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家理论分析和借鉴（论文文献综述）
李晓[1]（2021）在《企业家并非资本家——重评企业家理论史上的萨伊》文中研究表明国内外学界以往对萨伊的企业家理论研究不足。萨伊的突出贡献可概括为三个"首次":首次定性企业家是组织生产要素运用于价值创造、并在财富生产中发挥先导性和支配性作用的"生产性劳动";首次提出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并肯定其在经济活动中的核心地位;首次从生产要素职能、而不是社会职业分工来分析企业家,创新了企业家理论研究范式。萨伊在企业家理论发展史上的贡献,与他的实践经历、尤重"事物的本质和事实"有内在联系。他揭示了企业家的本质特征,将企业家与资本家剥离、又与纯粹体力劳动区分,确立了与熊彼特现代企业家理论对接的定义。厘清萨伊的企业家理论,对于究明企业家理论的演进脉络具有正本清源的基础性意义;对于我国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地发挥企业家作用,亦有某些借鉴价值。
李海铭[2]（2020）在《企业家精神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表现为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企业家精神已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提高人民福祉和促进全社会繁荣的重要驱动力。当前,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逐渐由微观个体层面转向宏观区域层面,并且相关研究也逐渐从关注企业家精神影响经济增长的“量”转向对企业家精神影响经济增长的“质”的关注。因此,研究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在测度中国企业家精神和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引入营商环境这一关键要素,分析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进一步,把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集聚效应与企业家精神的空间特征相结合,探讨中国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包括七个章节,具体为:第一章,绪论。本章对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问题、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内容结构及创新点等方面进行了介绍。第二章,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本章通过系统梳理文献,厘清了国内外关于企业家精神、经济增长质量及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脉络及重要观点,并对企业家精神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第三章,中国企业家精神与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测度分析。本章基于已有文献研究确定了企业家精神的测度指标,并构建了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分别测度了2005年-2016年期间中国企业家精神和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发展水平。第四章,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分析。本章以营商环境为切入点,提出关于企业家精神影响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研究假设,选取市场化指数来衡量营商环境,由于相关数据从2008年更新至2014年,因此以2008-2014年中国30个区域（除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省和西藏自治区之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以及营商环境在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第五章,企业家精神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效应分析。本章进一步基于空间视角考察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选取中国30个区域（除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省和西藏自治区之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研究对象,为保持企业家精神、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选取2005年-2016年期间相关数据,对中国企业家精神影响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第六章,企业家精神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差异性分析。本章将我国30个区域（除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省和西藏自治区之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大区域,选取2005年-2016年间相关数据,比较并探讨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空间差异性。第七章,研究结论与展望。本章对得到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关管理启示和研究局限。本研究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本研究从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两个维度来衡量企业家精神,并分别选取专利申请授权数和私营企业雇佣比率作为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的指标。从总体角度看,中国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均呈现逐年上升态势。从地区角度看,中国企业家精神发展较不均衡,呈现较为显着的地区差异特征,存在两极分化的现象。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逐年发展态势良好,中西部地区企业家精神的体量较小,增幅不高,属于缓慢增长型,而东北地区企业家精神增幅减缓,甚至出现负增长现象。（2）本研究从经济增长效益、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成果和经济增长环境四个维度（子系统）建立了包含25个基础指标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进一步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度发现:2005-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总体上呈现稳定上升态势,经济增长效益指数、经济增长成果指数和经济增长环境指数呈现出相似的上升态势,且对经济增长质量起到正向影响,其中经济增长环境对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贡献度最大,而经济增长结构指数呈现下降态势,且与经济增长质量变动相反。这表明我国在民生福祉、福利成果、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改善与提升成为驱动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而我国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和经济开放结构的失衡成为抑制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主要因素。从地区角度来看,上海市、北京市、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等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及四大子系统指数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东部地区相关指数明显优于东北地区及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及四大子系统指数出现波动及下降态势,尤其是经济增长环境和经济增长结构两方面的乏力导致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滞缓;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及四大子系统指数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且变动较为平缓。（3）本研究引入营商环境视角,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分别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营商环境在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创业精神）与区域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调节效应,且营商环境正向调节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创业精神）与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即随着地区营商环境的优化,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4）中国各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增长率差距较大。就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排名来看,上升位次较多的区域有湖南省、内蒙古自治区、河南省和重庆市,相比之下,海南省、河北省、山西省和新疆自治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排名下降较多,且中国各区域的经济增长质量差异不断扩大,两极分化较为严重。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演化特征来看,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表现为由西部内陆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逐步升高的趋势,且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质量相近,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集聚性。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演化类型可划分为“提升演化”、“同级演化”和“滞后演化”三大类,三者之比为6:13:11。中国各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演化特征呈现较大的差异,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演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地理集中性。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相关性进行分析,得到2005-2016年中国各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Moran’s I均大于0,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空间正相关性。经济增长质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可分为横向演化、同位演化、纵向演化和多重演化,四者的数量比为6:15:2:7,经济增长质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发生同位演化的数量较多,发生纵向演化的数量最少,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局部空间自相关集聚性较为稳定。