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房地产“增长陷阱”与金融风险的防范（论文文献综述）
李晓[1]（2020）在《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文中研究表明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经济运行中高杠杆高债务,经济泡沫等一系列经济问题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虚拟经济”一词频繁的出现人们的视野和学者的研究中,经济中出现了“脱实向虚”和“弃实唯虚”的现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辩证关系引起经济学家和政府的关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中央多次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防范金融风险,提出金融应服务于供给侧改革,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这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指明了方向。资本的本质是逐利的,利润高低决定了资本的流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金融自由程度不断提高,虚拟资本得以高速发展。美元脱离金本位后,浮动汇率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国际金融的发展加强了世界各国以及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加速了经济“虚拟化”。中国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促进了制度改革、技术科技创新和优化人力资源教育的发展。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金融产品的创新,加快了金融资本的流动,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周转时间长、回报率低,而虚拟经济中资本的周转时间短、回报率高,导致虚拟经济对资本的吸引力远超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在吸引大量闲置资本的同时,也吸引着实体经济中的产业资本,不仅导致实体经济出现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更是导致实体经济的可用资源在不断枯竭。近年来,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脱实向虚”和“虚实分离”的现象,挤压了实体经济生存发展空间,成为经济增速放缓、金融风险加大的原因之一,这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平稳发展。因此,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意义非凡。快速发展的虚拟经济不断挤压实体经济生存空间,如何让虚拟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是当前金融改革创新的重点。虚拟经济不是凭空而生的,它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产物,是由实体经济派生出来的新经济体制,也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同时,虚拟经济的产生是不可逆转的,虽然它对实体经济有不良的影响,但也不能“弃虚唯实”。原因在于:第一,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基础,服务于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根本思想宗旨。虚拟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实体经济优化资源配置,是实现融资诉求的途径,满足实体经济发展对大规模资本的需求。第二,虚拟经济相对于实体经济而独立存在。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种类的不断增多,虚拟经济不断壮大,虚拟经济逐步脱离实体经济,追求自身增值,促进经济发展。但虚拟经济的异化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虚拟经济吸收大量的各类资源后,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第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是对立统一、协同发展的关系。二者是“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的发展模式。虚拟经济不仅包括金融业中各种金融衍生品,还涉及到大宗商品、房地产、无形资产等契约化、金融化和证券化后的一系列投机性经济行为。虚拟资本本身并不具备价值,它表达的仅仅是纸上财富,其价值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虚拟经济按照约定支付给资本所有者预期回报,从资本所有者那里剥离出来资本的使用权并使之契约化、金融化后转贷给别人的一种经济活动,造成了“以钱生钱”的经济假象。金融资产是连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桥梁与纽带,采取金融产品和契约等形式,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资产的转化。从获得社会资金角度来分析,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谁发行的契约转化为金融资产越多,谁获得资金就越多。从而,分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辩证关系的着力点应是资产“金融化”。当前国民经济结构存在多种失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实体经济内部供需失衡、虚拟经济资本供给与实体经济资本需求失衡,这些失衡最终导致实体经济失去活力,无法吸引资本流入。资本主要进入虚拟经济并在资本市场空转,不断推高金融杠杆率。实体经济可得资本持续降低,并不断萎缩。如何解决这种失衡?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是解决这种失衡的措施之一。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引导资本真正进入实体经济,通过虚拟经济进行资源配置,弥补实体经济技术创新、产业优化升级等方面的资金缺口。鼓励企业采取发行股权融资等形式融资,通过“去杠杆”,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应是“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的协同发展模式。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从虚拟经济的发展历史看,在信用与货币资本的虚拟化后,借助互联网技术,虚拟经济的发展速度超过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资本具有逐利性,其本质是实现利益最大化,致使其自我价值增值快速发展,导致经济“脱实向虚”倾向严重。但是,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产生严重的背离时,会导致经济严重泡沫化,甚至会诱发经济危机。从现实角度来看,虚拟经济每次发展与创新都以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当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低于虚拟经济资本回报率时,资本的逐利性导致资本将从实体经济抽离转而投入虚拟经济中,而资本抽离的乘数效应导致实体经济可用资本不断减少,经济出现“脱实向虚”的现象。虚拟资本在金融市场空转而不进入实体经济,二者的撕裂性日益严重。这就表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撕裂是必然性的。但这种撕裂性是暂时的,是虚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伴生现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失衡导致经济危机频发,此时采取宽松的货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因为新增货币受虚拟经济高回报率的影响而进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没有帮助。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撕裂的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只会让二者的撕裂日益加深。从经济发展长远角度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是一种长期并存、辨证与统一的关系。发展虚拟经济的同时,加快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实体经济发展受阻时,应以虚拟经济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促进企业资本实现自身升值而不用脱离实体生产周期独立存在。本文首先界定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研究范畴,在梳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本文的研究框架,进而厘清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辩证原理: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根基,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二者之间应是“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的发展模式。论证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本文认为直接融资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存在“杠杆力”的作用等。但是当虚拟经济过度发展时候,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不良的影响,讨论了“脱实向虚”和“虚实分离”现象中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提出了虚拟经济过度发展会引发经济危机的结论。最后提出辩证把握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的战略。
刘震[2]（2020）在《高杠杆陷阱与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实证分析与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杠杆陷阱描述了一种进退两难的政策选择困境。如果放任非金融部门杠杆率继续上升便是埋藏了未来发生债务危机的定时炸弹,对长期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反之,如果对杠杆率的上升加以政策干预,则有可能因为信贷供给紧缩或者融资成本增加不利于短期经济稳定,一定程度上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势似乎陷入了高杠杆陷阱（黄益平,2016）。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标志,我国非金融部门为对冲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冲击进入加杠杆阶段,其中家庭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均在危机后显着提高。目前中国宏观杠杆率已经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以较快的速度逼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引发社会各界和政府决策部门重视高杠杆问题的原因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以来不断阶段性下滑的经济增长率。当经济增长速度经历持续下行区间时,对于杠杆率较高的非金融企业来说,其产生的利润难以覆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所以企业可能会选择借新债还旧债,这样会导致经济中庞氏债务人的比重不断提高,宏观经济运行风险不断上升。如果处置不恰当则可能会产生2007至2009年美国“大衰退”式的经济衰退,甚至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失落的二十年”式的长期经济增长停滞。从实际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入手,利用多种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递进有序的研究了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上升与宏观经济稳定的相关问题。本文研究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我国是否存在非金融部门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其二,高杠杆的经济运行模式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会有何种影响?其三,宏观审慎的金融监管政策是否可以有效地实现结构性去杠杆和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解答上述—系列问题对于实现结构性去杠杆以及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稳定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和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中长期目标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具体研究内容和主要结论如下:本文第二章关注的是我国是否存在非金融部门债务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利用横向跨国比较和纵向历史比较等方法分析我国杠杆率的发展演变以及分布特征。通过对统计数据的初步分析发现,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已经高于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并且已经逼近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家庭、非金融企业和政府等实体经济部门继续加杠杆的空间在不断缩小。然后,在假设长期均衡杠杆率取决于宏观经济基本面信息的条件下,利用包含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估计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从而测度我国各个实体部门和整个非金融部门的长期均衡杠杆率,利用该长期均衡杠杆率判断是否存在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主要结论有:首先,通过对比三个实体经济部门和非金融部门杠杆率长期均衡方程和短期均衡方程可知,收入水平、政府规模和实际汇率是影响三个实体经济部门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杠杆率的共同因素,人口因素、房地产价格和贷款利率是仅影响家庭部门以及非金融企业部门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杠杆率的结构因素。其次,将杠杆率的长期均衡值与各部门实际杠杆率进行比较后发现: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大幅度高于长期均衡值,说明非金融企业由于“资金空转”和“脱实向虚”等问题积累了较多的债务风险和潜在隐患;政府实际杠杆率接近长期均衡值,说明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家庭杠杆率持续向长期均衡水平收敛,所以家庭继续加杠杆的空间越来越小。无论是从加杠杆速度还是债务存量等角度来说,导致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的主要原因是非金融企业部门快速增加的杠杆率。第二章通过相关统计数据的初步分析说明不同部门杠杆率的变化都与宏观经济运行息息相关,而宏观经济的发展水平也决定了各部门的均衡杠杆率。但是,尚未说明杠杆率变动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机制和强度。所以,第三章关注的问题是我国非金融部门及单个部门杠杆率上升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机制和强度,也希望能够揭示宏观经济运行的波动对我国非金融部门和各个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的影响。