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在·实用·朴素·生动——河南农村报倡导用农民喜欢的语言写农民喜欢看的文章(论文文献综述)
高祎博[1](2021)在《“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试图对“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从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的发生入手,对小城叙事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和分析,指出其历史价值和文学意义,也关注其小城镇叙事表现出来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即“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对中国当代社会“城镇化”的文学呈现、记录以及这一过程中折射出的复杂多样的人文体验、美学特征。第一章,着重考察“70后”作家成长背景。小城镇是相当一部分“70后”作家少年时期的成长之地与当下的生活空间。小城镇和“70后”作家之间有着天然的关联,这是“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的先天性优势。“70后”作家对小城镇书写多是从日常生活切入,以商街和工厂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在城市化不断拓进的当代社会,小城镇正在成为都市的模仿者,但有限的生活区域增强了对于外部世界无限的想象。第二章,主要分析“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即小城镇青年群体。徐则臣、石一枫、阿乙等作家塑造出一批漂泊的“城市异乡人”形象;田耳、张楚等作家塑造了那些不曾离开故乡的“在地者”形象。小城镇青年群体中有命运跟随国家改革政策而起落的青年工人,也有坚持文学梦想不曾放弃的写作者,他们以火车、地图、星空、望远镜为象征符号展开想象,他们的身与心在故乡与世界之间徘徊不定。第三章,主要探讨“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中对于社会伦理、家庭伦理关系的思考。在“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感受到社会转型时期,都市性的消费主义对小城镇人际关系的冲击。对父子、夫妻关系的影响、塑造,对边缘群体的叙事隐含着“70后”作家的矛盾心态:既渴望摆脱传统伦理关系带来的精神束缚,又呼唤传统伦理秩序回归。第四章,主要分析70后作家小城叙事与当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关系。“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是面向当代的社会发展现实的文学书写。“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以社会事件作为切入点,站在底层视角,以平视的目光审视人生痛点与精神疑难,用细密的笔法描绘出时代变迁中小城镇变化:从物质生活到价值观念乃至思维观念的骚动、渐变。以房伟和马笑泉的作品为例,透过个体命运,折射出国企改革、城镇化建设等大的社会改革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呈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精神以及理想化的人文情怀。第五章,主要分析“70后”作家小城叙事与现代主义即先锋文学的关系。70后作家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忠实读者与文学精神的继承者,在城镇叙事中,他们用充满象征与隐喻的叙事策略,营造出小城镇作为闭合环境的荒诞氛围。本章以金仁顺、黄孝阳、瓦当等作家为例,分析“70后”作家设置的超越常理的人物关系,在那些离奇乃至诡谲的情节背后,叙事的主旨仍在于揭示和描绘世界与人生的无常,现实的变幻莫测。
高爽[2](2020)在《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较为敏感的一类人,外在一切经过他们情感思维的内化展现出来,研究作家心态能探求历史投射给人的精神轨迹。现代作家沈从文集多种矛盾于一身,他的潜在情感与现实行为、文学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诸多不平衡,导致他一生在不断遭遇和克服危机中挣扎,心灵产生出“丰富的痛苦”。但是学界从心理学、精神科学层面来研究沈从文,一直相对薄弱,显着成果集中在文化、美学、历史社会等领域,有关他心态方面的研究比较零散尚不成体系。鉴于此,本论文将沈从文的创作心态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从整体上予以审视。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载体,能真实反映他们的内心世界,也能打开时代灵魂,因此本论文采取的研究思路是,从沈从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反观其创作心态,力图深入到他心灵世界的潜在层面,探寻他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冲突,思考在动荡的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知识者如何坚守个体人格和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也反思以往研究中形成的某些定论。论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运用传记批评法、心理分析法和社会历史批评法,对沈从文的创作心态进行综合分析。艺术植根于且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人有了需要,会转化成相应的动机与欲望,并采取满足它们的行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它们之间的递进关系是相对的,因为现实中,人同时存在多种需要,只是在不同时期,某种需要能最先支配人的行为成为“优势需要”。人的较低一级需要得到一定满足之后,较高一级需要就会出现,已经满足的需要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潜能方式处于维持状态,如果环境改变或遭受挫折,还会再次出现。沈从文一生面临多种需要,它们同时、持久存在着,又随内外因变化组成了一个相对优势层次,且同一种需要在他人生不同阶段表现各异。基于沈从文的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需要,本论文在作品“内容”上选取从恋爱、身份认同、文学理想三个方面来考察他的创作心态,既具共性又有个性;“形式”上的抽象、疯癫、综合书写分别与之相对应,又呈现出各自独立的特征;最后从“内容与形式”探讨他弃笔转业前后的心态。第一章论述沈从文作为“恋爱作家”的隐衷。情感归属和爱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沈从文也曾言“两性关系”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动力,有关两性关系的探讨,贯穿了他的文学生涯,不同时期的恋爱创作反映出他对女性、人生、文明等的不同心态。早期小说中的“性苦闷”与生活困顿尤其是经济压迫带来的自卑心理密切相关;其中也触及到了“性的道德”问题,男性自认为对女性的救赎、情欲与理性/道德之间的冲突是最突出的两个方面,他对此所持的暖昧态度中含有自我辩解的成分。沈从文还以“性本能”需求为基点表达了对文明的不满,他赞扬了四狗、五明、柏子等乡下人身上自由野蛮的原始情欲,虽也揭示出它自身的毁灭性,但他更不满文明的性道德作成的“伪善”。文明的性约束有时造成城里人肉体满足被剥夺与精神上失望,导致本能的负面性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更大作用。事实上,沈从文是借对文明的不满,将原本在城市受到的挫折升华成了一种异域文化自信,反映出一种夸张的心理态势。而40年代的爱欲抒写《看虹摘星录》,是他不能平衡婚后现实与爱情想象的结果,从小说与现实中的两位“女性吉诃德”身上,可以看出他在婚姻情感上的苦闷。第二章分析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爱的需要虽有受挫,但部分得以满足之后,沈从文的自尊需要,开始占据优势,对于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寻求生存的他来说,自尊需要具体表现为希望自我能够在城市中获取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追求智慧、怀揣理想的乡土文学青年,沈从文向往渴慕代表知识、教育、文化的城市,于是决然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当他历经挫折终于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后,却又在情感上选择后退,反复声称自己是个“乡下人”。这背后是他自卑与自高相互纠缠的心理在起作用,“乡下人”立场是他的生存和叙事策略,它在城乡对立、苗汉对立两个层面上都存在裂隙。都市经验带给沈从文创伤的同时也赋予他理性,创伤让他用“乡下人”的眼光打量城里人时,看出了都市的堕落;理性使他用启蒙者的态度审视湘西时,意识到了它的悲剧性,他对两种环境都生出疏离感,身份认同存在危机。“不肯回去”让他游离在城市边缘,“无从回去”又使他徘徊在湘西边缘,他在两个世界中都被看作“外来者”,成了一个“非城非乡”、“半城半乡”的“边缘人”,这“中间的悲哀”伴随了他一生。第三章探讨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身份认同的窘迫困扰着沈从文,但他潜意识中倾向“城里人”和“启蒙者”角色,30年代之后,随着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变得强烈,他想要通过文学理想实现自我和社会价值。本章所言第一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日常经验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它建立在个人所追求的目的或目标之上。在个人层面上,沈从文积极寻求自我的文学史价值,30年代初期,他从诗歌批评中肯定了自己作品的意义,由小说批评中找到了在文坛上的定位;中期,《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是他为争取文学史地位采取的主动行为。第二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文学为表现社会和民族的人生而作。沈从文走的也是“文学救国”之路,以湘西现实和神话传说为题材的浪漫主义小说中,蕴含着他的“尚力”意识,体现了他主张通过激发民众的意志和生命力实现民族改造的理想,这也是他与“战国策派”成员在文化核心理念上的重要契合点。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相通,因从小看过无数杀戮,他厌恶政治反对强权,把文学当作改造国家的“武器”,推进人类和平的唯一“工具”,提倡“专家治国”,极力排斥政治干涉文学、文学从属政治,主张以文学鼓励、辅助政治向前,他认为文学思想的效力至少和政治有益行为的目的平列,甚至还会超越后者。但沈从文参与历史的方式没有被理解和接受,建国后,他也意识到,以文学改造民族、社会的理想只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第四章探析沈从文的书写形式和心态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密切相关,沈从文的抽象、疯癫和综合书写是“已成为形式的内容”,与他的爱欲纠葛、身份窘迫和文学理想相连。30年代末情感生活的纠葛、战争带给中国人的消极性、文与人不被理解等,都促使他重新思考新的表现形式,并为追求的抽象书写迷惑而转向虚无。在《看虹摘星录》中,他将爱欲从变化不定的日常中抽离出来,以抽象形式使之固定下来成为永恒,在一种看似隐晦的暖昧状态下倾诉着被压抑的苦闷,也用新试验抗拒和超越现存关系,试图打破占主导地位的常规意识和日常经验。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也和他身上的“疯狂的因子”有关,他多次提及自己在别人眼里常被看作是“神经病”,在他的文学观念里,世界上最高的记录由“发狂”的人造成,他还用写作经验谈到头脑接近疯狂的情况下文字才会有生命,这样的看法类似“疯癫与文明”的关系。