（5）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均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其中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在受到本区域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影响的同时,还受到相邻区域的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影响,且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影响程度高于企业家创新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程度。（6）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均在不同水平上显着影响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影响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系数分别为0.0158和3.636,东部地区的企业家创新精神无空间溢出效应,但企业家创业精神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影响东北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系数分别为0.177和2.853,东北地区的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影响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系数分别为0.123和3.057,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系数分别为0.493和1.252,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本研究从指标体系构建、机理阐释和研究视角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创新:本研究从经济增长效益、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成果和经济增长环境四个方面构建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深化了对经济增长“质”的考察。以营商环境作为切入点,检验了营商环境能够正向调节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从而揭示了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为分析企业家精神影响区域经济质量的机理提供了理论框架。此外,本研究突破了企业家精神的地理局限,通过引入空间相关性,探讨企业家精神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本研究在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演化特征的基础上,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别从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角度出发,实证检验了企业家精神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溢出响应。进一步,分析比较中国四大区域（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空间溢出效应的区别,为解释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性提供依据,并为党中央提出的“优化营商环境,弘扬企业家精神”提供实践参考。
刘志永[3]（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提出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李兴光[4]（2020）在《创新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机制与路径研究》文中提出创新创业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创业活动对经济持续发展的作用,已引起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我国,创新创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并上升为国家战略。深化高等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迫切需要,也是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促进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创业就业的重要举措。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活动对于新兴产业的培育、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等都大有裨益。然而,当前我国大学生整体创业率偏低,创业存活率也不高,依然有诸多因素制约了这一初创群体的发展潜力。创新创业教育已成为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工具,对于提升大学生创业意向、推动经济进步与社会就业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创业意向是创业行为研究的最佳切入点,已经成为全世界创业研究的焦点。大学生是最具创新、创业潜力的群体之一,加强大学生创业意向的研究迫在眉睫。我国关于创业意向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尽管专家学者在创业意向的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仍然存在一定问题。比如,创新创业教育的概念与内涵需要更精确的界定,创新创业教育对创业意向的影响机制需要更深入的探讨,企业家精神在创业意向的形成中的作用机理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等等。本文以计划行为理论、自我效能理论以及企业家理论为理论基础,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利用来自全国228所高校的3341份有效调查问卷,采用潜变量路径分析、多重中介效应检验、交互效应检验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创新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向影响的机制与路径,并对相关结论进行了讨论。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结论如下:第一,考察了中国情境下影响大学生创业意向的主要因素。研究通过数据分析,得出了中国情境下影响大学生创业意向的主要因素及差异。本研究发现,男生的创业意向明显高于女生;大学生创业意向在学校层次方面不存在显着差异;从样本均值上看,“双一流”院校学生创业意向略低于其他院校;在专业类别方面,理工类大学生仍然是这个群体中创业意向最高的一部分;年级方面,本科生中高年级大学生创业意向明显高于低年级学生创业意向,但是研究生的创业意向明显低于普通本科生;有过创业经历的大学生的创业意向高于无创业经历的大学生;来自自雇佣家庭的学生受父母职业背景的影响其创业意向明显较高。第二,实证检验了创新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直接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创新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向具有显着地正向影响,创新创业教育能够显着促进大学生创业意向的提升。进一步,本研究发现创业经历在创新创业教育与大学生创业意向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家庭自雇佣背景在创新创业教育与大学生创业意向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性别在创新创业教育与大学生创业意向之间未表现出显着的调节作用。第三,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社会认知理论与自我效能理论,本研究构建了创新创业教育与创业意向的多重中介效应关系模型,并使用Bootstrap法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创新创业教育对创业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创业自我效能感均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创业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向正相关;创业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新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创新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向影响的多重并联中介路径较之前单一路径（计划行为理论、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有显着的提高。第四,构建了创新创业教育、企业家精神对创业意向作用机制的交互模型,对两者的交互效应进行了验证,并进一步探讨了交互效应的作用机理及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与创新创业教育在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中存在正向交互效应。当创新创业教育资源较弱时,较强的企业家精神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创新创业教育的不足;同时,当企业家精神较弱时,较优的创新创业教育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企业家精神的不足。因此,研究也证实了创新创业教育与企业家精神在对创业意向影响中相互促进的作用。本研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要素以及通过创新创业教育提升大学生创业意向的过程机制。同时,对于如何有效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大学生的企业家精神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为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探索创新创业教育模式提供了理论指导与方法借鉴。较已有研究,本研究可能的贡献包括:首先,构建了全新的创新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向影响机制理论模型,摆脱了在创业研究中单一模型的局限,推动了创业领域的研究与发展;其次,深度挖掘了创新创业教育对创业意向的直接影响机制以及各种可能影响机制,包括直接影响路径效应和调节影响机制路径效应;第三,探明了创新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向影响的中介机制,并构建了中介效应检验程序理论体系;第四,引入企业家精神的构念,借助企业家理论来打开创新创业教育对创业意向影响的“黑箱”,为创业意向研究开启了新的研究视角,完善了创业理论框架,拓展了创业意向领域研究的范畴,为未来创业意向领域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王颖[5]（2020）在《中美政策企业家的行为策略及其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全球范围内,政策企业家都是推动公共政策变革的关键群体。改革开放后,伴随中国公共政策过程逐渐走向开放、包容,政策企业家也成为参与、影响中国公共政策的重要行动者。以普遍的政策企业家理论为对照,围绕中国政策企业家的研究注重采用个案研究或比较案例的方式刻画政策企业家的身份特质,呈现其如何介入公共政策过程,通过议题塑造等行为策略影响公共政策。这些研究不仅增加了学界对中国政策企业家群体的认识,也呈现了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多样化特征。不过,已有研究较多将国家间的公共政策模式差异视作一种给定,较少细致区分不同国家的政策企业家行为策略的差异。政策企业家活跃在公共政策过程中,比较不同国家的政策企业家身份特质、行为策略等方面的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中国政策企业家行为模式的独有特征,也能增加学界对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深入理解。