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IMF拯救东亚金融危机的方案及其争议（论文文献综述）
察应坤[1]（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指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张蛟龙[2]（2019）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 ——以制度复合体为视角》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核心问题是从制度维度探究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主要困境。制度复合体理论为回答本文的核心问题提供了有利的分析工具。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主要是围绕处理粮食安全的一套国际制度而展开,然而现有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制度体系呈现出明显的制度复合体特征。制度复合体的核心界定特征是构成性制度之间有问题的互动。因此,本文以制度复合体为研究视角,探讨全球粮食安全的相关制度安排之间互动的问题。通过分析全球粮食安全制度复合体中构成性制度之间的互动问题,确定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困境及其出路。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是实现全球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是在新自由主义主导性规范中产生的,因此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困境也与新自由主义主导性规范有关。本文借助制度复合体相关论点,描述了粮食安全规制如何演变成全球粮食安全制度复合体。全球粮食安全制度复合体中的构成性制度之间产生有问题互动的根源来源于不同的行为体对粮食含义的认知有所不同,即作为经济商品（economic commodities）的粮食、作为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的粮食和作为基本需要（basic need）即人权的粮食。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困境不仅仅在于有关粮食规范的多元性和冲突性,而且在于它们之间关系的不平衡。全球粮食安全制度复合体所表征的这种困境既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权力博弈形成的结果,也是全球化进程下议题领域之间关联的自然结果。全球粮食安全制度复合体总体上仍然反映了强大行为体的利益,并凸显知识、规范和信息将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解决当前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困境的可行路径是充分发挥知识经纪人的作用,影响各类相关行为体,尤其是粮食安全治理中强大行为体对粮食的理解,进而改变它们粮食安全的利益构成,由此使粮食安全制度复合体中的规范冲突可能走向融合,使其演化从竞争走向专业化,提升其协同作用。
卢霄[3]（2019）在《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今,人类社会真正全面进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时代,这一时代的核心命题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如何辩证地看待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现象,如何全面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及其历史走向,不仅事关中国的兴衰与成败,而且影响到了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既是重大的理论课题,又是紧迫的现实问题。本文尝试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出发,阐明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现实依据,以及它的理论体系和具体实践。文章在阐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及其与全球化理论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困境的原因、具体表现,指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摆脱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困境的希望所在;梳理了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体系架构,从经济共享、政治协商、文化尊重、生态一体、信息互联等五个方面阐述了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内涵;论证了“一带一路”“和平外交”“文化自信”“绿色发展”“网络主权与数据联通”等实践举措在推进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的战略意义和面临的问题。文章认为:首先,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两者有着共同的唯物史观的哲学基础、共同的运用整体性思考人类命运的理论视野、共同的以追求理想社会为目标的理论旨趣。同时,前者与后者相比实现了从理想蓝图到现实方案的理论特质变化、从“两个阶级”到世界人民的实践主体转换、从阶级斗争到国际合作的实践方式转变、从深刻批判到共生共赢的思维方式转化。其次,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是一种着眼于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享共建和合作共赢、追求普遍安全和共同繁荣世界的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在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平台、治理目标等方面上与资本主义全球治理模式存在着区别。再次,“一带一路”倡议集中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它推进了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充分对接,深化了国与国之间的利益融合,建设了权责共担、同舟共济的体制机制,增进了不同文化间的民心相通,从而支撑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当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性事业,而且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命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社会主义不仅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还可以与资本主义合作共赢,最终将战胜和取代资本主义。
吴远征[4]（2018）在《林业产业的生态安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DEA-Tobit模型》文中认为生态安全对于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合理利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十八大以来,我国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做出了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生态文明建设受到高度重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的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和积极成效。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环境的主体,森林生态的特征决定了林业生态安全在维持国家或地区生态安全中处于首要的和基础性的独特地位,生态安全的建设与林业产业的健康发展分不开。林业生态安全的理论体系及林业产业的发展现状,是建立林业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和林业产业系统（社会经济系统）复合系统的基础。林业产业—生态协调发展（生态与产业的关系安全）,进一步提升林业产业发展水平和林业生态安全,是现阶段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本文站在林业产业—生态复合系统的角度,从林业产业—生态共生关系的安全性出发,依据协同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来定量测量复合系统内部林业产业结构对林业生态安全的提升效率。对比分析经典数据包络各模型,同时充分考虑到了复合系统投入指标与产出指标存在的松弛改进问题后选取基于松弛变量的DEA模型（SBM）对林业产业的生态安全效率进行静态的测度分析。根据DEA模型指标选取的原则,结合现有理论研究的基础,最终确定林业产业经济效益、林业产业高级化指数、营林投资占比和林产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等4项投入指标和森林空气质量提升贡献、林产工业单位GDP废水排放量等2项产出指标进行静态的截面数据分析。计算数据采用2005年—2014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投入和产出数据。