沈从文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疯癫体验,疯癫书写融入了他的人生体验,也反映出他在认识自我时的迷乱心态。综合书写,是沈从文抗战之后在文体形式上持续进行的尝试和突破,体现了他尝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创造出新“现代小说一格”的文学理想。但内外多种矛盾致使《长河》、《芸庐纪事》、《雪晴》等综合书写的产物都呈现出“未完成”状态,揭示出他对形式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困惑。第五章剖析沈从文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30年代之后,爱欲苦闷、理想失落、文体形式失败等困扰着沈从文,最终导致他陷入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中。昆明时期,面对民族忧患、人事关系纠葛、情感烦闷,创作上的表达焦虑,沈从文变得愈加孤独、沉默,在时代大力和个人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不知向谁呼喊”的痛苦压抑之声。1946年夏末复员回到北平后,他试图走出苦闷重新振作起来,发表的论时政杂文增多,表现出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和担当,并继续实践着文学理想。1946年10月,发表了自辩性长文《从现实学习》后,他开始不断受到来自民盟、左翼、无党派等人士的批判,再次陷入压抑之中。1948年左翼文学界的领导人认识到在社会转折的关键时期,应当坚持文学配合、服从政治的原则,沈从文被列入坚决予以打击并彻底消灭的“反动”作家一列。因摆脱不掉恐惧权力而产生的“迫害感”,1949年初沈从文的精神状况急遽变坏,3月28日他选择了自杀,自杀被救成为他新生的起点。40年代之后,沈从文一直为表达焦虑所困,找不到合适形式书写见闻感受,在他看来研究文物和文学创作是相通的,在文物研究中他重新找到了延续生命抒情的方式,坚守了精神上的创造性,弃笔转业是他做出的“健康的选择”并非“消极的退隐”。从对沈从文创作心态的分析可知,他在面对情爱、自我、理想、书写形式探索时都有矛盾,徘徊于情欲和道德、文明和蛮力、神性和世俗、“乡下人”和城里人、审美和功利等之间,精神结构呈现出抽象与具体、无限与有限、绝对与相对、自由与必然等复杂性。他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转折之中寻找平衡,但性情人格上固有的特征使他无法实现对自我和世界的整合认同,从而在绝对孤独中体验着异己性,生命内在的紧张和狂热一度将他导向死亡。他“在”却“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位于交叉点、处在临界状态又使他超越了它们,这正是他精神上的独特性。沈从文终其一生都努力将生命力转化为精神上的创造积极性,坚守以自由精神为灵魂要义的个体人格,在创造生命自身和生存价值中产生的心灵冲突、挣扎、痛苦,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精神资源。本论文从沈从文的创作心态出发,纵观其一生心路历程,是作家个人心态史的研究,也是从心态文学史的角度做出的个例尝试。
姚瑞[3](2020)在《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提出重视并不断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国民革命时期,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在更大范围内开展较大规模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党通过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极大地激发了更多农民的革命热情,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取得了显着效果。由于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比较年轻,在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过程中走了一些弯路,某些做法还不太成熟,但这并不能抹杀其探索的价值。这一时期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的经验与教训,为中国共产党日后开展更富有成效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以实事求是为原则,运用文献分析法、学科交叉法、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以及阶级分析法较为客观全面地论述国民革命时期党对农民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农民问题的基本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依据;近代以来农民的不断觉醒和国民革命时期的社会生活风雨如晦、农民的思想存在局限性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的开展取得短暂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依据。在此基础上,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运动,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训练班,运用多种形式的宣传载体对农民进行了包括革命理论教育、农民运动基本理论及相关问题教育、军事教育、破除封建礼俗教育和团结教育在内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先锋骨干,推动了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使农民的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为北伐的胜利提供了支持与援助,使农村的社会风气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另一方面,国民革命时期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也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急于求成、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单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导向的偏离。尽管如此,这一时期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不仅为日后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借鉴、为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初步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创提供了基础性借鉴,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启示着当前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培养,必须切实维护好农民的物质利益,必须不断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必须不断强化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创新。今天我国正处在深化改革的“攻坚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转型期,脱贫攻坚战略的最后冲刺期,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新的环境与挑战,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性。但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在历史上都能找到其影子,很多历史事件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当前要做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就要常常回顾历史,以史为鉴,弘扬我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积累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经验;就要时时铭记历史,以史为警,牢记我党在长期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中走过的弯路;就要不断总结反思,以史为基,在继承这一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反思总结,不断创新,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新的、强大的、不竭的生命力。
陈珂冰[4](2020)在《民间性的媒介呈现:十七年时期赵树理小说的电影改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建国后的十七年是电影史上伴随着政治起伏而曲折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既是新中国电影开创的时期也是新中国文学作品改编的一个繁盛时期。作为大众传媒的电影在题材的选择上洋溢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并且在承担传播民族性和政治宣传任务的同时也承载着“教化”大众的观念。“十七年”电影是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研究对象,基于“赵树理方向”在新中国文艺史上的地位,对赵树理文学作品改编电影的“民间”呈现研究就饱含了很深刻的意义。现有的学术研究视野对赵树理及其小说的电影改编大多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文学创作的艺术鉴赏方面,对文学作品的改编问题并没有过多的研究阐述。所以以旧有的研究方法对新中国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的改编研究难以有新的突破,因此在新中国电影发展史甚至可以说的上是新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立足于新中国历史发展和新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背景,在史实依据上阐释赵树理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问题,能探析到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电影改编的总体特征。在以上文化和学术研究背景下,本文选取十七年电影对赵树理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三部影片为探究对象,一方面对影片中“民间”的呈现这一角度深入分析:因为赵树理的民间立场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使得他作品的语言、叙事风格、人物形象、内容都极具民间文化色彩;另一方面从电影改编的角度分析导演对“民间性”不同的呈现方式,以及导演对意识形态在电影中的呈现与赵树理在这一时期对政治使命的认同和梳理两者之间的对比,以影像重构过去的历史和社会,实现对民族、民俗传统文化的弘扬。拟从小说和电影中“民间”呈现的角度和形式的不同方面分别对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人物形象、叙事风格、民间文艺呈现这几个方面的改编进行论述。
