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新总统经济政策初探(论文文献综述)
王力[1](2021)在《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是美国杰出的外交政策研究者,他融合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与现实议题,搭建起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框架,本论文旨在对米德的学术思想加以阐述。美国的外交传统是米德学术研究的核心论题,通过对美国外交历史的爬梳,米德分析了影响美国外交传统的因素,并对美国权力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总结。他认为,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应当着眼于更为宏观的视角,注重其历史传承性。米德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单边主义/多边主义等二分法,创新性地提出了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四种美国外交传统,认为正是这四种主义通过相互作用形成有机组合和动态发展,共同决定了美国外交行为。在此基础上,米德对美国外交传统的“权力根源”进行了理论发掘,在硬权力和软权力之外,提出了“粘性权力”的概念,从而实现了对美国外交传统认识的理论升华。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而言,这与米德作为学者与智库专家的双重身份是分不开的,依照“四种主义”与“三种权力”框架,米德构建了一个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体系,丰富了学界解析历史、认知现实的理论工具。米德的思想成熟于21世纪初期,根据他的分析框架,本文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总统即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四届政府的外交行为进行分析,认为米德的理论能够对历届政府的外交行为进行合理的解析,为我们理解美国外交传统和21世纪美国外交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合理的视角。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对米德的学术经历、着述、观点特别是“四种主义”与“三种权力”框架体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米德认为,汉密尔顿主义的核心主张是“追求商业利益”,国家外交行为应该寻求有利于美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各种外部条件;威尔逊主义主张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美国式的民主和价值观,认为美国有义务作为“文明的灯塔”为世界各国指引发展方向;杰斐逊主义反对过多地国际介入,主张把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健康发展视为首要任务,是小政府主义的支持者;杰克逊主义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和民粹主义倾向,注重提高美国的军事实力。本章在分别阐述四种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他们发挥作用的时间和手段,并结合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变化侧重分析他们如何共同作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本章继而对米德权力形态理论进行介绍,米德将美国的权力形态分成锐性权力、粘性权力、甜性权力和支配权力:锐性权力是美国的军事实力,广义上指其显着的核优势、广泛的海外军事部署和庞大的军费开支所构成的综合实力;粘性权力是经济活动影响力的体现,是美国对其他经济体产生粘性吸附的作用;甜性权力是美国的理想、文化和价值观吸引力,和软权力的概念类似,是一种无形的感召力;支配权力是权力的合集,是前三种权力协同发挥作用时体现出的综合优势。如果说“四种主义”理论从历时性的角度分析了隐藏在美国外交史洪流中的四种意识主张,那么对美国权力形态的分析则从共时性的角度丰富了米德的理论,二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网络。这种坐标式的分析结构既充分尊重和考量了美国外交历史的延续和传承,又突出体现了美国历史上特别是二战以来的外交特征,在宏观上形成横纵相交的二维理论框架,有助于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梳理。论文的以下章节运用米德的思想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美国外交传统进行总结,分析了不同时期政府的政治倾向、外交风格和在任时期的外交活动,清晰地展示了四种主义对国家领导人及其外交政策的影响。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一战后至20世纪末的美国外交政策演变。一战后,美国进入福特主义经济时代,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美国社会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同时在国际关系中,美国以世界大国的身份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四种主义开始面对国际关系中的复杂局面。随着二战中英国的衰落,美国在冷战后确立了世界霸主地位,美国资本主义过渡到后福特主义时代。在这一历史阶段,四种主义在不同时期所追求的美国权力类型不断变化,带来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不断发展。冷战结束后,粘性权力一度成为了美国主要追逐的权力类型,在克林顿政府期间,汉密尔顿主义成为了外交活动的主导思想。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小布什政府时期威尔逊主义的起落。作为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小布什具有威尔逊主义者的特征。“9·11事件”让小布什得到了杰克逊主义者的坚定支持,为威尔逊主义披上了强硬、现实的铠甲,然而随着反恐战争的升级,四种主义逐渐产生了分歧,小布什的大中东战略宣告失败。第四章解读了奥巴马政府期间杰斐逊主义的兴起。米德认为,奥巴马是典型的杰斐逊主义者,正如竞选演讲宣言一样,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进行战略收缩,运用巧实力对自身的外交主张进行调整,寻求各个派别之间的平衡,力图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然而杰斐逊主义者的政治主张经常被诟病过于温和或起效缓慢,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没能从根本上满足美国民众的要求。第五章分析了特朗普政府期间杰克逊主义者的外交特点。美国国内经济产业结构失衡加剧、政治上的反精英情绪和社会文化价值中身份认同的缺失导致美国国内民粹主义兴起,特朗普趁机入主白宫,其支持者多为杰克逊主义者。强烈的本土主义倾向使得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有着显着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特色,但杰克逊主义者本身并不具备系统的执政理念,也无法确立具有连续性的外交思想。第六章对米德的美国外交传统思想进行了评价。首先对21世纪四种主义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进行解读,并对它们可能进行的调整和融入策略进行分析,同时,根据米德的推断,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战略维度进行思考。面对自由资本对商业利益的追求和美国国内产业结构失衡、就业问题严重之间的矛盾,汉密尔顿主义者需要寻求一种资源合理配置的发展模式;威尔逊主义者在大中东战略之后逐渐式微,面对世界局势由美国独霸到一超多强的发展趋势,世界多极化日趋明显,国际组织的作用逐渐增强,威尔逊主义者需要对其价值观传播方式进行反思和改进。杰斐逊主义者能够调整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始终坚持“避免不必要的国际介入”的基本理念,以最低的成本融入国际社会,避免战争,优化配置有限资源等成为了杰斐逊主义者在新形势下的代表主张。杰克逊主义者虽然缺乏成熟的外交主张,但他们在美国普通选民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也是维系其他三个主义的感情纽带和实力基础,将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如何认识当代国际局势和对自身国际角色、如何充分认识并坚持利用海权体系、如何在四个学派中做出合理的取舍和组合,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思考的战略维度。
