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盛唐儒家美学品类考察省

一、初、盛唐儒家美学范畴之检省（论文文献综述）

曲辉^[1]（2020）在《艺术审美功能论研究与新时代艺术审美价值的重振》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关于艺术中美的价值的争论由来已久。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强调:“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到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这无疑是对艺术与美、艺术审美价值争论的最掷地有声的回答。中国的艺术发展,在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中消极因素的影响下,曾经一度出现很多乱象,然而一番“体检”之后,重归审美已经成为当下备受期待的愿景。《美术》杂志曾开展过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审美理想的大讨论,一时掀起了坚持艺术审美的热烈呼声,大家都旗帜鲜明、慷慨陈词。在我国社会发展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阶段,重振艺术的伟大审美理想,已然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特别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产生,更为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与艺术审美价值的重振提供了重要遵循,指明了方向。艺术的根本是审美。艺术发展中之所以出现种种乱象,除了社会发展特定阶段国内外环境的影响,也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来自对艺术审美价值的漠视甚至破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补充并重振艺术审美功能理论体系,已成为当前艺术理论研究中的首要任务。因此,选择艺术审美功能论与新时代艺术审美价值作为研究对象,以美术学理论、教育学、历史学、文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作为依托,通过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功能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经验总结法等研究方法,深入探究艺术的审美功能,科学阐释艺术的主要审美功能,并结合艺术发展实际阐明新时代重振艺术审美价值的历史趋势,得出了艺术要为人民提供纯粹的审美关怀的结论。首先,对艺术审美功能做一梳理和概观,明晰艺术的概念,分析艺术功能的内涵,厘清艺术的审美功能,并对艺术审美功能论进行历史回溯。对早期“模仿”说中的审美观念、“自由的艺术”与审美功能的凸显、“无功利”的艺术观与艺术审美功能的确认,以及艺术审美功能及艺术本质的发现进行论述对艺术审美功能论进行解析。对艺术的审美教育功能、审美认知功能、审美娱乐功能、审美心理调节功能逐一分析,并对诸功能之间的联系加以论证;对艺术审美功能的完整性、广泛性、时代性和民族性进行分析,辨明艺术审美功能的特点;分析艺术审美功能的影响因素,对艺术作品的时代背景、艺术体裁、艺术风格析毫剖厘,为研究奠定基础。艺术审美功能广泛、审美特点完备,并非初始之时沉寂,如何合理厘定艺术的阶段、科学评价艺术的发展?审美理想的失落与审美功能的离析又是肇自何时?纷繁多变的现代艺术流派,既丰富了艺术形式,又包含着艺术与美的对抗,特别是一部分哗众取宠,屈从于消费市场的作品,虽然数量不是太多,但影响不小,造成了审美理想的失落;中国文艺作品受此影响,虽然发展迅速,但是出现了时代性内容缺失、创作形式同质化等问题,也造成反审美现象,严重影响了艺术审美功能的完整性。追根溯源,艺术与美二者关系的流变,决定了审美功能的流变,艺术发展呼唤审美价值回归。艺术审美功能的回归、审美价值的重振需要审美功能论的指引。随着艺术边界的拓展、祛魅的需求以及民族文化自信的逐渐养成,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的补充和完善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传统时代艺术观念中的审美理想、近现代艺术观念中的美学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审美价值的探索,为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提供了重要基础;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形成为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指明了方向,即以人民为中心的审美原则下的多元体系构建。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的人民性内核,注定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这首先凸显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美学基础、美学内涵以及深厚的美育内核,使得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了共同的审美向度,产生了紧密地联系和良性互动,要求我们以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推动审美人格培养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审美化传播。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为我们重振审美价值提供了新的路径,生活审美、生态审美、共同体审美也必将成为新时代审美的重要价值。无论是在艺术主题上、艺术语言上还是艺术形式上,我们都迫切需要推陈出新,创造出更多有价值的艺术作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批评、构建审美社会、为世界提供中国审美方案,进行审美价值输出,由此为人民提供纯粹的审美关怀,这是艺术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孔庆蓉^[2]（2019）在《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诗歌史上,汉代诗歌的产生具有特殊意义。关于汉代诗歌的研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程。从汉代起,每一个时代都有对汉代诗歌的整理、考辨、集释,其研究内容十分广泛,这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历来对汉代诗歌的考察,依据研究者不同的研究趣味,或分门别类地对汉诗进行专题研究,或对汉诗的时代背景、结构内容、名物称谓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辨伪考证。随着对汉代诗歌研究的不断深入,渐渐积累起比较全面、完整、细致入微的研究成果。本文力图对汉代诗歌研究史进行考镜源流的历史追索,作一番动态、定向的考察,凸显历代研究面貌,辨明研究流变的历史轨迹和承递关系。全文共分六章,主要内容概括如下:第一章,主要对汉代诗歌进行了分类描述,具体阐述了乐府产生的机制和演唱、表演及其相关情况。《史记》和《汉书》是这一时期记载汉代诗歌相关情况的两部史书,其中对汉诗片段式的理论评述开启了汉代诗歌研究的酝酿阶段。第二章,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汉鼓吹曲进行改造并将其雅化为纪颂功德的朝廷音乐。随着宫廷雅乐和俗乐双向互动交流过程的不断深化,汉代所侧重的雅乐传统被颠覆了。《宋书·乐志》将汉乐府相和曲、杂曲,纳入了官修乐志的范畴,并且首次记录了《汉铙歌十八曲》和《陌上桑》,其开创之功不可没。南朝时期,正式拉开了汉诗研究的序幕,刘勰、钟嵘对汉代诗歌的品评,语言虽然稍嫌简略,但已涉及五言诗的起源、诗歌风格及作品真伪问题。《文选》和《玉台新咏》对汉代诗歌的整理和收录作出了贡献。第三章,隋唐时期的复古思潮,开启了对六朝文风的批判。陈子昂将批判的锋芒直指齐梁,鲜明地表示了自己推崇风雅和汉魏古诗的态度。面对南朝以来古题乐府诗歌创作的娱情化潮流,以吴兢为代表的乐府学家对古题作出了正本清源的梳理,为古题乐府创作开辟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李白更加重视乐府古题的规定性,通过创作实践表达了自己对古题题义的深刻体认。汉代诗歌在这一时期有赖于《文选》而得以广泛传播。皎然将汉代诗歌纳入审美批评视野,表明此时期对汉代诗歌的研究开始深化和细化。唐代的类书对汉代诗歌按性质归类,虽然和南朝不尽相同,但对苏、李诗的态度和《文选》《诗品》的观点是一致的。第四章,宋代严羽确立了汉魏诗歌在其诗学体系中的“第一义”地位。郑樵的《通志·乐略》将汉魏以来至唐代的音乐典籍进行梳理,试图力挽崔豹、吴兢以“义”解诗之弊。左克明对汉乐府独特的解题方式成为乐府研究的重要转折。诗话在宋元时期就已成为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主要形式,严羽、刘克庄、杨载等人均在诗话着作中表达了自己对汉代诗歌的理解和看法。第五章,明代对汉代诗歌进行全面的选、编、注、考、点、评、论等多种形态的研究,其卷帙之繁富,体系之完整,理论之精确,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体现了多样化的诗学批评模式。明前后七子以“古体宗汉魏”为创作纲领,将汉代诗歌推到仅次于《诗经》的亚经典地位。第六章,清代的汉诗研究在历代研究的基础上,有了更深入的发展和更全面的展开。清代是“经学复盛时代”,儒家诗学的传统政教精神复兴,学者们在汉代诗歌研究中多继承汉儒比兴解诗的传统,探求诗外之旨,在汉代诗歌研究中形成了注重史科、耽于考据的研究特色。研究方法的更新最为显着的是打破传统的评点方法,将时文的创作与批评方法运用到对汉诗的评点诠释中。