根据对SBM模型计算所得的效率值进行整体性分析、区域比较分析和综合效率值聚类分析,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被划归为效率安全区、技术效率主导的效率双高区、规模效率主导的低水平发展区和分解效率双低区。同时,基于Malmquist指数及分解计算公式从效率变化、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三方面分析了林业产业的生态安全效率的时序演进过程和区域差异。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林业产业的生态安全效率Malmquist指数波动较大、地区差异明显;（2）我国林业产业的生态安全效率提升主要依赖于技术效率的提升;（3）技术进步指数偏低,技术进步不足成为制约我国林业产业和林业生态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静态SBM模型和动态的Malmquist指数仅对林业产业结构-林业生态安全复合系统内部的投入和产出指标进行了效率测量,未考虑系统外部相关因素的影响。本文借助PSR模型,从复合系统所处的外部环境对林业产业结构-林业生态安全复合系统所产生的经济发展的压力（P）、资源环境的质量与状态（S）和人类面对环境问题所采取的改进措施（R）等的角度出发选取影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综合效率值、纯技术效率值和规模效率值根据其值域限定在[0,1]之间的截尾数据特点选取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使得后续分析林业产业结构优化及林业生态安全提升对策时能更加有针对性的考虑外部系统的影响与改进对策。最后,从林业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林业生态安全水平提升两者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借助多维动态创新模型构建了涵盖目标驱动、影响要素和参与主体的多层对策体系。该体系从政府宏观调控、产业中观规范、企业微观参与提升的角度对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以期待实现林业产业系统和林业生态系统之间的协同发展:（1）促进林业科技创新水平和林业产业技术效率提升实现林业生态资源消耗的持续减量化;（2）优化林业产业结构促进林业产业集聚实现林业产业规模化效益;（3）推动林业产业和林业生态安全的区域协调发展能力;（4）加大森林资源建设资金投入和财税扶持政策以调节林业产业发展保护林业生态安全;（5）强化林业产业与林业生态安全建设一体化和可持续发展。
殷昭鲁[5]（2015）在《多维视野下的钓鱼岛问题研究》文中指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向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代以来,由于日本的贪欲和历史原因,钓鱼岛从一个没有争议的岛屿变成了一个有“问题”的岛屿。因此,“从历史上来看,它是战后遗留的领土争端;从国际法来看,它是领土主权的归属问题;从海洋开发来看,它涉及未来东海石油与海洋资源的开发问题。”近年来,中日因钓鱼岛问题争端频仍。此争端不仅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外交及战略布局,而且也牵动了东亚,乃至世界的神经。诚然钓鱼岛问题表面上是中日两国的领土主权之争,而其内里却充斥着大国间的战略选择与利益博弈。因此对钓鱼岛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的价值,更有对国家利益现实的关怀。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图籍可以证明。明朝永乐年间的《顺风相送》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有关钓鱼岛岛名记载的最早的文献,这足以体现中国对钓鱼岛最早的发现和“命名权”。并且明清两朝历届册封使的使录对钓鱼岛等岛屿的记载则更为翔实,这些使录不仅把钓鱼岛等岛屿作为中琉航道的航标,而且也明确指出中琉之间的界线为“黑水沟”,或是琉球姑米山。不仅如此,钓鱼岛在明清两朝还被纳入到中国海防的范围之内,《筹海图编》、《台海使槎录》等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所以从钓鱼岛的发现、命名及使用和管辖上来看,钓鱼岛属于中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另外,日本、琉球与西方等国的古文献和地图也对钓鱼岛属于中国这一历史事实给予了佐证。因此,对这些事关钓鱼岛历史文本的梳理与解读,是我们研究钓鱼岛问题的基础,也是我们主权诉求的源流。晚清以降,由于中国国运式微,激发了日本对中国领土的觊觎之心。早在1885年,日本政府就指使冲绳县政府对钓鱼岛等岛屿进行窥伺和调查。通过对该时期日本与冲绳县之间往来文书的梳理和解读,我们能清晰的看到,日本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窥伺经过了最初的迟疑、搁浅,而甲午战场的胜利,使得日本最终有恃无恐,假胜利之威,乘胜追击,窃占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对日本窃占钓鱼岛经纬的分析,也可以显示出,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格局之下清日两国的衰兴与实力消长。因此把钓鱼岛问题放在近代中日关系的大背景下去审视和考察,从源头上寻觅日本窥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行径,使我们更能有力驳斥日本对钓鱼岛的“领有”主张。钓鱼岛问题的产生,不仅事关中日两国,还与美国息息相关。钓鱼岛问题的美国因素集中体现在美国战时及战后对东亚的战略布局,尤其与美国的琉球战略密切相关。无论是战时对琉球地理情报的搜集,还是战后旧金山会议上寻求对琉球的排他性托管,抑或是20世纪70年代的冲绳“归还”无不体现了美国的战略利益安排。但是美国这种战略利益安排却因对琉球的地理界域错误性认知以及对本国利益的考量把本属于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挟裹其中,到冲绳“归还”时与日本私相授受而终于酿成中日间的钓鱼岛问题纠葛。但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坚持所谓的“行政权归还不涉及主权”的“中立立场”,这实际上是美国假“中立之名”,而行逃脱历史责任之实。美日私相授受中国领土,引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愤怒和抗议。在钓鱼岛争端初期,由于中国大陆同美日两国还没有改善和建立外交关系,再加上联合国的席位还被台湾当局霸占,所以在对外交涉上面受到一定的制约。但是在此期间仍积极地与相关学者研讨应对钓鱼岛争端策略,并向外发表声明,表达对钓鱼岛的主权诉求。在中日建交前后,中国领导人以中日关系大局为重,提出了钓鱼岛问题“搁置”起来的想法,得到了日本领导人的赞同。《中日友好条约》签订前后,发生“钓鱼岛渔船”事件,在中国领导人的妥善处理之下,很快平息下去。随之,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再次表达了在钓鱼岛问题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并与日本的领导人达成共识。钓鱼岛争端的一个直接原因在于其附近海域发现了潜在的石油资源。琉球政府在美国和日本政府怂恿和支持之下,在战后首次发声,坚持对钓鱼岛“拥有”主权,并在钓鱼岛上设立界碑等标志物。作为对美琉当局举措的反制,台湾当局也采取措施加以应对,不过此时台湾当局的着重点在于对钓鱼岛海域附近大陆架石油资源开发问题,与美国石油公司合作开采石油。但当钓鱼岛争端表面化后,在强大的保钓运动压力之下,台湾当局开始在钓鱼岛主权诉求立场上日趋坚定,开始与美日交涉,但是由于台湾特殊的国际地位,以及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有求于美日,最后还是没有改变美日对钓鱼岛“私相授受”的事实。钓鱼岛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领导人达成“搁置争议”的默契以来,中间虽有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行为,但是总体发展还算良性。但是新世纪以来,日本部分领导人和右翼势力为了政治上的考虑,不断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事端。特别是2012年的钓鱼岛“国有化”事件使钓鱼岛争端陡然升级。中国以强硬的战略布局打破了日本对钓鱼岛的“单独管控”局面,实现了“交叉管控”,而日本也采取战略应对,同时美国也加强对亚太的战略资源投递,以获得更多权益。在这场中美日的战略博弈中,使得钓鱼岛问题更趋复杂。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所呈现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孤悬于东海上的几座岛礁,钓鱼岛问题已经由一个事件变成了一个符号。这种符号凸显的是中日之间领土主权的争执、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葛、对二战历史遗绪的记忆、以及东亚场域中大国利益的博弈。总之,钓鱼岛问题的研究要以宏观的视野进行看待,以战略的眼光进行审视。从纵的方面来看,以历史的长时段来了解其因果延承;从横的方面看,把其放在国际格局变动下国家间的利益博弈中把握其脉动。钓鱼岛问题的争端仍在继续,从目前来看解决的前景虽不甚明朗,但是我们应有未雨绸缪的精神,为此在钓鱼岛问题提出以下三个展望:两岸合作乃维护领土主权之幸;中日应寻求和平解决以破解零和博弈之殇;而中国自身应大力提升国力以应不时之需。
