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世后,公证为国有企业发展服务的新特点（论文文献综述）
聂世坤[1]（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王宇鹏[2]（2020）在《欧日经济伙伴协定的综合效应研究》文中指出新世纪初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迎来发展增速期。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转向寻求区域贸易安排的解决方案。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加快了对外商谈自贸区的步伐。欧美日等主要经济体主导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开始商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一些超大型区域贸易协定。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在此背景下于2013年启动谈判,于2019年2月生效。欧日EPA是目前全球发达经济体之间、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水平区域贸易协定,自由化程度高,内容丰富。作为全球第二大和第四大经济体,欧日达成EPA对于全球经济、贸易、投资、社会福利和气候环境等都将产生重要深远的影响,同时将对其他自贸协定起到示范作用,决定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进而引领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和全球治理模式的调整。中国是欧日最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之一,欧日EPA的实施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贸易投资、社会环境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中国正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加快实施全球自贸区战略,当前面临着多边贸易体制深刻调整、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中美经贸摩擦尚未完全平息等诸多风险挑战。欧日EPA将对中国的自贸区战略和开放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本文将欧日EPA协定的效应作为研究主题,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欧日EPA的经济、社会、环境和规则治理效应,二是欧日EPA对中国在宏观经济、对外贸易、吸引投资、劳工环保、规则治理等方面的影响。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一是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运用传统和新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对欧日自贸区的贸易投资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并运用引力模型、GTAP模型和LMDI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二是运用历史与现实对照分析的方法,理清近二十年来欧日贸易投资的发展历程,来解释当下欧日的比较优势和竞争态势问题;三是将微观的产业研究与宏观的经济贸易研究统一起来,不但从经济总量、贸易和投资格局等角度探究贸易投资发展潜力,又从微观层面的具体产业和产品入手,探究竞争性和互补性问题;四是综合运用横向与纵向对比方法,既对欧日经贸合作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进行阐述,也对中国和欧日的贸易投资规模、结构和竞争力水平进行横向比较。本文的主要研究思路和内容如下:首先是引言和文献综述理论探索。接下来主要探讨了欧日签署EPA的背景和基础,对欧日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双向投资情况进行梳理,通过贸易结合度指数、互补性指数、出口相似度指数分析欧日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运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和GI指数对欧日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和产业内贸易情况展开研究。其次分析了欧日EPA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主要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非关税壁垒、投资自由化四方面介绍了协定的框架内容,从公司治理、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竞争补贴和国企、贸易救济等九个方面阐述了欧日协定在规则上与以往自贸协定相比的主要特点。再次阐述欧日EPA的经济效应,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两方面着手。理论分析方面,从贸易自由化视角和比较优势视角分析了贸易效应,从投资转移效应和投资创造效应两方面探讨投资效应,同时阐述了竞争效应和轮轴-辐条效应。实证分析方面,基于引力模型,对欧日EPA的投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基于GTAP模型,研究了EPA协定对欧日GDP、贸易条件、要素回报、福利水平、各部门产出以及贸易流向等方面的影响。然后对欧日EPA的社会、环境和规则治理效应展开分析。一是社会效应,理论层面,从就业创造、保障劳工权利和公民社会参与劳工政策磋商角度探讨;实证层面,运用GTAP模型分析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二是环境效应,理论层面,从环境产品和服务便利化、资源利用效率、废弃物产生量、监管能力和实施多边环境协定角度探讨,实证层面,运用LMDI模型将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方面进行分析。三是规则治理效应,主要分为补贴和国企、公司治理、可持续发展、政府采购等方面,分析对规则的引领作用。接下来是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在梳理中国与欧日的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基础上,对中国与欧日竞争性和互补性、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和产业内贸易展开详细分析,然后重点是对中国的贸易、投资等经济影响以及国企补贴、可持续发展等规则治理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基于GTAP模型对中国的GDP、出口、要素回报、贸易条件、福利水平、环境等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的结论如下:一方面是欧日EPA的效应。第一,双方的经济效应均是正向而明显的,日本在GDP、贸易、福利等方面获益程度高于欧盟。欧盟收益最大的是纺织服装皮革业,受损最大的是汽车制造业;日本产出获益最大的是汽车业,产出降幅最大的是乳制品产业。其他经济体的经济效应均为负面,但降幅较小。第二,贸易促进效应明显,日本的进出口增幅均高于欧盟。其他经济体都遭受负面影响,但程度有限。日本的贸易条件改善,而欧盟和其他经济体的贸易条件出现恶化。第三,双向投资的促进效应比较显着,欧日在投资领域放宽市场准入产生投资创造效应,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生产布局的调整引起投资转移效应。区外经济体对区内也产生投资转移和创造。第四,社会和环境效应明显。社会效应方面,改善双方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提升双方就业水平,实现对劳工权利的更好保护。环境效应方面,促进环境贸易便利化,对碳排放和气候变化产生影响,加大了欧日对应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第五,对国际经贸规则和治理方式影响深远,加严了补贴和国有企业规则纪律,对未来自贸协定的公司治理内容起到示范作用,引领全球政府采购规则主导权,为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改革预做铺垫。另一方面是对中国的影响。第一,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无论是GDP、福利水平、产出都是全球经济体中下降幅度较大的。但是负面效应总体可控。第二,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冲击,贸易转移效应比较明显,恶化中国的贸易条件。但是,中国出口竞争优势明显,与欧日的出口产品结构存在差异化,影响有限。受损最大的是对欧电子设备出口和对日纺织服装皮革出口。第三,对中国吸引投资造成较大压力,可能使部分对华投资转移至欧日。第四,对中国劳工和环保领域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劳工和环境高标准对中国造成相当压力,挑战中国政策底线。另一方便有助于促使中国更加重视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第五,对中国的规则制定和治理模式兼具机遇和挑战。既企图削弱中国的竞争优势,又可倒逼我深化改革。为此,本文提出五点政策建议:一是以大型自贸伙伴为重点,推动尽快结束或实施中欧投资协定谈判、RCEP谈判和中日韩自贸协定。二是抓住一大批中小型经济体,加快构建面向全球的自贸区网络。三是显着提高自贸协定的自由化水平,扩大服务业开放,改善营商环境,争取在新规则议题上有实质性突破。四是加强与自贸区相适应和配套的国内政策调整,实现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五是处理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平衡关系,以实际行动为开放型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旗帜鲜明地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不仅分析欧日EPA的经济影响,还创新性地使用了LMDI模型,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维度,分析了欧日自贸区的环境效应。此外,本文还阐述了协定对于全球规则制定和治理体系的影响,特别是在国有企业、补贴、公司治理、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对于中国在学习借鉴全球领先的自贸区模式和规则、推动更高水平开放有启示作用。