致力于刻画、比较中美两国政策企业家的行为模式及其差异,本文采用了元分析方式,系统搜集了1999-2019年期间公共行政和政治学领域主流期刊上关于中美两国政策企业家的46个案例。基于文献回顾,本文建立了政策企业家行为策略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从文献中提取了32个中国政策企业家的案例、14个美国政策企业家的案例。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政策企业家行为策略的理论分析框架,综合比较案例分析和基于案例编码的统计检验,形成了以下四个主要发现:第一,中美政策企业家的活动场域和政策影响方式有差异。中美两国的政策企业家都有途径影响特定公共政策的结果,但美国政策企业家的政策影响制度化、法制化程度更高。即中国政策企业家更多在行政过程（政府）中发挥影响力,最终形成政府规章等;美国政策企业家更多在政治过程（国会）中发挥影响力,最终将政策确认为法律。近年来,中国的政策企业家也开始更加重视通过法定程序推动政策变革。第二,中美政策企业家参与的政策领域及其塑造议题的方式有差异。中国的政策企业家更侧重政策方案的价值取向,特别重视推动民生和社会治理等领域的政策变革。在塑造议题时,中国的政策企业家更加侧重代表弱势群体发声,并且他们同样注重塑造正面的个人形象,表明政策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美国的政策企业家参与的公共政策领域更为多元,同时建立并主导了一个有较强包容性的议题塑造模式,侧重将利益相关群体纳入到公共政策讨论过程之中,确保政策议题更好契合社会整体观念,并得到公众认可。简言之,中国的政策企业家更侧重于将自己视作某个群体在公共政策中的代言人,美国的政策企业家则更侧重于将自己视作推动某个公共政策的主导者。第三,中美政策企业家的专业化程度有差异。中国的政策企业家更侧重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但较不重视相关方案的可操作性。美国的政策企业家则会针对特定政策问题开展更为系统、细致的政策方案设计,解决技术细节问题。第四,中美政策企业家建立同盟的倾向性有差异。建立同盟是中美两国的政策企业家贯穿政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行为策略,但中国的政策企业家更为重视体制内中央、地方关键决策者和领导者的支持和认可。中美政策企业家参与、影响公共政策的模式差异也是两国公共政策模式及其政策企业家群体发展程度的差异。在公共政策领域,美国比中国的发展历程更长,发育也更为成熟。相应的,美国的政策企业家参与公共政策的范围更广泛,影响途径更为制度化和更具包容性,政策方案的专业化程度也更高。当前,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能力快速提高,公共政策正逐步走向更为开放、包容的开门决策模式。这一变化催生政策企业家群体的兴起,但总的来说,中国政策企业家参与的政策领域仍然有限,影响公共政策的专业化水平和包容性程度有待提升。
朱春辉[6]（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研究 ——“分类”和“混改”条件下的理论与实证》文中认为我国国有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导致出现严重的治理问题,如国有资产流失、变相福利、企业生产率低下、产能过剩、过度负债等。究其根源在于未建立有效的管理层激励约束机制,管理层的人力资本价值及企业家才能在薪酬中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即管理层的薪酬激励存在扭曲的结构。事实上,国有企业内部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比其他企业更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而传统的西方现代企业理论因为本身过度强调资本要素的分配地位,存在较大缺陷,不能照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改革中,从而不能提供有效的理论和实践指导。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提出分类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企业改革方针,目标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提升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近来发生的华为事件业已证明,充分尊重劳动力价值的作用,以按劳分配为主结合要素贡献的企业收入分配机制是提升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突破口。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收入分配理论应当成为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本文尝试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构建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实践指导方针。本文研究主要包括以下部分:一是理论研究。首先,基于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不完全合约理论、企业家理论和市场竞争结构理论的多学科视角,对以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理论进行论述,阐明了国企管理层薪酬激励的理论前提。继而,本文由宏观增长理论切入,探讨国企依据管理层的异质性劳动和人力资本进行多元化的管理层薪酬激励,并说明了激励方式与结构对消费和企业产出的影响效应。紧接着从微观理论角度,把市场主体分为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按市场竞争结构分为共同竞争、国有企业领导和国有企业跟随等不同模式,借助多阶段博弈均衡分析方法,分别研究了国有企业管理层的不同薪酬激励方式及结构对企业产出及社会福利的影响效应。最后,通过宏微观互补的理论分析结果及寓义,设计了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改革实践的实证检验和分析思路。二是实证和案例分析。首先,本文利用我国上市企业的数据,使用倾向匹配倍差法和倍差法研究了不同属性、竞争模式和混合所有制试点条件下,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方式及结构对企业投融资、生产规模和绩效的影响效应及背后的经济逻辑;其次,为了考察薪酬激励对非上市混改试点企业的影响效应,引入我国中央和地方非上市国有企业的数据,分析了混改前后的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变化对地区国有企业的生产规模和绩效的影响效应;再次,本文以分类和混改条件下国有企业改革的典型试点企业为依据,分别考察了几家中央国有企业子公司以及万华化工、云南白药的管理层薪酬激励机制的变化及其对企业的生产规模、投融资和绩效的影响效应,在与昆明制药进行比较后,讨论了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机制改革的经验和不足。三是在总结前述理论研究、实证检验和案例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提出新时期深化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机制改革的若干政策建议。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和研究结论:在理论上,本文尝试联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理论与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理论,阐明国有企业管理层收入分配改革的理论逻辑,揭示管理层薪酬激励方式与激励效应之间的内在逻辑。本文尝试把异质性劳动的理念引入到我国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机制中,基于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理论基础,结合现代企业理论,探索和总结国有企业管理层的收入分配理论。本文尝试构建了宏微观理论模型将国有企业分配机制及效应研究拓展到规范的理论分析中来。其中,宏观理论模型尝试把异质性劳动引入到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并讨论异质性劳动对国有企业分配机制的影响效应;微观双寡头竞争条件下的国有企业薪酬激励效应模型中,尝试把委托代理关系和管理层薪酬激励引入到产业竞争模型中。同时,本文尝试从不同的维度探讨管理层薪酬激励的影响效应。本文提出以下理论分析观点:一是国有企业管理层为企业的发展贡献了管理劳动,这类劳动既包括高密集的劳动时间,也包括挑战性和前瞻性的劳动内容,表明国有企业管理层具有独特的人力资本,他们既是劳动者参与按劳分配,又是管理要素的提供者,获得部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并在承担风险的基础上参与企业当前和未来利润的分配。二是根据以上的分配机制,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薪酬支付应当是包括普通的工资、奖金和股权的结构形式。国有企业依据管理人员自身的禀赋水平确定固定工资等级。国企管理人员的奖金激励与企业的绩效及经营指标联系,有助于提升企业的产出和利润。同时,以上两个部分的管理人员薪酬应当随企业的盈亏进行联动。三是企业管理层可获得股权激励分享企业的利润,管理层获得股权激励比重应与其付出的劳动时间及面对的风险进行匹配,建立合理的进入和退出机制,而股权激励的定价应当在多元化股权环境下完成。另外,企业应当设计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合理薪酬差距及管理层之间的合理薪酬差距,差距的合理性体现在给予股权合理的资本回报率,不然激励过度和激励不足都会对企业的产出和绩效产生不良影响。四是在国企与民企竞争的微观环境下,少量的产量奖金激励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较小,但较大比重的产量奖金会激励国有企业管理层做出过度投资决策,导致产能过剩,从而挤出民营企业的利润,减少社会福利水平。在竞争较为充分的行业或者业务领域,允许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激励,针对总股本10%股份进行激励通常能取得最优效果,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比重不宜超过20%。五是股权激励权重太高或者某些高级管理层的权重过高,会导致过度重视企业的未来利润,引起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损害社会福利。薪酬激励应当在竞争较为充分的行业占比较多,而其他激励模式（如晋升）则应当在垄断性较强的行业的国有企业实施,或者薪酬激励在国有企业中市场化较明显的管理岗位上比重较大,而在市场化较小和负有国有资本监督人或代理人的角色中则可突显其它激励模式（如晋升或公务员待遇）。在实践方面,本文首次尝试分析和检验不同竞争类型和股权结构的国有企业管理层的激励机制与激励效应,并提出分类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改进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形式和结构的政策指导意见。本文从数据分析中发现,在薪酬压抑下,国有企业实施高奖金激励更有助于降低融资约束,提升企业业绩和社会福利,尤其是中央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较强的行业及国有企业的混改进程中,扩大奖金占薪酬比重更有利于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国有企业实行股权激励在缓解融资约束、扩大企业规模及绩效层面上存在一定的正向作用。国企管理层的薪酬结构中,股权比重较高有助于避免过度奖金的负面作用。在股权激励计划的设计中,一定要避免以股权激励计划变相的充当延迟发放奖金的工具,增强激励计划设计的灵活性和合理性,以进一步突显出股权激励的正向效应;国有企业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股权激励差距过大,会导致产能过剩和过度投资问题,促进营收增长,却减少了社会福利。地方国有企业管理层间股权激励差距较大有利于改进企业的绩效、促进企业利润的增长;国有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后,限薪政策减弱,改善了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薪酬激励水平,同时拉开了企业内管理层薪酬的差距,改进了地区企业的产出和社会福利。本文从经典案例分析中发现:非上市国企子公司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促进了企业股权多元化及治理结构完善,破除了限薪机制,激活了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薪酬机制,中短期的奖金和长期的股权激励占比增加。