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在民族文物研究中的比较研究价值

一、民俗学在民族文物研究中的比较研究价值（论文文献综述）

杨晓^[1]（2020）在《吴泽霖学术贡献与当代民族博物馆发展思考》文中提出本文简述了吴泽霖先生在民族博物馆领域开拓性的学术贡献,回顾了民族博物馆继往开来、薪火相传的发展实践,提出了关于民族博物馆知难而进、砥砺前行的发展思考,认为结合吴泽霖民族博物馆的学术践行与开拓的学科基础,当下的民族博物馆应当关注自身的发展研究;复活民族文物藏品,积极塑造文化认同、传播多元文化观;重视自身特色功能平衡体系的建构;加强民族学界与民族文博的互通互联,搭建民族博物馆学学科研究高地,努力把中国民族文博事业的发展和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薄蕾^[2]（2020）在《基于民俗文化的蒙古族传统家具装饰分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蒙古民俗是在长期的游牧生活方式和观念下形成的,家具作为民俗文化的一个分支,两者之间有着极大的关联性。本文将蒙古族传统家具装饰与蒙古民俗文化相结合,分析不同民俗文化下蒙古族传统家具的代表装饰。通过分析民俗文化类型和蒙古族传统家具的相关度,将民俗文化归为三大类,即物质民俗、精神民俗、社会民俗。将收集到的民俗场景、蒙古族家具等图片、文字样本,按照民俗文化分类整理,图片样本中生产生活类728件,精神生活类165件,社会生活类82件。统计分析三类民俗文化样本中出现的代表性元素,总结蒙古族传统家具装饰的民俗文化分类。蒙古族传统家具均以木制红地彩绘家具为主,以蓝色、白色、红色、黄色、绿色为主要装饰颜色。牙板、腿足、金属件是主要装饰部件。植物纹、回纹、盘肠纹、卐字纹、狮纹、龙纹、火焰宝等是蒙古族传统家具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装饰图案,不同类型的特色代表装饰有:生产生活类家具多见造型各异的金属件、皮拉手、雕刻扶手等,宝瓶、博古纹、鸟纹、果实、蝙蝠、马等图案;社会生活类家具多见雕刻金属件,兰萨、喜鹊等图案;精神生活类家具多见雕刻牙板等,八宝纹、涡纹、佛像等图案。根据分类理论设计具有民俗特色的蒙古族传统家具。

朱晓晓^[3]（2020）在《“人”“物”并行：吴泽霖的学术与人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吴泽霖先生（1898—1990）是江苏常熟人。他是我国着名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他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1922年赴美留学,1927年获博士学位,旋即经欧洲回国,先后任大夏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等校教授,解放后分别就职于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和中南民族学院,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被南开大学、贵州民族学院等学校聘为兼职教授,还是中国社会学会、中国民族学会、中国人类学会、中国民俗学会等全国性学术团体的顾问。学术界对吴泽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研究涉及了多个学科,如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对这位前辈所留下的学术富矿的整理和挖掘工作至今仍未结束。在近些年陆续发表的研究成果中,广泛涉及到了学术思想与理论、学术思想历程等等方面,为我们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吴泽霖及其思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虽然每年都有对吴泽霖先生的纪念性文章出现,但是从数量上来看并不乐观,并且这些文章的作者主要是吴先生的学生和同事,且研究成果单一,缺乏综合性。总体来看,目前对吴泽霖先生在社会学、民族学界做出的突出贡献挖掘不够,并且也没有真正找到吴泽霖先生在民族学发展中应有的位置与高度。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过去这些对吴泽霖的相关研究存在着两方面的不足,一是以往的研究内容上向纵深发展的还不够。二是关于吴先生民族学方面研究的分类问题。时至今日,对吴泽霖先生的研究无论是规模还是深度上都不理想,虽然研究角度渐趋多样化,但是研究内容上向纵深发展的还不够。前辈学者对吴先生的解读还是停留在历史学的脉络上进行史料去伪存真的工作,并没有对吴泽霖先生的思想进行挖掘和总结。结合以往对吴泽霖的研究成果,以及对吴泽霖学术着作的仔细阅读和分析,笔者认为,在吴泽霖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中贯穿着一条线索,即追求民族平等与团结。二是以往学者往往将吴泽霖的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与民族学博物馆思想研究割裂开分别进行论述,甚至仔细体味会发现学者们默认吴先生的“民族学博物馆思想”是从他的“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中脱胎出来的。这一方面,笔者不能苟同,笔者认为,吴泽霖的民族学研究不但不应简单且轻易的进行划分,而且应该着重强调吴先生的民族学博物馆思想建设。因此笔者在论述这一部分时,将打破已有的论述视角,以“物”的研究来为吴先生找到他在学术史中应有的位置。

