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刑事强制措施的诉讼地位（论文文献综述）
孔祥伟[1]（2021）在《刑事涉案财物处置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宋玉[2]（2020）在《论刑事立案审查制度》文中研究指明作为刑事诉讼的第一阶段,立案是所有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的必经程序。而立案程序中的审查过程则是立案程序中的重要环节,是否立案取决于审查的结果。完善的刑事立案审查制度,有利于保证刑事诉讼准确推进,也有利于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目的的实现。但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刑事立案审查制度的规定为原则性规定,操作性不强,无法发挥立案程序准确及时追诉犯罪和保证无罪的人不受追究的作用。因此,需要对刑事立案审查制度进行深入研究,使其更加科学、合理。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内容如下:第一部分是对刑事立案审查制度的概述。通过对刑事立案审查制度的概念和内容进行阐述,分析出实践中存在动态审查和书面审查两种审查方式,进而得出其对于刑事诉讼和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意义。第二部分是对刑事立案审查制度的理论基础进行介绍。刑事立案审查制度是多项刑事诉讼理论的需要,本部分通过对刑事立案审查制度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说明刑事立案审查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和地位。第三部分是对我国现行刑事立案审查制度的问题进行分析。法律依据上,由于《刑事诉讼法》缺少对于刑事立案审查制度的具体规定,导致审查过程中的调查活动及其收集到的线索的合法性存在争议;监督内容的缺失和不当的审查标准导致实践中审查流于形式。司法实践中,由于审查不严格,导致大量正当防卫者受到羁押措施;侦查措施的滥用,亦使无辜者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第四部分是对刑事立案审查制度的完善建议。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通过法律将现有刑事立案审查的方式、内容等进行明确规定;二是降低审查的标准;三是加入消极审查条件等进行全面审查;四是加入监督制度、救济制度并改革绩效考核机制。
付云飞[3]（2020）在《犯罪所得的追缴与退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博士论文主要分为七个部分内容,前两个部分为本文的总论,主要包括“导言”和“犯罪所得追缴与退赔的司法现状及其成因”;中间的四个部分为分论,主要包括“犯罪所得的内涵解析与计算标准”、“犯罪所得的追缴”、“犯罪所得的退赔”、“特殊犯罪所得的追缴与退赔”;最后一个部分为本论文的总结与展望。本文遵循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路径,以期深化对犯罪所得追缴与退赔的基础理论研究,完善实践操作中应对原理和具体方法。在第一章“犯罪所得追缴与退赔的司法现状及其成因”中,遵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思路,通过实证研究范式发掘、梳理司法现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刑法规范与司法解释的关系问题、犯罪所得中的“犯罪”和“所得”的理解不一致问题、犯罪所得数额的计算标准明确性问题、以及对犯罪所得追缴、犯罪所得退赔的性质界定问题等。而对这些问题现状的争议焦点,主要体现为犯罪所得及其财物的范围、追缴与退赔的性质、善意第三人与被害人合法权益保护的理论争议。有关“犯罪分子犯罪所得”的刑事规范不明确,是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追缴和退赔的刑法适用标准不统一,导致实务与理论界的争议;追缴与退赔的司法审查程序设计有缺陷,是产生问题的另一大原因。在第二章“犯罪所得的内涵解析及计算标准”中,需要明确“犯罪”并非完整意义上的能够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即犯罪所得的追缴与退赔具有“去刑化”的特征。在违法一致性和去刑化的基础上,由犯罪行为人的犯罪行为而所得之广义的利益,主要包括犯罪所得之物、犯罪所生之物、犯罪所得的利益、违禁品等。在犯罪“所得”的关系解构中,需要进一步明确犯罪所得与违禁品都具有法律上的“违法责难性”,但是财物的法律性质存在不同。犯罪所得与犯罪所得之收益虽然犯罪行为的原因力相同、收益产生于犯罪所得,但是在直接犯罪所得与间接犯罪所得的分类中具有实践操作意义。犯罪行为所生之物与第三人犯罪所得,需要从财物的来源以及是否存在合法且合理的流转路径来进行判断。对违禁品以及其他危险物品的刑法适用,需要明确其类似保安处分的性质,产生犯罪预防与危险性衡量的双重法律后果。对犯罪工具与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犯罪行为所生之物的刑法适用,需要明确其违法性惩罚的性质,进而产生比例原则与违法惩罚的关系约束法律效果。而对第三人犯罪所得及不法所得的刑法适用,需要明确其不当得利衡平措施的性质,会产生恢复财产秩序和财产权状态的法律后果。作为补充性的追缴方式以及追缴价额,在于实现追缴退赔制度的恢复财产状态之根本目的。犯罪所得的数额计算问题,需要在类型化分析的基础构建犯罪所得的计算模式和方法,结合具体案情和证据材料来实现犯罪所得中“得”的计算方法。在第三章“犯罪所得的追缴”中,需要明确追缴的性质应从刑法与民法的交错关系和被追缴财物的最终归属方可合理界定。犯罪所得与合法财产进行投资、合法经营并取得收益的,需要重点考量犯罪所得所涉及的财物对象及其具体范围。而产生的收益或者收益的收益,需要衡量合法生产经营要素是否占据主导地位进行判断。对犯罪所得中的原物减损以及相关孳息,需要在法哲学的惩罚观念下对正收益（孳息）和负收益（减损）进行分类解析。犯罪收益追缴没收一般应当以没收原物为原则,但因犯罪行为人原因导致在事实上或法律上不能没收原物,且犯罪行为人从中享受利益的,可追缴没收其与此利益等价的其他财物。对第三人犯罪所得的追缴,犯罪所得已经转移给第三人的追缴问题,需要考量对犯罪的治理和法秩序的恢复,强调公共惩罚与正义分配的协调。最终,在第三人犯罪所得追缴的刑事一体化适用过程中,完善追缴的主体规范与参与制度,明确追缴的对象范围,明确参与的时间节点,进而促使追缴的时效制度的构建和追缴的程序完善与救济制度细化。在第四章“犯罪所得的退赔”中,需要明确“退赔”具有公私兼顾的基本特点。“退”,主要涉及退还;而责令退赔,落脚点在于“赔”,即恢复原来的私法经济状态,即“赔”具有补充性。责令退赔的前提是追缴不能,如果原物存在,则只能追缴,不能责令退赔。同时,需要明确具体适用中的刑法和民法是重叠的和并存的。在犯罪所得退赔的实体要件分析方面,需要明确只有通过犯罪构成要件意图保护的财产法益遭受损害者才是被害人。对刑法的违法性内容需要持结果无价值论的基本立场,来判断“被害人”的法律地位。被害人的行为具有行政违法性时,并不影响作为犯罪行为所导致的犯罪所得之退赔。当违法所得原物尚存但价值减损的,从民法与刑法的法秩序一致原理和恢复性司法的法理来看,在返还原物之外就减损部分应当赋予被害人请求赔偿的权利,也就是只有被害人的“合法”财产才应当返还。犯罪所得之退赔在共同犯罪的量刑中可以作为一种酌定情节,与认罪认罚制度形成良好衔接。对亲属代为退赔的规定需要进行细化,将此部分退赔款项分配给被害人,否则应当返还给犯罪分子的亲属。犯罪所得之退赔的刑法适用程序完善,需要以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为基础,明确责令退赔不能的情况下赋予被害人最终救济途径,或是允许受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或是保障法院刑事判决书中责令退赔的强制执行效果。在第五章“特殊犯罪所得的追缴与退赔”中,主要讨论对非法集资类犯罪和黑恶势力犯罪违法所得的追缴与退赔。通过对非法集资类犯罪及其犯罪所得的分析,可以揭示出该类犯罪所得具有表现形式多样、财产性质归属难辨、主体权利结构复杂、追赃挽损难度大等基本特点。在司法实践中,该类罪追缴与退赔的主要问题体现在犯罪所得范围亟待明晰、刑民交叉中财产处理的不合理、以及跨部门衔接协作难等问题。该罪犯罪所得追缴与退赔的制度完善,需要明确犯罪所得的具体范围,在刑民交叉中解析追缴与退赔的利益主体和明确具体应对,完善追缴与退赔的具体程序和方式。通过对黑恶势力犯罪及其犯罪所得的分析,可以揭示该类犯罪所得具有个人涉案财物与组织涉案财物交织、合法生产经营所得与违法所得交融、违法所得和用于犯罪之物交错等基本特点。该罪追缴与退赔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共同犯罪中“部分行为”与“全部责任”的对应问题、违禁品没收与追缴退赔的关系问题。该罪追缴与退赔的制度完善,需要解析追缴与没收的关系性质、在黑恶势力犯罪行为中对追缴适用范围进行明确、被告人追缴与退赔的财物价值和具体操作需要进行较为精确的刑法适用。
王飞[4]（2020）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务问题研究 ——制度框架与历史文化传统》文中研究指明2018年10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写入刑事诉讼法,为理论研究提供了的新的课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围绕制度内涵、价值追求、运行机制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探讨。为规范制度运用,2019年10月两高三部印发了《指导意见》,回应和解答了绝大部分的实务问题。但实践中仍有些问题有待解决,如认罪认罚自愿性、被告人反悔上诉处理、证明标准和法官的审查责任、从宽的实现等。有学者运用实证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对这些问题开展研究。但从实务的角度,有些研究指出了问题,但没有提供解决路径,如有观点指出认罪自愿性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标准,应以客观判断为主,以权利制约权力建立自愿性判断标准,但没有提出具体标准如何构建。有的观点没有摆脱“法律东方主义”的窠臼,拿西方模式套中国问题,结论或建议缺乏可操作性,如有观点认为应允许被追诉人任意反悔撤回认罪认罚承诺,反悔后具结书本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等。作为刑事司法制度和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构建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和系统性,研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体问题时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以整体视角审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首当其冲的是要解决“制度框架”和“制度基因”的问题。这是构建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前提,也是所有具体问题解决思路的方向和基础。只有廓清这个问题才能够以“胸中有沟壑”的战略定力看待他山之石,将别国的先进做法、有益经验拿来为我所用,否则必将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一方面,要从诉讼法的角度客观评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影响以及刑事诉讼构造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塑造。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刑事诉讼“合作模式”的特点,要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背景、立法动因、制度变化等对刑事诉讼构造进行全面审视。另一方面,要正确认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刑事实体法的影响。刑事诉讼法不能被援引作为从宽根据,在刑事诉讼法修正之后,刑法势必要根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出相应调整。如何落实从宽,也需要根据实体法理论进行研究,提出一整套具有正当性和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总而言之,只有弄清理论问题才能更清晰把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脉络,更透彻分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当前面临的具体问题,并更准确地提出有针对性的制度完善建议。