周爱勇[5](2020)在《“美”的朝圣 ——废名小说风景叙事研究》文中认为风景书写是作家思考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最重视风景书写的当属废名。废名风景叙事的核心是表达其独特的审美理想,作者对“美”怀有宗教般虔诚的信仰,对“美”的推崇如同“朝圣”。废名推崇的“美”包括自然之美、人物之美、情感之美、文化之美等等美好事物,而他呈现这一切神圣之美时不可或缺、极度倚重的就是风景书写。风景叙事之于废名,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非此不可的表达。惟此,论文选择从风景叙事角度对废名小说进行深入研究。全文分为上下两篇,除去绪论、结语共有六章。绪论主要梳理国内外风景叙事研究现状及废名小说研究中有关风景叙事的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论题,概括出论文的创新之处。上篇题为“美的‘三位一体’与风景叙事”,主要涉及“美”的形象问题,为第一、二、三章,分别从儿童、女性、自然三个角度深入,透视废名通过风景叙事表达“美的‘三位一体’”审美观念,即儿童的纯真之美、女性的人性之美与自然的风景之美合一的审美理想。下篇题为“审美自觉与风景叙事”,主要涉及“美”的塑造问题,为第四、五、六章,探讨废名文体观、语言观、艺术观与风景书写的关系。结语总结本文重要观点,指出废名小说风景叙事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价值意义。各章主要内容及观点简述如下:第一章题为“儿童之美与风景叙事”,论述废名审美理想如何通过“风景儿童化”表达。废名小说的儿童之美常与风景之美、女性之美并存,表现出和谐共生的景象。废名小说的风景儿童化叙事,通过风景陌生化、风景去道德化等,表现儿童眼中之景的“纯真新奇之美”,让人重拾自然与人性的美好。为凸显儿童眼中风景之奇特,废名小说中出现“视角越界”等违背叙事常规的现象。废名风景儿童化叙事往往给读者带去愉悦、轻松与暖意,但有些作品也会让人感到伤感、沉重与寒意,短篇代表作《桃园》便呈现出这样的“哀伤之美”。第二章题为“女性之美与风景叙事”,论述废名如何通过“女性风景化”叙事表达其审美理想。女性风景化叙事是废名小说表达的重要方式,主要表现为将女性自然化、物化、诗画化和神圣化。在乡土题材小说中,废名多采用女性自然化的风景叙事,通过女性之美与风景之美的融合讴歌乡土之美;在都市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则多采用女性物化的风景叙事,通过女性之美的坍塌、风景之美在都市的隐匿,讽刺都市之恶。女性之美和风景之美的合一,是废名审美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通过将女性“诗画化”的风景叙事手法,营造女性与风景一体、人事与意境合一的“诗意世界”。废名还将女性之美提升到宗教高度,通过女性神圣化风景叙事,建构由圣洁女性与纯净风景合成的“人间圣境”,作为人生苦难的诗意救赎和世俗人生的审美超度。废名的女性风景化叙事,体现了女性崇拜思想。第三章题为“自然之美与风景叙事”,主要探讨小说中的风景叙事如何表达废名的自然观、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死观。废名认为自然世界是客观的物象存在,人类的情感意识投射其上,自然世界才能被感知和生发出意义。基于这种带有唯心色彩的自然观和世界观,废名小说通过风景书写,体现出境由心生、人生如梦的人生观,流露出追求内在真实与心灵之美的唯美倾向。为表达渴求美之永恒的“乌托邦”愿望,废名小说推崇静止时间观,在生死观上体现出歌颂死亡、以死亡来凝固留存美的极致唯美倾向。第四章题为“文体自觉与风景叙事”,主要探讨废名小说文体观如何通过风景叙事来表达。废名认为“人生的意义本来不在牠的故事,在于渲染这故事的手法”,他的小说文体观是“要有文辞没有意思”,所以与文辞密切相关的风景描写就成为他文体实验中最为倚重的手段。废名被公认的小说诗化、散文化文体特征,其实是频繁使用风景比拟、风景象征、风景想象、风景典故等媒介营造意境和叙述故事的结果。大量风景书写的加入,淡化了小说情节,松散了叙事结构,冲击了传统小说讲故事方式,打破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文体界线,体现出废名的小说文体创新与自觉,也反映出古典文学对废名现代小说创作的重要影响。第五章题为“语言自觉与风景叙事”,探讨的是废名语言文字观和风景叙事的关系。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同时语言文字又有“言不及意”“言不尽意”的局限性,面对这种困境,废名小说通过风景叙事这种极具包容度和申延性的方式进行突围。其具体描写模式体现为:意欲言说——无法言说——风景出场“立像以尽言”——人景合一“得意而忘言”。废名小说语言还呈现出文白夹杂、汉英杂陈的文字形态,这不仅是求学经历和创作个性的外在显露,也是作者表达策略的自主选择。而当这种杂陈的语言形态用于风景叙事时,则往往是作者“澄明自由”心境的率性流露。废名对文字极为苛求,不仅要精炼而且要精美,对自己的小说反复修改,从篇章句段的增删到字词标点的调整,无不体现“求美增美”的追求。这种修改过程,在小说的风景书写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第六章题为“艺术自觉与风景叙事”,探讨废名的艺术观如何通过风景叙事表达。对于艺术追求的真善美,废名认为应追求情感之“真”而非事实之“真”,而“美”的感情一定是“真”的和“善”的,由此他的艺术观和道德观就统一在“美”之上。面对“真而不美、美而不真”的困境,废名倡导用想象构筑艺术的“白日梦”去弥补,所以作者小说中的风景更多的是由当下风景引发的想象风景(“心景”)。这种独特的“心景”,体现出废名追求主观真实之想象之美、情感之美的艺术观。面对“善而不美、美而不善”的困境,废名借用“投身饲虎”典故,表达愿为美而献身,阐明自己“趋美从善”的审美取向和道德选择。在废名小说中,隐晦的思想、细腻的情感、抽象的理念、复杂的心理活动,大多借助风景书写来表现,对废名而言,几乎是无风景不小说的。废名小说的风景叙事,已成为废名独特文体的重要标识。从风景叙事这个窗口透视,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废名小说的独特价值和蕴含其中的丰富内涵。
张灯[6](2019)在《毛泽东生活观研究》文中认为毛泽东生活观是毛泽东对生活世界基本问题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立足于中国实际,以人民为主体,以革命和建设为基本手段,以民族解放和人民生活幸福为价值旨归,探寻生活世界变迁规律,解决中国现实生活问题。毛泽东生活观具有主体性、民族性、实践性和革命性四个核心特质。论文以毛泽东生活观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着、毛泽东着作为主要研究文本,采用文献分析与综合、历史与逻辑、比较与创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全面、深入分析毛泽东生活观的内涵特质、整体结构、主体定位、精神意蕴与矛盾法则。研究发现,毛泽东生活观的内涵特质突显群众主体的革命生活实践活动,从唯物辩证的内在统一把握生活世界的整体结构,其表现为四个统一:把握历史规律和生活发展方向的统一,改造客观生活世界和改造主观生活世界的统一,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及文化生活的统一,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统一;其主体定位彰显了人民是生活世界的创造者,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利益至上;其精神意蕴显示了敢于胜利的信仰力量,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精神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变成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其矛盾法则立足于对立统一性关照生活世界的矛盾,重视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指出不同质的矛盾要使用不同质的方法解决。毛泽东生活观既面向中国,又放眼世界;既把握了生活世界的发展规律,又探索了解决中国人民生活困境的方向,深刻地影响着二十世纪的中国和世界。毛泽东生活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维度,可以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力量,为解决新时代中国重大现实生活问题提供哲学思考,为提升新时代生活实践主体精神提供思想指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因此,研究毛泽东生活观,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对全面认识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肖龙[7](2019)在《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劳动者主题绘画研究》文中认为劳动者形象是新中国美术创作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它是新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和人们日常生活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国家形象的表征。歌颂和塑造劳动者成为新中国艺术家重要的历史使命。本文主要以“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年,下同)主题创作中的劳动者为对象,采用形式分析、图像学、叙事学和艺术社会学等研究方法,研究劳动者绘画创作产生的历史背景、形式构成手法、主题表达和政治功用等,探讨新中国劳动者、劳动模范塑造与主题之间的关系,以及当时塑造劳动者的社会审美观念;最后从劳动者绘画创作追溯了劳动者主题所产生的历史变化,讨论劳动者绘画创作的历史价值和当下意义。本研究所遵循的基本技术路线为:从新中国十七年美术作品中提取出关于劳动者主题的绘画,探讨艺术家表现劳动者作品的一般性创作规律及其绘画作品所蕴含的主题内容、所承载的政治意义,探寻隐藏在作品背后的劳动者形象与主题之间的表达关系。新中国十七年美术中的劳动者主题绘画产生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即在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前提下,艺术家依据国民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期盼与想象、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文艺政策的限制下所展开的革命性叙事,是为新中国巩固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所提供的文化创作工程。因此,它具有区别于新中国其它历史时期的劳动者形象特色的绘画艺术语言。具体研究内容概括为以下几个部分:首先,描述了新中国十七年美术作品中劳动者形象建构的基本情况,探讨了劳动者主题绘画生产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它是新中国在特定政治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作品的艺术语言、构成形式等都服从和服务于新时代内容的需要,同时还受到了政治权力、生产体制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阐述了新中国绘画中的劳动者形象、主题与社会、权力、制度等之间的隐喻关系;其次,将新中国美术作品中的劳动者相关的构图、形式等要素进行分类,即大致可以分为向心式、丛生式、丰碑式、呼应式和点景式等五种基本的构成类型,描述这五种不同的形式构成手法所分别承担的叙事功能和形象展示;再次,探讨了劳动者主题绘画中的现实生活内容,描述劳动者在现实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形式构成手法在表达主题时的具体运用。新中国美术中的劳动者形象在主题如阶级斗争、保家卫国、工农业生产、民族团结和劳动竞赛等各方面均采取了相适应的表达方式,描述了劳动者形象在这些主题绘画中的表现;随后,讨论了塑造劳动者绘画的意识形态问题,分析了主题创作塑造劳动者群体及其代表——劳动模范两个主体的美感修饰与政治功用,展现了新中国艺术家在改造自身思想的同时,也在技法能力、形式表现和主题选择、审美趣味上自觉追求社会主义的审美意识,传达其绘画主题的创作意图;最后,追溯了劳动者绘画在中西方艺术史中的模式系谱,以及它们在当代劳动者绘画创作的多元表现,分析了新中国劳动者绘画的局限性等。通过研究发现,新中国(1949-1966)劳动者主题绘画实际是新中国国家意识形态传播工具的一种具体表现,它以劳动者创作为中心,将阶级意识、国家方针政策、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观念等通过美术作品的形式向广大的民众传递,其目的是为了巩固新中国政权,激起全体劳动者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实现党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掌控和文艺政策的引领。