但是,奖金机制不确定性较大,更具有激励合理性的股票期权计划也未引起重视;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的上市国有企业管理层获得固定薪酬、绩效奖金薪酬和员工持股及分红,显着提升了企业的持续竞争力,并促进在行业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然而,股权激励机制无法灵活调整,管理层间及管理层与员工间的激励差距过大;混合所有制改革后上市非国企管理层的薪酬激励计划过度重视企业利润考核,而忽视更全面的绩效指标考核,会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以上研究结论对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机制的改革具有丰富的实践指导意义,本文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在分类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中,政府和企业的边界需要进一步明确,以利于明确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身份。依据分类改革设计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制度是当前国有企业分类改革背景下的应有思路。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后,股权变得更加多元化,应当引入管理层的市场化薪酬激励考核机制。国有企业应当通过市场化机制确定管理层的薪酬激励水平,合理化企业内管理层间及管理层与员工的薪酬差距。在分类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的进程中,国有企业要实现管理层的激励机制与考核约束机制的匹配。通过税收、机制调整和增强国资力量的办法来处理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机制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分配不均问题。应当实现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薪酬激励机制与建立国有企业“企业家”队伍的有机结合。
赵静[7]（2020）在《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原因研究》文中认为企业家作为重要的市场微观主体,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开始日益受到社会关注。李克强总理早在2014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就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希望通过双创行为来激发民族的创业精神和创新基因,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与公平正义。现实经济运行中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也的确印证了这样一种观点: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或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一批充满活力的企业及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群体。通过研究国内外企业家群体的时空分布,可以发现,从分布时间来看,企业家群体的出现是离散而非连续的;从分布空间来看,某一特定时期企业家群体在地域上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非均匀性。企业家群体的分布缘何呈现出这种时间上的非连续性和空间上的非均匀性?企业家群体形成的背后存在怎样的深层次原因?是否可以归纳和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适性的影响因素,以便对当代企业家群体的培育壮大提供有益参考?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也正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本文分析内容共八章。第一章交代了研究背景和意义,并对全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可能的创新之处进行了介绍。第二章梳理分析了企业家理论的相关文献。第三章、第四章基于国内外大量的文献研究和案例梳理,分析了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间非连续性和空间非均匀性特征及原因。并选取了不同时空背景下企业家群体崛起演进的典型阶段进行详细阐述,从宏观视角出发探讨了企业家群体形成的主要原因。第五章引入企业家行为理论,构建了个体企业家行为选择模型,分析了个体企业家创业决策过程及影响因素,考察了微观层面企业家形成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个体企业家到群体企业家的形成机理。第六章构建了企业家群体形成的影响因素模型,利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第七章从空间异质性视角出发,分别基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构建了空间面板模型,深入考察了我国省域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相关性、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第八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结合新形势下我国企业家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对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展望。通过较为系统的分析,本文主要得到了如下结论:第一,通过对国内外历史上企业家群体崛起演进典型时期的分析,本文发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技术革命、市场变化、地理发现、政府政策和战争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对这种时间分布的非连续性特征进行诠释。同时,通过对特定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企业家群体崛起典型案例的分析,本文认为,不同区域企业家创业精神、地方政府政策、地区金融资源、区域地理位置和交通完善状况等因素可以对企业家群体空间分布的非均匀性特征作出解释。此外,通过案例分析还得出了几个具有启发性的观点:企业家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路径依赖性;制度环境和企业家创业活动之间的良性耦合非常重要;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有助于企业家群体的产生和发展。第二,本文认为,个体企业家创业决策过程可以分为企业家捕捉市场机会和企业家实现市场机会两个阶段,并进一步细化为企业家识别市场机会、评价市场机会、掌握市场机会和应对不确定性四个重要环节。这一创业决策过程中企业家创业活动将受到企业家个人创业能力、外部市场环境、政府政策变化、信息供给状况四个主要因素的影响。区域内群体企业家的形成更多是基于创新——模仿的的“扩散模型”,领头企业家通过成功的创新活动产生了示范带动效应,随之引起了潜在企业家的跟随模仿,进而在区域内产生了扩散效应。第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家群体形成与企业家创业能力、外部市场环境、信息供给状况以及政府政策扶持等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外部市场环境和信息供给状况对我国企业家群体形成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相比之下,政府政策支持力度的作用效果较弱。这一结论暗示了未来加大创业政策扶持力度,或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我国企业家的创业活动状况。第四,基于空间异质性视角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省域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溢出效应十分显着,企业家活动活跃的地区对邻近地区的企业家形成具有明显的溢出和带动效应。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企业家群体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均具有促进作用,但相对而言技术创新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力度较弱。第五,结合新形势下我国企业家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本文提出了消除区域之间市场壁垒、加快技术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应用、提升金融资源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和效率、完善企业家创业扶持政策、加大欠发达地区互联网资源的投入、重视企业家接班人培养等几方面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国家或地区层面企业家群体的培养提供一些借鉴。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研究视角与立足点的创新。本文将企业家群体的时空分布特征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并首次提出了企业家群体时间分布的非连续性特征和空间分布的非均匀性特征。二是创新性地构建了个体企业家的行为选择模型,探讨了个体企业家及群体企业家的形成机理。本文引入不确定性,以个体企业家创业行为选择为切入点,构建了企业家行为选择模型,考察了微观层面企业家创业决策过程及影响因素,并拓展性分析了从个体企业家到群体企业家的传导机制。三是基于空间溢出视角分析了我国省域企业家群体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细化并分别构建了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并探讨了这两类空间权重矩阵下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效应大小。四是首次将以互联网发展为代表的信息供给指标引入实证分析中,探讨了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家群体形成是否会产生某些影响。
徐静[8]（2019）在《企业家文化资本对企业成长影响的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企业家与企业成长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和社会关注的热点,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层面探讨了企业家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形成了企业家人力资本、企业家社会资本、企业家精神等视角的企业成长理论。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企业家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理想信念等个体文化资本对企业家的创新行为和企业成长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其作用机理是什么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改革开放41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现了创造经济奇迹的“1.0版”、“2.0版”、“3.0版”的三次飞跃,极大彰显了中国经济在全球的突出地位。这当中,中国企业家队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不断成长壮大的中国企业家队伍中也出现了大量违背企业社会责任的决策行为甚至犯罪。尽管产生这些现象的因素有很多,如制度的缺失、监管的疏漏、决策的失败、资金链的断裂等,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在企业家行为失当甚至犯罪的诸多诱因中,占比最多的是道德失范、诚信和责任的缺失。