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审查标准必须与职权主义诉讼构造相符,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判断服从于认罪认罚的真实性判断。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审查由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构成。客观标准是指,办案机关告知被追诉人指控内容、刑罚后果和诉讼权利,以及允许律师参与量刑协商;如果办案机关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被追诉人供述,或者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辞证据,则排除其自愿性。主观标准依赖于司法人员的中立判断,结合被追诉人的非自愿的外在表征进行查证,根据一般人或社会的一般经验作为判断依据。在专门机关强迫被追诉人非自愿认罪,或者未经协商变更量刑建议等时,被追诉人可基于“认罚”合意行使反悔权。对被追诉人无正当事由反悔的,司法机关在查明情况后应对其悔罪表现重新评估,并决定是否继续对其从宽处理或对从宽幅度作适当调整,但不宜限制被追诉人的上诉权,也不宜以抗诉“惩罚”无正当事由上诉。作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保障机制,有效的法律帮助、落实权利告知要求和建立认罪认罚自愿性审查机制必不可少。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目的的具体化,集中体现了刑事司法制度的价值追求。“证明标准”作为一个概念是具有三个侧面、“三位一体”的,包括作为法律规范的证明标准（法定证明标准）、作为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和作为盖然性程度的证明标准,当前关于证明标准的争论很多时候争论的对象并非概念的同一侧面。我国的证明标准与司法实践中的“印证模式”有内在联系,印证模式经验性强、对被追诉人有罪供述依赖度高、主观性强,这决定了司法实践中证明标准概念三个侧面常常会呈现分离状态,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并不总是能够达到法定证明标准,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与盖然性程度的证明标准可能也不一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没有放松对侦查机关收集证据的要求,简化程序没有降低法定证明标准,也没有降低作为盖然性程度的证明标准,但降低了作为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职权主义下,法院必须对认罪认罚案件作实质审查,因此不能放松对法官的审查责任,可以从完善司法责任追究制度机制的角度解决法官群体的担忧问题,消除法官的后顾之忧,避免法官“甩锅”作形式审查。落实从宽存在实体从宽和强制措施从宽两个要求。在落实实体从宽方面,存在精准量刑建议难以实现和从宽幅度难以确定的问题,在落实强制措施从轻方面,主要的问题是强制性羁押措施适用率过高的问题。对于前者,必须实现量刑公正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使量刑必须在法定刑区间内严格依照规范进行,并考虑同类案件的处理和双方的合意。具体而言:在立法上,要对修订刑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七条进行修订,确定统一的规范化指引;在审查起诉活动中,要规范量刑建议的草拟与协商;在审判阶段,必须尊重量刑建议的合意。同时还必须建立科学的量刑建议考核机制,以提振检察人员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对于后者,必须针对实践中问题进行完善,包括推广智能定位设备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中的运用,加强对认罪认罚被追诉人的社会危险性审查,明确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条件,逐步推动观念进步。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制度与社会历史文化关系的视角。认罪认罚协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关键点和理论争论的焦点,笔者的专着围绕协商机制阐述这一制度的理论问题。本文以专着的论述为基础,跳出协商机制看协商,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历史文化传统、正义观等因素进一步分析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及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基础,观察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新变化新制度对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影响,进而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反悔权、证明标准、从宽等悬而未决的实务问题作出分析、提出对策。二是体系化的思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系统性和内在逻辑性,刑事诉讼构造统御刑事诉讼制度构建,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认罪认罚自愿性和被追诉人的反悔权、认罪案件的证明标准和法院的审查责任等具体制度必须体现刑事诉讼构造的要求。同时,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既对实体法律产生影响。实体法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供正当化根据,“认罪”、“认罚”和“从宽”的概念都必须结合刑法理论进行理解,另一方面实体法也要根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三是制度完善的独到见解。理论研究的目的落脚点仍然在于解决实际问题,本文根据刑事诉讼构造及其社会文化背景提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未来既不会停留在先认罪后认罚再从宽的“正向范式”,也不会采取类似美国辩诉交易的先承诺从宽再认罪认罚的“逆向范式”,而很可能是“有限逆向范式”。基于职权主义的刑事诉讼构造,本文指出认罪认罚自愿性判断的关键在于意思表示的真实性而非被追诉人的自愿性,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主客观判断标准,推导出反悔权的内容与后果。本文创新提出“三位一体”证明标准概念,分别是作为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作为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和作为盖然性程度的证明标准,以此为基础分析认罪认罚案件中证明标准的实际情况。
王嘉铭[5]（2020）在《中国辩护律师权利研究》文中指出“刑事诉讼发展的历史就是辩护权扩张的历史”,无论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身依据宪法而享有的辩护权利,还是辩护律师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而享有的延伸性辩护权利,都是追求基于与刑事指控方公权力的对抗而获得兼顾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审判结果。对辩护律师权利的关注和研究离不开对辩护律师制度的追本溯源,从国际世界的横向维度看,英美法系对抗制诉讼模式下对辩护权的赋予和保障有着极为深远的历史,日本刑事诉讼制度下的辩护制度,也自“辩护官”制度的确立并历经21世纪伊始的司法制度改革之后而确立了相对体系完备的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制度。而就我国辩护律师权利的纵向发展历史来看,自1979年第一部刑事诉讼法确立之后,辩护权便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随着经历了1996年和2012年再至2018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对法治理念的增强和对司法改革目标的追求,辩护权尤其是律师辩护权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研究,追求律师辩护权在控辩平等下的实质对抗也呼声愈高。对我国辩护律师权利的研究,从立足现实的角度来看,需要在司法改革的大环境下予以剖析。尤其是,我国构建了监察制度之后,被调查人所面临的在监察程序中辩护权缺失的问题,由此相应的辩护律师权利也无从行使的问题,只能在案件移交公诉机关审查起诉时才能获知案情,这给辩护律师权利带来了现实的困境。再者,认罪认罚制度确立之后,辩护律师在认罪认罚程序中充当的角色是否同于英美法系辩诉交易中的辩方律师,承担着从被告人实体利益的角度出发与控诉方据理力争的诉讼职能,也是学界所热议的问题。在我国认罪认罚制度的实践运行中,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认罪认罚程序中提供着包括会见、阅卷、以及与公诉机关沟通等在内的法律服务,但并不具备辩护人身份,其如何与审判阶段介入诉讼程序的辩护律师进行有效的权属衔接,以及确保不因贯穿诉审程序的参加主体不同而对被告人实体利益造成不利影响,也是应当研究的现实问题。为了从更现实的角度上考察辩护律师权利在实践中应当如何完善,本文收集并分析了实践中的运行数据,就侦查阶段而言,通过统计问卷回收的情况,发现律师会见难的问题仍然凸显,在个别案件中出现了新的拒绝会见的事由,同时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仍然呈现辩护律师如履薄冰的状态,同时也面临着被调查取证人不配合的现实问题,从权利的行使和被行使对象的双重障碍制约着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真正的权尽其用。为此,构建侦查阶段的阅卷权和侦查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就显的尤为必要,这对于侦查效率和保障人权的同时兼顾与平衡不失为一种可行之策。就审查起诉阶段而言,辩护律师阅卷权无法得到充分行使,以及调查取证权仍然是多数辩护律师“不敢”涉足的权域,发表意见权虚置化并流于形式等等,也是通过实证调研而反映出的现实问题。因此,有必要构建我国现实刑事诉讼国情下的证据开示制度,使审前阶段辩方律师能够具体与控方进行平等对抗的实质性基础。同时,对调查取证权的重构上,应当消除刑法306条在辩护律师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并着手从调查取证的对象、通过调查取证获取证据的途径以及对调查取证权的救济等若干方面对审查起诉阶段的调查取证权予以重构。在刑事诉讼程序的审判阶段,通过调研问卷回收所反映出的问题,仍然是一直被学界称之为“新三难”的“排除非法证据难”“申请证人出庭作证难”以及“辩护意见被采纳难”,新三难的难题集中于审判阶段,这也意味着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最后一个阶段,辩护律师权利的行使仍然困难重重,辩方与控方达到平等条件下的双方对抗也仍然存在根本性障碍。因此,在审判阶段着力于完善在充分保证直接言词原则、实质性举证质证等程序下实现庭审实质化,同时发挥并深化程序性辩护的刑事辩护方法,确保有效辩护的真正实现,才是辩护律师权利的题中之义。
