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明与宣传理事会（论文文献综述）
宋丽丽[1]（2021）在《社会共治助推控烟法规实施研究》文中认为目的:分析控烟法规中有关社会共治方面的规定内容,为应用社会共治助推控烟法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基于社会共治理论,借鉴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和国外先进国家社会共治助推控烟法规实施经验,分析社会共治助推控烟法规实施的关键点,建立社会共治助推控烟法规实施方案框架;进行社会共治助推控烟法规实施实践,评估实践成效,总结经验,推广社会共治助推控烟法规实施实践经验,为其他地区和城市控烟法规实施提供参考借鉴,提高控烟法规实施效力,推动我国控烟工作进展,加快我国控烟履约进程。方法:1、控烟法规分析:运用内容分析法对选取的北京、深圳、上海等19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控烟法规文本进行分析。2、建立社会共治助推控烟法规实施方案框架:基于国内控烟法规实施现状,以社会共治理论相关知识为基础,借鉴国外先进国家控烟法规实施经验,结合我国城市控烟法规社会共治相关内容的规定,分析构建社会共治助推控烟法规实施方案框架。3、社会共治助推控烟法规实施实践:依据城市有全面无烟立法、执法工作开展较好,政府高度重视控烟工作的原则,选取深圳市坪山区马峦街道作为实践现场,结合街道控烟实际情况,以社会共治助推控烟法规实施方案框架为指导,建立“马峦街道‘无烟马峦共享健康’主题活动总体实施方案”,并进行实施。最后通过现场观察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活动实施效果进行评估。4、社会共治助推控烟法规实施经验推广:通过经验交流会和组织实地参观的形式,进行经验推广。结果:1、控烟法规分析:19个城市控烟法规中有17个城市包含社会共治方面的控烟工作原则,占比89.47%。具体规定方面:控烟法规中包含对7类政府主导类的分析类目和7类社会协同参与类分析类目的规定。2、社会共治助推控烟法规实施方案框架:包括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该采取的措施和各类社会主体参与控烟法规实施的具体做法两个方面。政府应该为鼓励支持引导和督促其他社会主体参与、健全法规实施配套机制、建立奖惩机制以及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并建立反馈机制。各类社会主体需要强化主体责任意识,积极参与控烟法规实施,公民积极投诉举报违法行为,主动学习烟草危害知识,重点人群发挥表率作用,带头禁烟控烟,烟草销售者及禁烟场所积极遵守控烟法规相关规定,媒体配合政府进行烟草危害知识宣传,曝光违法行为等,志愿者、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需要协会政府部门开展控烟工作,同时发挥协调、监督等作用,学校等教育机构和医院等医疗卫生机构两类特殊场所积极建设无烟学校、无烟医院。3、社会共治助推控烟法规实施实践:烟标识张贴率、合格率以及外观和内容完整率均为100.0%,未发现违法设置烟草广告情况。公众对控烟法规核心知识禁止吸烟的场所、个人最低罚款额和举报投诉电话的知晓率分别为78.17%、72.08%和54.06%,均高于2019年深圳市调查结果,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对吸烟和二手烟导致相关疾病等烟草危害的知晓率均高于79.97%。93.66%的公众支持（非常支持或比较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高于2019年深圳市调查结果,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68.53%的公众认为公共场所吸烟情况减少（明显减少或有所减少）。烟具提供现象发现率为1 0.00%,违法吸烟现象发现率为10.00%。2.28%的公众认为控烟效果不理想。4.82%的公众不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有11.93%的公众认为公共场所吸烟情况增加（有所增加或明显增加）。4、经验推广:选取的9个进行实践经验推广的城市中,深圳、上海、兰州和秦皇岛4个城市借鉴马峦利用社会共治创建无烟街道的实践经验,开展控烟工作。深圳通过“一组两所”的形式在全市推广无烟街道;上海充分发挥志愿者的作用举办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CIIE,以下简称进博会）;兰州通过党建理事会的形式发挥多家单位的作用建立无烟高铁站;秦皇岛利用志愿者的力量创建无烟沙滩。结论:1、控烟法规整体上为社会共治助推控烟法规实施提供了保障。2、社会共治助推控烟法规实施实践成效显着:禁烟场所积极参与控烟法规实施,遵守率提高;马峦街道公众控烟法规核心知识知晓率提高,烟草危害知识知晓率提高;马峦街道公众全面禁烟支持度提高、控烟效果满意度提高。3、社会共治助推控烟法规实施在实践过程中存在投诉举报电话知晓率不够高、执法连续性难以保持、仍有禁烟场所主体意识不强违法提供烟具和控烟法规实施经费保障不足等问题。4、社会共治助推控烟法规实施具体可推广性。建议:1、控烟立法:借鉴已有的控烟法律,针对政府主导和社会协同参与的相关内容进行明确规定,进而提高控烟法律的可实施性。2、社会共治助推控烟法规实施:在实践中,完善政府主导作用,为其他社会主体参与控烟法规实施建立支持性环境,落实其他各类社会主体的主体地位,各类社会主体自觉自愿积极主动参与到控烟法规实施工作中。3、社会共治助推控烟法规实施推广:探索可行的推广方式,扩大推广范围,推动更多的地方开展研究。
顾佳赟[2]（2021）在《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文中指出柬埔寨在不同时期施行了不同的政治制度,然而,不论其政治发展处于哪一个历史阶段,社会性质发生了何种变化,国家政治权力分配始终受到王权和教权的影响。只是在不同外部环境下,二者施加影响的形式、程度,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着差别。王权和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所起的作用,既是对权力分配规律本身的诠释,也透射出柬埔寨社会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本文尝试从这个特定的视角管窥柬埔寨政治文化。柬埔寨古代权力系统依托印度教、佛教构建。政治精英借鉴外来宗教的理论规范和教阶制度构建政治认同。印度教在合法性层面为王权提供加持。石碑、寺院为古代王国圈画了领土范围,建立起初步的中央集权体制。佛教主要起着慰藉心灵,辅助恢复国力的作用,自古与印度教共存。当上座部佛教占据宗教支配地位后,“十王法”成为衡量王权合法与否的严格标准。无论如何,古代柬埔寨的信仰体系是包容性的,外来和本土信仰都是国家认同的组成部分。古代柬埔寨政治文化还呈现出教权从属王权的特点,但同时,二者又相互庇护,共同分享政治权力。然而,围绕宗教信仰建立的政治秩序存在着背离宗教伦理的行为逆流。在王位争夺时呈现出背离亲属关系、君臣伦理和宗教教义的心理取向。法国对柬埔寨的殖民入侵和社会改革打破了传统的权力分配关系。土地私有化改革剥夺了国王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废除奴隶制度改革打破人身依附和人身自由限制关系,解放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殖民政府还尝试普及法式教育,并致力于扶植亲法国王。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王权和教权影响力。随着传统社会秩序被打破,柬埔寨民族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开始萌芽。殖民政府成立的佛教研究机构为民族主义觉醒创造了条件。佛学院成为培植民族主义的温室。这也使得柬埔寨民族主义在觉醒伊始就与佛教结合在一起。随着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法国在柬埔寨独立问题上做出让步。柬埔寨在二战后颁布了首部宪法。然而,民主制度在柬埔寨落地之初,其形式就重过内容本身。冷战时期的柬埔寨经历着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价值观念的激烈碰撞。政治精英虽然在形式上借鉴西方思想制度,但实践上则倾向于依照传统和实情制定政治规则。独立后,西哈努克延续佛教民族主义思路,提出促进社会发展的“二轮理论”,并进一步提出“佛教社会主义”思想,希望通过佛教宣教,将柬埔寨治理成为“大同社会”。基于佛教社会主义理论,西哈努克创建了极具包容性的政治组织——人民社会同盟,在处理国际问题时秉持中立外交原则。然而,在内外压力的双重作用下,西哈努克的国内外政策最终失衡。朗诺集团推翻西哈努克政府,导致柬埔寨形成国内、国外两个政府的局面。从朗诺政权施行共和制度开始,柬埔寨君主制度被取缔。1993年《柬埔寨王国宪法》恢复了君主立宪制度,将政党政治确立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国王通过运用任命权和赦免权,与各大政党形成博弈。西哈莫尼国王与执政的人民党之间合作多于牵制。国王对人民党权力的加持帮助其成为柬埔寨“超级政党”。人民党在柬埔寨构建起一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并在世界舞台上树立起柬埔寨政府平等、独立和中立的外交形象。与此同时,新宪法重新确立佛教的国教地位,也赋予僧侣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僧侣通过参加政治和社会公益活动表达政治倾向。柬埔寨政治文化演进受到内外两方面因素的驱动和作用。内部因素源自本土价值观念、庇护关系等传统内涵,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文化自我塑造、濡化或拒斥外来文化的能力。外部因素源自外来宗教、强权、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二者同时存在,相互交织,通过王权与教权的互动,以及二者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演进产生作用。然而,无论外部因素如何作用于政治文化,内部因素始终是决定性因素。王权与教权是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内核,二者对权力分配产生作用的方式决定着柬埔寨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柬埔寨从未摆脱过王权和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如今,随着宪政制度、政党制度深入人心,柬埔寨形成了王权、佛教、政党同时产生影响的格局。这样的格局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对政治权力分配起到关键作用。