曹鸿宇[3]（2020）在《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已深度参与到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格局中,而吸引外资（FDI）流入中国市场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持续不断地推进对外开放,特别是吸引和利用外资为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劲、持续的推动力,在这其中外资政策的改革和完善对于中国吸引和利用外资起到了基础性作用。总体而言,中国过去的外资准入政策始终是朝着自由化方向改革,显着提升了中国市场对外开放水平,也对国内制度和政策调整起到倒逼改革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从依赖大规模物质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以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为主旨的高水平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的目标也从以“量”为主转变为“质”“量”齐增。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前一阶段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动能正在减弱,亟需通过创新驱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消解中国传统增长红利不断下降的影响。可以说创新已经成为未来中国发展全局中的核心要素。外部因素方面,与创新活动相关的外资政策逐渐成为中国在国际经贸环境中面临的焦点问题之一。以美国启动对华301调查为标志,美国将中国的外资管理政策与“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挂钩,过去较长时间里中国曾广泛实施的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被美国指为中国间接实施“强制性技术转让”的手段。中国曾对外资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方针,旨在借助外部资源培育和强化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技术创新水平。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对国内法律法规中不符合WTO规则的内容进行了修订,“以市场换技术”也在官方发声中逐渐淡出。《外商投资法》的颁布使“强制性技术转让”在中国已经构成违法行为。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美国对中国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指责并无法理基础,各国针对外资实施的合资要求措施属于合规手段。不过就现实情况而言,这一政策对中国创新发展的真实效果如何还有待考量。本文围绕外资开放与中国创新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讨论,将研究的落脚点具体到企业创新问题上,分别从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讨论了外资自由化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对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这一规定的创新效应进行了分析。本文从理论层面对外资自由化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机制进行了讨论,发现外资无论是在企业层面还是行业层面对东道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都是双向的。具体来看,企业层面外资进入的技术转让效应有益于东道国企业开展创新活动,而外商成分则可能会使企业过度依赖外部技术转移放弃自主创新,这种情况在外商独资企业更加明显;行业层面的外资进入能够通过人员流动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东道国企业创新,而外资进入的竞争效应对于东道国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定,但在市场规模较大的行业倾向于正向作用。为了验证理论分析的结论,本文在借鉴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选取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企业专利申请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对外资自由化对中国企业的创新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企业层面的外资份额提升对企业自主创新带来了抑制效应,这种效应主要来源于外商独资企业;而行业层面的外资流入则能够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对合资要求的单独分析发现,对外资设定合资要求强化了外资成分对东道国企业所带来的创新惰性,取消合资要求有助于使外资对东道国企业创新带来促进作用。拓展分析的结果发现,外资流入对高技术产业会自主创新会带来额外的负面影响;对不同类型专利的回归结果发现,外资进入对企业申请不同类型专利的影响方向与对全部专利申请的影响一致,但影响的效果有所差异;而基于地理位置差别进行的分样本回归显示,企业层面的外资进入对西部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最大,对东部企业其次,对中部企业不显着;行业层面的外资进入对西部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大,对中部企业其次,对东部企业最小。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外资进入无论是在微观企业层面还是宏观行业层面,对于中国企业的创新都能带来有益的影响,仅在外商独资形式的企业中可能出现“创新惰性”的情况,不过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无论是全部外商投资企业还是外商独资企业都会倾向于从事更多的创新活动。而针对外商投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单独分析发现,合资要求的存在与企业实现创新发展的路径背道而驰,中国企业并未从外资合资要求政策的实施中获取有助于自主创新的效果。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本文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破除意识上的封闭和模糊。第二,推动以质量为导向的引资政策,鼓励外资与投后研发相结合。第三,减少对外资的直接限制,摒弃对外资准入的合资要求规定。第四,完善中国的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第五,构建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第六,通过多方面渠道加强同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逐步构建高水平的投资治理环境。第七,增强企业的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培育技术创新主体。第八,进一步改善不同地区、行业的投资环境,促进外商投资全局协调性发展。第九,推进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治理水平。
王海英[4]（2016）在《增量改革及产业政治：中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变迁的历史制度分析（1984-2015）》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形态异军突起,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与那些强调技术创新特质的观点有所区别,本研究试图以互联网金融为引子,将其发展放置到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的长时段变迁进程中,探寻（包含互联网金融在内的）中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变迁的历史制度逻辑。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自1980年代中期初步确立起体制框架以来,其形态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重要变迁:一是1984-2007年间从国有银行专业化分割垄断向多元商业化银行体系的转变;二是2008-2012年间民间金融的再度兴起与制度化发展;三是2013-2015年间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作为一种宏大的产业制度变迁过程,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形态三十多年间的变迁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转型。关于我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的发展变迁,既有研究大致从三个主要脉络展开分析研究:一是从金融抑制或金融深化的角度辨析我国金融体制对银行业发展的影响;二是从产权结构与市场结构的争论出发,讨论我国银行业金融体制变革的应然路径;三是从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二元对立出发,讨论我国银行业金融体系制度变迁的推动力量及变迁性质。从这些脉络出发的相关研究为我们理解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的发展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与观察视角,但是,既有研究不能为我们揭示出中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变迁背后深层的历史制度逻辑,不能为我们理解诸如互联网金融等一系列复杂或新兴的金融现象给予有洞见力的解释框架。为此,本研究试图运用经济社会学历史制度主义的相关理论视角及推论工具,对1984-2015年间我国银行业金融形态三阶段的重要变迁提供一种制度性的分析与解释。在分析框架上,本研究主要从决策者认知、增量式战略构建、产业政治三个逻辑上紧密联系的维度出发,对不同阶段我国银行业金融形态的变迁进行具体而深入的实证分析,并试图勾勒或揭示出从体制内银行的变革、民间金融的再度兴起到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之间内含的一致性的历史制度逻辑。研究发现,1984-2015年间我国银行业金融形态的变迁本质上是由国家所主（引）导的产业制度变迁过程。从早期银行业金融体系的多元化发展到民间金融的再度兴起与制度化发展,再到互联网金融的异军突起,每一个阶段都持续性或贯穿性地呈现出国家所主导的银行业金融体系增量式变革的一致性历史制度逻辑。即第一阶段是以股份制银行等为代表的变革发展实现了相对于国有银行体系的增量式变革;第二阶段民间金融的兴起与制度化发展,实现了相对于以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等为主体的正规金融体系的增量式变革;第三阶段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实现了相对于传统金融模式的增量式变革。正是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增量式变革,国家试图持续推动我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的适应性发展,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更好地满足多层次的金融资源与服务需求。
陈俊龙[5]（2013）在《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软预算约束，首先是由Kornai提出的。随着诸多学者的深入研究，软预算约束已经超越了社会主义经济范围，成为了一个更为普遍的经济学概念，与多种经济理论联系密切，研究内容涉及广泛，在现实问题的解决上具有极强的解释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国有企业纷纷跨出国门，开始利用“两种资源”与“两个市场”，海外投资日益成为中国国有企业跨国资源配置的重要形式。近年来，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涉及范围日益扩展，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充分显示了国有企业的显着成长与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但是，在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严重的问题，例如过度投资、投资决策不科学、巨额亏损等等，而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根源在于软预算约束。基于此，本文旨在通过对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问题的研究，找出其产生的根源、效用及解决对策，提升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效率与国际竞争力；保障境外国有资产安全，实现保值增值；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改革进程。本文研究的是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章是绪论。首先，阐述了本文的写作目的和意义。其次是文献综述，对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及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已有文献进行了评述，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及理论基础。