任培[6]（2019）在《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诉讼活动法律监督研究》文中指出长期以来,侦查以查明犯罪真相为天职,被视为犯罪的“天敌”和“克星”。作为刑事案件侦查权的主要行使者——公安机关,承担着大量刑事案件的侦查、取证,公安机关侦查质量的优劣直接决定着案件的最终结果,影响着司法公正,长期以来,侦查阶段的证据、结论决定了起诉、审判的结果,造成案件的结果过分依赖于侦查活动,形成了实质上的“侦查中心主义”,而侦查活动本身的暴力强制性、秘密封闭性的特征,使得其极容易侵犯公民的权利,一旦侦查出错,一步错将步步错,最终将导致裁判错误的结果。纵观冤假错案的发生,追根溯源都有违法侦查的身影,相对于犯罪行为的危害,违法侦查行为不仅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损害了司法公正,使艰辛树立的司法公信瞬间坍塌。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的推进,法院对刑事案件的主导和决定作用在不断的体现,而实际上刑事案件的最终结果取决于侦查中所收集的证据,以及证据所认定的案件事实,而案件移送到作为最终裁决者法院时,很多证据实际上已经定型,甚至有的证据已经灭失。因此作为刑事案件追诉者的检察机关,根植于警察与法官之间,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时,检察机关对案件进行审查,能够及时发现案件的证据情况及继续侦查应当收集、提取的证据,而随着检察机关捕诉一体化改革,在审查逮捕阶段提出的继续取证意见能够在审查起诉阶段得以及时进行核实和补充,并且能够及时发现违法侦查行为并有条件可以及时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因而防止违法侦查行为的检察监督成为有效控制公安侦查行为的最佳选择。然而我国检察机关虽被定位于法律监督机关,但由于立法、实践等各种原因,检察机关履行该职责并不到位,实践中检察监督（专指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的虚化、弱化、零散化的特点明显,要解决这些问题,构建具有真正法律意义上的检察监督系统,需要进行深入地研究。本文将从检察监督的理论基础及法律规定,检察监督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构建有效检察监督的途径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达到规范公安机关刑事侦查行为,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
杨正万[7]（2019）在《中国侦查监督研究四十年》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80年代的侦查监督研究主要是采用注释法学的研究方法对法律规定的有关侦查监督的内容进行了研究。其中,研究的重点体现在侦查监督内涵的理解,对侦查监督范围拓展等方面。20世纪90年代对侦查监督的研究体现在推动立法修改和对修订后的侦查监督制度内容的注解。研究中运用理论法学方法有所体现,但是,由于权利义务范畴本身的理论阐述存在一定的局限影响了对侦查监督制度的探讨。21世纪第1个10年,对侦查监督研究的理论思考有明显进步;对侦查监督立法缺陷和实践问题有进一步揭示。对检侦关系的讨论表明理论研究更贴近制度安排的本质。不足之处在于对公检法三机关关系所体现的诉讼规律与监督规律的把握还有大的提升空间。21世纪第2个10年,除了对侦查监督老问题有研究外,学界对立法改进中新增内容的实施和实践中增强侦查监督探索进行了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不足之处在于对侦查监督的价值层面和规范层面的研究还过于表面;对实证方法的运用本身还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
陆海[8]（2019）在《刑事速裁程序改革研究》文中提出刑事速裁程序是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司法改革刑事领域中实践性的前沿问题。在2018年《刑事诉讼法》确立刑事速裁程序之前,围绕着刑事速裁程序的构建与完善,实务界已经启动了大规模的立法试验。2014年起,刑事速裁试点工作在18个城市展开,此次试点经全国人大授权,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推,旨在减轻司法压力。2016年、2017年“两高”分别公布的《刑事速裁试点中期报告》与《认罪认罚试点中期报告》表明,刑事速裁试点工作已经取得了显着效果。然而从整体上研究,在立法层面,我国尚未形成层次性的刑事诉讼程序,刑事速裁程序与简易程序存在一些交叉重合的问题,配套措施的设置也不够科学;在司法层面,刑事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审理方式、量刑减让、法律援助等方面存在本地化差异,试点期间暴露出来的操作标准不统一、人权保障不足、值班律师角色不明等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因此,完善刑事速裁程序中的具体规则设计,赋予并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健全相关配套措施,是我国刑事速裁制度改革的应然选择。从改革的态度对刑事速裁程序展开研究,首先要厘清作为改革对象的刑事速裁程序之范畴。在理论上,刑事速裁程序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刑事速裁程序是指包括简易程序、处罚令程序等在内的所有快速审判程序;狭义上的刑事速裁程序仅仅指被告人认罪且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量刑多为社区服务和罚金刑的速裁程序。从认罪、轻罪、协商这些刑事速裁程序内涵的因素,可见刑事速裁程序与简易程序、辩诉交易、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非割裂的个体,而是交叉结合的整体。刑事速裁程序的产生依赖于刑事诉讼程序的演进,是刑事诉讼程序在朝着科学化、精细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简易程序类型。诉讼价值观、刑罚目的观、法律实用主义、权利本位主义等观念的转变,为各国构建刑事速裁程序提供了理论支撑。对刑事速裁程序进行改革其次需要全面把握其理论基础、价值目标以及改革背景,如此才能保证改革路径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控制犯罪是刑法的目的之一,刑事速裁程序的规范适用能够鼓励被追诉人作出认罪认罚的选择,进而达到控制犯罪的目的。刑事速裁程序以被追诉人认罪为前提,法官裁判时会在量刑上予以优惠,从而使其能尽快从诉累中解脱出来,有效避免被告人与社会的长期脱节。刑事速裁程序的诉讼法学基础包括诉讼程序的多元化、起诉便宜主义、当事人核心主义的内涵。在经济理性的影响下,只有注重法律的实用主义价值和效率价值,设置与其重要性、复杂性对应的诉讼程序,才能应对复杂多样的刑事案件。在新一轮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建立健全我国的刑事速裁程序,既是轻微犯罪案件处理的现实需求、司法权力运行规律的应有之义,也是刑事司法观念更新的客观要求与刑事诉讼构造调整的必然反映。厘清刑事速裁程序的概念、特征与基本原理后,只有从理论结合实践的角度出发,才能对刑事速裁程序的立法实践作出有效的分析。尽管在我国,刑事速裁程序对刑事诉讼效率的促进已经被三年有余的试点所证明,并且被纳入了《刑事诉讼法》规范之中,但在立法层面仍然属于崭新的尝试。故有必要对域外先进、成熟的法律规则进行学习与借鉴,才能够更好地完善我国的刑事速裁程序、提升在刑事速裁程序规范方面的立法能力。基于此,通过选取英美法系的美国、英国与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意大利、法国等域外典型国家,以不同法系、不同国家的不同刑事诉讼规范特色概括切入,介绍与分析前述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中有关轻微刑案简化处理的主要规定,从该类制度的适用、建构、选择及救济四个方面,在比较和归纳不同国家规范方法的基础上,提炼出可供我国刑事速裁程序修缮参考的立法启示。在不同的法律制度建制的过程中,域外的相关经验无疑具有借鉴意义,但要真正发挥其对我国各项具体程序的积极作用,就必须以对该项程序的清晰认知为前提。对于我国而言,刑事速裁程序并非是全新的舶来之物,而是一直属于轻罪案件快速办理制度中的有机组成。从我国近代有关轻罪案件快速办理的立法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速决程序、1996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刑事简易程序、2012年《刑事诉讼法》引入的刑事和解程序以及近年来与速裁程序有关的工作意见或办法,展现了我国速裁程序立法发展的过程。2014年,我国刑事速裁程序在18个省市开展为期两年的试点工作。在试点地区,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适用刑事速裁程序。2016年开展的认罪认罚从宽试点改革,扩大了刑事速裁适用范围。2018年10月26日,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正式通过,“刑事速裁程序”以专节的形式被纳入立法体系,与之相关的认罪认罚从宽及值班律师等制度也反映在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中。法律实证研究较之法教义学研究具有重要的补强意义,能够让研究者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法律规范及其实施情况。刑事速裁程序在试点地区的实施,对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起到了积极作用,有效缓解了刑事案件司法诉讼的压力,为刑事案件的快速办理开创了良好路径。特别是当刑事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从“1年以下有期徒刑”扩展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后,其处理轻罪案件的分流功能迅速增强,更为契合刑事司法圈扩大的需要,在试点地区也获得了本地化的改良与发展。但另一方面,速裁程序在一些地区依旧存在适用保守、落实不够等情况,适用率尚存一定的进步空间。更值得重视的是,量刑减让标准的不统一、被告人诉讼权益保障力度的不足等问题,使刑事速裁程序的科学性、合法性无法完全落实,这都为刑事速裁程序的改革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机遇。作为当今世界各国重要的轻罪快速审理方式之一,刑事速裁程序无论是在其他国家还是在我国都表明其具有难以替代的优势。如果刑事速裁程序的功能不能彰显,刑事案件就难以实现繁简分流,也无法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宏大改革目标。完善我国的刑事速裁程序,首先,应当在明确刑事速裁程序的基本原则与功能定位的基础上,从案件层面和主体层面来设计刑事速裁程序的体系化标准。其次,从细化刑事速裁程序的适用条件,增设刑事速裁程序书面审方式,完善刑事速裁程序的证明标准,优化刑事速裁程序的流程管理四个方面,来制定我国刑事速裁程序的具体改革方案。最后,行之有效的刑事速裁制度应当有体系化的制度设计,因此配套措施的完善必不可少,庭前认罪机制、量刑减让机制、值班律师制度、社区矫正机制等一系列与速裁程序相关的配套措施亟待进一步完善。
马婷婷[9]（2019）在《侦查比例原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比例原则是公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其基本含义是,国家专门机关实施的行为应兼顾行为目标的实现和相对人权益的保护,如果实现目标的手段可能有损相对人的权益,则应尽可能在实现目标的前提下将伤害减小到最低程度。比例原则通常包含三个子原则,即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相称性原则。适当性原则要求国家机关实施的行为和采取的手段应有利于其目标的实现;必要性原则要求国家机关在相同有效的手段中,应当选择对公民权利侵害最小的手段;相称性原则要求国家机关为追求一定目的所采取的限制手段的强度及其造成的侵害程度,不得逾越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可见,比例原则的基本意旨在于限制公权力,以预防其过度侵犯公民权利。在刑事程序中,能够对公民权利构成直接的,且较为激烈侵犯的主要是侦查中的各种取证行为、强制措施,以及武力使用的行为。用比例原则约束这些行为可以令侦查立法更为合理,亦可促进侦查执法更为符合法律的基本精神。可见,对侦查比例原则开展系统研究,对侦查立法和实践皆有重大意义。本文除引言、结语外,分五章展开论述,简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的内容是“侦查比例原则的基础理论”。比例原则萌芽于朴素的正义观。经过古希腊诸位先贤的论证,合比例思想逐渐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比例原则的实在法渊源起步于限权理论、确立于警察规范、经由1858年的“药房案”上升到宪法位阶。而后,比例原则的适用扩展到多个领域,这其中就包括刑事诉讼领域、特别是侦查程序。虽然,这些扩张颇具争议,但侦查中诸项行为和措施的涉权特点决定了依据比例原则对侦查加以规制是历史和现实的客观选择。总的来讲,大陆法系国家侦查比例原则多数有成文法的明确规定,德国、法国、都在其“宪法”或相关法律中规定了比例原则的内容;英美法系国家虽未明确规定比例原则,但英国和美国刑事程序中贯彻的“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混合制诉讼模式下,日本和意大利在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对比例原则都有规定;我国台湾地区对比例原则的贯彻亦较为彻底;诸多国际人权法都或显性、或隐性的规定了比例原则。