高洁[3]（2021）在《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比了中西方文化遗产管理的异同,对中西方各自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文化遗产管理进行了梳理。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异同,通过比较来更好的认识自身,并探索可以借鉴的经验;二是将文化理论和跨文化理论应用在文化遗产管理的各个层面,尝试分析遗产所体现的文化价值以及传统文化对遗产管理的深层影响。中西文化遗产管理的比较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比较分为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即中西方管理体系的静态对比和遗产管理中出现的跨文化交流;纵向对比即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遗产管理的横向比较从主体——利益相关者、客体一—文化遗产和介体——管理体制三个部分展开。西方是个宽泛的概念,从遗产管理的实践角度来看,这里的西方主要指西方的文化源头一—欧洲。在研究中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比较研究、跨文化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的比较,即纵向比较。欧洲的保护思想演变主要围绕“修复”一词展开,不同的修复原则和手段反映了每个时代人们对遗产价值的不同理解。保护中的“价值理性”关注“为何保护”,而“工具理性”关注“如何保护”,这两者构成了对立又统一的整体。中国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价值由谁决定?西方成熟的保护理念是否具有本土适应性?要解决这些问题都必须从根源入手,既要了解遗产的传统文化价值,也要了解遗产对当代人的价值。案例部分以西班牙世界遗产为例,西班牙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因社会制度等原因曾落后于英美意等国,也曾经历过因保护理念变化而造成破坏的问题。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独特性和多元化上与中国具有相似性,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中国的遗产保护开始较晚,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大众旅游的兴起,以及申报世界遗产所带来的巨大效益的影响,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理论也迅速发展起来。我国的遗产保护理论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和制约,还需探索真正适合于中国的遗产发展之路。第二章是中西传统文化差异在建筑遗产中的体现。本章以建筑遗产为例,说明了不同材质与风格的建筑遗产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和核心价值。西方建筑以石材为主,风格雄壮威严;中国建筑以木材为主,显得纤细灵动,遗产建筑本体的差异性体现出中西传统文化的不同精神内核。中西管理思想也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本身就是治国安邦的理论,可以被称作“管理型思想”。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儒家文化不断糅合其他文化特质,成为多个朝代管理大一统帝国的有效手段,这些管理思想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西方的管理思想起初是“见物不见人”的,没有将人的价值作为管理的目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也开始将管理中的人看作是复杂的个体,更接近儒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到了现代这个紧密相连的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的差异性日益显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可以拿来比较,但不存在统一的价值体系,文化不会向着同一个方向进化,只会在各自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并存是发展的趋势,文化交流与互补必定会对世界的发展有所助益。第三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比较。管理体制是遗产管理中的介体,连接起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遗产。在中国遗产事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遗产地过度商业化、真实性受损、文化认同缺失、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以及对世界遗产的过度利用等。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与遗产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因此体制问题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我国的遗产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多种管理经营模式应运而生,但总体上还是以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为主。同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目标仍是发展的主要目标,由此导致了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在遗产价值认知方面,管理者和民众的遗产保护意识尚需培养。在管理模式、资金来源、保护和管理的多元化参与等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的经验。遗产管理和旅游管理关系密切,相互交融,由于遗产也可以被看作是资源,如何合理利用遗产资源,避免空置和过度利用两个极端,是每个遗产地都要平衡的问题。第四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比较研究。利益相关者是遗产管理中的主体,包括管理者、保护者、经营者、社区居民、遗产旅游者、非政府组织、社会大众等。管理者与保护者有时是一体的,有时是多个主体,在我国政府是遗产管理责任的主要承担着者,但也不应忽视保护专家的作用。遗产经营者与遗产地居民是一对具有互动关系的主体,二者利益关系的平衡与否直接影响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遗产旅游者是受到各方关注的群体,中西方遗产旅游者在看待遗产价值和审美文化方面都存在差异,特别是在对真实性的追求上差异更为显着。如何平衡旅游业发展与遗产保护的关系也是中西方学者研究的焦点问题,遗产地旅游活动中的各种关系都是围绕旅游者展开的,管理者、经营者和参与到景区经营中的社区居民往往会以旅游者的需求为目标。但遗产景区有其特殊性,它还担负着发展社会文化的任务,如果完全迎合大众游客的需求,遗产景区难以发挥它的全部功能。提升旅游的文化和精神层次,是现代文化和遗产旅游的发展方向。遗产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只有找到这些关系之间的平衡才能做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第五、六、七章为案例研究。第五章比较了遗产活化和遗产数字化管理的中西理论与实践。“活化”是指对遗产的物质层面和价值层面所体现的文化加以“诠释—融合—重构”的过程。遗产的数字化既是主动迎合了时代的发展,也是为了应对社会的改变而必须做出的选择。由于信息时代和互联网的发展,我国与西方在数字化方面的发展齐头并进,并在应用领域超越了西方。故宫在遗产活化和数字化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性的实践,收获了正向的社会反馈,这些经验也被其他文化机构所借鉴,对推广和传承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西方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数字化、新媒体和社交网络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讨论了技术发展与文化变革的关系。