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京工程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徐恋[1](2021)在《论侵权财产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文中研究指明所谓侵权财产损害赔偿范围问题,实质包含“质”和“量”两个维度:“质”的维度是指何种财产上不利益可以成为损害,可以并且应该得到赔偿;“量”的维度是指在已经确定应予赔偿的基础上,如何计算并确定最终的赔偿额。如是,财产损害赔偿范围可以依照“损害认定——可赔偿损害界定——损害赔偿确定——损害赔偿计算——损害赔偿减免”的逻辑展开。有损害,斯有赔偿;有赔偿,斯有范围。所以,损害是整个赔偿范围确定问题的逻辑起点,确定赔偿范围时首先需要认定损害是否存在。损害差额说以财产差额之有无作为损害认定之标准。然而,差额说只能表征损害在计算上的大小,未能揭示损害的本质。为契合日益凸显的权利宣示功能之需要,组织说似乎更有优势。无损害,必然无赔偿;但是,有损害未必一定有赔偿。赔偿的对象,必须是法律所认可的,可以得到救济的损害,即可赔偿损害。在比较法上,可赔偿损害的界定模式有三:一是法国的“损害特征界定型”,二是德国的“权益范围界定型”,三是英美法系的“义务射程界定型”。在立法论上,我国可赔偿损害的界定模式应当属于德国法模式,即以被侵害权益的可保护性认定损害的可救济性,以受法律保护的权益范围认定可救济损害的范围。但是,由于缺乏可供解释成为德国民法典第823条和826条之“三个小的一般条款”的规范基础,在解释论上必须寻找其他方案,“负面排除+弹性制度”即是可供选择的方案之一。可赔偿损害仅表征受害人遭受的某种损害事实具有救济的可能性,并不代表其一定能获得赔偿。故在损害的可赔偿性得到肯定之后,需要认定其应赔偿性,以划定赔偿的范围。在完全赔偿原则中,因果关系是确定损害赔偿范围的唯一要素;反之,在限制赔偿原则中,除因果关系外,过错程度对损害赔偿的范围也有影响。基于损害赔偿的目的、民法典第1165条的侵权构成模式、理论学说的传承和司法实践的做法,解释论上应当认为我国采用了完全赔偿原则。因此,运用因果关系确定损害赔偿范围即可。传统的因果关系学说,无论是相当因果关系说、法规目的说,还是义务射程说、法律上最近原因说,其归责要素与过错纠缠不清,归责结构也存在不合理之处。在运用因果关系确定赔偿范围时,需要对其加以辨正和澄清。在“赔什么”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需要进一步明确“赔偿多少”。因此,损害赔偿的计算至关重要。我国民法典第1184条确立了“以损害发生时的市场价格计算”和“其他合理方法”两类方法。其中,前者的适用范围应当限缩适用于市场价格没有变化或变化不大的直接财产损害,若价格变动不居,则应当以裁判时的市场价格计算;间接财产损害(可得利益损失)应当以受害人原本可取得该利益之时的价格计算。根据司法实践,“其他合理方式”包括无市场价格时的鉴定评估法、投保价值确定法、酌定法和民事特别法规定的其他法定方法。最后,在确定最终的赔偿数额时,应该考虑是否有适用损益相抵、过失相抵以及生计酌减等责任减免规则的可能,对已经计算出来之损害赔偿数额加以调整。损益相抵和过失相抵规则非完全赔偿原则之背离,只有基于维护赔偿义务人生存权益考量之生计酌减规则才是完全赔偿原则之例外。基于其例外性格,在立法上对酌减规则的适用条件加以规定,更有利于其妥善适用;在民法典规定阙如的现状下,民法典第132条之禁止权利滥用规则或许可以充当生计酌减的法规范依据。
杨玥[2](2021)在《基于多元数据的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产城创”融合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过去四十余年,以办公或产业发展为目的的新城园区建设是中国大规模快速城市化的关键部分,正逐步从关注单一经济增长目标的产业集聚地向关注综合发展目标的复合功能都市区转变。当前中国经济转向创新主导并迎来新一轮产业升级和创新创业发展,科创园区成为未来城市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其“产”的发展离不开“城”“创”这两个关键要素。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代表我国最新园区发展趋势,经历了政府规划、房地产开发、城中村自发嵌入等不同主体主导下的不同阶段、不同规模、不同层级的发展过程。其汇集了多类型科创园区及创新平台,依托杭州数字经济优势、社区共生资源、西溪湿地生态、老余杭仓前文脉,是创新要素集聚、多元功能混合、园区社区并存、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共赢的新城代表,是研究科创园区“产城创”融合发展的典型范本。本文以衡量科创园区发展的“科创企业发展”反映“产”,以衡量城市用地功能混合的“职住关系”反映“城”,以衡量创新资源的“高校创新力”反映“创”,通过分析职住关系、高校创新力与科创企业发展的关联,来研究“产”“城”“创”的关系,进而从“产城创”融合角度展开对大走廊科创园区发展的研究。采用多元数据包括科创企业发展数据、基于位置服务的职住大数据、高校创新资源数据、地理空间数据,运用统计学回归、案例研究等方法。首先,研究大走廊“产城创”融合发展阶段和空间特征。然后,从企业聚集程度、发展规模、创新能力、经营状况、综合实力选择科创企业发展指标作为因变量;从职住平衡指数和通勤距离选择职住关系指标,从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研实力、学术影响、产学合作选择高校创新力指标,作为两组自变量;运用偏最小二乘回归研究职住关系、高校创新力与科创企业发展的关联性。最后,选择大走廊“阿里系”园区阿里巴巴西溪园区和梦想小镇,从园区科创企业发展、职住关系、及其与高校创新力融合发展进行深入案例剖析。研究结论:“产城创”融合为未来科创园区提供了极具活力的发展模式,有利于激发科创园区活力、实现新城综合发展。“产”“城”“创”之间存在关联性,职住平衡和高校创新资源溢出有利于促进科创园区企业发展。本研究以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为例,从“产城创”融合角度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科创园区发展,及时总结我国科创园区发展的智慧和新鲜经验,为未来园区和新城实践提供参考,对支持新型城镇化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张小华[3](2021)在《内蒙古赛罕乌拉草地不同利用方式下蒸散发与生态效应研究》文中认为内蒙古草原处于大陆性干旱半干旱气候区,气候波动性较大,同时具有脆弱性和严酷性,使得处于干旱半干旱区农牧交错带的草原的生态系统更容易发生退化。降水是干旱半干旱区水分补给的主要来源,蒸散发是干旱半干旱区最主要的水分损失途径,而植被恢复势必会增加耗水量和土壤水分的损失。因此,精确地估算干旱半干旱地区蒸散量和雨水资源化潜力指数,并掌握其时空规律极为重要。本文通过对不同保护与利用方式下草地蒸散发、雨水资源化潜力指数与生态效应的研究,以期为区域植被配置和草地保护与合理利用提供建议与理论支持。本研究使用涡动相关观测技术获取了干旱半干旱地区赛罕乌拉的草地生长期观测数据,对三种保护利用方式下的草地物种组成、重要值、地上生物量、盖度及多样性等方面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对其产生的生态效应及其变化趋势进行了评估;使用构建的SEBAL模型,模拟了研究区2000~2019年的蒸散发量及其变化(evapotranspiration,ET),分析了蒸散发的时空变化特征;利用模型法计算了雨水资源化潜力指数(rain water utilization potential indicator,RUP);分析了不同保护利用方式下草地生物量、丰富度、多度、盖度等对蒸散发的影响。主要研究成果如下:(1)研究区草地生长季蒸散发及气象因子变化变化规律。实验观测期间,蒸散发量从5月到6月呈下降趋势,从6月到8月呈上升趋势并达到峰值,8月后持续下降,生长季的蒸散发量为313.8 mm。草地碳源汇效应成波动状态,土壤的体积含水量与降雨变化呈现一致性,降雨多集中于后期。(2)利用水分亏缺来评价现有水资源是否满足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同样适用于赤峰区域,通过大尺度研究表明,干旱半干旱区草地实际蒸散发量与雨水资源化潜力空间分布格局具有较好的空间一致性。以赛罕乌拉所在的赤峰市为例,研究了大尺度蒸散发与雨水资源化潜力的关系,结果表明,实际蒸散发量与雨水资源化潜力指数的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一致。蒸散发高值区域(>400 mm),对应的雨水资源化潜力相对较小,而蒸散发中值与低值区域(<400 mm),对应的雨水资源化潜力相对较大。在研究时段,大多数区域处于年动态水分盈余状态。(3)研究了解了赛罕乌拉蒸散发的时空动态变化特征。通过遥感和空间分析表明,在空间上,实际蒸散发的高值区(>400 mm)主要集中分布在森林生态系统区域;从时间变化上,2010~2019年实际蒸散发整体呈现增加趋势。其中,2000~2009年实际蒸散发的高值区(>400 mm)面积呈下降趋势,中值区(300~400 mm)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水分亏缺盈余方面,从2000~2006年,水分盈余区域面积逐渐减少,从2006到2012年,水分盈余区域面积呈显着增加趋势,而2012年之后到2019年,雨水资源化潜力又逐年减小,其中2016~2019年三种不同保护利用方式的草地均处于年动态水分亏缺状态,表明气象要素对蒸散发有显着影响。(4)揭示了不同保护利用方式下草地实际蒸散发与草地主要生长状况指标的相关关系。对赛罕乌拉2000~2019年的蒸散发研究表明,不同保护利用方式草地的蒸散发与均匀度指数和生物量均呈正相关关系,且围封草场的相关性较强,放牧草场的相关性较弱。围封草场和打草场的多样性指数变化范围较广,与蒸散发的相关性也呈正相关关系,而放牧场的多样性指数与蒸散发呈负相关关系。放牧草场和围封草场的蒸散发随着总盖度的增加而增加,而打草场的蒸散发与总盖度的相关性较弱(5)研究发现了不同保护利用方式下的草地生态效应变化。通过对生态系统多样性特征效应、结构效应、质量效应、功能效应、风沙防护效应等综合研究表明,围封恢复草场的生态效应为正向效应,打草场的生态效应为负向效应,放牧草场的生态效应为零效应,表明退化草地围封恢复措施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打草场常年打草不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围栏恢复是实现退化草原植被向顶极群落恢复演替的有效措施。(6)研究发现,草地围封模式更有利于植被的恢复,适合于干旱半干旱农牧交错区退化草地的恢复。在降水量低于350 mm的干旱半干旱区,建议以围封保护恢复为主,同时控制草地围封保护和刹割时间,在保护的前提下提升经济效益。在对需要进行人工补种的严重退化草地,首先,应以草本植物修复为主。其次,选择合适的耐寒、耐旱的本地物种,同时优化草本植物的种植密度,降低草地的耗水,减缓干旱胁迫,提高农牧交错区的草地保护与恢复成效。在实现区域水资源合理利用的前提下,提升社会与经济效益,实现生态修复效益最大化。
白光[4](2021)在《基于经济自组织的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演化研究 ——以北京和东京为例》文中提出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不佳是我国城市化中的普遍问题,由此造成的长时间、超长时间通勤,导致城市生产力下降和居民幸福感缺失。城市规划及相关政府部门在数十年的探索中不断尝试着以“他组织”的方式积极应对,所运用的职住平衡、绿带政策、多中心等规划设计方式虽然有助于通勤时间的缩短,但特大城市空间结构依旧不理想,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依旧突出。他组织部门因为对职住空间自组织机制认知不足、对自组织与他组织边界界定不够,导致干预方式不当、自组织权利受限,不利于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协同以做到化解职住空间问题。从历史上看,城市的形成远远早于城市规划的出现,说明城市是可以在没有目标导向的特定干预之下产生、发展的,具有自组织的性质。经济自组织是历史、地理环境、城市定位、技术进步等各方面影响空间结构的重要中间过程,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出发点。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在哈肯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结合传统自组织理论和经济学思想构建了经济自组织理论,构建了“职住协同”概念框架,依据机制关系构建出包括要素和职住协同层、职住空间结构演化层、演化机制协同层和他组织机制层的“自组织与他组织协同机制框架”,并结合了运输经济理论、交通区位论、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构建了理论解释框架,对职住空间结构自组织演化进行了研究,提出应以“职住协同”替代“职住平衡”的观念,并通过东京、北京及我国其他特大城市,通过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案例对比验证了基本理论的适用性和正确性,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特大城市职住空间自组织是市场机制引导流动性资源要素向时空禀赋较高地区产生空间集聚和功能组织的过程机制,需要以就业匹配、居住匹配、通勤协同三方面构建的职住协同,作为判断空间结构优劣的标准。干预和反馈在自组织与他组织协同关系上存在着错位性,容易对他组织部门产生误导。对此,他组织部门需有序弱化对要素和职住协同层的直接干预,适度扩大自组织的权力边界;大幅加强对演化机制协同层的干预,充分发挥他组织的组织协调性优势。2.自组织演化通过引导经济要素和时空资源的重新配置,优化重构特大城市职住空间,并显着化解集聚效应与时空资源高度稀缺之间的矛盾性。从路径上看,需要路径破除机制(包括劳动细化分工和集聚与扩散)打破要素和时空间的低效协同,并通过功能引导机制(包括集聚与扩散和通勤交通建设)构建出高效、集约的时空关系。因时空利用效率不同,功能引导之间呈现出通勤轨道交通>一般地面公交>私人交通>集聚与扩散的优劣关系,对应着从优到劣的演化结果。3.通勤轨道交通与职住空间协同开发引导的强中心大都市区,是推动特大城市职住空间高效、有序化的重要途径,体现出自组织与他组织协同推动职住空间演化的特征,呈现出:协同建设——职住时空重构——要素自组织(需要路径破除机制和功能引导机制参与)——点、线、面的空间自组织(需要他组织部门协同)——职住空间高水平演化的路径过程。4.他组织部门需要将自组织机制中对通勤铁路时效、速度的要求,作为投资、运用服务的供给依据。需在物理协同层面构建直达直通就业中心的轨道交通网络,以及站点与用地空间协同纵向高密度开发模式,组织协同层面构建多样化运营组织以引导不同主体之间权责利对等,制度协同层面建设完善轨道交通投融资运营制度、协同开发供地制度、开发主体确权制度,权利协同层面充分发挥自组织的激励性并适度确权,将微观层面城市空间重构和塑造的权利适当交给市场经济主体,以形成自组织和他组织之间循环互动的权利迭代和权利协同关系。5.东京在职住空间自组织演化的过程中体现出路径破除机制和功能引导机制的协同关系。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后体现出他组织部门对自组织机制和市场主体的适当“让权”能够提升自组织机制的功能发挥,实现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的有效协同并演化至强中心大都市区,对北京和我国特大城市具有借鉴价值。6.虽然发展、演化过程不尽相同,但北京和我国众多特大城市在历史和现状上高度相似。需要借鉴东京经验,以自组织与他组织协同推动职住空间自组织演化作为出发点,从物理协同、组织协同、制度协同、权利协同的层面上构建高效、有序的轨道交通与城市空间协同建设,促进职住空间结构演化。
