后法国对法语非洲军事干预的变化 |
| 2.2.1 军事干预的频率加大 |
| 2.2.2 干预手段灵活高效 |
| 2.2.3 干预方式多样化 |
| 2.2.4 干预目标多元化 |
| 2.3 近年来法国在法语非洲军事行动的案例分析 |
| 2.3.1 在科特迪瓦的军事行动：“独角兽”行动 |
| 2.3.2 对马里的军事干预：“薮猫”行动 |
| 2.3.3 在中非的军事行动：“红蝴蝶”行动 |
| 2.3.4 对三次军事行动的比较分析 |
| 第3章 冷战结束后法国对法语非洲军事干预的影响 |
| 3.1 冷战结束后法国军事干预对其国际地位的影响 |
| 3.1.1 彰显世界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地位 |
| 3.1.2 维护非洲事务中的不可或缺地位 |
| 3.1.3 强化其欧盟安全事务中的主导地位 |
| 3.2 冷战结束后法国军事干预对法语非洲的影响 |
| 3.2.1 促进了法语非洲政治经济的相对稳定 |
| 3.2.2 增加了非洲地区长期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 |
| 3.2.3 加剧了大国在非洲的争夺形势 |
| 3.3 冷战结束后法国军事干预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
| 3.3.1 推动地区与全球安全的维护 |
| 3.3.2 单边军事行动带来的风险与挑战 |
| 第4章 对冷战后法国军事干预外交模式的评价 |
| 4.1 冷战结束后法国确立起军事干预的外交模式 |
| 4.1.1 灵活运用军事力量以达成政治目标 |
| 4.1.2 保持与法语非洲国家的密切军事联系 |
| 4.1.3 妥善处理军事干预中的美国因素 |
| 4.2 冷战结束后法国军事干预外交模式的得失 |
| 4.2.1 军事干预对法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 |
| 4.2.2 国际社会对法国军事干预的评价 |
| 4.3 法国军事干预外交模式的发展趋势 |
| 4.3.1 法国对法语非洲军事干预的发展趋势 |
| 4.3.2 军事干预与大国地位的关系 |
| 4.3.3 法国大国地位的走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列强与中苏关系研究（1917-1924）（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第2章 列强与中苏对立（1917.11-1920.3） |
| 2.1 中国参与出兵干涉苏俄 |
| 2.1.1 列强与中国出兵干涉苏俄的原因 |
| 2.1.2 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
| 2.1.3 中国参与的主要军事活动及影响 |
| 2.2 列强支持旧俄压制中国 |
| 2.2.1 列强对中国停付旧俄庚款的干涉 |
| 2.2.2 列强干涉中国停止旧俄使领待遇、收回使馆、租界 |
| 2.3 十月革命与外蒙古的“撤治” |
| 2.3.1 十月革命后外蒙古的情况 |
| 2.3.2 日本的“大蒙古国”阴谋与外蒙古“撤治” |
| 2.4 列强对中东铁路的争夺 |
| 2.4.1 中东铁路问题的出现 |
| 2.4.2 列强提议共管中东铁路 |
| 第3章 列强与中苏接触（1920.4-1922.7） |
| 3.1 列强干扰中国回应苏俄宣言 |
| 3.1.1 列强干扰中国回复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 |
| 3.1.2 列强干扰中苏接触与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 |
| 3.2 列强干涉中国与苏俄及远东共和国代表的接触 |
| 3.2.1 优林使华 |
| 3.2.2 裴克斯使华 |
| 3.3 日本图谋外蒙与外蒙独立 |
| 3.3.1 日本扶植匪军外蒙作乱 |
| 3.3.2 苏俄出兵与外蒙独立 |
| 3.4 列强与苏俄争夺中东铁路的权益 |
| 3.4.1 苏俄对中东铁路政策的变化 |
| 3.4.2 各国对中东铁路权益的争夺 |
| 第4章 列强与中苏谈判（1922.8-1924.5） |
| 4.1 越飞使华 |
| 4.1.1 中苏商讨谈判 |
| 4.1.2 列强策略的改变与越飞的态度 |
| 4.2 列强与中苏建交 |
| 4.2.1 加拉罕来华谈判 |
| 4.2.2 列强干扰中苏交涉 |
| 4.2.3 中苏建交与列强干涉失败 |
| 第5章 结束语 |
| 5.1 列强干涉中苏关系的原因 |
| 5.2 列强的干涉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
| 5.3 影响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因素分析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战后美菲同盟的形成与演变研究（1946-1975）（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写作方法 |