一些学者对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快速发展抱有谨慎的态度,反对技术决定论,认为工具应当为人的目的服务。遗产活化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基本方式都是要对传统文化有了深入了解之后,解码“文化基因”,然后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连接,给人以怀旧的体验或对文化的共鸣。第六章讨论了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比较了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古城与曲阜。这两处遗产都是各自国家的文化圣地,如何解决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是它们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世代生活在历史城镇中的居民是那里的主人,历史城镇也是最能体现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遗产,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曲阜和圣地亚哥古城同属于“文化圣地”,历史城镇常见的商业化倾向可能会削弱其神圣性和文化价值,也可能会出现“创造性破坏”的情况。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基于文化的解决方案,除了要注重物质遗产的保护,还要重视遗产的价值和文化符号,关注遗产地的地格和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保护传统和现代发展之间需要找到平衡,要考虑到住房、人口、就业、商业、环境、社区融合与文化认同等因素。未来曲阜的发展还要理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找到阻碍发展的症结,从而将更好的阐释和发扬儒家文化。第七章比较了两条文化线路遗产,分别是丝绸之路和朝圣之路。文化线路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中较新的一类,它突破了过去以点状为主的类型特征,在空间上做了延伸。同时也扩展了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避免了文化脉络的割裂,丰富了遗产参观者的活动内容与体验。这类遗产具有流动性和跨文化交流的特征,在管理上更是涉及到跨国的遗产管理,可以借鉴国际管理的经验。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多地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旅游经济的表现优于宏观经济发展,旅游业在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为突出,旅游减贫、带动就业等作用需进一步引导、扶持和彰显,文化旅游能够对丝绸之路的复兴发挥重要作用。创新点在于:首先,在研究视角方面,从文化的视角对遗产管理进行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切入点。文化遗产不是无本之木,它的存在本身就代表了文化的传承,因此也要用延续的眼光去看待遗产,把文化遗产放置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理解和管理。其次,在研究思路与内容上,对比了两个空间——中国与西方,梳理了两个方向——横向与纵向,分析了三个组成部分——遗产管理的主体、客体和介体。在案例部分探讨了三类具有遗产管理领域代表性和前沿性的文化遗产。第三,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合了历史学、文化比较学、国际管理学、旅游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文化,运用了文化与跨文化的理论,讨论了中西差异和经验借鉴,也探索了我国文化遗产的国际化之路。文化遗产是由一代又一代人选择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的价值既取决于历史,也取决于当代和未来。目前我国文化遗产事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遗产除经济价值之外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通过了解西方遗产的发展道路和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身,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理念,更要从本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文化遗产事业可以促进社会文化的良性发展,进而使我国的文化遗产“走出去”,推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刘欢[4]（2021）在《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建设文明,促进文明进步与发展是人类繁衍生息至今的孜孜追求与内在动因,也是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的重要目标。于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不断构建、完善、发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基于中国国情与农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底色在乡村文明,而乡村文明又集中体现在乡风文明水平上。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后,党就集中开始了乡风文明建设实践探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期里,乡风文明建设的实践内容与形式不断迭代更新,收获许多实践成效。及至新时代,党和国家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使乡风文明建设能够站在新的历史坐标向更高处扬帆远航,进而为中国在不同文明交流借鉴中展现中国气派、体现中国特色、走出中国道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重要贡献。乡风文明建设受到国内外学界广泛关注与探讨,已取得诸多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分布在政治学、文化学与社会学,或者更为细致表现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乡村文化建设问题等具体领域,然而专注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研究乡风文明建设仍然是学界的欠缺之处。本文采用史论结合研究法,综合学科研究与系统研究相结合以及规范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视角,以战略性高度概述了乡村振兴战略、乡风文明建设及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对中国乡风文明建设进行了历史考量,并系统化地研究了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思想资源、基本属性、现实境遇及路径选择,以期为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尽绵薄之力。具体来说,论文由七部分组成。第一章,绪论。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不足,以此构成论文研究的逻辑起点。第二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概述。这一部分主要对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进行了概述,以及分析论证了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论文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依据、目标要求与重大意义三方面完整概述乡村振兴战略,在区分文化与文明概念、文明乡风与乡风文明概念基础上,对乡风文明建设概念进行了整体性阐述。从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内在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使乡风文明建设向深层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存在高度一致性三方面阐述了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内在逻辑。第三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思想资源。这一部分重点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以及发达国家乡风文明建设思想四个方面对论文的思想资源进行归纳总结,为第四章、第六、七章的相关论述进行基础理论的铺陈。第四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基本属性。