张彩云[5](2019)在《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发展史(1902-1949)》文中指出正如柏拉图所言,数学是从现实世界到理念世界的桥梁,图是用思维把握客观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工具。造型艺术中的设计图、各种工程中的设计图和数学中的图或图像,无论是简单还是复杂,其出发点都是作图,这就决定了几何作图的极端重要性。作图是一种掌握技能、养成习惯、锻炼思维和培养能力的过程。自1607年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被译介到中国以来,逐渐地改变了中国的数学教育,中国人对几何作图有了崭新的认识。尤其在清末民国时期,几何作图已成为中小学数学教育乃至美术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本研究以1902-1949年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及几何教科书中的作图为研究对象,以数学教育史为背景和视角,以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为主要研究方法,将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在1902-1949年的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依照国家政体的变革、教育史上的大事件及其自身的发展趋势,分为清末时期(1902-1911)、民国初期(1912-1922)、民国中期(1923-1935)、民国后期(1936-1949),旨在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在1902-1949年间的发展脉络,总结其发展特点,分析影响其发展的因素,力求为当今的几何教育及几何教科书的编写提供借鉴和启示。本研究从如下六个部分展开论述,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一、清末时期(1902-1911)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这一时期,学制初创,新式的学堂亟需与之相匹配的、合用的教科书,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的种类有引进、翻译、编译、自编四种形式,出版发行的总数超过20种,涉及的出版机构有13家,编撰者有20多位,在今日看来,可谓“百花齐放”。这些教科书风格迥异地表现出两种派系的各自风貌,国人自编本和非自编本透露出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即使是来自不同国家的非自编本之间也有明显的不同。所以,该时期从自编本和非自编本中选取了由孙钺自编的《最新中学教科书用器画》,闫永辉编译自日本的《新式中学用器画》,张廷金、余亮翻译自英国的《中学应用几何画教科书》为例,从教科书编撰理念、编排形式、内容结构、名词术语等维度进行了分析。二、民国初期(1912-1922)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这一时期政体发生了变革,教育制度开始影响几何作图教科书的发展,继清末之后进入稳步发展阶段,虽然数量上有所减少,但质量更胜一筹。几何作图教科书在进入课堂以后经历实践的考验和淘汰,基本实现了从清末引进、翻译、编译到自编的嬗变。自编教科书的编撰能从本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在进入课堂后更深入人心,促进了几何作图的教学,也实现了其创新发展。本章在阐述教育制度及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出版的,在当时影响较大、再版次数较多、使用周期较长、着名出版社出版的,由黄元吉编撰的《共和国教科书用器画》、王雅南编撰的《新制用器画》、求是学社编撰的《新撰平面几何画法》进行了多个维度的考察。三、民国中期(1923-1935)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1922年的“新学制”颁布后,随之新的教育规章制度出炉,在1923颁布的《中学算学课程纲要》中出现了几何作图教学的具体要求,1929颁布的《中学算学暂行课程标准》亦然,1932年颁布的《中学算学课程标准》中更有“在教授图形相关性质时与图画科联络或宜与用器画取得联系”、“几何作图题,要用器画好,力求整洁”等明确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几何作图教科书的编撰、出版产生了影响,促进了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的繁荣发展。该部分在阐述课程标准及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出版的,在当时使用周期较长、影响较大、特色鲜明的,由冯编撰的《应用用器画教科书》、王济仁编撰的《平面立体几何画法》、薛德炯编译的《用器画法平面几何之部》和《用器画法立体几何之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四、民国后期(1936-1949)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在1936-1949年间又进行了三次数学课程标准的修订,其中对几何作图的要求更详细、更具体。1937年抗战的爆发使得国民政府借机成立了“七联社”及后来的“十一联社”,结束了清末以来40多年教科书市场自由竞争的局面,实现了教科书的国定制,产生了国定本教科书。这对此时期的几何作图教科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导致仅有商务印书馆一家出版了几何作图教科书,还是针对职业学校编撰的。故此,该部分在概述当时社会背景和数学课程标准中几何作图的相关要求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使用和出版的,由朱铣、徐刚合编的《平面几何画法》、《立体投影画法》、《简易透视画法》和王品端编撰的《平面几何画法》、《投影画法》进行了考察。五、1902-1949年中国中学几何教科书中的作图。该部分又分为两方面进行考察:一是几何教科书中的作图,分初中和高中;二是几何教科书外的作图研究,首先对该时期期刊论文中几何作图研究进行整体梳理,然后以着名数学教育家傅种孙为代表对其几何作图思想进行了个案分析。以期从侧面揭示影响几何作图教科书发展的因素。六、结论。首先,从宏观和微观上归纳了1902-1949年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诸多特点;其次,分析了影响1902-1949年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建设和发展的因素;再次,提炼了1902-1949年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发展史研究的启示与借鉴;最后,提出了继本研究之后,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研究主要解决了如下三个问题:第一,以1902-1949年为时间域,探讨了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的发展历程。第二,根据各学制、课程标准(或课程纲要)及教科书审定制度的颁布和实施,对几何作图教科书的编写背景、编撰理念、编写体例、编排形式、内容结构、名词术语、几何作图典型案例等方面逐一进行考察,总结了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在这一时期呈现出的宏观和微观特点。第三,考察了1902-1949年中国中学几何教科书中的作图内容,从侧面揭示了影响1902-1949年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发展的因素。
李强[6](2019)在《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耶稣会士是明末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天主教进入中国传教后,出现的新型宗教群体,中外学界历来少有关注。本文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视域内,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宗教观,考察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学术活动,以及他们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及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局限。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导论,介绍本文的选题缘由、相关概念界定、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方法和中文及英、法、拉丁文史料来源,以及论文框架、写作思路。第二章突破以往明清天主教史研究专注于着名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局限,根据在华天主教的重要时间节点,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整体性地回溯1840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和消亡过程,进而揭示他们在来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扮演的中介性角色。第三章考察晚清时期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再现”和发展概况,重点分析该群体发展的历史阶段、内部结构、社会定位以及代际谱系等重要议题,论证了中国耶稣会士所受中西融合的宗教和世俗教育,使其具有了特殊的宗教性与国际性。他们作为天主教与中国社会结合的产物,来自本地社会,服务本地教会,这种本地性是影响他们传教活动和学术活动的关键。第四章着重讨论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首先,与以往“教案”史侧重于民教冲突研究不同,通过黄伯禄、李问渔的个案梳理他们在“调和民教”,实现“民教相安”的活动及由此显示出的政治认同;其次,在近代天主教《圣经》汉译史的视域下,考察中国耶稣会士《圣经》汉译文本的概况,分析他们翻译《圣经》的主体性地位;最后,系统地考察中国耶稣会士“护教”论述对近代中国天主教徒宗教认同、社会认同的塑造。通过以上三个议题探讨了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起到的主体性地位。第五章侧重于考察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首先,考察他们参与晚清“西学东渐”的学术活动,特别是他们的地理学着作及由此透露出来的民族意识。其次,借助新史料考察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之间的学术交往,讨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与近代“东学西传”之间的关系;最后,着重梳理中国耶稣会士整理和研究本地教会史的着述活动,并分析他们的宗教认同和社会认同。以上研究显示,中国耶稣会士综合了宗教性、世俗性、学术性的多重身份,促成他们参与近代中西文化互动的进程,也促使他们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天主教信众自我身份辨识的塑造。第六章为本文结语部分。首先,在天主教本地化视域下从国际性与本地性、宗教性与世俗性、民族性与时代性、历史性与延续性等四个角度全面把握该群体的整体特性,借此分析他们的历史角色及历史局限性。其次,着重考察他们的文化认同及影响。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及文化认同,是理解他们的中介性角色如何在晚清中国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具体体现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发展,亦是天主教与近代来华殖民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但他们区别于西方传教士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冲突。尽管如此,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使得这一群体只能主动或被动地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发挥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也大多限于中国天主教内部。