| 四、重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酝酿：冷战扩展至东南亚 |
| 第一节 战后初期美国亚太政策中的菲律宾 |
| 第二节 美菲在军事基地问题上的争论 |
| 第三节 围绕日本赔偿问题的纷争 |
| 第四节 菲律宾与“太平洋公约”构想 |
| 第二章 形成：朝鲜战争与美菲同盟 |
| 第一节 朝鲜战争的爆发与菲律宾的介入 |
| 第二节 美国加速对日媾和与菲律宾对媾和方案的反应 |
| 一、美国对日媾和政策的确立 |
| 二、菲律宾对美国“无赔偿媾和”方案的立场与态度 |
| 第三节 美菲两国对媾和方案分歧的协调 |
| 一、对赔偿问题的协调与“劳务赔偿”方式的确立 |
| 二、对安全问题的协调与美国对“太平洋公约”态度的转变 |
| 第四节 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缔结 |
| 第三章 再保险：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与美菲同盟的强化 |
| 第一节 50年代初期菲律宾的国家安全形势及其对美诉求 |
| 第二节 50年代初期美国的菲律宾政策及其对菲安全诉求的回应 |
| 一、50年代初期的美国对菲政策 |
| 二、美国对菲律宾安全诉求的回应 |
| 第三节 美国对印支问题的直接干预与菲律宾的回应 |
| 一、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 |
| 二、美国对印支问题的直接干预及菲律宾的回应 |
| 第四节 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的签订 |
| 第四章 波动：美菲同盟出现裂痕 |
| 第一节 美菲经贸问题之争 |
| 一、50年代中期以前的美菲经贸关系 |
| 二、加西亚时期美菲在经贸问题上的争论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美菲围绕军事基地问题的继续争论 |
| 一、1956年的美菲军事基地谈判 |
| 二、1959年美菲对军事基地问题的继续谈判及其影响 |
| 第三节 美菲关系中的战争损失赔偿问题 |
| 一、美菲战争损失赔偿问题的由来及前期交涉 |
| 二、肯尼迪时期美菲在战争损失赔偿问题上的互动及其解决 |
| 三、战争损失赔偿问题对美菲关系的影响 |
| 第五章 离心与弱化：从马科斯上台到菲中建交时期的美菲同盟 |
| 第一节 菲律宾对越南战争的军事介入与撤出 |
| 一、越南战争的全面升级与菲律宾的军事介入 |
| 二、“尼克松主义”出台与菲律宾撤出越南战争 |
| 第二节 菲律宾外交新方向——“发展外交” |
| 一、菲律宾“发展外交”政策的确立及其原因 |
| 二、“发展外交”的表现与实施 |
| 第三节 美国从越南脱身与菲律宾的激烈反应 |
| 一、美军撤出越南 |
| 二、菲律宾对美国脱身越南的激烈反应 |
| 第四节 菲中建交与美菲同盟的弱化 |
| 一、菲中关系的对立与隔绝(1949-1965) |
| 二、菲中关系的解冻与缓和(1966-1974) |
| 三、菲中外交关系的正式建立(1975)与美菲同盟的弱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相关论文 |
| 后记 |
（6）论1846-1848年美墨战争（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第1章 美墨战争的背景 |
| 1.1 独立后的墨西哥 |
| 1.1.1 动荡的政局 |
| 1.1.2 缓慢发展的经济 |
| 1.2 19 世纪上半期的美国 |
| 1.2.1 快速发展的美国经济 |
| 1.2.2 扩张思潮的泛滥 |
| 第2章 美墨战争的经过 |
| 2.1 得克萨斯的独立与合并 |
| 2.2 美墨战争的经过 |
| 第3章 战争的影响 |
| 3.1 对美国的影响 |
| 3.1.1 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
| 3.1.2 对美国政治和军事的影响 |
| 3.2 对墨西哥的影响 |
| 3.2.1 对墨西哥经济和政治的影响 |
| 3.2.2 对美墨关系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7）美国公众舆论对美国东亚政策的影响 ——从柳条湖到珍珠港（1931-194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 现实意义 |
| 2. 理论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 国外研究现状 |
| 2. 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本文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1. 研究方法 |
| 2. 本文创新之处及研究难点 |
| 第四节 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概念解析：公众舆论、社会思潮与美国外交政策 |