康藏元[2](2021)在《冷战后美国新孤立主义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冷战结束后,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同时外交上也面临更多挑战,孤立主义再次被提出并发展为新孤立主义。要想对新孤立主义进行系统分析就必须先对早期孤立主义进行研究。孤立主义最早在华盛顿的《告别演说》中被正式提出,随后孤立主义就在美国外交中被正式确立为一项指导思想。早期孤立主义使美国能够获得相对稳定与独立的发展空间,从而保存实力,发展自身。此后,美国的历任领导人又对孤立主义的内涵进行不断的丰富和完善,直至威尔逊主义的失败后,逐渐迎来高潮,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后走向衰落。在把握孤立主义的基础上,对新孤立主义进行梳理与分析发现,新孤立主义特别强调美国的国家利益至上,主张战略性收缩,使美国及时抽身于国际事务之外,同时在经济上推行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虽然冷战后美国的新孤立主义从未成为主流外交思想,但主张孤立主义的声音从未停止。至特朗普时期,特朗普标榜“美国第一”,将维护美国狭义的国家利益作为制定外交政策的首要条件。为了减少对美国利益的损耗,特朗普宣布退出一系列条约与组织,将对海外事务的干涉减少到最低,这一系列做法都与二战后的新孤立主义思潮所体现的特点相吻合。2020年美国大选中拜登击败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拜登政府的上台会对特朗普原本带有新孤立主义倾向的外交政策进行一定的调整,但是新孤立主义并不会消失,只要美国的利益受到威胁,新孤立主义便会聚合民心对美国外交政策提出要求。本文通过分析美国孤立主义对其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从而把握美国外交政策实施的内在逻辑,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通过重点分析冷战后新孤立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得出新孤立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每当美国利益受到损害孤立主义便会再次抬头,影响到未来的美国对外政策走向。中国与美国都是世界上的大国,美国对外政策走向也会影响到中美两国间的关系走向,因此中国需要在准确把握孤立主义这一美国传统外交指导思想的基础上,更好地作出应对,所以研究冷战后美国新孤立主义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赵甲昌[3](2021)在《特朗普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由于南海地区特有的地缘政治环境,美国将南海政策视为其亚太政策的关键一环。冷战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相继经历了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表面中立、实际介入,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南海战略布局,进而到奥巴马政府时期公开介入的阶段。通过梳理冷战后美国这三届政府南海政策演变的脉络发现,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是具有一定历史延续性的。虽然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重大的调整,但由于政策的惯性和美国霸权战略使然,特朗普政府很大程度上继承并延续了其前任政府的南海政策。为了维护所谓在南海地区的“航行自由”,谋求“印太地区”大国战略平衡和挑拨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维护美国亚太地区霸权乃至全球霸权,美国特朗普政府借助“印太战略”强势介入南海问题,拉南海周边国家围堵中国,利用南海问题打造所谓亚太版“北约”,增强美国在南海及周边国家的军事存在。与冷战后前几任美国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明显具有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及手段上的多样性等特点,其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主要以军事威慑、军事介入为主,具有极大的冒险性。特朗普政府这一极具进攻性、冒险性的南海政策,进一步加剧了中美的战略对抗,破坏了中国与南海当事国的关系,严重恶化了南海周边地区乃至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
吕玉红[4](2021)在《自由民主的乡愁: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构建与转向》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战后美国保守主义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其各个时期的历史发展状况,客观描述战后美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建构过程,结合美国政治实践分析并阐释保守主义思想的理论核心,澄清其与自由主义的复杂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关注21世纪美国保守主义的极端化转向,并考察这一转向的表现与其背后隐含的深层原因,合理预判保守主义转向极端将引发的政治后果,为解读当前美国社会的政治发展提供有效分析模式。战后美国保守主义以反对新政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极左思潮为起点,以温和审慎为政治美德与行事原则,在同自由主义激进思潮的抗争中进行自我定位和理论建构,期间经过巴克利时代与里根时代的政治实践和理论积淀,最终形成了以自由为底色、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为传统、以美式民主制度为模板的保守主义思想体系。保守派始终以守护“美国信念”为历史使命,以“秩序的维护者和民主的建设者”自居,其行动也紧紧围绕这一主题而展开。进入21世纪,美国社会风云变幻,保守主义在调试中转型,于危机中求生。尽管小布什时代保守派能在国际舞台上耀武扬威,但特朗普时期保守主义却是四面楚歌。随着国内经济矛盾集中爆发、文化战争愈演愈烈,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彼此攻讦、互不退让。保守派针对自由派的大幅“左转”发起猛烈反击,既是出于对美国文明的扞卫,也是生存危机下的自保。但在同自由派对抗的过程中,保守主义被愤怒裹挟着走向极端:这不仅体现在态度和手段的强硬、偏执、激进,还显露于思想上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色彩。然而事实证明,保守主义的极端转向不仅助推美国政治极化持续升级,引发国家分裂;还无济于保守派的当前危机,更不利于其未来生存。如今,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意气之争取代了妥协审慎,民众立场严重分化,“旧美国”与“新美国”相互撕扯,民主政治前景暗淡,美国保守主义的未来命途多舛。因而本文认为,在严峻的民主危机和无法抗拒的世代交替中,保守派要重新找回温和审慎的政治美德,自由派也应进行自我反思,双方需积极寻求政治共识,否则将会在对抗他者中瓦解自身,在守护自由时破坏民主。回首过去,美国曾是自由民主的灯塔,三权分立制度、宪政法治模式、两党竞争格局已有百年历史;审视当下,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激进思潮涌起、政治乱象横生,大变局时代危机四伏;眺望未来,保守主义同自由主义的价值纷争日渐凸显。届时美国又该何去何从,是会因此而步入国家失败的后尘,还是能够凭借政治智慧顺利弥合分裂?历史尚未终结,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梁冠华[5](2021)在《国家话语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及其修辞策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国家话语体系内,探索行为体如何用语言来建构国家身份的相关热度正日渐升温。此外,国家身份的建构问题也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在人文学科研究日益呈现出注重交叉与应用研究的大趋势下,国内外学界特别是国内学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表现出以理论联系实际来解读社会现象及参与社会管理的巨大热情。尤其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情势,对国家身份建构的相关研究不仅仅是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热门课题,话语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对其研究亦愈发呈现出增长之势。目前,从整体来看,国家身份的话语研究内容广泛、成果丰硕,主要涵盖了在已有理论框架内对身份进行整体述评以及对其建构过程的分析。具体可细分为功能类、策略类和关系类。所用理论视角主要在批评话语分析和语用分析的框架内展开,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同时,现有研究亦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研究思路受限,惯用一种理论阐释问题而较少涉及跨学科性的交叉研究;也有研究方式尚待破执,传统的定性研究无法完全满足科研需要,适当运用各种语料库处理方法对信息进行统计和处理,可以有效提高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度。