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性的美国银行改革法案正式生效（论文文献综述）
马壮[1]（2021）在《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经济制裁研究》文中指出
刘晶[2]（2021）在《美国董事会中心主义历史溯源及其对我国《公司法》修改的启示》文中认为以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为核心特质的董事会中心主义作为美国公众公司范式的公司治理形态,是美国经济发展和特殊政治国情下的产物,是美国各州公司法对经济政治发展的立法回应。19世纪末期,美国工业化和规模经济的高涨、深度流通证券市场的出现是董事会中心主义诞生的经济根源;在权利平等、权力分散的政治思想主导下,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弱化和分割机构股东,为董事会中心主义扫清了发展障碍;至此,董事会中心主义成为美国公众公司治理的商业现实。最后,美国各州公司法逐步进行了以"董事会中心主义"为内容的法律变革,其为商业实践的成果提供了合法化及正当化依据。与美国相比,我国正式的公司化治理开始于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公司法的早期发展是自上而下推进的,国有企业治理体系的改革、国家与国有资产关系的重新建构催生了我国首部《公司法》,并且形塑了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公司权力分配格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与证券市场的蓬勃发展,我国的上市公司迎来了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外部环境,并且经历着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实践变革,公司法所确立的公司治理结构必然需要回应公司组织与商事关系的发展变化,并遵循商事法律自下而上的变革规律。
李黎明[3]（2021）在《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文中指出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恐惧叠加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所产生的敌意,演变成为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对中国最为严厉的遏制与打压。中国若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霸权问题,在理论上应当深入地探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霸权兴衰的规律,这样既可以更加清晰、全面地认识今日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霸权的实质,也可以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崛起提供经验。所谓霸权兴衰的规律,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三个:霸权的定义、霸权国家的认定及其周期,以及霸权兴衰的动力。迄今为止,学术界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且存在一定的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研究中都强调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获取资金的效率是影响霸权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学术界未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是,成功兴起的霸权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相对于挑战霸权失败的西班牙、法国,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根源是什么?债务有两个基本维度:利率与期限。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高的具体表现是,可以筹集到低利率、期限长的资金,而西班牙、法国则需在更短的期限内为债务付出更高水平的利率成本。同等金额的利息支出在不同利率和期限条件下对应的债务总额也不同,低利率、长期限相较于高利率、短期限,意味着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国家可以以更小的成本支出在争霸战争中获得更大规模的债务资金支持。深层次而言,影响债务利率与期限的一般因素是债务契约所规定的抵押物与债务人的信用,国家债务的特殊性在于要么债权人难以执行对抵押物的占有权,要么缺少抵押物,决定利率与期限水平的只能是国家作为债务人所表现出的信用。故荷兰、英国、美国相较于西班牙、法国在霸权兴衰过程中具有更高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本文将国家信用的主要概念界定为:由国家实力、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市场三个层面的要素,共同构建了一个为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提供信用担保和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所发行的信用票据,因国家信用担保而受市场信任,并且在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内持续、稳定地发行、流通以及被偿付、贴现。因此,国家信用的主要作用是确保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受市场信任,进而获得巨大、稳定的信用融资能力。本文主要从国家信用的逻辑视角出发,重新阐释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兴衰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当今美国霸权凭借国家信用,利用美元霸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进行债务融资、向全球分摊其霸权成本的行为实质,解释美国霸权现阶段是否真的衰落以及未来可能衰落的路径。在荷兰霸权兴起的过程中,荷兰、西班牙两国公债融资体制的绩效差异对双方战争、两国资本主义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荷兰的公债体制,可以有效地为争霸战争融资,刺激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西班牙则深陷于公债资金成本高昂—金银资本外漏—公债破产—战争失利的恶性循环。同时,西班牙的经济与金融市场在公债偿还与破产导致的金银资本外漏和税负不断加重的大环境下,其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大国。荷西公债绩效差异的根源,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荷兰国家信用的卓越,离不开荷兰的财富、联省自治政体、以间接税为主的财政体系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为荷兰公债的偿还与流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西班牙落后的经济发展、国王专制的政体、低效的税收体系以及被抑制的金融市场则对应着低劣的国家信用,使得其公债发行、偿还与流通格外困难。自17世纪晚期开始,荷兰因军事压力、税收改革受阻以及财政收入增长停滞等问题,导致偿债开支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过大,国家信用开始低落。伴随着荷兰公债体制筹集资金的能力下降,荷兰霸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英国霸权崛起的最重要阶段,应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至1763年英国历经七年战争战胜法国这一历史时期。18世纪后半期开启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英国工业实力的快速增长,只是巩固了其已经建立的霸权地位。与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相较,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英法霸权竞争的关键时段,英国实力没有绝对优势。英国之所以能够战胜法国并持续崛起,依靠的是特权垄断公司创造的财富、高效的国家化财政体系、制度化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海洋国家的战略安全性等因素所共同支撑形成的卓越国家信用。它确保英国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持续、稳定地为英国与法国近百年的争霸战争筹集源源不断的资金。同时,国债的大规模顺利发行和高水平的国家信用,还对英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正向效应,推动了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顺利开展。与英国不同的是,由于法国专制王权势力强大、财政改革迟滞以及中央银行缺位,其国家信用处于较低水平,法国依靠债务融资获取的资金成本过高,进而使得法国无法在长期战争中筹集到足够的所需资金。结果不仅导致争霸战争失败,而且因此出现的短时沉重的偿债负担以及为减债实施的人为通货膨胀性质的公开市场操作,严重滞后了法国金融和经济的发展。至于英国霸权走向衰落的原因,同样可以从国家信用的视角找到根源。一战期间,为作战和支持俄国等盟国,英国积累了大量的外债（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英镑超发贬值,国家信用透支严重,导致英国经济、货币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开始受到制约。一战后,为勉强维持英国霸权秩序下的重要公共产品——金本位制,英国采取了财政赤字+货币投放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引发大量经常账户赤字+黄金外流。因此,二战前,英国的国家信用在经济衰退与债务膨胀的打击下已经逐渐弱于美国,资本流出严重,并大量转移至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作为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很早就认识到国债融资与国家信用对国家兴起的关键性作用。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于大陆会议在独立战争期间为筹集战争经费向国内和荷兰、法国等外国发行的债券。国家信用的初步确立则主要得益于时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对于国债及国家信用作用的认知与重视,他鼓励制造业发展、整理合并国债、设立美国第一银行等创举,初步奠定了美国国家信用的优良传统。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是美国霸权崛起的关键阶段,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金融实力背后,均体现了国债与国家信用的重要提升效应: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为金融体系的形成与扩张奠定基础和提供刺激;为美国参与历次战争筹集军费。在现阶段,通过向世界发行美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融资的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的本质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国家信用是美元霸权有效运转的根本支撑。