法国着名学者布迪厄认为个体价值观、道德修养、思维方式、宗教信仰、知识技能等均是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文化资本,是推动企业成长的重要内生力量。中国企业家缺失的道德、信仰、诚信和责任正是企业家文化资本缺失的显现。文化价值观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文化资本的持续积累。作为企业的核心,企业家的价值观、信念、思维方式等文化因素都将直接影响企业的成长,因此从文化资本的视角探讨企业家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企业家理论的研究,对新经济环境下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与企业家队伍建设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基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企业家和企业成长理论,通过对文化资本与经济发展、企业家与企业成长相关文献的梳理,深刻挖掘了企业家文化资本概念的内蕴,解构了企业家文化资本的构成要素及功能作用,剖析了企业家文化资本与企业家人力资本、企业家社会资本、企业家精神的异同性,同时基于企业家创新行为中介作用的视角阐释了企业家文化资本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机理,提出了有待于检验的研究假设并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提出问题,阐明学术观点,解释本研究的目的、背景和意义,明确本研究的核心内容,说明研究的技术路线、方法路径及本研究的创新。第二章基础理论及文献综述。在简要概述文化资本理论核心观点的基础上,梳理出文化资本理论发展的基本脉络,强调了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理论贡献,以文化价值观为视角从宏观上剖析了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具体表现,探究了作为经济增长理论重要解释变量的文化资本的度量,并基于价值观、认知能力、思维方式、企业家个体特质等层面,从微观上分析了文化资本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作用;结合企业成长的诸多理论,明确了新人力资本理论、企业家、企业家创新行为等相关概念,归纳出企业成长的企业家论并对现有研究做出评述。第三章企业家文化资本对企业成长影响的理论分析。从理论上界定和明确了企业家文化资本的概念内涵,剖析了企业家文化资本的影响因素、构成要素、主要特征、功能作用和结构维度。在探究企业家文化资本内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解构了企业家文化资本的构成要素;通过构成要素的差异性,比较分析了企业家文化资本与企业家人力资本、企业家社会资本、企业家精神的区别与联系,以厘清彼此的理论边界;探讨了企业家文化资本影响企业成长的作用路径,为后续实证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四章研究假设和变量选择。本章基于企业家创新行为的中介作用,探讨了企业家文化资本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作用。通过企业家文化资本的结构维度,提出企业家文化资本对企业成长影响的研究假设、企业家创新行为对企业成长影响的研究假设,以及企业家创新行为在企业家文化资本与企业成长中的中介效应的研究假设。本研究在借鉴现有成熟量表的基础上,进行了变量的选择,以此构建出企业家文化资本对企业成长影响的概念模型。第五章对提出的假设进行实证检验,以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假设进行了检验和相关性的分析,从而得出主要的研究结论。第六章总结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分析存在的局限,进而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及管理的启示。本研究的创新首先是从文化资本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企业家资本理论,创新性地提出企业家文化资本的概念,阐明了企业家文化资本的内涵及功能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企业家理论的研究范畴;其次揭示了企业家文化资本的影响因素,以及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路径,构建了企业家文化资本对企业成长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将企业家文化资本、企业家创新行为和企业成长纳入同一研究的框架之中,探究了企业家创新行为在企业家文化资本对企业成长影响中的中介作用,从而丰富了企业家对企业成长影响的理论研究。
季祥[9]（2019）在《中国企业家素质模型构建及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对商人的文化及舆论压制极大地限制了商业水平的进步,也深刻制约了企业的诞生与发展。直到改革开放以来才逐渐允许、鼓励其自由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证明:企业家们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科技发展的一种重要力量。西方国家对企业家研究起步较早,而国内学者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关注企业家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的研究往往注重于某一方面,国内并未形成系统的研究构架,对企业家素质评价也没有成熟的指标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都与西方国家有很大区别,照搬西方国家企业家的研究理论来研究中国企业家素质特点,并不能客观反映中国企业家的特点,因而构建中国企业家素质模型是研究中国企业家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本研究基于企业家理论,借鉴素质词典的相关知识,结合不同学者关于研究企业家素质能力问题时所选取的不同关注点,筛选中国企业家应该拥有的各项素质能力,针对这些素质特点对中国企业家素质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获取数据,通过SPSS21.0软件对获取的数据进行因子降维;通过回归分析构建中国企业家素质能力的回归模型,通过模型探究企业家素质特点,基于构建的企业家素质模型指标体系,对亚企业家群体发放问卷进行调查,对比分析亚企业家成长中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进行再次访谈,了解亚企业家群体成长中存在的困难,并对其成长提出合理化建议,以期通过本研究发现中国亚企业家成长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为培养企业家后备力量提供参考意见。
王洋[10]（2019）在《中国企业家精神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着名的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指出企业家精神是从事创新性的破坏,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持有相似的观点,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企业家精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中国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创新是实现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核心动能,创新作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涵,在量化中以专利作为企业家精神的表征。鉴于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厘清企业家精神的演化特征、探究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型显得尤为重要。从理论上看,对企业家精神影响因素的研究尚未成熟,既有研究表明,企业家精神受市场环境、企业家人格特质与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影响,但缺乏从政府、企业和学研等角度系统性的研究;从实践上看,部分地区政府及企业实施了促进企业家精神提升的相关措施,但区域创新系统中各主体间的协作互助有待进一步深化。根据理论缺口与现实存在问题,本研究基于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三螺旋理论以及对文献的梳理,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时空演化与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剖析政府、企业及学研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程度,并探索中国企业家精神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化。同时,已有企业家精神影响因素的相关学术成果,多数将区域视为独立的个体进行研究,忽视了地理空间的差异性,本研究在分析企业家精神时空演化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企业家精神影响因素的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基于全国范围来看,政府、企业和学研是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因素;从间接效应来看,本省政府对邻近省域的企业家精神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本省的企业对邻近省域的企业家精神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2）基于地区范围来看,政府是促进中国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提升的主要影响因素;企业是促进中国中部地区企业家精神的主要影响因素,但间接效应结果显示,中部地区本省企业会削弱邻近省份的企业家精神;西部地区企业家精神受政府、企业和学研的共同影响,但本省企业的创新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邻近省企业家精神的提升;政府、企业和学研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企业家精神均有显着影响,但本省的学研对邻近省份的企业家精神有显着的负向影响。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本研究基于三螺旋理论,深入探讨政府、企业与学研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程度,这是将生物学领域的三螺旋理论运用于管理学领域的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三螺旋理论的应用范围。（2）本研究探讨了企业家精神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并对四大地区企业家精神影响因素进行了差异化分析,结合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政府、企业与学研对企业家精神影响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弥补了企业家精神影响因素相关研究的不足。（3）借鉴现有关于政府、企业和学研作为影响因素的度量方法与指标,本研究完善了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企业家精神影响因素指标。根据研究结果,本研究为提升企业家精神提出了管理启示:（1）本研究证实了中国企业家精神存在空间相关性,据此提出各省域在制定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相关政策时,尽量全面分析邻近省域政府、学研和企业的情况,强化区域合作,彼此借势,打破各省域“自扫门前雪”的情况。（2）根据研究结果,本研究形成了提升企业家精神的创新生态系统构想,主张政府、企业和学研在发挥自身职能作用的同时,还要兼顾其他影响主体的角色,谋求共同促进企业家精神提升的发展局面。
二、企业家理论分析和借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企业家理论分析和借鉴（论文提纲范文）
（1）企业家并非资本家——重评企业家理论史上的萨伊（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和本文的主旨 |
| 二、研究史回顾：争议大而专论少 |
| 三、萨伊关于企业家性质的论述 |