为了分析该问题,本章利用我国1996年1季度至2018年2季度的宏观数据构造TVP-SV-SVAR模型分析了各部门杠杆率变化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冲击,通过第三章的实证分析发现杠杆率的外生变动对宏观经济运行具有典型的总需求冲击特征,即刺激经济增长加速的同时也带来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但是,加杠杆行为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力主要集中于短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加杠杆行为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中长期影响力将逐步减弱。实证分析也说明单纯依靠紧缩货币政策不一定能够实现降低杠杆率的目的,反而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或者保持温和的通货膨胀率是有效降低杠杆率的可能途径。第二章通过长期均衡杠杆的概念说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过高的现实问题,第三章又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说明杠杆率的上升会通过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导致出现经济过热的迹象。但是,加杠杆行为具有不可持续性,高杠杆的经济运行模式所积累的金融风险终会通过各种形式暴露出来。基于现代宏观经济学“宏观现象与微观基础”的研究理念,本章选择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从微观个体层面的经济行为出发,构造宏观总量层面上的动态经济学模型并将该模型用于研究高杠杆下宏观经济波动的特征和面临不利冲击干扰时高杠杆经济体自我调整和自我稳定的能力。通过第四章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发现,高杠杆稳态下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标准差显着大于低杠杆稳态的情况。除了要重视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的危害,也要重视家庭加杠杆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危害。主要原因在于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以后资金可用于生产也可用于投机,但是家庭部门加杠杆更多是投资房地产而房地产具有泡沫资产的属性,泡沫资产并不会创造新的价值只会引发投机浪潮,所以给宏观经济稳定产生不利影响。高杠杆稳态下基于家庭效用函数测度的社会福利水平小于低杠杆的情况,进一步说明在高杠杆情况下宏观经济波动总体大于低杠杆的情况。另外,通过外生冲击模拟对经济活动的各种扰动可以说明高杠杆稳态的经济体总产出水平波动性显着大于低杠杆稳态的情况,并且低杠杆稳态下价格和名义汇率等名义变量灵活调整可以吸收部分外生冲击对实际变量的影响。当经济体的债务杠杆水平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时,遭遇不利因素冲击后,高杠杆经济体表现出抗风险能力差、自我稳定能力弱的特征。严重依赖间接融资的经济结构本身极易发展成为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的结构性因素,成为悬在稳定经济增长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前文分析说明了中国经济高杠杆问题的存在性、杠杆率变动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和机制以及高杠杆的经济运行模式存在的潜在风险之后,本文的第五章关注是宏观审慎的金融监管政策在实现结构性去杠杆和优化资源配置的政策效果和途径。基于前三章的研究可知,中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而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中存在着明显的二元所有制经济结构特征。本章构造了一个包含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两部门开放经济DSGE模型分析如何利用资金需求端管理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有针对性的抑制上游国有企业继续快速加杠杆,从而达到防范金融风险的目的。通过DSGE模型的模拟发现,杠杆率贷款税作为需求端管理的宏观审慎政策有助于解决国有企业高杠杆高债务问题以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面临的债务融资结构不均衡现象。在稳态层面上,在杠杆率贷款税的干预下,贷款资金由生产率相对偏低的上游国有企业部门转移到了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下游民营企业,贷款资金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再分配作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阶梯型上升趋势。在动态转移的情况下,杠杆率贷款税的资金再分配作用—方面通过“看不见的手”筛选投资项目质量,另—方面抑制国有企业部门新增贷款速度,从引导贷款资金从国有企业部门流向民营企业部门,即可以缓解民营企业外部融资困境,也可以改善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并提高资本金的积累。此外,以杠杆率贷款税作为宏观审慎金融监管工具,在该政策工具的干预下由家庭效用函数为基础测度的社会福利水平明显增进,说明该项政策干预可以起到稳定经济波动与金融波动的作用。同时,第五章也涉及了需求端管理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政策协调问题,主要结论为:在供给侧冲击的干扰下,应该优先选择“松货帀+严监管”的中性稳健的政策组合。另外,在宏观经济政策锚定变量选择问题上,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应该盯住金融稳定（国企新增贷款和资产价格增长率作为锚定变量）,而货币政策应盯住经济稳定（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作为锚定变量）。通过本文的研究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定和调整有三点启示:第一,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单纯依靠紧缩性货币政策无法完成去杠杆以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任务,反而会引起经济活动紧缩导致杠杆率不降反升。原因是紧缩货币政策会抑制总需求,从而降低总产出水平使得作为杠杆率分母的名义GDP缩小,同时由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的经济下行使得企业利润降低从而难以覆盖债务的本金或利息,因此企业会倾向于借新债还旧债。根据我国当前债务分布和组成结构情况,应当向产业链上游的非金融企业中的高杠杆运行的国有经济成分征收额外的杠杆贷款税,即通过增加高杠杆运行的非金融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从而抑制高杠杆企业过度借债的动机。杠杆贷款税可以作为资金需求端管理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使用。同时,应重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协调合作,应避免出现政策效应叠加的情况出现。在货币政策应盯住经济稳定,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应该盯住金融稳定条件下,有效的方法是构造“松货币+严监管”的中性稳健政策组合模式,从而取代“紧货帀+严监管”的双重紧缩政策组合,从而能够实现稳定宏观经济波动和金融波动的双重目的。第二,治理非金融企业部门高杠杆问题时,应该同时加强对政府部门负债行为的约束,体现在规范化和制度化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手段。就目前来说,政府债务虽然没有爆发债务违约的风险,但是也要注意公共部门债务扩张对私人部门资金的挤占。除此之外,应该重视改进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机制。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锦标赛制度和以GDP为纲的官员政绩评价标准是激励地方政府官员依靠举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主要原因。所以,应该制定更加科学的地方官员政绩考评体系,降低GDP等指标的贡献权重,同时将地方政府杠杆率作为考评标准纳入考评体系,从而抑制地方政府官员依靠债务融资短期快速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逐利动机。第三,警惕家庭加杠杆。根据本文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和传导机制分析可知,家庭部门加杠杆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力不亚于非金融企业部门。家庭部门加杠杆进入房地产市场投资的行为将会推动房价上升并且挤出消费。房地产具有泡沫资产的属性容易引发投机行为引起金融波动,而家庭债务的增加会挤占家庭的现金流,从而挤出消费会导致总需求紧缩从而容易导致总产出下降。在家庭继续加杠杆的空间日趋饱和的今天,房地产市场过热是引起家庭加杠杆的动因,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应该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不动摇。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基于局部调整模型的建模思路,利用跨国面板数据构造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经过变换得到关于杠杆率的短期均衡方程和长期均衡方程。在给定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信息的条件下,利用杠杆率的长期均衡方程测度杠杆率的长期均衡值。利用杠杆率的长期均衡值判断当前实际杠杆率是否存在偏低或者偏高的问题。从数量上讲,2012年以后非金融部门杠杆率的上涨主要是由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导致的。经测算可知,非金融企业部门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杠杆率可能是由“脱实向虚”或者“资金空转”等问题导致的。第二,在结构性去杠杆过程中释放的潜在债务风险与全球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相互作用的情况下,本文构造的DSGE模型包含信贷市场的金融摩擦又包含国际经济部门的外部冲击。在构造金融摩擦方面,同时刻画了信贷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面临的金融摩擦。特别是针对资金需求方,分别考虑了家庭负债和企业负债、国有企业负债和民营企业负债的区别与联系。在国际经济部门方面,刻画了来自世界金融市场的波动（世界利率波动）和外部需求的变化（进出口贸易）给我国的宏观经济稳定带来外部冲击。第三,本文通过包含微观基础的定量宏观经济学模型,在刻画了非金融企业部门所有制二元经济特征的情况下,研究了杠杆贷款税做为资金需求端管理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政策效果、传导机制以及杠杆贷款税与货币政策利率之间的政策协调和政策叠加问题。本文认为向产业链上游的非金融企业中的高杠杆运行的国有经济成分征收额外的杠杆贷款税,通过增加高杠杆运行的非金融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可以抑制高杠杆企业过度借债的动机,从而达到防范风险和结构性去杠杆的目的。
冯文芳[3]（2020）在《金融杠杆与资产价格泡沫：影响机制及其监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资产价格泡沫和高杠杆在历史上反复出现,但次贷危机后的资产价格泡沫形成机制和高杠杆作用机理更加复杂;现代金融技术发展产生的影子银行和金融衍生品等不但空转套利推高金融杠杆,而且让问题复杂化;内嵌于银行体系的表外业务严重期限错配以及中国经济转型期结构中存在的各种扭曲现象,使得金融杠杆过度膨胀导致的资产价格泡沫演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原有传统理论都无法较好解释经济中的资产价格泡沫现象。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关口,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开始转为中高速增长,但是金融杠杆仍在不断攀升,金融杠杆增长与经济发展错配现象严重,资本市场的过度繁荣引致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膨胀和累积。金融危机后上述问题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首先,通过阅读和归纳国内外关于金融杠杆、资产价格泡沫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经典着作和前沿文献,厘清选题的发展脉络、研究现状、存在问题、争论焦点和研究盲点等,为后期研究顺利展开提供文献支撑和理论基础。其次,准确定义资产价格泡沫是研究的逻辑起点,遵循目前国内外经济学界的三种主流观点,对资产价格泡沫的涵义进行明确界定并分析了其一般特征;从理论角度和影响因素角度剖析了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机理;运用ADF、SADF、GSADF和RADF等资产价格泡沫识别方法,对资产价格泡沫的存在性、存在周期、出现频率和程度大小等进行了识别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在样本研究期内显着存在周期性资产价格泡沫;并且运用协整模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提取了资产价格泡沫。第三,以金融杠杆经济本质研究作为切入点,从微观和宏观角度分别定义和度量了金融杠杆,揭示微观金融杠杆与宏观金融杠杆背离的原因和实质;采用债务收入比法和即时拆分法（TD）测算了我国的金融杠杆;重点揭示和研究了金融加杠杆的根源、实质、动力、渠道、特点和成因等;不但构建了金融杠杆驱动的资产价格泡沫模型,从理论上厘清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而且把滚动宽窗Granger因果检验模型和Bootstrap统计检验结合,从实证上验证了金融杠杆和资产价格泡沫相互动态影响机制的程度、频率与方向以及与经济事件之间的关系。第四,高杠杆和资产价格泡沫仅是表象,隐藏其背后的实质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因此加入经济增长因素,从表象分析上升到实质研究,进一步揭示金融杠杆、资产价格泡沫与金融、经济之间的影响效应。具体内容包括:（1）运用差分广义矩估计（DGMM）和门限效应,对国内16家上市银行从两个阶段检验了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杠杆机制的有效性,实证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可以通过杠杆率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显着影响;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双重杠杆率门限效应;（2）运用傅里叶变换和频谱分析法研究了资产价格泡沫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周期联动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资产价格泡沫和经济增长的周期联动关系较复杂,并且两者在周期联动上更多的存在背离现象;（3）基于R&D模型,加入金融杠杆因素,研究了不存在和引入资产价格泡沫时经济增长的均衡结果,并推断出资产价格泡沫与经济增长共容的条件。（4）运用MCMC算法和SV-TVP-SVAR模型从时期与时点两个角度对金融杠杆、资产价格泡沫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时变关系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三个经济变量之间具有非常显着的时变特征。最后,高杠杆下去杠杆是必然选择,准确定义去杠杆的涵义并对目前去杠杆存在的误区做了澄清;分别探索了实体去杠杆和金融去杠杆的路径;运用合成控制法（SCM）检验了限贷政策能否抑制房地产泡沫?实证结果表明:在4个研究样本中,限贷政策对3个样本的商品房销售价格无法起到降低的作用;囿于传统资产价格泡沫监控研究方法与模型的缺陷,尝试运用人工智能中的支持向量回归（SVR）模型和BP神经网络（BPNN）技术构建了资产价格泡沫监控系统,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很好逼近与诠释样本历史数据所蕴含的内在规律,有效实现监控功能。根据上述主要研究结论,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1）拓展宏观货币政策调控目标范围,把资产价格纳入中央银行决策信息集,构建货币和信贷流动以及资产价格泡沫监控系统;（2）减少或消除刚性兑付和不必要的政府隐性担保,实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商业银行行为市场化,政府职能回归公共管理本质;（3）坚持中性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适度的货币流动性,建立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和对金融体系资产实施穿透管理,对影子银行进行有效管理;（4）精准掌控“结构性去杠杆”的节奏、力度、时间、主体,有条不紊降低杠杆率。