岳佳^[3]（2019）在《袁宏道六朝诗学观念研究》文中认为袁宏道的诗学思想产生于晚明文学革新的复杂场域系统中,其六朝诗学观念自然与性灵文学思潮的发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独特的个体小传统对袁宏道六朝诗学观念的形成和演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魏晋风度与“适”“狂”处世态度的影响,劲质楚风与绮丽吴风的交叉影响,前代诗论家诗学观念的启发等等,分别从历史文化场域、地域文学场域及诗学场域三方面建构起袁宏道的六朝诗学观念,并使之显现出独特的个性色彩。袁宏道对六朝诗学的接受主要是从诗人、诗史、诗学术语三个维度把握的。于六朝诗人之中,惟推举陶渊明、谢灵运二人,以“诗趣”“淡”评陶,以“诗料”论谢,并将陶渊明奉为最高审美典范“真性灵之宗”。从诗歌发展史角度来看,为摆脱传统的影响,他提出了“六朝无诗”说与“乐府不相袭”论两个特殊命题,在明代诗坛可谓独树一帜。基于文学革新观,他指斥六朝诗歌为“恶诗”“无诗”;基于通变诗史观,又认同六朝诗歌对唐诗发展的草创之功,袁氏对六朝诗歌的态度十分复杂矛盾。在诗学术语上,袁宏道对六朝诗学术语多有借鉴和承续,主要有“趣”“淡”“奇”“韵”“真”“性灵”“通变”等等,其中“趣”“淡”“奇”“韵”“真”是袁氏对诗歌审美特质的把握,“性灵”是对诗歌本质的认知,“通变”是对诗学发展的体悟。袁宏道倡言“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有利于迅速廓清拟古导致诗道寝弱的颓势,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直露俚俗的流弊。在与复古派、六朝派的六朝诗学观念对读中,展现革新语境下袁宏道六朝诗学观念的新变与偏狭。虽然袁氏对六朝诗歌整体上持否定态度,但从接受美学来讲,亦勾勒出六朝诗歌在晚明性灵文学思潮下的接受情况。本文深入探讨袁宏道对六朝诗人、诗史地位的评价以及其中透露出的诗学观念。通过历时性与共时性比较,分析袁宏道六朝诗学观念对前人的扬弃与继承,同时也探讨袁氏在性灵诗论观照下对六朝诗歌评价的局限性与偏颇性。