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危机。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及时向世界开放了国债市场,并通过包括提升美元资产价值及其安全性、流动性,以及积累资本项目黑字等加强金融市场优势的举措,有效弥补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常项目赤字、黄金外流对国家信用的削弱,美国的国家信用再度强化。目前相对于其他大国,美国的国家信用依然强大,因而美元霸权与美国霸权难言衰落。但是,美国国内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分裂、政治极化等问题,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后和此次疫情冲击下美联储实施的无底线QE政策,反映以美联储独立性为重要象征的美国国家财政纪律显着弱化,其国家信用衰败的内部隐患正在日益积累。美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外部世界尚未出现一个国家信用强大到可以替代美国国家信用的国家,其表现在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以及灵活性等方面,就是当今世界尚无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可以同美国金融市场比肩,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信用担保与信用流转服务。因此,美国国家信用与霸权的衰落,在替代者缺位的背景下很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通过理论分析和历史对比、检验,本文得出了三点主要结论:第一,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以及为其提供担保的国家信用的优劣,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霸权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具体机制是,相较于霸权竞争失败的国家,成功崛起的霸权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由于率先确立了卓越的国家信用,拥有了直接为争霸战争筹集充裕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和间接为经济发展激活金融市场的信用担保能力。相应地,霸权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霸权成本（军事开支或维持霸权体系的公共产品开支）导致霸权国过度的债务膨胀、挤压正常的财政开支空间,造成军事开支下降、经济发展受阻等连锁反应,最终其国家信用逐渐弱于后来崛起国家的国家信用,不再具备源源不断地为霸权成本筹集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的同时,丧失了在国际信用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霸权国本来拥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国债作为各国债券利率基准以及本币作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等地位和特权的丧失。第二,基于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可以认为出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历史周期后,相继出现了三个信用—霸权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与尚未终结的美国周期。霸权国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达到顶峰与衰落,新崛起国家信用周期的强化与上升阶段,对应着传统霸权国家信用周期的衰败阶段,两个国家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发生交替。第三,现阶段世界仍处于美国所主导的信用—霸权周期内,尽管美国霸权出现了诸多衰落的迹象,但是其国家信用尚未出现系统性的衰落;更重要的是,迄今没有出现一个国家具备优于美国的国家信用,可以替代美国在世界经济尤其是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国仍然可以继续利用美元体系为其霸权成本融资,但是美国金融体系风险的不断累积和全球化共识的破裂等原因,均有可能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和市场对于美元资产（美国对世界的债务）的需求严重下降,成为美国信用周期与霸权体系出现严重危机的发端。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启示在于:在美国信用—霸权周期不确定性逐渐增强的过程中,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分散霸权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风险?依据国家信用逻辑下的历史经验,在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经济实力外,从完善与统一国债制度、深化与开放金融市场、维持与强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等方面入手,有意识地强化国家信用,对于中国规避未来美国信用—霸权周期可能出现的更大风险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
马文飞[4]（2021）在《全球气候法治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文中认为全球气候法治由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推导而来,既包括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全球气候治理的过程,又涵盖全球气候治理达到法治目标的愿景,是法治的全球化、全球气候治理的法治化。作为法律手段的全球气候法治面临着硬法规则下参与度欠缺,软法规制后执行力匮乏,软硬兼济规则落实困难等全球气候法律治理的规则弊端;作为法治标尺的全球气候法治面临着其目标实现任重道远的现实困境。全球气候法治包括国际气候良法和全球气候善治两个方面,既要求国际气候法律规则在设定上符合人本主义、和谐共进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也要求国际气候法律规则语意清晰、体系完整、现实可行。立法过程要公开透明、民主高效、科学严谨,同时也要保障有诚实善意的守法、严格有效的执法、公正便捷的司法。然而现实却不容乐观,一方面,在现行的国际气候法律规则下,许多国家拒绝履行减排承诺,不愿调整能源结构,气候内顾倾向严重,人本主义的价值追求流于表面;和谐共进的价值追求在资金、技术、救济等方面难以落实,与“国际气候良法”存在一定差距。另一方面,“气候门”事件导致以此为基础进行的国际气候谈判,形成的国际气候法律规则的科学性受到质疑;《排放差距报告2020》表明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增长,国家承诺（国家自主贡献）远没有达到满足全球温度限制所需的减排目标,可见对国际气候法律规则的遵守远未达到普遍而善意的程度;《巴黎协定》中执行和遵约机制尚不够完善,达到“全球气候善治”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法治是全球气候治理中不断追求的目标和过程,全球气候法治作为法律手段和法治标尺面临着许多现实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国家短期气候利益需求的冲突,直接原因是缺乏正确国家气候利益观念的引导,主要原因是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局限。但全球气候法治并非不能实现,从宏观角度上考量,实现国际法治需要从观念的指引和行为的塑造两个层次进行努力,全球气候法治的实现也同样如此。在全球气候法治中由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推进形成一致的国家气候利益观、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促进确立和谐共进的国家气候利益观、绿色发展的可行性推动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气候利益观。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又是新型国家利益观的实践,以上种种使得国家气候利益观念的重新确立成为可能。此外,就完善并善意遵守相关气候制度而言,《巴黎协定》具备完善和善意遵守的可能。一方面,《巴黎协定》具备完善的空间,完善相比取而代之更节省时间和经济成本,国际实践也证明《巴黎协定》有不断完善的趋势;另一方面,无论是约定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原则的监督还是气候变化的紧迫性的要求,无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动还是中国领导的全球气候治理的促进,都促使善意遵守《巴黎协定》成为可能。全球气候法治作为一种崇高而美好的理想,作为一种动态发展的远景目标,在现实的国际法律秩序状况下,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全球气候法治的实现需要国际社会广泛的参与主体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的多元互动和共同努力。国家作为撬动法治的“阿基米德点”,全球气候法治的实现必须以国家的观念和行为作为基础和保证。在观念上引导国家建立正确的利益观念,将人本主义、和谐共进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价值追求并入、深入国家观念,并使之成为国家利益的考量因素,指引国家树立人本主义的国家气候利益观。树立人本主义的国家气候利益观,需要国家正确认识气候议题的战略地位,顺应国际发展趋势,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国际组织引导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性、严峻性形成科学的认识,进而推动国际社会对“全球共同气候利益”达成共识,并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促进国家形成人本主义的国家气候利益观;需要非政府组织在公众层面“自下而上”地对全球共同气候利益（气候共同体）达成基本共识;需要企业通过自身行动影响国家政策选择和偏好,需要个人运用自身影响帮助国家正确认识和界定国家气候利益,从而促进国家树立人本主义国家气候利益观。在规范和塑造国家行为上要逐步完善气候制度,并保证国家在理性的轨道中运行。这就需要国家自主、全面、积极地参与国际气候制度的设计和运作并增强国内气候政策支持;需要国际组织在国际气候法律规则的订立、修改、完善、实施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促进公正司法的实现;需要非政府组织、企业与个人对国际气候法律规则进行建议草拟监督和评价,督促国家妥善遵守国际气候法律规则。只有这样全球气候法治才有可能从理想转化为现实。虽然全球气候法治依然“路漫漫而修远”,应对全球化的气候危机还存在着一系列重大的挑战,但国际社会走向法治的方向仍是坚定不移、矢志不渝的。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乃至国际法学者都将以此为目标和方向“上下而求索”。因此,以集腋成裘、循序渐进的方式,稳步地向全球气候法治迈进,是所有国际社会行为体的必然选择。