张蕊[4]（2020）在《新时期我国商业银行的业务转型与信用风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是支撑金融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商业银行的风险首先是信用风险问题,不仅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对于整个经济金融体系,对于全社会都是一个值得密切关注的重大问题。远的不说,从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到2009年的迪拜和希腊的危机来看,一国银行信用风险累积过多带来的后果可见一斑。当前从国内经济运行和发展环境上看,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过后的几年里,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已经开始出现显着的下降,与此同时我国金融科技日益活跃,发展迅速,正在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也对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提出了挑战。我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时期,在这个新时期,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将会更加复杂和严峻,揭示这个银行信用风险的复杂性和严峻性,是我国当前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第2章从经济新常态和金融科技这两个切入点,对我国的经济新常态及其特征进行了界定和分析,并对金融科技及其特征和金融科技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和回顾。第3章首先分析了新时期我国经济新常态约束下的金融环境。主要从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混业化、金融杠杆高位化和金融监管宏观审慎化四个方面从理论上展开分析。接下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讨了新时期我国金融科技约束下商业银行的业务转型问题,揭示了商业银行大力实现业务转型的历史必然性,并讨论了商业银行业务转型的特点、目标以及转型的具体种类。第4章对商业银行业务转型后的信用风险进行了理论分析,较为细致地分析了信用风险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直接路径包括利率市场化与银行信用风险、消费信贷业务与银行信用风险、普惠金融业务与银行信用风险;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间接路径包括利率风险引致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引致信用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引致信用风险。第5章和第6章对商业银行转型后信用风险的直接路径,包括利率市场化与银行信用风险、银行消费信贷业务与银行信用风险,以及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与银行信用风险这三个路径或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实现,以及随着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业务和普惠金融业务规模的愈益扩大,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愈益上升的结论。第7、8和9章对商业银行转型后信用风险的间接路径,包括利率风险引致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引致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引致信用风险这三个路径或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转型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与利率风险、操作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这三种风险之间呈正向关系,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操作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越大,引致的信用风险越大的结论。最后,第10章,针对研究结论,从政府层面、保险公司层面和商业银行层面,提出了若干条对策建议。
廉婧[5]（2020）在《“双支柱”调控框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 ——基于宏微观机理和协调机制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长久以来,人们通常认为金融体系具有自我纠偏的能力,例如,通过微观审慎的方式对银行资本和银行内部治理进行监管足以维护银行业的稳定。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个体金融机构稳定等于整体金融系统稳定的思维定式,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成为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关注的焦点。同时,在金融体系运转出现极度不稳定的情况下,传统的货币政策框架无法有效识别宏观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更加无法实施有效的措施防止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向实体经济蔓延。学术界和实务界开始反思传统货币政策框架的缺陷与不足,立足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题,探索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结构性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双支柱”调控框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在实践操作层面缺乏精准的政策执行路线。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究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对金融稳定影响的宏微观机理,以政策框架内部协调机制的优化为着力点,从理论和实证层面阐释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向协调配合机制,构建科学完善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的“双支柱”调控框架,强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功能以及为健全金融监管部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双向有效性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现有文献的基础上,研究信用创造框架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及其搭配对金融稳定影响的宏微观机理,并阐述“双支柱”调控框架的目标、工具、传导机制以及政策框架内部协调机制的优化。首先,建立健全“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初衷是实现货币稳定与金融稳定的双稳定目标;其次,本文通过对《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国货币政策大事记》1采用文本分析法进行数据挖掘,选取具有宏观审慎意图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窗口指导、监管压力以及房地产政策四个政策工具构建中国宏观审慎政策指数,研究其与货币政策工具搭配使用对金融稳定调控的宏微观机理;再者,在“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政策传导渠道方面,除了传统货币政策框架的资产价格渠道、利率渠道、汇率渠道、信贷渠道以外,信号渠道也是重要传导渠道,因此新时期下政策执行者应加强预期管理;最后,传统货币政策强调在总量的范围内与其他政策的协调,但是货币政策结构性优化要求将“协调”纳入“双支柱”调控理论框架,因此要求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多方面相互协调、密切配合,减少政策间的叠加效应和相互抵消效应,最大程度实现金融稳定的预期目标。接下来,本文通过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研究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对金融稳定的具体影响。第一,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拟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以及“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政策协调配合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第二,运用TVP-VAR模型选取2000年一季度至2018年一季度的季度数据,通过绘制等间隔脉冲响应函数和时点脉冲响应函数,探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传导至金融稳定的不同阶段时变特征,并据此为我国“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协调机制优化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1）货币政策虽然天然具有稳定的职能,但是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愈趋复杂,存在不确定性,单一的货币政策调控金融稳定的效果有限,实践证明货币政策不是维护金融稳定的最佳选择;（2）宏观审慎政策对于金融稳定的贡献无论从等间隔脉冲响应函数亦或时点脉冲响应函数来看都效果显着,并且宏观审慎政策可以更有针对性地缓解房地产、信贷部门因金融市场、资产价格顺周期引起的金融扭曲、失衡问题。实证结论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3）货币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对产出和信贷都产生影响,而宏观审慎政策仅作用于信贷,对产出影响不显着。其政策含义在于,运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搭配的情况下,央行不必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进行权衡。相反,可以强调使用目标明确的宏观审慎政策来维护金融稳定,而不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或作为货币政策的补充,以抵消货币宽松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这表明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组合范式搭配有助于实现宏观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双重目标;（4）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组合范式的协调配合,将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政策递增效应,有助于熨平货币政策顺周期性以及滞后性对金融体系造成的负面影响。就我国目前的政策关系而言,宏观审慎政策对金融稳定有明显的调控作用,同时对货币政策有显着的辅助作用,特别是贷款价值比对金融稳定效果显着。依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协调机制优化的具体政策建议:（1）运行机理方面,首先,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应当充分考量中国金融风险结构特征,结构性优化“双支柱”调控框架;其次,以“宏观审慎政策+不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为主要着眼点,旨在探寻稳增长与防风险双重政策目标的最佳宏观调控组合范式;最后,宏观审慎政策重点关注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日常监管和破产清算,以及金融机构之间的内在关联性;（2）协调机制方面,宏观审慎政策对金融稳定的调控效果显着,但是面对新时代下信息制造新情况,需要充分发挥结构类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作用,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政策递增效应。以下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我国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至关重要。特别是单个金融机构稳定不等于整体金融系统稳定,当市场面临共同的结构性或趋势性变化时,对个体金融机构的监管可能失去意义,此时需要强调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的有效联动,提前引导并消化可能引发的风险冲击是重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前预警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发生,但依然存在系统性风险的“蝴蝶效应”、“大而不倒”的冒险行为等识别不足以及过度评估的负面影响;二是信息制造冲击加大金融市场的波动,逆周期调控无法调节全球出现同频共振的新情况,因此,在信息技术冲击下的金融稳定监管着力点应是预期管理。充分利用信息沟通、前瞻性指引以及技术等手段,合理引导公众预期,实时获得动态数据,反馈信息和及时发出指令,做到未来的提前预判,提高监管效率。
罗茜[6]（2020）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传染及预警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以及金融自由化趋势的不断增强,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系统性金融风险极端的表现形式是金融危机,自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如何有效对系统性风险进行识别和预警,系统性金融风险如何在“传染源国家”国内传染,进而对其他经济体如何蔓延等方面,成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研究热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已有研究存在三点局限性:首先,如何衡量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较多,但关于传染机制的研究相对较少;其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传染研究大多数集中于资本市场层面,但反映国家宏观层面系统性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定量研究较少;最后,已有研究大多或单独研究国内传染,或单独研究跨境传染,但结合国内外两个层面传染机制的研究较少,且跨境传染的微观机制研究较少。风险蔓延和传染是由市场微观主体一系列决策行为而推动的,有鉴于此,本文注重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背后的微观基础。按照从1990年至2019年是否是全球金融危机的起源国家为标准,将阿根廷、美国、德国、日本、泰国、希腊、中国七个开放经济国家,划分为两组,即泰国、阿根廷、美国、希腊为传染源国家,德国、日本、中国为被传染国家,从新视角围绕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传染及预警开展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运用因子分析模型,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综合指数。从累积、扩散、爆发的不同阶段出发,研究风险在不同阶段的微观决策行为表现,筛选出体现系统性风险高低的监测指标,完成有效识别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一重要环节。进而,将识别出来的监测指标,纳入指标体系,从而构建综合指数,以反映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并对综合指数呈现出高低风险阶段的背后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第二,综合运用VAR模型、DAG模型和SVAR模型,将本文构建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综合指数作为变量,从三个层次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染效应。首先,以德国、日本、中国三个被传染国家为研究对象,考察尾部风险压力下金融子市场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机制,结合金融脆弱性假说等理论,研究金融子行业之间通过业务联动及资金联动而产生的传染效应。