董彦良[6]（2012）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霸权政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二战后IMF成立以后至今,一方面,宏观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因大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变化而陆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一方面,IMF自身也在此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下开始了其许多变革。IMF的种种变革正是反映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在其组织本体内的一种微观再现。IMF的内部发展演变进程恰恰反映了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脉络,也是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所以可以说,大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展的阶段进程性特点也正反映在IMF的组织变动中。所以不论战后初期成立时英美主要大国在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领导权之争,还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大国经济霸主地位的相对弱化,或是从20世纪70-80年代国际经济领域混乱状态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因此透过对大国的阶段性特点的研究可以更加清晰的看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进程中的大国政治性特点,因为其带来的经济全球化某些弱点或者是隐含的阵痛也都反射到IMF的组织活动中,某种程度而言是经济全球化和大国政治及国际社会的组织化互为因果、彼此促进的历史进程,两者间呈现出一种互为表里的互动关系。大国政治一直是国际政治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不仅主导政治军事的高政治议题也几乎陇断了所有的经济文化社会等低政治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高科技革命的兴起,世界经济的生产力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发展,也让西方国家将“资本主义”从“国家垄断”的层面向“国际垄断”的层面向上延升发展,成为美英等大国进行其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主要组成成份。二战后,美国世界霸权的建立基础是政治霸权与经济霸权二者之上,而经济霸权确立支柱之一源于美元强势地位的建立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牙买加体系为主导的元霸权体系的最终确立,这也为美国称霸甚至独霸世界提供了坚实的货币金融霸权基础。但在2007年之后,席卷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出现,导致美国金融霸权的坚挺地位是否松动?美国所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诸如IMF是否会渐衰落以及其它大国是否不可避免的与美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争夺霸主地位?因此,美国的霸权护持战略与其它大国在国际金融组织的竞争的互动便成为是美国霸权体系的振和护持的重要因素,而IMF对美国及其它大国而言就是一个必须争夺的重要金融权力组织。中国参与IMF建设还有助于中国国际角色定位的提升。中国对外策也更加重视多边主义在全局中的作用,而IMF无疑是实践多边主义战略的好舞台。通过应对IMF的政策协调和机制建设,中国对于未来参与全球性与区域性上的各种事务能够积累更多的经验,探索到适合中国的、能够承担大国务的有效路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IMF建设无疑对于这个战略是一个有效的现实验证,达到了个现实、历史及全局考虑的合理结合。本文通过对中国和西方主流学术界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梳理,让笔者发现到目前为止对美国在IMF的金融霸权抑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或是2009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或是2011年的美债与欧债危机的研究大多是经济和金融学者的学术专着或期刊论文。中国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学术界基本上都是在相关研究中涉及到美国金融霸权或特定的融危机时才会对其给予较多的关注,他们很少针对一个专门组织或专门的问题进行专门的理论研究,也就是说这两个主要问题并没有成为中国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学术界的重点关关注对象,因此作为国际政治学科中把经济金融现象纳入视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更应该责无旁贷把国际金融问题作为自身重点研究对象的责任,IMF正是这个国际金融问题的一个绝佳素材的研究焦点。
袁瑒（Sylvia Y.Yuan）[7]（2012）在《中国之后何处去？ ——中国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CIM-OMF）国际传教运动之全球地域化进程》文中研究表明在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现当代国际传教运动的议题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然而,尚未有学者对“中国因素”在新老传教运动交替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加以深度梳理与剖析。本论文选用了“中国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China Inland Mission-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缩写CIM-OMF）这一国际传教机构作为研究对象,试图超越纯组织学进路、描述性个案研究的旧套,结合国际关系学、社会学、差传学和史学的研究成果与分析方法,通过对该“老中国通”传教组织之转型与发展的解析研究,展示宗教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在方法论层面的新潜能。通过这一中阶命题的个案分析,本论文意在结合历史与现状、理论与实践、差传学思潮与国际关系现象,展现西方传统居重的基督教如何在影响了中国的同时,也被中国影响和改造,而基于“中国经验”的传教活动如何对国际传教运动产生催化和制约这两种自相矛盾的张力。笔者选用全球化理论家罗兰·罗伯茨顿（Roland Robertson）所提出的“全球地域化”（Glocalisation）之概念来演绎中国基督教在整个国际体系中所占之地位与影响,而CIM-OMF的案例研究正可用以展示全球范围内“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基督教之普传）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各国各族教会的本土化）”两大交叉并行的过程,并弥补国内目前的相关研究停滞与理论建构的空洞。本论文第一部分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内地会”（CIM）从中国大陆全体撤离及更名“海外基督使团”（OMF）的过程；第二部分论述了CIM-OMF在亚洲各国和各地区（包括港、台、新、马、泰、菲、日、印尼、印支、韩）的地理性发展；第三部分论述了CIM-OMF离开中国后非地理性的延续与发展,从传教手段（分文宣、媒体、医疗、神学教育四部分）、传教对象（分学生、城市、华侨、移民四部分）、传教士团队（分亚裔、女性、短宣、专业人士四部分）、传教理念（分财政原则、三自理念、跨宗派主义、两元模式四部分）四大方面一一展开；第四部分论述了CIM-OMF在“全球地域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全球范畴内的影响力。
许玉宾[8]（2011）在《国际货币协调机制的发展趋势 ——基于亚洲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视角》文中提出国际货币协调机制是政府之间通过协商同意所达成的货币领域的明确规则,其目的是稳定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推动各国之间的合作,促进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国际货币协调机制分为全球性货币协调机制、区域性货币协调机制和国家之间的双边货币协调机制。国际金融环境的复杂性、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和货币领域的市场失灵等情势要求世界各国进行国际货币协调;国际货币协调机制是进行国际货币协调的平台,但目前全球、区域和双边货币协调机制的发展状况以及所能发挥的功能滞后于国际金融形势的发展,不足以应对经济危机;所以,现行的货币协调机制需要改革和完善,并最终实现机制之间的联动,三层次机制相互协调,共同应对经济金融动荡和危机。