吴涛[8](2019)在《生于《万象楼》,死于《十里店》 ——赵树理的戏剧创作研究》文中指出赵树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受关注的作家之一,学界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小说上。在小说创作之外,赵树理还有着相当丰富的戏剧实践经历。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赵树理的戏剧实践:首先,结合赵树理的生平及相关文章,论述他政治功利性与艺术性并存的戏剧观念。赵树理的戏剧实践强调政治意义,并将农民视为其戏剧服务的对象。此外,他还重视戏剧的艺术性,他将人物塑造视为戏剧创作的灵魂,呼吁在戏剧创作中要注意把生活艺术化,还提出对传统戏曲批判继承并创新发展的改革理念。其次,分析赵树理戏剧中的教化意味及大众化实践,探究赵树理与时代话语的契合。“士”的精神贯穿了赵树理的一生,他配合中共的政策与要求,创作了许多带有教化思想的戏剧。在艺术形式上,赵树理也与时代政治的要求相呼应,其戏剧是真正为农民而写的,力求戏剧语言让农民听得懂且愿意听,并尊重农民的欣赏趣味。最后,结合建国后的政治环境及赵树理的遭际,具体分析赵树理建国后创作的戏剧,探讨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在政治规约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赵树理的创作跟不上政治的步伐,他本人也迎来了接连不断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让赵树理的戏剧创作不能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可,他日渐偏离了政治要求的“方向”,并走向了自己的悲剧人生。
代文慧[9](2019)在《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曾多次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意义、基本内涵、重要途径、基本要求与重要保障。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就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专门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一系列文件与规定。农业、农村、农民在我国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在农村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了解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然与应然是对农民进行价值观教育的前提。所谓“应然”是指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目标、要求与意义。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三个层面来看,农民是否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决定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决定着农民能否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依靠力量。所谓“实然”是指农民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具有特殊性,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内容宣传、活动开展、载体建设、实践养成、组织保障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仍存在不少问题。譬如,教育难度大、教育发展不平衡、教育内容不完整、“三落”“四化”问题多、主体责任难落实、教育缺乏针对性、实践引领不够、网络教育是明显短板等。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应立足实然,力求实现应然要求,达到实然与应然的辩证统一。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应着眼于农村的特殊性,在“以文化人”的教育层面下足力气。文化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价值观,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必须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革命文化激发农民的奋斗精神,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农民的改革创新精神。农民是价值观教育的对象,是“以文化人”所“化”的对象,农民的文化素质、历史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对农民精神生活的影响以及带来的新变化等诸多因素是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施的关键。唯有深刻把握这些关键点,才能找到“以文化人”的方法和路径,明确化人的主体、建设化人的载体、坚持“三贴近”原则、创新教育的方式方法、建立切实可行的体制机制、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浸润农民的精神世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农村深入人心发挥作用,就必须融入农民的生产生活全过程,让农民在实践中感知、领悟其内涵和价值,达到日用而不觉的程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日常生活教育思想,是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源头活水。新时代,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应紧紧围绕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运用各类文化形式,发挥榜样示范效应,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生活情境和社会氛围,使人们无时无刻不浸润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影响中,在日常生活的熏陶下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仰者、拥护者、践行者。在农村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要靠教育和实践来培养,更需要强有力的制度来保障。利用制度的稳定性和强制性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农村被重视、能落实,使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常态化、持久化。制度既体现价值观又保障价值观的落实,应根据农村的社会结构和风俗习惯建立健全价值观教育的规章制度,譬如推动家族家规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推动村规民约建设、设立红白理事会、完善村民协调机制、组织老人协会等,推动移风易俗、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法律的约束作用、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使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法治、社会等方方面面都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将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三落”“四化”落到实处,建构科学的评价体系十分重要。农民的精神获得感是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效性评价体系最根本的评价维度,除此之外,评价维度还包括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晓度、情感认同度、内化度、行为的持久度。就具体的评价标准而言,应该重点考察农民是否形成了日常生活价值观念、是否获得了积极愉悦的情感体验、是否获得了满足自身能力素质发展的需要、是否建立了健全的教育体制机制、是否外化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际行为等。评价实施应坚持辩证思维,做到动机评价与效果评价的统一,普遍评价与特殊评价的统一,规范评价与示范评价的统一,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的统一,激励评价与惩戒评价的统一,动态评价与静态评价的统一。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效性评价体系的构建不仅能评估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际效果,还能对其产生导向和引领作用。
周爱华[10](2018)在《山东地方戏曲小剧种研究》文中提出山东是齐鲁文化的发祥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厚重的儒家思想孕育了丰富多样的地方戏曲。它们中有大家熟知的吕剧、山东梆子、柳子戏等较大剧种,更有各具特色而流布却相对较小的剧种,它们遍布齐鲁大地不同的角落,保留了大量的传统文化信息,研究它们,保护它们,可以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古代生活方式,更好地认识传统文化思想,为当下文学艺术的发展寻找可以借鉴的规律。本论文聚焦于山东地方戏曲小剧种,在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基础上,以大量第一手资料为依据,结合戏曲发展史、文学艺术理论的相关学术积累,厘清相关概念,分析小剧种的发展渊源、美学特征、文化价值及现实意义,同时分析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相关措施,力求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全面、系统、活态地呈现山东地方戏曲小剧种发展全景。论文《山东地方戏曲小剧种研究》是一个比较大的论题,里面设计了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的七个部分。说它们相互关联,是因为这七个部分是“小剧种研究”这个大论题下面的七个小论题,从本体研究到应用性研究,都是围绕着小剧种研究展开的;说它们相对独立,是因为它们之间有一定的独立性,不是一般论文那种层层推进的关系。绪论。本部分首先界定概念,包括“地方戏曲”与“山东地方戏曲”、“大剧种”与“小剧种”等。“地方戏曲”的概念是相对于京剧、昆曲等全国性剧种而言的,“山东地方戏曲”又排除了目前仍流行在山东的京剧、豫剧、评剧、河北梆子等跨省剧种。本文把除吕剧、山东梆子、柳子戏之外的其他剧种都归入小剧种范畴。根据剧团数量多少和影响力的大小,按照惯例,吕剧、山东梆子和柳子戏在山东都不属于小剧种。大剧种和小剧种的概念是相对的,动态的,其划分依据是就该剧种目前的生存状态来界定的,因为任何剧种的流播地域和影响力都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有的小剧种可能发展成大剧种,而有的大剧种也可能萎缩成小剧种。其次,从戏曲艺术与人民生活的关系、小剧种独特的审美风格与鲜明的地域特色、小剧种面临的生存困境等方面阐明本论文的研究起点。