刘琪[7](2019)在《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文中提出当前,“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中俄行业合作、中俄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发展需要通晓俄语、熟悉俄罗斯国情的专业人才作为支撑,中俄合作办学自身的发展也需要突破瓶颈,中俄合作办学需进一步优化其人才培养模式,以适应国家发展及其自身发展的要求。国家发展和中俄行业合作对人才的需求决定了中俄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规格,围绕这一目标和规格,在区域竞争力理论、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中外合作办学基本规律和原则三个理论的指导下,以文献法、比较法、数据分析法等为主要研究方法,对俄罗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在师资队伍建设,学科专业设置,规模层次布局现状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剖析数据表象背后的本质,继而总结出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面临的困境和优势,再结合对典型案例的剖析,论证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的原则及策略。依据政府需求、市场需求,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的目标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中俄行业合作,据此,其人才培养规格定位于培养“俄语+专业”的国际型人才。通过对俄罗斯优质教育资源相关数据的分析发现,俄罗斯高校是我国一般地方本科院校、新建本科院校较为理想的合作对象。就其总体发展和典型案例的发展现状来看,当前其人才培养模式存在如下问题:其一,培养层次布局不合理,专业设置较为集中。办学层次以本科为主,高职、硕博层次占比很小;本科及以上层次办学以理工自然科学领域专业为主,高职层次办学高度集中于轨道交通类;其二,师资队伍建设尚需完善。中方高校教师职称、学历水平总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引进俄方高校师资不足,且对俄方教师利用率较低,高龄教师占有较大比例;其三,俄语课程占用课时过高,引进外方专业课程比例较低,对共同开发课程和关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课程重视不够;其四,“985工程”、“211工程”类别高校参与度非常低,举办高校地域主要集中于东北地区,部分高校存在举办项目“一哄而上”的现象;其五,学费标准总体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办学经费筹措困难。从其后续发展来看,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还将面临来自俄方高层次师资短缺、合作办学内部竞争激烈,联合学位在俄罗斯发展受限等困境。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迎来多方政策红利,中俄经贸、文化交流将大力推动中俄合作办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国际高等教育服务市场的变动也有利于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的发展。未来,优化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需秉持服务中俄合作原则、优先培养“一带一路”建设急需人才原则、突出“俄语+专业”特色原则。在办学实践中,需按照国家对中外合作办学党建工作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方面的党建工作,尤其注重保障项目中赴俄留学学生的思想纯洁性;解决当前在生源、师资建设、课程教学等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政府部门加强引导规模布局,鼓励黑龙江省以外的研究型大学和高职院校参与中俄合作办学,以扩展研究型和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规模;基于中俄合作行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地方政府对俄经济战略对人才的需求、中方高校的优势特征调整办学层次和学科专业布局;充分利用当前俄罗斯力推高等教育国际贸易的契机,加大引进俄方优质教育资源的力度;构建中俄学分互换体系,尝试在大学联盟、教育集团等教育集群内发展中俄合作办学,以促进学生国际流动。
孙磊[8](2018)在《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文中提出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中华自然科学社是历时较长、影响较大的综合性科学社团。1927年9月,中央大学理工科大学生秉持在中国发展与应用科学的理念,在校内结社,组建了中华自然科学社。到20世纪30年代初,社员相继成长为职业科学工作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科学界的科学救国思潮影响下,他们从科学职业身份出发认识到自身的科学救国责任,总结晚清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认为科学在中国发展缓慢的症结在于科学没有得到广泛社会应用,于是将普及科学视同应用科学的有效途径,从1932年开始,直至1937年,编行科普刊物《科学世界》,致力于科学的大众化,以促进科学在中国的应用,并确立社务活动宗旨为在中国发展与普及科学,推动社团演变为以国内职业科学工作者为主体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抗战爆发后,迁移至大后方的社员于1938年在重庆中央大学重建总社,恢复了社务活动,在当时科学工作者群思以科学贡献于抗战建国事业的社会思潮中,继续开展以《科学世界》为中心的科学普及活动直至抗战结束;同时在1942—1945年,面向英美科学界发行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展开战时中外科学交流,以发展中国科学。抗战结束后,总社在1946年夏迁回南京中央大学旧址,恢复了在国内的社务活动,从1947年到1949年,持续编行《科学世界》,令刊物成为民国时期发行时间最长的科普期刊;还创办了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作为《中国科学通讯》的延续。战后时期的中华自然科学社在国内科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力,首先是规模显着,到1947年底,社员总数达到2000人以上,分布于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工业技术与农业科学等民国科学各领域。其次是与中国科学社发挥同等影响力,在1946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组中国科学促进会;1947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作,联合其他专门性科学学会,举办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1949年时与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一道,联合发起组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新中国建立后,发展与普及科学成为政府职能,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社务活动渐趋停顿,在1951年3月底结束社务,完成发展与普及科学的历史使命。上述发展历程与主要社务活动表明,在民国科学史上,中华自然科学社发展与普及科学的社务宗旨与实践得到国内科学界认同,并因此发展成为与中国科学社齐名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本文认为,这一科学社会史现象具有深刻的研究意蕴,反映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形成认知的过程。具体来说,科学职业伦理是以科学职业理念为前提的。科学职业理念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为内涵,在科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实践之间建立起维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性联系,形成将科学研究的理性化模式转化为社会发展的理性化目标的职业目的。由于令社会理性化本身意谓构建理性这一现代社会道德,所以这一职业目的旨在表达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而这是通过生成有效运用科学知识要以理性为价值取向的制度性规范来实现的,表现为建立起有关科学职业的道德准则,也就是以理性为价值取向,从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社会目的出发,构建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制度性规范,这就是本质上是制度伦理的科学职业伦理的内涵。返视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发展与普及科学正是科学职业理念的体现,因为发展科学旨在增进科学知识,普及科学则旨在应用科学知识指导实践,也就是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所以作为由多门学科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综合性科学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维系不同学科的科学工作者于社内的理念正是科学职业理念,成为民国科学界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社会建制。深入来看,科学职业理念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理性化目标,令中华自然科学社成为运行具有理性化意义的公共事务的社会建制,从学理上来说是一种公共领域建制,承载的是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表征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认识。本文因此以科学职业伦理作为研究视角,分章设节,对于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进行一番科学社会史考察。第一章阐述1927—1937年期间,中华自然科学社以公共领域建制为方向的体制化历程,以及这一体制化方向带动作为科学职业伦理形成之前提的责任伦理的兴起过程,指出社团的成立是科学职业理念中国化的产物,表现为民国时期,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来造就物质文明的现代性理念形成,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蕴育出科学职业理念,这是中华自然科学社缘起的结社理念,使得基于科学职业的业缘性社会关系开始在社务活动中形成,表现为民国科学界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角色意识主导下,社员以作为业缘性社会关系运行方式的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开展社务活动,根据科学救国的时代需要,从1932年开始探索出以科学大众化为方向的社务活动途径,这就是通过出版通俗性科学刊物《科学世界》来普及科学于国内民众,形成作为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的科学普及规范。由于科学普及规范遵循的是发挥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路径,所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成为一种具有理性化意蕴的社会公共事务,从而生成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公共领域建制属性,以运行理性化的社会公共事务为社务活动实质,所以社团的体制化建设旨在维系科学职业的联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规制社员探索科学知识的有效运用途径,走向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社务实践。由于科学研究是社员的本职工作,这体现出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的责任伦理在社员理念中的兴起。