这一部分大致拆分为三个方面,即基本原则、主要内容、现实功能。其中,基本原则包括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切实立足乡村文明、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整体协调发展等内容。主要内容包括加强乡村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展乡村移风易俗行动、着力消除乡村精神贫困等五方面。现实功能包括促进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带动乡村人居环境整体优化、繁荣与发展新时代乡村文化、推动乡村社会和谐有序发展、不断提升乡村社会文明水平等内容。第五章,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历史考量。这一部分从历史进程、主要特色及经验启示三方面考量了近百年来的中国乡风文明建设实践。历史进程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到新时代、新时代以来的乡风文明建设四个阶段。主要特色表现在鲜明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内容形式的继承发展性、突出实践的社会现实性三个方面。经验启示包括要强化党对乡风文明建设的责任意识、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以激发内生动力、使乡风文明建设与乡村经济协同发展、重视教育卫生工作的移风易俗作用以及以充足的历史耐心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五个方面。第六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境遇。这一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机遇。主要包括乡村新型社会组织多样发展、乡村产业结构不断深入发展、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渐趋完善、乡村社会主流思想健康向上、农民科学素质培育不断加强等五方面。第二部分是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挑战。主要包括乡村党组织组织力不强、乡村集体经济收入不佳、乡村文化出现衰落痕迹、乡村不良社会风气滋长、农民主体意识相对薄弱等五方面。第三部分是制约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因素。主要包括乡村党组织建设不完善、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式微、乡村文化传承发展受阻、乡村文化生态发展失衡、乡村教育发展相对落后等五方面。第七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这一部分分为五大内容。一是从突出乡村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发挥乡村党组织的模范作用、密切乡村党组织的群众联系等三方面筑牢乡风文明建设的组织保障。二是从走出乡村集体经济认知误区、不断深化乡村集体产权改革、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有效途径等三方面夯实乡风文明建设的经济基础。三是从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文化、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传承发展提升优秀农耕文化等三方面打牢乡风文明建设的文化根基。四是从发挥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伦理价值、盘活乡村内生治理机制自治功能、因地制宜推进乡村移风易俗实践等三方面培植乡风文明建设的社会土壤。五是从不断提高乡村义务教育质量、优化提升乡村职业技能培训、转变乡村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等三方面增强乡风文明建设的农民力量。总之,通过系统研究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论文主要提出如下创新观点:一是论文提出应从“文明”高度深刻理解乡风文明内涵,从总体要求、核心主体、根本任务、现实基础及主要特点等方面概述了乡风文明建设。二是论文首次详尽梳理了近百年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分析了其主要特色以及总结出其经验启示。三是论文丰富了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将“消除乡村精神贫困”纳入其中。四是论文在剖析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现实境遇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路径选择。
林依欢[5]（2021）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作用研究 ——以玉林市福绵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市场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加快,乡村精英人才面临着严重的缺口。长期以来,我国乡村的青壮年、优秀人才持续不断地外输,呈现出一个精英总量不足、修养不高、结构失衡的“亚健康”表现形式。乡村经济、社会、秩序、道德都在重启之中,新时代需要新力量,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的“三农”工作队伍,这是无缝衔接脱贫攻坚的实际需求,也是突破基层治理困境的迫切需要。而新乡贤的内涵在理论上与传统乡贤既继承发扬又相互区别,新乡贤作为乡土社会的贤达人士,是乡土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于推进乡村更进一步振兴有着独特的作用,而乡村的广阔天地为新乡贤作用发挥提供了空间以及无限的可能性。本文立足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和意义,通过研读国内外研究成果以及相关基础概念。结合善治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采用了文献分析方法、访谈法以及案例分析法。在乡村振兴20字方针指导下,分析了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作用发挥的可行性与必要性以及新乡贤的特殊规定性,进而分析福绵区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作用发挥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首先,福绵区的新乡贤充分发挥了带动产业兴旺、传递乡风文明、推广生态宜居、助推治理有效、指导生活富裕的作用;其次,根据田野调查以及访谈发现福绵区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发挥存在以下问题:产业兴旺“领头雁”作用发挥不全面;生态宜居“守望人”作用发挥不充分;乡风文明“传递者”作用发挥不鲜明;治理有效“协助员”作用发挥不显着;生活富裕“引领者”作用发挥不平衡。对存在的问题做了归因分析,包括:产业兴旺建设的经验不足;现代生态意识不强;文明价值理念较淡薄;治理能动性有所缺失;致富观念惯性制约。基于以上的分析论证,本文对福绵区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新乡贤的作用发挥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优化乡村产业资源投入,拓宽乡村产业融合空间;完善生态动力支撑,提升生态宜居水平;重塑优秀乡村文化的理念,明确乡风文明导向;增强乡村治理特色,激活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培育新乡贤的扎根意识,促进乡村富裕内生发展。
周笑梅[6]（2021）在《新型智库发展优化研究 ——以地方社科院实践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表征。自国家启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以来,新型智库建设取得了显着成效,但智库的政策咨询水平和服务社会能力,与现阶段国家的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仍明显不相称。制约智库发展的突出困境在于:在新型智库最重要的关系中,智库与政府双向维度同时存在深层体制改革的阻滞,且彼此复杂纠缠。一方面,这种制约呈现为相应的国家制度供给不足与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滞后,另一方面,新型智库在对自我重塑的能动把握上也存在观念滞后、行动迟滞、内部机制创新不足。内外部因素的复杂交错,致使新型智库依然受制于传统治理结构与组织结构,难以支持智库转型所需要的决策研究范式及运营模式的现代跃迁,因而也难以全面达成自身应有的职责担当,在整体上呈现深层结构性矛盾。如果将对这一矛盾的分析,单纯指向智库内部机制,或单纯指向政府制度供给,都难以有效解释问题的深层归因和回应问题的复杂性。本文试图将对这一矛盾的分析,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总体背景中,对其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以期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与认知新型智库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并从中探寻其发展的深层结构性影响因素,进而系统探索对其发展优化更具应用价值的实践对策。