针对国内外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论文选取国家话语范畴内的国家领导人话语,具体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外交演讲话语为研究对象,一则尝试结合语料库研究方式解析语篇所构建的中国多重国家身份;二则通过学科交叉研究拓展思维域度,以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的新修辞学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并辅以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构筑了国家身份建构及其话语修辞策略的语篇分析范式。国家话语的国家身份相关研究视角广阔,论文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在宏观分析模块,具体依托的是伯克戏剧主义修辞的动机理论和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语料库研究、定性研究以及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式,从整体上回答中国国家身份“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研究发现,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演讲语篇具体构建了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负责任大国和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大国四种国家身份。着眼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语篇建构国家身份的根本动机一方面在于维护中国自身的发展利益、安全和主权利益以及文化利益等,另一方面亦兼具世界情怀,着力兼顾全球以及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此外,语篇建构国家身份的直接动机是使国际社会各方在达成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理念的基础上,以行动共同体为驱动力,切实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付诸于行动。在微观分析模块,具体依托戏剧主义修辞的同一理论和抽象理论,详细回答中国国家身份“怎么样”的问题。换言之,在结构安排上,论文顺次从内容同一、形式同一和辞格同一这三个层面探究国家身份建构的内部话语机制,即修辞策略。研究发现,中国国家身份建构的内容同一策略分别包含了同情同一、对立同一和无意识同一三种实现路径。相应地,与内容同一相辅相成的形式同一策略则从规约形式、重复形式和递进形式三个方面展开。此外,在辞格同一策略内,我们发现了语篇建构国家身份的三大主体隐喻辞格,即建筑隐喻、拟人隐喻和旅程隐喻。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身份的建构从来不是自说自话的“一言堂”,而是内在结构与外在结构共同建构的结果。其中,内在结构可视为身份的“自我”构建,相应地,外在结构即为身份的“他者”构建。因此,论文虽以西方修辞学为基石探究中国国家领导人由内在自建国家身份的话语策略机制,但并未忽略外在的他建效果。根据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调查结果所显示的中国国家形象同论文所探讨的中国国家身份“是什么”的结论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充分说明中国国家身份的自建效果已经得到了他者的广泛认同,同时,也为该研究提供了合法性的现实理据。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在理论上,将西方修辞学与国际政治理论进行有机融合,从而建立一种具有跨学科性质的新颖分析模式,有利于丰富政治话语研究的学术资源;(2)在研究方法上,采用混合研究范式,突破了以往以一种模式进行研究的单一方法,有助于改变人们对话语研究过于主观的诘难,为政治话语的阐释增加具体的实证支撑,增强研究的信度和效度;(3)在研究视角上,将研究的焦点从传统侧重对受众的单向劝说转为开展与受众的双向认同。在语篇的分析中,我们着重讨论的是演讲者在与受众的互动中是如何合理调度相关的修辞资源来实现国家身份的有效建构;(4)在研究价值上,面对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的新局面,我们突破性地选用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的外交演讲,使本项课题研究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现实意义。这既有助于增强内部的民族凝聚力,又有助于增益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推进国际话语新秩序的建构。
田野[6](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研究指明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鲍静[7](2020)在《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围绕权力、媒体和民主相互关系的探讨历来都是新闻社会学、政治传播、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文化批判等学科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在美国,大众传媒是民主的工具,在民主体制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宪法第一修正案和之后的诸多判例都从法律上对于新闻自由进行了有效的保障。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在美国政府的关系上扮演着重要的监督者的角色。当然,政府也会通过各种硬性控制和软性控制的手段反作用于媒体。因此,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不应该简单理解为串通关系和共谋关系,也不应该简单解读为相互对抗。双方是一种“共生关系、工作关系和监督关系”。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给政府与媒体关系带来了挑战与变数。面对技术、经济和社会变革,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是否延续传统媒体时代的共生与博弈的关系,两者的关系是否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从分析美国政府与媒体形成的历史原因入手,首先对于美国政治的分立制衡的民主基因和美国媒体新闻自由的理念形塑进行了阐述,并对两者关系的交汇进行历史的梳理,了解在大众报刊发展以前及发展之初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在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政治环境之下,对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追求也就显得理所当然。随着报刊媒体的发展,作为个体权利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最终延伸到新闻自由的层面。约翰·弥尔顿、约翰·密尔、潘恩、托马斯·杰斐逊等一批圣贤先哲将新闻自由的理论发扬光大。从观点的公开市场到法律上对于新闻自由的确认,再到媒体社会责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新闻自由的观点已见雏形。大众化报刊的出现使得政府与报刊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于从经济来源上不再依赖政府或政党,大众化报刊开始走向非党派性、中立和专业。论文第二部分对于传统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进行了阐述。20世纪的美国大众传播媒体形成,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也已经逐步形成。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呈现出共生与博弈的特点。论文重点是第三部分,论述了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主要特征。从整体上来看,在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和媒体的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决定两者关系的根本因素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美国的宪法。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定位并不会因为新媒体的出现而发生动摇。而美国人长达百年对待新闻的传统以及新闻媒体并未消失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决定了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并不会发生根本改变。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仍然是共生与博弈的关系。新媒体的技术变化在某些方面强化了这种关系。从双方的博弈来看,民众借助社交媒体发起政治活动对抗政府;政府对于网络安全进行监管以及对于网络舆情的管控;政府运用反垄断、审查等方式限制社交媒体。