第二章论述1938—1941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这一情形所体现的社史史实是,抗战爆发后位于大后方的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意识到,从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的抗战意向出发,大后方科学界根据科学职业理念形成自身的社会责任认识,认为应该从事应用科学研究以实现科学知识的战时应用,因此社员的社务活动也应转到这一方向上来。为此总社以应用科学为评价标准来展开科学普及,先是遵循面向发展生产力开展科学研究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展开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为社员有效运用科学知识提供必要的科技布局;在之前形成的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意识的作用下,从1939年起将应用科学学科规训转化为科学普及原则,在到1941年为止的《科学世界》编辑过程中,形成以应用科学学科知识的生产作为科普主题的局面,表现出责任伦理在实践过程中走向学科规训化途径。第三章论述1942—1945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当时总社通过向社员集稿,发行面向英美科学界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反映出当时社员主要集中在基础科学方面开展科学研究,构建出基础科学科技布局。当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由抗战意向转向建国意向之时,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也随之共同认识到要通过科学普及提振大后方基础科学教育,以发展面向建国意向的基础科学研究。在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化实践影响之下,社员从基础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形成了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对于科学普及方向的规划,走向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途径。第四章以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为题,论述在1946—1949年期间,社员意识到科学建国时代要求需要建立面向生产力的科学创新局面,以使得中国科学发展预及到世界科学创新趋势,于是开展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的科学创新研究情形。在社务实践中,社员一方面通过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促进中国科学界的科学创新研究经由专业交流得到确证;另一方面通过《科学世界》向国内社会普及世界科学创新情形,包括国内科学创新研究。对于科学创新研究而言,这两种社务活动发挥的是获取科学新知并予以传播的功能,在学理上来说建立起一种面向科学创新的科学新知流动局面,以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作为维系机制,为作为责任伦理实践路径的学科规训提供制度化安排。正是学科规训制度的建立使得责任伦理演变为科学职业伦理,因为这建立起支撑科学研究的科学学科规训面向生产力转化的常态化局面,根据科学创新规律,要求国内科学界对于学科规训作用于发展生产力的利他性予以阐释,使得社会信任科学创新符合社会大众利益;表现为经由《科学世界》,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保障理性目的实现的社会目的得到国内科学界阐释,使得社会大众认识到科学创新符合现代社会理性化价值取向。这在学理上反映的是国内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
穆大伟[9](2017)在《城市建筑农业环境适应性与相关技术研究》文中指出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我国耕地紧张局势越加严重,城市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开展具备农业生产功能的城市建筑环境适应性与种植技术研究,能够有效补偿耕地面积,减少资源消耗,改善城市生态,使城市产生从单纯的资源消耗型向生产型的革新性转变,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生态和学术意义。课题以居住建筑和办公建筑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实地调研、理论整合、种植试验、计算机模型建构等方法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方面:系统梳理有农建筑理论,农业城市环境适应性、建筑环境适应性研究,建筑农业种植技术、品种选择技术研究、屋顶温室有农建筑范式研究。研究内容:(1)在生产性城市理论指导下,系统梳理有农建筑理论。有农建筑是在传统民用建筑基础上,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和环境调控手段,系统耦合人居生活与农业生产活动,构筑“建筑—农业—人”一体化生态系统,具备农业生产功能的工业建筑和民用建筑。(2)城市环境与传统农田环境差异较大,论文以城市雨水和城市空气条件下蔬菜适应性为切入点进行种植试验研究,测量蔬菜光合速率、根系活力、维生素含量和重金属含量等蔬菜品质指标和生理指标,探讨农业在城市环境中的适应性。(3)对比分析蔬菜和人体对环境的要求,提出人菜共生空间光照、温度、湿度、气流等环境指标。测量客厅、办公室、阳台、屋顶的光照强度、温度、湿度、CO2浓度,分析蔬菜在建筑环境中的适应性。进行建筑蔬菜种植试验,测量生理指标与产量,计算蔬菜绿量和固碳吸氧量,探讨蔬菜生产建筑环境适应性和生态效益。(4)结合设施农业技术和立体绿化技术,筛选建筑农业种植技术:覆土种植、栽培槽种植、栽培块种植、水培种植。提出建筑农业新技术:透气型砂栽培技术。该技术可实现不更换栽培基质持续生产,是更加适宜建筑环境的农业种植技术。进行透气型砂栽培生菜种植试验研究,论证透气型砂栽培技术可行性。(5)提出建筑农业品种选择基本原则,系统整理120种蔬菜环境要求数据,建立建筑蔬菜品种选择专家系统。以建筑农业微空间和中国农业气候区划为基础,进行建筑农业气候区划。(6)进行屋顶温室有农建筑专题研究,探索日光温室、现代温室和建筑屋顶结合的具体模式,并将光伏与屋顶温室进行结合,使建筑具备能源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功能。利用Design Builder模拟屋顶温室、屋顶农业和普通建筑的能耗,探讨屋顶温室的节能性。论文阐述了有农建筑的内涵,通过调查研究、理论研究、试验研究、模拟研究对农业城市适应性、建筑适应性、建筑农业种植技术、建筑蔬菜品种选择技术、屋顶温室有农建筑模型与能耗进行了研究。结论如下:(1)城市雨水和城市空气环境下的蔬菜生长势弱,商品产量低,营养品质较好,重金属As、Cd、Pb含量满足国家标准食品安全要求,城市雨水可作为农业灌溉用水,交通路口不宜进行蔬菜商品生产;在人菜共生建筑空间中,蔬菜要求光照强度3000lux以上,远高于人居环境要求,需要解决补光而不产生眩光的问题,人菜温度、湿度、通风环境要求范围较为接近,人菜CO2和O2具有互补作用;通过办公建筑和居住建筑环境测量试验和种植试验研究证明人菜共生是可行的,种植试验表明,南向窗台、南向阳台和西向阳台单株生物量分别为163.15g、138.08g、132.42g,显着高于北向窗台19.01g和屋顶31.67g,不同空间蔬菜叶绿素含量、净光合速率、固碳吸氧量和绿量差异明显。(2)提出建筑农业三原则:对人工作和生活影响小、对建筑环境影响小、种植管理简单,筛选出建筑农业适宜技术:覆土栽培技术、栽培槽技术、栽培块种植技术、栽培箱种植技术、水培技术;提供新的建筑农业种植技术:透气型砂栽培技术,试验证明透气型砂栽培技术是可行的;建立120种蔬菜环境指标数据库,建立品种选择专家系统,进行建筑农业气候区划,解决了建筑蔬菜品种选择问题。(3)探索通过屋顶温室进行农业、能源复合式生产的有农建筑范式;Design Builder软件模拟表明屋顶现代温室和相连建筑顶层的全年能耗为80802 Kwh,露地现代温室+没有屋顶温室的建筑顶层全年能耗为90429 Kwh,全年节能9627 Kwh,露地日光温室+普通建筑顶层全年能耗为48806 Kwh,屋顶日光温室和建筑顶层全年能耗为46924 Kwh,全年节能1882 Kwh,证明屋顶温室是节能的。论文为有农建筑和生产型建筑系统构筑做了部分工作,属于生产性城市理论体系研究,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垂直农业的生产型民用建筑系统构筑》(项目批准号:51568017)的部分研究成果,为生态建筑设计探索新方法,为可持续城镇建设提供新思路。
王旭辉[10](2017)在《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文中指出高等教育和其他任何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一样存在着供给与需求问题。一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绕不开供求关系。与一般商品或劳务有所不同的是,高等教育连接着两座桥,一座通往个体求学者及其家庭,另一座通往社会用人部门和国家。从而高等教育客观上存在着两类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供给和需求,它们分别是个体对高等教育服务的需求和与之对应的教育机会供给、社会对高等教育“产品”的需求和与之对应的人力资源供给。两类供求关系分别发生于高等教育的“入口”和“出口”环节,共同影响着一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本文分别把高等教育“入口”和“出口”所涉及的供求关系称为第一类供求关系和第二类供求关系。在我国特殊的高等教育制度环境下,高等教育的第二类供给无论在总量上还是结构上很大程度都取决于第一类供给,招多少人、招生的专业结构如何往往决定了毕业多少人、毕业生的专业结构如何。这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实际上具有“一元供给”和“二元需求”的基本特征,三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供求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中,高等教育的两类需求由于目标上的不一致很可能存在着一定范围的结构性错位,它们分别对高等教育产生了不对称的拉力。这将使高等教育的办学陷入两难困境。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的实证和理论研究就显得很有学术意义。遗憾的是,当前大量文献往往只局限于对其中的某一类供给和需求进行探讨,把两种供求问题串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的文献十分罕见。这恰恰就是本文要面对的一项综合性工作。本文的研究主要针对高等教育的专业层面,讨论的是供求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具体研究分为事实分析和规范研讨两个部分。在事实分析中,首先分别对我国高校的分专业供给分布和我国高校的分专业学生需求现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让读者对我国高等教育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分专业表现有一个相对关系的概念。我们分别以招生规模和平均生源指数作为衡量不同专业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参数。数据显示,无论是招生规模还是生源条件,专业间的差异均十分显着,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然而,“招生大户”并不必然等同于“热门专业”。为了考察不同专业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匹配性,或者说结构协调性,就需对两者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一类供求关系存在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相应地,本文也利用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就业数据评估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二类供求关系,发现结构性矛盾同样存在,但似乎较前者要乐观一些。事实上,之所以我国高等教育在前后两头都存在供求矛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类需求本身的矛盾。在这般现实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必然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提高学生的专业满足率以平衡第一类供求关系,要么提高专业结构的社会适应性以平衡第二类供求关系,要么采取折衷方案以兼顾两头。每一种政策取向都有舍有得,难以做到十全十美。更重要的是,数据本身只告诉我们“现状是什么”,却无法为我们提供“理想是什么”和“如何构建理想”的信息。这要求本文必须从事实研究转向学理研究,从规范意义上进行价值分析和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理由陈述、逻辑推理和哲学批判。在这一过程中,本文提出并论证了两个有利于化解矛盾的关键性见解:首先要以市场性供给取代高等教育中的“配给式”供给,这是调节高等教育供求矛盾的必要条件和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采取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模式,这是一种具有综合协调功能的矛盾调节策略。两个主张分别是促使我国高等教育双重结构性供求矛盾朝着有利方向移动的“通解”和“特解”。当明确了何为理想和构建理想的基本思路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构建理想模式的现实途径,提出了八条政策创新方向。它们分别是关于如何构建我们想要的均衡模式和如何让这一模式发挥最佳功效的若干政策思路。在文章的最后,指出了八种方案必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和政策组合,以互补的方式参与到构建理想模式的政策实践中,而不宜割裂地运用。只有这样,高等教育专业层面的双重供求矛盾才能在长效机制下走向综合协调意义上的动态平衡。这就达到了“治本”的目标,跳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狭隘思维,避免了只根据数据上的诊断直接为不同专业如何调整供给提出具体的、静态的标准答案。这正是本文将事实研究和价值研究有机结合的奥妙所在。