再次,综述前期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和研究趋势,并确定论文的研究思路及方法。第一章是山东地方戏曲小剧种的产生与发展。从“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文化生态资源”等三个方面具体而详细地分析山东地方戏曲小剧种产生的原因及发展过程。山东是华夏民族早期生存的主要地区,自古就是物产富庶之地,各朝代建都更促进了其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因此成为较早有戏剧活动的地区之一。追溯山东地方戏曲小剧种产生的时间,大都是在明末清初,当时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为小剧种的丰富和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水路交通更促进了省际之间戏曲剧种的交流与互动,吸引了大量外地戏曲剧种前来驻足或长留,同时也使得山东地方戏曲的省内外推广与传播成为可能。山东地大物博,在各种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生态区,分布在各文化生态区的小剧种分别呈现出与当地文化生态相契合的艺术特征,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缤纷多样,各具特点。第二章是山东地方戏曲小剧种的类别特征。对山东地方戏曲小剧种进行类别研究,并不是为分类而分类,而是通过分类来揭示每个类别中各剧种间的亲缘关系和艺术特征。现行分类方法中,实际是有两个分类标准在起作用。一个是按照声腔标准,把山东境内具有相近亲缘关系的剧种归为三个不同的声腔种类,即弦索腔系统、梆子腔系统、肘鼓子腔系统。另一个分类标准则被明确标示为“由民间演唱形式发展成的剧种”,这显然是按照剧种形成之前的具体艺术形态来分类的,而按照这一分类标准还应该分出“由民间舞蹈形式发展成的剧种”才算完整。本文在充分认可和尊重现行分类方法的前提下,也是在对现存山东地方戏曲小剧种发展史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将分类方法做了进一步完善与补充,以剧种间的亲缘关系和艺术特征为标准,将山东地方戏曲小剧种分为肘鼓子系统、梆子系统、弦索系统、道情系统等四类和其他。前四类按照声腔特征进行分类,由具有一定亲缘关系的多个剧种组成,“其他”一类不具亲缘关系,无共同特征。在完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对小剧种进行类别研究,关注各个系统内剧种的共性特征,同时考察每个小剧种的地域分布、剧种特色等。第三章是山东地方戏曲小剧种的审美特征。饱受儒释道思想浸淫的小剧种艺术,在形式上有着大致相同的综合性、虚拟性、程式性特征,在内容上也大都注重高台教化的社会功用。本文在对小剧种和京、昆类大剧种进行比较的基础上,从“语言通俗诙谐”、“表演形式独特”、“思想内涵特色鲜明”等三个方面具体分析山东地方戏曲小剧种“以俗为尚”的审美特征,强调其灵活性、民间性、俚俗性。小剧种很少使用典故、象征、比喻或者借景言情,多用口语白话直说明言,充满民间奇思妙想,使用“飞白”制造插科打诨的艺术效果,大量的方言、俚语、歇后语、双关语、谚语等更使作品带有鲜明的山东地域色彩。小剧种中常用的“水词”,可以延长演出时间,对观众有说教作用,同时也表现出典型的艺人集体创作的特征。在表演形式方面,山东小剧种喜用大红大绿的色彩,看似张扬,实则透着淳厚和朴素。这与基层广场舞台吸引观众的需要有关,也与当地民众的审美趣味有关。和昆曲、京剧等大剧种严格的程式化表演不同,小剧种的舞台表演自由灵活,随意性较大。小剧种的音乐伴奏多适合于空旷野外的舞台,有的剧种还使用尖子号和四大扇,能够展现粗犷豪放的音乐风格,烘托热闹的演出气氛,吸引更多的观众前来观看。小剧种题材涉猎广泛,不管是历史剧、生活小戏还是神仙道化剧,虽然题材不同,但是都按照老百姓的思想愿望去写,历史人物民间化,神仙道化剧世俗化,和人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反映的都是老百姓的所思所想。第四章是山东地方戏曲小剧种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从“文化生态与小剧种”的关系入手,分析小剧种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山东省戏曲资源丰富,剧种各有特点,在传承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浓郁的山东地方特色。小剧种基本以当地观众为主要服务对象,在农闲和节假日义务演出,以类似于自娱自乐的形式活跃着当地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曾经在经济欠发达、教育相对落后、其他娱乐形式较匮乏的广大农村地区,发挥过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占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地区而言,小剧种是农村文化生态环境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朝历代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共同的文化记忆。小剧种是可贵而重要的的民族文化财富,具有重要的文献学、语言学价值,各地民俗活动都离不了小剧种的参与,而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又促使和推动小剧种的发展。小剧种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人类生存和民族发展的自身需要,有助于观众审美水平和道德水准的双重提升,保持淳朴善良的民风以及提升历史文化底蕴,解除现实与精神的困惑与迷茫等方面。第五章是山东地方戏曲小剧种的生存现状。根据作者田野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山东省文化厅非遗处普查统计数据,分析山东省小剧种演出团体概况,从现有演出团体数量来看,国营院团和转企院团只占到全省戏曲院团的13%,民营院团和民间班社占比达到87%,山东地方戏曲的命运和民间戏曲班社的存续紧紧联系在一起。本文以临清市田庄吹腔剧团、蛤喇屯小调子剧团、潘庄响会(乱弹)等民间班社调研情况为例,分析山东民间小剧种传承人生存状态;以淄博市五音戏剧院、临沂市柳琴剧团、胶州市茂腔秧歌艺术传承保护中心等省内国营戏曲院团调研情况为例,分析国营小剧种院团传承人的生存状态。通过分析发现,传承人年纪偏大、后备力量不足、行当不齐、缺少名角儿等问题在国营院团和民间班社中都存在,只是程度有所不同,需要借助于当下良好的戏曲发展环境逐渐加以解决,一是有针对性地培养演员、编剧、导演等创作人员,二是下大力气培养戏曲观众群,这是小剧种长期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第六章是山东地方戏曲小剧种的保护与传承。从小剧种的多样性与“同质化”、加强小剧种创作、传承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小剧种的保护措施,向经典传统戏曲剧目学习,力求戏曲剧目经典化,有自己的保留剧目、经典唱段和代表演员,这是解决当下剧种趋同化的有效办法;向优秀新编戏曲剧目学习,坚守戏曲传统,也不排斥现代元素的合理运用,这是一种融合,也是一种碰撞,它给当前的小剧种创作提供了一种思路,也带来了广泛的思考。保护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小剧种多样性,对小剧种传承人实行政策性保护,加强文献研究,梳理地方戏曲变迁史,呼吁全民参与,推动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同时以开放的态度加大戏曲宣传力度。大体概括以上七个部分的内容,如果说绪论和前四章是侧重于对小剧种的本体理论研究,第五章和第六章的内容则侧重于对小剧种的实践应用研究,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对小剧种的本体研究正是为其采取传承保护措施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本体理论研究,传承保护措施就失去了依据;没有传承保护措施的实施,本体理论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也将无法实现。结语是融媒体环境下的戏曲发展之路。这是一个超传播的时代,融媒体环境下的小剧种传播同样需要营销策略,需要借助于融媒体的传播优势,打造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受众接受它,喜欢它。长期以来,我们只单方面强调强化演员内功、打造精品剧目的重要性,而事实上,注重包装和宣传,从商品营销策略中寻找可以借鉴的方法,对于提振小剧种影响力同样重要。因为消费时代,传统的“消费者”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网络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每一个个体的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随时在网络上发布信息。新媒体的网络环境又提供了二次传播以及传播连动化的机会,这都是之前的传统传播方式所不具备的。因此,我们应该客观认识目前小剧种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认清新时代观众群体的分化以及审美选择,积极利用融媒体环境的传播优势,拓宽小剧种的生存路径,保护小剧种的可持续发展。
二、实在·实用·朴素·生动——河南农村报倡导用农民喜欢的语言写农民喜欢看的文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实在·实用·朴素·生动——河南农村报倡导用农民喜欢的语言写农民喜欢看的文章(论文提纲范文)
(1)“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历史与研究现状 |
(一)小城镇的话题缘起 |
(二)小城镇叙事的研究现状 |
二、“70 后”作家与小城镇叙事 |
第一章 “70 后”作家与小城镇的文学构建 |
第一节 “70 后”作家生命体验与小城镇书写 |
第二节 日常生活的力量与小城镇之变 |
一、岁月迟缓——小城镇前现代社会的时间体验 |
二、框定的生活空间 |
三、商品经济时代成为“城市模仿者”的小城镇 |
第二章 城镇青年及其精神内涵 |
第一节 小城镇的出走者 |
一、徐则臣——到世界去 |
二、石一枫——漂泊于城市中的“失败青年” |
三、阿乙——土狗的焦虑 |
第二节 在地者的外部想象 |
第三节 寂落的青工 |
一、路内——穿越迷雾的追寻 |
二、时代变迁下的青工群体 |
第四节 异类的写作者 |
第三章 小城镇视域中的伦理叙事 |
第一节 孱弱的父亲 |
第二节 失衡婚姻中的夫妻伦理 |
第三节 消费时代中小城镇伦理秩序的溃退 |
第四节 边缘的脱序者 |
第四章 现实主义与小城镇叙事 |
第一节 现实主义回归下的小城镇叙事 |
第二节 底层叙述中的意外社会事件与人文关怀 |
一、底层视角里的人文关怀 |
二、突入小城生活的意外社会事件 |
第三节 “英雄”的落寞——《血色莫扎特》 |
一、落寞的英雄 |
二、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 |
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指向性 |
第四节 县城中的官场生态学——《迷城》 |
一、权力体系中的生存之道——从“愤怒”到“沉默” |
二、官场叙事的继承与拓展 |
三、文化根性与政治选择 |
第五章 现代主义与小城镇叙事 |
第一节 先锋文学的“遗腹子” |
一、先锋文学的“遗腹子” |
二、闭合环境下的荒诞感 |
第二节 金仁顺——文字之外的余韵悠长 |
一、越界的母女 |
二、于意外处戛然而止 |
第三节 黄孝阳——人世间的梨桥县 |
一、大地之上的“梨桥县” |
二、县城里的恶棍哲学 |
第四节 在寂灭中光芒万丈——瓦当的“临河城” |
一、错乱表象下的爱与灵 |
二、在现实与虚构中的小城人生 |
三、从“临河镇”开始,归来依旧是少年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所获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二 沈从文研究现状与拓展之可能性 |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
第一章 “恋爱作家”的隐衷 |
第一节 “性苦闷”与自卑 |
第二节 “文明及其不满” |
第三节 “女性吉诃德”与“幸福的幻影” |
第二章 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 |