新媒体促成的是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在某些层面的加深。此外,论文还分别从意识形态、内容生产以及对外传播方面对于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考察。从美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来看,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包括后真相政治、两党政治极化、身份认同危机、民粹主义盛行等,而在媒体上的体现则为虚假新闻泛滥、网络不对称极化、另类空间尤其是另类右翼媒体崛起等问题表现突出。政治和媒体的影响是相互交织的。当然,新媒体可能会带来网络民主和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从内容生产层面来看,论文通过分析政府及政治人物、机构新闻媒体、关键意见领袖以及普通民众在新媒体环境下进行内容生产和新闻生产的方式的变化,深入了解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对外传播层面来看,美国政府充分运用新媒体开展公共外交,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公共外交1.0、公共外交2.0以及美国优先和现实主义下的公共外交。通过对于上述内容的详细分析和阐述,论文得出的主要观点是: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博弈程度将不断加深,主要体现在技术手段使得政府对于民众的控制程度加深;社交媒体赋权带来新的权力主体;传统新闻业的地位受政府影响;公众在三方博弈中的地位提升等方面。另外,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共生与博弈关系实质上是政治和资本关系对立与合谋的反映和投射。只要资本主义的这种精英政治的权力架构依然存在,以及媒体的资本属性保持不变,那么两者的共生和博弈关系将会一直存在。
相壮[8](2020)在《美国的中亚政策“3.0”探析(2014-)》文中提出中亚地区位于亚欧内陆中部,油气资源丰富,战略位置重要。美国在中亚国家独立之后便将中亚地区视作是实现其国家利益的重要地区。自中亚国家独立以来,美国的中亚政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本文将这三个阶段的美国中亚政策分别定义为美国中亚政策“1.0”、“2.0”、“3.0”。美国中亚政策的第一阶段,美国在中亚主要聚焦于维护中亚国家独立地位、推动本地区实现无核化以及获取本地区能源。在美国中亚政策的第二阶段中,反恐和推进民主成为这一阶段的主题。随着美国宣布阿富汗战争结束,美国对中亚的政策也正式进入第三阶段,即美国中亚政策“3.0”时代。在这一阶段,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注重与中亚国家在经济、政治以及安全领域展开全方位合作。美国中亚政策“3.0”形成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为了适应阿富汗的新形势、新形势下牵制俄罗斯的战略需要、遏制中国在中亚不断上涨的影响力以及打击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与前两个阶段的中亚政策相比,这一阶段的中亚政策的特点是在战略目标方面与之前两个阶段的中亚政策表现出了一定的连续性,但是在政策实施手段上更加务实,意识形态色彩更加淡化。美国这一阶段的中亚政策对中亚国家、俄罗斯以及中国都产生了影响。首先,提升了美国在中亚的影响力;其次,激化了美国和俄罗斯在中亚的斗争;第三,对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亚的推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了消除美国新政策对中国中亚政策的影响,中国应该首先要加强与中亚国家在经济、安全、政治以及人文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其次要密切同俄罗斯的合作,积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最后探索与美国在中亚可能的合作空间。
刘嘉楠[9](2020)在《试述冷战后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手段及其特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主输出战略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该战略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初,基于“美国例外论”、“天定命运”使命观、自由主义思想等思想渊源,其在北美大陆扩张时就直接在新占据的领土上移植现有的政治制度。冷战时期,美国的民主输出战略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其迅速在德国和日本建立起民主制度,并巩固西欧国家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扩大西方民主阵营,同时对第三世界横加干涉,推动这些国家政治转型,从而在全球范围内、以意识形态领域为重要战场全力对抗苏联,并直接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可以说,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有着很长的历史,该战略伴随着美国的发展,贯穿于整个美国外交史。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基于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全球推广美式价值观,进一步提升了民主输出战略的战略地位,加大了实施力度,打着“推广民主”的旗号在全球范围内对20余个国家进行干涉。美国在实施民主输出战略时,以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国际开发署、国家民主基金会等官方和非官方机构为主要渠道和路径,综合运用军事打击、外交施压、经济制裁、“颜色革命”等硬干渉手段和公共外交、对外援助等软干涉手段。在战略执行过程中,美国受到民主输出对象国的实力、国内政治、同大国的关系以及美国自身条件等因素的影响,面对不同民主输出对象国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采取了不同的干涉手段。本文总结概括了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思想渊源、发展历史、现实活动、实施路径、具体手段、影响因素,并通过选取乌克兰和缅甸等在国家实力、政治制度等方面截然不同的两个案例进行综合研判,认为民主输出对象国同大国的关系是美国对其实施民主输出战略时选择具体手段的最重要因素。通过掌握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具体手段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中国及早做出判断和应对,既能够防止美国在中国推动政治变革、维护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也能够确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受到美国的干涉,避免“一带一路”战略在实施过程过程中受到影响。
于红丽[10](2020)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就开始持续上升。美国作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国,自然愈发重视亚太地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国际体系开始发生深刻变革,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被空前重视。为应对国内外危机,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奥巴马政府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宣称要把全球战略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其目标是通过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和伙伴关系网络,加大亚太地区军事投入,参与并主导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以保证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防止崛起大国对美国主导权的挑战。“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冷战结束后首次遭到质疑。为了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开始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全面重视对其造成挑战的亚太地区。这一战略也是此后特朗普强化对华竞争的先声,是中美关系进行深度调整的前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的实质,也是奥巴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伸和发展。