这是本文研究的基本问题。新型智库建设关系到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即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与决策效率,关系到由国家决策体制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等因素共同构成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当前在国内国际复杂局势中,同时面临重大机遇与挑战,而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对人类经济社会结构及运行模式深刻复杂的改变与形塑,则使这种机遇与挑战空前放大,进而使智库对国家及政府决策能力的重大影响进一步突显,作为决策体制改革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新型智库的良性发展成为意义重大的现实与理论问题。在国家治理总体架构下,存在三个对新型智库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基本维度:国家的制度供给、智库的内部治理、智库的外部关系。这三个维度既决定着智库的发展模式与发展空间,同时也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与重要环节。本文主要依据国家治理、参与式治理、网络化治理、决策过程参与等理论,基于“国家制度供给-智库内部治理-智库外部关系”的研究框架,通过对国内外智库发展经验较为系统的考察,以31个省市自治区省级地方社科院为核心研究案例,分别在三个基本维度下展开深入系统研究,以剖析新型智库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并对其未来发展提出优化路径及对策。在形成对新型智库发展状况及问题判断时,本文做了一定数量国内外实践案例的实证分析,特别是以31个省级地方社科院为核心研究案例详细开展了相关研究。结合学术文献研读及理论资源支撑,基于以上综合考察与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新型智库发展优化对策:第一,在政府维度,加大力度扭转突出的制度供给不足问题,加强对新型智库发展的制度供给和赋权。新型智库发展制度供给体系应包括:决策过程参与保障制度、机构主体重塑保障制度、智库市场化运行保障制度、智库现代传播保障机制等内容。第二,在智库内部治理维度,探索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并在清晰战略目标定位前提下,对智库的研究机制、管理机制、运营机制等进行系统创新。第三,在智库外部关系维度,围绕新型智库发展所形成的重要外部关系,以激活主体能量与活力为前提,建构政府主导、智库发挥重要作用的网络化治理合作伙伴关系。在三个基本维度分别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些整体性政策建议:优化国家对新型智库建设的总体布局,持续培育现代政治文明;在秉持稳步渐进改革原则的同时,加快提升新型智库发展相关立法层次,以强大的国家立法保障并规范新型智库发展;合理布局新型智库发展体系,以建立和形成有效保障各类智库均衡而充满活力发展的资源配置模式,维护不同类型智库共同构成的整体国家知识资源及决策智慧宝库;积极回应大数据时代要求,推动新型智库信息平台基础设施整体升级,制定并实施涵盖政府、智库、企业及社会的互联互通、共建共治共享的知识管理及数据库网络,为建立国家智慧决策模式做足准备,以提高国家治理效能,进一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李婵娟[7]（2021）在《乡村振兴中乡村治理的模式探索 ——以丰城市曲江镇“115”工程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这是中共中央连续十五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凸显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意见》中提到:“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必须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之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个目标的完成首先需要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因为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基础,也是薄弱环节。要夯实好这个基础,加强好这个环节,就必须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模式,为满足乡村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有效路径。2004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就把农业、乡村和农民问题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且党的十九大报告“实施乡村振兴篇章”中也确切的提出,与国计民生相关的根本问题是农业乡村农民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而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最为关键的是要把乡村治理问题解决好。党的十九大还提出,“要加强乡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而镇村两级组织是我国乡村最基层的政权和组织,是解决“三农”有关问题的操盘手、主力军。因此,乡镇一级政府和乡村自治组织如何找准角色定位,构建有利于农业乡村农民发展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对于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各地建设秀美乡村具有十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个背景下,各地进行了各种有益的尝试,切实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2017年以来,丰城市曲江镇大力实施了乡村振兴,并在建设过程中实行了乡村治理“115”工程,取得了良好效果。本文以该案例为研究对象,对秀美乡村治理模式展开了研究。旨在为其他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过程中,如何选取适宜和开展其乡村治理模式,给出有益的参考。此次研究主要采取了文献分析法、调查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文献分析法:通过知网、百度文库等网络平台查阅有关专家学者对国内外治理理论、乡村治理等进行研究发布的学术论文、学位论文、网络文章等,为本文的撰写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调查研究法:对部分乡村振兴示范点和“115”村级治理工程开展较好的村委会进行走访,了解美丽乡村建设中村级治理层面的做法和不足;实地走访调查,了解他们对当前基层组织建设及社会治理方面的满意度、存在的问题及看法等。案例分析法:通过对国内其他地区村级治理先进案例进行对比分析,结合自身专业素养和工作实践,归纳提出乡村振兴中村级治理模式选择的优化路径。本文笔者结合自身基层工作实践,以丰城市曲江镇为案例,立足于乡村振兴的背景之下,对乡村治理国内外研究现状,结合善治和合作理论,关于乡村治理的内涵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该镇在乡村振兴中乡村治理现状,采用实地走访、定文献分析等方法,以丰城市曲江镇在乡村振兴中实施“115”工程乡村综合治理模式为对象,对其做法、取得成效、存在不足进行概括总结分析,并借鉴其他地区乡村治理模式和经验进行归纳,提出优化乡村治理模式的路径。为各地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乡村治理模式选择提供有益的参考。最后,结合合作治理理论和善治理论理论,以及省内其他地区先进经验,提出乡村振兴中乡村治理模式的优化路径,进而为曲江镇后续的乡村振兴提供参考,也为其他地方基层乡镇推进乡村振兴、创新村级治理模式提供一定的借鉴。最后的结论是:要想实施好乡村振兴,必须建立“组织引领、农民主体、文化先行、多元化参与”的乡村治理机制,切实构建一个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这个体系构建过程中,要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充分发挥乡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要大力培育发展各类社会组织,鼓励村民积极有序的参与乡村治理,提高村民和乡村自治水平;要使用法治思维和方法处理治理中的问题,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要大力挖掘发展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发展为入手点,提升乡村德治水平,着力预防和减少乡村矛盾。