其次,以泰国、阿根廷、美国、希腊四个传染源国家为研究对象,度量处在尾部风险压力时期金融系统对宏观经济的动态效应,并对不同国家体现出来的影响结果,探讨作用机制。最后,以上述七个国家为对象,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在短期及长期不同期限的国际传染机制。第三,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阿根廷、美国、泰国和希腊四个传染源国家开展预警研究。根据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特征及传染载体,筛选出与货币因素、信贷因素、主权债务因素三种风险爆发原因的金融指标,选用二元Logistic模型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警,并结合货币因素、银行因素、主权债务因素三种爆发原因,综合评价预警效果。第四,全面梳理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历史实践和经验。各国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源于国家干预经济理论,从传染源国家和被传染国家两个角度,研究阿根廷、美国、泰国、德国、日本、希腊六个国家在应对金融风险和危机所采取的各种有效措施,及积累的经验教训。本文从传染源国家和被传染国家的全新视角开展研究,创新主要有三点:第一,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新综合指数。基于金融脆弱性、经济金融周期及安全边界说等理论,从金融资产规模和金融市场价格中选取能够反映系统性金融风险大小的指标,本文将信贷比率缺口（Credit-to-GDP gap）、非金融部门的信贷规模（Credit to Private non-financial sector）、政府部门负债杠杆率（Credit to General government from All sectors at Nominal value-Percentage of GDP）等引入指标体系,这三个指标在以往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研究中运用较少,本文以此构建出新的综合指数,全面反映国家层面系统性金融风险高低。第二,结合国内外两个层面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积极探索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联系和传染的微观机制。本文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染既是风险不断增加的过程,又是风险逐渐蔓延的过程,金融危机是系统性金融高风险阶段,从“累积—扩散—爆发”的演化路径阐述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生成、演化和传染机制。在研究国内风险传染效应时,从金融行业的内部传染,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的外部传染两个层次进行分析,引入消费者信心指数和领先景气指数等指标,研究心理因素在风险传染过程中的作用。在研究国际传染效应时,从长、短期,即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当月及6个月后,两个不同时间段的传染变化进行比较分析。第三,采用新指标实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警。研究发现,“本国货币资金利率与10年期本国国债收益率之差”的预警效果良好,视不同国家的经济情况,货币资金利率可以选择不同隔夜拆借利率率、1年期利率等短期利率。这项预警指标在以往文献中很少使用。本文运用理论分析和计量模型的有机结合,充分论证,主要得出四个结论:第一,从近三十年的国际金融发展历史来看,七个国家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低风险和高风险交错出现,相互之间可以转化,良好的经济社会运行状况能够有效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系统性金融风险高低的影响因素包括利率水平、信贷扩张程度、股票市场波动率、实际有效汇率、政府负债情况等。实体经济运行状态与综合指数动态变化相互印证,说明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模型构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综合指数,较好地反映了宏观金融风险水平。第二,由于各国金融市场结构和经济结构不同,系统性金融风险在金融行业内部以及对宏观经济,这两个层面的传染机制,不同国家存在差异。对于德国、日本、中国三个被传染国家,处于风险传染核心地位的分别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及政府负债杠杆率,一旦受到外界波动,则风险将通过核心指标迅速蔓延到其他金融行业,最终传递到整个金融系统。对于泰国、阿根廷、美国、希腊四个传染源国家,系统性金融风险对物价水平、工业生产指数、经济景气指数、领先指数等宏观经济指标的传染途径和传染大小存在差异,但共同之处在于,在风险传染过程中,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心理状态形成羊群效应,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波助澜作用,结果形成恶性循环,需求匮乏,投资下降,商品价格暴跌,经济加速衰退。第三,通过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心理因素三种渠道,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各国之间实现跨境传染,股票市场风险的传染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心理因素对股票市场风险传染的作用显着;风险蔓延过程中物理空间小于经济制度空间的作用力,即两个相邻国家之间的风险跨境传染能力,弱于政治经济关系紧密及经济结构相似、社会文化背景接近的两个国家。从同期传染效应来看,阿根廷、泰国和中国三个国家既受其他经济体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同期传染不显着,也对其他经济体不产生显着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期传染影响;美国和日本两国之间,以及德国和希腊两国之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存在同期传染关系。从长期传染效应来看,美国、德国、日本三国在系统重要性排在前列,其中美国是全球金融危机最重要的传染源;中国不受其他经济体金融风险的同期传染,但美国、德国、日本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发生后的6个月内对中国产生传染,长期传染效应显着;阿根廷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根源在于自身政治经济问题,而非其他经济体传染所致。第四,Logistic模型对系统性金融高风险的预警效果良好。推动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向高位积累的因素包括货币因素、信贷因素和主权债务因素,高风险爆发往往是一种因素起主导作用,其他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预警指标的选择与预警准确率密切相关。实证结果表明,四个传染源国家的预测准确率高于80%,预测结果大致与宏观经济运行相吻合。基于充分的论证及结论,针对中国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提出以下三个政策建议:第一,经济稳定是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基础和关键。不论对于何种类型的国家,不论应对自身产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还是跨境传染输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首要任务都是保障经济稳定。现阶段,中国要围绕着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加依赖内需驱动经济发展,重视消费和技术创新,有效进行宏观调控,治理市场经济失灵,化解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第二,严格防范国内自身系统性金融风险。持续去杠杆,深入开展结构性去杠杆,规范地方政府融资机制,密切关注中小银行、影子银行及互联网银行等金融系统薄弱环节,加强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调,强化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优化金融统一监管的机制,统一行为、机构和功能的监管。第三,密切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跨境输入。目前中国资本账户可兑换改革尚未完成,中国防范输入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政策及制度空间,有效管控跨境资本异常波动,努力提升人民币国际货币地位的提升也有助于金融的稳定,合理处理国外投资和国内投资的关系。
纳迪尔（Medjitena Nadir）[7]（2020）在《基于信息系统评价的中国经济改革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本研究运用有向图方法描述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内部和外部环境因素,采用网页排序算法对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环境因素进行有利、消极性的权重分析,然后研究了保证改革和开放“新常态”下目标实现需要关注的因素。论文的主要研究成果有:（1）提出了基于信息系统评价方法来评价环境因素的有利和消极影响的方法。具体包括:依赖于Content Context Process框架（CCP框架）的强度来表示环境因素的分类（内部和外部因素）。为了获取有向图,把CCP框架的环境连起来各种因素之间关系,然后从有向图定下来相关的元图。最后提取该元图的关联矩阵。（2）针对经济系统环境因素的有利与消极影响,提出了计算每个因素权重的算法。该算法依据图论,每个图的顶点是表示环境中的一个因素,顶点之间的边是表示环境因素的之间关系。算法首先依据元图生成关联矩阵,然后从关联矩阵计算转移概率矩阵,最后用网页排名算法出每个因素权重。模型得出结果包括非量化的因素影响,利用获得因素权重可以帮助决策者辨识最大的有利影响因素和最大的消极影响因素。从结果来看经济改革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此外转变增长方式过程来得晚相比于经济增长的优先,较高的增长速度的负面影响也很大。（3）针对中国在经济新常态下到扩内需、保增长和调结构三大目标,提出了改革和开放政策优化策略。首先确定改革和开放在新常态下的目标与相关的环境因素与子因素,然后通过网络分析法算出来包含改革和开放过程在新常态的超级矩阵。为了确保改革和开放过程在新常态的顺利进行,分析结果将有助于确定需要关注的因素,并在不会对三个大目标带来任何风险的前提下给出相关战略和处理方式。
岳凯[8]（2020）在《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步伐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越来越明显。但由于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公共产品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提供单纯依靠政府无偿注资是远远不够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改变地方政府作为公共基础设施的唯一投入主体,动员社会资本投入到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行列中来,同时起到节省财政资金、发展民营经济、提高公共产品服务效率的作用。本文主题就是剖析当前地方投融资改革模式的成效与不足,探索能在成效与风险之间建立高水平均衡的地方投融资模式。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前些年大行其道的地方投融资平台。这些平台的风光一时尽管有其主客观原因,但也给财政运行带来的巨大风险,虽然尽管随后的地方投融资模式整体上有所进步,但在风险管控上并无根本性改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集权式管理的统收统支模式,地方政府开始拥有较大的自主权限。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行业和领域,公共基础设施投融资主体逐步多元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锐减,但伴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任务更加繁重,建设资金需求十分迫切,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作为其主要实现方式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应运而生。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出台了以扩大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为地方投融资平台提供了做大做强的必要条件。以地方融资平台为主要特征的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本质上的操作主体仍然为地方政府,其融资依据依然以政府信用为主。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固然有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经济社会运行环境、稳定经济增长的效果,但是其负面效应是地方政府债务负担与日俱增,地方政府乃至整个国家债务风险凸显。“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①。2010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和政府债务越加严重,财政投资的规模边界约束越发明显,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规范、约束势在必行。对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进一步改革的主导思路是更加突出市场机制,更多地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PPP、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创新性的投融资模式快速发展。但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上述投融资模式创新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公共基础设施提供与财政运行安全的均衡问题,甚至在实际操作中进一步扩大了财政收支缺口,加大了政府债务风险。“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①。国外公共基础设施的融资实践和债务管理经验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欧美国家近年来兴起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浪潮,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大量参与公共设施建设运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日本在二战之后通过国家行政手段积极吸收国内资金,集中全国之力用于基础设施和战略性产业建设,为国内经济振兴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西方国家在危机管理和债务管理方面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财政投资边界在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中的约束越发明显,因此更有必要借鉴国外经验,重新审视地方政府投融资的方式和路径,在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的同时,健全相关法律体系建设,强化社会资本在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中的作用。本文分析框架沿用了“理论阐释—现状分析—‘他山之石’—政策建议”的成熟架构。在基本理论板块,本文介绍了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阐释了经典IS-LM模型及其陷阱,揭示了财政投资政策边界约束,导出改变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方式、引入民间投资的必要性;在现状分析板块,本文剖析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成长历史和现状,分析了地方政府自主发债、PPP模式、政府投资基金等新型融资方式的主要特点和典型案例,梳理了这些地方投融资模式更迭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在经验借鉴板块,本文归纳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基础设施融资和相关风险管控方面的成熟经验,作为设计我国地方投融资体制进一步改革方案时的参考对象;在政策建议板块,本文依据前述问题分析和他国经验,以及相关实证分析的结论,提出能够实现提升公共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和债务风险防控的双赢目标的理想模式。