相比较特朗普“印太”战略推进进程的尚未完成,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显得更加完整,且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深入研究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可以让我们更客观理性地认识特朗普“印太”战略的实质。同时,对于我们有效应对美国亚太战略带来的挑战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目标、实施、评价及影响,分析了美国亚太战略的实质,以及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与特朗普总统新“印太”战略的联系与区别,论述了中国应对美国亚太战略的战略与对策。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分析,主要分析了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和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形成。首先,研究了全球国际体系出现的转型取向和亚太地区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美国的相对性衰落和中国的结构性崛起对于全球以及亚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其次,梳理了冷战后到奥巴马政府之前的美国的亚太战略,意在阐述美国亚太战略的连续性。最后,论述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酝酿过程,分析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从“重返亚太”到“转向亚太”,再到“亚太再平衡”所经历的演进过程。第二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与依托。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是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力主导,拓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扩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价值观影响。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美国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牢靠的同盟体系和霸权威望等战略资源可资利用。第三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奥巴马政府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首先,美国军事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提高美军在亚太地区“反拒止”和作战能力,降低对其他地区的战略介入。其次,巩固美国的亚太辐辏安全体系。其中包括优化美国亚太同盟体系,重塑安全伙伴网络等。最后,打造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新体系。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合作,扩展在本地区内的价值观同盟。第四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评价。首先,对“亚太再平衡”的本质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是“离岸平衡”战略传统的延续和“选择性干预”战略的强化,是两者的战略复合。其次,评价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成效,认为美国取得了一定的战略红利,但并没有达到既定目标,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且付出了巨大战略成本。最后,分析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系列国内国际反响,美国国内、亚太地区国家和全球其他地区国家对该战略有着差别化的反应。第五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与启示。“亚太再平衡”战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中国持续崛起的势头没有发生改变,导致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更趋消极。特朗普政府在同样重视亚太地区的前提下,改变了战略实践的风格与方式。美国对华战略思维更趋“冷战化”,放弃了“离岸平衡”的做法,更强调单边性质的强力施压,更重视军事手段的使用,其实质是对“亚太再平衡”战略否定之否定的加强版。“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我国因应“印太”战略提供了战略启示,我国应对美国对华认知有着清醒的认识,对美国的战略限度有着明确的判断,坚持核心国家利益的底线思维,坚定不移地发展国家实力,进一步加强经略周边以对冲美国的战略压力。
二、美国新总统经济政策初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新总统经济政策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四、创新和不足 |
第一章 米德的“美国外交传统”:主义与权力 |
第一节 沃尔特·米德主要着述和思想 |
第二节 米德指出的美国外交传统中的“四种主义” |
第三节 米德的权力理论 |
第四节 米德的逻辑和方法 |
第二章 20世纪美国外交传统的呈现 |
第一节 美国经济社会形态变革与外交传统的演进 |
第二节 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变奏 |
第三章 威尔逊主义的冒进(小布什政府时期) |
第一节 新保守主义与威尔逊主义的复兴 |
第二节 威尔逊主义与“反恐战争” |
第三节 威尔逊主义的异变与失败的大中东战略 |
第四章 杰斐逊主义的变革(奥巴马政府时期) |
第一节 国际新形势下的杰斐逊主义者 |
第二节 杰斐逊主义者的新特征 |
第三节 主义间的调和与亚太再平衡 |
第五章 杰克逊主义的冲击(特朗普政府时期) |
第一节 美国社会民粹主义的兴起 |
第二节 民粹主义与杰克逊主义 |
第三节 杰克逊主义的特朗普实践 |
第六章 对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的评价 |
第一节 四种主义所面对的挑战和机遇 |
第二节 美国外交政策走向 |
第三节 米德对美国世界霸权体系的认识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沃尔特·R·米德大事年表(1952- ) |
致谢 |
(2)冷战后美国新孤立主义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选题缘由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 |
一、美国孤立主义 |
(一)孤立主义的概念 |
(二)美国孤立主义的特点 |
1.军事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密切联系 |
2.对美洲国家间事务的战略性干涉 |
(三)孤立主义的产生背景 |
1.远离欧洲大陆的客观地理因素 |
2.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 |
3.新教徒摆脱束缚与追求自由的诉求 |
(四)孤立主义的发展和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
1.孤立主义影响下的美国早期外交思想的确立 |
2.门罗主义——早期孤立主义的拓展 |
3.“威尔逊主义”破产后孤立主义的盛行 |
4.“珍珠港事件”后孤立主义的低迷 |
小结 |
二、美国新孤立主义的发展 |
(一)新孤立主义的出现与发展 |
(二)冷战后新孤立主义产生背景 |
1.冷战后新孤立主义产生的外部因素 |
2.冷战后新孤立主义产生的美国自身因素 |
3.关于美国相对实力下降的探讨 |
(三)新孤立主义的特点 |
1.强调国家利益,更关注国内问题 |
2.减少海外政治、军事义务 |
3.贸易保护 |
(四)冷战后新孤立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
1.克林顿时期 |
2.小布什时期 |
3.奥巴马时期 |
小结 |
三、特朗普政府的新孤立主义倾向外交政策 |
(一)特朗普新孤立主义倾向下的外交政策主张 |
1.宣称“美国优先”,片面追求国家利益 |
2.孤立主义背后强调霸权 |
(二)特朗普政府继承与发展新孤立主义的原因 |
1.孤立主义外交传统的生命力 |
2.美国国力的相对下降 |
3.美国国内问题 |
4.特朗普及团队决策层因素的影响 |
(三)特朗普政府新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带来的影响 |
1.对国际社会的影响 |
2.对美国自身的影响 |
3.对中国的影响 |
小结 |
四、拜登上台后美国对外政策走向展望 |
(一)拜登政府的上台 |
(二)拜登政府对外政策走向的展望 |
1.特朗普势力的残余 |
2.拜登政府外交团队构成 |
3.拜登政府的政策调整展望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3)特朗普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本课题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二、本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本课题的研究路径及主要研究方法 |