王庆琦[5]（2021）在《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多样性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已成为各国企业生产运营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是政府维持社会经济平稳运行、扩大劳动者权益的重要手段。职工在参与管理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自我价值的升华,同时保证了企业在决策方式和决策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西方国家开展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实践较早,在不同历史背景以及文化等因素产生截然不同的参与路径,并且随着各国政府政策上的大力支持以及配套法律的逐步落实下,职工在企业中享有的决策权和监督权显着提升,企业内部的劳资矛盾也得到了有效缓解。本文以西方国家职工参与管理的不同形式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早期职工参与的实验探索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各自形成的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多种形式,摸索出现阶段职工参与的三大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二元制”职工参与模式、以瑞典为代表的工会组织下的职工参与模式以及以西班牙蒙特拉贡联合公司为代表的工人合作制经济下的职工参与模式。通过分析不同模式的历史脉络、具体原则以及所面临的挑战,进而总结和对比出三种不同模式下的职工参与的主要经验以及相互之间的差异性,最后为当前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企业治理方面提供可行性对策建议。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同时回顾了职工参与企业管理这一研究主题的国内外相关文献,最后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以及不足之处。第二章为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理论梳理。本章从一种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视角切入,论述了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在众多思想源流以及理论研究上的主要观点。具体包括以工人合作工厂理论和劳资关系理论为代表的马克思经济学相关研究、以约翰·穆勒和马歇尔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相关研究、以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和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为代表的国外社会主义相关研究、以施韦卡特和达尔为代表的经济民主理论、以及以弗里曼等人为代表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构成了以职工参与企业管理为主题的理论框架。第三章为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历史沿革。本章从第一个成功开展的工人合作社——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作为探索起点,研究了早期合作社的基本原则、运作模式以及利润分配问题。根据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文化因素等原因,进而过渡到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模式在不同国家形成的多元化治理方案,譬如以色列基布兹合作社以及德国“共同决定制”等,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模式的探索。通过对二战后期多种治理方案的分类和总结,我们可以得到现阶段职工参与管理的三大模式,从而为后文进行逻辑铺垫。第四章为“二元制”模式的职工参与管理。本章论述了以德国为代表的“二元制”劳动者参与管理模式。笔者发现,德国在企业治理方面建立了独具特色并且运行效果良好的劳动者参与管理制度,从早期建立工人委员会的初步设想到相对成熟的法律框架的建立,最终形成了职工通过企业层面和公司层面共同参与管理的基本原则。从具体功能来看,德国“二元制”劳动者参与模式具有维护功能、协调功能和社会福祉功能。同时笔者关于这一模式在理论上的正确性以及实践中的合理性进行了系统性分析,最后探讨了德国面对后经济危机时代在企业治理方面所作出的调整,充分展示出“二元制”劳动者参与管理模式的生命活力和极强的稳定性。第五章为工会组织主导下的职工参与管理。本章主要分析了以瑞典为代表的工人组织主导下的职工参与管理模式。瑞典作为世界范围内“福利橱窗”的杰出代表,在企业治理方面形成了以工会为主要力量的职工参与模式,而瑞典众多工会的建立离不开社会民主党所推动的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劳工政策。在厘清瑞典工会组织下职工参与模式的演进后,本章分析了当下瑞典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最后借鉴海曼关于工会身份的三重定义来推测这一劳动者参与管理模式的发展前景。第六章为工人合作制经济的职工参与管理。本章分析了以西班牙蒙特拉贡联合公司为代表的工人合作制经济下的职工参与管理模式。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人合作社,蒙特拉贡联合公司从生产资料所有权到重大事项决策,再到收入分配上均体现出了合作社经济的组织原则,尤其在进行合作社重大决策时,全体成员根据“一人一票”的原则来实现表决权和平等权。随后笔者从就业质量、工资差异以及战略选择等方面对蒙特拉贡联合公司进行社会经济绩效分析,进而为蒙特拉贡在国际化扩张背景下存在的主要挑战提供一系列对策建议。第七章为本文的总结和启示。通过对上述三大模式的具体分析,本章总结了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文化共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差异性,最后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为推进职工更有效地参与企业管理提供可行性对策建议。
张妍[6]（2021）在《沃顿商学院早期发展及其经验探析（1881-192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繁荣发展,对高级商业人才的需求不断扩大。然而,美国当前的商业教育已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1881年,实业家约瑟夫·沃顿（Joseph Wharton）创办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金融与经济学院（Wharton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y）。沃顿商学院是美国的知识和经济发展长期共同作用形成的产物。某种意义上讲,它代表着一种历史性的突破,是一种新的制度模式,给此后美国其他商学院的创建树立了典范。沃顿商学院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在创建初期的40年里,学院实施了独具特色的教学举措,配备了高层次的商业专业师资队伍,开发了一系列商业课程,学院规模不断扩大,商业研究范围不断拓展,这均对此后沃顿商学院成为国际一流商学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考察沃顿商学院的早期发展有助于我们了解其历史发展历程,探求沃顿商学院成为国际一流商学院的历史原因,并总结出有益于我国商学院的发展经验。本文以沃顿商学院为研究对象,首先介绍了沃顿商学院成立的背景,对19世纪后期美国工商业发展对高级商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有识之士的呼吁、欧洲商学院的示范和美国高等商业教育的落后作了总体的概述。然后分三阶段探析沃顿商学院早期发展历程,即1881-1883年实验期,1883-1918年稳定发展阶段和1918-1929年加速发展阶段。1881-1883年为沃顿商学院的实验期,在此期间,沃顿商学院没有形成严格的组织纪律、配备专业的师资队伍、开设丰富的商业课程,使得刚刚成立的沃顿商学院陷入了一种混乱的状态。在1883-1918年,沃顿商学院在学术带头人埃德蒙·詹姆斯（Edmund Janes James）教授的带领下,实施了一系列教育措施,主动对接社会发展需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办学经验,为学院稳固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高层次教师对商业课程的开发与夜校的创办使沃顿商学院的办学水平不断提高。学院在这一时期也真正承担起培养商人的职责。1918-1929年,一战使美国经济呈现爆炸式繁荣,使得工商业对商业人才的需求也迅速扩大,大量追求商业教育的人才涌入商学院。1918年也成为沃顿商学院办学特征和办学规模的分水岭。在学生规模的扩大、招生范围延伸的背景下,埃莫里·约翰逊（Emory Richard Johnson）院长实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推行个性化教育、进一步强化师资队伍、加强教育管理,为学院新时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随后课改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威利茨（Joseph H.Willits）教授对“管理”课程的创新和实业研究所的创办拓宽了学院商业研究的领域,为学院与企业发展建立了密切联系。沃顿商学院为美国商界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为美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发展与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由此,系统梳理沃顿商学院创建初期的发展历程,总结沃顿商学院早期发展经验,对于我们了解美国商学院的建设路径与发展要素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我国当前高等商学院的发展也有借鉴价值。
邹昌波[7]（2021）在《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及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摘 要:近年来,我国在金融领域大力推进去杠杆、强监管等力度,引发了人们对金融创新利弊的深入讨论。支持者认为,金融创新能有效降低机构和消费者的交易成本,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金融脆弱性论者则认为,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业务创新产生的过度信用扩张是金融危机的根源。因此,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银行、企业和经济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有效监管降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仍然值得深入研究。在我国,现阶段商业银行仍是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金融机构,国内市场融资渠道也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占比相对较小,商业银行依然是经营信用活动的核心主体。因此,以商业银行为对象来考察我国金融创新具有现实价值。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遵循着“创新→监管→再创新→再监管”这一基本过程,因而研究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必须与我国商业银行金融监管过程紧密结合起来。