二、《南京工程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南京工程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论侵权财产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提出 |
二、研究现状 |
三、论文框架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损害的涵义 |
第一节 损害在侵权法中的意义 |
一、损害之于责任成立 |
二、损害之于责任承担 |
第二节 损害的学说梳理与分析 |
一、损害的学说梳理 |
二、组织说的合理性证明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可赔偿损害范围的界定 |
第一节 可赔偿损害范围界定模式的域外经验 |
一、损害特征界定型:法国模式 |
二、权益范围界定型:德国模式 |
三、义务射程界定型:英美模式 |
第二节 我国可赔偿损害范围的界定模式 |
一、我国可赔偿损害范围界定模式的立法考察 |
二、我国可赔偿损害范围界定模式的解释路径 |
三、可能的补充:“负面排除”方案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损害赔偿范围确定的要素 |
第一节 赔偿原则与确定损害赔偿范围的要素 |
一、完全赔偿原则下确定损害赔偿范围的要素 |
二、限制赔偿原则下确定损害赔偿范围的要素 |
三、相对完全赔偿原则的合理性证成 |
第二节 因果关系与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 |
一、因果关系的理论梳理与实践考察 |
二、因果关系的归责要素与赔偿范围界定 |
三、因果关系的归责结构与赔偿范围界定 |
四、以因果关系确定损害赔偿范围的实践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损害赔偿的计算 |
第一节 、损害赔偿计算的时间基准 |
一、我国实务与学说 |
二、立法例比较考察 |
三、“损失发生时”的限缩适用 |
第二节 损害赔偿计算的价格基准 |
一、三种不同的价格基准 |
二、不同市场的价格基准 |
第三节 其他合理计算方法的类型 |
一、特别时间或特别价格 |
二、鉴定评估法或酌定法 |
三、特别法中的计算方法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损害赔偿的减免规则 |
第一节 损益相抵 |
一、损益相抵与赔偿原则 |
二、损益相抵的规则定位 |
三、损益相抵的类型分析 |
第二节 过失相抵 |
一、过失相抵与赔偿原则 |
二、过失相抵的适用要件 |
三、过失相抵的适用方法 |
第三节 酌减规则 |
一、酌减规则的取与舍 |
二、酌减的法规范依据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后记 |
(2)基于多元数据的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产城创”融合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科技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
1.1.2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作为城市经济增长极的产业园区发展面临转型 |
1.1.3 科创园区已成为创新驱动背景下城市化的重要空间载体 |
1.1.4 “互联网+”数字经济发达的杭州在长三角的重要战略地位 |
1.1.5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是“产城创”融合发展的新城代表 |
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1.4.1 科创园区 |
1.4.2 “产城创”融合 |
1.4.3 “互联网+”新兴产业 |
1.4.4 多元数据 |
1.5 研究内容、对象与方法 |
1.5.1 研究内容 |
1.5.2 研究对象 |
1.5.3 研究方法 |
1.5.4 论文章节安排 |
1.5.5 技术路线 |
1.6 本章小结 |
2 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构建 |
2.1 科创园区由来及发展历程 |
2.1.1 国外园区发展历程 |
(1)“产”一元孤立发展阶段 |
(2)“产城”二元复合发展阶段 |
(3) “产城创”三元关联发展阶段 |
2.1.2 国内园区发展历程 |
(1)“产”一元孤立发展阶段 |
(2)“产城”二元复合发展阶段 |
(3)“产城创”三元关联发展阶段 |
2.2 科创园区“产城创”融合发展相关研究 |
2.2.1 科创园区发展研究 |
(1)机制路径研究 |
(2)影响因素研究 |
(3)评价指标建立 |
(4)空间规划布局 |
2.2.2 “产城创”融合相关研究 |
(1)产城融合 |
(2)职住关系 |
(3)产学合作 |
2.3 科创园区“产城创”融合发展相关研究中运用的数据方法 |
2.3.1 多元数据在城市空间研究中的运用 |
2.3.2 科创园区发展常用量化研究方法 |
2.4 科创园区“产城创”融合发展当前实践探索 |
2.4.1 科创园区规划与实践发展趋势 |
2.4.2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实践与研究 |
2.5 文献研究评述与启示 |
2.5.1 文献研究评述 |
2.5.2 对本文研究的启示 |
2.6 研究框架构建 |
2.6.1 研究假设 |
2.6.2 “产城创”指标选择 |
(1)以“科创企业发展”反映“产” |
(2)以“职住关系”反映“城” |
(3)以“高校创新力”反映“创” |
2.6.3 研究思路 |
2.6.4 研究框架 |
2.7 本章小结 |
3 大走廊“产城创”融合发展阶段与空间特征研究 |
3.1 大走廊“产城创”融合发展阶段演绎 |
3.1.1 以传统产业为主导的独立组团发展起步阶段(2007 年以前) |
3.1.2 以科技城为核心的产城一体发展加速阶段(2007-2011 年) |
3.1.3 以创新为重点的科创产业集聚区快速发展阶段(2011-2016 年) |
3.1.4 “产城创”融合发展的科创大走廊阶段(2016 年至今) |
3.2 大走廊“产城创”融合空间分布分析 |
3.2.1 科创园区空间 |
3.2.2 居住区空间 |
3.2.3 高等院校空间 |
3.2.4 科研院所空间 |
3.2.5 综合交通体系 |
3.3 大走廊“产城创”融合发展特征归纳 |
3.3.1 混合性 |
3.3.2 创新性 |
3.4 本章小结 |
4 大走廊“产城创”融合发展关联性量化研究 |
4.1 研究概述 |
4.2 研究数据 |
4.2.1 科创企业发展数据 |
(1)指标选择依据 |
(2)数据采集 |
(3)数据结果和指标确定 |
4.2.2 基于位置服务的职住大数据 |
(1)LBS数据采集 |
(2)职住关系指标确定 |
4.2.3 高校创新资源数据 |
(1)指标选择依据 |
(2)数据来源和指标确定 |
4.2.4 地理空间数据 |
4.3 研究方法 |
4.3.1 核密度分析 |
4.3.2 偏最小二乘回归 |
4.4 “产城创”指标分析 |
4.4.1 科创企业发展指标分析 |
4.4.2 职住关系指标分析 |
(1)职住平衡指数分析 |
(2)职住通勤距离分析 |
4.4.3 高校创新力指标分析 |
4.5 职住关系与科创企业发展关联性 |
4.5.1 回归分析步骤 |
4.5.2 回归分析结果 |
4.6 高校创新力与科创企业发展关联性 |
4.6.1 回归分析步骤 |
4.6.2 回归分析结果 |
(1)高校创新力与科创园区企业发展关联性分析结果 |
(2)不同类型高校创新力与科创企业发展关联性对比分析结果 |
4.7 本章小结 |
5 大走廊“阿里系”园区“产城创”融合发展案例研究 |
5.1 研究概述与案例背景 |
5.1.1 研究概述 |
5.1.2 案例背景 |
5.2 “阿里系”园区科创企业发展 |
5.2.1 园区空间布局 |
(1)阿里巴巴西溪园区空间布局 |
(2)梦想小镇空间布局 |
5.2.2 园区科创产业发展分析 |
(1)阿里巴巴西溪园区科创产业发展状况 |
(2)梦想小镇科创产业发展状况 |
5.3 “阿里系”园区职住关系 |
5.3.1 园区周边业态分布 |
(1)阿里巴巴西溪园区周边业态分布 |
(2)梦想小镇周边业态分布 |
5.3.2 园区职住通勤分析 |
(1)阿里巴巴西溪园区职住通勤分析 |
5.4 “阿里系”园区与高校融合发展 |
5.4.1 园区与高校空间分布关系 |
(1)阿里巴巴西溪园区与高校空间分布 |
(2)梦想小镇与高校空间分布 |
5.4.2 园区与高校创新力融合分析 |
(1)阿里巴巴西溪园区与高校创新力融合分析 |
(2)梦想小镇与高校创新力融合分析 |
(3)梦想小镇职住通勤分析 |
5.5 科创园区“产城创”融合发展路径 |
5.6 本章小结 |
6 总结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大走廊经验对未来科创园区发展的建议 |
6.3 研究创新点 |
6.4 研究局限 |
6.5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件1 城西科创产业集聚区管委会访谈记录整理 |
附件2 大走廊科创园区企业创始人和工作者访谈记录整理 |
附件3 大走廊居住区居民访谈记录整理 |
附件4 相关研究已发表于ISP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Information(SCI)上的文章 |
附件5 相关研究已发表于Land(SSCI)上的文章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3)内蒙古赛罕乌拉草地不同利用方式下蒸散发与生态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 研究进展 |
1.2.1 蒸散发估算方法 |
1.2.2 草地蒸散发的影响机制 |
1.2.3 不同草地利用方式的生态效应 |
1.3 研究内容 |
1.3.1 草地蒸散发及生长季的变化特征 |
1.3.2 大尺度植被蒸散发与水分盈亏的时空变化及植被修复研究 |
1.3.3 不同保护利用方式下的草地蒸散发的变化特征及草地保护与利用研究 |
1.3.4 不同草地保护利用模式与恢复途径的生态效应评估 |
1.4 本论文关注的科学问题 |
1.5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数据与方法 |
2.1 研究区概况 |
2.1.1 研究区地理位置及特点 |
2.1.2 植被与土壤 |
2.1.3 气候特征 |
2.2 观测与仪器 |
2.2.1 草甸草原的通量观测 |
2.2.2 草地生物多样性观测 |
2.3 其他地面数据 |
2.3.1 气象数据 |
2.3.2 遥感数据 |
2.3.3 土地利用数据 |
2.4 湍流资料质量控制 |
2.5 研究方法 |
2.5.1 草地湍流通量观测 |
2.5.2 生物多样性计算 |
2.5.3 基于SEBAL模型的实际蒸散发模拟 |
2.5.4 雨水资源化潜力 |
第三章 草地生长季气象因子及蒸散发的变化特征 |
3.1 草地气象因子的变化特征 |
3.1.1 土壤湿度与降雨变化特征 |
3.1.2 土壤温度变化特征 |
3.1.3 空气温湿度变化特征 |
3.1.4 风速和风向变化特征 |
3.2 草地下垫面辐射与能量平衡 |
3.2.1 草地下垫面小气候平均日变化 |
3.2.2 草地下垫面辐射平衡与能量闭合 |
3.2.3 草地下垫面净辐射与可能蒸散量 |
3.3 碳通量日变化特征 |
3.4 草地蒸散发的变化特征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大尺度植被蒸散发与水分盈亏的时空变化及植被修复研究 |
4.1 区域植被类型及变化 |
4.2 区域实际蒸散发时空变化特征 |
4.3 区域雨水资源化潜力指数时空变化特征 |
4.4 降水与气温对区域蒸散发和雨水资源化潜力影响 |
4.5 区域植被的合理保护与修复 |
4.6 小结 |
第五章 不同保护利用方式下的草地蒸散发的变化特征及草地保护与利用研究 |
5.1 植被类型变化 |
5.2 实际蒸散发与雨水资源化潜力指数时空变化特征 |
5.2.1 实际蒸散发时空变化特征 |
5.2.2 雨水资源化潜力指数时空变化特征 |
5.3 不同保护利用方式草地的蒸散发、雨水资源化潜力指数和蒸降差的变化 |
5.3.1 蒸散发的变化 |
5.3.2 雨水资源化潜力指数的变化 |
5.3.3 蒸降差的变化 |
5.4 群落特征对不同保护利用方式下的草场蒸散发的影响 |
5.4.1 不同保护利用方式下草地多样性对蒸散发的影响 |
5.4.2 不同利用方式下草地均匀度对蒸散发的影响 |
5.4.3 不同利用方式下草地群落盖度对蒸散发影响 |
5.4.4 不同利用方式下草地群落生物量对蒸散发的影响 |
5.5 草地的保护与利用 |
5.6 小结 |
第六章 不同草地保护利用模式与恢复途径的生态效应评估 |
6.1 多样性效应---不同草地利用模式与恢复途径群落功能群多样性变化 |
6.2 结构效应---不同草地利用模式与恢复途径的群落功能群组成变化 |
6.3 质量效应---不同草地保护利用模式与恢复途径草场质量变化 |
6.4 功能效应---不同草地利用模式与恢复途径草场功能变化 |
6.5 防风固沙效应---不同草地利用模式与恢复途径防风固沙功能影响 |
6.6 小结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7.1 主要结论 |