孙乾^[4]（2017）在《王维隐逸思想中的审美意识研究》文中认为盛唐文人出于种种原因、不同心态选择了隐居终南山。王维的一生和终南山结下不解之缘。对儒释道的兼收并蓄和圆融通用,使王维形成了自身特有的隐逸思想,既有着关注黎民百姓、济世忧民的儒家情怀,又有着冲和恬淡、闲适自在的佛道思想。这种具有特质的隐逸思想蕴含着深厚丰富的审美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自然审美意识、宗教审美意识、社会审美意识。王维的山水情怀倾注在表现自然美的艺术创造中,所写山水形象具有画的直观性,富有诗的意境,诗画结合,深入地表现了自然美,既体现了主体的审美体验和哲学思考,又呈现了大自然的空灵幽静之美。王维观照山水获得的不仅仅是心灵的愉悦,更是形成一种山水人格,人与山水融为一体,主体与外物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和真正的平等默契。儒释道三家思想在王维身上得到了几乎难分彼此的整合交融,形成了诗人宽广深厚圆融丰富的哲学理念。无论是隐是仕,始终是以儒为体,庄禅思想只是安顿心灵的避难所,体现为一种以儒为体,庄禅为用的哲学思想。他深刻地把握了庄禅思想的精髓,以庄说禅、参禅悟道,在虚静的生活状态下,将禅宗的宗教体验转化为审美体验,表达了对“心物融合”审美境界的不懈追求。就个体性审视而言,王维的一生都在自觉修炼内在的道德品格,不断加强内在的道德修养,努力实现儒家君子人格理想。从社会性来观照,王维一生都在自觉践行儒家的仁政理想,尽管他的政治理想和实际的政治运行有一定的距离。他以温和正直的性格面对仕途坎坷,追求内心的和谐和以中和为目的的价值取向。浮躁已成为当下中国“国民性批判”中最频繁的词汇。寂静的终南山也变得越来越喧嚣。我们这个时代收获的是科技,失落的是文化。收获的是物质,失落的是精神。当代人出现了“精神危机”,人类需要找回自己的精神家园,而王维的隐逸思想及所蕴含的审美意识对我们追求德性、内心宁静和诗意栖居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

张兰芳^[5]（2015）在《中国古代艺术风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各门类艺术领域涌现出的无数名家杰作之所以为人敬仰,缘于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为人类艺术史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新创造。追求独创性风格,历来是创作者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对风格问题进行理论研究,也是众多理论研究者所关注的热门论题。目前,关于古代艺术风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各门类艺术的具体研究或断代研究上,而将古代各门类艺术视作一个整体,从宏观层面对其共性风格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至今付诸阙如。基于此,本文从宏观层面对古代各门类艺术所具有的共性风格问题进行综合性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而且必要。古代艺术风格的形成,对影响古代艺术风格形成的原因作了系统性分析研究。本文认为风格的形成与事物发生的原因之间具有共通性,可从地点、时间、人物三个维度予以思考。风格是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的创作主体通过艺术作品在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中所呈现出的稳定而独特的整体风貌与艺术特色,由此提出地理环境、时代环境和创作主体是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艺术风格是三者融会贯通、共同作用的结果。古代艺术风格的类型,从类型学意义对古代艺术风格类型作了研究。本文在对古代艺术风格类型理论发展脉络梳理概括的基础上,发现丰富多样的艺术风格之间具有类型化的趋向,划分的依据与角度不同,所得风格类型也不同。由此提出从“形”、“意”、“文”、“法”、“气”五个方面来建立古代艺术的基本风格类型：简约与繁丰、含蓄与明快、素朴与华丽、谨严与疏放、阴柔与阳刚,以实现多重审美角度下对古代艺术风格的全面观照。古代艺术风格的特征,对艺术风格的一般特征和品评特征作了研究。风格一般特征是各门类艺术都具有的共性特征,任何层面的艺术风格都必然具备独特性、多样性、稳定性、变异性以及归属性特征；对风格品评特征的概括,基于古人对风格品评的重视,常采用“以物譬喻”、“分级品第”的方式品评作家、作品风格,由此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话语系统,风格品评的意象化、品第化特征,代表了古人认识与理解风格特征的独特视角和审美情趣。古代艺术风格的发展,对风格发展的规律、路径及对后世创作的影响作了研究。本文认为古代艺术风格不断承传发展,符合辩证法发展规律,这一基本规律就是“通变”；由于不同时代创作主体始终秉持“师古”、“师造化”、“师心”的发展路径,推动艺术风格在保持历史继承性的同时不断发展嬗变。古代艺术风格影响后世艺术创作是必然的,且历时越久,风格面目越多,为后世所提供的资源储备与典型范式也就愈加丰厚,受顾颉刚“层累说”思想启发,本文提出古代艺术风格以“层累”态势影响后世艺术创作,且主要通过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展开,体现为内容的衍生、演变与形式的延续、拓展。