张坤[9]（2011）在《金融稳定机制问题研究 ——基于金融系统论视角》文中研究表明2007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舆论导向和政策理念,金融稳定和政府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作用受到了空前的重视。然而,关于金融脆弱性的成因或金融周期的驱动力量、什么是金融稳定和如何维护金融稳定等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仍然需要从理论上做出进一步研究。本文认为,金融稳定是针对金融系统整体而言的,因此应该避免这样一种方法论上的还原论倾向,即单纯从对个别金融要素的认识和管理入手来认识和维护金融稳定。本文将金融视为一个由处于相互联系之中的金融要素构成的有序整体。对于金融稳定而言,金融系统论的含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对金融系统的管理应当采取宏观审慎视角。其一是应该设置审慎的激励结构,确保金融机构的行为与宏观审慎目标之间保持一致。其二是在监管结构方面,应该分别设置负责识别和处理系统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主体,以及负责个别金融机构的安全和稳健的微观审慎监管主体。其三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应该建立一家宏观审慎管理机构,其政策工具要远比宏观审慎监管机构的丰富。其次,在设计金融稳定机制和管理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应当区别对待金融系统和金融要素。金融稳定与个别金融机构的安全与稳健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应当设计良好的危机管理程序,特别是问题金融机构处置机制,同时为政府救助行为设置适当的规则,以消除“时间不一致性”。第三,金融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使得反馈或非线性相互作用构成了金融变量动态变化过程中的显着特征,因此任何一个冲击或政府干预都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宏观效果。从动态上看,金融系统需要具备保持原有稳定结构或者获得新的稳定结构的内在的和外在的稳定机制。在为金融系统立法的过程中,金融系统管理部门应当谨慎行为,而且需要注意,稳定机制的对立面就是不稳定机制。金融稳定机制的设计应当以一般金融系统论为基础,结合特殊金融系统的情况。根据这一认识,本文在行文结构上采取了从一般到个别、从抽象到具体的安排。除导论之外,正文包括五章。第一章构建了一般金融系统论。本章探讨了现代金融系统的内容和特征、结构与功能,以及现代金融系统与金融系统管理部门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联系。本章重点有三:一是发展了金融结构概念,将金融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金融总量之间的数量对比关系区分开来;二是基于以过度负债或清偿能力不足为标志的金融机构发展水平失衡,构建了金融系统失衡分类学和识别方法;三是引入“集体行为”概念来解释金融周期。第二章详细阐述了不同类别的金融稳定机制。本章首先探讨了金融系统论的金融稳定观,根据金融结构与金融功能之间的相互联系,提出金融稳定本质上是金融结构稳定,表现为金融服务的连续性。维护金融稳定需要实施宏观审慎管理,而宏观审慎监管不过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本章将金融稳定机制划分为相互联系的两个类别:一是内在稳定机制,具体包括激励结构、反周期机制、进入与退出机制和自组织机制;二是外在稳定机制,具体包括监管理念、综合性资本监管、流动性监管、商业行为监管、金融安全网、危机管理以及货币与财税政策。在当代条件下,不论是内在稳定机制,还是外在稳定机制,都需要金融系统管理部门的设定和维护,都需要以宏观审慎要求和金融机构“审慎经营”要求为基础。“审慎”要求有二:一是保持开放和灵活的态度,充分识别风险,特别是在发生结构性变化时,会产生新的风险,已存在的风险的重要性也会发生变化,甚至会消失;二是充分计量和覆盖风险,特别是应考虑到风险的周期性特征或动态特征,即风险是在繁荣时积累,在衰退时实现的。第三章探讨了金融稳定机制设计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五个问题,包括简化金融结构;应对资产价格失衡;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监管;金融系统管理体制的设计与改革;稳定政策“悖论”。我们支持通过有约束的混业经营与债务控制来简化金融结构,降低金融系统的复杂性;通过差别化的货币政策或审慎监管来抑制资产价格泡沫的积累;按照“系统重要性等级”,对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实施分类监管;按照激励兼容原则来设计和改革稳定机制,尽可能地减少或避免道德风险。金融系统管理体制指的是财政部门、中央银行和监管部门之间的职责与权力分布以及它们的组织架构或治理结构。我们按照划分标准的一致性要求,为负责审慎监管和商业行为监管的管理部门,构建了新的监管结构分类。不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这一分类都是比较和选择不同监管结构的基础。第四章为中国金融系统稳定机制设计提出了七项政策建议:一是设定金融稳定机制设计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二是调整和优化金融结构,实施有约束的混业经营;三是改革监管结构,以适应和加强对混业经营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和对金融系统整体的宏观审慎监管;四是建立宏观审慎管理委员会,强化宏观审慎管理;五是构建问题金融机构处置机制;六是提高人民银行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作用;七是根据金融系统的目的或价值来规范和引导金融业改革、开放与发展。第五章从实际因素与货币金融因素的相互作用出发,对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成因进行了系统性的解释,并据此指出本文的不足之处和尚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陈卓[10]（2009）在《新自由主义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影响》文中认为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东亚国家遭受沉重损失,围绕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讨论和反思一直没有停止。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开始成为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发展理论。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的出现,标志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已将新自由主义作为普世的发展范式。从那时开始,很多国家都开始了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历程。在全面考察了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地区的改革实践,尤其是东亚地区国家的改革实践进程以后,发现这些新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甚至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消极后果。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正是这些国家在1997年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东亚国家开始重新寻求经济复苏之路,东亚国家的下一步经济发展战略应该是什么呢?这时摆在很多国家面前的政策选择有两个: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的,即要求东亚国家进行更为彻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以此来摆脱金融危机。另外一个选择则是东亚国家自己“不约而同”提出来的,即通过区域合作来共同抵御国际经济风险,从而实现经济的复苏。哪一个选择才是更好的呢?通过对金融危机之后的新自由主义方案与区域合作方案的效果进行简单比较,本文认为进行区域合作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东亚国家的最优发展战略选择。
二、IMF拯救东亚金融危机的方案及其争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IMF拯救东亚金融危机的方案及其争议（论文提纲范文）
（1）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全球粮食安全治理 ——以制度复合体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回顾与本文的研究视角 |
| 三、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发展及问题 |
| 第一节 粮食安全：内涵演变与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产生与发展 |
| 第三节 当前全球粮食安全治理面临的挑战 |
| 第二章 全球粮食安全制度复合体 |
| 第一节 制度复合体的内涵及特征 |
| 第二节 全球粮食安全制度复合体的主要构成 |
| 第三节 全球粮食安全制度复合体的形成与演化 |
| 第三章 制度复合体对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影响 |
| 第一节 构成性制度的绩效与演化 |
| 第二节 国家的跨制度战略行为 |
| 第三节 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力 |
| 第四章 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困境：制度复合体中的规范冲突 |
| 第一节 商品与人权 |
| 第二节 经济利益与生态保护 |
| 第三节 粮食主权与粮食安全 |
| 第五章 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困境的出路 |
| 第一节 粮食安全制度复合体的应对机理 |
| 第二节 构建元规范：建立粮食安全治理新共识 |
| 第三节 管理制度互动：加强粮食安全制度间的协调 |
| 结论 |
| 一、主要发现 |