第一节 “湘西社会的逆子”:向往都市与决然离乡 |
第二节 “乡下人”身份的建构与裂隙 |
第三节 “边缘人”位于“中间的悲哀” |
第三章 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 |
第一节 “自明心迹”:追求自我价值 |
第二节 “浪漫主义的物力化” |
第三节 “最后吉诃德”的文学政治幻念 |
第四章 书写形式与心态的游移 |
第一节 抽象书写与虚无 |
第二节 疯癫书写与迷乱 |
第三节 综合书写与困惑 |
第五章 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 |
第一节 “不知向谁呼喊”的压抑 |
第二节 “一切已结束,一切正起始” |
第三节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
结语 坚守精神创造性与个体人格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之处 |
四、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一)国民革命时期的界定 |
(二)农民思想政治教育 |
第一章 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依据 |
一、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背景 |
(一)近代以来农民的觉醒 |
(二)国民革命时期的社会生活风雨如晦 |
(三)国民革命时期农民的思想存在局限性 |
(四)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的开展取得短暂胜利 |
二、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依据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 |
(二)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 |
第二章 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途径 |
一、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
(一)革命理论教育 |
(二)农民运动理论及相关问题教育 |
(三)军事教育 |
(四)团结教育 |
(五)破除封建礼俗教育 |
二、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
(一)建立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运动 |
(二)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训练班 |
(三)灵活运用形式多样的宣传载体 |
第三章 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不足和历史意义 |
一、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的成效 |
(一)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先锋骨干 |
(二)推动了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 |
(三)使农民的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 |
(四)为北伐的胜利提供了支持与援助 |
(五)农村的社会风气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
二、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不足 |
(一)思想政治教育急于求成 |
(二)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单一 |
(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导向的偏离 |
三、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意义 |
(一)为日后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借鉴 |
(二)为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初步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
(三)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创提供了基础性借鉴 |
第四章 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启示 |
一、必须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培养 |
(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者理论素质的培养 |
(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者求真务实作风的培养 |
(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者农村工作本领的培养 |
二、必须切实维护好农民的物质利益 |
(一)继续贯彻落实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 |
(二)维护好农民多元化的利益诉求 |
三、必须不断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
(一)治贫先治愚 |
(二)扶贫必扶志 |
四、必须不断强化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创新 |
(一)继承传统 |
(二)推陈出新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民间性的媒介呈现:十七年时期赵树理小说的电影改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目的及意义 |
二、研究动态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思路 |
第一章 “民间”在新中国文艺中的重要性 |
第一节 新中国文艺“民间诉求”的提出 |
第二节 从延安到新中国:赵树理对“民间”的塑造 |
第三节 从小说到电影:民间呈现的演化 |
第二章 沪剧戏曲电影《罗汉钱》的民间呈现 |
第一节 戏曲式改编的呈现 |
第二节 电影叙事的民间化 |
第三节 对赵树理小说“民间性”的直接挪用 |
第三章 以电影《花好月圆》为例探究“改造”实践 |
第一节 问题缘起 |
第二节 从小说到电影:《花好月圆》文本的价值内涵 |
第三节 重构“民间性”:小说与电影的差异化呈现 |
第四节 改编与改造:政治审美化之下的“社会主义改造” |
第四章 电影《小二黑结婚》中“民间性”的重构 |
第一节 重建故事结构 |
第二节 被“政治化”的影像民俗 |
第三节 对赵树理小说“民间性”的再造 |
第五章 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中被改造的“民间” |
第一节 被改造的民间的呈现方式 |
第二节 电影媒介的民间性问题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5)“美”的朝圣 ——废名小说风景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文学(小说) 风景研究概述 |
(一) 新中国成立前的文学(小说)风景研究 |
(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小说)风景研究 |
二、废名小说(风景)研究概述 |
(一) 中国现代文学时期废名小说(风景)研究 |
(二) 新中国成立后至新时期前的废名小说(风景)研究 |
(三) 新时期以来的废名小说(风景)研究 |
三、论题的提出与创新之处 |
(一) 论题的提出 |
(二) 论文创新之处 |
上篇 “美的‘三位一体’”与风景叙事 |
第一章 儿童之美与风景叙事 |
第一节 儿童风景化与“纯真新奇之美” |
一、“童恋三部曲”与追求“纯真之美” |
(一) “童恋三部曲”:《柚子》、《初恋》、《鹧鸪》 |
(二) “发乎情止乎礼”的叙事模式 |
二、风景的“陌生化”、“去道德化”与追求“新奇之美” |
(一) 风景的“陌生化” |
(二) 风景的“去道德化” |
(三) 儿童视角与“视角越界” |
第二节 儿童风景化与“哀伤之美” |
一、孤独恐惧之情与“以风景为家” |
(一) “桃园两个日头”与内心寒冷孤独 |
(二) “橘树之梦”:渴望打破乏爱生活的美梦 |
(三) “茅屋大概不该有”:生活之爱与精神之爱的双重缺失 |
(四) “桃子好吃”与隔膜误解 |
二、风景叙事的诗意化、反讽性与“桃园之美” |
(一) 未被发现的“心病”与“美”的损毁者 |
(二) “哀伤之美”与复杂的风景叙事特征 |
第二章 女性之美与风景叙事 |
第一节 “桃源之景”与“风景的阴暗面” |
一、女性自然化风景叙事与乡土“桃源之景” |
(一) “桃源三部曲”与人性之美的赞歌 |
(二) 女性自然化与乡土之美的赞歌 |
二、女性物化风景叙事与都市“风景的阴暗面” |
(一) 风景反讽与都市小说的女性物化 |
(二) “风景道德化”与以城市为背景的小说 |
三、赞“美”刺“丑”—审美理想的殊途同归 |
第二节 “诗意世界”与“人间圣境” |
一、女性诗画化风景叙事与“诗意世界” |
(一) 早期小说的女性诗画化风景叙事 |
(二) 以《桥》为代表的中期小说女性诗画化风景叙事 |
二、女性神圣化风景叙事与“人间圣境” |
(一) 女性崇拜与“美即宗教”:从人道主义到唯美主义 |
(二) 女性之美:人生苦难的诗意救赎和世俗人生的审美超度 |
第三章 自然之美与风景叙事 |
第一节 自然之美是心灵之美的折射 |
一、追求心灵之美的自然观和人生观 |
(一) “画图上的相识”:“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唯心自然观 |
(二) “最美的自然,还是人类的情感”:追求内在真实与心灵之美的人生观 |
二、追求心灵之真的世界观 |
(一) “世界正同一个人的记忆一般大小”—世界即记忆 |
(二) “真善美三个字都是神”—“世界原不是虚空的” |
第二节 渴求美之永恒与死亡审美化 |
一、“雨中山果落”:因赏美而欣赏死亡 |
(一) 废名早期小说的死亡问题—作为人生主题的表现方式 |
(二) 《枣》和《墓》—因赏美而欣赏死亡 |
二、“我所想像之死盖就是一个想像”:因惜美而想象死亡 |
(一) 《桥》上卷下篇的死亡审美化 |
(二) 《莫须有先生传》的死亡审美化 |
三、“世间一副最美之面目”:因存美而向往死亡 |
(一) “做人类的坟墓”—凝固诗意生活之美 |
(二) “细竹之睡”—“世间一副最美之面目” |
(三) “投身饲虎”—以身“殉美” |
(四) “春天无今昔”—渴求时间静止与美之永恒 |
下篇 审美自觉与风景叙事 |
第四章 文体自觉与风景叙事 |
第一节 以风景叙事为媒介的文体实验 |
一、风景、故事与典故—中外文体之辨 |
(一) 中外文学异同的整体认知与自我定位 |
(二) 中外文学风景书写异同的认知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二、小说文体内部的实验与创新 |
(一) 早期小说:风景结构文本与风景人物化 |
(二) 以《莫须有先生传》为代表的中期小说:风景反讽与文体创新 |
三、跨文体的小说文体实验与创新 |
(一) 《去乡》、《花炮》:诗化、散文化、戏剧化 |
(二) 《桥》上卷上篇:“要有文辞没有意思”与小说散文化 |
第二节 “风景典故”与文体创新 |
一、中国“风景典故”与文体创新 |
(一) 《桥》上卷的“风景典故”运用 |
(二) 《桥》下卷的“风景典故”运用 |
(三) 《桥》“风景典故”运用的统计分析 |
二、外国“风景典故”与文体创新 |
(一) 外国小说、诗歌、戏剧中的风景典故运用 |
(二) 外国风景典故运用背后的“风景” |
第五章 语言自觉与风景叙事 |
第一节 语言的困境与突围—“言意之辨”的具象化 |
一、“言不及意”与“言不尽意”的语言困境 |
(一) “言能及意”“由言及意”与“言不及意”“言不尽意” |
(二) 人物无法言说与叙述者“代言” |
(三) 从“踌躇满志”到“很是疲倦”:“言意之辨”思考的深化 |
二、“立像以尽意”与“得意忘言”的语言突围 |
(一) 《桥》的语言突围 |
(二) 《莫须有先生传》的语言突围 |
第二节 语言文字形态的杂陈—“亦庄亦谐”的无碍之境 |
一、文白夹杂—“澄明自由”心境的自然流露 |