自1906年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伊始,侦查规范中就蕴含了合比例的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根据地的规范亦有合比例的设计;新中国成立后,从《刑事诉讼法草案草稿》开始,有关侦查比例原则的设计越发增多,2012《刑事诉讼法》相关设计最为详细和具体,2018年对侦查行为的微调亦有比例原则的设计。侦查中各行为和措施实施的根本目的是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直接目的是收集证据,查明案情、查获犯罪嫌疑人;特殊目的是预防罪案的发生和继续。在上述目的下,侦查的适当性原则是指侦查取证行为和强制措施的设置和设计应当有利于实现侦查目的;侦查必要性原则是指应当在设置强弱不同等级的侦查行为和措施之后,尽量选择侵害性较小的为之;侦查相称性原则是指侦查行为和措施的设置应当与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及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程度相匹配。比例原则在立法中发挥着对侦查行为和措施设置和设计的指引作用,在执法中则发挥着限制警察自由裁量权的重要作用。第二章的内容是“侦查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和适用程序”。比例原则落到实处的前提首先是要进行系统的程序设计。侦查比例原则的适用时间不仅仅局限于立案后,初查中的行为亦需遵循比例原则;其规制对象包括所有侦查行为和措施,即侦查取证行为和人身强制措施。此外,侦查执法武力使用虽然并不属于侦查行为,但其实施却是侦查达成目的的重要保证,故亦应受比例原则的规制;侦查比例原则的保护范围包括人身权、财产权等所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为了完成上述目标,刑事诉讼法应当明确规定比例原则并将之作为规范设计的工具;侦查机关应当在内部审批中严格落实比例原则;人民检察院应当对执法中违背比例原则的行为加强监督,并切实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同时,还应当通过加强辩护权、侦查公开、程序性制裁和国家赔偿等方式对相对人的权利进行配套救济。第三章的内容是“侦查取证行为的比例原则”。通过访谈、调研和数据分析可以得见,实践中的侦查取证行为有诸多不符合比例原则之处。对此,应当明确侦查取证行为的目的,在具备取证可能且有合理根据的情况下才能启动侦查取证行为;在对侦查取证行为进行强弱分类后,应尽量选择侵害较小的行为;在取证时,应当使用与犯罪行为的危害性、犯罪嫌疑人的危险性相匹配的侦查取证行为。在常规侦查取证行为中,应当对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间进行严格限定,以满足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应当明确身体采样的目的,将身体采样行为类型化,并对其实施程序进行轻缓化设计;应当对被采样人的罪行、危险性及采样手段进行评估,以避免采样行为过度。对于搜查行为,应当在明确搜查目的的情况下,设置紧急搜查制度;应严格限制搜查强制手段的使用;一般的搜查行为应当在具备合理根据时才能使用,无证搜查的启动也要严格掌握紧急情况的范围。对于查封、扣押、冻结行为,应当在厘清行为目的的前提下通过明确适用对象、限制适用期限、限定使用条件的方式令其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在特殊侦查取证行为中,对于技术侦查措施,应当厘清其目的;应当将其适用时间提前,并对其适用程序进行细化,以达到适当性原则的要求;应当规定技术侦查措施最后手段原则、将技侦措施层次化、限制其整体的适用期限,以达到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应当设计技术侦查措施的危害性条件和危险性条件,以令具体操作符合相称性原则的要求。对于诱惑侦查,应当明确诱惑侦查的目的;建立完善的案件保密制度以避免证人因惧怕而拒绝提供证言;应将诱惑侦查作为最后手段,尽量选择诱惑程度较小的行为,并需设置时间限制;应当为诱惑侦查设定底线,并根据罪行的危害性和危险性适用相称的诱惑侦查措施。第四章的内容是“强制措施的比例原则”。通过访谈、调研和数据分析可以得见,实践中的强制措施有诸多不符合比例原则之处。其原因既有主观认识不足、亦有法条规范缺失;既有程序设计缺陷、又有配套制度缺位。对此,强制措施比例原则的整体要求应当是,明确强制措施的目的、完善强制措施的适用程序、形成强弱不同的强制措施等级、明确侵害程度的标准、明确不同强制措施适用的对象和条件,以使强制措施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在羁押性强制措施中,拘留比例原则实现的前提首先就应当令拘留目的回归。应当设置无证拘留以满足其紧急状态下令犯罪嫌疑人及时到案的适当性原则的要求;拘留的羁押时间应尽量缩短以满足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应当对无证拘留和有证逮捕的适用对象进行调整,令二者适用对象符合紧急性和人身危险性的特征,以满足相称性原则的要求。对于羁押比例原则而言,首先应当明确最长的羁押期限、严格限制羁押期限的延长、规制法官对羁押时间的迁就,还要严格把握羁押适用的刑罚条件、危险性条件,以此实现必要性原则和相称性原则。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中,对于取保候审行为,应当在厘清取保候审目的的前提下,通过多种方式防止被取保候审人逃跑,加大对违反义务的被取保候审人和保证人的处罚力度,避免脱保现象发生,以达到适当性原则的要求;应当增加取保候审的方式,并尽量选择对被取保候审人侵害最小的方式为之,以达到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应避免收取过高保证金和随意没收保证金现象,同时,还应当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对象,以便降低羁押率。对于监视居住措施,应当在厘清其目的的前提下避免其成为“羁押”行为。应当对一般监视居住的执行方式进行改革,通过加大技术手段的运用以满足监视居住的设计目的;应当避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与羁押混同,可以借鉴英国的保释公寓制度,形成“一般监视居住——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羁押”的强弱阶梯,以达到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应当改革监视居住折抵刑期的规定,以符合相称性原则的要求。第五章的内容是“侦查执法武力使用的比例原则”。通过访谈、调研和数据分析可以得见,实践中的侦查执法武力使用有诸多不符合比例原则之处。应当通过树立正当性意识、完善武力使用立法、厘清武力使用的性质、加强武力使用专业培训、提高武力使用公开性的方式达到武力使用适当性原则的要求;还应当确立“最小使用武力”原则,在将武力划分等级的前提下,尽量使用伤害较小的武力手段,以符合武力使用的必要性原则;应当设定武力使用的紧急性条件、人身危险性条件和涉嫌罪行条件以构建武力使用的相称性原则。开枪属于武力使用的最高等级。对于鸣枪示警,应谨慎用之。应当对开枪的程序作出具体的设计以避免实践中的弃用或滥用,以保证适当性原则的实现;开枪时应尽量避免击打要害部位,以实现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开枪行为应当与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相匹配,防止犯罪嫌疑人逃逸不应成为开枪的唯一理由,应当要求开枪所保护的权益大于开枪行为造成的损害,以便实现开枪的相称性原则。
王刚[10]（2019）在《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改革思路,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承袭上述提法,只是将“完善”两字改为“健全”两字。在字字珠玑的两届党的全会公报中均提到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以下简称“两法衔接”）机制问题,可见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但也反映出“两法衔接”中存在诸多问题。“两法衔接”包括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行政调查与刑事侦查的衔接、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等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是关键性环节,长期以来“两法衔接”不畅的原因也大多出自这个环节。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机制（以下简称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对于推进我国“两法衔接”机制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上述考虑,文章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一部分,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的产生与发展。一是移送机制产生的原因。该机制是指行政执法机关将行政执法中发现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侦查机关审查并及时启动刑事追诉程序的联动工作机制,其兴起的原因主要是出于社会治理、规范执法、实现公正的需要。二是规范性文件出台的脉络。有关该机制最早的规范性文件是《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以下简称《移送规定》）,随后公、检、法、行等多家机关都根据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通过不同形式进行了规范。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工作从最初的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逐渐覆盖到保护食品、药品安全,保护环境,督促公、检、法、行等机关依法履责,加强社会综合治理等多个方面,发挥了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的作用。三是实务机关探索的成果。行政执法机关从选择合适的移送时机、划分清晰的移送步骤、确定明确的执法状态对优化移送程序进行了探索。侦查机关从审慎开启侦查程序,适度进行“借壳侦查”进行了探索。检察机关从拓展多样的外部监督方式对加强移送监督进行了探索。上述做法中,有的合理、合法,适合大范围的推广;有的虽然行之有效,但是潜在的隐患较多,需要加以改造;有的思路超前,需要上位法的支持。第二部分,域外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的比较与借鉴。行政犯罪是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增多的,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早于我国,其拥有一些管制市场经济的成熟机制,其中就包括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考虑到域外的此类机制根植于其本国的政治土壤中,与其基础性制度息息相关,所以本文不可能对域外的此类机制进行全景式的论述,只能选取我国移送机制中三个亟待解决且与域外情况有可比性的问题进行研究,这三个问题是:检察机关在案件移送中的作用、行政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的限制、行政权与侦查权交叉适用的规制。一是英美法系国家的移送机制。第一个问题方面,英国的警察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在案情较轻且当事人已认罪等情况下也可以向法庭提起公诉,这种公诉权的分散,削弱了检察机关在移送中的决定权;美国的检察机关主要起到了回应公众的关切,对某些事关公众利益的涉嫌犯罪案件进行侦查并综合衡量各种利益,再决定是否起诉的作用。第二个问题方面,英国的行政程序中收集的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可以作为反驳证据在法庭质证中使用;美国并不刻意区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之间的界限,其将证据审核的重心放在了非法证据的排除上。第三个问题方面,在令状制度、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警察投诉制度的综合作用下,英国形成了侦查人员“不能、不愿、不敢”交叉适用两种权力的格局;美国最高法院在伯格一案的判决中将警察以行政调查为借口收集刑事证据的行为认定为“规避性搜查”的两种情形之一,并提出了以行为目的来辨别行为性质的判断方法。