杨衍[8]（2021）在《宗族组织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研究 ——以安徽省肥东县Y村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利益的分化使得乡村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乡村社会风气总体呈下降态势,亟需加强和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国家在2005年提出乡风文明建设以来,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以及精准扶贫战略等乡村发展战略改变了乡村物质落后的面貌。硬件等基础设施上的改善并未带动乡村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的同步提升。进一步,乡风文明建设作为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和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再次被提出,受到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关注。然而,很多乡村开展的乡风文明建设活动,都是由地方政府自上而下强力推动,从决策、发文到执行,没有结合乡村社会实际也未征求过群众的意见。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政策和执法行为层层加码,甚至引起民怨。作为乡村社会“非正式组织”的重要生长点,宗族组织有其存续的内在逻辑,在乡风文明建设中能够发挥柔性治理优势并扮演重要角色。但对现阶段宗族组织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秩序安排和权责定位未能有一个合理的逻辑和规范,使之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存在较多问题。因此,研究和分析现行宗族组织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于促进宗族组织发展、开展乡风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本文以Y村为个案研究,选取具有典型性的宗族村落为研究案例,通过实地调研该村宗族组织的重要标志和象征—祠堂、族谱,并对该村宗族族长、族民和村民、村干部等进行深度访谈,在梳理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变迁及宗族组织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背景基础上,进一步考察Y村乡风文明建设进展情况和宗族组织参与情况,分析Y村宗族组织参与乡风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找出所产生问题的原因,并提出完善宗族组织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对策。研究发现,Y村在开展乡风文明建设中宗族组织主要从家风建设、民风建设、乡风建设三个方面,通过传承崇德向善文化提升了乡村德治水平,通过发挥族规规范作用警示村民遵纪守法提升了乡村法治水平,通过激活村民参与乡风建设热情提升了乡村自治水平,从而实现了乡村“三治”融合发展。其次,宗族组织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取得成效的同时,也面临传统认识局限、运行效率受限、定位不明等问题。进一步分析,乡村整体思想道德素质偏低造成宗族组织对乡风文明认知存在偏差,乡村社会主体式微进一步弱化乡村主体行动,乡风建设缺乏长效机制导致职责权限定位不明。最后,本文从宗族理念转型、宗族主体培育、宗族组织建设三个维度提出宗族组织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对策建议,宗族组织参与乡风文明建设受到理念转型、主体培育、组织建设的综合作用,其中理念转型是核心,主体培育是关键,组织建设是保障,探索一条以宗族组织为参与主体并契合地域文化特色的乡风文明建设道路。通过以上研究,可以了解到Y村乡风文明建设实践过程,发现宗族组织参与乡风文明建设情况与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认识宗族组织这一乡村非正式组织在乡风文明中的作用。应充分利用优秀宗族文化推动乡风文明建设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可行路径之一,以期能够为我国其他乡村开展乡风文明建设提供借鉴。
赵丽洁[9]（2021）在《邯郸市肥乡区婚俗治理成效及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我国经济保持高速的增长,国内人均可支配收入有了显着提高,随之而来的婚丧事大操大办、高价彩礼在一些农村地区呈现蔓延态势,成为农民的一大烦心事。婚嫁事宜大操大办、迷信活动复苏、高价彩礼等社会陋习不仅会侵蚀农村社会风气、破坏农村民俗习惯,导致农村婚姻关系货币化、情感关系物质化、邻里关系功利化,还会压缩农村群众增收致富的空间,在部分地区出现了因婚致贫、因婚返贫的现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埋下隐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2021年的中央1号文件中,明确提出把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加大高价彩礼、人情攀比、铺张浪费、封建迷信等不良风气治理作为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足见开展婚俗治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2020年5月民政部印发了《关于开展婚俗治理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大力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俗,传承发展中华优秀婚姻家庭文化,倡导全社会形成正确的婚姻家庭价值取向,遏制不正之风,不断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和群众精神面貌,进一步从国家层面对婚俗治理提供有力支撑。2019年6月,农业农村部公布首批20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本文选取的案例邯郸市肥乡区“红白喜事规范管理”案例入选。因此,以治理理论为基础,研究婚俗治理对推进乡村治理,实现乡村振兴是有很必要的。本文以邯郸市肥乡区农村婚俗治理为研究对象,以治理理论为指导,对目前正在开展婚俗治理中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针对性意见。
梅楠[10]（2020）在《超大城市郊区的乡村环境治理研究 ——以上海蒋村垃圾分类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垃圾分类是乡村环境治理的重要部分,垃圾治理水平是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从2019年7月1日起,上海市正式步入强制垃圾分类时代。作为一个日常生活的常态化议题,垃圾分类引发了政学两界的长期关注。因而,开展超大城市郊区乡村环境治理的研究,以一个典型村落垃圾分类为中心,探索乡村环境治理的运作机理与实践经验,对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美好乡村建设、实现乡村生态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垃圾分类是乡村环境治理的缩影。本文以新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理论为基础,通过对上海市金山区蒋村垃圾分类治理的个案研究,在梳理蒋村垃圾分类缘起和历史变迁的基础上,从内生性动力和外生性动力两个方面,立体呈现了乡村环境治理过程的实践逻辑,并从协同互嵌的维度,探讨了乡村环境治理的整合机理,而迈向美丽乡村则是乡村环境治理的社会效应。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人居环境需求是乡村垃圾分类治理的现实起点。以垃圾分类为中心的乡村环境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乡村环境治理,是多元合作共治的重要形式。第一,熟人社会是乡村环境治理有效运作的重要前提。向“脏乱差”宣战,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缘起。垃圾问题的负外部性引发环境倒逼,环境权益意识的觉醒催生村民诉求。村两委和村民积极探索,是乡村垃圾分类治理的可能路径。与以陌生人为主的城市社区不同,农村社区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为乡村环境治理带了很大的便利。第二,自发性治理和牵引式治理,是乡村环境治理的内生性动力和外生性动力。文化驱动是垃圾分类的治理传统,情感驱动和组织驱动,是垃圾分类的柔性治理和合作治理模式。法治嵌入和资源嵌入,是垃圾分类治理的政策供给和动力要素。两种治理的限度,表现为一种治理能力的“有心无力”和治理效能的“不符预期”。依托乡土情境的自下而上和衔接国家政策的自上而下,勾勒了乡村环境治理从诱制性变迁到强制性变迁的转型过程。第三,治理主体、治理结构以及治理规则在治理实践中的互嵌协同,是乡村环境治理的整合机制。多元治理力量的差序协同,不充分自治与有组织合作,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共振,展现了乡村环境治理主体互嵌、结构互嵌和规则互嵌。乡村环境治理的内引外联,是乡村治理从自治走向共治的过程,而迈向美丽乡村则展现了乡村环境治理的社会效应。生活空间重构与“物的现代化”、主体意识重塑与“人的现代化”、乡村环境转型与治理现代化,共同推动了乡村善治与美好生活共同体构建。总之,超大城市郊区的乡村环境治理,强制垃圾分类是内生性动力与外生性动力有机衔接的重要契机。乡村环境治理,具有一种不同于城市社区的天然优势。在乡村环境治理过程中,熟人社会中的人情、面子成为重要的约束力,弥补了陌生人社区的道德杠杆。因此,如何观照不同区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城乡关系形态的乡村地区,厘清各方权责,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与自下而上的村民自治的双向耦合,以及内生性资源整合和外生性资源嵌入的有机衔接,坚持走多元治理主体合作共治的道路,实现绿色发展,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和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值得持续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