(一) 文白夹杂与风景典故的运用 |
(二) 文白夹杂与“庄”“谐”艺术效果 |
二、汉英杂陈—讽刺与抒情的强化表达 |
(一) 早期小说的汉英杂陈:情节讲述 |
(二) 中期小说的汉英杂陈:反讽与抒情 |
(三) 后期小说的汉英杂陈:事实陈述 |
第三节 语言文字的修改—“求美增美”的极致追求 |
一、以《竹林的故事》集为代表的早期小说风景描写修改 |
二、以《桥》为代表的中期小说风景描写修改 |
(一) 文本意境的营造 |
(二) 思想情感之美、心境之美和想象之美的凸显 |
(三) 小说叙述视角的甄选 |
(四) 标点符号的修改 |
第六章 艺术自觉与风景叙事 |
第一节 想象之美与现实之真 |
一、“时景”(现时之景)与“心景”(想象之景) |
二、“想像的雨不湿人”:从局部到整体的“心景”运用 |
(一) 《清明》:“心景”的章内运用 |
(二) 《今天下雨》:“心景”的整章运用 |
(三) 《桥》上卷下篇:“心景”的整篇运用 |
三、小说文本内外的废名艺术真实观 |
(一) 小说文本内的废名艺术真实观 |
(二) 小说文本外的废名艺术真实观 |
第二节 情感之美与道德之善 |
一、爱情叙事与风景叙事的“交响曲” |
(一) 早期小说:情感与道德的和谐相生 |
(二) 中期小说:情感与道德博弈后的再度和谐 |
二、艺术与道德关系之思的小说文本内表达:人物的艺术自觉 |
(一) 《莫须有先生传》中人物的艺术自觉 |
(二) 《桥》中人物的艺术自觉 |
结语 |
附录:废名小说创作目录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6)毛泽东生活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
一、适应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需要 |
二、解决现实生活世界困境的要求 |
三、毛泽东生活哲学的现实性力量 |
四、研究毛泽东生活观的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一、文献解读法 |
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 |
三、比较与创新相统一方法 |
四、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方法 |
第四节 研究创新点 |
一、从哲学的视域系统梳理毛泽东生活观的主要内容 |
二、全面概括毛泽东生活观的独特内涵及其主要特质 |
三、以唯物辩证的整体视角和方法研究毛泽东生活观 |
第二章 毛泽东生活观的内涵特质 |
第一节 形成过程 |
一、萌芽阶段(1921 年前) |
二、形成阶段(1921—1937 年) |
三、应用展开阶段(1937—1949 年) |
四、复杂发展阶段(1949—1976 年) |
第二节 内涵 |
一、马克思主义生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把握生活世界基本问题的根本看法 |
第三节 特质 |
一、能动的主体性 |
二、鲜明的民族性 |
三、深刻的实践性 |
四、彻底的革命性 |
第三章 毛泽东生活观的整体性把握 |
第一节 把握历史规律和生活发展方向的统一 |
一、整体把握人类社会历史规律 |
二、历史规律与人类生活发展相结合 |
第二节 改造客观生活世界和改造主观生活世界的统一 |
一、改造自然与改造社会的统一 |
二、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 |
第三节 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统一 |
一、物质生活是生产活动、经济建设和物质生活方式的统一 |
二、政治生活是党内、国家和人民政治生活的统一 |
三、文化生活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统一 |
第四节 实现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统一 |
一、生死观:为人民利益而生而死 |
二、人际观: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生活情谊 |
三、消费观:为国家建设和人民幸福履行勤俭原则 |
四、读书观: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
第四章 毛泽东生活观的主体定位 |
第一节 主体定位:人民是现实生活世界的主体 |
一、主体思想的形成 |
二、主体思想的内容 |
三、主体思想的作用 |
第二节 主体动力: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
一、理论基石:历史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过程 |
二、创新发展:只有人民才是生活世界的建造者 |
三、实践方法: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 |
第三节 主体价值:人民利益至上 |
一、价值取向: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 |
二、价值目标: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
三、价值评价: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
第五章 毛泽东生活观的精神意蕴 |
第一节 生活态度: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
一、精神要义:生活向上、艰苦奋斗 |
二、精神动力:救国为民 |
三、精神实践: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 |
第二节 理想信念:科学的共产主义 |
一、形成信仰:从大本大源到马克思主义 |
二、树立目标:从精神之个人主义到改造中国与世界 |
三、实践理想:从新村社会到共产主义 |
第三节 工作作风: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 |
一、“两个务必”的综合成因 |
二、“两个务必”的内在逻辑 |
三、“两个务必”的实践路径 |
第六章 毛泽东生活观的矛盾法则 |
第一节 承认矛盾: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 |
一、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二、矛盾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
三、矛盾思想的主要内容 |
第二节 分析矛盾:具体的事物实行具体的分析 |
一、定点分析:矛盾是共同点和特殊点的交汇点 |
二、定位分析:主次矛盾与矛盾的主次方面的不同地位和作用 |
三、定性分析: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不同的社会矛盾 |
第三节 解决矛盾: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质的方法解决 |
一、旧民主主义社会矛盾用民族民主革命方法解决 |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矛盾用武装斗争方法解决 |
三、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用民主专政方法解决 |
第七章 毛泽东生活观的当代价值 |
第一节 唯物论价值——唯物史观的继承和丰富 |
一、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革命战争离开物质力量是不行的 |
二、规律是客观和可知的:坚持一切从生活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
第二节 认识论价值——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创新和发展 |
一、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 |
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生活实践:坚持人民利益至上 |
第三节 方法论价值——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论先导 |
一、根据生活决定意识原理,强调调查研究的方法 |
二、根据意识反作用原理,强调发挥自觉能动性方法 |
三、根据对立统一法则原理,强调矛盾分析法 |
四、根据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动力原理,强调群众路线工作方法 |
第四节 实践价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力量 |
一、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奠定理论基础 |
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现实力量 |
三、为解决新时代中国重大现实生活问题提供哲学思考 |
四、为提升新时代生活实践主体精神提供思想指引 |
五、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
结论 |
一、研究的主要工作及结论 |
二、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劳动者主题绘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意义、范围与创新点 |
二、主要概念 |
三、国内外研究概况 |
四、研究方法与框架 |
第一章 新中国劳动者主题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原因 |
1.1 实现社会理想的需要 |
1.2 表达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 |
1.3 受艺术生产的体制所限 |
1.4 接受创作方法的指导 |
1.5 创作者身份的多元化 |
小结 |
第二章 新中国劳动者绘画的形式应用 |
2.1 向心式:突出主要人物 |
2.2 丛生式:集群力量的存在 |
2.3 丰碑式:理想精神的展示 |
2.4 呼应式:构建内部和谐 |
2.5 点景式:次要信息的传达 |
小结 |
第三章 新中国劳动者绘画的现实生活内容 |
3.1 对阶级斗争主题的表达 |
3.2 对保家卫国主题的表达 |
3.3 对生产劳动主题的表达 |
3.4 对民族团结主题的表达 |
3.5 对劳动竞赛主题的表达 |
小结 |
第四章 新中国劳动者绘画的意识形态塑造 |
4.1 劳动模范的突出表达 |
4.2 劳动群体的意志塑造 |
4.3 劳动生活的美感修饰 |
4.4 形式美学的政治功用 |
小结 |
第五章 劳动者绘画谱系追溯与当代反思 |
5.1 中外美术史中的劳动者绘画 |
5.2 当代劳动者绘画的多元表现 |
5.3 新中国劳动者绘画的历史局限性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专着、科研成果 |
致谢 |
(8)生于《万象楼》,死于《十里店》 ——赵树理的戏剧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目的与内容 |
四、研究价值与意义 |
第一章 赵树理戏剧观初探 |
第一节 戏剧活动的基点 |
一、追求政治意义 |
二、服务农民 |
第二节 对戏剧艺术性的追求 |
一、人物塑造 |
二、艺术真实的创作思想 |
三、戏曲改革观念 |
第二章 与时代话语相契合的戏剧创作 |
第一节 带有教化意味的戏剧创作 |
一、对传统思想的态度 |
二、对救国存亡意识的呼唤 |
三、对中共政权优越性的宣传 |
第二节 戏剧大众化实践 |
一、农民视角:真正写农民的戏剧题材 |
二、“听得懂”与“愿意听”:独特的戏剧语言 |
三、创设“期待视野”:尊重农民欣赏趣味 |
第三章 被主流意识形态裹挟的戏剧创作 |
第一节 “方向”的迷失 |
一、共和国文学体制的建立 |
二、接连不断的批评 |
第二节 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 |
一、对政策不满的隐晦表达:重新解读《开渠》 |
二、摸不到的政治脉搏:难以上演的《十里店》 |
三、在民族气节之外:充满人性之美的《三关排宴》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作者硕士阶段科研成果、获奖情况一览表 |
(9)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 研究背景 |