| 第一节 公众舆论的概念 |
| 第二节 公众舆论的特征与分类 |
| 1. 公众舆论的特征 |
| 2. 公众舆论的分类 |
| 第三节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公众舆论 |
| 1.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与公众舆论 |
| 2.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与公众舆论 |
| 第二章 摇摆与退让：公众舆论对胡佛政府远东政策的影响 |
| 第一节 胡佛政府远东政策的舆论背景 |
| 1. 西方国家对国际事务的漠视 |
| 2. 美国经济、社会形势的恶化 |
| 第二节 “九·一八”事变后的美国公众舆论 |
| 1. “九·一八”事变中美国媒体的态度 |
| 2.30 年代初期的美国和平主义运动 |
| 3. 美国公众对日本侵华行为的反应 |
| 4. 美国的中国形象：从《傅满洲》到《大地》（学者的塑造） |
| 第三节 胡佛政府远东政策的成型 |
| 1. 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坚持及与国联的合作 |
| 2. 不承认政策的形成 |
| 第三章 “有限介入”：公众舆论对罗斯福政府远东政策的影响 |
| 第一节 罗斯福远东政策的舆论背景 |
| 1. 政党的轮替、民意的转移 |
| 2. 经济危机的影响 |
| 第二节 罗斯福执政初期的美国公众舆论 |
| 1. 美国媒体对《天羽声明》的反应与政府的妥协 |
| 2. 美国公众对日本蚕食华北的态度 |
| 3. 利益集团对远东的看法 |
| 4. 和平主义运动和孤立主义情绪 |
| 第三节 罗斯福“有限介入”远东之政策 |
| 1. 《中立法》的通过:美国远东中立政策的形成 |
| 2. 罗斯福“有限介入”远东之政策 |
| 第四章 转折与互动：公众舆论与罗斯福远东政策的战略调整 |
| 第一节 从卢沟桥到珍珠港：美国公众舆论的转变 |
| 1. 美国媒体对中日全面战争的反应 |
| 2. 国会与孤立主义情绪的高涨 |
| 3. 和平主义思潮的再次分裂 |
| 4. 盖洛普测验：美国对中日战争的民意 |
| 第二节 罗斯福政府对公众舆论的引导及二者的互动 |
| 1. 炉边谈话对公众的影响 |
| 2. 总统记者招待会的影响 |
| 3. 第一夫人的巡访的舆论引导 |
| 4. 罗斯福与孤立主义的斗争 |
| 第三节 美国远东政策的转折：从中立到“全面介入”远东政策 |
| 1. 中立、观望的远东政策：从卢沟桥的枪声到广东空袭 |
| 2. 对日禁运政策的形成 |
| 3. 美国对华援助政策 |
| 4. 美国全面介入远东之政策 |
| 跋论：从政治学视角对本文的再审视 |
| 第一节 国会、利益集团对美国远东政策的影响 |
| 第二节 媒体对政府远东政策的影响 |
| 第三节 民意测验和选举对远东政策的影响 |
| 全文的总结与现实意义的提炼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从西非维和行动看冷战后非洲危机处理模式（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第一章 西非维和行动出现的原因及背景 |
| 第一节 冷战后非洲危机冲突的特点 |
| 第二节 西非维和行动出现的原因及背景 |
| 第二章 西非维和行动 |
| 第一节 西非维和行动的出现 |
| 第二节 评估西非维和行动 |
| 第三章 透过西非维和看非洲大陆危机处理模式 |
| 第一节 非统组织对解决非洲冲突的探索 |
| 第二节 其他危机处理模式 |
| 第三节 非洲危机处理模式 |
| 结束语 |
| 参考书目 |
四、科总统要求叛军缴械（论文参考文献）
- [1]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D]. 范伟.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6)
- [2]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D]. 郭雷庆. 山东大学, 2017(12)
- [3]冷战后法国对法语非洲军事干预的演变及其影响[D]. 范郑杰. 中国人民大学, 2016(01)
- [4]列强与中苏关系研究（1917-1924）[D]. 应俊. 吉林大学, 2014(03)
- [5]战后美菲同盟的形成与演变研究（1946-1975）[D]. 邹志明.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2)
- [6]论1846-1848年美墨战争[D]. 郭志恩. 河北大学, 2010(11)
- [7]美国公众舆论对美国东亚政策的影响 ——从柳条湖到珍珠港（1931-1941）[D]. 惠春琳. 中共中央党校, 2010(10)
- [8]从西非维和行动看冷战后非洲危机处理模式[D]. 袁武. 外交学院, 2000(01)
- [9]塞拉利昂干戈扰攘[J]. 李保平. 世界知识, 199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