| 1．企业家属于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 |
| 2．企业家通过组织生产要素应用于生产，在价值创造中发挥着先导性和支配性作用 |
| 3．企业家是“生产力” |
| 四、萨伊是如何区分企业家和资本家的 |
| 1．企业家和资本家的要素职能不同 |
| 2．企业家与资本家的收入决定因素不同 |
| 五、萨伊关于企业家是经济发展主导力量的论述 |
| 1．企业家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纽带、决定生产要素供需的中枢 |
| 2．企业家的经营状况直接影响经济发展 |
| 3．企业家影响经济发展的现实例证 |
| 六、萨伊的企业家理论何以能超越亚当·斯密 |
（2）企业家精神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企业家精神研究综述 |
| 2.1.1 企业家精神内涵 |
| 2.1.2 企业家精神的测度 |
| 2.2 经济增长质量综述 |
| 2.2.1 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 |
| 2.2.2 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 |
| 2.3 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研究综述 |
| 2.4 文献述评 |
| 2.5 理论基础 |
| 2.5.1 企业家理论 |
| 2.5.2 区域创新系统理论 |
| 2.5.3 经济增长理论 |
| 2.5.4 空间经济学理论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企业家精神与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测度分析 |
| 3.1 企业家精神的测度与评价 |
| 3.1.1 企业家精神测度指标选取 |
| 3.1.2 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评价 |
| 3.2 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与评价 |
| 3.2.1 经济增长质量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
| 3.2.2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3.2.3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1 企业家创新精神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
| 4.1.2 企业家创业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
| 4.1.3 企业家精神、营商环境与区域经济增长质量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2.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 4.2.3 计量模型设定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模型检验与分析 |
| 4.3.2 稳健性检验 |
| 4.3.3 结果讨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企业家精神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效应分析 |
| 5.1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时空演化分析 |
| 5.1.1 研究样本选择 |
| 5.1.2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时间演化特征分析 |
| 5.1.3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演化特征分析 |
| 5.1.4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 5.2 企业家精神对中国区域经济影响的空间计量模型设计 |
| 5.2.1 问题提出 |
| 5.2.2 研究假设 |
| 5.2.3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2.4 模型构建 |
| 5.3 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5.3.1 实证分析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企业家精神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差异性分析 |
| 6.1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1.1 指标选取 |
| 6.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6.2 研究区域划定说明 |
| 6.3 统计分析 |
| 6.3.1 基于东部地区的统计分析 |
| 6.3.2 基于东北地区的统计分析 |
| 6.3.3 基于中部地区的统计分析 |
| 6.3.4 基于西部地区的统计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管理实践启示 |
| 7.3 研究局限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4）创新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机制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实践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 |
| 2.1.1 计划行为理论 |
| 2.1.2 社会认知理论 |
| 2.1.3 自我效能理论 |
| 2.1.4 企业家理论 |
| 2.1.5 基本理论对本研究的启示 |
| 2.2 创业意向的文献综述 |
| 2.2.1 创业的内涵 |
| 2.2.2 创业意向 |
| 2.2.3 影响创业意向的因素 |
| 2.3 创新创业教育的文献综述 |
| 2.3.1 创业教育 |
| 2.3.2 创新创业教育 |
| 2.4 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文献综述 |
| 2.4.1 自我效能感 |
| 2.4.2 创业自我效能感 |
| 2.4.3 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测量维度 |
| 2.5 企业家精神的文献综述 |
| 2.5.1 企业家精神 |
| 2.5.2 企业家精神的维度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 3.1 理论模型构建 |
| 3.2 主效应研究假设 |
| 3.2.1 创新创业教育对创业意向直接影响 |
| 3.2.2 性别的调节作用 |
| 3.2.3 创业经历的调节作用 |
| 3.2.4 家庭自雇佣情况的调节作用 |
| 3.3 中介效应研究假设 |
| 3.3.1 创业态度的中介作用 |
| 3.3.2 主观规范的中介作用 |
| 3.3.3 感知行为控制的中介作用 |
| 3.3.4 创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
| 3.4 交互效应研究假设 |
| 3.4.1 企业家精神与创业意向 |
| 3.4.2 企业家精神与创新创业教育的交互作用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
| 4.1 变量的设计与测量 |
| 4.1.1 创业意向 |
| 4.1.2 创新创业教育 |
| 4.1.3 创业态度 |
| 4.1.4 主观规范 |
| 4.1.5 感知行为控制 |
| 4.1.6 创业自我效能感 |
| 4.1.7 企业家精神 |
| 4.1.8 控制变量的选取 |
| 4.2 预调研分析 |
| 4.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2 信度分析 |
| 4.2.3 因子分析 |
| 4.2.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4.2.5 效度分析 |
| 4.3 正式调研分析 |
| 4.3.1 调研对象与范围 |
| 4.3.2 信度分析 |
| 4.3.3 因子分析 |
| 4.3.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4.3.5 效度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实证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5.1.1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1.2 相关性分析 |
| 5.2 方差分析 |
| 5.2.1 性别与创业意向的方差分析 |
| 5.2.2 学校层次与创业意向的方差分析 |
| 5.2.3 专业类别与创业意向的方差分析 |
| 5.2.4 年级与创业意向的方差分析 |
| 5.2.5 创业经历与创业意向的方差分析 |
| 5.2.6 家庭自雇佣情况与创业意向的方差分析 |
| 5.3 主效应假设检验 |
| 5.3.1 虚拟变量处理 |
| 5.3.2 主效应模型的设定 |
| 5.3.3 回归分析 |
| 5.3.4 进一步的分析 |
| 5.4 中介效应假设检验 |
| 5.4.1 中介效应模型的设定 |
| 5.4.2 中介路径分析 |
| 5.4.3 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 |
| 5.4.4 多重中介路径机制分析 |
| 5.5 交互效应假设检验 |
| 5.5.1 大学生的企业家精神分析 |
| 5.5.2 交互效应模型设定 |
| 5.5.3 回归分析 |
| 5.5.4 进一步的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贡献与创新 |
| 6.3 管理启示 |
| 6.4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6.4.1 研究的不足 |
| 6.4.2 未来研究方向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中美政策企业家的行为策略及其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方法与设计 |
| 1.3 创新点和不足 |
| 1.4 论文章节安排 |
| 2 政策企业家及其行为策略: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
| 2.1 政策企业家的定义及特征 |
| 2.2 政策企业家在中国的兴起 |
| 2.3 在公共政策过程中认识政策企业家 |
| 2.4 本章小结 |
| 3 美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政策企业家 |
| 3.1 美国语境下的公共政策过程 |
| 3.2 美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政策企业家 |
| 3.2.1 政策企业家推动政策以立法的形式确定并推广 |
| 3.2.2 议程设置中的美国政策企业家 |
| 3.2.3 方案采纳中的美国政策企业家 |
| 3.2.4 政策执行中的美国政策企业家 |
| 3.3 美国政策企业家JOHN YOO:辩护酷刑法律以扩大总统权力 |
| 3.3.1 致力得到国会的认可和通过 |
| 3.3.2 将酷刑定义为恐怖主义的理想回应 |
| 3.3.3 争取法律专家、中央情报局等体制内官员和群众的支持 |
| 3.3.4 召开秘密机构会议,签署行政决定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政策企业家 |
| 4.1 中国语境下的公共政策过程 |
| 4.2 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政策企业家 |
| 4.2.1 政策企业家推动政策得到政府的通过并确立 |
| 4.2.2 议程设置中的中国政策企业家 |
| 4.2.3 方案采纳中的中国政策企业家 |
| 4.2.4 政策执行中的中国政策企业家 |
| 4.3 中国政策企业家詹积富:推动三明市医改 |
| 4.3.1 创新医保改革方案,将改革等同于反腐,占据道德高点 |
| 4.3.2 组建强有力的体制内改革同盟 |
| 4.3.3 参与全国医疗改革分享会议,让三明医改成为全国标杆 |
| 4.3.4 树立良好个人形象 |
| 4.4 本章小结 |
| 5 中美政策企业家行为策略的实证分析 |
| 5.1 政策过程中中美政策企业家差异化的行为策略 |
| 5.2 中美政策企业家行为策略的文献分析 |
| 5.2.1 中国政策企业家的发展历程 |
| 5.2.2 中美政策企业家行为策略比较维度的实证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6 发现、结论与讨论 |
| 6.1 主要的研究发现 |