二是大陆法系国家的移送机制。第一个问题方面,法国、德国的检察官在决定是否对涉嫌犯罪案件起诉前,会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政治考量、国家形象等因素,再做出最优的选择。第二个问题方面,法国的检察官可以提取行政执法机关获得的任何材料,按照刑事证据规则进行甄别后,合格的可以进入刑事程序;受追求实体正义理论和严格证明理论的影响,德国的行政程序中收集的证言在证人已经死亡或下落不明的情况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行政执法机关的鉴定报告等可以在制作人不出庭的情况下在法庭上朗读。第三个问题方面,法国的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警察机关在行政法院、检察机关、预审法官的多重制约下,自由裁量权较小,行政权与侦查权交叉适用的空间不大;德国的行政警察和司法警察在职权和身份上的界限比较明显,前者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后者负责刑事侦查,侦查人员很难动用行政调查权调查刑事案件。三是混合法系国家的移送机制。第一个问题方面,意大利的检察机关在案件移送中既可以被动的接受报案,也可以主动发现犯罪线索,还可以指挥司法警察开展初步侦查;俄罗斯的检察机关比较重视对行政执法行为的一般监督,通过对行政处罚案件条款的适用、案件性质的判断是否合法进行监督,来保障移送工作的正常运转;日本的检察机关虽然可以指挥警察进行侦查,但其决定是否移送和起诉的裁量权受到反则金制度和检查审查会的多方掣肘。第二个问题方面,意大利的证据保全程序为行政言词证据发挥作用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可能,如果证人在行政程序中所出具的证言对证明案件事实至关重要且证人有可能在庭审前遭遇不测,那么检察机关可以申请法官开启证据保全程序,要求证人重新做供并记录在案。日本注重发挥行政言词证据的反驳作用,即当事人、证人在行政、刑事两种程序中所做的陈述不一致时,以前程序中的陈述反驳其后程序中的陈述,以达到去伪存真的作用。第三个问题方面,意大利的司法警察在侦查中受到了检察官和预先侦查法官的双重监督,利用行政执法的名义收集刑事证据已经十分困难,再加上意大利普遍设立的行政法院促使行政执法机关养成了循规蹈矩的执法习惯,客观上也排斥了两种权力交叉适用的做法。俄罗斯在初步调查权力的授予、程序的细化等规定为侦查员初步掌握案情、获取启动证据、权衡利弊关系提供了合法的途径,也就替代了两种权力交叉适用的作用。日本的行政令状制度所确定的如果行政程序与刑事程序有实质性关联,那么此类程序应先取得司法令状方可进行的标准,也使侦查机关假借行政执法的名义逃避司法控制的企图在一定程度上归于无效。四是域外经验的比较与借鉴。比较中外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法国、德国检察机关在案件移送中监督、引导作用的发挥,英国、美国等国家对行政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的开放性态度,美国、日本对“借壳侦查”的判断方法和规制方式都对完善我国的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机制有借鉴意义。我国可以从丰富查阅权的种类、扩展询问权的对象、提升建议权的实效、加大督促权的力度入手,强化检察机关在案件移送中的权力;从增加可以进入刑事程序的行政证据种类入手,将“证据三性”作为判断行政证据是否可以进入刑事程序的标准;从客观看待“借壳侦查”在追求实体正义方面的特殊功用入手,既学习日本对“借壳侦查”的规制之策,又不像美国一样对“借壳侦查”全盘否定,而应对“借壳侦查”的启动主体、启动标准、适用程序、责任承担、救济途径作出统一规定,使侦查机关有章可循。第三部分,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与保障。涉案当事人、涉案财物、涉案证据的移送共同构成了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有机整体。涉嫌犯罪案件应移尽移的落实,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平台的构建对案件移送提供了支撑和保障。一是涉案当事人的移送。涉案当事人是法律责任的最终承担者,向侦查机关移送涉案当事人有助于其完成强制嫌疑人到案的任务。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将延长移送期间作为惩罚当事人的手段,扭送式移送负面效应比较明显等问题,建议通过对涉案当事人实施随案移送机制,严禁先行移送案件的有关材料,待到满48小时后再移送涉案当事人的行为;在行政执法人员遭遇辱骂、威胁、殴打等非常事件时,对其进行心理辅导,以防其带着情绪执法等方式加以解决。二是涉案物品的移送。涉案财物包括受害人财产、违法所得、不合格产品等,移送涉案财物有助于审判机关利用其价值来修复被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公安机关有选择性的接受涉案财物,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就费用支付产生争议等问题,建议通过公安机关承担涉案财物保管和处置的主要责任,行政执法机关协助公安机关进行保管和处置,地方政府发挥兜底作用进行综合处理等方式予以规范。三是涉案证据的移送。涉案证据是形成证据链条的基本素材,移送涉案证据有助于审判机关确定刑事责任的归属。针对符合“证据三性”的行政言词证据是否可以进入刑事程序,采用何种补救性的措施淡化行政言词证据的主观色彩,特殊的实物证据以何种形式进入刑事程序才能发挥其证明作用等问题,建议从合理界定行政言词证据直接移送的适用范围,参照刑事标准规范行政言词证据的收集程序,明确特殊实物证据的收集方式和移送载体等方面加以解决。四是涉嫌犯罪案件应移尽移的落实。应移尽移的落实与否关系到案件移送的数量和质量,影响应移尽移的落实的因素有很多,既包括地方保护主义、部门利益等传统因素,也包括权力授予不足、经费保障不足等新因素。建议从在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遭受较大破坏的领域,为行政执法机关增设侦查部门;对行政执法机关的经费予以全额保障,严禁将罚没返还作为筹资渠道和奖励手段等方面保障应移尽移的落实。五是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平台的构建。为了整合信息资源,提高移送效率,各地纷纷建立了具有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功能的网络平台,此类平台在畅通沟通渠道、形成执法合力、促进信息共享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针对此类平台只能在某一地域内发挥作用,阻碍了案件移送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协同推进的问题。建议从统一技术标准、完善移送功能、确定录入信息三个方面入手构建全国统一的移送平台,从而将各级行政执法机关、侦查机关、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将所有的行政犯罪罪名纳入到移送平台当中。第四部分,涉嫌犯罪案件的接受与处置。相对于行政执法机关在案件移送领域中的“以法代刑”“有案不移”等现象的受关注程度,学术界、实务界都对侦查机关在上述领域中的“借壳侦查”、“案情反馈不规范”、“交叉使用强制措施”等现象关注甚少,但是上述现象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对正常移送秩序的破坏隐秘而又巨大,需要认真加以研究。一是接受案件后特殊合作方式的规范。有的侦查机关出于逐利违法、规避风险、完成考核等原因超过必要限度进行“借壳侦查”,对人权和行政管理秩序造成损害。鉴于“借壳侦查”的潜在危害,需要设定不得在刑事立案后进行“借壳侦查”,不得干预适用的正常执法,不得侵害当事人的财产性权益三条限度。同时从强化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强制性制裁权力,保持行政执法部门的相对独立性,强化行政执法人员出庭作证的义务,适当授予侦查机关初步调查权力等方面对其加以规制。二是接受案件后强制措施变更的规范。有的侦查机关交叉使用行政强制措施和刑事强制措施,以便达到“方便执法”或规避司法审查的目的。针对上述问题,可以考虑采取将被留置盘问和行政扣留的时间计入刑事拘留的时间,以行为的目的作为判断强制措施性质的依据,改革现行考核机制等措施进行破解。三是接受案件后案情进展反馈的规范。有的侦查机关不向行政执法机关反馈案情进展,既挫伤了后者移送案件的积极性又容易使行政执法陷入被动。建议通过侦查机关建立案情定期反馈责任清单、检察机关对案情反馈进行监督、行政执法机关通过函询了解案情三个方面对案情反馈进行规范。第五部分,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制约与监督。“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而保障“法之必行”则要内靠坚定的法治信仰,外靠严密的多重监督,这个道理在涉嫌犯罪案件移送领域中同样适用。当然加强监督也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规范的权力制约和适度的信息公开对其提供有力的支撑,前者可以区分各个公权力机关的职责边界,减少互相推诿的空间;后者可以将权力的运行过程晒在阳光之下,让潜规则无所遁形。一是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权力制约。针对权力制约中存在的案件移送工作的牵头部门缺位、各部门难以发挥各自优势、部门本位主义占据上风等问题。建议通过明确司法行政部门担任案件移送的牵头组织者;监察委员负责责任追究,统一行使党纪、政纪、国法;检察机关负责法律监督,对执法和司法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督促;行政执法机关和公安机关作为移送机制的两端负责具体实施等方式加以解决。二是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多重监督。针对移送监督中存在的监督机关无法掌握行政执法实际状况、对事不对人的惯性导致监督效力孱弱、未充分发挥各种监督力量的整体优势等问题,建议从扩展监督机关的信息来源渠道,以从案到人为抓手提升监督针对性,丰富移送监督形式等方式加以解决。三是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信息公开。针对移送信息公开中存在的公开的主体不明确、公开的界限不易掌握,公开的媒介不明确等问题,建议从确定信息公开要件、严格遵守保密规定、注重保护个人隐私、及时公开移送信息等方面入手,让公民对涉嫌犯罪案件移送过程能看到、能听懂、能监督。第六部分,立法的建议（代结语）。与实践的期待所不同,目前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从指导思想到具体操作,从责任主体到权力边界,从证据采纳到涉案财物管理,从实施监督到责任追究等方面,至今只有一些行政规章或司法解释可以遵循,存在立法层级较低、立法主体较多、立法内容笼统、立法刚性不足等弊端。建议从吸收地方立法的经验,提升立法的层级,确定立法的重点内容,细化责任的追究等方面入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部法律来对案件移送工作进行规范。
二、论刑事强制措施的诉讼地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刑事强制措施的诉讼地位（论文提纲范文）
（2）论刑事立案审查制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 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刑事立案审查制度 |
| （二） 关于正当防卫问题 |
| 四、 主要创新点 |
| 五、 研究方法 |
| 1 刑事立案审查制度概述~([1]) |
| 1.1 刑事立案审查制度的概念 |
| 1.2 刑事立案审查制度的内容 |
| 1.2.1 刑事立案审查的主体 |
| 1.2.2 刑事立案审查的对象 |
| 1.2.3 刑事立案审查的方式 |
| 1.3 刑事立案审查制度的意义 |
| 1.3.1 有利于准确启动刑事追诉程序 |
| 1.3.2 有利于避免无辜者受到刑事追究 |
| 1.3.3 有利于维护社会治安，及时稳定社会秩序 |
| 1.3.4 有利于提高执法公信力，树立执法权威 |
| 2 刑事立案审查制度的理论基础 |
| 2.1 人权保障理念 |
| 2.2 审慎行使追诉权 |
| 2.2.1 限制追诉 |
| 2.2.2 授权追诉 |
| 2.3 甄别多元化案件 |
| 2.3.1 甄别受理案件的性质 |
| 2.3.2 甄别不同类型刑事案件 |
| 2.4 优化司法资源配置 |
| 2.4.1 提高诉讼效率 |
| 2.4.2 降低诉讼成本 |
| 3 我国刑事立案审查制度存在的问题 |
| 3.1 法律规范存在的问题 |
| 3.1.1 法律法规规定不集中 |