7.2 研究特色与创新 |
7.3 不足与展望 |
附表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致谢 |
(4)基于经济自组织的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演化研究 ——以北京和东京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1.1 城市建设、规划、管理对自组织机制重视不足 |
1.1.2 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问题有待改善 |
1.1.3 经济自组织是各类因素影响城市空间结构中的重要机制过程 |
1.2 问题的提出和选题意义 |
1.2.1 问题的提出 |
1.2.2 选题意义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1.3.1 自组织和他组织 |
1.3.2 大都市区和都市圈 |
1.3.3 特大城市 |
1.3.4 职住空间结构 |
1.3.5 演化 |
1.4 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
1.4.1 研究对象 |
1.4.2 研究范围 |
1.5 逻辑主线和研究方法 |
1.5.1 逻辑主线 |
1.5.2 研究方法 |
2 相关研究综述 |
2.1 相关理论综述 |
2.1.1 经典的空间结构模型 |
2.1.2 相关的城市和区域经济理论 |
2.1.3 职住平衡理论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2.2.1 城市空间方面的文献综述 |
2.2.2 交通和城市空间的联系 |
2.2.3 相关自组织理论在城市空间方面的探索 |
2.3 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
3 经济自组织的理论基础构建 |
3.1 基本概念的构建 |
3.2 协同是自组织中的核心机制 |
3.3 从协同效应看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 |
3.4 经济自组织的主要性质 |
3.4.1 自主逻辑性 |
3.4.2 路径依赖性 |
3.4.3 演化性 |
3.4.4 可持续性 |
3.4.5 不完美性和缺陷性 |
3.5 他组织与自组织的差异和关系 |
3.5.1 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的差异 |
3.5.2 他组织对自组织的干涉结果 |
3.5.3 应建立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的协同关系 |
3.6 本章小结 |
4 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自组织演化的理论构建 |
4.1 本文的核心理论框架 |
4.2 职住协同是职住空间结构优劣的判断标准 |
4.3 从机制层面看职住空间自组织演化 |
4.3.1 劳动细化分工——路径破除机制 |
4.3.2 集聚与扩散——路径破除和低效的功能引导机制 |
4.3.3 通勤建设——高效的功能引导机制 |
4.3.4 他组织与自组织的协同机制框架 |
4.4 地面通勤交通对职住空间的功能引导作用 |
4.4.1 从时空资源约束性看通勤交通建设的功能引导作用 |
4.4.2 通勤工具对空间结构的主导性 |
4.4.3 从通勤看特大城市与其他城市的演化路径差异 |
4.5 通勤轨道交通对职住空间的功能引导作用 |
4.5.1 通勤轨道交通改善空间结构、引导职住协同的路径机制 |
4.5.2 从时空要素层面看轨道交通的功能引导优势 |
4.5.3 他组织需要从物理、组织、制度、权利协同层面加强轨道交通自组织 |
4.5.4 通过点-线-面引导职住空间自组织的过程分析 |
4.6 本章小结 |
5 东京的职住空间结构演化 |
5.1 相关空间概念介绍 |
5.2 职住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化过程 |
5.2.1 江户时期的职住空间结构(1868明治维新以前) |
5.2.2 近代化时期的职住空间演变(1868明治维新至1923年关东大地震) |
5.2.3 职住空间的郊区化时期(1923关东大地震至194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
5.2.4 职住空间粗放式重建时期(1945二战结束至1964东京奥运会) |
5.2.5 强中心大都市区形成期(1964东京奥运会至1985广场协议) |
5.2.6 职住空间结构缓慢演变期(1985广场协议之后) |
5.3 基于一都三县的职住协同计量分析 |
5.4 从自组织机制看职住空间结构演化 |
5.4.1 职住空间郊区化时期的自组织演化理论分析 |
5.4.2 职住空间粗放式重建时期的自组织演化理论分析 |
5.4.3 强中心大都市区化中的自组织演化理论分析 |
5.5 轨道交通引导的职住空间结构演化路径 |
5.5.1 站点的职住空间自组织 |
5.5.2 线路的职住空间自组织 |
5.5.3 网络的职住空间自组织 |
5.6 政策启示 |
5.7 本章小结 |
6 北京职住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化过程 |
6.1 古代和近代时期(1949北平和平解放前) |
6.2 计划经济时期(1949北平和平解放至1978十一届三中全会) |
6.3 市场经济时期(1978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
6.3.1 不良空间结构形成阶段(1978-2004) |
6.3.2 交通建设转型阶段(2004-2014) |
6.3.3 近期现状及展望(2014以后) |
6.4 本章小结 |
7 从自组织看以北京为代表的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演化 |
7.1 从自组织机制看北京职住空间结构演化 |
7.1.1 计划经济时期的职住空间自组织理论分析 |
7.1.2 特大城市扩张期的职住空间自组织理论分析 |
7.1.3 强中心郊区化时期的职住空间自组织理论分析 |
7.1.4 大都市区化的职住空间自组织理论分析 |
7.1.5 北京和东京职住空间结构的对比 |
7.1.6 自组织与他组织机制层面的政策建议 |
7.2 应从物理、组织、制度、权利协同提升通勤轨道交通的功能引导机制 |
7.2.1 北京通勤轨道交通的现状及问题 |
7.2.2 北京和东京在轨道交通要素协同方面的对比 |
7.2.3 通勤轨道建设方面的政策建议 |
7.3 针对我国特大城市的拓展研究 |
7.3.1 我国一般特大城市与北京在发展过程和现状上的相似性 |
7.3.2 基于我国特大城市的职住协同计量分析 |
7.3.3 我国特大城市现状中的共性问题 |
7.3.4 共性问题的相关政策建议 |
7.4 本章小结 |
8 结论 |
8.1 基本结论 |
8.2 主要创新与贡献 |
8.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图索引 |
表索引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发展史(1902-1949)(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缘由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范围及研究内容 |
1.3.1 研究范围 |
1.3.2 研究内容 |
1.4 文献综述 |
1.4.1 国内研究现状 |
1.4.2 国外研究现状 |
1.5 研究方法 |
1.6 研究过程与思路 |
1.7 创新之处 |
第2章 清末时期(1902-1911)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 |
2.1 背景 |
2.2 学制初定及教科书编写 |
2.2.1 清末学制的初定 |
2.2.2 教科书编写概况 |
2.3 个案分析 |
2.3.1 孙钺编《最新中学教科书·用器画》 |
2.3.2 闫永辉编《新式中学用器画》 |
2.3.3 张廷金、余亮译《中学应用几何画教科书》 |
2.3.4 个案教科书内容分类量化比较分析 |
2.3.5 个案教科书作图题比较分析 |
2.3.6 个案教科书名词术语比较分析 |
2.4 小结 |
第3章 民国初期(1912-1922)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 |
3.1 背景 |
3.2 教科书审定及编写 |
3.3 个案分析 |
3.3.1 黄元吉编《共和国教科书·用器画》 |
3.3.2 王雅南编《新制用器画》 |
3.3.3 求是学社编《新撰平面几何画法》 |
3.3.4 个案教科书内容设置比较分析 |
3.3.5 个案教科书作图题比较分析 |
3.3.6 个案教科书名词术语比较分析 |
3.4 小结 |
第4章 民国中期(1923-1935)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 |
4.1 教育制度 |
4.1.1 背景 |
4.1.2 课程纲要中对作图的要求 |
4.2 教科书审定及编写 |
4.3 个案分析 |
4.3.1 冯编《应用用器画教科书几何画》 |
4.3.2 王济仁编《平面立体几何画法》 |
4.3.3 薛德炯编《用器画法平面几何之部》、《用器画法立体几何之部》 |
4.3.4 个案教科书内容设置比较分析 |
4.3.5 个案教科书作图题比较分析 |
4.3.6 个案教科书名词术语比较分析 |
4.4 小结 |
第5章 民国后期(1936-1949)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 |
5.1 教育制度 |
5.1.1 背景 |
5.1.2 课程标准中对作图的要求 |
5.2 教科书审定及编写概况 |
5.3 个案分析 |
5.3.1 朱铣、徐刚编《平面几何画法》、《立体投影画法》、《简易透视画法》 |
5.3.2 王品端编《平面几何画法》、《投影画法》 |
5.3.3 个案教科书内容设置比较分析 |
5.3.4 个案教科书作图题比较分析 |
5.3.5 个案教科书名词术语比较分析 |
5.4 小结 |
第6章 1902-1949年中国中学几何教科书中的作图 |
6.1 初中几何教科书中的作图 |
6.1.1 清末时期以《普通教育几何教科书·平面之部》为例 |
6.1.2 民国初期以《共和国教科书·平面几何》为例 |
6.1.3 民国中期以《现代初中教科书》为例 |
6.1.4 民国后期以《实验几何学》为例 |
6.2 高中几何教科书中的作图 |
6.2.1 清末时期以《最新中学教科书几何学·立体部》为例 |
6.2.2 民国初期以《共和国教科书·立体几何》为例 |
6.2.3 民国中期以《新中学教科书高级几何学》为例 |
6.2.4 民国后期以《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立体几何学》为例 |
6.3 几何作图研究 |
6.3.1 期刊论文中的几何作图研究 |
6.3.2 着名数学教育家几何作图思想—以傅种孙为例 |
6.4 小结 |
第7章 结论 |
7.1 1902-1949年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发展特点 |
7.1.1 宏观特点 |
7.1.2 微观特点 |
7.2 影响几何作图教科书发展的因素 |
7.2.1 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
7.2.2 教育制度、课程标准、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影响 |
7.2.3 教科书编撰者群体的影响 |
7.3 启示与借鉴 |
7.4 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附录1 个案几何作图教科书目次 |
附录2 个案中学几何教科书目次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第五节 论文框架与写作思路 |
第二章 老耶稣会的本地化:1840 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与消亡 |
第一节 明末来华耶稣会与中国会士的初现(1580—1644) |
一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与早期中国辅理修士 |
二 明末来华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的主要考量 |
第二节 清初来华耶稣会与中国会士的发展(1644—1724) |
一 顺治朝传教环境对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的影响 |
二 康熙朝传教环境的变化与中国耶稣会神父的出现 |
第三节 “百年禁教”时期的中国耶稣会士(1724—1840) |
一 雍乾禁教时期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举措的变化 |
二 耶稣会被“取缔”后的中国耶稣会士群体 |
三 “禁教”时期江南地区的中国神职群体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一 作为“西教士”与中国基督徒之间的中介 |
二 作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中介 |
三 作为西方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中介 |
第三章 新耶稣会的本地化: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再现与发展 |
第一节 “教权”冲突与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形成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形成的历史背景 |
二 准备阶段:1850 年徐汇公学的设立与课程设置 |
三 形成阶段:1862 年耶稣会初学院的建立 |
第二节 “教务“增长与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发展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阶段性量化分析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内部结构 |