二、文明与宣传理事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文明与宣传理事会（论文提纲范文）
（1）社会共治助推控烟法规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常用缩略词中英文对照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3 研究内容 |
| 研究方法 |
| 1 社会共治助推控烟法规实施的法律基础研究 |
| 2 构建社会共治助推控烟法规实施方案框架 |
| 3 社会共治助推控烟法规实施实践 |
| 4 社会共治助推控烟法规实施经验推广 |
| 5 技术路线 |
| 研究结果 |
| 1 控烟法规研究结果 |
| 2 社会共治助推控烟法规实施方案框架 |
| 3 马峦街道社会共治助推控烟法规实施 |
| 4 社会共治助推控烟法规实施效果评估 |
| 5 社会共治助推控烟法规实施实践结果推广 |
| 讨论 |
| 1 社会共治助推控烟法规实施的法规制度保障分析 |
| 2 社会共治助推控烟法规实施方案框架分析 |
| 3 社会共治助推控烟法规实施实践的成效与问题分析 |
| 4 推广分析 |
| 结论与建议 |
| 1 结论 |
| 2 建议 |
| 创新性和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 附录1: 马峦街道活动实施方案 |
| 2 附录2: 禁烟场所调查问卷 |
| 3 附录3: 公众调查问卷 |
| 4 附录4: 访谈提纲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2）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对象的界定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政治文化概念研究 |
| 二、关于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 |
| 三、关于王权与教权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的创新点与难点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难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比较研究法 |
| 三、定量分析法与定性分析法 |
| 第五节 理论框架和基本结构 |
| 一、历史时期划分 |
| 二、王权和教权在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三、文章基本结构 |
| 第一章 王权与教权结合初构柬埔寨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本土价值观念塑造柬埔寨政治文化底基 |
| 一、尊崇女性的性别观念 |
| 二、泛灵崇拜的本土信仰 |
| 第二节 印度宗教传入构建王权与教权关系 |
| 一、印度教中的王权与教权结合 |
| 二、佛教替代印度教占支配地位 |
| 第三节 王权与教权结合的政治文化特点 |
| 一、多元信仰体系建立思想认同 |
| 二、王权高于教权的政治秩序 |
| 三、宗教伦理秩序下的伦理背离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法国殖民影响柬埔寨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法国殖民政府弱化王权和教权 |
| 一、推动制度改革削弱王权影响力 |
| 二、插手王位继承意图控制后继国王 |
| 三、控制教育淡化教权和王权影响力 |
| 第二节 法国殖民时期柬埔寨民族主义觉醒 |
| 一、“受阻的”民族意识发展 |
| 二、民族主义思想觉醒和传播 |
| 三、民族主义促成政党政治与宪政体制 |
| 第三节 法国殖民统治下的政治文化特点 |
| 一、王权适度调适回应外部压力 |
| 二、佛教民族主义思潮初现端倪 |
| 三、初建的民主制度形式大于内容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西方政治思想制度冲击柬埔寨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西哈努克佛教社会主义理念与实践 |
| 一、从佛教民族主义到二轮理论 |
| 二、西哈努克佛教社会主义施政理念 |
| 三、佛教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政治实践 |
| 第二节 冷战漩涡中的柬埔寨政治 |
| 一、西哈努克中立外交政策失效 |
| 二、朗诺政权推动“双头政治”形成 |
| 第三节 共产主义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影响 |
| 一、极左政策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影响 |
| 二、延续社会主义路线与探求发展道路 |
| 第四节 东西方价值碰撞中的政治文化特点 |
| 一、柬埔寨政治受到西方思想制度形塑 |
| 二、王权衰降成就西哈努克个人影响力提升 |
| 三、柬埔寨佛教朝政治化方向发展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政党政治主导柬埔寨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王权政治影响力的边界 |
| 一、受《柬埔寨王国宪法》制约的王权 |
| 二、西哈努克积极参政维护权威 |
| 三、西哈莫尼远离政治保持影响 |
| 第二节 政党政治推动政治发展 |
| 一、当代政党制度构建与发展 |
| 二、主要政治党派关系演变 |
| 三、从“多党”到“一党”政治演变 |
| 第三节 人民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影响 |
| 一、人民党主导柬埔寨政治发展 |
| 二、人民党自我调节适应发展需要 |
| 三、人民党塑造国家对外关系形象 |
| 第四节 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特点 |
| 一、柬埔寨确立多党选举制度 |
| 二、君主立宪制度下形成“强政党”政治 |
| 三、柬埔寨佛教政治化程度加深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柬埔寨政治文化的演进 |
| 第一节 王权与教权并立中的庇护关系 |
| 一、庇护关系根植于本土价值观念 |
| 二、不平衡教俗并立中的庇护关系 |
| 三、现当代意义下的教俗并立关系 |
| 第二节 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演变 |
| 一、印度宗教文化的本土化演变 |
| 二、法国殖民文教系统的本土化演变 |
| 三、西方政治思想制度的本土化演变 |
| 第三节 王权与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的重要作用 |
| 参考文献 |
（3）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综述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 第四节 相关理论 |
| 一、文化遗产价值判定标准 |
| 二、文化遗产活化理论 |
| 三、真实性理论 |
| 四、文化认同理论 |
| 五、跨文化理论 |
| 第一章 中西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比较 |
| 第一节 欧洲遗产理论的发展阶段 |
| 一、古典时期(17世纪前) |
| 二、17世纪至19世纪初期 |
| 三、19世纪初期至19世纪90年代 |
| 四、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中后期 |
| 五、现代修复理论(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 |
| 六、遗产保护与管理中常用词词义辨析 |
| 第二节 西班牙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 |
| 一、早期的修复实践(19世纪以前) |
| 二、19世纪的保护实践 |
| 三、20世纪的遗产保护与管理 |
| 第三节 中国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 |
| 一、中国传统的修复实践(20世纪之前) |
| 二、现代遗产管理的萌芽期(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 |
| 三、停滞期与摸索期(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 |
| 四、现代遗产管理的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 |