谢秋妮^[4]（2019）在《民国时期学人对广西瑶族调查的研究（1924-1945）》文中指出民国初兴,内忧外患,伴随着西方列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势力的入侵和渗透,西南边疆形势一度紧张复杂,民族问题日益凸显,广西特种部族问题备受关注。随着人类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兴起,社会调查、民族调查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各地政府、社会群体、学术团体出于认识社会和改良社会的目的开展对广西瑶族的调查。从20世纪20年代起,学人开始走进瑶区从事调查工作。尽管学界对广西瑶族的调查开展较早,但由于广西瑶区地域偏僻、交通不便,学人开展调查工作的深度和广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部分学者由于学科背景和调查目的的差异,对于实地考察的理论和方法难以一致,调查成果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抗战时期,学人对广西瑶族的调查研究进入一个繁盛阶段,唐兆民、徐益棠、费孝通、王同惠、杨成志、黄现璠等一批名家接踵而至。此时调查人员多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人员素质、调查理论和研究方法在过去的基础上有了较大进步,调查团队和研究刊物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1945年之后,内战渐起,百业萧条,学人缺乏一个良好的调查研究环境,这一时期学界对广西瑶族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民国时期学人对广西瑶族开展的调查活动,调查团队类型和调查次数较多,调查内容和研究成果全面而丰富,是对民国广西特种部族的真实记录。学人以广西瑶族调查为契机,建构民族学研究体系,推动了民国时期少数民族调查的热潮,不仅促进了民族学的发展,也培养了大批专研民族研究的学术栋梁。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在实践中不断传播与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相关学科的进步,推动了民族学、人类学本土化的进程,使得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广西瑶族调查呈现一派欣欣向荣之态。

郭宝华^[5]（2019）在《基于SWOT分析的内蒙古地区民族博物馆发展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内蒙古地区民族博物馆是收藏、陈列和研究该区域内少数民族物质文化遗存的场所,在传承和保护民族文化、展示民族文化特色、促进民族团结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从内蒙古地区民族博物馆发展现状入手,探究内蒙古地区民族博物馆特点,通过SWOT分析法对内蒙古地区民族博物馆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与威胁进行深入分析,最终从机遇（SO）、策略（ST）、抑制（WO）、问题（WT）四个策略角度,探究内蒙古地区民族博物馆未来发展策略。