| 6.2 政策企业家如何更好影响公共政策过程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中美两国政策企业家的案例库 |
（6）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研究 ——“分类”和“混改”条件下的理论与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目的和范围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范围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 1.3.2 管理层薪酬水平和管理层薪酬差距的测度 |
| 1.3.3 管理层薪酬的决定因素 |
| 1.3.4 管理层薪酬激励对企业投融资的影响效应 |
| 1.3.5 管理层薪酬激励对企业业绩的影响效应 |
| 1.3.6 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背景下的管理层薪酬激励 |
| 1.3.7 简要评析 |
| 1.4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4.1 国有企业及国有企业改革 |
| 1.4.2 管理层薪酬结构 |
| 1.4.3 股权激励 |
| 1.4.4 薪酬激励的影响效应 |
| 1.5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研究的创新点 |
| 1.6.2 存在的不足之处 |
| 2.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
| 2.1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 |
| 2.1.2 委托代理理论 |
| 2.1.3 不完全合约理论 |
| 2.1.4 企业家理论 |
| 2.1.5 市场竞争结构理论 |
| 2.2 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的理论分析 |
| 3.1 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多角度的审视 |
| 3.1.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 |
| 3.1.2 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理论的拓展 |
| 3.1.3 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理论的拓展 |
| 3.1.4 不同竞争模式和股权结构下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薪酬激励机制分析 |
| 3.2 基于国有企业薪酬激励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 |
| 3.2.1 经济个体及经济行为的前设条件 |
| 3.2.2 经济个体的效用需求及资源配置 |
| 3.2.3 经济个体的生产劳动过程 |
| 3.2.4 经济个体劳动生产率的异质性 |
| 3.2.5 模型求解 |
| 3.2.6 理论模型的讨论 |
| 3.3 基于双寡头竞争的国有企业薪酬激励理论模型 |
| 3.3.1 基于工资和产量奖金的国有企业薪酬激励――规模报酬递减 |
| 3.3.2 基于工资和产量奖金的国有企业薪酬激励――规模报酬不变 |
| 3.3.3 基于工资和股权激励的国有企业薪酬激励――规模报酬递减 |
| 3.3.4 基于工资和股权激励的国有企业薪酬激励――规模报酬不变 |
| 3.3.5 理论模型的讨论 |
| 3.4 理论研究结论的经验检验思路 |
| 4.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现状 |
| 4.1 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的历史变迁 |
| 4.1.1 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回顾 |
| 4.1.2 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的历史变迁 |
| 4.2 我国上市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现状 |
| 4.2.1 数据和变量的说明 |
| 4.2.2 基于上市企业管理层薪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3 基于上市企业管理层个体薪酬汇总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 我国非上市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现状 |
| 4.3.1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和股权激励 |
| 4.3.2 我国非上市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的描述性统计 |
| 5.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1 我国上市企业及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效应 |
| 5.1.1 我国上市企业及国有企业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影响效应 |
| 5.1.2 我国上市企业及国有企业管理层股权激励差距的影响效应 |
| 5.1.3 我国上市企业及国有企业管理层奖金激励的影响效应 |
| 5.2 非上市国有企业薪酬激励的影响效应 |
| 5.2.1 管理层薪酬水平对各地区国有企业营收和利润的影响效应 |
| 5.2.2 管理层薪酬差异及变化对各地区国有企业营收、利润增速的影响效应 |
| 6.分类和混改条件下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的案例分析 |
| 6.1 中央国企子公司的员工持股激励方案试点分析 |
| 6.1.1 试点企业员工持股股权激励的特征 |
| 6.1.2 股权激励试点企业的激励效应 |
| 6.2 万华化学的管理层薪酬激励案例分析 |
| 6.3 云南白药的管理层薪酬激励案例分析 |
| 6.4 昆明制药的管理层薪酬激励案例分析 |
| 6.5 案例分析的启示 |
| 7.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1 研究总结 |
| 7.1.1 关于理论分析内容的总结 |
| 7.1.2 新时期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改革的实证分析总结 |
| 7.1.3 “分类”和“混改”条件下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改革案例分析总结 |
| 7.2 研究结论 |
| 7.2.1 理论层面 |
| 7.2.2 实证分析层面 |
| 7.2.3 案例分析层面 |
| 7.3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7）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原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研究思路 |
| 1.2.3 结构安排 |
| 1.3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关于企业家理论的文献综述 |
| 2.1 企业家的内涵、素质、职能 |
| 2.2 企业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2.3 企业家产生的影响因素 |
| 2.3.1 与企业家自身特质相关的影响因素 |
| 2.3.2 与企业家外部环境相关的影响因素 |
| 2.4 研究述评 |
| 第3章 企业家群体的时间分布特征研究 |
| 3.1 国外历史上的企业家群体 |
| 3.1.1 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家群体 |
| 3.1.2 “一战”前的企业家群体 |
| 3.1.3 “二战”后的企业家群体 |
| 3.2 中国历史上的企业家群体 |
| 3.2.1 明清时期的企业家群体 |
| 3.2.2 辛亥革命后的企业家群体 |
| 3.2.3 改革开放后的企业家群体 |
| 3.3 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间非连续性及原因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群体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
| 4.1 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时期的德国、日本与中国 |
| 4.2 改革开放以来的温州、台州与芜湖 |
| 4.3 企业家群体空间分布的非均匀性及原因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行为选择模型的企业家个体及群体形成机理 |
| 5.1 企业家行为理论 |
| 5.1.1 企业家行为选择相关文献 |
| 5.1.2 不确定性与企业家行为 |
| 5.1.3 互联网、信息供给与企业家行为 |
| 5.2 个体企业家创业行为选择模型 |
| 5.2.1 企业家捕捉市场机会过程 |
| 5.2.2 企业家实现市场机会过程 |
| 5.2.3 验证企业家创业行为选择模型的案例分析 |
| 5.3 企业家群体形成的路径分析:创新——模仿过程 |
| 5.3.1 领头企业家的创新及示范效应 |
| 5.3.2 潜在企业家的模仿及扩散效应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企业家群体形成原因的实证检验 |
| 6.1 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 |
| 6.1.1 理论分析 |
| 6.1.2 模型构建 |
| 6.2 指标选取和变量描述 |
| 6.2.1 指标选取 |
| 6.2.2 变量描述 |
| 6.3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
| 6.3.1 模型设定 |
| 6.3.2 平稳性单位根检验 |
| 6.3.3 协整检验 |
| 6.3.4 误差修正模型VECM检验 |
| 6.4 结论与政策含义 |
| 第7章 中国企业家群体形成原因的空间计量分析——基于区域市场环境的视角 |
| 7.1 空间计量方法简述 |
| 7.1.1 空间相关性与异质性 |
| 7.1.2 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 |
| 7.1.3 空间相关性的测度 |
| 7.1.4 空间计量模型的种类 |
| 7.2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相关性 |
| 7.2.1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总体特征 |
| 7.2.2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格局 |
| 7.2.3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相关性 |
| 7.3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效应计量 |
| 7.3.1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
| 7.3.2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7.3.3 计量结果分析 |
| 7.4 结论和政策意义 |
| 第8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8）企业家文化资本对企业成长影响的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主要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本研究的创新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基础理论及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新人力资本理论概述 |
| 2.1.2 企业家概念界定 |
| 2.1.3 企业家创新行为 |
| 2.2 企业家与企业成长理论 |
| 2.2.1 企业家理论概述 |
| 2.2.2 企业成长理论概述 |
| 2.2.3 企业成长的企业家论 |
| 2.3 文化资本与经济发展 |
| 2.3.1 文化资本理论研究概述 |
| 2.3.2 文化资本理论对经济增长影响作用分析 |
| 2.3.3 文化资本对经济发展宏观层面的影响:文化价值观的导向作用 |
| 2.3.4 文化资本对经济发展微观层面的影响:企业文化资本与企业成长 |
| 2.4 个体文化资本与企业成长 |