邵大为^[6]（2015）在《文化名楼的历史还原》文中研究说明文化名楼是一道建筑景观,也是一道文学景观。名楼文化包含建筑、文学、绘画等艺术层面的内容,也关系着政治、宗教等意识形态层面的内容,还涉及到地理、职官等制度层面的内容。它是多学科的交叉命题,具有“文化窗口”的意义。文章由绪论、正文和结论组成。绪论部分交待了研究缘起、对象和思路。当下文化名楼的研究多局限在纯文学的范畴,以编修《楼志》为最终成果,前者未能将文学和历史有机联系,后者的类别意识常造成楼史信息的割裂和遮蔽。本文以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江州庾楼、鄂州南楼五座名楼为考察对象,从时序角度呈现五楼本身的兴废历史,同时观照其变迁过程中的历史文化背景。第一章描述了黄鹤楼的历史变迁。鹤楼显名于盛唐，到北宋时已为江南形胜,但在南宋毁圮百年,元代始逐渐复兴,明清两朝鹤楼作为治乱之象征,得到频繁重建,地位尊贵,最后一座鹤楼毁于清末,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始获重建。本章还对历代黄鹤楼的形制作了一些呈现。第二章考述了鄂州南楼的兴废过程。南楼与鹤楼毗邻于蛇山之上,南楼创建于唐,北宋重建后因附会名人轶事而闻名,南宋鹤楼毁圮时南楼盛极一时,但随着鹤楼复兴,南楼逐渐衰微。本章还廓清了南楼历史上的别名问题,对南楼和蛇山上其他楼阁之间的关系作了辨析。第三章呈现了江州庾楼的显晦状况。江州庾楼因纪念东晋名人庾亮而得称,因附会庾亮轶事而闻名。庾楼在中晚唐已为江州名胜,北宋时和黄鹤楼、岳阳楼并称于江湖,南宋庾楼宴集颇盛,楼名益着。元代以后庾楼逐渐衰微,明代清两朝虽不断经修,但楼名难复两宋之盛。本章还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名人轶事的转移现象作了一些解释。第四章考订了滕王阁的建废历程。滕阁创自唐初,在唐代已经历数次重建,五代时因特殊的政治原因和地理位置获得新生,北宋时得到精心修缮与维护,南宋时三毁三建并移址城上,滕阁在元代因政治身份再次获得两次重建。鉴于前人成果之丰,本章暂未对明清以后的滕阁之建葺展开考述。第五章再现了岳阳楼的盛衰面貌。岳阳楼的楼体是岳阳城西门之城楼,可追溯到六朝的巴陵城楼,唐前期称作南楼,经张说题诗后楼名始着,李白、贾至等盛唐诗人题咏后定名岳阳楼。岳阳楼在唐代的建葺不可考,宋代以后始有重建记载。北宋的三次重建确立了岳阳楼的地位,影响深远。岳阳楼在南宋以后的变迁有待后续补充。结论总结全篇。对所谓的“历史规律”进行了反思,揭示了文学作品在文化名楼形成和演进过程中的推动作用。文学书写的意义不仅只是对楼阁本身的描绘,还全面记录了名楼形成过程中所关联的诸多制度层面的信息。通过文学作品可以再现文化名楼的楼史变迁及兴衰过程,并借以呈现名楼生成的历史文化图景。最后提出名楼研究应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也可作时代、地域、景观类型三个维度的拓展,从个体研究走向整体研究。