再次，对于研究思路及方法和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框架进行了介绍。最后，指出了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第二章是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的产生。首先，提出了软预算约束问题，对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类型、表现形式及特点进行研究。随后，本章以D-M模型作为一般条件下软预算约束产生的基本模型，然后逐步引入了开放条件下的信息不对称、贸易壁垒、汇率，国有企业的特殊性（产权不清、委托代理、高交易成本、政策性负担）及心理因素，不断丰富基本模型，从理论上揭示了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的产生。第三章是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历程与现状。该章主要是为后面章节的分析提供历史与现实分析基础。首先，将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历程分为了若干阶段：初步发展时期（1979-1985年）、稳步发展期（1986-1991年）、波动发展阶段（1992-2001年）、入世后的发展阶段（2002至今），对各阶段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状况及特点进行了概述。然后，从海外投资绩效、国际影响力、海外投资领域及方式分析等四个方面剖析了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现状。第四章是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与软预算约束。本章分析了软预算约束与海外投资风险高、过度投资、投资不足、创新、国有资产流失等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软预算约束是导致这些问题的重要根源，要想切实提升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效率，就必须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第五章是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的合理性分析。首先，本章分析了软预算约束是市场失灵的必然。其次，本章分析了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的良性结果，包括加快转型，保护国家及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安全，特定时期促进经济增长等。最后，对何为适度的软预算约束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第六章是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问题的治理对策。本章从正反两个方面探讨了相关治理对策。对于适度的软预算约束，指出应当通过构建高效的财税政策体系，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创造良好的国际氛围三个方面来保持或实现适度的软预算约束。对于恶性的软预算约束，应当通过进一步深化产权体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制度，推动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推动跨国国有企业重组，培育跨国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等市场与非市场政策来治理。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对本文研究进行了总结、归纳，得出了若干结论，包括软预算约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及解释力，可以用于研究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问题；软预算约束实质上是外部性问题；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的根源多样性及复杂性的特点；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在取得显着成绩的同时，存在着诸多体制性矛盾；软预算约束具有双重效应；要制定区别对待，分类治理的治理对策。本文从软预算约束视角剖析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问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软预算约束，并进行了实践创新，弥补了既有研究的不足，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是，由于作者本身能力有限，对于软预算约束本质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有些绝对化，扩大了其外延，对此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论证。此外，由于统计口径、保密及本人收集能力的原因，本文难以收集到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相关信息，例如海外投资净利润、海外主营业务收入、资产负债率等等，无法准确地描述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及其软预算约束问题的状况，更多地是从中国企业的总体情况去推断，也就难以对软预算约束与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再者，本文在运用各种已有理论的过程中，受限于作者的认知能力，可能会对一些理论的理解不够全面、深刻，影响到论点的严谨性。这些都是本文存在的不足，构成了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王冠杰[6]（2012）在《挑战与应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政治功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的发展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职能，其发展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国企不仅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直接物质支持，而且还通过其政治功能的发挥，有力地推动和保障了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本文之所以选择国企的政治功能作为研究主题，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其一、拟为中国国企改革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支持和理论服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社会发展转型时期各种矛盾的集中凸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这些外部环境的变化同样对国企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好重要角色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更高要求。如何更好更快地实现由单纯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组织和管理方式的转变，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国企的政治功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只有将国企政治功能的发挥提到一个理论的高度上加以概括、分析，才可能更好地规划国企改革的路线图。本文以此为选题，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改革与时代的进步需要。其二、针对目前国内理论界对国企政治功能研究的薄弱环节，在积极借鉴国外相关理论分析框架和具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国企发挥政治性功能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进行深入研究，拓展这一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课题，为丰富政治学研究体系内容略尽绵薄之力。其三、在明确国有企业在新时期新背景下承担政治功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前提下，通过总结中国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有企业的政治功能的演变，指出中国国有企业履行政治功能方面现实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提出理论和政策建议的方式，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改革中能够更合理、科学地履行政治功能提供必要的借鉴。论文主要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经验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等政治学研究方法，对国有企业政治功能的概念、内容等进行了明确界定，并使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对中国国有企业政治功能发挥的历史做出客观的评价，同时着眼于研究分析当前改革发展过程中国企发挥政治功能时面临的各种问题与挑战，对未来如何更好地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发挥国企的政治功能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第一、明确国企的概念与功能。作为一种市场经济中的特殊主体，国有企业具有某些不同于一般私有经济主体的特征，这使得它较之于后者需要承担更多的除创造经济价值之外的职能。在关系国家政治安全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维护和政府合法性维护等方面，国企的价值都不容忽视。本文明确了国企的科学定义及其功能内容，初步梳理了国内外理论界对相关理论问题的认识，为进一步展开理论和现实分析做好了必要的理论铺垫。第二、全面论述中国国有企业政治功能发挥的历程。通过分阶段的研究，总结中国国有企业自创建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内，适应不同经济格局和发展需要，在政治功能发挥方面演变的特点和规律，指出不同阶段国企政治功能发挥相关改革中取得的主要成绩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说明了国企政治功能发挥与国家经济政治整体改革发展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同时也为客观地认识评价中国国企的政治功能提供了基本的分析前提。第三、从改革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全面地分析当前我国国企改革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指出在改革深入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包括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内部管理体制落后等问题，及改革过程中片面强调国企的经济职能，忽视其政治功能的发挥对中国国企本身以及改革整体事业造成的负面影响。指明了中国国企在履行政治功能方面所面临的国际竞争加剧、处理经济发展与政治功能关系矛盾的凸显、以及处理政企关系、企社关系方面矛盾的凸显等现实挑战，从而使得人们有可能对当前中国国企政治功能发挥的各种制约要素形成更全面、更客观、更系统的认识，为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创造前提条件。第四、针对国企改革中制约其政治功能发挥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提出一系列对策与建议。本文将应对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各种挑战的立足点放在通过创新增强国企核心竞争力、加强党的建设发挥其政治堡垒作用、培育国企内部履行政治功能的自觉意识、完善国企履行政治功能的相关机制、以及创建确保各级政府有力配合推动机制这五个方面。在承认现实问题的前提下，展望国企未来改革的前景，提出将国企政治功能的发挥列入国企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议题的总体性建议，同时通过对改革的积极建言献策，为有关部门规划国企政治功能整合发挥的改革蓝图提供借鉴。当然，国企政治功能的发挥是一个涉及领域众多、内容丰富、问题众多的新研究领域。本文所进行的一些研究作为弥补目前学界研究缺憾的初步性研究，还具有较强的探索性质，特别是在一些涉及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内，受到本人学识、能力和论文篇幅的局限，还有待于更多理论工作者进一步的研究探索。