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的提高,原来只从事国家指定金融活动的商业银行,也开始开展大量的金融业务创新,尤其是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开展的交叉金融业务、同业业务、金融市场业务等金融业务创新活动,已引起银行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本文以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为主要研究对象,紧扣金融创新过程以及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博弈过程,通过梳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脉络,分析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金融创新的特征以及对银行经营绩效、银行风险、企业经营绩效以及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而提出针对性业务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金融创新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本文聚焦于商业银行金融业务创新,以及与金融创新相关并影响着金融业务创新效率的外部监管、公司治理、机制、有利条件等。本文所指的金融创新,包括交叉金融业务等新型业务,以及批发金融业务、机构金融业务等传统金融业务的改进。同时,与金融创新关联的制度,如商业银行的治理目标、组织方式、组织架构等,本文也纳入了研究范围。论文按照“金融创新理论→金融创新动因→金融创新内容与特征→金融创新评价→金融创新效应”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全文共分为九章:第一章:导论。本章首先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然后对金融创新的国内外研究总体现状、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进行了分析和介绍,最后给出了研究思路、方法、创新点以及不足之处。第二章: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研究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本章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相关概念和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首先,在严格界定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等相关概念基础上,剖析了金融创新与金融业务创新与影子银行业务之间的关系;其次,对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分类进行了分析;最后,重点讨论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动因和效应的相关理论观点,包括经济增长理论、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理论等。第三章: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动因、内容与特征。本章首先对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内部动力和外部压力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为节约资本耗用、突破信贷规模限制等而进行的监管套利,是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主要动因;其次,对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最重要的金融创新领域之一,即交叉金融业务的发展历程、模式与特征进行了分析;同时,对我国商业银行传统金融业务的创新内容、特征进行了分析;最后,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约束条件。第四章: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评价体系构建与现状评价。首先构建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评价体系,进而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作为样本,运用因子分子法对其综合能力进行了评价。其次,以我国37家上市银行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作为衡量指标,分析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能力,并以非利息收入占总资产比重这一指标作为创新能力替代指标,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在样本期间内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能力在不断提升。第五章: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银行自身经营绩效的影响分析。本章首先基于我国2008—2019年37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金融创新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认为,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有利于提升银行经营绩效,但依赖于银行自身对风险承担水平的把控;其次,根据实证结果,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银行经营绩效的关系进行进一步探讨。第六章: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分析。本章利用我国2008—2019年37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表明:第一,以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刻画的金融创新对金融风险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在引入金融风险滞后项以后,所得到的实证结果依然稳健;第二,提高商业银行存贷比、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率和商业银行资产规模有助于降低商业银行自身经营风险;第三,商业银行资产报酬率和净利润增长率对金融风险具有正相关关系。第七章: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分析。本章利用我国A股2004—2019年上市企业的非面板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表明:第一,以委托贷款刻画的金融创新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且对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样本来说,这一结论依然稳健;第二,企业经营活动净现金流、营业销售收入比率、资产负债率、无形资产规模、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第三,企业资产规模对金融风险具有负向阻碍作用,而企业成立年限兼具正负两种效应。第八章: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本章通过DSGE模型阐释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机制,并通过设计相关的实证模型和变量指标,利用我国37家商业银行以及宏观层面2008—2019年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表明:第一,商业银行在进行交叉金融创新业务的时候会获得更高的收益;第二,以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刻画的金融创新对宏观经济的促进作用并不显着;第三,整体上,商业银行存贷比、盈利能力、资产规模、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政府支出、对外开放、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和城镇化对宏观经济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第九章: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章首先总结了研究结论,并且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创新与监管的关系,认为金融业务创新与金融监管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其次,分析了我国金融业务创新监管需改进的地方,主要表现在资本监管不足、表外与同业监管不足、监管协调不够以及对系统性重要监管机构监管不足等方面;最后,从完善监管制度、完善资本监管和堵住监管套利三大方面提出了改进金融创新监管的方向和建议。论文的创新点:第一,对以商业银行交叉金融业务为代表的金融创新的前沿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交叉金融业务是当前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业务创新的前沿领域,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交叉金融业务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以商业银行金融业务创新,尤其是交叉金融业务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内容和特征,及其宏微观影响,具有较好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第二,对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动因、特征以及效应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从国内外研究现状出发,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动因、内容与特征,并采用理论建模、博弈分析、实证检验等多种手段分别从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对银行经营绩效、银行风险、企业经营绩效以及宏观经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多角度研究了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宏微观影响。本文认为,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对银行自身的经营发展起到推动作用,通过微观金融业务创新提高资本利用效率从而提升商业银行金融规模,但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这种创新又会增加自身风险承担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金融风险的形成。对于企业而言,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企业经营绩效整体上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且对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样本来说,这一结论依然稳健。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认为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会增加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但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第三,构建了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本文构建了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能力的两个评价指标体系,同时,与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现状特征进行联系,分别从创新的综合能力和中间业务收入两个角度,对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能力进行定量分析。本文认为,规模小的商业银行在业务创新方面表现出不稳定的特征,但是在风险管理创新能力方面表现比规模大的商业银行要稳定。同时,在样本期间内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能力在不断提升。第四,构建了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宏观经济波动影响的DSGE模型,并对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从理论上看,当金融创新的收益为正时,商业银行有动机将资金从传统借贷转移到金融创新业务中,从而逃避金融监管要求,进一步增加经济体的总产出与总消费。