二 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第四节 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一 研究重点与难点 |
二 研究创新点 |
第一章 意义之维: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应然与实然 |
第一节 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应然要求 |
一 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新时代农民的地位和作用 |
二 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农村和谐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 |
三 培育什么样的公民——新型农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依靠力量 |
第二节 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然状况 |
一 富而教之:农村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
二 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特殊性 |
三 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取得的成就 |
四 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
第三节 农村价值观教育实然与应然的辩证统一 |
一 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应体现农村实际 |
二 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应追求应然的目标 |
三 增强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 |
第二章 以文化人: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途径 |
第一节 以文化人的理论基础 |
一 文化是弘扬“道”的载体 |
二 文化认同是民族复兴的基础 |
第二节 重视“文化之魂”的研究与凝练 |
一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农民的人文精神 |
二 用革命文化激发农民的奋斗精神 |
三 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农民的改革创新精神 |
第三节 关注“农民”的现实与变化 |
一 关注现实的农民而不是抽象的农民 |
二 当代农民的新变化 |
第四节 把握以文化人的方法与路径 |
一 确立“化人”的自觉意识和主体意识 |
二 注重“化人”的载体建设 |
三 坚持“化人”的“三贴近”原则 |
四 解决制约以文化人的体制机制问题 |
五 做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工作 |
第三章 实践养成: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生活 |
第一节 在生活实践中进行价值观教育 |
一 日常生活是人的生存状态 |
二 儒家生活养成教育的启示 |
第二节 紧紧围绕新时代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进行价值观教育 |
一 新时代农村美好生活的内涵 |
二 重视生活情景与社会氛围的营造 |
三 生活过程论对价值观教育的要求 |
第三节 重视礼仪在价值观教育中的作用 |
一 礼仪教育的地位 |
二 礼仪教育的特征 |
三 礼仪教育的功能 |
四 新时代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运用礼仪的探索 |
第四节 充分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 |
一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
二 发挥农村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 |
三 传承好人精神放大好人效应 |
第四章 制度规制: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根本保障 |
第一节 制度既体现价值观又保障价值观的落实 |
一 制度及其价值意义 |
二 制度的价值原则 |
三 发挥适合农村实际情况的规章制度的作用 |
第二节 发挥政策的价值导向和引领作用 |
一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
二 党的农村政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
第三节 让农民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体会到公平正义 |
一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 |
二 农村司法公正的着力点 |
第四节 农村社会管理应承担起倡导价值观教育的责任 |
一 农村社会管理应彰显农民主体地位 |
二 农村社会管理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 |
三 农村社会管理应形成好人好报、恩将德报的价值导向 |
第五章 评价体系: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效性评估 |
第一节 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评价维度 |
一 “精神获得感”存在的客观事实说明价值观教育和评价的客观性 |
二 衡量和评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成效的根本依据 |
第二节 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评价标准 |
一 是否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形成日常生活价值观念 |
二 是否能让农民在践行的过程中获得积极、愉悦的情感体验 |
三 是否满足农民获得自身能力素质提升的发展需要 |
四 是否建立了健全的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体制机制 |
五 是否外化为农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际行为 |
第三节 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效性评价应坚持辩证思维 |
一 坚持动机评价与效果评价的统一 |
二 坚持普遍评价与特殊评价的统一 |
三 坚持规范评价与示范评价的统一 |
四 坚持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的统一 |
五 坚持激励评价与惩戒评价的统一 |
六 坚持静态评价与动态评价的统一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致谢 |
(10)山东地方戏曲小剧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概念界定 |
二、研究缘起 |
三、文献综述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山东地方戏曲小剧种的产生和发展 |
第一节 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 |
一、戏曲在山东的起源与发展 |
二、戏曲在山东的成熟与繁荣 |
第二节 优越的地理位置 |
一、水路交通便利 |
二、内陆省际接壤 |
第三节 丰富的文化生态资源 |
一、鲁中文化生态区 |
二、胶东文化生态区 |
三、沂蒙文化生态区 |
四、运河文化生态区 |
五、黄河三角洲文化生态区 |
第二章 山东地方戏曲小剧种的类别特征 |
第一节 分类方法 |
一、现行分类方法 |
二、新的分类方法 |
第二节 类别研究 |
一、肘鼓子腔系统 |
二、梆子腔系统 |
三、弦索腔系统 |
四、道情系统 |
五、其他 |
第三章 山东地方戏曲小剧种的审美特征 |
第一节 语言通俗诙谐 |
一、语言直白 |
二、大量使用方言俚语 |
三、语言充满民间奇思妙想 |
四、使用“飞白”制造插科打诨的效果 |
五、“水词”的运用 |
六、声韵之美 |
第二节 表演形式独特 |
一、色彩大红大绿 |
二、表演自由灵活 |
三、伴奏大敲大打 |
四、品格以俗为尚 |
第三节 思想内涵特色鲜明 |
一、按民间想象编写历史故事和人物 |
二、按百姓意愿化悲剧为喜剧 |
三、写民间生活和民众情趣 |
四、写民间神话和民间传说 |
五、神仙道化剧的民间色彩 |
第四章 山东地方戏曲小剧种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
第一节 文化生态与小剧种 |
一、小剧种是当地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小剧种的教化作用 |
三、小剧种的娱乐作用 |
四、小剧种的审美作用 |
第二节 小剧种的文化价值 |
一、小剧种是可贵而重要的民族文化财富 |
二、小剧种的文献学、语言学价值 |
三、小剧种是民俗活动丰富性的一种感性表征 |
第三节 小剧种的现实意义 |
一、满足人类生存和民族发展的自身需要 |
二、提升审美水平和道德水准 |
三、保持淳朴善良的民风 |
四、丰富历史文化知识 |
五、解除现实与精神的困惑与迷茫 |
第五章 山东地方戏曲小剧种的生存现状 |
第一节 演出团体概况 |
一、山东省戏曲院团数据统计 |
二、山东省戏曲院团图表示例 |
第二节 小剧种传承人生存状态调研 |
一、民间班社小剧种传承人生存状态 |
二、国有院团小剧种传承人生存状态 |
第六章 山东地方戏曲小剧种的保护与传承 |
第一节 当下小剧种的“同质化”倾向 |
一、“同质化”的概念界定 |
二、小剧种“同质化”倾向的表现 |
三、小剧种“同质化”倾向的成因 |
四、小剧种“同质化”倾向的应对之策 |
第二节 加强小剧种创作 |
一、为观众写戏 |
二、向经典传统戏曲剧目取经 |
三、向优秀新编戏曲剧目学习 |
第三节 加强小剧种保护与传承 |
一、维护文化生态的整体性 |
二、保护小剧种的多样性 |
三、改善老艺人生存环境 |
四、加强小剧种文献研究 |
五、呼吁全民参与 |
六、做好自我宣传 |
结语:融媒体环境下的戏曲发展之路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附录1:山东地方戏曲剧种表 |
附录2:部分调研活动图片 |
四、实在·实用·朴素·生动——河南农村报倡导用农民喜欢的语言写农民喜欢看的文章(论文参考文献)
- [1]“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D]. 高祎博. 吉林大学, 2021(01)
- [2]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D]. 高爽. 山东大学, 2020(10)
- [3]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姚瑞. 河南大学, 2020(02)
- [4]民间性的媒介呈现:十七年时期赵树理小说的电影改编研究[D]. 陈珂冰.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5]“美”的朝圣 ——废名小说风景叙事研究[D]. 周爱勇.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6)
- [6]毛泽东生活观研究[D]. 张灯. 华侨大学, 2019(11)
- [7]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劳动者主题绘画研究[D]. 肖龙. 上海大学, 2019(03)
- [8]生于《万象楼》,死于《十里店》 ——赵树理的戏剧创作研究[D]. 吴涛. 安徽师范大学, 2019(01)
- [9]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D]. 代文慧. 郑州大学, 2019(07)
- [10]山东地方戏曲小剧种研究[D]. 周爱华. 山东师范大学, 20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