| 二、政策启示 |
| 三、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3）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1.1 时代背景 |
| 1.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难点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难点 |
| 第2章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相关概念的基本规定 |
| 2.1.1 必须从内涵上把它和现代性联系起来 |
| 2.1.2 世界历史发展的最后结果将是所有民族及其特性的自行消亡 |
| 2.1.3 世界历史进程中单个国家内部行为外溢对其他民族国家的重大后果 |
| 2.1.4 民族国家充分的主动性受限而服从于世界历史进程 |
| 2.1.5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 |
| 2.2 马克思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阐释 |
| 2.2.1 大工业的社会性和资本的扩张性 |
| 2.2.2 交往的普遍发展 |
| 2.2.3 科学技术的作用 |
| 2.3 世界历史与全球化 |
| 2.3.1 全球化的狭义和广义的理解 |
| 2.3.2 全球化是一个总体性、普遍性的概念 |
| 2.3.3 “全球化”与“跨国化”概念的区别 |
| 2.3.4 全球化源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向全世界的扩展 |
| 2.3.5 全球化的根本动力在于经济特别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 第3章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资本主义全球治理模式的超越 |
| 3.1 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全球治理 |
| 3.1.1 全球化伴生概念: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 |
| 3.1.2 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现实反思 |
| 3.2 资本主义全球治理困境的具体表现 |
| 3.2.1 地区冲突与难民危机 |
| 3.2.2 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 |
| 3.2.3 生态安全危机 |
| 3.2.4 网络信息空间的冲突 |
| 3.3 全球治理方案的探索 |
| 3.3.1 西方霸权理论体系的衰落 |
| 3.3.2 回应和破解文明冲突的理论 |
| 3.4 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
| 3.4.1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进程 |
| 3.4.2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的意义 |
| 第4章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体系 |
| 4.1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本内容 |
| 4.1.1 经济共享: 全球经济命运共同体 |
| 4.1.2 政治协商: 平等互信的国际秩序 |
| 4.1.3 文化承认: 多元文化的共同繁荣 |
| 4.1.4 生态一体: 同呼吸共命运的绿色世界 |
| 4.1.5 共建共享: 全球网络安全与互信 |
| 4.2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质 |
| 4.2.1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世界历史理论之声 |
| 4.2.2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思想之魂 |
| 4.2.3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人类理想之光 |
| 第5章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践 |
| 5.1 “一带一路”筑牢经济共赢基础 |
| 5.1.1 “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则和目标 |
| 5.1.2 “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实施 |
| 5.1.3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作用 |
| 5.1.4 筹建亚投行、丝路基金组织助推“一带一路”的发展 |
| 5.2 和平外交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
| 5.2.1 在国际舞台发挥重要作用 |
| 5.2.2 在和平外交上彰显中国特色 |
| 5.2.3 在国家安全上倡导国际安全观 |
| 5.3 文化自信建构共同体话语体系 |
| 5.3.1 文化自信的价值体现 |
| 5.3.2 文化自信构建的理论支撑 |
| 5.4 倡导绿色发展引领生态文明 |
| 5.4.1 绿色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和本质 |
| 5.4.2 生态文明的绿色发展之路 |
| 5.5 网络空间主权主导大数据联通 |
| 5.5.1 网络空间的定义与属性 |
| 5.5.2 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 |
| 5.5.3 网络空间主权的维护主导 |
| 第6章 结论 |
| 6.1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
| 6.2 中国全球治理改革方案与资本主义全球治理模式的区别 |
| 6.3 “一带一路”建设与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关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着及获奖情况 |
（4）林业产业的生态安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DEA-Tobit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课题来源 |
| 1.1.2 研究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生态安全研究 |
| 1.2.2 林业生态安全研究 |
| 1.2.3 产业经济研究 |
| 1.2.4 林业产业经济研究 |
| 1.2.5 林业生态安全—产业结构关联研究 |
| 1.2.6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评价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的理论依据 |
| 1.4.1 协同发展理论 |
| 1.4.2 产业结构理论 |
| 1.4.3 生态系统健康理论 |
| 1.4.4 生态创新理论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2 我国林业产业与林业生态安全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
| 2.1 我国林业及其三次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 |
| 2.1.1 我国林业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 |
| 2.1.2 我国林业三次产业的变动与贡献分析 |
| 2.2 我国林业生态安全建设的现状分析 |
| 2.2.1 林业生态建设的现状分析 |
| 2.2.2 林业生态工程的现状分析 |
| 2.2.3 林业生态政策的现状分析 |
| 2.3 我国林业产业与林业生态安全的问题分析 |
| 2.3.1 林业资源总量不足制约产业及生态发展 |
| 2.3.2 林业产品科技含量低且技术水平落后 |
| 2.3.3 林业产业投资增长缓慢导致发展增长缓慢 |
| 2.3.4 粗放型规模扩张与产业集群度低并存 |
| 3 林业产业生态安全效率的系统结构与机理分析 |
| 3.1 相关系统的内涵界定 |
| 3.1.1 生态安全的内涵 |
| 3.1.2 林业生态安全的内涵 |
| 3.1.3 林业及其三次产业的内涵 |
| 3.2 林业产业与林业生态安全的关联总体框架 |
| 3.2.1 总体理论框架的构建 |
| 3.2.2 理论框架的运行机理分析 |
| 3.3 林业产业与林业生态安全的直接关联框架分析 |
| 3.3.1 基于协同发展理论的林业产业与林业生态安全关联框架 |
| 3.3.2 林业产业与林业生态复合系统的内部协同分析 |
| 3.4 林业产业与林业生态安全的间接关联框架分析 |
| 3.4.1 林业产业与林业生态安全系统的相关影响因素分析框架 |
| 3.4.2 基于产业结构理论的压力(P)子系统对生态安全的影响分析 |
| 3.4.3 基于生态健康理论的状态(S)子系统对生态安全的影响分析 |
| 3.4.4 基于生态创新理论的响应(R)子系统对生态安全的影响分析 |
| 4 基于DEA-SBM模型的林业产业生态安全效率静态实证研究 |
| 4.1 SBM模型的构建与效率值分解 |
| 4.1.1 SBM模型的构建 |
| 4.1.2 SBM模型的效率值分解 |
| 4.2 指标选择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1 指标的选取 |
| 4.2.2 指标的含义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 SBM模型的测度结果与分析 |
| 4.3.1 林业产业的生态安全效率的效率值整体分析 |