朱小聪^[7]（2014）在《“诗必盛唐”说中的复古观》文中指出公元1368年，朱元璋登基建立明朝，推行革除胡俗回复汉唐风貌的政策，在思想文化领域引起强烈的震动，士人们争相以“复古”进行标榜，期望复归汉唐盛世。复古思潮的发展，在成化、弘治年间开出繁花，于正德、嘉靖年间结出果实。其中，以“文必秦汉”与“诗必盛唐”为口号的“前七子”占领文学高地，引领了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发展，既使复古思潮广为流行而深入人心，又使复古成为明代文学的主旋律。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现有研究很少从“诗必盛唐”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在现有的文献资料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诗必盛唐”这一口号进行发掘，力争使“前七子”复古运动的研究更加深入。绪论部分从回顾20世纪以来明代诗歌研究史开始，描述对于“前七子”复古运动的研究概况，以及本文写作的方法和意义。第一章在明代复古思潮的源流的背景下，考察“前七子”复古运动的兴起，“前七子”复古运动的儒道思想资源，以及对于这一运动的评价。第二章具体考察“诗必盛唐”的内涵，从“诗必盛唐”口号的选取、意象思维特点、由“李何之争”来探讨“诗必盛唐”以及“文必秦汉”与“诗必盛唐”共同构成“前七子”复古运动的理想三个方面，梳理“前七子”复古运动基本内容。侧重从盛唐诗歌意象思维及“李何之争”所体现出的“诗必盛唐”观的复杂内涵入手，努力揭示“诗必盛唐”的清晰面貌。第三章论述明代的“唐宋诗之争”。梳理明代及其以前的“唐宋诗之争”的脉络，及以清初三大儒对“唐宋诗之争”的态度为侧面考察“前七子”的复古观，侧重从辨体的角度把握“唐宋诗之争”在“前七子”复古运动中地位及对他们复古理论的影响。第四章从理论和创作两方面分别考察“前七子”及其后学的诗学理论与创作特色。结语部分就理学与复古运动及唐宋派与“前七子”两个维度，论述了复古思潮在“前七子”主将退出主流诗坛之后的发展，在努力把握这一阶段学术的发展的基础上，明确“前七子”复古运动复兴儒学的实质与“情”“法”交融的理论特点。

姜乃菡^[8]（2014）在《钟馗故事的文本演变及其文化内涵》文中研究表明钟馗是中国古代着名的捉鬼大神,他脱胎于中国道教信仰,最初在原始道教和上层统治阶层受到推崇,在经历了与民间信仰的融合后,成为中国古代最具特色和最受欢迎的捉鬼大神。钟馗信仰诞生以后,随着道教徒和文人对钟馗的不断神化,逐渐形成了以钟馗捉鬼为基本框架的钟馗故事。唐五代时期的钟馗故事以钟馗捉鬼为主要内容,同时兼及钟馗赶考、钟馗报恩等多个故事情节,涉及虚耗、唐玄宗等人物,这一时期的钟馗故事带有明显的道教色彩,在结构上与道教授经故事和神女降真故事异曲同工。宋元以后钟馗信仰与钟馗故事分流,钟馗故事的宗教色彩淡化,在前代钟馗故事的基础上形成钟馗嫁妹故事。明清时期钟馗故事完成文学化的转变,在文学作品中,钟馗从最初的道教信仰神变成典型的文学人物,刚正不阿的性格特点被逐渐放大,家庭亲属关系变得复杂,在由神到人的转变过程中,与明清公案故事和爱情故事融合,故事情节变得更加多样化。通过对钟馗故事文本演变轨迹的梳理,可以看出钟馗故事在不同的时代侧重不同的情节单元,在不同的时代文本形态也有很大的不同。将钟馗故事置于整个中国文化的背景之下考察,就会发现不同的情节单元和文本形态表现出不同时代的文化内涵,从宏观的角度对这些文化内涵进行分析,可以窥见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形态和演变轨迹。本文采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最大限度地搜集钟馗故事的相关文本,按照时代的先后和文本形态的不同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对钟馗故事相关的文化内涵和演变轨迹的分析,考察钟馗信仰的文学化历程和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探讨钟馗故事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的互动关系。论文主要包括七个部分：绪论部分是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现状的分析和总结。首先对二十世纪以来的钟馗故事研究做一个整体的概括。在此基础上总结研究成果的优缺点,针对钟馗故事研究的不足,提出一些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最后阐明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介绍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特点、优势及其对本文的指导作用。第一章是钟馗故事演变轨迹的综述,以魏晋至唐五代、宋元和明清三个阶段为基点,从人物、情节、文本形态三个方面对钟馗故事的演变进行分析,从文学文本的角度对钟馗故事进行整体把握,为钟馗故事文化内涵的分析,提供一个全局性的文本演变概观。第二章以钟馗捉鬼故事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钟馗故事最重要的情节单元,与钟馗的起源和钟馗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对钟馗捉鬼故事相关文本的分析,揭示钟馗信仰在历代的演变,探讨钟馗信仰背后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演变轨迹。对一些涉及钟馗的具体问题,诸如钟馗之缘起、钟馗与道教、钟馗与佛教、钟馗与民间信仰进行了重新解读,通过对《太上洞渊神咒经》在唐五代传播的考察,得出钟馗可能为道教所造之神的结论。第三章以钟馗嫁妹故事为切入点,梳理钟馗嫁妹故事相关的文本,探讨钟馗嫁妹故事背后隐藏的中国古代婚嫁文化,以及婚嫁文化内涵对钟馗嫁妹故事在情节、人物、文本形态上的影响。运用敦煌愿文《儿郎伟》中的《障车文》,对钟馗嫁妹故事的起源进行探讨,是这一章的主要创新点。通过对中国古代婚嫁文化的分析,总结出中国古代礼法制度的演变方式和演变轨迹。第四章分析钟馗赶考故事的文本演变和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尤其科举制度的演变轨迹,总结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基本特点,以及与选官制度密切相关的封建制度在历朝历代的变化。通过对钟馗进士身份、钟馗应举不捷等情节的考察,揭示中国古代武举制度在选官制度中的地位及其对士人生活的影响。另外从中国古代科举选官文化中“相人术”的角度,对钟馗貌丑和钟馗貌丑落第进行了分析,展现了相人术在选官制度中的重要性以及科举制度在时代的变迁中逐渐衰落的景象。第五章是钟馗报恩故事与中国古代王权主义。钟馗报恩故事以《唐逸史》为发端,与钟馗之死有着密切的联系。本章以报恩对象和报恩原因在不同时代的转变为切入点,梳理了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的演变轨迹,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礼法制度背后中国古代王权主义历代的变迁。中国古代王权主义最初以王权即皇权的形态出现,周以后随着礼法制度的完善,封建王权分化为皇权与相权两个部分。在南北朝以前,贵族势力强大,以皇权为中心的贵族王权是王权主义的基本模式。隋唐以后,寒族势力上升,至宋完成士人阶层对政权的掌控,王权主义在这一时期转变为以皇权为中心的士大夫王权的模式,明清封建制度从根本上开始衰落,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因皇权的过度集中而变得无法调和,最终导致清末封建制度的崩溃。附录为文献综述,采用文学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按照魏晋至唐五代、宋元、明清三个阶段分期梳理与钟馗信仰和钟馗故事相关的文献材料,每一个时代分段则按照文本形态再进行更为细致的分类。