尹志华[7]（2009）在《全球化视角的国有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成为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作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力量,国有企业不可避免地会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因此,如何使传统的国有企业进一步走向市场,融入市场经济的大循环中,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就变得至关重要。而国有企业竞争力提高的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创新能力的提高,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和品牌创新等途径,其中也包括国有企业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首先,本文的绪论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对本文研究范围内的相关文献进行了评述,并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及论文框架。其次,对全球化视角的国有企业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进行了概述。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区别和联系,介绍了国有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在全球化下的嬗变,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接着,论述了全球化视角的国有企业思想政治教育的机遇与挑战。介绍了全球化的基本情况,通过进行问卷调查分析HL公司员工和领导存在的思想状况,进而得出全球化给国有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然后,论述了全球化视角的国有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原则。主要介绍的是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内容创新与方法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内容创新与企业生产经营相结合的原则、“因材施教”与“因地制宜”等原则。本文还论述了全球化视角的国有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体系,如观念内容创新、方式方法创新和机制创新等方面。最后得出结论:要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企业文化建设中,国有企业思想政治教育要吸收企业文化建设的先进经验在全球化的新视野下不断增强其实效性。本文研究的目的是要通过对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研究,丰富和充实国有企业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体系,进而推进国有企业的发展,增强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通过立足于中国的实践,借鉴国外企业文化的先进经验,分析国有企业在全球化背景下创新可能遇到的若干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以期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政治保证和智力支持。
武艳杰[8]（2009）在《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演进逻辑与国家效用函数的动态优化》文中指出国有银行制度变迁是有关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命题,本文从国有银行的产权特殊性和制度初始化条件的特殊性出发,将国家作为内生变量进行考察,认为国家利益最大化是制约国有银行体系制度变迁的最主要约束条件。从更广阔的视角去认识和解释制度变迁的规律,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视野下对国有银行的现状及改革方向展开研究。本文在理性经济人假定条件下,首先做出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政治银行家在内的各理性经济人行为均受自身利益最大化趋动和约束的判断。在对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发展历程进行分阶段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国有银行制度变迁具有渐进性、滞后性、强制性及对政府干预的路径依赖特征,从国有银行公有产权性质出发,认为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是由国家效用最大化的阶段性利益取向决定的,而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最终演变趋势是逐步实现由强制性变迁向诱致性变迁转变。作为实证分析部分,本文将国有银行的绩效判断指标区分为其自身的厂商绩效和对整个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市场绩效,在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中,国有银行经历了厂商绩效目标与市场绩效目标的背离与一致过程。中央政府目前在国有银行的制度变迁中处于维持干预的制度性风险,及退出后的制度缺口两难境地。在确定了国有银行制度变迁中国家效用最大化的约束逻辑后,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诺斯悖论,指出国家效用函数具有从租金收益向税收收益动态优化的发展趋势。由于政府对公有产权保护的内在倾向性,既得利益集团对现有制度的维护,以及产权界定成本的存在,使我国国有银行制度变迁出现滞后性,以增量改革为主的转轨经济是为了维护政府利益形成的次优制度安排。基于如上研究,国有银行制度变迁需要完成两个核心性任务:一是对政府的角色和功能进行定位;二是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未来发展方向。公有产权决定了还原政府的市场角色是国有银行成功转型的关键所在。国有银行未来的制度变迁方向是将国有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的业务彻底分离,国有商业银行以自身的厂商绩效为追求目标,符合国家效用函数对有效率的产权基础上的税收收益增长的目标;将与国家宏观经济建设有关的长期投资进一步分离给政策性银行,满足政府的社会绩效目标。本文在研究上得出了如下结论:国家效用最大化的实现构成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演进逻辑;国有银行制度变迁过程的实质是内外生规则的博弈过程;国有银行制度变迁具有渐进性、滞后性、强制性以及对政府干预的路径依赖特征;国有银行制度变迁中经历厂商绩效目标与政府利益取向的背离与一致两个阶段;国有银行制度变迁中政府面临着制度性风险与退出约束的两难选择;双轨制是政府为实现保护公有产权利益倾向而采用的次优制度安排;政府效用函数最大化的实现是由租金收益向税收收益转变的动态优化过程;国有银行制度的成功变迁有赖于政府的市场角色回归。
陈清[9]（2007）在《中国外资并购政府规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并购作为当前跨国直接投资的最主要的投资形式，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国民福利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随着外商对华投资的连年稳定增长，并购热在中国日渐兴起，并对我国经济带来了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中国的跨国并购规制体系正在逐步建设和完善之中。本文针对目前中国外资并购的实践及存在的问题，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和经济转轨过程中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政府规制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试图为我国规制外资并购制度的完善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建议。本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主要是为展开全文论述提供背景。首先界定跨国并购的概念，并基于东道国视角界定外资并购的概念，为中国外资并购规制体系的构建确立研究主体。分析了跨国并购对不同类型的东道国的影响是不同的，从跨国并购中获得利益的不同，决定了对跨国并购不同的态度。第二章从经济全球化角度分析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特点，对外资在华并购的特殊动因进行分析，对外资在华并购的模式和方式进行了分类总结。为规制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在第三章中对外资在华并购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进行分析。大规模的外资并购热潮已经进入中国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内，给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阐述了对外资并购进行规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四章在对跨国并购行为的效应分析的基础上，本章详细阐述了规制跨国并购的外资政策、竞争政策和审查制度的具体内容，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规制跨国并购的政策体系的发展趋向，即外资政策自由化、竞争政策加强化、跨国并购审查制度完善化。第五章分析比较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跨国并购的规制。考察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跨国并购规制，为构建我国的跨国并购规制体系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与教训。第六章对我国现有外资并购规制从外资并购的法律体系、外资政策、竞争政策、审查制度等几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评述，指出存在的五大问题。第七章通过对外国公司与东道国关系分析，给出了规制外资并购政策目标体系，阐述外资并购规制的目标和原则，构建我国的外资并购规制体系。提出在外资政策上，应调整外资并购待遇标准，调整市场准入和股权比例政策，制定和实施有差别的行业外资并购政策；在竞争政策上，应进一步加强而不是放松反垄断规制，采用结构主义和效率主义并重的思路，实行“内松外紧”的政府规制方法；在审查制度方面，从复合制审批向单一制审批转变，采用综合审查标准，实行有限度的自动核准制，对外资间接并购进行相对严格的审查。第八章对外资并购中一些重点问题进行讨论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对区域外资引进激励政策竞争问题、跨国并购寻租问题进行了重点分析，提出具体对策。