张福强^[6]（2019）在《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如何考察个体学者的学术研究,目前来看学界多采取学术思想史和学科史两种方式。前者在于提炼学者思想精华、建构思想体系、凸显学术贡献等;后者把学者的学术活动放置在学科发展的诸议题中,以小见大,呈现学科史的另一种面相。它不仅考察学者思想的“内部”历史,同时也关注学者思想以外的社会约制、文化背景等“外部”历史,是知识形态、活动形态与组织形态的相统一的历史。吴泽霖先生是我国第一代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采用学术思想史方式考察其学术研究固然很有价值,但作为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其个人经历始终与学科沉浮密切关联,其研究经历体现了某一时期学科发展的特殊形态,从其学术研究中提炼出的若干特点,也可看做是学科本土化过程中形成的特性。从这个层面上说,通过对吴泽霖先生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整体性考察,来回应、回答和反思学科史上的一些争议、问题和定论,不仅可能,而且极有意义。吴泽霖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跨度很大,按其所撰文本体现出的类型学意义看,以社会学、民族学和博物馆学为主要。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是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吴泽霖先生在社会学领域所作的各项探索,放置在这一学科主题下,方能得到更好阐释。他对本土化未有直接论述,但其学术研究中体现的中国意识与中国内涵,却十分丰富,涉及研究问题、方法、理论及学科制度,不仅全面系统,而且次序分明,层层递进。问题的本土化是第一层次,只涉及议题的空间转移;方法本土化中,吴泽霖先生更偏重社会调查,而非社会学调查,且在具体运用中,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突破了社会调查方法只强调共时研究的单一面相;理论本土化中,吴泽霖先生对社会控制绝非简单移植,而是结合中国社会中以“礼”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特点,把社会对人的制裁,扩展到人与社会的互动层面。与其他学者比较而言,陈达、李景汉、杨开道等人,皆属无明确社会学本土化主张,却有实质内容的学者,他们所作的相关研究均可统称为广义的社会学本土化。对此类学者的本土化实践做具体分析,对于学界近来热议的本土化问题,或有裨益。目前中国民族学史研究多以1949年为节点,把前后两个时期作为一种“断裂”关系来处理,此种“断裂”叙事主要表达的是学科建设的一种发展状态,但从个人思想的演变逻辑来看,尚有讨论余地。就吴泽霖先生而言,其西南民族研究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为1938至1949年,属于类型多样化阶段,表现为文化历史的人类学取向和社会问题的社会学取向,二者分别体现在贵州“苗夷”社会和云南“么些”人的田野民族志中,而其后边政研究恰是在田野基础上凝练出的抽象论述,是两种取向的融合;第二时期为1949至1958年,是在马克思主义范式主导下的书写,吴泽霖先生着力找寻婚俗和节俗中的“文化遗存”,并由此出发论证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形态。对两个时期进行比较,虽有范式转换,即是“博厄斯”转向“马克思”之过程,但学者作为学科发展主体,政治变更固能作为“范式”转移的节点,但绝非“断崖”式割裂,而是一个前后绵延,有所承继的过程,在转换之下其实也有思想的延续性存在。具体而言,吴泽霖先生在1949年后,采取巧妙的叙述策略,以一种压抑或隐蔽的方式表达着人类学家的文化本位主义与本地人立场,体现着博厄斯学派的若干特征。吴泽霖先生的种族研究与民族文物的实践,二者看似并无关联,实则首尾相应,都是在“平等”主线观照下的具象研究。“种族歧视论”的科学批判及美国种族问题的一般性阐释,都蕴含着对“平等”理念的追求,而民族文物的实践实则是以“物化”表现的形式来切实推动这一理念,由“愿景”走向“事实”。在理论方面,他对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的区分,在博物馆遭遇诗学与政治学的双重夹击下,出现一系列表述危机之时,其民族学博物馆思想更加显示出独有的价值与意义。与林惠祥民族文物事业比较而言,二人在文物采集及展示秩序方面有着不同偏向,但对民族文物工作的坚守与热爱,把博物馆置于学科关怀之下的意图,出于一辙。把他们的共同之处放置在更广阔的学科视野中考察,我们发现,在早期的民族学研究中,除“田野民族志”外,还存在一种称之为“田野采集志”的学科表现形式,与田野民族志一样,它表达着学者的理论取舍、学术旨趣及对建构一种新型民族国家的努力。从吴泽霖先生学术研究的整体来看,强调知识应为社会服务的应用性是其重要特点之一。而就民族学、社会学百年发展史而言,应用取向也是学科的特性之一。由此,个人特征与学科特性发生了勾连。强调学术的应用性在吴泽霖先生学术思想中根深蒂固。究其原因,有个人特殊经历赋予的、有学科本身赋予的、有国家困境赋予的,还受根植于深层的文化基因的影响,有着深刻的现实与历史逻辑。与应用性随之而来的是:吴泽霖先生对学科“科学”属性的强调,注重学术为现实服务,把社会问题的发现与社会的改良作为学科使命,借助哈贝马斯认知兴趣的三种分类分析,它属于技术的兴趣类型。个人如此,学科中应用取向的历史成因亦如上述四点;把学科本体拉向“科学”阵营,把学科使命置于现实服务之下,也都与吴泽霖先生若出一轨。就今天呼声渐高的“中国学派”构建而言,应用取向、科学属性等技术的兴趣确实是中国学科本土化的特色之一,值得进一步升华,并继续发扬。但也应该看到,应用取向的兴盛,意味着理解的知识与批判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也就是学科中人文性的缺失与理论构建的乏力。这是今天“中国学派”构建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今后发展的方向之一。