本文共由八章组成。第一章,绪论。该章属于全文总括性介绍。主要内容有研究背景及意义,文献归纳及评述,研究内容与方法,研究创新与不足。第二章,理论基础。界定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和模式等基本概念,阐释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理论框架、经典IS-LM模型的含义与缺陷,揭示财政投资政策的“投资陷阱”与边界约束,导出单纯财政投资政策的局限性。我们认为,财政政策处于政策边界的无效区间后,再通过增加赤字扩大政府投资已经无能为力了,只会增加越来越严重的债务负担,甚至诱发系统性风险。循着上述理论分析路径,本章实证分析验证了民间投资对政府投资的替代效应,指出今后在财政投资政策面临边界约束的情况下,要进一步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第三章,对我国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和主要模式创新的逻辑起点——地方投融资平台进行了重点分析。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展开的固定资产投资体制改革为地方投融资模式创新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条件。第四章至第六章,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主要分析2014年以来,国家在加强政府债务管理、限制融资平台随意扩张的情况下,国家所鼓励和推进的地方政府自行发债、政府投资基金、PPP等几种新型投融资模式的特点,同时重点实证分析了近年来PPP项目和PPP投资规模对地方财政收支缺口的影响。第七章,风险分析。结合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重点分析政府投融资行为增加杠杆累积政府债务所蕴含的风险,采用KMV模型对各省市债务风险进行实证分析。第八章,政策建议。分析评述西方发达国家民间资本进入公共产品领域的历史和带来的成效,以及我国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根据前述现存地方投融资模式的问题分析尤其是风险分析,以及对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我们提出了下一步化解债务风险提出政策建议,对政府投融资方向做出展望。“不日新者必日退”①。本文力求在研究观点和方法上有所创新。具体表现在:一是提出财政投资政策的边界性。以往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下,往往是以假定政府可以无限举借债务、扩大政府投资作为前提的,没有考虑财政投资的边界问题。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修正了凯恩斯主义框架下的IS-LM模型,明确指出财政投资政策的边界性,政府的投资能力不能无限扩大,否则将会出现过大的债务负担和财政运行风险。二是指出民间投资对政府投资的替代效应。以往关于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中,一般都是从政府投资的角度出发,重点关注政府投资增长后,对民间投资是否存在“挤出效应”。但是经过历史数据研判,我们发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总体趋势是政府投资比重下降,民间投资所占比重上升（尽管近年来的增速下降了）,可以理解为民间投资逐步替代了政府投资,因此是民间投资对政府投资的替代效应。这与之前的研究主要关注政府投资是否挤出民间投资的视角是不同的,在当前的历史时期,需要进一步发挥民间投资对政府投资的替代效应,提高地方政府投融资的市场程度。三是通过实证分析指出近年来的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实践可能进一步加大了财政运行风险。一方面,综合分析2015-2018年PPP项目数量、投资金额和各省市财政收支缺口的关系,得出PPP模式并没有减轻财政压力的结论,与之相反,过多过大的PPP项目可能还会加大财政收支缺口;另一方面,使用KMV模型和最新的政府债务数据,验证各省市近年来财政运行风险有所增加。
龙俊鹏[9]（2020）在《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文中研究指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外金融风险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加强两大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重点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过程中“救什么”（应对范畴）、“何时救”（介入标准）、“怎么救”（政策手段）等问题,对国内外经验做法进行了梳理,通过成本收益法分析了政策介入和退出的标准,通过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的IS-LM-BP模型,结合对现代货币理论的借鉴与批判,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运用VAR模型、VEC模型、ARCH类模型,对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作了探讨。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应对范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市场失灵、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包括救金融机构、救金融市场、救实体经济、救社会预期四个方面。二是介入标准。需要考虑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预期收益和成本,收益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实体经济、社会预期等领域,成本包括直接成本、超调成本、道德风险成本、机会成本等方面,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即可介入,并探讨了最优政策资源投入规模。三是政策手段。除传统工具外,必要时财政可为央行资金提供担保,央行为财政政策扩张提供低利率环境和间接融资支持。四是政策效应。在IS-LM-BP模型中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后,持续实施力度过大的政策刺激,可能引发汇率危机和产出下降。五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面临的挑战。应急决策和协调机制有待完善,央行利润上缴国家财政的机制执行存在灵活性,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的联动性有待加强。六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效果。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效果比较显着,对市场预期具有一定影响,但对股票市场走势和波动性影响不明显。七是新形势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主要包括中美经贸与金融关系、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杠杆资金、城投债集中违约、以城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一是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分析。二是制定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预案。三是建立完善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应急机制。四是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内生联系。五是正常情形下尽量保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态化,危机初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力度可以超预期,实施中把握好力度与节奏。六是稳妥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必要时,财政政策可突破赤字率限制、为央行担保,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间接提供流动性或融资支持,更直接地支持实体经济。对于金融市场风险,一般情况下由市场自行调节,政府不作行政干预,如市场失灵、出现流动性危机并可能导致更大危机,必要时政府可适当入市,但不能试图改变市场趋势。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明确金融机构及股东、地方政府的责任,必要时中央给予适度支持。七是坚持风险处置与改革开放相结合,在发展中逐步解决风险问题。八是加强国际合作,形成政策合力。
张莹[10]（2020）在《系统性风险情境下中国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球金融危机（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GFC）的爆发引发了对稳定化政策（Stabilization Policy）的反思,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对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的重新评估。危机前,学术界和货币政策制定者对货币政策的共识是只需盯住价格稳定,而不必对信贷和资产价格等金融因素进行应对。GFC的爆发令他们重新考虑金融体系的复杂性和作用。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动态演进是永恒的存在。这一反思是颠覆性的,GFC爆发前的主流经济理论建立在理性预期假说和有效市场假说之上,认为金融市场是完全的,不存在金融摩擦,从而稳定化效应分析并未考虑金融体系风险因素。然而,金融体系会内生地产生系统性风险,经济上行时期,金融部门通过提高杠杆率和过度风险承担（Risk-taking）造成系统性风险的积聚,增加了信贷供给,也推动了经济周期的繁荣,此时系统性风险往往被低估;而经济下行期,系统性风险显现,金融部门陷入普遍的去杠杆和避免风险承担,信贷供给减少,进一步放大了衰退,极端情况便是金融危机。随着对系统性风险的深入认识,传统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的分析和结论难以直接应用于危机后的政策实践,中央银行面临货币政策无法有效稳定经济的困境。这是由于传统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分析的一个前提条件是金融体系稳定,而当系统性风险的演进使得金融体系功能遭受破坏时,需要重新评估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本文正是研究这一问题,以期完善货币政策稳定化框架,有效实现经济金融的稳定。本文首先归纳传统货币政策稳定化分析的理论框架,得出GFC爆发前货币政策稳定化框架的共识为,中央银行通过政策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借贷便利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四种工具影响短期利率,通过新古典和非新古典两大类作用机制影响总需求,实现价格的中长期稳定以及价格稳定与产出稳定之间的短期权衡,以实现社会福利水平的最大化。其次,通过定义和描述系统性风险情境,并将其引入传统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分析的理论框架,发现,第一,对金融稳定目标的忽视导致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积聚,加速系统性风险情境的形成;第二,在系统性风险情境下,传统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阻塞,既无法切断宏观-金融之间的正反馈机制而实现金融稳定,也无法传导至实体经济而实现产出和价格稳定;第三,在系统性风险情境下,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空间有限;第四,根据引入金融中介和金融风险的IS-MP模型,系统性风险情境下,金融中介信贷供给减少,传统货币政策产出稳定化效应弱化。再次,本文开发时变的修正CRITIC赋权法,构建了时变权重的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度量方法。根据此方法,构建中国金融压力指数（CFSI）,并结合中国数据,根据中国的特征事实和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MS-VAR）识别系统性风险情境,并对不同经济金融区制（正常时期和系统性风险情境）下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进行评估,得出:在正常时期,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基本与传统经济理论论证的一致;而在系统性风险情境下,传统货币政策对稳增长和稳价格的影响弱化。最后,为有效实现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本文对后危机时代货币政策稳定化框架相关调整进行总结,得出货币政策稳定化框架重构的趋势是:第一,在稳定化目标中增加对金融稳定的考虑;第二,进行货币政策工具创新,扩大稳定化工具箱;第三,完善货币政策稳定化作用机制以实现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稳定。这为关于如何提高系统性风险情境下中国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提供借鉴。本文的研究表明,一方面,中央银行应当将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稳定化框架,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完善稳定化作用机制,以更加有效地实现系统性风险情境下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另一方面,政策之间的协调应该得到加强,货币政策需要增进与宏观审慎政策、财政政策之间的协调,后两者与货币政策同样作为稳定化政策,在金融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结合使用宏观审慎政策和财政政策来降低风险,使得货币政策更有效地发挥稳定化政策作用,实现宏观经济稳定,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二、房地产“增长陷阱”与金融风险的防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房地产“增长陷阱”与金融风险的防范（论文提纲范文）
（1）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成果 |
| 第一章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范畴界定 |
| 第一节 实体经济 |
| 一、实体经济研究及其历史变迁 |
| 二、实体经济发展的现状 |
| 三、实体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虚拟经济 |
| 一、虚拟资本 |
| 二、虚拟经济 |
| 三、虚拟资本催生了虚拟经济 |
| 第二章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辨证原理 |
| 第一节 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根基 |
| 一、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内在诉求 |
| 二、虚拟经济无法单独抵御经济危机的冲击 |
| 第二节 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
| 一、虚拟经济诞生于实体经济 |
| 二、虚拟经济影响着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
| 第三节 “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的发展模式 |
| 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同发展 |
| 二、虚拟经济应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资本支撑 |
| 第三章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 |
| 第一节 直接融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
| 一、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对经济发展作用 |
| 二、直接融资对实体经济的作用 |
| 三、吸引海外直接融资以降低金融泡沫 |
| 四、有利于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金融“杠杆力”的作用 |
| 一、金融加杠杆的作用 |
| 二、金融加杠杆的风险影响 |
| 第三节 金融“证券化”对房地产的作用 |
| 一、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 |
| 二、房地产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二重性” |
| 三、房地产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粘合剂 |