刘彤[10]（2005）在《基于融资结构的公司治理模式研究》文中提出目前,公司治理模式的研究侧重于从宏观层面探讨各国市场体系条件、法律制度环境以及社会文化因素对模式选择的不同影响,从微观层面探讨公司治理模式与企业融资结构内在关联性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认为,要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就需要强调企业融资结构对目标治理模式选择的决定性影响,寻求与融资结构相匹配的公司治理模式。因此,本文主要从企业融资结构视角出发,探讨我国国有企业（国有控制企业的简称）目标治理模式的选择问题,并根据利益相关者适当参与公司治理的观点,着重分析了加强债权治理对改善我国国有企业治理效率的积极意义及其现实途径。 总体上看,我国大多数国有企业表现出“大股东权力超强和内部人控制混合”的股权治理主导型模式特点,国有股“一股独大”问题被认为是公司治理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提倡减持国有股、使投资主体多元化和公司股权分散化的观点被普遍认同。然而,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过程并未对公司治理的改善产生应有的积极效应,大多数国有企业在拓展融资渠道之外并没有体现出融资结构调整对公司治理模式运作的影响。本文认为,在公司治理环境尚不完善的现实条件下,国有企业治理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以股权治理为主导的公司治理模式与企业融资结构的主要特征并不契合,不能发挥不同公司治理机制的互补作用,不可能解决企业经营者的选择和监督机制问题,也不可能协调不同投资者之间的利益矛盾。因此,根据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特点加强对债权治理工具的重视和运用,可以为目前因矫正股权结构的方案收效甚微而陷入的改革困境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即立足于国有企业融资结构的现状改善各种治理机制的运作条件和环境,从而以最低的改革成本实现增进国有企业绩效的最终目标。
二、入世后,公证为国有企业发展服务的新特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入世后,公证为国有企业发展服务的新特点（论文提纲范文）
（1）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之处 |
| 1.7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 3.1.4 层次分析法 |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 4.3.1 动机分类 |
| 4.3.2 市场寻求型 |
| 4.3.3 避税地投资 |
| 4.3.4 政策激励型 |
| 4.3.5 制度寻求型 |
| 4.3.6 战略投资型 |
| 4.3.7 要素寻求型 |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 4.4.1 政策优势 |
| 4.4.2 资本优势 |
| 4.4.3 技术优势 |
| 4.4.4 货币优势 |
| 4.4.5 国家优势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 6.1.2 资本的分配 |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 7.5 异质性检验 |
| 7.5.1 时间异质性 |
| 7.5.2 国家异质性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欧日经济伙伴协定的综合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全球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特点 |
| 1.1.2 欧盟和日本的自贸区战略 |
| 1.1.3 中国的自贸区战略 |
| 1.1.4 选题和研究目的 |
| 1.2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和逻辑框架 |
| 1.3.2 创新点和存在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探索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的文献综述 |
| 2.1.2 欧日自贸区效应的文献综述 |
| 2.1.3 文献评述 |
| 2.2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关理论 |
| 2.2.1 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
| 2.2.2 自贸区相关理论 |
| 2.2.3 理论评述 |
| 第3章 欧日签署EPA的背景与基础 |
| 3.1 货物贸易情况 |
| 3.1.1 总体货物贸易情况 |
| 3.1.2 双边贸易情况 |
| 3.1.3 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分析 |
| 3.2 服务贸易发展 |
| 3.3 双向投资发展 |
| 3.4 比较优势分析 |
| 3.5 竞争优势分析 |
| 3.6 产业内贸易分析 |
| 第4章 欧日EPA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
| 4.1 主要内容 |
| 4.1.1 货物贸易 |
| 4.1.2 服务贸易 |
| 4.1.3 非关税壁垒 |
| 4.1.4 投资自由化 |
| 4.2 主要特点 |
| 第5章 欧日EPA的经济效应 |
| 5.1 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 |
| 5.1.1 贸易效应 |
| 5.1.2 投资效应 |
| 5.1.3 竞争效应 |
| 5.1.4 轮轴-辐条效应 |
| 5.2 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
| 5.2.1 模型简述 |
| 5.2.2 数据与方法 |
| 5.2.3 结果分析 |
| 5.3 基于GTAP模型的实证分析 |
| 5.3.1 关税削减程度 |
| 5.3.2 模型和模拟方案 |
| 5.3.3 结果分析 |
| 第6章 欧日EPA的社会、环境和规则治理效应 |
| 6.1 社会效应 |
| 6.1.1 理论分析 |
| 6.1.2 基于GTAP模型的实证分析 |
| 6.2 环境效应 |
| 6.2.1 理论分析 |
| 6.2.2 基于LMDI模型的实证分析 |
| 6.3 规则治理效应 |
| 6.3.1 补贴和国有企业 |
| 6.3.2 公司治理和市场导向 |
| 6.3.3 可持续发展 |
| 6.3.4 政府采购 |
| 6.3.5 投资保护 |
| 第7章 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
| 7.1 中国与欧日双边合作情况 |
| 7.1.1 双边贸易 |
| 7.1.2 双向投资 |
| 7.2 中国与欧日贸易分析 |
| 7.2.1 竞争性和互补性 |
| 7.2.2 比较优势 |
| 7.2.3 竞争优势 |
| 7.2.4 产业内贸易 |
| 7.3 欧日EPA对中国的影响 |
| 7.3.1 理论分析 |
| 7.3.2 实证分析 |
| 第8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结论 |
| 8.1.1 欧日EPA的综合效应 |
| 8.1.2 欧日EPA对中国的影响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加快实施中国自贸区战略的重要意义 |
| 8.2.2 加快实施中国自贸区战略的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3）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外资自由化 |
| 1.3.2 高质量发展与创新 |
| 1.3.3 外资自由化的创新效应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1.6 研究提纲 |
| 1.7 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外资自由化经典理论回顾 |
| 2.1.1 外资自由化的思想内涵 |
| 2.1.2 外资自由化的现实理解 |
| 2.1.3 外资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 |
| 2.1.4 小结 |
| 2.2 创新经典理论回顾 |
| 2.2.1 创新理论的提出 |
| 2.2.2 创新理论的成型 |
| 2.2.3 创新理论的新发展 |
| 2.3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影响效应的研究回顾 |
| 2.3.1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投资的直接影响 |
| 2.3.2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 |
| 2.3.3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4 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模型与机制分析 |
| 3.1 外资自由化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理论机制 |
| 3.1.1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直接效应 |
| 3.1.2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 |
| 3.2 外资自由化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理论模型 |
| 3.2.1 企业创新行为的基本框架 |
| 3.2.2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 |
| 3.2.3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间接溢出影响 |
| 第四章 外资自由化与中国创新发展的典型事实 |
| 4.1 外资自由化的发展趋势与国际惯例 |
| 4.1.1 国际投资流动趋势及现状 |
| 4.1.2 国际层面的投资治理 |
| 4.1.3 国家层面的投资治理 |
| 4.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资自由化演进历程、现状与展望 |
| 4.2.1 外资市场对外开放的起步与初探(1978-1986年) |
| 4.2.2 外资开放的进一步发展(1986-1991年) |
| 4.2.3 外资开放快速推进与中外互利双赢(1992-1999年) |
| 4.2.4 入世与中国外资管理制度调整(1999-2007年) |
| 4.2.5 外资政策自由化新阶段(2008年至今) |
| 4.2.6 小结 |
| 4.3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创新发展历程 |
| 4.3.1 中国的创新发展历程:后发国家技术赶超之路 |
| 4.3.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新发展道路特征 |
| 4.3.3 中国进一步推进创新发展面临的挑战 |
| 4.3.4 小结 |
| 第五章 合资要求与“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的分析 |
| 5.1 多边贸易规则对技术转让问题的规定 |
| 5.1.1 TRIPs与技术转让相关的规定 |
| 5.1.2 TRIMs与技术转让相关的规定 |
| 5.2 美国对华301调查诉求及回应 |
| 5.3 历次美国针对知识产权问题的对华301调查对比 |
| 5.4 对“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的进一步分析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外资进入和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
| 6.1 变量描述 |
| 6.1.1 外资进入指标的构造 |
| 6.1.2 企业创新指标的构造 |
| 6.1.3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6.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6.3 计量模型的建立 |
| 6.4 回归结果分析 |
| 6.4.1 基准回归分析 |
| 6.4.2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6.4.3 稳健性分析 |
| 6.4.4 机制分析 |