罗文雄^[7]（2019）在《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传承性保护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黎族传统织锦工艺,是黎族在长期开发、建设海南岛的社会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一门手工技艺。黎族没有文字,依靠织锦图案来记录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一幅黎锦便是一幅黎族的历史画卷。黎族传统织锦技艺及其文化在黎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黎锦在秦汉时期就已闻名于内地,成为敬献历代朝廷的贡品。随着社会的发展,黎族织锦技艺不断得到发展与升华。宋末元初,着名的女纺织革新家黄道婆到崖州城（今海南省三亚市天崖区水南村）,跟当地黎族妇女学习棉纺织技术,学成后返回故乡松江府（今上海市）乌泥径,传播和推广黎族的棉纺织技艺,推动了江南地区棉纺织业发展。黎锦技艺对促进我国棉纺织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黎族传统的采棉、植棉、弹、纺、染、织、绣等技艺,源远流长,从古至今,代代相传。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社会,海南黎族地区受现代文化和外来文化冲击,社会变迁速度加快,传统的织锦技艺受到严重冲击,其生存空间不断缩小,生存环境恶化。随着织锦艺人的不断谢世,健在的织锦艺人中相当一部分年事已高,织锦技艺后继乏人,织锦技艺濒临绝境。黎锦技艺保护与传承刻不容缓。为此,黎族织锦工艺及其文化引起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相关政策和措施相继出台。2003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被国家文化部列为全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十大保护试点项目之一,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9年10月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黎锦技艺与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时世之变迁及囿于自身的特殊性,在现实中对黎族传统织锦技艺的保护与传承仍然存在不少困难与问题。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黎族及其传统织锦工艺概述,主要阐述海南岛与黎族概况、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历史梳理、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在黎族文化中的地位、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现代价值、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在中国纺织史上的地位、黄道婆对棉纺织业的贡献等,阐明保护与传承的意义;二是黎族传统织锦工艺流程与变迁,阐述黎族传统的织锦原料、织锦工艺流程,同时阐明随着黎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演变与发展;三是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品及其文化蕴涵,阐述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品的呈现样态、艺术特色、解读织锦纹样与文化蕴涵;四是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传承状况,通过对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生存环境、织锦技艺传承状况、织锦原料的匮乏与危机、村民观念变迁、保护资金、专业人才、政府立法等方面情况的调查分析,说明在现代大工业文化的冲击下,传统织锦工艺的生存环境恶化,生存空间不断缩小,面对各种问题与挑战,保护与传承刻不容缓;五是对黎族传统织锦工艺传承性保护的对策与建议,主要是针对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生存环境、存在的各种问题与挑战,从保护原则、法律与政策、保护措施、传承机制、研究与开发利用等方面,寻求切合实际的保护与传承的方法与途径,给政府部门提供科学合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及建议,力图使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为海南国际旅游岛、自由贸易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注入民族文化元素和内涵。