四、本课题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五、核心概念界定 |
第一章 冷战后至特朗普上台前美国南海政策的演变及中国主要的应对策略 |
第一节 冷战后至特朗普上台前美国南海政策 |
一、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南海政策 |
二、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南海政策 |
三、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南海政策 |
第二节 冷战结束后至特朗普上台前美国南海政策的共性与特性 |
一、冷战结束后至特朗普上台前美国历届政府南海政策的共性 |
二、冷战结束后至特朗普上台前美国历届政府南海政策的特性 |
第三节 冷战后至特朗普上台前中国对美国南海政策的主要应对策略 |
一、克林顿政府时期中国对美国南海政策的主要应对策略 |
二、小布什政府时期中国对美国南海政策的主要应对策略 |
三、奥巴马政府时期中国对美国南海政策的主要应对策略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特朗普上台以后的美国南海政策 |
第一节 特朗普的外交理念与对华政策的调整 |
一、特朗普的外交理念及对华认知 |
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及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
第二节 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内涵 |
一、借助“印太战略”强势介入南海问题 |
二、加强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围堵中国 |
三、利用南海问题打造亚太版“北约” |
四、加强对南海及在周边国家的军事存在 |
第三节 特朗普政府强势介入南海问题的目的 |
一、维护各国在南海地区的所谓“航行自由” |
二、谋求“印太地区”所谓的大国战略平衡 |
三、挑拨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霸权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特点、影响及其遗产 |
第一节 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特点 |
一、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具有不确定性 |
二、特朗普政府介入南海问题的手段具有多样性 |
三、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侧重军事威慑 |
第二节 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影响 |
一、加剧中美的战略对抗 |
二、破坏中国与南海当事国的关系 |
三、恶化南海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 |
第三节 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遗产及今后美国南海政策的走向 |
一、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遗产 |
二、今后美国南海政策的走向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4)自由民主的乡愁: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构建与转向(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言 |
一、问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评价 |
三、研究思路与重难点内容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 |
第一章 政治审慎:战后美国保守运动的自我定位 |
一、战后美国保守运动兴起的背景 |
(一)自由主义的“反叛” |
(二)极左思潮的冲击 |
二、战后美国保守运动的发展历程 |
(一)巴克利时代:蓄积力量建立保守联盟 |
(二)里根时代:通力合作清算新政遗产 |
(三)冷战后期:联盟溃败保守运动式微 |
第二章 美国信念: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思想内核 |
一、以自由为底色的价值观念 |
(一)保守主义的自由传统 |
(二)保守主义的权利主张 |
二、以自由市场为主导的经济理论 |
(一)从放任到自发:保守主义经济理论的构成 |
(二)从里根到布什:保守主义经济政策的更迭 |
三、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政治纲领 |
(一)自由优于平等:保守主义的政治逻辑 |
(二)一切为了美国:保守主义的现实举措 |
四、以宗教传统为纽带的文化观念 |
(一)历史与成见:保守主义的传统之源 |
(二)道德与宗教:保守主义的信仰之维 |
(三)社群与权威:保守主义的秩序之基 |
第三章 政治愤懑:21 世纪美国保守主义的极端转向 |
一、21 世纪美国保守主义的极端化 |
(一)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重返政坛 |
(二)种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相互交织 |
二、从经济到文化:保守主义何以转向极端 |
(一)经济不平等激化社会矛盾 |
(二)文化不安全引发政治焦虑 |
三、从极化到撕裂:保守主义极端转向的政治后果 |
(一)政治极化侵蚀民主政治 |
(二)极端转向加剧生存危机 |
结论 |
参考文献 |
(5)国家话语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及其修辞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言 |
1.1 选题源起 |
1.2 理论框架 |
1.3 研究问题和方法 |
1.4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5 创新之处 |
1.6 论文结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政治话语研究综述 |
2.1.1 政治话语的界定 |
2.1.2 政治话语研究述评 |
2.2 国家话语研究综述 |
2.2.1 国家话语相关概念 |
2.2.2 国家话语研究述评 |
2.3 身份研究综述 |
2.3.1 身份认知初探 |
2.3.2 身份的话语研究综述 |
2.4 国家身份研究综述 |
2.4.1 国家及国家身份认知初探 |
2.4.2 国家身份的话语研究综述 |
2.5 小结 |
第三章 戏剧主义修辞 |
3.1 引言 |
3.2 肯尼斯·伯克修辞思想研究概述 |
3.2.1 肯尼斯·伯克新修辞学理论:传承与创新 |
3.2.2 肯尼斯·伯克修辞学理论研究成果 |
3.2.3 肯尼斯·伯克修辞理论对国家话语研究的意义 |
3.3 修辞动机 |
3.3.1 动机与行为 |
3.3.2 动机与否定 |
3.3.3 戏剧五位一体 |
3.4 辞屏 |
3.4.1 “辞屏”的概念 |
3.4.2 “辞屏”的特点 |
3.5 同一 |
3.5.1 同一与分离 |
3.5.2 同一与实质 |
3.5.3 同一的方式 |
3.6 国家话语、国家身份与修辞认同三元合一的研究合法性探析 |
3.7 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多重国家身份的建构 |
4.1 引言 |
4.2 中国声音 |
4.3 中国身份 |
4.3.1 新兴大国 |
4.3.2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
4.3.3 负责任大国 |
4.3.4 东方文明大国 |
4.4 国家身份建构动机 |
4.4.1 根本动机:利益共同体 |
4.4.2 直接动机:行动共同体 |
4.5 小结 |
第五章 国家身份建构的修辞策略之内容同一策略 |
5.1 引言 |
5.2 同情同一 |
5.2.1 以构建“家族质”实现身份认同 |
5.2.2 以构建“几何质”系紧合作纽带 |
5.2.3 以构建“方向质”付诸共同实践 |
5.3 对立同一 |
5.3.1 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困境 |
5.3.2 地缘政治危机频现 |
5.3.3 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 |
5.4 无意识同一 |
5.4.1 第一人称复数“我们” |
5.4.2 表达美好人格的词语 |
5.5 小结 |
第六章 国家身份建构的修辞策略之形式同—策略 |
6.1 引言 |
6.2 规约形式同一:文体结构 |
6.2.1 绪言:称呼与问候语 |
6.2.2 关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叙述、分类和证明 |
6.2.3 基于共同利益的行动倡议叙述 |
6.2.4 关于中国形势、中国道路的叙述、分类和证明 |
6.2.5 中国方案、中国举措叙述 |
6.2.6 结尾:致谢与祝福语 |
6.3 重复形式同一:叙事 |
6.3.1 叙事对主题的导引 |
6.3.2 叙事构筑情感认同 |
6.4 递进形式同一:修辞推论 |
6.4.1 完整修辞推论 |
6.4.2 省略大前提的修辞推论 |
6.4.3 省略小前提的修辞推论 |
6.4.4 省略结论的修辞推论 |
6.5 小结 |
第七章 国家身份建构的修辞策略之辞格策略 |
7.1 引言 |
7.2 建筑类隐喻 |
7.2.1 建筑隐喻描述 |
7.2.2 建筑隐喻说明 |
7.3 拟人类隐喻 |
7.3.1 拟人隐喻描述 |
7.3.2 拟人隐喻说明 |
7.4 旅程类隐喻 |