| 6.4.5 拓展分析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合资要求和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
| 7.1 合资要求对外资进入的创新效应影响 |
| 7.2 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识别 |
| 7.3 研究设计 |
| 7.4 回归结果分析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文章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典型事实研究结论 |
| 8.1.2 理论与机制研究结论 |
| 8.1.3 实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增量改革及产业政治：中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变迁的历史制度分析（1984-201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理论视角、概念工具与分析框架 |
| 四、研究意义与创新 |
| 五、方法与实证材料的获取 |
| 第二章 历史制度主义与产业变迁：展开分析的理论基础 |
| 一、历史制度主义的视野及其理论特征 |
| 二、经济社会学的历史制度学派与产业变迁 |
| 三、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产业变迁的分析要素 |
| 第三章 第一次增量改革：体制内银行的曲折改革（1984-2007） |
| 一、银行业金融形态：从分割化专业银行体系到多元商业化银行体系 |
| 二、决策者认知：国家关于国有银行业体系变革的双重战略理解 |
| （一）工具性认知：银行业应积极服务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国家宏观调控 |
| （二）实质性认知：“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 |
| 三、增量式战略的构建：发展股份制银行等“准体制外”金融与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 |
| （一）市场结构增量：培育和发展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等金融组织形式 |
| （二）产权结构增量：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 |
| 四、产业政治：国家控制下依附性的政银商关系及央地金融控制权博弈 |
| （一）国有银行业增量式改革中利益主体的分化与形成 |
| （二）国家控制下依附性的政银商关系及其影响 |
| （三）央地间金融控制权的博弈 |
| 第四章 第二次增量改革：民间金融的再度兴起与制度化努力（2008-2012） |
| 一、银行业金融形态：民间金融的再次兴起与制度化发展 |
| （一）早期的民间金融 |
| （二）民间金融再度兴起与制度化发展 |
| 二、决策者认知：服务三农、实体经济与民间金融规制“宜疏不宜堵” |
| （一）从服务“三农”到服务实体经济：国家对银行业金融要回应的问题及应有角色的认识 |
| （二）从严格打击到疏堵结合：国家重新理解和看待民间金融 |
| 三、增量式战略的构建：发展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组织和区域金融改革 |
| （一）民间金融准入政策变迁与村镇银行等民间金融组织的发展 |
| （二）以民间金融为重点的区域金融改革：温州、广东、泉州等地的试点 |
| 四、产业政治：市场化政银商关系及民间金融组织的准入门槛“游戏” |
| （一）市场化的非对称银企关系与中小企业融资困境 |
| （二）“开大门”与“设门槛”：“村镇银行”的准入游戏 |
| 第五章 第三次增量改革：互联网金融的异军突起与合法性支持（2013-2015） |
| 一、银行业金融形态：互联网金融的异军突起及其对传统金融的超越 |
| （一）互联网金融从“默默无闻”到“异军突起” |
| （二）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超越 |
| 二、决策者认知：传统银行业的弊端与作为一种金融创新的互联网金融 |
| （一）传统银行业金融体系弊端重重亟须创新 |
| （二）互联网金融可以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形式 |
| 三、增量式战略的构建：鼓励和规范以第三方支付等为重点的互联网金融发展 |
| （一）整体政策环境的塑造：从“让子弹飞”到“靴子落地” |
| （二）具体治理探索：以第三方支付与P2P为代表的重点治理 |
| 四、产业政治：传统银行业与互联网金融的竞合博弈及隐含的政银商关系 |
| （一）余额宝存废之争：互联网金融发展折射的政银商关系 |
| （二）竞争与合作：传统银行业与互联网金融的博弈游戏 |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进一步的讨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5）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文献述评 |
| 1.2.2 关于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结构框架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的产生 |
| 2.1 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的类型、表现形式及特点 |
| 2.1.1 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的类型 |
| 2.1.2 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的表现形式 |
| 2.1.3 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的特点 |
| 2.2 一般条件下软预算约束产生的基本模型 |
| 2.3 开放环境与企业投资软预算约束分析 |
| 2.3.1 信息不对称与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 |
| 2.3.2 汇率与软预算约束 |
| 2.3.3 国际博弈与软预算约束 |
| 2.3.4 贸易壁垒与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 |
| 2.4 国有企业特殊性与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 |
| 2.4.1 国有企业产权不清与海外投资软预算 |
| 2.4.2 国有企业委托代理与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 |
| 2.4.3 政策性负担与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 |
| 2.4.4 高交易成本与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 |
| 2.5 心理因素与软预算约束 |
| 2.6 小结 |
| 第3章 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历程与现状分析 |
| 3.1 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历史进程 |
| 3.1.1 改革开放后的初步发展时期（1979-1985 年） |
| 3.1.2 稳步发展期（1986-1991 年） |
| 3.1.3 波动发展阶段（1992-2001 年） |
| 3.1.4 入世后的发展阶段（2002 至今） |
| 3.2 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绩效及国际影响力分析 |
| 3.2.1 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绩效 |
| 3.2.2 国际影响力分析 |
| 3.3 国有海外投资领域及方式分析 |
| 3.3.1 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区域及行业分析 |
| 3.3.2 海外投资方式分析 |
| 3.4 小结 |
| 第4章 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与软预算约束 |
| 4.1 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高风险与软预算约束 |
| 4.1.1 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高风险 |
| 4.1.2 软预算约束诱发了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高风险 |
| 4.2 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过度与软预算约束 |
| 4.2.1 国有企业海外过度投资的表现 |
| 4.2.2 软预算约束与过度投资 |
| 4.3 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不足与软预算约束 |
| 4.3.1 对外投资滞后于经济发展与软预算约束 |
| 4.3.2 某些领域投资不足与软预算约束 |
| 4.3.3 技术人力投入不足与软预算约束 |
| 4.4 跨国国有企业创新效率不高与软预算约束 |
| 4.4.1 软预算约束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
| 4.4.2 跨国国有企业创新活动中的软预算约束 |
| 4.5 境外国有资产流失与软预算约束 |
| 4.5.1 软预算约束导致境外国有资产流失 |
| 4.5.2 案例分析——中铁建沙特巨亏 |
| 4.6 小结 |
| 第5章 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存在的合理性分析 |
| 5.1 软预算约束是市场失灵的必然结果 |
| 5.1.1 软预算约束、外部性与市场失灵 |
| 5.1.2 中国私营企业的软预算约束 |
| 5.1.3 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 |
| 5.2 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的良性结果 |
| 5.2.1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
| 5.2.2 保护国家及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安全 |
| 5.2.3 特定时期有助于经济增长 |
| 5.3 何为适度的软预算约束？ |
| 5.4 小结 |
| 第6章 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问题的治理对策 |
| 6.1 保持适度的软预算约束 |
| 6.1.1 构建高效的财税政策体系 |
| 6.1.2 为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 |
| 6.1.3 为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创造良好的国际氛围 |
| 6.2 对于恶性软预算约束的硬化对策 |
| 6.2.1 进一步深化产权制度改革 |
| 6.2.2 完善跨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 |
| 6.2.3 推动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 |
| 6.2.4 推动跨国国有企业重组 |
| 6.2.5 培育跨国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 |
| 6.3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挑战与应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政治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一） 本文研究方法 |
| （二） 论文结构 |
| 四、 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的政治功能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何谓“国有企业” |
| 二、 国有企业的政治功能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承担政治功能的必要性 |