| 4.3.2 林业产业的生态安全效率的区域空间特性分析 |
| 4.3.3 投入与产出指标的松弛变量及冗余率结果分析 |
| 4.3.4 静态聚类分析 |
| 5 基于DEA-Malmquist模型的林业产业生态安全效率动态实证研究 |
| 5.1 Malmquist模型的构建与测度结果 |
| 5.1.1 Malmquist模型的构建 |
| 5.1.2 Malmquist模型的测度结果 |
| 5.2 Malmquist模型测算结果的多角度分析 |
| 5.2.1 林业产业的生态安全效率的时序演进过程 |
| 5.2.2 林业产业的生态安全效率的省域比较 |
| 5.2.3 三大地区林业产业的生态安全效率比较 |
| 6 基于Tobit模型的林业产业生态安全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1 影响因素的确定和描述性统计 |
| 6.1.1 影响因素选取的原则 |
| 6.1.2 影响因素的确定 |
| 6.1.3 影响因素的概要分析 |
| 6.1.4 影响因素的描述性统计 |
| 6.2 计量模型 |
| 6.2.1 Tobit方法的研究综述 |
| 6.2.2 Tobit回归方程的构建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影响因素对效率值影响的Tobit回归归测度结果 |
| 6.3.2 压力子系统(P)对效率值影响的回归结果分析 |
| 6.3.3 状态子系统(S)对效率值影响的回归结果分析 |
| 6.3.4 响应子系统(R)对效率值影响的回归结果分析 |
| 7 林业产业与林业生态安全协调发展的多层对策体系构建 |
| 7.1 多层对策体系的框架结构与机理分析 |
| 7.1.1 多层对策体系的框架结构 |
| 7.1.2 多层对策体系的运行分析 |
| 7.2 林业产业与林业生态安全协调发展的宏观层面对策 |
| 7.2.1 推动林业产业的区域协调发展 |
| 7.2.2 优化林业产业结构促进林业产业集聚 |
| 7.2.3 完善林业生态和林业产业财政保障 |
| 7.3 林业产业与林业生态安全协调发展的产业层面对策 |
| 7.3.1 合理规划促进林业产业结构调整 |
| 7.3.2 林业生态产业管理科学化 |
| 7.3.3 采取保护性的林业建设与经营 |
| 7.3.4 丰富林业生态文化提升公众参与 |
| 7.4 林业产业与林业生态安全协调发展的微观层面对策 |
| 7.4.1 提升林业企业的科技创新水平 |
| 7.4.2 强化林业企业的人才队伍建设 |
| 7.4.3 加快林业生态与产业一体化发展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生态安全效率的静态分析结论 |
| 8.1.2 生态安全效率的动态分析结论 |
| 8.1.3 生态安全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结论 |
| 8.2 创新之处 |
| 8.3 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5）多维视野下的钓鱼岛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现状 |
| (一) 中国方面的学术研究现状 |
| (二) 日本方面研究现状 |
| (三) 中日之外其他国家研究成果 |
| 三、研究方法与解析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解决途径与创新 |
| 四、研究架构之说明 |
| (一) 论文结构 |
| (二) 相关问题与概念之说明 |
| 第一章 钓鱼岛地理、历史与主权溯源 |
| 第一节 钓鱼岛的地理生态与地缘战略价值 |
| 一、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称谓演变 |
| 二、钓鱼岛群岛的地理与生态 |
| 三、钓鱼岛的地缘战略价值 |
| 第二节 历史文本中的钓鱼岛记述 |
| 一、中国古文献中钓鱼岛记述:中国主权诉求的源流 |
| 二、日琉古文献中钓鱼岛记载:中国主权诉求的佐证 |
| 第二章 近代东亚变局及日本对钓鱼岛的窥伺与窃占 |
| 第一节 近代世界变局与中日东亚权力再分配 |
| 一、近代西方冲击与中日两国的应对 |
| 二、日本“并吞”琉球与东亚权力格局的变动 |
| 第二节 明治政府早期“领有”钓鱼岛的企图及搁浅 |
| 一、甲午战争前冲绳县对钓鱼岛的秘密调查 |
| 二、日本政府内部对窃占钓鱼岛的讨论与企图的搁浅 |
| 第三节 日本假战场优势窃占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
| 一、日本“并吞”钓鱼岛顾虑消除与秘密占有 |
| 二、日本“领有”钓鱼岛的国际法分析 |
| 第三章 战后美国琉球战略与钓鱼岛问题的产生 |
| 第一节 战时美国对琉球的调查与归属讨论 |
| 一、战时美国对琉球的地理情报搜集 |
| 二、战时美国对琉球的归属讨论 |
| 第二节 战后美国排他性托管琉球政策的形成 |
| 一、冷战升级与美国内部托管琉球的讨论 |
| 二、旧金山会议与美国排他性托管琉球的实现 |
| 第三节 旧金山会议后的美国琉球政策 |
| 一、利益权衡下的奄美群岛归还 |
| 二、台湾当局对美日奄美归还的对策 |
| 三、奄美群岛归还与钓鱼岛问题的勾连 |
| 第四节 冲绳“归还”与中日钓鱼岛问题 |
| 一、日本寻求冲绳“归还”下的美国琉球政策 |
| 二、美日冲绳“归还”交涉与钓鱼岛问题跃上台面 |
| 三、尼克松政府对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处理 |
| 第四章 钓鱼岛问题与中国大陆的应对 |
| 第一节 中国大陆在钓鱼岛争端初期的态度及举措 |
| 一、钓鱼岛争端初期中国政府与学者间的互动 |
| 二、20世纪70年代前后中国政府外交战略与钓鱼岛政策 |
| 第二节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的形成 |
| 一、中日建交前后的钓鱼岛交涉 |
| 二、“钓鱼岛渔船”事件始末 |
| 三、“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共识的达成 |
| 第五章 钓鱼岛问题与台湾当局的因应 |
| 第一节 钓鱼岛争端初期与台湾当局内部讨论与应对 |
| 一、钓鱼岛海域石油发现与美台琉的反应 |
| 二、钓鱼岛争端升级与台湾当局主权诉求的强化 |
| 第二节 台湾当局对外交涉及对保钓运动的处理 |
| 一、台湾当局与美国就钓鱼岛问题的交涉 |
| 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及台湾当局的对策 |
| 三、台湾当局对留美学人与学生保钓运动的因应 |
| 第六章 21世纪钓鱼岛问题与大国间的战略性博弈 |
| 第一节 中国的海洋权益诉求与国内外战略性动员 |
| 一、日本“购岛”闹剧与中国态度的强烈性反弹 |
| 二、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与国内的战略性动员 |
| 三、海外钓鱼岛话语权的争夺与中国国家形象的重塑 |
| 第二节 日本“实控”钓鱼岛遭到挑战与战略性应对 |
| 一、日本进行战略性应对的动因 |
| 二、日本国内外的战略性应对举措 |
| 第三节 美国的亚太战略布局与其钓鱼岛“中立”政策的再检讨 |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对亚太政治生态的影响 |
| 二、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中立政策”的演变及其再检讨 |
| 第七章 钓鱼岛的政治意蕴与研究的多维性 |
| 第一节 从“事件”的钓鱼岛到“景物”的钓鱼岛 |
| 一、国家领土主权的诉求 |
| 二、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葛 |
| 三、东亚“场域”中的大国利益博弈 |
| 第二节 从历史遗留问题到二战历史遗绪的记忆 |
| 一、中日民族情感的催化剂 |
| 二、对二战后战胜国共识的挑战 |
| 第三节 钓鱼岛研究的多维性 |
| 一、以历史的长时段来审视钓鱼岛问题 |
| 二、以宏观的战略视野来统筹钓鱼岛问题 |
| 三、以符号学的视角来透视钓鱼岛问题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地图资料 |
| 附录二: 相关条约和协定 |
| 附录三: 钓鱼岛名称表 |
| 附录四: 钓鱼岛问题大事记 |
| 附录五: 相关中外文人名、地名对照表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资料 |
| 二、古文献及资料汇编 |
| 三、报刊资料 |
| 四、着作 |
| 五、论文 |
| 六、网络资源 |
| 后记 |
（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霸权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图表索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研究背景及选题的意义 |
| 第二节、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论文结构、主要观点与研究方法 |
| 注释 |
| 第二章 霸权理论及其相关概念 |
| 第一节 霸权国与霸权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 |
| 第二节 霸权体系的发展变化规律 |
| 第三节 霸权国的霸权护持战略 |
| 第四节 霸权国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 |
| 注释 |
| 第三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 |
| 第一节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起源 |
| 第二节 布雷顿森林体系前的国际货币体系 |
| 第三节 霸权竞争下的怀特方案与凯恩斯方案 |
| 第四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制约条件 |
| 第五节 美国“大西洋关系宣言”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
| 注释 |
| 第四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演变 |