7.4.1 旅程隐喻描述 |
7.4.2 旅程隐喻说明 |
7.5 其他隐喻 |
7.5.1 疾病类隐喻 |
7.5.2 文化类隐喻 |
7.6 小结 |
第八章 结语 |
8.1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及研究发现 |
8.1.1 主要观点:话语、互动、同一三位一体 |
8.1.2 研究发现:回答中国国家身份建构“三问” |
8.2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问题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6)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结构安排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1.4.1 本文的创新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6.1 主要结论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7)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背景 |
1. 问题的提出: 新媒体时代政府与媒体关系的重新审视 |
2. 关键概念厘清: 新媒体时代 |
(二) 国内外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
1. 国外研究概况 |
2. 国内研究概况 |
(三) 研究的思路与框架 |
一、形成与交汇: 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形成的历史原因 |
(一) 美国价值观塑造与政体形成 |
1. 以自由为核心的美国价值观形塑 |
2. 三权分立与联邦制的政体形成 |
(二) 以“新闻自由”为理想的美国媒体历史 |
1. 新闻自由的内涵及性质之辨 |
2. 新闻自由思想历史发展: 关键人物与主要思想 |
(三) 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交汇 |
1. 报刊媒体发展初期政府与媒体“压制与反压制” |
2. 党派报刊时期党派与报刊的“控制与合谋” |
3. 大众报刊时期政府与媒体的共生与博弈 |
二、共生与博弈: 传统媒体时代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根本特征 |
(一) 背景: 20世纪的美国大众传播媒体及新闻专业主义 |
1. 20世纪美国的政治经济背景 |
2. 20世纪的大众传播媒体发展 |
3. 新闻专业主义的形成与挑战 |
(二) 传统媒体时代政府与媒体的关系 |
1. 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发展变化: 叭儿狗、看门狗、攻击狗、牧羊狗 |
2. 政府各权力部门与媒体的共生与博弈: 总统、国会、司法部门 |
3. 不同时期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与博弈: 日常时期、战争时期 |
(三) 传统媒体时代公众与媒体的关系 |
1. 作为知识的媒体: 媒体与受众的关系 |
2. 作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媒体: 媒体与受众的关系 |
3. 议程设置和构建框架的媒体: 媒体与公众的关系 |
三、延续与改变: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基本特征 |
(一)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共生与博弈”关系的延续 |
1.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本质并未改变 |
2.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新媒体之间的共生关系 |
3.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新媒体之间的博弈关系 |
(二)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改变:博弈程度加深 |
1. 技术手段使得政府对于民众的控制程度加深 |
2. 社交媒体的赋权带来新的权力主体 |
3. 传统新闻业的地位受总统政治倾向的影响 |
4. 公众在三方博弈中地位提升 |
四、意识形态层面: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具体考察 |
(一) 后真相政治与虚假新闻泛滥 |
1. 后真相政治的定义与表现 |
2. 后真相政治助长虚假新闻泛滥 |
(二) 政治极化、身份认同危机与网络不对称极化 |
1. 两党政治极化的体现与历史原因 |
2. 身份认同危机 |
3. 网络空间不对称极化 |
(三) 民粹主义与另类空间崛起 |
1. 民粹主义的根本特征与体现 |
2. 另类空间崛起 |
(四) 新媒体与网络民主及网络公共领域 |
1. 传统媒体时代的民主实践与理论设想 |
2. 网络时代的各种民主形式实现的可能性 |
3. 网络公共领域能否实现的争议 |
五、内容生产层面: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具体考察 |
(一) 政府及政治人物自媒体政治传播 |
1. 政府部门建自媒体平台开展电子政务 |
2. 政治人物打造自媒体进行政治传播 |
3. 案例分析: 美国政府利用社交媒体应对桑迪飓风 |
(二) 机构新闻媒体对于政府的监督和配合 |
1. 新媒体环境下机构新闻媒体的新闻生产 |
2. 机构新闻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与配合 |
3. 案例分析: 从普利策获奖作品看机构新闻媒体对于政府的监督 |
(三) 新媒体时代意见领袖与政府及舆论的关系 |
1. 新媒体时代意见领袖内容生产和传播机制 |
2. 意见领袖影响政治及引导公众舆论 |
3. 案例分析: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推特治国” |
(四) 普通民众运用媒体平台进行新闻生产 |
1. 参与式新闻 |
2. 参与式新闻的民主监督功能 |
3. 参与式新闻的典型案例: CNN iReport |
六、对外传播层面: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具体考察 |
(一) 公共外交1.0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 |
1. 美国政府公共外交政策的提出 |
2. 9·11以后美国政府公共外交实践 |
(二) 公共外交2.0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 |
1. 奥巴马政府的公共外交2.0政策 |
2. 以伊朗为例看美国政府利用社交媒体外交 |
(三) 美国优先和现实主义下的新媒体外交 |
1. 美国优先的新媒体外交 |
2. 现实主义的新媒体外交 |
(四) 战时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的具体考察 |
1. 美国政府对于媒体的战时审查机制 |
2. 美国政府为媒体量身打造战时嵌入式记者 |
3. 美国主流媒体战时配合美国政府展开报道 |
结论 |
(一) 共生和博弈的延续以及博弈程度的加深 |
(二) 共生与博弈关系的实质是政治和资本的合谋与对立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后记 |
(8)美国的中亚政策“3.0”探析(2014-)(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 |
第一章 美国的中亚政策的发展历程(1991—2013) |
第一节 美国的中亚政策“1.0”(1991-2000) |
一、等待与观望阶段(1991-1996) |
二、对中亚事务的全面介入(1997-2000) |
第二节 美国的中亚政策“2.0”(2001-2013) |
一、大举进入与迅速扩张(2001-2005) |
二、挫折与调整(2006-2013) |
第二章 美国的中亚政策“3.0”发展历程(2014—) |
第一节 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美国在中亚的利益诉求 |
一、阿富汗战争利益 |
二、一般性地区利益 |
三、地缘政治利益 |
第二节 奥巴马政府的中亚政策(2014—2016) |
一、政治上启动多边对话机制 |
二、安全上增强与地区国家安全合作 |
三、经济上加强与中亚国家内部以及周边国家的合作 |
第三节 特朗普政府的中亚政策(2017—) |
一、安全上加强与中亚国家合作 |
二、经济上缩减对中亚国家的援助规模 |
三、政治上注重双边及多边框架下的合作 |
第三章 美国的中亚政策“3.0”形成原因及特点 |
第一节 美国的中亚政策“3.0”形成的原因 |
一、为了适应阿富汗新形势 |
二、新形势下牵制俄罗斯的战略需要 |
三、抵消中国在中亚不断上涨的影响力 |
四、打击恐怖主义 |
第二节 美国的中亚政策“3.0”的特点 |
一、战略目标的连续性 |
二、手段的务实性 |
三、去意识形态化 |
第四章 美国的中亚政策“3.0”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 |
第一节 美国的中亚政策“3.0”的影响 |
一、提升了美国在中亚的影响力 |
二、激化了美俄在中亚的斗争 |
三、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影响 |
第二节 中国的应对 |
一、加强同中亚国家的全方位合作 |
二、密切同俄罗斯的合作 |
三、寻求中美在中亚的合作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试述冷战后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手段及其特点(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选题意义 |