孟莹[8]（2021）在《目的论视角下金融类文本汉译实践报告 ——以《国际金融市场中的系统性风险》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直以来,金融类文本的翻译研究主要侧重于原文本的语言特征,而很少考虑目标读者的情况和需求。本文以非金融专业人士作为译文的目标读者。论文中采用的翻译理论是目的论,其将目标受众所处情境视为翻译活动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译者选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系统性风险》的前四章作为翻译材料,其语言特征与一般的金融文本相似,金融术语多、句式复杂、措词规范、逻辑严谨。另外,由于所选材料里引用了部分经济评论,因此许多词汇含有修辞效果。本文将在词汇、句法和语篇三个层面展开论述,词汇层面涉及的翻译技巧主要有同构、异构、增译、熔铸、置换,句法层面涉及的翻译技巧主要有拆译、词性转换,语篇层面涉及的翻译技巧主要有明指、习语化。
郭强[9]（2021）在《伊朗困局对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伊朗因其特殊的地缘政治角色,历来处于大国争锋的漩涡之中。美伊关系破裂,伊朗一直面临着美国的围堵遏制。在此背景下,中东地区各国的政治经济长期受到影响,就连中国这样的域外大国也受到冲击。这样的局面在短期内难以化解,便形成了伊朗困局。伊朗困局的出现是美伊敌对关系长期演变的结果。故其特征集中表现为美伊在各个领域的博弈,即军事对抗、伊核问题以及经济制裁。伊朗困局的形成,既是美伊历史交往中结构性矛盾所致,又与美国政府的反伊政策相关。而伊朗强烈的反美意识以及反制措施,则进一步加强了双方对抗的烈度。伊朗困局的外溢效应导致海湾和中东局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受到挑战。在战略方面,伊朗困局使得“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政治阻力与安全风险增大。在政治方面,中国与伊朗构建非结盟性伙伴关系的进程受阻,而伊核问题也在考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所承担的国际责任。在经济方面,伊朗对中国能源供应的保障能力下降,特朗普新政严重掣肘中伊间的经贸合作。因此,如何应对伊朗困局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紧迫的任务。一方面中国在对外工作中要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另一方面要构建互利共赢的中伊合作新平台,通过对话与协商,在国际机制内解决热点问题,搭建区域安全合作新架构。
于丽萍[10]（2021）在《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监管法律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数字货币的出现是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货币载体的演化角度分析,人类经历了商品货币、贵金属货币、信用货币等多个阶段,当下正处于从电子货币向数字货币的过渡阶段。货币安全关系国家经济命脉,数字货币法定化是一种必然趋势,世界许多国家都在进行数字货币法定化的实践,而我国则在研发法定数字货币领域牢牢掌握主动权,试点测试效果良好。法定数字货币可以带来许多潜在的益处,比如更快捷的交易效率、更可靠的安全机制、更经济的交易成本、保障国家货币主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但不可否认,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早期数字货币引发了法律和监管的诸多难题。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国家货币相关法律的相对滞后,违法行为包括跨境洗钱、假币犯罪、危及数据安全等问题日益显现,已对金融监管工作造成严重冲击。就法定数字货币而言,原有的纸质或金属载体不复存在,一些与之配套的原有法律法规将无法有效适用。因此,除去技术层面的考量,必须从法律制度层面加以保障,以建立完善的法定数字货币监管体系。具体而言:一是建立完善的法定数字货币反洗钱制度;二是完善用户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和相关数据保护机制;三是建立完善的防范法定数字货币造假机制;四是明确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律地位;五是优化监管制度及创新应用监管科技。
二、历史性的美国银行改革法案正式生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历史性的美国银行改革法案正式生效（论文提纲范文）
（2）美国董事会中心主义历史溯源及其对我国《公司法》修改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一、董事会中心主义的重新解读 |
| （一）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董事会中心主义 |
| （二）仅对美国公众公司具有解释力的董事会中心主义 |
| （三）美国董事会中心主义的演进脉络 |
| 二、美国董事会中心主义诞生的法律变革 |
| （一）美国公司法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发展脉络 |
| 1. 美国公司法的民主化发展：组建公司成为公民的平等权利 |
| 2. 美国公司法的自由化发展：确立董事会中心主义公司治理结构 |
| （二）确立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公司法修正 |
| 1. 削弱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决策权 |
| 2. 稀释股权的比例利益 |
| 3. 修改公司章程的权利 |
| （三）联邦立法与州公司法分别构成美国公众公司的内外部公司治理机制 |
| 三、美国董事会中心主义自下而上的变革动因：经济根源与政治土壤 |
| （一）美国董事会中心主义的经济根源 |
| 1. 规模经济带来的公司扩张和融资需求 |
| 2. 纽约证券交易所为所有权分散提供金融设施 |
| （二）美国董事会中心主义诞生的政治土壤 |
| 1. 限制所有权集中的联邦政策与立法 |
| 2. 限制所有权集中的政治渊源：敌视经济权力的民粹主义 |
| 四、我国自上而下的股东会中心主义历史形塑 |
| （一）确立股东会中心主义的首部《公司法》 |
| （二）维系上市公司股东会中心主义的证券实践 |
| （三）回应改革需求而非商事需求的股东会中心主义 |
| 五、我国自下而上的董事会中心主义未来变革 |
| （一）回应商事需求的董事会中心主义制度变革 |
| 1. 董事会中心主义制度动因的出现 |
| 2. 自下而上的制度变革力量 |
| （二）董事会中心主义制度建构的具体方案 |
| 1. 调整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职权配置 |
| 2. 董事会中心主义下董事会决策评价体系的建立 |
| 3. 董事会中心主义公司治理模式的适用限度 |
| 六、结语 |
（3）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经典霸权理论回顾 |
| 1.2.2 债务与国家兴衰的关系 |
| 1.2.3 信用理论的演化发展 |
| 1.2.4 民族国家与财政国家的概念构建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的主要内容 |
| 1.3.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理论基础及历史背景 |
| 2.1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 |
| 2.1.1 国家信用的传统定义及其局限 |
| 2.1.2 国家信用系统的三角结构:实力、制度以及金融市场 |
| 2.1.3 优良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霸权兴起的促进作用 |
| 2.2 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下的信用内涵 |
| 2.2.1 西方经济学的信用内涵 |
| 2.2.2 马克思对信用的界定及其形式的划分 |
| 2.2.3 社会学的信用内涵 |
| 2.3 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诞生 |
| 2.3.1 欧洲近代国家公共财政的矛盾与惯性 |
| 2.3.2 国家举债推动下的欧洲金融市场发展 |
| 2.3.3 财政与债务问题牵引下的国家转型 |
| 第3章 荷兰公债成败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3.1 荷兰霸权兴衰的轨迹、理论以及公债信用的意义 |
| 3.1.1 荷兰霸权兴衰的历史轨迹 |
| 3.1.2 荷兰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3.1.3 国家信用担保的公债体制对荷兰霸权兴衰的意义 |
| 3.2 荷西争霸期间两国公债体制的绩效比较及其影响 |
| 3.2.1 荷西公债体制的绩效差异:利率、期限以及额度 |
| 3.2.2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争霸战争结果的影响机制 |
| 3.2.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本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
| 3.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的根源: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 |
| 3.3.1 荷兰优良国家信用的来源:财富、自治政体、税收改革、公债市场化与稳定的金融市场 |
| 3.3.2 西班牙国家信用低劣的根源:经济落后、王室专权、税制混乱 |
| 3.3.3 荷兰霸权衰落的公债及国家信用逻辑:军事压力与财政改革迟缓 |
| 第4章 英国国债、金融革命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4.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理论与国债信用的意义 |
| 4.1.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逻辑 |
| 4.1.2 英国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4.1.3 以国债及国家信用视角研究英国霸权兴衰的意义 |
| 4.2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及其绩效差异对两国霸权竞争的影响 |