| 一、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的需要 |
| 二、 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的需要 |
| 三、 化解社会矛盾的需要 |
| 四、 平衡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的需要 |
| 五、 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政治功能的基本内容 |
| 一、 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功能 |
| 二、 维护国内政治稳定的功能 |
| 三、 维护政治合法性的功能 |
| 第二章 中国国有企业政治功能的演变过程 |
| 第一节 中国国有企业发挥政治功能的历程 |
| 一、 萌芽时期（1949 年-1978 年） |
| 二、 发展时期（1978 年-2002 年） |
| 三、 完善时期（2002 年—至今） |
| 第二节 中国国有企业履行政治功能的基本经验 |
| 一、 国有企业履行政治功能取得重大进展 |
| 二、 国有企业政治功能的理论总结 |
| 第三节 中国国有企业发挥政治功能的教训 |
| 一、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有企业政治功能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
| 二、 必须正确认识国有企业政治功能完善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关系 |
| 三、 必须正确认识完善国有企业政治功能所取得的成就及改革的艰巨性 |
| 第三章 中国国有企业履行政治功能的问题分析 |
| 第一节、中国国有企业履行政治功能存在的问题 |
| 一、 履行政治功能的意识缺失 |
| 二、 履行政治功能的空间有限 |
| 三、 履行政治功能的体制不够合理 |
| 第二节 中国国有企业履行政治功能面临的挑战 |
| 一、 如何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 |
| 二、 如何协调与经济功能的关系 |
| 三、 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 |
| 第四章 中国国有企业履行政治功能的措施 |
| 第一节 培育国有企业履行政治功能的意识 |
| 一、 政治功能意识的建立 |
| 二、 增强履行政治功能的意识 |
| 第二节 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 |
| 一、 企业创新与企业竞争力 |
| 二、 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
| 第三节 赋予各级政府相关权力 |
| 一、 对国有企业履行政治功能的行为进行鼓励和倡导 |
| 二、 完善国有企业履行政治功能的立法和评价体系 |
| 三、 营造支持国有企业履行政治功能的政策和社会氛围 |
| 四、 加强对国有企业履行政治功能的监管 |
| 第四节 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
| 一、 国企党组织是国有企业最大的政治优势 |
| 二、 建立党建工作考核评价体系 |
| 三、 引入 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创新党建工作机制 |
| 第五节 完善履行政治功能的机制 |
| 一、 完善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 |
| 二、 设置国有企业履行政治功能的专门部门 |
| 三、 建设国有企业履行政治功能业绩的考核机制 |
| 四、 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政治功能的约束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7）全球化视角的国有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际背景 |
| 1.1.2 国内背景 |
| 1.2 文献回顾与述评 |
| 1.2.1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1.2.3 国内外研究存在的问题 |
| 1.3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的目的 |
| 1.3.2 研究的意义 |
| 1.4 研究的主要方法 |
| 1.4.1 调查研究法 |
| 1.4.2 文献研究法 |
| 1.5 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内容 |
| 1.5.3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全球化视角的国有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概述 |
| 2.1 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 |
| 2.2 思想政治教育概念与思想政治工作概念的辨析 |
| 2.3 全球化视角的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嬗变 |
| 2.3.1 改革开放以前国有企业的思想政治教育 |
| 2.3.2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思想政治教育 |
| 2.4 全球化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 |
| 2.4.1 创新的含义 |
| 2.4.2 全球化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
| 第三章 全球化视角的国有企业思想政治教育的机遇与挑战 |
| 3.1 全球化的含义 |
| 3.2 全球化形势下对国有企业思想政治教育状况的探查及分析 |
| 3.2.1 对HL 公司思想政治教育状况的探查 |
| 3.2.2 对HL 公司思想政治教育状况的分析 |
| 3.3 全球化视角的国有企业思想政治教育的机遇 |
| 3.3.1 机遇之一，全球化给国有企业带来了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 |
| 3.3.2 机遇之二，全球化使国有企业得以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 |
| 3.3.3 机遇之三，全球化促进了信息技术的发展 |
| 3.4 全球化视角的国企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 |
| 3.4.1 挑战之一，全球化视角下国有企业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受到动摇 |
| 3.4.2 挑战之二，全球化要求国有企业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要不断创新 |
| 3.4.3 挑战之三，全球化使国有企业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更加多元 |
| 3.4.4 挑战之四，现代传媒手段对国企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出了要求 |
| 第四章 全球化视角的国有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原则 |
| 4.1 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 |
| 4.2 内容创新与方法创新相结合的原则 |
| 4.3 与企业生产经营的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
| 4.4 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相结合的原则 |
| 4.5 “因材施教”与“因地制宜”的原则 |
| 第五章 全球化视角的国有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体系 |
| 5.1 观念创新 |
| 5.2 内容创新 |
| 5.3 方法创新 |
| 5.3.1 首先要改变过去单一的“灌输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以情动人 |
| 5.3.2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以理服人，更要讲求诚信，以德服人 |
| 5.3.3 企业政工干部必须提高自己的素质和能力，以能示人 |
| 5.3.4 充实和完善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载体 |
| 5.4 机制创新 |
| 5.4.1 建立和完善组织管理机制 |
| 5.4.2 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机制 |
| 5.4.3 要建立和完善对员工的教育、引导机制和工作预警机制 |
| 5.4.4 要建立和完善考核、激励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8）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演进逻辑与国家效用函数的动态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2 研究的假设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基本思路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2.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制度变迁的理论基础 |
| 2.2 制度变迁中的国家与利益集团理论 |
| 2.3 关于我国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研究综述 |
| 2.4 对国内外制度变迁问题的文献评述 |
| 2.5 小结 |
| 3.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发展历程与演进逻辑 |
| 3.1 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发展历程 |
| 3.1.1 第一阶段——国有银行体系的重建时期(1979至1984年) |
| 3.1.2 第二阶段——国家专业银行垄断时期(1985年至1992年) |
| 3.1.3 第三阶段——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时期(1993年至2001年) |
| 3.1.4 第四阶段——国有银行全面深入改革时期(2002年至今) |
| 3.2 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特征分析 |
| 3.2.1 渐进性与滞后性 |
| 3.2.2 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变迁 |
| 3.2.3 对外生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 |
| 3.3 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演进逻辑与发展趋势 |
| 3.3.1 国家效用最大化的实现构成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演进逻辑 |
| 3.3.2 由外生规则主导向内生规则主导过渡的发展趋势 |
| 3.4 小结 |
| 4.国有银行制度变迁演进逻辑的绩效实证研究 |
| 4.1 国有银行的绩效判断指标与绩效考察 |
| 4.1.1 国有银行的绩效判断指标与政府的优先次序选择 |
| 4.1.2 国有银行的高垄断与低收益——基于厂商绩效的分析 |
| 4.1.3 国有银行对国有经济的支持——基于市场绩效的分析 |
| 4.2 国有银行厂商绩效目标与政府利益取向的阶段性背离与一致 |
| 4.2.1 国有银行厂商绩效目标与政府宏观利益取向的阶段性冲突 |
| 4.2.2 国有银行厂商绩效目标与政府长远利益取向的一致 |
| 4.3 国有银行的制度性风险与政府退出约束 |
| 4.3.1 政府干预下的制度性风险 |
| 4.3.2 国有银行的政府退出约束 |
| 4.4 小结 |
| 5.国家效用函数的动态优化与实现条件 |
| 5.1 诺斯悖论与国家效用函数的扩展 |
| 5.1.1 诺斯悖论与制度变迁中的国家 |
| 5.1.2 国家效用函数的扩展 |
| 5.2 国家效用函数的动态优化 |
| 5.2.1 诺斯悖论的冲突与一致 |
| 5.2.2 国家效用函数的动态优化趋势 |
| 5.3 国家效用函数转换中的"双轨"制与次优制度选择 |