| 第一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条款的二次重大修正 |
| 第二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国际汇率调整 |
| 第三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七国集团 |
| 第四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分配的调整 |
| 第五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组织调整 |
| 第六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政策 |
| 第七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的策略 |
| 第八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二十国集团 |
| 注释 |
| 第五章 个案分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1980年以后的各种金融危机 |
| 第一节 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 |
| 第二节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
| 第三节 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 |
| 第四节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与2011年美债危机 |
| 第五节 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与2011年欧债危机 |
| 注释 |
| 第六章 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
| 第一节 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 |
| 第二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及对中国的影响 |
| 第三节 中国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式和途径 |
| 注释 |
| 结语：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霸权政治的若干思考 |
| 一、理论评估 |
| 二、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中国之后何处去？ ——中国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CIM-OMF）国际传教运动之全球地域化进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引论 第一章 |
| ：从中国内地会(CIM)到海外基督使团(OMF) 第一节：CIM的第一程全球地域化 第二节：CIM出中国：最初之留守与最终之撤离 第四节：CIM入亚洲：“寿终就寝”与“华丽转身”之间的抉择 小结 第二章 |
| ：CIM-OMF亚洲时期地理层面的全球地域化：华人聚居区传教地 引言 第一节：“内地之门”：香港地区 第二节：“自由中国”：台湾地区 第三节：“对华传教”发祥地：马来西亚 第四节：“迷你中国”：新加坡 第三章 |
| ：CIM-OMF亚洲时期地理层面的全球地域化：非华人聚居区传教地 第一节：“最不像中国的东道国”：泰国 第二节：“亚洲唯一的天主教国家”：菲律宾 第三节：“中国的宿敌”：日本 第四节：“有神论专政的国家”：印尼 第五节：前社会主义国家：柬埔寨 第六节：后进基督教国家：韩国 小结 第四章 |
| ：CIM-OMF亚洲时期策略层面的全球地域化：传教手段 第一节：文字事工：“强夺灵魂的笔战” 第二节：现代媒体：“空中跨境布道” 第三节：医疗宣教：“福音的婢女” 第四节：神学教育：“退居二线的首选” 第五章 |
| ：CIM-OMF亚洲时期策略层面的全球地域化：传教对象 第一节：学生事工：“兵家必争之地” 第二节：城乡差异：“农村包围城市” 第三节：全球华人：“挑旺对华传教的余烬” 第四节：国际移民：“家门口的陌生人” 第六章 |
| ：CIM-OMF亚洲时期策略层面的全球地域化：传教士团队 第一节：亚裔成员：从传教对象到传教同工的种族话语 第二节：女性成员：从同工到领袖的性别政治 第三节：短宣成员：持久战术与人海战术之间的抉择 第四节：专业人士：创启地区的传教模式 第七章 |
| ：CIM-OMF亚洲时期策略层面的全球地域化：传教理念 第一节：财政原则：信心差会的经济学 第二节：三自理念：国际传教机构的市场学 第三节：跨宗派主义：信心差会的公关学 第四节：两元模式：国际传教机构的组织学 第八章 |
| ：CIM-OMF影响力之全球地域化 第一节：三种视觉化影响力分析图 第二节：CIM-OMF文宣出版之影响力 第三节：“CIM-OMF定律”：由影响力引起的影响力衰退 第四节：CIM-OMF对全球华人教会的影响 第五节：中国对CIM-OMF的影响 第六节：CIM-OMF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小结 结论：CIM-OMF的两重性全球地域化 附录 附录一：OMF组织结构图 附录二：CIM-OMF历年成员人数图表 附录三：CIM-OMF历届领袖层名录 附录四：CIM-OMF部分作者着作书目 附录五：CIM历年伙伴差会名录 附录六：CIM-OMF老中国通“出中国”后的履历 附录七：OMF各差派本部组织的短宣队人数(1995-2010) 参考文献 后记 |
（8）国际货币协调机制的发展趋势 ——基于亚洲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论文研究方案 |
| 第一章 国际货币协调的必要性 |
| 第一节 金融环境的复杂性要求进行国际货币协调 |
| 第二节 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要求进行国际货币协调 |
| 第三节 市场失灵要求进行国际货币协调 |
| 第二章 现行货币协调机制的结构和功能 |
| 第一节 全球性货币协调机制 |
| 一、IMF 的性质和职能 |
| 二、IMF 在金融危机中发挥的作用 |
| 三、IMF 的缺陷和不足 |
| 第二节 区域性货币协调机制 |
| 一、区域性货币协调机制发展概况和功能 |
| 二、区域性协调机制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 |
| 三、区域协调机制面临的困境 |
| 第三节 国家间双边货币协调机制 |
| 一、货币金融领域双边对话机制的现状 |
| 二、双边货币协调机制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 |
| 三、双边货币协调机制的缺陷和不足 |
| 第三章 国际货币协调机制的改革和发展路径 |
| 第一节 全球性货币协调机制的改革和发展 |
| 一、IMF 领导和决策机制的改革 |
| 二、IMF 职能的公平履行 |
| 第二节 区域性货币协调机制的改革和完善 |
| 一、亚非拉等地区加快发展区域性协调机制 |
| 二、欧盟应积极推动区域内部改革和政治一体化 |
| 第三节 国家间货币协调的强化 |
| 一、区域内大国间的货币协调 |
| 二、世界大国间的货币协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9）金融稳定机制问题研究 ——基于金融系统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潮流再转变 |
| 二、选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金融稳定概念的界定 |
| 二、关于金融机构之间相互联系及其含义的研究 |
| 三、关于金融不稳定性或金融危机的研究 |
| 第三节 基本概念、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 |
| 一、基本概念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结构安排 |
| 四、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金融系统 |
| 第一节 一般金融系统论 |
| 一、金融要素作为系统而存在 |
| 二、金融系统作为过程而存在 |
| 第二节 金融系统的主要特征 |
| 一、整体性 |
| 二、复杂性 |
| 三、等级性 |
| 四、开放性 |
| 五、自稳定性与他稳定性 |
| 六、自组织性和他组织性 |
| 第三节 金融系统与环境 |
| 一、金融系统与金融系统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 |
| 二、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联系 |
| 第四节 金融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
| 一、系统金融结构与统计金融结构 |
| 二、金融系统的风险创造与金融功能 |
| 三、金融结构与金融功能之间的相互联系 |
| 第五节 金融系统失衡的识别 |
| 一、金融系统失衡的分类学 |
| 二、金融失衡的识别方法 |
| 第六节 金融周期与集体行为 |
| 一、集体行为：金融周期中的序参量 |
| 二、金融周期的构成 |
| 第二章 金融系统的稳定机制 |
| 第一节 金融系统论的金融稳定观 |
| 一、金融稳定界定：结构-功能视角 |
| 二、金融稳定“悲剧” |
| 三、宏观审慎管理与金融稳定 |
| 第二节 金融稳定机制分类学 |
| 一、内在稳定机制 |
| 二、外在稳定机制 |
| 三、外在稳定机制与内在稳定机制的相互联系 |
| 四、金融稳定机制的阶段性问题 |
| 第三节 金融系统的内在稳定机制 |
| 一、激励结构 |
| 二、反周期机制 |
| 三、进入与退出机制 |
| 四、自组织机制 |
| 第四节 金融系统的外在稳定机制 |
| 一、金融监管之理论基础：反思与重构 |
| 二、综合性资本监管 |
| 三、流动性监管 |
| 四、商业行为监管 |
| 五、金融安全网 |
| 六、金融危机管理 |