第三节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代际谱系与社会定位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代际谱系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社会定位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一 中西宗教与世俗教育的融合塑造 |
二 西方天主教会与本地社会的结合产物 |
第四章 “华人为教士者”: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 |
第一节 “调和民教”: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教案”治理 |
一 “民教冲突”: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教案”发生 |
二 “调和民教”:中国耶稣会士的“教案”观——以李问渔为例 |
三 “民教相安”:中国耶稣会士与“教案”的解决 |
第二节 “华文圣经”:中国耶稣会士与《圣经》翻译 |
一 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与《圣经》翻译 |
二 近代天主教《圣经》翻译的时代特色 |
三 中国耶稣会士《圣经》翻译作品概况 |
第三节 “耶儒释老”:中国耶稣会士的宗教对话(护教)着述 |
一 中国耶稣会士宗教对话着述概况 |
二 “专辟佛老”:黄伯禄宗教对话着述研究 |
三 “护教斗士”:李问渔宗教对话着述研究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一 缓和中西冲突与构建新型政教关系 |
二 《圣经》汉译与西方天主教信仰的本地化 |
三 从基督宗教间冲突到宗教学研究的雏形 |
第五章 “学贯夫中西者”: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 |
第一节 “泰西之学”:中国耶稣会士与晚清“西学东渐” |
一 李问渔的西学译介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地理学着作 |
三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西学东渐”活动之影响 |
第二节 “淹贯中西”:中国耶稣会士与晚清“东学西传”——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庄延龄的学术交往 |
一 英国汉学家庄延龄与黄伯禄的书信来往 |
二 庄延龄中国宗教研究着作与黄伯禄 |
三 黄伯禄及其他中国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着作之价值 |
第三节 “光前启后”:中国耶稣会士的本地教会史研究 |
一 中国耶稣会士对徐光启历史的整理 |
二 中国耶稣会士对许甘第大(Candida Hiu)历史的整理 |
三 中国耶稣会士整理本地教会史的本地化意义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一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多重身份 |
二 中国天主教徒的自我身份辨识 |
第六章 结语:本地化视域下的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 |
第一节 本地化视域下反观晚清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 |
一 国际性与本地性的统一及差异 |
二 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双重结合 |
三 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群体本质 |
四 历史性与延续性的宗教阶层 |
第二节 文化认同:理解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历史主体性地位的关键 |
一 在晚清历史语境中缓和天主教信仰价值与中国社会的冲突 |
二 塑造天主教信仰符号与中国传统文化表达方式的结合 |
三 影响该群体宗教实践和社会生活的文化认同之来源 |
表格索引 |
图片索引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成果 |
致谢 |
(7)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核心概念界定 |
一、高等教育国际合作 |
二、中外合作办学 |
三、人才培养模式 |
第三节 文献述评 |
一、研究综述 |
二、对已有研究的评价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五节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一、研究重点 |
二、研究难点 |
三、创新点 |
四、不足之处 |
第二章 本研究理论基础 |
第一节 区域竞争力理论 |
一、区域竞争力理论概述 |
二、中俄合作办学与中俄区域竞争力 |
第二节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 |
一、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 |
二、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与中外合作办学 |
第三节 中外合作办学基本规律及其原则 |
一、中外合作办学基本规律 |
二、中外合作办学基本原则 |
第三章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的目标与规格 |
第一节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目标 |
一、国家对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的总体指导意见 |
二、中俄行业合作对人才的需求 |
三、中俄两国高等教育资源的客观实际 |
第二节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规格 |
一、各省市(自治区)对“一带一路”建设人才规格的要求 |
二、各大类行业对“一带一路”建设人才规格的要求 |
第四章 俄罗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析 |
第一节 俄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概况 |
一、2018QS综合排行榜俄罗斯上榜高校 |
二、2018QS学科排行榜俄罗斯上榜高校情况 |
三、2018QS区域排行榜俄罗斯上榜高校情况 |
四、2018QS就业排行榜俄罗斯上榜高校情况 |
第二节 俄罗斯国立大学集团的相关分析 |
一、俄罗斯国立大学集团具备众多优势学科资源 |
二、俄罗斯国立大学集团具备高性价比学费优势 |
第三节 俄方知名高校的个体分析——以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为例 |
一、学校师资、学术、国际化水平等概况 |
二、参与国际合作的学科、课程资源 |
第五章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
第一节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规模 |
一、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规模现状 |
二、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规模发展变化情况 |
第二节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的结构分析 |
一、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层次结构 |
二、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学科类别与专业结构 |
三、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师资结构 |
四、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教学与课程设置 |
第三节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中方高校与俄方高校 |
一、中方高校 |
二、俄方高校 |
第四节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招生与学生毕业 |
一、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招生 |
二、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学生的毕业与就业 |
第五节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经费 |
一、本科层次中俄合作办学学费标准 |
二、研究生、高职层次中俄合作办学学费标准 |
三、对中俄合作办学经费来源的思考 |
第六章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优化面临的困境和具备的优势 |
第一节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优化面临的困境 |
一、来自俄罗斯高等教育方面的困境 |
二、中俄合作办学面临激烈的生源竞争 |
三、来自中俄合作办学自身发展的困境 |
第二节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具备的优势 |
一、当前我国政策环境有利于中俄合作办学的发展 |
二、中俄合作办学的发展现状存在若干优势 |
三、中俄经贸、文化合作为教育合作带来了契机 |
四、欧美国际留学市场的变动为中俄教育合作带来了契机 |
第七章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个案研究 |
第一节 中俄合作办学项目个案研究 |
一、D项目基本信息 |
二、D项目招生、毕业与学费 |
三、D项目培养方案 |
四、D项目师资情况 |
第二节 中俄合作办学非法人设置机构人才培养个案研究 |
一、江苏圣理工学院基本信息 |
二、江苏圣理工学院的沿革与管理机制 |
三、江苏圣理工学院的招生与学费 |
四、江苏圣理工学院本科层次专业的培养方案 |
五、江苏圣理工学院硕士层次专业的培养方案 |
六、江苏圣理工学院的师资情况 |
第三节 中俄合作办学法人设置机构人才培养个案研究 |
一、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基本信息 |
二、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的沿革与管理机制 |
三、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的招生与学费 |
四、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本科层次专业的培养方案 |
五、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硕士层次专业的培养方案 |
六、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的师资情况 |
第八章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原则与策略 |
第一节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原则 |
一、服务中俄合作原则 |
二、优先培养“一带一路”建设急需人才原则 |
三、突出“俄语+专业”特色原则 |
第二节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策略 |
一、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方面的党建工作 |
二、解决当前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存在的问题 |
三、加大研究型、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规模 |
四、基于中俄合作对人才的需求和高校实际调整学科专业布局 |
五、利用俄当前力推教育国际贸易的契机,大力引进俄方优质教育资源 |
六、构建中俄学分互换体系,促进学生国际流动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后记 |
(8)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思路 |
三、围绕本文选题及相关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四、本论文的结构安排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公共领域方向的体制化与责任伦理的兴起(1927-1937) |
1.1 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的结社缘起 |
1.1.1 科学职业理念在民国的形成 |
1.1.2 社员的业缘化结社活动 |
1.2 社团的公共领域建制化 |
1.2.1 科学职业理念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之实践 |
1.2.2 社团的公共领域制度建设 |
1.3 社团的社会功能的确立与责任伦理的初现 |
1.3.1 科学理论向实践转化的社会功能之确立 |
1.3.2 社员的社会角色意识转向责任伦理 |
1.4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38-1941) |