| 四、房地产作为特殊商品被证券化 |
| 第四章 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现象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中的“脱实向虚” |
| 一、“脱实向虚”的表现形式 |
| 二、“脱实向虚”的形成原因 |
| 三、“脱实向虚”的危害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中的“虚实分离” |
|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差异化发展 |
|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具有暂时性 |
| 第三节 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诱发金融危机 |
| 一、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致使风险积累 |
| 二、金融市场受到全球经济的冲击加剧 |
| 第五章 辨证把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战略 |
| 第一节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战略 |
| 一、坚持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 |
| 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三、优化产业结构 |
| 四、合理把握“去杠杆” |
| 第二节 促使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措施 |
| 一、加强金融机构全面监管 |
| 二、采取措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三、“一带一路”建设带给实体经济发展新机遇 |
| 第三节 辨证把握虚拟经济发展节奏 |
| 一、推动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
| 二、健全金融体制,优化资源配置 |
| 三、稳定货币政策,深化金融制度改革 |
| 四、杜绝金融资本空转,消除金融套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2）高杠杆陷阱与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实证分析与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相关文献回顾 |
| 1.3.1 杠杆率阈值 |
| 1.3.2 信贷市场中的金融摩擦 |
| 1.3.3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 |
| 1.3.4 关于三个方面文献的总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 1.6 论文结构 |
| 2. 中国经济杠杆率的比较与评估 |
| 2.1 引言 |
| 2.2 中国债务和杠杆率的发展演变 |
| 2.2.1 非金融部门杠杆率 |
| 2.2.2 家庭部门杠杆率 |
| 2.2.3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 |
| 2.2.4 政府部门杠杆率 |
| 2.3 中国债务和杠杆率的国际比较分析 |
| 2.3.1 中国非金融部门总体杠杆率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
| 2.3.2 中国实体经济各部门杠杆率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
| 2.4 中国经济长期均衡杠杆率的测度与评估 |
| 2.4.1 杠杆率阈值的经济含义与作用 |
| 2.4.2 宏观杠杆率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设定 |
| 2.4.3 描述性统计、参数估计与相关检验 |
| 2.4.4 长期均衡杠杆率测度 |
| 2.5 本章小结 |
| 3. 债务杠杆率波动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冲击——基于TVP-SV-SVAR模型的分析 |
| 3.1 引言 |
| 3.2 变量选择、数据处理和模型构造 |
| 3.2.1 变量选择和指标说明 |
| 3.2.2 数据处理与单位根检验 |
| 3.2.3 模型设定、参数估计与统计检验 |
| 3.3 不同时点债务杠杆冲击的非线性和时变特征分析 |
| 3.3.1 宏观杠杆率的情况 |
| 3.3.2 政府杠杆率的情况 |
| 3.3.3 家庭杠杆率的情况 |
| 3.3.4 企业杠杆率的情况 |
| 3.4 不同滞后期债务杠杆冲击的非线性和时变特征分析 |
| 3.4.1 宏观杠杆率的情况 |
| 3.4.2 政府杠杆率的情况 |
| 3.4.3 家庭杠杆率的情况 |
| 3.4.4 企业杠杆率的情况 |
| 3.5 本章小结 |
| 4. 高杠杆经济运行模式下的宏观经济波动——基于开放经济DSGE模型的分析 |
| 4.1 引言 |
| 4.2 开放经济的DSGE模型 |
| 4.2.1 家庭部门 |
| 4.2.2 非金融企业部门 |
| 4.2.3 金融部门 |
| 4.2.4 国际贸易部门 |
| 4.2.5 政府部门 |
| 4.2.6 市场出清与外生冲击 |
| 4.2.7 均衡条件与模型求解 |
| 4.3 稳态值求解与参数校准 |
| 4.3.1 稳态值 |
| 4.3.2 参数校准 |
| 4.4 高低杠杆稳态下主要变量波动性和社会福利的比较分析 |
| 4.5 高杠杆与低杠杆稳态下主要变量脉冲响应函数的比较分析 |
| 4.5.1 来自家庭部门的冲击 |
| 4.5.2 来自企业部门的冲击 |
| 4.5.3 来自政府部门的冲击 |
| 4.5.4 来自国际部门的冲击 |
| 4.6 本章小结 |
| 5.破解高杠杆陷阱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基于DSGE模型的政策模拟分析 |
| 5.1 引言 |
| 5.2 基于纵向产业结构的DSGE模型 |
| 5.2.1 家庭部门 |
| 5.2.2 非金融企业部门:上游国有企业 |
| 5.2.3 非金融企业部门:下游民营企业 |
| 5.2.4 金融部门 |
| 5.2.5 国际贸易部门 |
| 5.2.6 投资和零售 |
| 5.2.7 政府部门 |
| 5.2.8 市场出清与外生冲击 |
| 5.2.9 均衡条件与模型求解 |
| 5.3 稳态值求解与参数校准 |
| 5.3.1 稳态值与杠杆率税的稳态含义 |
| 5.3.2 参数校准 |
| 5.4 主要变量波动性与福利水平的比较分析 |
| 5.5 主要变量脉冲响应函数的比较分析 |
| 5.5.1 生产率冲击 |
| 5.5.2 通货膨胀冲击 |
| 5.6 货币政策与需求端管理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协调研究 |
| 5.7 本章小结 |
| 6. 全文总结、建议与展望 |
| 6.1 全文总结 |
| 6.2 政策建议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
| 附录2 参数估计值 |
| 附录3 稳态和稳态值 |
| 附录4 滚动窗口VAR模型的参数估计值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3）金融杠杆与资产价格泡沫：影响机制及其监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缩略词、符号变量的注释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论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3.1 论文创新 |
| 1.3.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资产价格泡沫的含义及其形成机理研究综述 |
| 2.1.1 理性预期理论 |
| 2.1.2 行为金融理论 |
| 2.1.3 以分形和混沌理论为代表的非线性理论 |
| 2.1.4 信贷理论 |
| 2.1.5 金融发展理论 |
| 2.2 资产价格泡沫的存在性检验及测度研究综述 |
| 2.2.1 资产价格泡沫的存在性检验 |
| 2.2.2 资产价格泡沫存在性的检验方法 |
| 2.2.3 资产价格泡沫的测度方法 |
| 2.3 金融杠杆与资产价格泡沫的影响关系研究综述 |
| 2.3.1 金融杠杆与资产价格泡沫的影响关系 |
| 2.3.2 金融杠杆与房地产泡沫的影响关系 |
| 2.4 资产价格泡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综述 |
| 2.4.1 资产价格泡沫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
| 2.4.2 资产价格泡沫对经济增长的不利作用 |
| 2.4.3 资产价格泡沫与经济增长的周期联动效应 |
| 2.5 资产价格泡沫监控研究综述 |
| 2.5.1 主张从市场层面入手监控资产价格泡沫 |
| 2.5.2 从货币政策角度监控资产价格泡沫 |
| 2.5.3 利用托宾税监控资产价格泡沫 |
| 2.6 对现有文献的评述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资产价格泡沫形成机理及其检验研究 |
| 3.1 资产价格泡沫的理论界定 |
| 3.1.1 资产 |
| 3.1.2 资产价格泡沫的载体类型 |
| 3.1.3 资产价格泡沫涵义界定 |
| 3.2 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机理分析 |
| 3.2.1 资产价格泡沫形成的理论基础 |
| 3.2.2 资产价格泡沫形成的影响因素 |
| 3.3 资产价格泡沫的检验 |
| 3.3.1 检验方法 |
| 3.3.2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 3.3.3 检验结果及其分析 |
| 3.4 资产价格泡沫的提取 |
| 3.4.1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
| 3.4.2 资产价格泡沫提取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杠杆与资产价格泡沫的影响机制研究 |
| 4.1 金融杠杆的经济本质及度量 |
| 4.1.1 金融杠杆的经济本质 |
| 4.1.2 金融杠杆的度量 |
| 4.2 金融加杠杆的机理分析 |
| 4.2.1 金融加杠杆的根源 |
| 4.2.2 金融加杠杆的实质 |
| 4.2.3 金融加杠杆的内在驱动力 |
| 4.2.4 金融加杠杆的实现路径 |
| 4.2.5 金融加杠杆的特征与成因 |
| 4.3 基于金融杠杆驱动的资产价格泡沫模型构建 |
| 4.3.1 理论分析 |
| 4.3.2 基于金融杠杆驱动的资产价格泡沫模型 |
| 4.4 金融杠杆与资产价格泡沫影响关系的实证分析 |
| 4.4.1 滚动宽窗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 |
| 4.4.2 变量说明与数据检验 |
| 4.4.3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杠杆和资产价格泡沫的影响效应研究 |
| 5.1 金融杠杆影响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效应研究 |
| 5.1.1 理论分析 |
| 5.1.2 研究假设与变量定义 |
| 5.1.3 动态面板模型和门限检验方法 |
| 5.1.4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5.2 资产价格泡沫与经济增长的周期联动效应研究 |
| 5.2.1 频谱分析方法 |
| 5.2.2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 5.2.3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5.3 资产价格泡沫与经济增长的共容效应研究 |
| 5.3.1 模型基本假设 |
| 5.3.2 资产价格泡沫与经济增长的共容条件 |
| 5.4 金融杠杆、资产价格泡沫与经济增长的时变效应研究 |
| 5.4.1 SV-TVP-SVAR模型 |
| 5.4.2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 5.4.3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金融去杠杆与资产价格泡沫监控系统研究 |
| 6.1 去杠杆的范畴界定及认知 |
| 6.1.1 去杠杆的范畴界定 |
| 6.1.2 去杠杆的正确认知 |
| 6.2 实体去杠杆路径研究 |
| 6.2.1 “去杠杆”与“稳增长”的困境 |
| 6.2.2 实体去杠杆的路径 |
| 6.3 金融去杠杆路径研究 |
| 6.3.1 金融去杠杆的阶段和政策 |
| 6.3.2 金融去杠杆的路径 |
| 6.4 限贷政策抑制资产价格泡沫的效应研究 |
| 6.4.1 合成控制法 |
| 6.4.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6.4.3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6.5 资产价格泡沫监控系统研究 |
| 6.5.1 SVR模型与股市泡沫监控系统研究 |
| 6.5.2 BP神经网络与房地产泡沫监控系统研究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4）新时期我国商业银行的业务转型与信用风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关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相关研究 |
| 1.2.2 国内关于商业银行信用的相关研究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3 本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本文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
| 1.3.2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创新之处 |
| 1.4.2 本文不足之处 |
| 2 当代中国所处的新时期 |
| 2.1 我国新时期的界定 |
| 2.2 我国的经济新常态 |
| 2.2.1 我国经济新常态的界定 |
| 2.2.2 我国经济新常态的根本特征 |
| 2.3 我国金融科技浪潮的兴起 |
| 2.3.1 金融科技的界定 |
| 2.3.2 金融科技的特征 |
| 2.3.3 我国金融科技的发展历程 |
| 2.4 本章小结 |
| 3 新时期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金融环境与业务转型 |
| 3.1 新时期我国经济新常态约束下的金融环境 |
| 3.1.1 利率市场化 |
| 3.1.2 金融机构混业化 |
| 3.1.3 金融杠杆高位化 |
| 3.1.4 金融监管宏观审慎化 |
| 3.2 新时期我国金融科技约束下商业银行的业务转型 |
| 3.2.1 金融科技约束下商业银行业务转型的历史必然性 |
| 3.2.2 商业银行业务转型的特点 |
| 3.2.3 业务转型的目标 |
| 3.2.4 业务转型的具体种类 |
| 3.3 本章小结 |
| 4 商业银行业务转型后信用风险的理论分析 |
| 4.1 直接信用风险 |
| 4.1.1 利率市场化与银行信用风险 |
| 4.1.2 消费信贷业务的信用风险 |
| 4.1.3 普惠金融业务的信用风险 |
| 4.2 间接信用风险 |
| 4.2.1 利率风险引致信用风险 |
| 4.2.2 操作风险引致信用风险 |
| 4.2.3 流动性风险引致信用风险 |
| 4.3 本章小结 |
| 5 新时期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直接路径Ⅰ:利率市场化与银行信用风险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1.1 利率市场化与利率水平的关系 |
| 5.1.2 利率水平的变动对商业银行贷款行为与信用风险的影响 |
| 5.1.3 商业银行贷款规模与信用风险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变量设计 |
| 5.2.2 模型设计 |
| 5.2.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 实证结果与统计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相关性分析 |
| 5.3.3 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商业银行业务转型后信用风险直接路径Ⅱ:业务转型与银行信用风险 |
| 6.1 消费信贷业务与银行信用风险 |
| 6.1.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1.2 研究设计 |
| 6.1.3 实证结果与统计分析 |
| 6.2 普惠金融业务与银行信用风险 |
| 6.2.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2 研究设计 |
| 6.2.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 新时期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间接路径Ⅰ:利率风险引致信用风险 |
| 7.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1.1 利率水平波动与商业银行信贷期限偏好 |
| 7.1.2 利率水平波动与企业借款的续短为长模式 |
| 7.1.3 续短为长的借款行为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变量设计 |
| 7.2.2 模型设计 |
| 7.2.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3 实证结果与统计分析 |
| 7.3.1 描述性统计 |