王向东^[9]（2014）在《明清昭阳李氏家族文化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清昭阳李氏家族是明清扬州地区名门望族的代表。该家族从明嘉靖朝状元、隆庆朝首辅李春芳到清末民初骈文大家李详（审言）,绵延三百余年,创造了多方面的辉煌：作为科举家族,它为明清两朝输送的人才仅进士就有11名；作为仕宦巨族,它创造过“九世一品”的家世传奇；作为忠义之家,它在明清易代之际产生多位忠烈和大批遗民；作为文学家族,它留下诗集、文集、传奇多部,对明清时代扬州地方文化甚或中国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作为艺术家族,它孕育过“扬州八怪”主要成员李鱓、书法家李佳言以及诗、书、画“三绝”的人才多名。多面多样的文化成就使昭阳李氏家族足以比肩当时江南江北诸多名门大族。勾勒明清昭阳李氏家族文化状貌、挖掘李氏家族文化内涵、探究李氏家族文化持续繁盛的深层原因,有助于梳理明清时期扬州地区的文脉,进而探究其文化繁荣鼎盛的内在根源与机制、认识传统文化的演进规律。昭阳李氏家族诗书继世、俊彦云集,从首辅李春芳到礼部尚书李思诚,从忠烈李长倩、李信到遗民李长科、李长祚、李沛、李沂、李淦、李法,从史学家李清到艺术家李鱓、书法家李佳言,从昭阳诗派主要成员李沂、李国宋、李麟到才女李季娴、李国梅,杰出人物既将李氏家族的文化成就具象化,也衬托出李氏家族文化土壤的肥沃与深厚。在家族文化的背景上研究文化文学史上的杰出人物,更有利于还原历史的真相和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亦更能切近历史的真实以及杰出人物的心灵真实。本论文共分八章。第一章根据兴化图书馆馆藏四卷本《李氏世谱》等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述李氏家族成员的世系和主要成员,梳理家族分支迁移的走向。《李氏世谱》将李春芳及其弟李齐芳的子嗣分为十二房。本章主要涉及李春芳子嗣情况,考证各房比较突出的人物及其事迹。第二章简述李春芳生平、仕历并剖析其为政理念,还“青词宰相”以恪尽职守、剀切正直的本来面目,考论其主要历史功绩。李春芳有着比一般士人更为积极进取的人生价值观：“君子修其身,穷则俗易而乡人化,达则纪饬而国人正。”他的为政理念十分明确,即以民为本、抚民如子,与之相应的,其为政绳尺便是安静悃幅、勤政务实。繁律严尺使民无措,安静悃幅以培元气,这既是李春芳得诸前贤的宝贵经验,也是他在参与政务时所坚持贯彻的理念。与野心勃勃、善于大破大立的改革派相比,李春芳缺乏的不是政治才具或为官经验,甚至也不是所谓的政治魄力,而只因抱定以民为本的理念,务求安静悃幅,所以他不变革、“不折腾”。李春芳的主要政绩则有：组织起草并促成《宗藩条例》刊行,对嘉靖以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节缩度支、爱惜民力,为隆庆之世的“土木不兴、府藏盈溢”打下基础；筹画边图、整顿边事,为隆庆和议保驾护航。另外,作为昭阳李氏家族新局面的开创者,李春芳为家族奠定的优秀传统如知恩图报、刚方正直、慷慨好义、豁达淡定等在后世子孙中都得到良好的传承和呈现。第三章分类统计并考证李氏家族成员在明清两代三百余年中的科举和仕宦情况,其中进士11人,举人28人,中会试副榜者1人,中乡试副榜者16人；各级各类行政官员50余人,各级学官20余人。在统计基础上,探讨该家族俊彦迭出的原因,分析表明：良好的家族风气、精心选择的婚姻圈、重视举业的家庭教育方针、文化仕宦家族类型的确立所起到的引导和约束作用等,都为该家族科甲鼎盛、簪缨联翩提供了基础和保障。第四章首先重新厘定了忠烈、遗民与非遗民的概念和范畴。明遗民是时空层面已由明入清、情感归属和心理认同却始终指向明朝因而拒应清朝科举、拒仕清朝的士人；忠烈在“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方面比遗民更加决绝,但正因他们壮烈地与故国同陨,彻底失去了时间上孑“遗”的可能；对旧朝并无认同感或虽具遗民意识却名节有亏、行为失检者的则属非遗民。其次考证明清易代之际昭阳李氏家族成员中忠烈和遗民的活动及其在明代的仕宦经历,重返历史现场,还原李氏忠烈和遗民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抗暴御侮的民族精神。其三,在认真解读史料的前提下推翻邓长风所确定的李乔的遗民身份。在明清之际的李氏家族成员中,李乔是一个较为奇特的存在。《重修兴化县志》、《续纂句容县志》、《李氏家传》等方志史料述其仕宦经历止于明末,对他于易代之际的选择与之后的去向语焉不详。邓长风认为李乔与其兄李嗣京同属消极对抗型遗民。笔者据《明季南略》、《甲乙事案》、《明季甲乙两年汇编》等甲乙史料,确认李乔是弘光朝文官中率先髡发的积极迎降者。第五章主要展示李氏家族成员的文学成就。以科举起家发迹的昭阳李氏家族文人云集,文学着述多元多面、多姿多彩。本章剔除文学之外的杂着,搁置李清的文学着述（详见第六章）,钩稽李氏家族成员的文学着述达150种之多。在朱彝尊等前贤阐释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昭阳诗派”及其与李氏家族成员的文学活动、诗歌创作之关系,着重解读李沂和李国宋、李瞵等李氏诗人的诗歌及其所反映的生活状况。第六章以“生平手不释卷,尤潜心史学,着作宏富”的李清为研究对象,补考其着述30余种,考证单篇文章4篇；深入研读李清着述的我国现存明代唯一的判词专集《折狱新语》：该着作反映了当时以劝善为旨归的法律价值取向、平如止水的法律追求,表现出推官李清智慧风趣的判案风格,还折射着晚明时期的社会生活样态,又以其文采飞扬、典雅丰赡、雍容华丽的文学色彩达到了法律与传统文化和文学的终极和谐。就时事小说《梼杌闲评》的作者问题从《梼杌闲评》并未特意为李思诚辩冤、李清与《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作者陆云龙的关系、李清的书写习惯及其文学主张等方面进行考辩,结论是李清不可能是该小说的作者。第七章综述李氏家族女性诗人的情况,着重论述一代才女、“广陵闺秀”李季娴其人其诗其文。诗文兼擅的季娴是明末清初扬州地区的名门才女,一生丰富多彩而结局悲凉凄怆。其诗作蕴藉含蓄、摇曳多姿,却晕染着刻骨的寂寞与哀伤；其阐述佛理的“醒世之文”严密机智、神气秀朗,充满忧患意识与悲悯情怀。被清朝第一谏臣季开生誉为“秀擅闺中、风高林下”的才女李季娴,以卓越的才华挑战了彼时女子“锦泊米盐、才湮针线”的宿命,在等级森严的传统社会营造出一片葳蕤华茂的女性风景。李氏家族另一位重要的女性诗人是李国梅,其诗作从体式上看众体皆备,就风格而论则真率朴质、清新而不乏刚健,尤其难得的是她有着十分强烈的女性自觉,敏锐地感觉到女性与时代和社会的格格不入,并试图冲破禁锢、挣脱束缚、实现自我价值。李国梅用她的诗歌代表彼时的杰出女性发出呐喊,对女性所遭受的制度和文化压抑提出了严正的抗议。第八章考述昭阳李氏家族的艺术人才及其艺术成就,尤其是“扬州八怪”主要成员李鱓的绘画与题画诗的成就及特点。李鱓在绘画方面一是转益多师、遍历繁华却能不为春色所拘囿,吸取精华、为我所用,卓然成一大家；二是精研笔墨、巧妙用水,对绘画技法进行了卓越的探索；三是取材广泛、无物不画,赋予画作以难能可贵的平民性,大大拓展了文人画的表现领域；四是能在画作中率性地表现出恣肆汪洋的主体意识与回归自我的莫大勇气。就题画诗而言,李鱓的现存题画诗一则串联着诗人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二则堪称其儒者人格的生动写照,三是表现出与正统诗歌大异其趣的美学风格,为后世提供了独特的诗歌审美体验。