| 4.2.1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起源与差异 |
| 4.2.2 英法百年争霸战争过程中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绩效差异 |
| 4.2.3 英法国家债务的市场化操作对金融市场乃至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 |
| 4.3 英法国家信用优劣差异的根源 |
| 4.3.1 英国卓越国家信用的来源：特权垄断公司、国家安全、财政集中度、国债市场制度化与独立中央银行的监督 |
| 4.3.2 法国国家信用不良的根源:财政改革受限、中央银行缺位及王权绝对专制 |
| 4.3.3 英国国家信用先于且导致霸权衰落的逻辑:经济衰退、一战、金本位制与资本流出 |
| 第5章 美国国债、国家信用的起源和完善及其对霸权崛起的影响 |
| 5.1 美国霸权的快速崛起、国债的起源与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 |
| 5.1.1 美国霸权崛起的历程 |
| 5.1.2 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独立战争时期的大陆贷款处票据与外债 |
| 5.1.3 美国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汉密尔顿的国债信用思想 |
| 5.2 美国国家信用初步完善所依托的六大支柱 |
| 5.2.1 实力因素:制造业驱动经济增长 |
| 5.2.2 制度因素:集中度更高的联邦制、以间接税为主的联邦税收体系 |
| 5.2.3 金融市场因素:统一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货币体系 |
| 5.3 美国霸权崛起期国债与国家信用对实力的提升效应 |
| 5.3.1 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 |
| 5.3.2 为华尔街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 |
| 5.3.3 为美国参与的重大战争筹集军费 |
| 第6章 透视美国霸权现状及其未来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1 美元危机的本质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1 关于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讨论 |
| 6.1.2 美国货币权力的演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3 美元危机出现与美元霸权确立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2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隐患以及替代者缺失 |
| 6.2.1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与优势 |
| 6.2.2 美国国家信用衰落的内部隐患:国债主动违约风险、无底线量化宽松、财政纪律松弛 |
| 6.2.3 欧元作为美元潜在替代者的国家信用缺陷 |
| 6.3 美日英德法的国家信用测度 |
| 6.3.1 体系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3.2 熵值法赋权 |
| 6.3.3 结果分析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1500 年以来的信用—霸权周期演进 |
| 7.1.1 荷兰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2 英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3 美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2 美国信用—霸权周期的未来 |
| 7.2.1 美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风险累积 |
| 7.2.2 全球化的分裂 |
| 7.3 疫情后的中国选择 |
| 7.3.1 中国的国债市场化道路、差距与对策 |
| 7.3.2 央行独立性与财政纪律 |
| 7.3.3 金融市场深化与开放 |
| 7.3.4 提升产业科技竞争力夯实国家信用之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全球气候法治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全球气候法治的实践背景 |
| (二)全球气候法治的实践价值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全球气候治理相关问题研究 |
| (二)国际法治相关问题研究 |
| 三、论文的基本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历史研究法 |
| (二)文献研究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第一章 全球气候法治的提出 |
| 一、由全球治理推导出的全球气候法治 |
| 二、由国际法治推导出的全球气候法治 |
| 三、全球气候法治的内涵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全球气候法治的现实问题 |
| 一、全球气候法治作为法律手段的现实问题 |
| (一)全球气候法律治理规则梳理 |
| (二)《京都议定书》:硬法规制下参与度欠缺 |
| (三)《哥本哈根协议》:软法规制下执行力匮乏 |
| (四)《巴黎协定》:软硬兼济规制落实面临挑战 |
| 二、全球气候法治作为法治标尺的现实问题 |
| (一)作为全球气候法治标准的良法与善治 |
| (二)国际气候良法在实质与形式上的问题 |
| (三)全球气候善治在立法、守法、司法、执法中的问题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全球气候法治现实问题的成因 |
| 一、国家短期气候利益需求冲突 |
| (一)国家短期气候利益需求不同决定了国家立场不同 |
| (二)国家短期气候利益需求冲突导致了气候协议的缺陷 |
| 二、缺乏正确国家气候利益观念的引导 |
| (一)短视的“本国优先”国家气候利益观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仍需时间淬炼 |
| 三、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局限 |
| (一)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减排意愿 |
| (二)科技发展水平限制减排力度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全球气候法治可行性分析 |
| 一、国家气候利益观念重新确立的可能性 |
| (一)气候变化的全球性推进形成一致的国家气候利益观 |
| (二)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促进确立和谐共进的国家气候利益观 |
| (三)绿色发展的可行性推动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气候利益观 |
|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践新型国家利益观 |
| 二、完善并善意遵守相关气候制度的可能性 |
| (一)完善《巴黎协定》的可能性 |
| (二)善意遵守《巴黎协定》的可能性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气候法治的实现路径 |
| 一、树立人本主义国家气候利益观 |
| (一)国家层面推动确立人本主义国家气候利益观 |
| (二)国际组织层面促进形成人本主义国家气候利益观 |
| (三)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层面传播和倡导人本主义国家气候利益观 |
| 二、完善气候制度有效保障运行 |
| (一)国家全面参与国际气候制度设计运作辅以国内政策支持 |
| (二)国际组织促进国际气候法律规则的订立实施和公正司法的实现 |
| (三)非政府组织、企业与个人对国际气候法律规则建议草拟监督评价 |
| 三、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5）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多样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内涵与依据 |
| 1.2.2 职工参与的实现形式与法律界定 |
| 1.2.3 职工参与在民主管理层面的外延 |
| 1.2.4 职工参与的影响因素与定量分析 |
| 1.2.5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理论梳理 |
| 2.1 马克思经济学理论 |
| 2.1.1 工人合作工厂理论 |
| 2.1.2 劳资关系理论 |
| 2.2 西方经济学相关研究 |
| 2.2.1 约翰·穆勒对合作制经济的研究 |
| 2.2.2 马歇尔关于合作社的分析 |
| 2.3 国外社会主义的相关研究 |
| 2.3.1 空想社会主义 |
| 2.3.2 无政府主义 |
| 2.3.3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
| 2.3.4 霍尔瓦特工人管理型企业理论 |
| 2.3.5 西方左翼学者的理论探索 |
| 2.4 经济民主理论 |
| 2.4.1 施韦卡特经济民主理论 |
| 2.4.2 达尔经济民主理论 |
| 2.5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5.1 爱德华·弗里曼 |
| 2.5.2 玛格丽特·布莱尔 |
| 2.5.3 罗纳德·米切尔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历史沿革 |
| 3.1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最初实验 |
| 3.2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对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探索 |
| 3.2.1 瑞典共享型劳资协调机制 |
| 3.2.2 以色列基布兹合作制经济 |
| 3.2.3 西班牙蒙特拉贡工人合作制经济 |
| 3.2.4 日本三支柱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
| 3.2.5 德国“共同决定制” |
| 3.3 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对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探索 |
| 3.3.1 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经济 |
| 3.3.2 新中国“鞍钢宪法” |
| 3.4 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主要模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二元制”模式的职工参与管理 |
| 4.1 职工参与管理的发展脉络 |
| 4.1.1 起步阶段:未形成有效的法律规定 |
| 4.1.2 发展阶段:“二元制”模式的生成 |
| 4.1.3 巩固阶段:法律框架的搭建 |
| 4.2 职工参与管理制度的组织结构 |
| 4.2.1 企业职工委员会 |
| 4.2.2 监事会与董事会 |
| 4.3 职工参与管理模式的功能与挑战 |
| 4.3.1 职工参与管理的三大功能 |
| 4.3.2 职工参与管理制度的学理辩论 |
| 4.3.3 职工参与管理制度的实践困境 |
| 4.4 “二元制”参与模式的进一步调整:后经济危机的再平衡 |
| 4.4.1 《最低工资法》的调整 |
| 4.4.2 企业职工委员会与工会的合作 |
| 4.4.3 外包业务及外资机构的策略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工会组织主导下的职工参与管理 |