| 3.1.2 调查行为性质不明确 |
| 3.1.3 立案标准过高 |
| 3.1.4 内外监督内容不明确 |
| 3.1.5 被审查对象缺少救济 |
| 3.2 司法实践存在的问题 |
| 3.2.1 违法阻却事由难审查 |
| 3.2.2 侦查措施适用较普遍 |
| 3.2.3 不破不立情况仍存在 |
| 3.2.4 舆论易影响立案审查 |
| 4 我国刑事立案审查制度的完善建议 |
| 4.1 整合相关法律法规 |
| 4.2 明确调查行为性质 |
| 4.3 降低立案标准 |
| 4.4 建立多角度监督机制 |
| 4.4.1 外部监督 |
| 4.4.2 内部监督 |
| 4.5 赋予被审查对象救济权利 |
| 4.6 建立消极条件审查机制 |
| 4.6.1 明确消极条件要素 |
| 4.6.2 增加违法阻却事由二次审查 |
| 4.6.3 建立违法犯罪协同审查机制 |
| 4.7 改革侦查机关绩效考核机制 |
| 4.8 提升公安司法人员法律素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3）犯罪所得的追缴与退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导言 |
| 0.1 问题的提出 |
| 0.1.1 本文的选题动机 |
| 0.1.2 本研究的主要问题 |
| 0.2 本研究的意义 |
| 0.3 境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0.3.1 境外研究现状 |
| 0.3.2 国内研究现状 |
| 0.3.3 现有研究的述评 |
| 0.4 本研究的主要思路和创新之处 |
| 0.4.1 本研究的主要思路 |
| 0.4.2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0.5 本研究的方法和难点 |
| 0.5.1 本研究的方法 |
| 0.5.2 本研究的难点 |
| 1.犯罪所得追缴与退赔的司法现状及其成因 |
| 1.1 犯罪所得追缴与退赔的司法现状 |
| 1.1.1 问题框架与案例梳理 |
| 1.1.2 司法实践中的主要问题 |
| 1.2 司法现状的成因分析 |
| 1.2.1 犯罪所得的刑法规范不明确 |
| 1.2.2 追缴和退赔的刑法适用标准不统一 |
| 1.2.3 追缴和退赔的刑法适用审查程序设计有缺陷 |
| 1.3 以主体关系的财物流转为核心进行刑民整合应对 |
| 1.4 本章小结 |
| 2.犯罪所得的内涵解析及计算标准 |
| 2.1 “犯罪”所得 |
| 2.1.1 犯罪所得之“犯罪”涵义 |
| 2.1.2 本文立场:犯罪所得中的“犯罪”只需符合客观要件即可 |
| 2.2 犯罪“所得” |
| 2.2.1 犯罪“所得”的内涵和外延 |
| 2.2.2 犯罪行为所生之物与第三人犯罪所得的关系 |
| 2.2.3 犯罪“所得”的法律后果与分类适用体系 |
| 2.3 犯罪所得的数额计算及其标准构建 |
| 2.3.1 犯罪所得的计算时间 |
| 2.3.2 犯罪所得的计算方法 |
| 2.3.3 犯罪所得的判断和评估处置 |
| 2.4 本章小结 |
| 3.犯罪所得的追缴 |
| 3.1 犯罪所得追缴的性质 |
| 3.1.1 以一种学说解读犯罪所得追缴的性质并不妥当 |
| 3.1.2 从刑法与民法的交错关系和犯罪所得的最终归属才能合理界定 |
| 3.2 犯罪所得追缴的对象和范围 |
| 3.2.1 犯罪所得被用于正当经营导致混同的追缴问题 |
| 3.2.2 犯罪所得不同类型的处置方法 |
| 3.3 对第三人犯罪所得的追缴 |
| 3.3.1 第三人犯罪所得追缴的实体要件 |
| 3.3.2 犯罪所得的善意取得 |
| 3.3.3 对第三人犯罪所得追缴的制度完善 |
| 3.4 本章小结 |
| 4.犯罪所得的退赔 |
| 4.1 犯罪所得退赔的性质 |
| 4.1.1 退赔在法律上的行为性质争议 |
| 4.1.2 犯罪所得退赔的分类适用 |
| 4.1.3 本文立场:犯罪所得之退赔具有公私法兼具性质 |
| 4.2 犯罪所得退赔的实体要件 |
| 4.2.1 被害人与刑法保护法益之关系 |
| 4.2.2 合法财产的法益保护进路 |
| 4.2.3 退赔的实体要件要素分析 |
| 4.2.4 被害人与民法请求权的关系 |
| 4.3 本章小结 |
| 5.特殊犯罪所得的追缴与退赔 |
| 5.1 非法集资类犯罪所得的追缴和退赔 |
| 5.1.1 非法集资类犯罪所得的基本特点 |
| 5.1.2 非法集资类犯罪所得追缴与退赔的主要问题 |
| 5.1.3 非法集资类犯罪所得追缴与退赔的完善进路 |
| 5.2 黑恶势力犯罪所得的追缴和退赔 |
| 5.2.1 黑恶势力犯罪所得的基本特点 |
| 5.2.2 黑恶势力犯罪所得追缴与退赔的主要问题 |
| 5.2.3 黑恶势力犯罪所得追缴与退赔的完善进路 |
| 5.3 本章小结 |
| 6.总结和展望 |
| 6.1 本文的主要观点 |
| 6.2 本文的不足和需要完善的地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务问题研究 ——制度框架与历史文化传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概况和主要观点综述 |
| 三、尚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
| 四、研究目的、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制度内涵、实践图景与存在问题 |
| 第一节 制度基本内涵 |
| 一、基本概念 |
| 二、“认罪”“认罚”“从宽”的相互关系 |
| 三、制度定位 |
| 四、刑事速裁程序 |
| 第二节 制度运行情况 |
| 一、试点概况 |
| 二、侦查工作 |
| 三、审查起诉工作 |
| 四、审判工作 |
| 五、权利保障 |
| 第三节 存在问题与症结分析 |
| 一、制度运行中的困难和问题 |
| 二、困难和问题的分析思路 |
| 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制度框架” |
| 第二章 镶嵌在刑事司法制度框架内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
| 第一节 刑事诉讼构造视角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
| 一、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 |
|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影响 |
| 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演进可能性分析 |
| 第二节 刑事政策视角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
| 一、认罚从宽的刑罚论意义 |
| 二、认罚从宽对刑罚论的超越 |
| 三、刑事政策与刑事司法制度 |
| 第三节 制约刑事司法制度的社会历史背景分析 |
| 一、国家与个人的关系 |
| 二、实质的正义观 |
| 三、实用主义哲学 |
| 第三章 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与反悔权 |
| 第一节 认罪认罚自愿性的标准 |
| 一、自愿性审查的实践难题 |
| 二、关于自愿性审查标准的理论分析 |
| 三、自愿性审查的标准 |
| 第二节 反悔权问题 |
| 一、被追诉人反悔权问题的提出 |
| 二、作为反悔权之权利来源的控辩协商 |
| 三、反悔权的行使及效果 |
| 四、对无正当事由反悔的处理 |
| 第三节 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机制 |
| 一、实现有效法律帮助 |
| 二、落实告知要求 |
| 三、建立健全认罪认罚自愿性审查机制 |
| 第四章 证明标准与法院的审查责任 |
| 第一节 围绕证明标准的争论 |
| 一、降低论 |
| 二、隐性降低论 |
| 三、未降低论 |
| 四、争点述评 |
| 第二节 证明标准的理论分析 |
| 一、证明标准与刑事诉讼目的、价值 |
| 二、证明标准的概念与内涵 |
| 三、证明活动与证明标准 |
| 四、证明标准的层次化 |
| 第三节 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 |
| 一、程序简化与证明标准 |
| 二、罪行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与证明标准 |
| 三、对不同观点的评析 |
| 四、法院的审查责任 |
| 第五章 “从宽”的实现 |
| 第一节 实体从宽的实现 |
| 一、落实实体从宽存在的困难 |
| 二、实体从宽的限度 |
| 三、实体从宽的实现路径 |
| 第二节 强制措施从轻的实现 |
| 一、强制措施从轻落实不够 |
| 二、强制措施从轻不够的刑事政策解读 |
| 三、强制措施从轻的实体法解读 |
| 四、强制措施从轻的实现机制 |
| 结语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5）中国辩护律师权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基本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上篇:律师辩护权理论研究 |
| 第一章 律师辩护权要义研究 |
| 第一节 辩护权与辩护制度 |
| 一、辩护制度的价值及缘起分析 |
| 二、辩护权的类型与来源 |
| 第二节 律师的诉讼权利与律师辩护权 |
| 一、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内涵及来源 |
| 二、律师辩护权的成分分析 |
| 三、被追诉人辩护权与律师辩护权 |
| 第二章 辩护律师制度 |
| 第一节 辩护律师制度的必要性及实践意义 |
| 一、辩护律师存在的必要性 |
| 二、辩护律师存在的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
| 一、关于辩护律师诉讼主体地位的争论 |
| 二、刑事程序中的辩护律师应当界定为“诉讼主体” |
| 第三节 辩护律师与被指控方、控诉方及审判方的关系 |
| 一、辩护律师与被追诉人的关系 |
| 二、辩护律师与公诉人的关系 |
| 三、辩护律师与法官的关系 |
| 第三章 我国辩护律师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沿革 |
| 第一节 我国辩护律师制度的理论提出 |
| 第二节 我国辩护律师制度的实践发展 |
| 一、监察调查程序中的律师辩护权 |
|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律师辩护权 |
| 三、“审判中心主义”模式下的律师辩护权 |
| 下篇:律师辩护权的实践探析 |
| 第四章 侦查阶段的辩护权现状研究 |
| 第一节 我国关于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现行立法规定及发展 |
| 一、会见通信权 |
| 二、调查取证权 |
| 三、提出意见权 |
| 四、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 |
| 第二节 我国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制度和实践问题 |
| 一、“会见难”形式多元且个案形势堪忧 |
| 二、讯问时律师在场权立法缺失且意识淡薄 |
| 三、调查取证活动存在多维度障碍 |
| 四、阅卷权缺失破坏了程序对等 |
| 第五章 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完善与重构 |
| 第一节 律师帮助权的完善与重构 |
| 一、侦查阶段获得律师帮助权的域外考察 |
| 二、侦查阶段保障犯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的我国启示 |
| 第二节 会见与通信权的完善与重构 |
| 一、侦查阶段会见与通信权的域外考察 |
| 二、关于侦查阶段会见通信权的我国启示——从一则真实案例说起 |
| 第三节 阅卷权的完善与重构 |
| 一、侦查阶段阅卷权的域外考察 |
| 二、侦查阶段阅卷权的我国启示——构建侦查阶段的阅卷权 |
| 第四节 调查取证权 |
| 一、调查取证权的域外考察 |
| 二、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的我国启示 |
| 第五节 律师在场权 |
| 一、律师在场权的域外考察 |
| 二、律师在场权的我国启示 |
| 第六章 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权现状研究 |
| 第一节 我国关于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辩护权的现行立法规定及发展 |
| 一、会见通信权 |
| 二、阅卷权 |
| 三、调查取证权(包括向办案机关申请查证权) |
| 四、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 |
| 五、提出意见权 |
| 第二节 我国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辩护权的制度和实践问题 |