谷元江^[10]（2013）在《汉末草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康有为说：“书莫盛于汉”,’汉末又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②在中国书法史上更是个极为关键的时期,这个时期出现了空前的书法盛况,职业书家和前所未有的书法理论及书法批评论着,从根本上改变了书法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它不再是“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而成为士大夫品评人格的重要标准之一。书法被称为一门线条的艺术,草书最具代表性。本文将目光锁定在汉末一百年左右的历史,通过文字学、历史学立足书法学来探究汉末草书发展的真实状况,重点探讨学界一直以来对这个时间段有争议的几个问题：问题一：书法为何在汉末发展成为一门独立艺术?问题二：为何在汉末出现了空前的草书盛况?问题三：针对“张芝创今草书”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张芝到底能否创出今草?在当时草书家频出的情况下韦诞为何评出张芝为“草圣”?问题四：汉末行书、楷书与草书有什么关系?盛唐狂草书的出现根源性在哪?文章分五个部分,第一章从草书的名实出发,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的实物资料分别从名和实两方面来理清草书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和概念；第二章从汉末“草书热”,章草的不断发展乃至成熟到“张芝创今草”的历程来探索草书在汉末的发展状况；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针对汉末书法为何能发展成一门独立的艺术进行追问。通过分析汉末草书的特征,如对草书中“势”“象”等美的追求,对草书书写难易快慢的论辩,“任情恣性”式的情感投入导致的狂草萌芽等特点,着重强调了汉末草书在推动书法艺术化进程中的强大作用；又结合汉末道家思想、书家、书法理论、专业机构、书写工具等进行综合论证,书法在这时发展成一门独立艺术的根源性；第五章讲述汉末草书对行书、楷书、狂草等书体发展演变和对“二王”书风形成的影响。