| 2.4.1 个体价值观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
| 2.4.2 个体认知能力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
| 2.4.3 个体心理特质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
| 2.5 研究评述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企业家文化资本对企业成长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1 企业家文化资本的内蕴 |
| 3.1.1 企业家文化资本的基本定义 |
| 3.1.2 企业家文化资本的主要类型 |
| 3.1.3 企业家文化资本的主要特征 |
| 3.2 企业家文化资本的影响因素、构成要素、结构维度与功能作用 |
| 3.2.1 企业家文化资本的影响因素 |
| 3.2.2 企业家文化资本的构成要素 |
| 3.3 企业家文化资本与企业家人力资本、企业家社会资本的区别与联系 |
| 3.3.1 企业家文化资本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主要区别 |
| 3.3.2 企业家文化资本与企业家社会资本的主要区别 |
| 3.3.3 企业家文化资本与企业家人力资本、企业家社会资本的内在联系 |
| 3.4 企业家文化资本与企业家精神的区别与联系 |
| 3.4.1 主要区别 |
| 3.4.2 内在联系 |
| 3.5 企业家文化资本影响企业成长的作用路径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企业家文化资本对企业成长影响的研究假设 |
| 4.1 企业家文化资本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
| 4.1.1 价值性企业家文化资本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
| 4.1.2 认知性企业家文化资本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
| 4.1.3 情感态度性企业家文化资本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
| 4.2 企业家创新行为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
| 4.2.1 企业家创新行为需求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
| 4.2.2 企业家创新行为动机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
| 4.2.3 企业家创新行为能力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
| 4.3 企业家文化资本对企业家创新行为的影响 |
| 4.4 企业家创新行为的中介作用 |
| 4.5 概念模型与变量选择 |
| 4.5.1 概念模型 |
| 4.5.2 变量选择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实证分析 |
| 5.1 问卷设计 |
| 5.1.1 问卷调查的对象 |
| 5.1.2 问卷设计过程 |
| 5.1.3 问卷设计内容 |
| 5.2 问卷发放及调查 |
| 5.2.1 问卷发放 |
| 5.2.2 预调查和正式调查 |
| 5.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1 测量对象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2 测量问项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 信度分析 |
| 5.5 效度分析 |
| 5.6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
| 5.7 假设检验与结果 |
| 5.7.1 企业家文化资本、企业家创新行为与企业成长的关系检验 |
| 5.7.2 企业家文化资本与企业家创新行为的关系检验 |
| 5.7.3 企业家创新行为的中介作用检验 |
| 5.7.4 主要研究结论 |
| 5.8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调查问卷 |
| 攻读博士论文期间的学术活动及成果情况 |
（9）中国企业家素质模型构建及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企业家理论的相关研究 |
| 1.2.2 企业家素质模型相关研究 |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图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企业家理论 |
| 2.2 亚企业家理论 |
| 2.3 素质模型理论 |
| 2.3.1 冰山模型理论 |
| 2.3.2 洋葱模型理论 |
| 2.4 素质评价理论 |
| 第3章 中国企业家素质模型的构建 |
| 3.1 当前中国宏观环境的独特性 |
| 3.2 构建中国企业家素质模型的必要性 |
| 3.3 中国企业家素质特点调查问卷的设计 |
| 3.3.1 企业家素质指标的获取与筛选 |
| 3.3.2 问卷的设计 |
| 3.4 问卷发放与收集 |
| 3.4.1 问卷发放对象 |
| 3.4.2 问卷的发放与收集 |
| 3.5 调查问卷的整理分析与模型构建 |
| 3.5.1 信度、效度分析 |
| 3.5.2 中国企业家素质的因子分析 |
| 3.5.3 中国企业家素质回归分析与模型构建 |
| 第4章 基于素质模型的亚企业家成长研究 |
| 4.1 亚企业家素质情况调查 |
| 4.1.1 问卷的发放与收集 |
| 4.1.2 问卷数据的基本情况 |
| 4.2 基于素质模型的企业家与亚企业家的对比分析 |
| 4.2.1 企业家素质模型指标体系一二级指标关系分析 |
| 4.2.2 亚企业家与企业家各项一级指标得分差异分析 |
| 4.3 亚企业家成长存在的问题 |
| 4.3.1 亚企业家各项素质参差不齐 |
| 4.3.2 亚企业家能力素质明显差于企业家群体 |
| 4.3.3 亚企业家知识素质提升的困难所在 |
| 4.3.4 亚企业家政治素质严重不足 |
| 4.3.5 亚企业家社会责任感不足 |
| 4.3.6 亚企业家与企业家群体心理素质的差异原因 |
| 第5章 促进亚企业家成长的建议 |
| 5.1 企业应构建和完善学习机制 |
| 5.1.1 为亚企业家提供开放的学习环境 |
| 5.1.2 打造有助于学习的企业文化氛围 |
| 5.2 完善亚企业家的晋升机制 |
| 5.2.1 完善亚企业家晋升时的考核工作 |
| 5.2.2 进一步加强晋升机制的公开、公正和透明化 |
| 5.2.3 减少高层干预 |
| 5.3 亚企业家群体应提升自我学习的自觉性 |
| 5.3.1 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 |
| 5.3.2 提高学习自觉性 |
| 5.3.3 合理安排学习时间 |
| 5.4 注重案例学习和情景模拟 |
| 5.4.1 注重案例学习 |
| 5.4.2 加强情景模拟训练 |
| 5.4.3 提高危机意识 |
| 5.5 关注身体健康 |
| 5.6 自觉注重政治素养的提升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附录B 企业家调查问卷 |
| 附录C 亚企业家调查问卷 |
| 附录D 访谈提纲 |
（10）中国企业家精神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论文结构与创新点 |
| 1.4.1 论文结构 |
| 1.4.2 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区域创新系统理论 |
| 2.1.2 企业家理论 |
| 2.1.3 三螺旋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及度量 |
| 2.2.2 企业家精神的文献计量分析 |
| 2.2.3 企业家精神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3 文献述评 |
| 第3章 指标构建与研究假设 |
| 3.1 政府与企业家精神 |
| 3.1.1 中国政府对企业家精神影响的背景分析 |
| 3.1.2 政府影响企业家精神的指标构建 |
| 3.2 企业与企业家精神 |
| 3.2.1 中国企业对企业家精神影响的背景分析 |
| 3.2.2 企业影响企业家精神的指标构建 |
| 3.3 学研与企业家精神 |
| 3.3.1 中国学研对企业家精神影响的背景分析 |
| 3.3.2 学研影响企业家精神的指标构建 |
| 3.4 研究假设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企业家精神时空演化特征分析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1.2 研究方法 |
| 4.2 企业家精神时间演化分析 |
| 4.2.1 企业家精神的时间趋势分析 |
| 4.2.2 企业家精神的排名分析 |
| 4.2.3 企业家精神的省域差距分析 |
| 4.3 企业家精神空间演化分析 |
| 4.4 企业家精神空间相关性分析 |
| 4.4.1 企业家精神的全局空间相关性分析 |
| 4.4.2 企业家精神的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企业家精神影响因素分析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2 研究方法与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5.3 实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企业家精神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化分析 |
| 6.1 东部地区 |
| 6.1.1 企业家精神演化分析 |
| 6.1.2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1.3 企业家精神影响因素分析 |
| 6.2 中部地区 |
| 6.2.1 企业家精神演化分析 |
| 6.2.2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2.3 企业家精神影响因素分析 |
| 6.3 西部地区 |
| 6.3.1 企业家精神演化分析 |
| 6.3.2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3 企业家精神影响因素分析 |
| 6.4 东北地区 |
| 6.4.1 企业家精神演化分析 |
| 6.4.2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3 企业家精神影响因素分析 |
| 6.5 四大地区的比较分析 |
| 6.5.1 企业家精神的比较分析 |
| 6.5.2 政府、企业与学研的比较分析 |
| 6.5.3 企业家精神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理论贡献 |
| 7.3 管理实践启示 |
| 7.4 研究局限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四、企业家理论分析和借鉴（论文参考文献）
- [1]企业家并非资本家——重评企业家理论史上的萨伊[J]. 李晓.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3)
- [2]企业家精神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D]. 李海铭. 辽宁大学, 2020(07)
- [3]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4]创新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机制与路径研究[D]. 李兴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5]中美政策企业家的行为策略及其比较研究[D]. 王颖. 浙江大学, 2020(01)
- [6]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研究 ——“分类”和“混改”条件下的理论与实证[D]. 朱春辉.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7]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原因研究[D]. 赵静.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2)
- [8]企业家文化资本对企业成长影响的机理研究[D]. 徐静. 合肥工业大学, 2019(04)
- [9]中国企业家素质模型构建及应用研究[D]. 季祥. 兰州理工大学, 2019(02)
- [10]中国企业家精神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王洋. 辽宁大学, 2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