| 七、货币与财税政策 |
| 第五节 金融系统的非稳定机制 |
| 第三章 金融系统稳定机制设计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
| 第一节 简化金融结构：业务管制与债务控制 |
| 一、业务管制 |
| 二、债务控制 |
| 第二节 应对资产价格失衡：兼论货币政策的作用 |
| 一、物价稳定与资产价格稳定 |
| 二、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 |
| 三、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分工：稳定物价与稳定资产价格 |
| 第三节 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识别与分类监管 |
| 一、系统重要性评估：原则导向的相机抉择 |
| 二、系统重要性评估方法 |
| 三、分类监管与监管边界 |
| 四、其他系统性重要金融要素 |
| 第四节 金融系统管理体制：专业化与协调 |
| 一、金融系统管理体制 |
| 二、危机管理体制：英美日的经验 |
| 三、金融监管结构的分与合：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认识和经验 |
| 四、中央银行的角色 |
| 五、国际金融监管结构 |
| 第五节 稳定政策与道德风险 |
| 一、稳定政策“悖论” |
| 二、道德风险的原因与对策 |
| 第四章 关于中国金融系统稳定机制设计的几点建议 |
| 第一节 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 |
| 一、金融结构的发展和演化 |
| 二、中央银行体制的形成和完善 |
| 三、监管结构：从集中到分散 |
| 第二节 当前中国金融系统稳定机制的主要问题 |
| 一、缺乏必要负反馈机制 |
| 二、金融机构退出机制不完善 |
| 三、分业监管结构难以有效覆盖对金融集团和金融系统整体的监管 |
| 四、缺乏有效的宏观审慎管理机制 |
| 第三节 完善中国金融稳定机制的几点建议 |
| 一、金融稳定机制设计的基本原则 |
| 二、优化金融结构，实行有约束的混业经营 |
| 三、改革监管结构，强化宏观审慎监管 |
| 四、构建宏观审慎管理委员会，加强宏观审慎管理 |
| 五、建立健全问题金融机构处理程序，提高危机管理能力 |
| 六、提高人民银行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作用 |
| 七、以价值为导向对金融业改革与发展实施全方位和全过程监管 |
| 第五章 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第一节 关于导致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因素的探索 |
| 一、全球经济失衡 |
| 二、低利率、风险承担、自由化与金融创新 |
| 三、证券化过程与道德风险 |
| 四、过度负债和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违约 |
| 五、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复杂性和紧耦合性 |
| 第二节 待研究的问题 |
| 一、实际因素与货币金融因素 |
| 二、金融效率 |
| 三、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相对有效性 |
| 四、金融稳定机制的国际适用与全球治理 |
| 五、国际经济秩序重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新自由主义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三、论文各章结构安排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一） 主要创新点 |
| （二） 难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在全球的影响 |
| 第一节 新自由主义理论述评 |
| 一、新自由主义的界定 |
| 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演变 |
| 三、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 |
| 第二节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影响 |
| 一、新自由主义在欧美国家的影响——以20 世纪80 年代的美国为例 |
| 二、“华盛顿共识”的“泛滥” |
| 三、拉美地区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
| 四、前苏联东欧地区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
| 五、新自由主义与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 |
| 第二章 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前的东亚发展模式 |
| 第一节 东亚经济奇迹及其原因 |
| 一、东亚奇迹的出现 |
| 二、日本的经济起飞 |
| 三、韩国的经济起飞 |
| 第二节、东亚模式及其基本特征 |
| 一、东亚模式的界定 |
| 二、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 |
| 第三节 东亚模式面临的困境 |
| 一、东亚模式面临的“外部挑战” |
| 二、东亚模式面临的“内在体制性疲劳” |
| 三、东亚模式面临困境的表现：以日本为例 |
| 第三章 东亚模式的调整：9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
| 第一节 20 世纪90 年代的东亚新自由主义金融改革 |
| 一、东亚国家进行金融改革的原因 |
| 二、泰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 |
| 三、印度尼西亚的金融自由化改革 |
| 四、韩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 |
| 第二节 新自由主义与国际金融危机 |
| 一、新自由主义与金融自由化的发展 |
| 二、新自由主义与国际金融资本的膨胀 |
| 三、新自由主义理论推动金融自由化改革加速 |
| 四、新自由主义对国际经济体系的影响 |
| 五、新自由主义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权力 |
| 第三节 新自由主义导致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 |
| 一、新自由主义推动东亚金融自由化改革 |
| 二、东亚第一次新自由主义改革与1997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 |
| 三、东亚国家第一次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反思 |
| 第四章 金融危机之后的东亚第二次新自由主义改革 |
| 第一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东亚模式的批判 |
| 一、1997 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后果 |
| 二、对东亚模式的批判浪潮 |
| 第二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东亚的援助条件 |
| 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东亚国家的“改革建议” |
| 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建议分析 |
| 第三节 金融危机之后的东亚第二次新自由主义金融改革 |
| 一、泰国的第二次新自由主义金融改革 |
| 二、印度尼西亚的第二次新自由主义金融改革 |
| 三、韩国的第二次新自由主义金融改革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 主要中文参考文献 |
| （二） 主要英文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IMF拯救东亚金融危机的方案及其争议（论文参考文献）
- [1]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2]全球粮食安全治理 ——以制度复合体为视角[D]. 张蛟龙. 外交学院, 2019(10)
- [3]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D]. 卢霄. 东北大学, 2019(12)
- [4]林业产业的生态安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DEA-Tobit模型[D]. 吴远征. 南京林业大学, 2018
- [5]多维视野下的钓鱼岛问题研究[D]. 殷昭鲁. 南京大学, 2015(01)
- [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霸权政治[D]. 董彦良. 复旦大学, 2012(02)
- [7]中国之后何处去？ ——中国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CIM-OMF）国际传教运动之全球地域化进程[D]. 袁瑒（Sylvia Y.Yuan）. 复旦大学, 2012(03)
- [8]国际货币协调机制的发展趋势 ——基于亚洲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视角[D]. 许玉宾. 外交学院, 2011(05)
- [9]金融稳定机制问题研究 ——基于金融系统论视角[D]. 张坤. 中共中央党校, 2011(09)
- [10]新自由主义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影响[D]. 陈卓. 外交学院, 20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