二、初、盛唐儒家美学范畴之检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初、盛唐儒家美学范畴之检省（论文提纲范文）

（1）艺术审美功能论研究与新时代艺术审美价值的重振（论文提纲范文）

（2）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论文提纲范文）

（3）袁宏道六朝诗学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王维隐逸思想中的审美意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古代艺术风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文化名楼的历史还原（论文提纲范文）

（7）“诗必盛唐”说中的复古观（论文提纲范文）

（8）钟馗故事的文本演变及其文化内涵（论文提纲范文）

（9）明清昭阳李氏家族文化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汉末草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初、盛唐儒家美学范畴之检省（论文参考文献）

• [1]艺术审美功能论研究与新时代艺术审美价值的重振[D]. 曲辉.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2]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D]. 孔庆蓉.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3]袁宏道六朝诗学观念研究[D]. 岳佳. 河北大学, 2019(08)
• [4]王维隐逸思想中的审美意识研究[D]. 孙乾.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17(04)
• [5]中国古代艺术风格研究[D]. 张兰芳. 东南大学, 2015(08)
• [6]文化名楼的历史还原[D]. 邵大为. 武汉大学, 2015(10)
• [7]“诗必盛唐”说中的复古观[D]. 朱小聪. 南昌大学, 2014(02)
• [8]钟馗故事的文本演变及其文化内涵[D]. 姜乃菡. 南开大学, 2014(04)
• [9]明清昭阳李氏家族文化文学研究[D]. 王向东. 扬州大学, 2014(12)
• [10]汉末草书研究[D]. 谷元江. 山东大学, 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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