| 5.3.1 国有银行制度变迁中的次优制度选择偏好 |
| 5.3.2 新旧利益格局冲突与妥协下的"双轨"制 |
| 5.4 国家效用函数动态优化的实现条件 |
| 5.4.1 国家效用函数偏好次序向国有银行绩效优先的转换 |
| 5.4.2 各主要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偏好达成一致 |
| 5.4.3 国有银行改革制度环境的建设与完善 |
| 5.5 小结 |
| 6.政府的市场角色回归与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方向 |
| 6.1 国有银行制度变迁中政府角色的理性回归 |
| 6.1.1 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缺陷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突破 |
| 6.1.2 制度差异条件下政府介入的原因与功能差异性分析 |
| 6.2 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未来取向 |
| 6.2.1 国有银行发展趋势与功能定位 |
| 6.2.2 国有银行对于商业性业务的退出 |
| 6.2.3 国有银行改革要走适合本土国情的道路 |
| 6.3 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政策建议 |
| 6.3.1 国有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功能与业务完全分离 |
| 6.3.2 割断国有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资金支持 |
| 6.3.3 在一段时期内继续保持国家对国有银行的控制具有重要意义 |
| 6.4 小结 |
| 7.基本结论与研究展望 |
| 7.1 基本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注释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9）中国外资并购政府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跨国并购概论 |
| 1.1 企业并购的含义 |
| 1.2 跨国并购的含义与分类 |
| 1.2.1 跨国并购的含义 |
| 1.2.2 跨国并购的分类 |
| 1.2.3 外资并购 |
| 1.3 跨国并购带来的规模经济与垄断的冲突 |
| 1.4 跨国并购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影响 |
| 第二章 外资并购在中国 |
| 2.1 外资在华并购的发展历程 |
| 2.2 外资在华并购的特点及趋势 |
| 2.2.1 从经济全球化角度看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特点及趋势 |
| 2.2.2 外资并购地区特点及趋势 |
| 2.2.3 外资并购产业结构特点及趋势 |
| 2.2.4 外资并购主体特点及趋势 |
| 2.2.5 外资并购客体特点及趋势 |
| 2.3 外资在华并购动因分析 |
| 2.4 外资在华并购模式与方式研究 |
| 2.4.1 外资在华并购模式 |
| 2.4.2 外资在华并购主要方式 |
| 第三章 外资并购对中国的影响 |
| 3.1 外资并购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影响 |
| 3.2 外资并购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 |
| 3.2.1 对市场竞争的影响 |
| 3.2.2 对产业安全的影响 |
| 3.2.3 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
| 3.2.4 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
| 3.2.5 国有资产流失 |
| 3.2.6 对民族产业发展的影响 |
| 3.2.7 对技术促进效应影响 |
| 第四章 跨国并购的政府规制 |
| 4.1 政府规制 |
| 4.1.1 政府规制的含义 |
| 4.1.2 政府规制的一般理论 |
| 4.1.3 政府职能与政府规制 |
| 4.2 政府对跨国并购的规制 |
| 4.2.1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谈判模型 |
| 4.2.2 关于跨国并购的规制问题 |
| 4.2.3 限制性规制 |
| 4.2.4 激励性措施 |
| 4.2.5 竞争政策 |
| 4.3 跨国并购审查制度 |
| 4.3.1 跨国并购的审查标准 |
| 4.3.2 跨国并购的审查机构及方式 |
| 4.3.3 跨国并购审查的管辖范围 |
| 第五章 跨国并购规制的国际比较 |
| 5.1 各国跨国并购规制状况 |
| 5.1.1 美国 |
| 5.1.2 加拿大 |
| 5.1.3 韩国 |
| 5.1.4 匈牙利 |
| 5.1.5 其他国家 |
| 5.2 外国规制跨国并购的评述与借鉴 |
| 5.2.1 外国规制跨国并购的评述 |
| 5.2.2 外国规制跨国并购的借鉴 |
| 第六章 中国外资并购的规制现状与存在问题 |
| 6.1 我国外资并购规制的历史演进 |
| 6.2 对我国现有外资并购规制的分析 |
| 6.2.1 规制外资并购的法规体系 |
| 6.2.2 规制外资并购的外资政策 |
| 6.2.3 规制外资并购的竞争政策 |
| 6.2.4 外资并购的审查制度 |
| 6.2.5 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相关规定 |
| 6.3 对我国外资并购规制的评价 |
| 6.3.1 外资并购法律制度存在立法不足 |
| 6.3.2 外资政策不完善 |
| 6.3.3 竞争政策缺损 |
| 6.3.4 外资并购审批制度不健全 |
| 6.3.5 外资并购国企的体制性问题 |
| 第七章 中国外资并购规制研究 |
| 7.1 在开放的经济中讨论规制问题 |
| 7.2 规制外资并购的目标体系 |
| 7.2.1 规制外资并购政策的目标体系分析 |
| 7.2.2 我国外资并购的规制目标分析 |
| 7.3 规制外资并购的原则与政策框架 |
| 7.3.1 规制外资并购的原则 |
| 7.3.2 规制外资并购的政策框架 |
| 7.4 中国对外资并购规制研究 |
| 7.4.1 规制外资并购的外资政策 |
| 7.4.2 规制外资并购的竞争政策 |
| 7.4.3 微观规制与外资并购的市场效应 |
| 7.4.4 外资并购的审查制度 |
| 7.4.5 其他相关政策法规 |
| 第八章 外资并购中若干问题的讨论 |
| 8.1 激励政策竞争的“囚徒困境”问题 |
| 8.2 完善外资并购的市场环境问题 |
| 8.3 政府规制中的寻租现象分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基于融资结构的公司治理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内容与结构 |
| 1.4 主要创新观点 |
| 2 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
| 2.1 公司治理理论与基本概念 |
| 2.1.1 公司治理问题的提出 |
| 2.1.2 三种公司治理理论及其比较 |
| 2.1.3 公司治理模式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2 公司治理模式的研究进展与争论 |
| 2.2.1 公司治理模式的主要类型 |
| 2.2.2 两种公司治理模式的优劣评价 |
| 2.2.3 公司治理模式的演变趋势 |
| 2.3 引入融资结构理论的公司治理模式研究 |
| 2.3.1 融资结构理论及其发展 |
| 2.3.2 融资结构与公司治理的关联分析 |
| 2.3.3 融资结构对公司治理模式的影响:基本结论与不足 |
| 3 基于融资结构的公司治理模式分析框架 |
| 3.1 公司治理模式: 不同融资契约治理机制的集合 |
| 3.1.1 基于权益性融资契约的股权治理机制 |
| 3.1.2 基于负债融资契约的债权治理机制 |
| 3.1.3 基于要素融资契约的基础性治理机制 |
| 3.2 融资结构视角下的三种公司治理模式类型 |
| 3.2.1 股权治理主导型模式 |
| 3.2.2 股债兼治模式 |
| 3.2.3 共同治理模式 |
| 3.3 融资结构对公司治理模式的作用机理 |
| 3.3.1 股权结构与股权治理机制 |
| 3.3.2 资本结构、债权结构与债权治理机制 |
| 3.3.3 融资结构与基础性治理机制 |
| 3.4 融资结构与公司治理模式的运行效率 |
| 3.4.1 公司治理模式运行效率的涵义和评价标准 |
| 3.4.2 公司治理模式效率的决定: 融资结构与治理模式的适应性 |
| 3.4.3 融资结构变迁与公司治理模式选择的效率导向 |
| 4 基于融资结构的公司治理模式比较 |
| 4.1 股权治理模式的不同选择 |
| 4.1.1 美国企业:市场主导型股权治理模式 |
| 4.1.2 东南亚家族企业:控股股东主导型股权治理模式 |
| 4.2 股债兼治模式的具体运用 |
| 4.2.1 日本企业:主银行控制型股债兼治模式 |
| 4.2.2 德国企业:全能银行控制型股债兼治模式 |
| 4.3 比较与几点启示 |
| 5 融资结构对我国国有企业治理模式的影响 |
| 5.1 国有企业融资结构的现状与治理模式的主要类型 |
| 5.1.1 国有企业融资结构的基本特点及成因 |
| 5.1.2 我国国有企业的三种主要治理模式 |
| 5.1.3 个案分析:许继电气的融资结构与治理模式选择 |
| 5.2 国有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治理模式的实证分析 |
| 5.2.1 股权融资主导与债权融资主导:资本结构的两种选择 |
| 5.2.2 两种资本结构类型下的公司治理模式差异:理论假说 |
| 5.2.3 国有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治理模式:实证检验 |
| 5.3 国企治理模式低效原因:与融资结构不相适应 |
| 5.3.1 股权治理机制作用扭曲 |
| 5.3.2 债权治理机制严重缺失 |
| 5.3.3 基础性治理机制运行受阻 |
| 6 我国国有企业目标治理模式构建及实现路径 |
| 6.1 构建国有企业目标治理模式的基本思路 |
| 6.1.1 我国国有企业目标治理模式的构建意义 |
| 6.1.2 我国国有企业目标治理模式的构建原则 |
| 6.1.3 我国国有企业目标治理模式的构建重点 |
| 6.1.4 我国国有企业目标治理模式的初步架构 |
| 6.2 基于国有企业融资结构的选择:股债兼治模式 |
| 6.2.1 相对控股股东控制主导型股债兼治模式 |
| 6.2.2 绝对控股股东与银行控制主导型股债兼治模式 |
| 6.2.3 绝对控股股东与市场控制主导型股债兼治模式 |
| 6.3 我国国有企业股债兼治模式的实现途径 |
| 6.3.1 有效运用债权治理机制 |
| 6.3.2 适度矫正股权治理机制 |
| 6.3.3 重塑实化公司治理主体 |
| 6.3.4 大力改善公司治理环境 |
| 7 结论与进一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声明 |
| 致谢 |
四、入世后,公证为国有企业发展服务的新特点（论文参考文献）
- [1]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2]欧日经济伙伴协定的综合效应研究[D]. 王宇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3]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D]. 曹鸿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4]增量改革及产业政治：中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变迁的历史制度分析（1984-2015）[D]. 王海英. 上海大学, 2016(04)
- [5]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问题研究[D]. 陈俊龙. 吉林大学, 2013(08)
- [6]挑战与应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政治功能研究[D]. 王冠杰. 吉林大学, 2012(03)
- [7]全球化视角的国有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D]. 尹志华. 天津理工大学, 2009(02)
- [8]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演进逻辑与国家效用函数的动态优化[D]. 武艳杰. 暨南大学, 2009(09)
- [9]中国外资并购政府规制研究[D]. 陈清. 北京邮电大学, 2007(06)
- [10]基于融资结构的公司治理模式研究[D]. 刘彤. 四川大学, 20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