| 7.3.2 相关性分析 |
| 7.3.3 回归分析 |
| 7.3.4 稳健性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8 新时期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间接路径Ⅱ:银行操作风险引致信用风险 |
| 8.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8.1.1 利率市场化与商业银行定价 |
| 8.1.2 商业银行利率定价权、操作风险和引致信用风险 |
| 8.1.3 商业银行利率定价难度、操作风险和引致信用风险 |
| 8.1.4 商业银行竞争程度、操作性风险和引致信用风险 |
| 8.2 研究设计 |
| 8.2.1 变量设计 |
| 8.2.2 模型设计 |
| 8.2.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8.2.4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8.3 实证结果与统计分析 |
| 8.3.1 描述性统计 |
| 8.3.2 相关性分析 |
| 8.3.3 多元回归分析 |
| 8.3.4 稳健性检验 |
| 8.4 本章小结 |
| 9 新时期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间接路径Ⅲ:银行流动性风险引致信用风险 |
| 9.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9.1.1 利率市场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需求 |
| 9.1.2 商业银行流动性需求与信用风险 |
| 9.1.3 借款企业行为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 |
| 9.2 研究设计 |
| 9.2.1 变量设计 |
| 9.2.2 模型设计 |
| 9.2.3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9.3 实证结果及统计分析 |
| 9.3.1 描述性统计 |
| 9.3.2 相关性分析 |
| 9.3.3 面板回归分析 |
| 9.3.4 稳健性检验 |
| 9.4 本章小结 |
| 10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10.1 研究结论 |
| 10.2 对策建议 |
| 10.2.1 政府层面 |
| 10.2.2 保险公司层面 |
| 10.2.3 商业银行层面 |
| 参考文献 |
| 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双支柱”调控框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 ——基于宏微观机理和协调机制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综述 |
| 三、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与金融稳定关系的文献梳理 |
| 第一节 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关系溯源 |
| 一、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关注金融稳定 |
| 二、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程度 |
| 三、货币政策影响金融稳定的机理 |
| 第二节 以金融稳定为目标的政策间协调配合 |
| 一、信贷过热的缓解 |
| 二、资产价格顺周期的调控 |
| 三、金融机构风险行为的抑制 |
| 四、风险转移的弊端 |
| 五、信号与预期传导 |
| 第三节 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机制的演进 |
| 一、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机制的建立 |
| 二、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方式的改进 |
| 第四节 文献述评 |
| 第二章 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金融不稳定成因的理论解析 |
| 一、货币学派的债务通缩理论 |
| 二、凯恩斯学派的金融不稳定假说 |
| 三、理性预期学派的理性预期理论 |
| 第二节 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作用机理 |
| 一、货币观下的流动性陷阱和财富效应 |
| 二、信用观下的金融加速器 |
| 第三节 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内在联系 |
| 一、信用创造框架下的政策间协调配合 |
| 二、货币政策促进宏观审慎政策目标的实现 |
| 三、宏观审慎政策助力货币政策目标的落实 |
| 第三章 基于DSGE模型的“双支柱”调控框架对金融稳定影响的机理.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选择 |
| 一、模型介绍 |
| 二、模型的相关研究回顾 |
| 第二节 模型的建立 |
| 一、信贷市场 |
| 二、家庭部门 |
| 三、厂商部门 |
| 四、政府政策与市场均衡 |
| 第三节 参数校正机模型分析 |
| 一、参数校准 |
| 二、模拟结果与分析 |
| 第四章 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选择 |
| 一、模型介绍 |
| 二、TVP-VAR模型构建 |
| 第二节 金融稳定指数构建 |
| 一、金融稳定指标的测度 |
| 二、中国金融稳定指数的构建及其检验 |
| 第三节 宏观审慎政策指数拟合 |
| 一、政策文本预处理 |
| 二、文本数据分析 |
| 三、与其他现存宏观审慎指数的比较 |
| 第四节 数据处理与参数估计 |
| 一、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
| 二、模型最优滞后阶数及稳定性检验 |
| 三、参数模拟 |
| 第五节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时变特征 |
| 一、等间隔脉冲响应函数 |
| 二、时点脉冲响应函数 |
| 第六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五章 推进“双支柱”调控框架协调机制的优化 |
| 第一节 改进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组合范式 |
| 一、强化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 |
| 二、加强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有效联动 |
| 第二节 信息制造与预期管理的新搭配 |
| 一、信息制造危机下的金融稳定 |
| 二、信息制造视角下的预期管理 |
| 结论与建议 |
| 一、主要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开放经济条件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传染及预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一、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二、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基础 |
| 一、金融脆弱理论 |
| 二、金融经济周期理论 |
| 三、行为金融学理论 |
| 四、金融风险传染理论 |
| 第二节 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及风险传染计量的研究现状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计量 |
| 第三节 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的研究现状 |
| 一、信号法 |
| 二、模型法 |
| 第四节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系统性金融风险综合指数的构建 |
| 第一节 模型设定 |
| 一、综合指数的构建方法 |
| 二、因子分析模型 |
| 第二节 数据说明 |
| 一、指标选取 |
| 二、数据预处理 |
| 第三节 构建美国等七个国家的综合指数 |
| 一、数据检验 |
| 二、美国等七个国家的综合指数结果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内传染效应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 |
| 一、传染机制 |
| 二、传染载体 |
| 三、模型设定 |
| 第二节 金融行业内部的风险传染效应 |
| 一、数据说明 |
| 二、德国等三个国家的实证结果 |
| 第三节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宏观经济效应 |
| 一、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 |
| 二、基于阿根廷等四国的实证结果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传染效应 |
| 第一节 国际传染机制 |
| 一、经常项目传染途径 |
| 二、资本项目传染途径 |
| 三、心理因素传染途径 |
| 第二节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一、模型设定 |
| 二、数据说明 |
| 第三节 国际同期传染效应 |
| 一、阿根廷、泰国和中国不受同期风险传染 |
| 二、美国和日本存在同期传染效应 |
| 三、德国和希腊存在同期传染效应 |
| 第四节 国际长期传染效应 |
| 一、模型设定 |
| 二、长期传染效应的实证结果 |
| 三、长短期国际传染效应的比较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警研究 |
| 第一节 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
| 一、模型设定 |
| 二、数据说明 |
| 第二节 预警效果的实证分析 |
| 一、阿根廷 |
| 二、美国 |
| 三、泰国 |
| 四、希腊 |
| 第三节 阿根廷等四个国家预警效果的综合分析 |
| 一、货币因素 |
| 二、信贷因素 |
| 三、主权债务因素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应对国内风险的发生及传染的做法和经验 |
| 一、稳定金融体系的救助措施 |
| 二、寻求国际合作 |
| 三、经济刺激政策 |
| 第二节 应对国际风险传染的做法和经验 |
| 一、稳定金融市场应急性措施 |
| 二、经济刺激政策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7）基于信息系统评价的中国经济改革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2 文献综述 |
| 2.1 信息系统 |
| 2.1.1 信息系统的两个方面 |
| 2.1.2 信息系统评价方法 |
| 2.2 图论 |
| 2.2.1 图论的主要概念 |
| 2.2.2 图的数学表达方式 |
| 2.3 决策分析法 |
| 2.3.1 层次分析法 |
| 2.3.2 网络分析法 |
| 2.4 本章小结 |
| 3 信息系统环境因素评价 |
| 3.1 信息系统环境因素评价 |
| 3.2 信息系统改进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国经济改革环境影响因素的识别与权重分析 |
| 4.1 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概况 |
| 4.2 环境因素的权重分析方法 |
| 4.2.1 元图与关联矩阵 |
| 4.2.2 环境因素的权重计算 |
| 4.3 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环境因素权重分析 |
| 4.3.1 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环境因素 |
| 4.3.2 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环境因素权重 |
| 4.3.3 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环境因素分析 |
| 4.3.4 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政策改善 |
| 4.4 本章小节 |
| 5 基于网络分析模型的中国经济新常态目标实现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1 中国经济新常态 |
| 5.2 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中的挑战 |
| 5.2.1 供给侧改革 |
| 5.2.2 房地产泡沫 |
| 5.2.3 政府与地方债务 |
| 5.2.4 人口转型 |
| 5.2.5 中等输入陷阱 |
| 5.2.6 污染与资源 |
| 5.3 网络分析法与中国经济“新常态” |
| 5.3.1 网络分析法(ANP) |
| 5.3.2 中国经济新常态 |
| 5.3.3 网络分析法模型构建 |
| 5.4 网络分析法结果 |
| 5.5 网络分析法的指标与子指标结果分析 |
| 5.5.1 扩内需的相关结果分析 |
| 5.5.2 保增长的相关结果分析 |
| 5.5.3 调结构的相关结果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方案分析 |
| 6.1 一带一路 |
| 6.1.1 一带一路方案分析 |
| 6.1.2 一带一路能提供的机遇 |
| 6.1.3 一带一路的挑战 |
| 6.2 “十三五”计划 |
| 6.2.1 “十三五”计划方案分析 |
| 6.2.2 “十三五”计划与“新常态”关系 |
| 6.2.3 “十三五”计划关键任务 |
| 6.3 “互联网+” |
| 6.3.1 “互联网+”方案分析 |
| 6.3.2 “互联网+”与“新常态”关系 |
| 6.3.3 “互联网+”存在的挑战 |
| 6.4 《中国制造2025》 |
| 6.4.1 《中国制造2025》方案分析 |
| 6.4.2 《中国制造2025》计划和目标 |
| 6.4.3 《中国制造2025》的挑战 |
| 6.5 新城镇化 |
| 6.5.1 新城镇化方案分析 |
| 6.5.2 新城镇化与新常态之间的关系 |
| 6.5.3 新城镇化进行的挑战 |
| 6.6 本章小结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 |
| 1.2 研究背景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地方政府投融资概念界定 |
| 1.3.2 关于地方政府投融资活动效率或效果 |
| 1.3.3 关于地方政府投融资风险防范化解方面 |
| 1.3.4 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转型 |
| 1.3.5 关于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和改革 |
| 1.3.6 综合述评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5 研究创新和不足之处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主要概念与基本理论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投资、融资和投融资 |
| 2.1.2 政府投融资和地方政府投融资 |
| 2.1.3 公共基础设施 |
| 2.1.4 财政政策与财政投资 |
| 2.2 相关基本理论 |
| 2.2.1 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产品供给理论 |
| 2.2.2 政府投资理论 |
| 2.2.3 政府债务理论 |
| 2.3 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的理论依据 |
| 2.3.1 理论分析 |
| 2.3.2 实证检验 |
| 2.4 财政投资政策边界和投融资风险的理论分析 |
| 2.4.1 IS-LM模型的修正 |
| 2.4.2 财政投资政策的债务边界约束 |
| 2.4.3 财政投资政策的预期收益边界约束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的逻辑起点——融资平台公司 |
| 3.1 地方政府投融资的动因 |
| 3.2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性质与发展过程 |
| 3.2.1 地方融资平台的概念以及与地方财政的关系 |
| 3.2.2 地方融资平台的发展历程 |
| 3.3 主要城市融资平台发展情况 |
| 3.3.1 以内部资金循环实现整体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特征的上海模式 |
| 3.3.2 以构建风险防控“三不”防火墙为主要特征的重庆模式 |
| 3.3.3 以借贷资金“借、用、管、还”封闭性运作为主要特点的天津模式 |
| 3.4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实践经验和债务风险 |
| 3.4.1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实践经验 |
| 3.4.2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发展过程中蕴含的风险 |
| 3.5 政府融资平台的未来发展方向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之一——地方政府自主发行债券 |
| 4.1 地方政府自主发行债券进程 |
| 4.2 地方政府债券自主发债的效果 |