| 5.1 瑞典工会主导下职工参与模式的演进 |
| 5.1.1 历史起点:社会民主主义 |
| 5.1.2 劳资双方力量的短暂平衡 |
| 5.1.3 职工参与地位的确立 |
| 5.1.4 新自由主义雇主势力的崛起 |
| 5.1.5 政府协调下劳资力量的新发展 |
| 5.2 瑞典工会主导下职工参与模式的基本构成 |
| 5.2.1 企业职工委员会 |
| 5.2.2 董事会级别代表 |
| 5.3 瑞典工会主导下职工参与模式的挑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工人合作制经济的职工参与管理 |
| 6.1 蒙特拉贡联合公司的发展进程 |
| 6.2 社员广泛参与:职工参与管理的内在逻辑 |
| 6.3 蒙特拉贡工人合作制经济的社会经济绩效 |
| 6.3.1 就业质量与规模的提升 |
| 6.3.2 工资差异与X效率 |
| 6.3.3 “多本地化”国际战略选择 |
| 6.4 国际化扩张下蒙特拉贡工人合作社的挑战与对策 |
| 6.4.1 主要挑战 |
| 6.4.2 解决对策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与启示 |
| 7.1 西方国家职工参与管理的主要经验 |
| 7.2 西方国家职工参与管理的差异性比较 |
| 7.3 推进我国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对策建议 |
| 7.3.1 健全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 |
| 7.3.2 完善企业董事制、监事制 |
| 7.3.3 增强工会组织职能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沃顿商学院早期发展及其经验探析（1881-192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沃顿商学院创建的背景 |
| 第一节 19 世纪后期美国工商业的加速发展对高等商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
| 一、经济的加速发展及对商业人才的迫切需要 |
| 二、有识之士对高等商业教育的呼吁 |
| 第二节 19 世纪后期美国高等商业教育的相对落后 |
| 一、欧洲高等商业教育的发展成就 |
| 二、美国高等商业教育的落后状态 |
| 第二章 沃顿商学院的创建及其初期实验(1881-1883) |
| 第一节 沃顿商学院的创建过程 |
| 一、沃顿的生平经历 |
| 二、沃顿的商业教育思想 |
| 三、沃顿创办商学院的原因 |
| 第二节 沃顿商学院创建初期的实验 |
| 一、沃顿商学院的筹备过程 |
| 二、沃顿商学院两年实验期的基本概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一战结束前沃顿商学院的稳步发展(1883-1918) |
| 第一节 学术带头人詹姆斯教授的商业教育措施 |
| 一、主动对接社会需求,积极参与城市公共事业建设 |
| 二、实行四年制教育计划 |
| 三、成立商业教学拓展协会 |
| 四、推动优秀商业人才赴德留学 |
| 第二节 高水平教师对商业课程的有效开发 |
| 一、博尔斯对商业法课程的开发 |
| 二、麦克马斯特对美国经济和社会史课程的开发 |
| 三、福克纳对统计学课程的开发 |
| 四、尼尔对经济学课程的开发 |
| 五、林赛对社会工作课程的开发 |
| 六、约翰逊对商业地理课程的开发 |
| 七、休布纳对商业保险课程的开发 |
| 第三节 米德夜校的创办 |
| 一、米德对商业教学的拓展 |
| 二、1904 年米德夜校的正式创办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一战结束后至经济大危机爆发前沃顿商学院的加速发展(1918-1929) |
| 第一节 学生规模的扩张与招生范围的扩大 |
| 一、学生规模的加速扩张 |
| 二、招生范围的扩大 |
| 第二节 约翰逊院长对商学院的综合改革 |
| 一、推行个性化教育 |
| 二、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
| 三、改进商学院的教育管理方式 |
| 第三节 威利茨对“管理课程”的改革及实业研究所的创建 |
| 一、威利茨对“管理课程”的改革 |
| 二、1921 年实业研究所的创建及其商业研究活动的拓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沃顿商学院早期发展经验及其对我国商学院发展的启示 |
| 第一节 沃顿商学院的早期发展经验 |
| 一、广揽商业学术人才,给予教师教学自主权 |
| 二、对接社会需求,增进学院与商业企业间的联系 |
| 三、打造专业化课程,培养个性化人才 |
| 四、加强管理,优化学院组织结构 |
| 五、以自身特色为导向,结合实践明确自身办学宗旨 |
| 第二节 沃顿商学院早期发展对我国商学院发展的启示 |
| 一、努力打造具备强大综合能力的师资队伍,扩大教师专业自主权 |
| 二、要处理好投资者、商业院校与商业企业的伙伴关系 |
| 三、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实行个性化培养模式 |
| 四、提升管理水平,强化学生整体素养 |
| 五、“吐故纳新”积极借鉴别国先进经验,结合优势发展自身特色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及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金融创新研究现状 |
| 1.2.2 金融创新与商业银行发展 |
| 1.2.3 金融创新与企业经营绩效 |
| 1.2.4 金融创新与宏观经济发展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创新之处 |
| 1.5 本文不足之处 |
| 2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金融创新与金融业务创新 |
| 2.1.2 交叉金融业务与影子银行业务 |
| 2.2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分类 |
| 2.2.1 融资金融创新与非融资金融创新 |
| 2.2.2 有效金融创新与无效金融创新 |
| 2.3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动因理论 |
| 2.3.1 追逐利润的动因 |
| 2.3.2 顺应供给的动因 |
| 2.3.3 规避管制的动因 |
| 2.3.4 完善市场的动因 |
| 2.4 金融发展理论 |
| 2.4.1 金融发展理论 |
| 2.4.2 金融深化理论 |
| 2.5 金融创新理论与金融风险理论 |
| 2.5.1 金融创新理论 |
| 2.5.2 金融风险理论 |
| 2.6 金融监管理论 |
| 2.7 本章小结 |
| 3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动因、内容与特征 |
| 3.1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动因分析 |
| 3.1.1 监管套利是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主要动因 |
| 3.1.2 顺应需求是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内部动力 |
| 3.1.3 增强竞争是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外部压力 |
| 3.2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业务创新的主要内容 |
| 3.2.1 我国商业银行交叉金融业务创新 |
| 3.2.2 我国商业银行传统金融业务创新 |
| 3.3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特征分析 |
| 3.3.1 交叉金融业务创新表现出的主要特征 |
| 3.3.2 传统金融业务创新表现出的主要特征 |
| 3.4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环境条件 |
| 3.4.1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监管不足 |
| 3.4.2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运行机制 |
| 3.4.3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有利条件 |
| 3.5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评价体系构建与现状分析 |
| 4.1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评价体系构建 |
| 4.2 基于综合能力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评价 |
| 4.2.1 评价方法与模型 |
| 4.2.2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
| 4.2.3 评价结果与现状分析 |
| 4.3 基于中间业务收入的商业银行创新能力评价 |
| 4.3.1 指标选择 |
| 4.3.2 样本与数据 |
| 4.3.3 测算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5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银行自身经营绩效的影响分析 |
| 5.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影响自身经营绩效的理论分析 |
| 5.2 模型设计与变量指标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选择 |
| 5.2.3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5.3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5.3.1 模型检验 |
| 5.3.2 实证结果分析 |
| 5.3.3 面板门槛回归分析 |
| 5.4 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6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分析 |
| 6.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影响银行风险的理论分析 |
| 6.1.1 基本假设 |
| 6.1.2 博弈过程 |
| 6.1.3 融资市场 |
| 6.1.4 金融创新对博弈均衡的影响 |
| 6.2 研究假说 |
| 6.3 实证模型、变量与数据 |
| 6.3.1 模型设定 |
| 6.3.2 变量选择 |
| 6.3.3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模型检验 |
| 6.4.2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6.5 对银行风险的影响 |
| 6.6 本章小结 |
| 7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分析 |
| 7.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影响企业绩效的理论分析 |
| 7.2 研究假说 |
| 7.3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7.3.1 模型设定 |
| 7.3.2 变量选择 |
| 7.3.3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1 模型检验 |
| 7.4.2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8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 |
| 8.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影响宏观经济的理论分析 |
| 8.1.1 基本模型 |
| 8.1.2 参数校准 |
| 8.1.3 传导机制分析 |
| 8.2 加入企业创新的进一步分析 |