| 一、会见权无法充分行使且存在现实阻碍 |
| 二、阅卷权受制于办案机关且范围受限 |
| 三、发表意见权虚置化并流于形式 |
| 第七章 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权完善和重构 |
| 第一节 审查起诉阶段阅卷权的完善与重构 |
| 一、审查起诉阶段阅卷权的域外考察 |
| 二、审查起诉阶段阅卷权的我国启示——构建我国刑事诉讼国情下的审前“证据开示” |
| 第二节 调查取证权的完善与重构 |
| 一、审查起诉阶段调查取证权的域外之鉴 |
| 二、审查起诉阶段调查取证权的我国启示 |
| 第八章 审判阶段的辩护权现状研究 |
| 第一节 我国关于审判阶段律师辩护权的现行立法规定及发展 |
| 一、阅卷权 |
| 二、调查取证权(包括向办案机关调取证据权) |
| 三、参加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权 |
| 四、经被告人同意的上诉权 |
| 第二节 我国审判阶段律师辩护权的制度和实践问题 |
| 一、审判程序尤其是庭审程序虚置化 |
| 二、律师拒绝辩护权的行使状况不容乐观 |
| 三、辩护律师缺失独立上诉权 |
| 四、刑法306条和刑诉法44条排除了辩护律师执业豁免 |
| 第九章 审判阶段的辩护权完善和重构 |
| 第一节 庭审实质化下律师法庭辩护权的完善与重构 |
| 一、审判阶段庭审中心的域外考察 |
| 二、“庭审中心”下辩护权的我国启示——“无效辩护”还是“辩护无效” |
| 第二节 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与重构 |
| 一、关于法律援助的域外考察 |
| 二、关于法律援助的我国启示——加快推动刑事辩护“全覆盖”的中国模式 |
| 第十章 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的相关配套性制度探析 |
| 第一节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深化 |
| 一、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域外考察 |
|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我国启示 |
| 第二节 程序性辩护的完善 |
| 一、程序性辩护的域外考察 |
| 二、程序性辩护的我国启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对我国刑事律师辩护权研究的问卷调查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6）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诉讼活动法律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检察监督的基本概念及法律规定 |
| 2.1 检察监督的概念 |
| 2.2 法律规定 |
| 2.2.1 宪法规定 |
| 2.2.2 基本法规定 |
| 2.2.3 其他规定 |
| 第3章 检察监督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 |
| 3.1 监督立案的情况 |
| 3.1.1 监督立案的现状 |
| 3.1.2 监督立案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
| 3.2 监督强制措施的情况 |
| 3.2.1 监督强制措施的现状 |
| 3.2.2 监督强制措施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3.3 监督案件侦查终结的情况 |
| 3.3.1 监督案件侦查终结的现状 |
| 3.3.2 监督案件侦查终结存在问题及其原因 |
| 3.4 审查羁押必要性的情况 |
| 3.4.1 审查羁押必要性的现状 |
| 3.4.2 审查羁押必要性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
| 3.5 监督消极侦查的情况 |
| 3.5.1 监督消极侦查行为的现状 |
| 3.5.2 监督消极侦查行为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
| 第4章 构建有效检察监督的途径 |
| 4.1 构建新型的检警关系 |
| 4.1.1 检察引导侦查模式 |
| 4.1.2 检察引导侦查的实践运行方式 |
| 4.2 厘清公安机关职能 |
| 4.3 完善法律规定 |
| 4.3.1 细化法律规定 |
| 4.3.2 赋予检察机关刚性监督措施 |
| 4.4 建立刑事案件信息共享机制 |
| 4.5 加强讯问程序监督 |
| 4.6 强化检察队伍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中国侦查监督研究四十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一、侦查监督探索在1980年代的起步 |
| (一)侦查监督学术文献概览 |
| (二)对侦查监督具体内容的探索 |
| 1．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前实践情况回顾 |
| 2．关于侦查监督内涵的界定 |
| 3．关于侦查监督范围的讨论 |
| 4．关于侦查监督内容的分析 |
| 5．对侦查活动监督时间的讨论 |
| 6．对“提前介入”的讨论 |
| 7．对侦查监督发现问题的方法和纠正错误的方法的分析 |
| 8．对侦查监督存在问题的讨论 |
| 9．对侦查监督进行改革的讨论 |
| 1 0．对侦查监督不被重视原因的探讨 |
| 1 1．关于逮捕制度的讨论 |
| (三)简要评析 |
| 1．总体成就 |
| 2．侦查监督问题研究受限之初步认识 |
| 二、侦查监督探索在1990年代的初步推进 |
| (一)侦查监督内涵的再讨论 |
| (二)立案监督 |
| 1．立案监督的内涵 |
| 2．立案监督的范围 |
| 3．立案监督的措施 |
| 4．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的立案监督 |
| (三)侦查监督的范围 |
| (四)侦查监督的内容 |
| (五)侦查监督的途径 |
| (六)侦查监督的针对性问题 |
| (七)侦查监督效果问题 |
| (八)完善侦查监督制度的讨论 |
| (九)逮捕制度问题 |
| 1．关于立法修改逮捕条件的讨论 |
| 2．逮捕修改的背景 |
| 3．关于逮捕条件理解的讨论 |
| (十)侦查监督研究的反思 |
| 1．为侦查监督制度的修改所进行研究 |
| 2．为执行修改后的侦查监督制度的注释性研究 |
| 3．修改后的侦查监督制度实施后的继续研究 |
| 三、2000年代的讨论 |
| (一)侦查监督总论 |
| 1．侦查监督的界定 |
| 2．侦查监督的范围 |
| 3．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的监督。 |
| 4．侦查权的控制模式 |
| 5．检侦关系 |
| 6．侦查权的司法控制 |
| (二)分论中的专题讨论 |
| 1．关于侦查监督制度的缺陷 |
| 2．刑讯逼供问题 |
| 3．立案撤案监督 |
| 4．关于侦查监督效果的讨论 |
| 5．关于完善侦查监督的讨论 |
| 6．关于逮捕制度的讨论 |
| (三)关于研究状况的总体反思 |
| 1．关于检侦关系研究状况的反思 |
| 2．关于诉讼原理和监督原理差异的反思 |
| 四、2010年以来对侦查监督的讨论 |
| (一)侦查监督总论 |
| 1．侦查监督的价值问题 |
| 2．修法对侦查监督的影响 |
| 3．检警关系视角的讨论 |
| (二)侦查监督专论 |
| 1．侦查监督存在问题 |
| 2．侦查监督存在问题的原因 |
| 3．侦查监督改进的路径 |
| 4．介入侦查 |
| 5．审查批准逮捕 |
| 6．检察引导侦查 |
| 7．关于立案监督的讨论 |
| 8．重大监督事项案件化办理问题 |
| 9．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 |
| 1 0．对派出所侦查活动的监督 |
| 1 1．羁押必要性审查 |
| (三)研究状况的总体反思 |
| 1．价值维度的研究状况 |
| 2．规范角度的研究状况 |
| 3．实证层面的研究状况 |
（8）刑事速裁程序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主要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刑事速裁程序概论 |
| 第一节 刑事速裁程序的概念界定 |
| 一、刑事速裁程序的内涵 |
| 二、刑事速裁程序与相关概念之辨析 |
| 第二节 刑事速裁程序的历史沿革 |
| 一、刑事速裁程序的思想缘起与现实背景 |
| 二、刑事速裁程序在英美法系的产生与发展 |
| 三、刑事速裁程序在大陆法系的产生与发展 |
| 四、两种历史脉络的比较与启示 |
| 第三节 刑事速裁程序的主要特征 |
| 一、适用范围的有限性 |
| 二、办案方式的简略化 |
| 三、公诉机关的主导性 |
| 四、诉讼环节的简捷性 |
| 五、诉讼结果的轻缓化 |
| 第二章 刑事速裁程序的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刑事速裁程序的理论基础 |
| 一、刑事速裁程序的法社会学基础 |
| 二、刑事速裁程序的法经济学基础 |
| 三、刑事速裁程序的刑法学基础 |
| 四、刑事速裁程序的诉讼法学基础 |
| 第二节 刑事速裁程序的价值基础 |
| 一、刑事速裁程序的公正价值 |
| 二、刑事速裁程序的效率价值 |
| 三、刑事速裁程序的实用价值 |
| 四、刑事速裁程序的自由价值 |
| 第三节 刑事速裁程序的改革理念 |
| 一、轻微犯罪案件处理的司法需求 |
| 二、司法权力运行规律的应有之义 |
| 三、刑事司法观念更新的客观要求 |
| 四、庭审实质化改革下的逻辑推演 |
| 第三章 刑事速裁程序的比较考察 |
| 第一节 英美法系的刑事速裁程序 |
| 一、美国：以控辩协商为适用重心的速裁程序 |
| 二、英国：以正当性为建构原则的速裁程序 |
| 第二节 大陆法系的刑事速裁程序 |
| 一、德国：以公权力为启动核心的速裁程序 |
| 二、日本：以精密监督为建构主旨的速裁程序 |
| 三、意大利：以分流与多层为指导的速裁程序 |
| 四、法国：以检察官权力为中枢的速裁程序 |
| 第三节 刑事速裁程序的立法启示 |
| 一、程序适用：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
| 二、程序建构：种类与范围应当明确地界定 |
| 三、程序选择：发挥法官和检察官的裁量权 |
| 四、程序救济：被告人有限上诉机制的思考 |
| 第四章 我国刑事速裁程序的制度规范 |
| 第一节 我国刑事速裁程序的制度渊源 |
| 一、我国轻罪案件快速办理的近代立法 |
| 二、新中国“速决程序”的规定 |
| 三、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立法规定 |
| 四、我国的刑事和解与不起诉决定 |
| 五、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处理的规范性文件 |
| 第二节 我国刑事速裁程序的产生背景 |
| 一、刑法圈的拓展：轻罪案件的激增 |
| 二、程序的正当化：司法资源的挤占 |
| 三、“简者不简”：简易程序的功能不足 |
| 四、员额制改革：“案多人少”的困境 |
| 第三节 我国刑事速裁程序的立法分析 |
| 一、核心：2018 年《刑事诉讼法》的规范诠释 |
| 二、辅助：认罪认罚从宽及值班律师的规定解读 |
| 三、检讨：现有立法亟待完善的问题 |
| 第五章 我国刑事速裁程序的实践探讨 |
| 第一节 我国刑事速裁程序的试点效果 |
| 一、试点地区的总体成效：基于大数据的统计分析 |
| 二、试点代表城市的实践情况：基于实地调研的结构分析 |
| 第二节 各地刑事速裁程序的对比分析 |
| 一、各地司法实践的相同之处 |
| 二、各地司法实践的不同之处 |
| 三、各地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
| 四、我国司法实践与域外刑事速裁程序的比较分析 |
| 第三节 刑事速裁实践探讨中的理论争鸣 |
| 一、审判中心改革与速裁程序的冲突 |
|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速裁程序的融合 |
| 三、简易程序与速裁程序的衔接 |
| 第六章 我国刑事速裁程序的改革完善 |
| 第一节 我国刑事速裁程序改革的指导理念 |
| 一、确立刑事速裁程序的基本原则 |
| 二、明确刑事速裁程序的功能定位 |
| 第二节 我国刑事速裁程序完善的具体方案 |
| 一、细化刑事速裁程序的适用标准 |
| 二、增设刑事速裁程序书面审方式 |
| 三、完善刑事速裁程序的证明标准 |
| 四、调整刑事速裁程序的流程管理 |
| 第三节 我国刑事速裁程序运行的配套措施 |
| 一、构建独立认罪审查程序 |
| 二、完善法援值班律师制度 |
| 三、优化认罪量刑减让机制 |
| 四、建设专门速裁工作队伍 |
| 五、完善社区矫正工作机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侦查比例原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来源及意义 |