(一)民主输出战略是研究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途径 |
(二)防范美国民主输出战略对中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
三、概念的阐释及界定 |
(一)基本概念 |
(二)研究范围 |
四、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五、框架结构与研究方法 |
(一)论文框架结构 |
(二)研究方法 |
六、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发展历史和动因 |
第一节 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发展历史 |
一、1977 年之前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情况 |
二、1977 年之后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情况 |
第二节 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动因 |
一、民主输出战略的精神动因 |
二、民主输出战略的利益驱动 |
小结 |
第二章 冷战后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理论与实践 |
第一节 冷战后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理论思想 |
一、民主和平论 |
二、软实力 |
三、新保守主义 |
第二节 冷战后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政策实践 |
一、克林顿政府 |
二、小布什政府 |
三、奥巴马政府 |
小结 |
第三章 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实施途径分析 |
第一节 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 |
一、历史沿革 |
二、工作途径 |
第二节 国际开发署 |
一、历史沿革 |
二、组织架构 |
三、具体工作 |
第三节 国家民主基金会 |
一、历史沿革 |
二、职能作用 |
小结 |
第四章 冷战后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手段 |
第一节 “硬干渉”手段 |
一、军事打击 |
二、经济制裁 |
三、外交施压 |
四、“颜色革命” |
第二节 “软干涉”手段 |
一、对外援助 |
二、公共外交 |
小结 |
第五章 影响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手段的因素 |
第一节 民主输出对象国的实力因素 |
一、军事实力 |
二、经济实力 |
三、该因素对于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影响 |
第二节 民主输出对象国的政治因素 |
一、民主输出对象国是否实行竞争选举制度 |
二、民主输出对象国政府的执政能力 |
第三节 民主输出对象国的盟国因素 |
第四节 美国自身的因素 |
小结 |
第六章 以乌克兰为例分析美国民主输出战略 |
第一节 美国对乌克兰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实践 |
一、独立之初支持乌克兰政治转型 |
二、“橙色革命” |
三、乌克兰政变 |
第二节 影响美国对乌克兰实施民主输出战略手段的因素 |
一、乌克兰国内指标变化不明显 |
二、乌俄关系变化显着 |
小结 |
第七章 以缅甸为例分析美国民主输出战略 |
第一节 缅甸实现民主化进程之前 |
一、缅甸国内的局势状况 |
二、美国对缅甸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实践 |
第二节 缅甸实现民主化进程之后 |
一、缅甸国内的局势状况 |
二、美国对缅甸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实践 |
第三节 影响美国对缅甸实施民主输出战略手段的因素 |
小结 |
结论 |
一、大国关系是影响美国选择具体手段的最重要因素 |
二、对中国的可能影响以及应对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论文结构与框架 |
四、论文的研究方法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 |
一、亚太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 |
(一)国际体系全球转型 |
(二)亚太地区地位上升 |
(三)美国的相对性衰落 |
(四)中国的结构性崛起 |
二、美国亚太战略的历史沿革 |
(一)克林顿政府的亚太战略 |
(二)小布什政府的亚太战略 |
三、“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酝酿 |
(一)从“重返亚太”到“转向亚太” |
(二)从“转向亚太”到“亚太再平衡” |
第二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 |
(一)巩固主导地位 |
(二)拓展经济利益 |
(三)扩展价值观念 |
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硬实力依托 |
(一)综合国力 |
(二)同盟体系 |
三、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软实力依托 |
(一)霸权威望的作用 |
(二)亚太身份的强化 |
第三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重点 |
一、军事战略重心的转向 |
(一)强化军事存在 |
(二)提高作战能力 |
(三)集中战略资源 |
二、辐辏安全体系的巩固 |
(一)修复信任关系 |
(二)升级同盟体系 |
(三)塑造伙伴网络 |
三、多边合作关系的推进 |
(一)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二)创新盟国多边军事合作机制 |
(三)深化与东盟的多边领域合作 |
(四)扩展亚太地区的价值观同盟 |
第四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本评价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质 |
(一)“离岸平衡”传统的延续 |
(二)“选择性干预”的战略强化 |
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成效 |
(一)获取部分战略红利 |
(二)增加地区不稳定性 |
(三)升高战略实施成本 |
三、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反响 |
(一)美国国内的战略定性 |
(二)亚太国家的战略反应 |
(三)其他国家的战略认知 |
第五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及启示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 |
(一)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更趋消极 |
(二)“亚太再平衡”向“印太”的转变 |
(三)“印太”战略更加趋于“冷战化” |
二、“亚太再平衡”对中国因应“印太”战略的启示 |
(一)明确美国对华战略定位与战略限度 |
(二)坚持底线思维以实力应对中美竞争 |
(三)加强经略周边以对冲美国战略压力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四、美国新总统经济政策初探(论文参考文献)
- [1]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D]. 王力. 吉林大学, 2021(01)
- [2]冷战后美国新孤立主义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研究[D]. 康藏元. 渤海大学, 2021(02)
- [3]特朗普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研究[D]. 赵甲昌. 黑龙江大学, 2021(10)
- [4]自由民主的乡愁: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构建与转向[D]. 吕玉红. 中国政法大学, 2021(12)
- [5]国家话语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及其修辞策略[D]. 梁冠华.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6]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7]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D]. 鲍静. 上海大学, 2020(08)
- [8]美国的中亚政策“3.0”探析(2014-)[D]. 相壮. 外交学院, 2020(08)
- [9]试述冷战后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手段及其特点[D]. 刘嘉楠. 外交学院, 2020(08)
- [10]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D]. 于红丽. 吉林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