| 8.2.1 基本模型 |
| 8.2.2 创新与经济增长 |
| 8.3 实证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3.1 实证模型设定 |
| 8.3.2 变量选择 |
| 8.3.3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8.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8.4.1 模型检验 |
| 8.4.2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8.5 本章小结 |
| 9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完善监管制度 |
| 9.2.2 完善资本监管 |
| 9.2.3 减少监管套利 |
| 9.2.4 强化风险管理能力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目的论视角下金融类文本汉译实践报告 ——以《国际金融市场中的系统性风险》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Abstract |
| 摘要 |
| Introduction |
| Chapter 1 Task Description |
| 1.1 Background of the Task |
| 1.2 Significance of the Task |
| 1.3 Translation Process |
| Chapter 2 Introduction to Skopos Theory |
| 2.1 Overview |
| 2.2 Three Rules& Their Relationships |
| 2.3 Significance |
| Chapter 3 Translation at the Lexical Level |
| 3.1 Translation of Financial Terminologies |
| 3.1.1 Isomorphism& Isomerism |
| 3.1.2 Amplification |
| 3.1.3 Recasting |
| 3.2 Translation of Rhetorical Words |
| 3.2.1 Transposition |
| 3.2.2 Explanation |
| Chapter 4 Translation at the Syntactic Level |
| 4.1 Splitting-off in the Translation of Attributive Clauses |
| 4.2 Conversion in the Translation of Prepositional Phrases |
| Chapter 5 Translation at the Textual Level |
| 5.1 Specification for Reference |
| 5.2 Idiomaticization for Repetition |
| Conclusion |
| References |
| Acknowledgements |
| APPENDIX Ⅰ SOURCE TEXT |
| APPENDIX Ⅱ TARGET TEXT |
（9）伊朗困局对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和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伊朗困局的生成即表现特征 |
| 第一节 博弈加剧:美伊冲突不断升级 |
| 一、美伊关系紧张,军事对抗突出 |
| 二、中东地区出现“站队”外交,呈现“准两极”的格局特征 |
| 第二节 热点凸出:伊朗核问题阴云笼罩 |
| 一、伊核谈判呈“拉锯战”态势 |
| 二、伊核危机引发多重地区安全风险 |
| 第三节 经济遇冷: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
| 一、重点遏制——石油产业举步维艰 |
| 二、连锁效应——国内经济持续波动 |
| 第二章 伊朗困局出现的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美国与伊朗的历史纠葛 |
| 第二节 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及其运用 |
| 一、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的内涵 |
| 二、特朗普政府在对伊问题中的政策运用 |
| 第三节 伊朗的“宁折不弯”及其缘由 |
| 一、伊朗对美国的反制措施 |
| 二、伊朗“宁折不弯”的缘由 |
| 第三章 伊朗困局对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挑战 |
| 第一节 伊朗困局对中国战略利益的挑战 |
|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以及伊朗在其中的地位 |
| 二、伊朗困局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挑战 |
| 第二节 伊朗困局对中国政治外交利益的挑战 |
| 一、伊朗的地缘政治禀赋 |
| 二、伊朗在中国中东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
| 三、伊朗在核不扩散问题中的重要地位 |
| 第三节 伊朗困局对中国经济利益的挑战 |
| 一、伊朗的能源禀赋及其在中国能源格局中的地位 |
| 二、伊朗对未来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 |
| 三、伊朗的市场容量及其辐射力对中国的影响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外交应对伊朗困局的路径探析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外交应对伊朗困局的行动指南 |
| 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是应对伊朗困局的现实逻辑 |
|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外交工作的根本遵循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外交应对伊朗困局的实践路径 |
| 一、互利与共赢,构建中伊经贸合作新平台 |
| 二、对话与协商,在国际机制框架内解决伊朗核问题 |
| 三、共建与共享,搭建“一带一路”安全协作新架构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监管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四、研究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研究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法定数字货币概述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的历史发展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的基本内涵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的主要特征 |
| 一、与法定实体货币一致的法偿性 |
| 二、不具备物理形态的数字性 |
| 三、监管方面更为可靠的安全性 |
| 四、分布式结算兼容中心化特性 |
| 第二章 法定数字货币监管的必要性及其制度架构 |
| 第一节 完善法定数字货币监管制度的必要性 |
| 一、保障法定货币的法律地位 |
| 二、保证货币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
| 三、为推进数字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坚实保障 |
| 四、数字货币的风险已实际影响国内市场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监管的基本架构 |
| 一、包容审慎的监管目标 |
| 二、系统完备的监管规范 |
| 三、多元共治的监管主体 |
| 四、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 |
| 五、多方并进的监管手段 |
| 第三章 域外国家数字货币监管法律制度考察 |
| 第一节 德国数字货币监管法律制度 |
| 第二节 美国数字货币监管法律制度 |
| 第三节 日本数字货币监管法律制度 |
| 第四节 英国数字货币监管法律制度 |
| 第五节 域外国家数字货币监管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
| 第四章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监管可能面临的法律问题 |
| 第一节 反洗钱法律制度无法有效规制数字货币洗钱犯罪 |
| 第二节 容易产生个人信息泄露及数据隐私保护问题 |
| 第三节 防范假币的法律规定与法定数字货币不相适应 |
| 第四节 监管法律依据缺失 |
| 第五节 对传统监管制度造成冲击 |
| 第五章 完善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监管制度的建议 |
| 第一节 建立完善的法定数字货币反洗钱制度 |
| 一、明确反洗钱监管主体 |
| 二、完善法定数字货币账户注册信息 |
| 三、健全反洗钱检测手段 |
| 第二节 完善用户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和相关数据保护机制 |
| 一、明确保护信息和数据的具体内容 |
| 二、明确信息保护的主体和责任 |
| 三、严格限制移转信息读取主体的范围 |
| 第三节 建立完善的防范法定数字货币造假机制 |
| 一、完善当前反假币法律法规 |
| 二、成立专门的防范假币机构 |
| 第四节 明确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律地位 |
| 一、明确法定数字货币发行依据 |
| 二、明确规定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偿性 |
| 三、明确货币所有权转移的生效要件 |
| 第五节 优化监管制度及创新应用监管科技 |
| 一、明确法定数字货币的监管原则 |
| 二、探索设立专门监管部门 |
| 三、优化监管手段以实现监管与创新联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四、历史性的美国银行改革法案正式生效（论文参考文献）
- [1]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经济制裁研究[D]. 马壮. 外交学院, 2021
- [2]美国董事会中心主义历史溯源及其对我国《公司法》修改的启示[J]. 刘晶. 经贸法律评论, 2021(03)
- [3]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D]. 李黎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4]全球气候法治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D]. 马文飞. 吉林大学, 2021(01)
- [5]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多样性问题研究[D]. 王庆琦. 吉林大学, 2021(01)
- [6]沃顿商学院早期发展及其经验探析（1881-1929）[D]. 张妍. 河北大学, 2021
- [7]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及影响研究[D]. 邹昌波. 四川大学, 2021(12)
- [8]目的论视角下金融类文本汉译实践报告 ——以《国际金融市场中的系统性风险》为例[D]. 孟莹. 兰州大学, 2021
- [9]伊朗困局对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影响研究[D]. 郭强. 兰州大学, 2021
- [10]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监管法律问题研究[D]. 于丽萍. 黑龙江大学, 2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