2.1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构建 |
2.1.1 总社从应用科学出发实践社会功能 |
2.1.2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成为社务指导原则 |
2.2 应用科学学科对于社团科学考察活动的规训 |
2.2.1 科学考察团的组建与应用科学学科规划 |
2.2.2 应用科学学科知识在科学考察中的生产与应用 |
2.3 科学普及确立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2.3.1 《科学世界》塑造应用科学新知传播效应 |
2.3.2 《川康建设特辑》表征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42-1945) |
3.1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展现 |
3.1.1 《中国科学通讯》与发展中国科学的社务活动 |
3.1.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建立 |
3.2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3.2.1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作为科学普及目标的确立 |
3.2.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规划科学普及途径 |
3.2.3 《科学世界》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与科学职业伦理的表达(1946-1949) |
4.1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科技传播系统的构建 |
4.1.1 社务活动走向构建科技传播系统结构 |
4.1.2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形成科技传播系统运行机制 |
4.2 面向科学创新的科技传播系统实践表达科学职业伦理 |
4.2.1 《科学世界》的科学创新总论指向科学职业伦理理念 |
4.2.2 基础科学研究发展理性化的社会文化: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 |
4.2.3 应用科学研究作为科学职业的社会目的:实现理性目的 |
4.3 本章小结 |
结束语 |
附表1: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名录与科学职业分布情形(194人) |
附表2: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任职科研机构分布情形(按照学科统计)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城市建筑农业环境适应性与相关技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2.1 都市农业 |
1.2.2 设施农业 |
1.2.3 立体绿化 |
1.3 研究范围的界定 |
1.4 研究方法 |
1.5 研究框架 |
1.6 创新点 |
第2章 有农建筑与产能建筑 |
2.1 有农建筑 |
2.1.1 垂直农场 |
2.1.2 有农建筑 |
2.2 产能建筑 |
2.2.1 被动房 |
2.2.2 产能房 |
2.3 生产型建筑 |
第3章 农业的城市环境适应性研究 |
3.1 城市雨水种菜可行性试验研究 |
3.1.1 国内外研究进展 |
3.1.2 材料与方法 |
3.1.3 结果与分析 |
3.1.4 结论 |
3.2 城市道路环境生菜环境适应性研究 |
3.2.1 材料与方法 |
3.2.2 结果与分析 |
3.2.3 讨论 |
3.2.4 结论 |
第4章 农业的建筑环境适应性研究 |
4.1 建筑农业环境理论分析 |
4.1.1 蔬菜对环境的要求 |
4.1.2 人菜共生环境研究 |
4.2 建筑农业环境试验研究 |
4.2.1 材料与方法 |
4.2.2 结果与分析 |
4.3 建筑农业环境适应性和生态效益研究 |
4.3.1 材料与方法 |
4.3.2 结果与分析 |
4.3.3 讨论 |
4.3.4 结论 |
第5章 建筑农业种植技术研究 |
5.1 建筑农业蔬菜种植技术 |
5.1.1 覆土种植 |
5.1.2 栽培槽 |
5.1.3 栽培块 |
5.1.4 栽培箱 |
5.1.5 水培 |
5.1.6 栽培基质 |
5.2 建筑农业新技术:透气型砂栽培技术 |
5.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5.2.2 透气型砂栽培床 |
5.2.3 砂的理化指标研究 |
5.2.4 水肥控制技术研究 |
5.2.5 砂栽培的特点 |
5.3 透气型砂栽培技术试验研究 |
5.3.1 研究现状 |
5.3.2 材料与方法 |
5.3.3 结果与分析 |
5.3.4 讨论与结论 |
第6章 建筑农业品种选择技术研究 |
6.1 品种选择原则 |
6.1.1 研究现状 |
6.1.2 品种选择原则 |
6.2 品种选择专家系统 |
6.2.1 蔬菜品种数据库 |
6.2.2 品种选择专家系统 |
6.3 建筑农业气候区划 |
6.3.1 建筑农业空间微气候类型 |
6.3.2 建筑农业气候区划 |
6.3.3 建筑农业气候区评述 |
第7章 温室与屋顶温室 |
7.1 温室 |
7.1.1 日光温室 |
7.1.2 现代温室 |
7.1.3 温室环境调控系统 |
7.2 光伏温室:农业与能源复合式生产 |
7.2.1 研究现状 |
7.2.2 农业光伏电池 |
7.2.3 光伏温室的光环境 |
7.2.4 光伏温室设计 |
7.2.5 实践案例 |
7.3 温室环境试验研究 |
7.3.1 材料与方法 |
7.3.2 结果与分析 |
7.3.3 结论 |
7.4 屋顶温室 |
7.4.1 研究现状 |
7.4.2 实践案例 |
7.4.3 屋顶温室类型 |
7.5 屋顶温室模型构建 |
7.5.1 生产性设计理念 |
7.5.2 屋顶日光温室 |
7.5.3 屋顶现代温室 |
7.5.4 屋顶温室透明覆盖材料 |
7.6 屋顶温室生产潜力研究 |
7.6.1 评估模型的建立 |
7.6.2 天津市屋顶温室面积 |
7.6.3 屋顶温室的生产潜力 |
7.6.4 自给率分析 |
7.6.5 结果与讨论 |
7.7 屋顶温室能耗模拟研究 |
7.7.1 能耗模拟分析软件 |
7.7.2 建筑能耗模型 |
7.7.3 能耗模拟参数设置 |
7.7.4 能耗模拟结果与分析 |
7.7.5 能耗模拟结论 |
总结 |
参考文献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致谢 |
(10)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理解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 |
1.2 问题提出 |
1.3 文献回顾 |
1.3.1 对高等教育供求话题的一般分析或整体讨论 |
1.3.2 对高等教育专业结构和高校专业设置的研究 |
1.3.3 关于学生专业选择方面的研究 |
1.3.4 大学生就业方面的研究 |
1.3.5 文献简评 |
1.4 研究思路和本研究的学术意义 |
1.5 本文的内容与结构 |
1.6 研究方法及技术说明 |
1.6.1 研究方法 |
1.6.2 变量说明 |
1.6.3 样本和数据说明 |
第二章 高校招生(供给)的专业/科类分布的描述性统计——基于样本高校面向浙江省理工类招生的数据 |
2.1 宏观层面:高校招生的学科门类/专业大类分布 |
2.1.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2.1.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2.2 中观层面:高校招生的专业类别分布 |
2.2.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2.2.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2.3 微观层面:高校招生的专业分布 |
2.3.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2.3.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第三章 不同专业/科类的第一类需求表现的描述性统计——基于样本高校面向浙江省理工类招生的数据 |
3.1 宏观层面:不同学科门类/专业大类生源条件对比 |
3.1.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3.1.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3.2 中观层面:不同专业类别生源条件对比 |
3.2.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3.2.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3.3 微观层面:不同专业生源条件对比 |
3.3.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3.3.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第四章 高等教育的两类供求矛盾评估 |
4.1 第一类供求矛盾分析 |
4.1.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4.1.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4.2 第二类供求矛盾分析 |
4.2.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4.2.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4.3 事实评估小结 |
第五章 高等教育供求问题中的若干现象剖析 |
5.1 大类招生受学生欢迎吗? |
5.2 专业越来越不重要了吗?——基于专业“好坏”维度的讨论 |
5.3 专业也和学校一样有层次性吗? |
5.4 第一类需求中的“超额需求”和“差异化需求” |
第六章 处理高等教育双重供求矛盾的规范研讨 |
6.1 研究逻辑的价值转向 |
6.1.1 非正规逻辑和后实证主义 |
6.1.2 把事实和价值结合起来 |
6.2 从“配给式”供给走向市场性供给是调节矛盾的必要条件 |
6.2.1 以市场为导向是走向任何供求平衡的基本前提 |
6.2.2 我国高等教育专业层面的供给管理中存在的两个典型问题 |
6.2.3 改进的思路 |
6.3 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模式是化解矛盾的最佳策略 |
6.3.1 现实中高等教育供求均衡的三种模式 |
6.3.2 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模式最具综合合理性 |
6.3.3 以学生为中心的均衡模式的理论根据及其超越 |
第七章 构建理想:在向学生需求的倾斜中走向综合协调 |
7.1 从三个“不矛盾”看以学生为中心的均衡模式的综合合理性 |
7.2 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均衡模式在高等教育专业层面的政策创新 |
7.3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本科样本院校名单 |
附录二: 高职高专样本院校名单 |
附录三: 合并后的50个本科专业类别名单 |
附录四: 合并后的40个高职高专专业类别名单 |
附录五: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旧专业对照表 |
后记 |
研究生在学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与学位论文相关的成果后面加*号) |
四、《南京工程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论侵权财产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D]. 徐恋. 吉林大学, 2021(01)
- [2]基于多元数据的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产城创”融合发展研究[D]. 杨玥. 浙江大学, 2021(01)
- [3]内蒙古赛罕乌拉草地不同利用方式下蒸散发与生态效应研究[D]. 张小华.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21(01)
- [4]基于经济自组织的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演化研究 ——以北京和东京为例[D]. 白光.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5]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发展史(1902-1949)[D]. 张彩云.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9(07)
- [6]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D]. 李强. 上海大学, 2019(02)
- [7]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D]. 刘琪. 厦门大学, 2019(08)
- [8]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D]. 孙磊. 山西大学, 2018(04)
- [9]城市建筑农业环境适应性与相关技术研究[D]. 穆大伟. 天津大学, 2017
- [10]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D]. 王旭辉. 厦门大学, 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