董艺^[8]（2018）在《《民族文物通论》书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关于目前学术界对民族文物研究公认比较权威的《民族文物通论》一书的评述。笔者介绍了全书的内容结构及采用的理论研究方法,进而总结了宋兆麟先生在书中提出的经典的理论观点,即民族文物应有自己的理论研究方法——历史层次学和民族支系学。最后笔者针对书中提出的理论观点及个案研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周星^[9]（2018）在《物质文化研究的格局与民具学在中国的成长》文中认为在对中国"物质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e Studies）的各相关学术领域,诸如考古学、文物研究、农具史、传统手工艺研究、民艺学、博物馆学等,予以初步扫描和概观的基础之上,可以发现"民具学"在中国物质文化研究之大格局中长期"缺位"这一基本事实。由于民具学是物质文化研究中最为基层和基础的部分,因此,其缺位就使得中国现有的物质文化研究难有深厚的底气。中国是民具的"宝库",在中国大力发展民具学,不仅具有非凡的学术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前持续的"生活革命"浪潮中,无数民具沦为垃圾,仅有极少部分成为"文化遗产",若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大力开展民具学的研究,有必要对民具学导入中国之后的成长历程进行详细的整理。伴随着中国社会之物质文明的更新换代,中国的物质文化研究需要有更大的视野,亦即需要将民具学也纳入其中。

孟凡行^[10]（2017）在《物质关系和物质文化的四层结构》文中认为在物质文化研究领域,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或强调物质文化的本体形态、结构和功能,或强调物质文化背后的"语法规则",或强调物质文化的传承……各有自己的学科追求和研究旨趣,各自展开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学发展出了以马塞尔·莫斯为代表的"总体呈现"理论,民俗学发展出了以迈克尔·欧文·琼斯为代表的"物质行为"理论。前者强调物的社会性,后者强调物的文化性、传承性和对人的关注。"物质关系"借鉴两理论的优长,视物为人类实践的中心环节,并将其置于由自然生态、物、人、社会所构成的有机系统中讨论,以此展开人和文化的整体研究。而"物质文化的四层结构"则是在"物质关系"理念下,提出的作为物或物学研究之基础——物质文化民族（俗）志考察和撰写的基本框架。

二、民俗学在民族文物研究中的比较研究价值（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民俗学在民族文物研究中的比较研究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1）吴泽霖学术贡献与当代民族博物馆发展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2）基于民俗文化的蒙古族传统家具装饰分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人”“物”并行：吴泽霖的学术与人生（论文提纲范文）

（4）民国时期学人对广西瑶族调查的研究（1924-1945）（论文提纲范文）

（5）基于SWOT分析的内蒙古地区民族博物馆发展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7）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传承性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物质关系和物质文化的四层结构（论文提纲范文）

四、民俗学在民族文物研究中的比较研究价值（论文参考文献）

• [1]吴泽霖学术贡献与当代民族博物馆发展思考[J]. 杨晓. 民博论丛, 2020(00)
• [2]基于民俗文化的蒙古族传统家具装饰分类研究[D]. 薄蕾.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20(02)
• [3]“人”“物”并行：吴泽霖的学术与人生[D]. 朱晓晓.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4]民国时期学人对广西瑶族调查的研究（1924-1945）[D]. 谢秋妮.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5]基于SWOT分析的内蒙古地区民族博物馆发展策略研究[D]. 郭宝华. 天津师范大学, 2019(01)
• [6]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D]. 张福强.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7]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传承性保护研究[D]. 罗文雄.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8]《民族文物通论》书评[A]. 董艺. 北方民族考古（第6辑）, 2018
• [9]物质文化研究的格局与民具学在中国的成长[J]. 周星. 民俗研究, 2018(04)
• [10]物质关系和物质文化的四层结构[J]. 孟凡行. 民俗研究, 2017(04)

标签：民族学论文;  黎族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物质文化论文;  广西民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