| 4.3 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存在的问题 |
| 4.4 完善地方政府债券自主发债的政策建议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之二——PPP模式 |
| 5.1 PPP模式的基本原理 |
| 5.1.1 PPP模式的概念 |
| 5.1.2 PPP模式的典型特征 |
| 5.1.3 推广PPP模式的意义 |
| 5.2 PPP模式发展情况 |
| 5.3 PPP模式中的财政责任与流程 |
| 5.3.1 PPP模式中的财政责任 |
| 5.3.2 以财政改革为契机,重构PPP管理流程 |
| 5.4 PPP模式存在的问题分析 |
| 5.4.1 制度体系不健全,顶层设计欠缺 |
| 5.4.2 各级政府部门的认识不到位,单纯作为新型融资模式 |
| 5.4.3 项目操作程序不规范,定价机制不合理 |
| 5.4.4 项目落地率低,后续融资困难 |
| 5.4.5 风险共担机制弱化,风险收益不对等 |
| 5.4.6 违规实施钻空子,变相积累债务风险 |
| 5.4.7 地域发展不平衡、行业分布不均衡 |
| 5.5 运用PPP模式是否增加财政运行风险的实证分析 |
| 5.5.1 指标构建与模型设定 |
| 5.5.2 数据说明 |
| 5.5.3 面板回归 |
| 5.6 完善PPP模式的政策建议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之三——政府投资基金 |
| 6.1 国外政府投资基金实践和理论研究情况 |
| 6.2 我国政府投资基金运行情况 |
| 6.3 政府投资基金发展中存在的风险 |
| 6.4 规范政府投资基金发展的政策建议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当前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的风险分析 |
| 7.1 地方投融资行为的风险传导机制 |
| 7.1.1 国内风险传导机制 |
| 7.1.2 国际风险诱导机制 |
| 7.2 风险的逐步显现 |
| 7.2.1 整体杠杆率维持高位 |
| 7.2.2 与地方投融资行为相关的风险现状 |
| 7.3 地方政府投融资风险分析——基于KMV模型 |
| 7.3.1 模型和数据 |
| 7.3.2 实证模型 |
| 7.3.3 相关结论和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完善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的政策建议 |
| 8.1 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国际经验借鉴 |
| 8.1.1 通过政府投融资筹集建设资金 |
| 8.1.2 开展基础设施的私有化改制 |
| 8.1.3 保持政府对基础设施等领域的调控作用 |
| 8.1.4 防控地方债务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
| 8.1.5 国际投融资运作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 8.2 推进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的政策建议 |
| 8.2.1 加快特许经营和PPP领域立法,健全投融资法律框架 |
| 8.2.2 健全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长效机制 |
| 8.2.3 本着量力而行的原则,科学合理地确定政府投资项目 |
| 8.2.4 简化投融资管理体制,营造便捷高效的营商环境 |
| 8.2.5 进一步加强债务管理,严格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
| 8.3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重点 |
| (二)重点研究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与成因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成因 |
| 二、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和金融危机救助相关研究 |
| (一)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必要性 |
| (二)政府救助范畴 |
| (三)政府救助措施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相关研究 |
|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式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四)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方法 |
| 第三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一):介入和退出标准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预期收益分析 |
| (二)预期成本分析 |
| (三)预期成本收益曲线分析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退出原则 |
| (二)退出标准与时机 |
| (三)政策退出的次序与方式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二):作用机制 |
| 一、蒙代尔—弗莱明IS-LM-BP模型 |
| 二、加入风险溢价因素的IS-LM-BP-RP模型 |
| 三、加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因素的IS-LM-BP-RP-AE模型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IS曲线的影响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LM曲线的影响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BP曲线的影响 |
| (四)IS-LM-BP-RP-AE模型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 |
| 四、极端情形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 |
| (一)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借鉴 |
| (二)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批判 |
| (三)IS-LM-BP-RP-AE 模型与现代货币理论的结合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经验 |
| 一、美国应对“大萧条”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二、香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三、美国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做法与建议 |
| 一、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做法 |
| (一)上世纪90年代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风险 |
| (二)清理整顿金融“三乱” |
| (三)全国农信社风险处置 |
| (四)本世纪初国有银行风险处置与股份制改革 |
| (五)2015年应对股市异常波动 |
| (六)包商银行接管 |
| 二、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不足及原因 |
| (一)传统机制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突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需求 |
| (二)央行向国家财政上缴利润机制执行的灵活性加大 |
| (三)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内生联系有待进一步加强 |
| 三、完善机制的政策建议 |
| 第七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实证分析 |
| 一、变量数据与模型说明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VEC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协整检验与VEC模型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走势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ARCH类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ARCH效应检验 |
| (三)模型拟合 |
| (四)结果分析 |
| (五)小结 |
| 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VAR模型) |
| (一)VAR模型的构建 |
|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
| (三)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四)小结 |
| 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投资者信心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第八章 新形势下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 |
| 一、新形势下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一)实体经济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金融市场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三)金融机构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储备 |
| (一)应对实体经济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二)应对金融市场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应对金融机构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启示 |
| 一、主要结论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与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手段 |
| (四)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效果 |
| (五)当前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政策启示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10）系统性风险情境下中国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系统性风险相关研究 |
| 1.2.2 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研究 |
| 1.2.3 小结 |
| 1.3 研究路线与主要内容 |
| 1.4 贡献与不足 |
| 1.4.1 边际贡献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传统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的理论框架 |
| 2.1 稳定化目标 |
| 2.1.1 中长期稳定化目标:价格稳定 |
| 2.1.2 短期稳定化目标:价格稳定和产出稳定的权衡 |
| 2.2 稳定化工具 |
| 2.2.1 政策利率 |
| 2.2.2 公开市场操作 |
| 2.2.3 借贷便利 |
| 2.2.4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
| 2.3 稳定化作用机制 |
| 2.3.1 新古典传导渠道 |
| 2.3.2 非新古典传导渠道 |
| 2.4 小结 |
| 第3章 系统性风险情境下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的弱化 |
| 3.1 系统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情境 |
| 3.1.1 系统性风险概述 |
| 3.1.2 系统性风险情境 |
| 3.2 稳定化目标的弱化 |
| 3.2.1 被忽视的稳定化目标:金融稳定 |
| 3.2.2 货币政策稳定化目标与系统性风险情境 |
| 3.3 稳定化作用机制的阻塞 |
| 3.3.1 稳定产出和价格方面的阻塞 |
| 3.3.2 稳定金融体系方面的阻塞 |
| 3.4 稳定化工具空间的压缩 |
| 3.4.1 零下限约束导致“流动性陷阱” |
| 3.4.2 传统稳定化工具难以应对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 |
| 3.5 稳定化效应的弱化——引入系统性风险的IS-MP分析 |
| 3.5.1 模型构建 |
| 3.5.2 模型分析 |
| 3.6 小结 |
| 第4章 中国系统性风险和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的现实考察 |
| 4.1 中国系统性风险的量化分析——基于金融压力指数 |
| 4.1.1 系统性风险的识别和量化 |
| 4.1.2 中国金融压力指数的构建 |
| 4.2 中国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的特征事实 |
| 4.2.1 稳定化目标 |
| 4.2.2 稳定化工具 |
| 4.2.3 稳定化作用机制 |
| 4.2.4 稳定化效应 |
| 4.3 小结 |
| 第5章 系统性风险情境下中国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的实证检验 |
| 5.1 模型构建和变量选取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取 |
| 5.2 模型估计 |
| 5.2.1 变量平稳性检验 |
| 5.2.2 MS-VAR模型形式确定 |
| 5.2.3 估计结果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4 小结 |
| 第6章 系统性风险情境下提升中国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对策选择 |
| 6.1 稳定化目标的重构 |
| 6.1.1 金融稳定的涵义 |
| 6.1.2 如何将金融稳定纳入稳定化目标 |
| 6.2 稳定化工具的创新 |
| 6.2.1 大规模资产购买政策 |
| 6.2.2 前瞻指引 |
| 6.2.3 负利率政策 |
| 6.3 稳定化作用机制的完善 |
| 6.3.1 大规模资产购买政策的传导渠道 |
| 6.3.2 前瞻指引的传导渠道 |
| 6.4 小结 |
| 第7章 结论和启示 |
| 7.1 结论 |
| 7.2 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四、房地产“增长陷阱”与金融风险的防范（论文参考文献）
- [1]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作用[D]. 李晓.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2]高杠杆陷阱与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实证分析与理论研究[D]. 刘震.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3]金融杠杆与资产价格泡沫：影响机制及其监控研究[D]. 冯文芳. 东南大学, 2020(02)
- [4]新时期我国商业银行的业务转型与信用风险研究[D]. 张蕊.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5]“双支柱”调控框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 ——基于宏微观机理和协调机制的视角[D]. 廉婧.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
- [6]开放经济条件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传染及预警研究[D]. 罗茜. 中央财经大学, 2020(02)
- [7]基于信息系统评价的中国经济改革影响因素研究[D]. 纳迪尔（Medjitena Nadir）. 北京科技大学, 2020(11)
- [8]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研究[D]. 岳凯.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6)
- [9]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D]. 龙俊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10]系统性风险情境下中国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研究[D]. 张莹. 辽宁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