| 二、域内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范围的厘定 |
| 五、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侦查比例原则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侦查比例原则的确立及发展 |
| 一、比例原则的产生及发展 |
| 二、侦查比例原则的确立 |
| 三、侦查比例原则域内外适用及发展 |
| 第二节 侦查比例原则的内容 |
| 一、侦查的正当目的 |
| 二、侦查比例原则的含义 |
| 第三节 侦查比例原则的功能 |
| 一、对侦查立法的指引功能 |
| 二、对侦查执法的指引功能 |
| 第二章 侦查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和适用程序 |
| 第一节 侦查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 |
| 一、时间范围 |
| 二、规制对象 |
| 三、保护范围 |
| 第二节 侦查比例原则的适用程序 |
| 一、立法设计 |
| 二、执法落实 |
| 三、司法适用 |
| 四、配套保障 |
| 第三章 侦查取证行为的比例原则 |
| 第一节 侦查取证行为比例原则实证考察 |
| 一、对侦查取证行为目的的认知及态度 |
| 二、侦查取证行为适当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三、侦查取证行为必要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四、侦查取证行为相称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第二节 侦查取证行为比例原则的总体要求 |
| 一、明确侦查取证行为的目的 |
| 二、侦查取证行为适当性原则的要求 |
| 三、侦查取证行为必要性原则的要求 |
| 四、侦查取证行为相称性原则的要求 |
| 第三节 常规侦查取证行为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一、讯问犯罪嫌疑人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二、身体采样行为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三、搜查行为比例原则的实现 |
| 四、查封、扣押、冻结行为比例原则的实现 |
| 第四节 特殊侦查取证行为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一、技术侦查措施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二、诱惑侦查措施比例原则的实现 |
| 第四章 强制措施的比例原则 |
| 第一节 强制措施比例原则实证考察 |
| 一、对强制措施目的的认知及态度 |
| 二、强制措施适当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三、强制措施必要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四、强制措施相称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第二节 强制措施比例原则的总体要求 |
| 一、明确强制措施的目的 |
| 二、强制措施适当性原则的要求 |
| 三、强制措施必要性原则的要求 |
| 四、强制措施相称性原则的要求 |
| 第三节 羁押性强制措施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一、拘留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二、羁押比例原则的实现 |
| 第四节 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一、取保候审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二、监视居住比例原则的实现 |
| 第五章 侦查执法武力使用的比例原则 |
| 第一节 侦查执法武力使用比例原则实证考察 |
| 一、侦查执法武力使用适当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二、侦查执法武力使用必要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三、侦查执法武力使用相称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第二节 侦查执法武力使用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一、侦查执法武力使用适当性原则的实现 |
| 二、侦查执法武力使用必要性原则的实现 |
| 三、侦查执法武力使用相称性原则的实现 |
| 第三节 开枪行为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一、开枪行为适当性原则的实现 |
| 二、开枪行为必要性原则的实现 |
| 三、开枪行为相称性原则的实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理论意义及实践价值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的产生与发展 |
| 第一节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的产生 |
| 一、社会治理的需要 |
| 二、规范执法的需要 |
| 三、实现公正的需要 |
| 第二节 规范性文件出台的脉络 |
| 一、中央层级的规范性文件 |
| 二、部门层级的规范性文件 |
| 三、地方层级的规范性文件 |
| 第三节 实务机关探索的成果 |
| 一、行政执法机关优化移送程序的探索 |
| 二、侦查机关审慎开启侦查程序的探索 |
| 三、检察机关加强移送外部监督的探索 |
| 第二章 域外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的比较与借鉴 |
| 第一节 英美法系国家的移送机制 |
| 一、英国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 |
| 二、美国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 |
| 第二节 大陆法系国家的移送机制 |
| 一、法国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 |
| 二、德国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 |
| 第三节 混合法系国家的移送机制 |
| 一、意大利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 |
| 二、俄罗斯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 |
| 三、日本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 |
| 第四节 域外经验的比较与借鉴 |
| 一、中外检察机关在案件移送中的作用之比较与借鉴 |
| 二、中外行政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的限制之比较与借鉴 |
| 三、中外行政权与侦查权交叉适用的规制之比较与借鉴 |
| 第三章 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与保障 |
| 第一节 涉案当事人的移送 |
| 一、涉案当事人移送的基本方式 |
| 二、涉案当事人移送存在的问题 |
| 三、规范涉案当事人移送的建议 |
| 第二节 涉案财物的移送 |
| 一、涉案财物移送的基本规定 |
| 二、涉案财物移送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涉案财物移送的建议 |
| 第三节 涉案证据的移送 |
| 一、涉案证据移送的基本规定 |
| 二、涉案言词证据的移送 |
| 三、涉案实物证据的移送 |
| 第四节 涉嫌犯罪案件应移尽移的落实 |
| 一、应移尽移落实的基本情况 |
| 二、阻碍应移尽移落实的因素 |
| 三、保障应移尽移落实的措施 |
| 第五节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平台的构建 |
| 一、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平台的基本情况 |
| 二、已投入实际运行的移送平台的概况 |
| 三、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平台存在的问题 |
| 四、完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平台的建议 |
| 第四章 涉嫌犯罪案件的接受与处置 |
| 第一节 接受案件后特殊合作方式的规范 |
| 一、特殊合作方式的积极意义 |
| 二、特殊合作方式存在的问题 |
| 三、规范特殊合作方式的建议 |
| 第二节 强制措施变更的规范 |
| 一、两类强制措施的基本情况 |
| 二、强制措施变更存在的问题 |
| 三、规范强制措施变更的建议 |
| 第三节 案情进展反馈的规范 |
| 一、案情进展反馈的积极意义 |
| 二、案情进展反馈存在的问题 |
| 三、规范案情进展反馈的建议 |
| 第五章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制约与监督 |
| 第一节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权力制约 |
| 一、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权力制约的基本情况 |
| 二、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权力制约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权力制约的建议 |
| 第二节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多重监督 |
| 一、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多重监督的基本规定 |
| 二、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多重监督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多重监督的建议 |
| 第三节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信息的公开 |
| 一、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信息公开的基本情况 |
| 二、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信息公开的建议 |
| 立法的建议(代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论刑事强制措施的诉讼地位（论文参考文献）
- [1]刑事涉案财物处置论[D]. 孔祥伟. 华东政法大学, 2021
- [2]论刑事立案审查制度[D]. 宋玉.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0(02)
- [3]犯罪所得的追缴与退赔研究[D]. 付云飞.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务问题研究 ——制度框架与历史文化传统[D]. 王飞. 武汉大学, 2020
- [5]中国辩护律师权利研究[D]. 王嘉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01)
- [6]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诉讼活动法律监督研究[D]. 任培. 湖南大学, 2019(02)
- [7]中国侦查监督研究四十年[J]. 杨正万.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3)
- [8]刑事速裁程序改革研究[D]. 陆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9]侦查比例原则研究[D]. 马婷婷.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10]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机制研究[D]. 王刚.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