| 第四节 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的比较 |
| 一、英法遗产管理的比较 |
| 二、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中体现出的文化差异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西传统文化差异在遗产管理中的体现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遗产及管理思想中的体现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四个维度 |
| 二、中国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 |
| 三、中国的管理文化 |
| 第二节 西方传统文化在建筑遗产及管理思想中的体现 |
| 一、西方传统文化的四个维度 |
| 二、西方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 |
| 三、西方的管理文化 |
| 第三节 中西方建筑遗产特征及管理思想比较 |
| 一、中西传统文化四个维度的比较 |
| 二、中西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比较 |
| 三、中西方管理文化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比较 |
| 第一节 中国遗产管理体制 |
| 一、我国遗产管理体制 |
| 二、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 |
| 三、我国遗产管理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四、我国遗产管理的法律框架 |
| 第二节 西方遗产管理体制 |
| 一、西方国家的遗产管理体制 |
| 二、“以价值为导向”的管理方法 |
| 三、文化遗产的效益评价 |
| 四、国际遗产保护与管理的法律框架 |
| 第三节 西班牙遗产管理体制 |
| 一、西班牙遗产保护机构 |
| 二、西班牙遗产管理的法律框架 |
| 三、西班牙的特色保护措施 |
| 第四节 中西遗产管理体制的比较与借鉴 |
| 一、中西遗产管理法律框架的比较 |
| 二、国际遗产管理理念的本土化问题 |
| 三、中西遗产管理体制的比较 |
| 四、西方管理体制的借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比较 |
| 第一节 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概述 |
| 一、遗产管理者与保护者 |
| 二、遗产经营者 |
| 三、遗产地社区居民 |
| 四、遗产旅游者 |
| 五、非政府组织 |
| 六、社会大众 |
| 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者与保护者的比较 |
| 一、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 |
| 二、保护与科学的关系 |
| 第三节 中西文化遗产经营者与社区居民的比较 |
| 一、遗产经营者比较 |
| 二、社区居民的参与度比较 |
| 三、社区居民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
| 第四节 中西文化遗产旅游者的比较 |
| 一、中西方旅游者对真实性的追求差异 |
| 二、中西方旅游者的审美差异 |
| 三、遗产旅游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
| 四、遗产旅游对遗产地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故宫与西方博物馆: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比较 |
| 第一节 案例部分的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 |
| 一、世界文化遗产 |
| 二、文化遗产的数字化 |
| 三、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
| 四、全球化对文化遗产的影响 |
| 五、中国与西班牙世界文化遗产概况 |
| 第二节 故宫博物院的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 |
| 一、故宫概况 |
| 二、故宫的遗产活化实践 |
| 三、故宫的遗产数字化实践 |
| 第三节 阿尔罕布拉宫的遗产活化与西方博物馆的数字化管理 |
| 一、阿尔罕布拉宫概况 |
| 二、阿尔罕布拉宫的遗产利用 |
| 三、西方遗产数字化研究 |
| 第四节 中西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比较 |
| 一、实体博物馆与数字博物馆 |
| 二、博物馆的体验方式 |
| 三、博物馆的创新之道 |
| 四、遗产活化的发展方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曲阜与圣地亚哥古城: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比较 |
| 第一节 曲阜“三孔”及其遗产价值 |
| 一、曲阜的历史变化 |
| 二、曲阜的遗产价值 |
| 三、曲阜的城市发展演变 |
| 第二节 圣地亚哥古城的改造经验 |
| 一、圣地亚哥的古城与新城 |
| 二、圣地亚哥城市改造的经验 |
| 第三节 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经验借鉴 |
| 一、“圣地”类遗产的管理 |
| 二、历史城镇的商业化问题 |
| 三、两处圣地管理的异同 |
| 四、历史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借鉴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丝绸之路与朝圣之路:文化线路遗产的开发与管理比较 |
| 第一节 文化线路遗产 |
| 一、文化线路遗产的提出 |
| 二、文化线路遗产的价值 |
| 三、线性文化遗产的相关概念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的发展 |
| 一、丝绸之路概况 |
| 二、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 |
| 第三节 朝圣之路的发展 |
| 一、朝圣之路概况 |
| 二、朝圣之路的发展经验 |
| 第四节 欧洲的文化线路体系 |
| 一、文化线路认定 |
| 二、管理体系 |
| 三、财政制度 |
| 第五节 文化线路遗产的发展与管理比较 |
| 一、“欧洲文化线路”的管理经验借鉴 |
| 二、西班牙朝圣之路的发展经验借鉴 |
| 三、我国发展文化线路遗产的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基于文化视角的发现 |
| 二、西方遗产管理体制借鉴 |
| 三、案例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概述 |
| 2.1 乡村振兴战略概述 |
| 2.1.1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依据 |
| 2.1.2 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要求 |
| 2.1.3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 |
| 2.2 乡风文明建设概述 |
| 2.2.1 文化与文明的阐述 |
| 2.2.2 乡风文明概念辨析 |
| 2.2.3 乡风文明建设阐释 |
| 2.3 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内在逻辑 |
| 2.3.1 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内在要求 |
| 2.3.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使乡风文明建设向深层发展 |
| 2.3.3 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存在高度一致性 |
| 第3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思想资源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 |
| 3.1.1 文明进步的基础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 |
| 3.1.2 实现城乡融合是乡村发展的必由之路 |
| 3.1.3 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重视乡村文化建设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 |
| 3.2.1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攸关国计民生根本性问题 |
| 3.2.2 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
| 3.2.3 净化社会风气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与目标 |
| 3.3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 |
| 3.3.1 以农为本思想 |
| 3.3.2 道德教化思想 |
| 3.3.3 “和合”思想 |
| 3.3.4 乡村运动思想 |
| 3.3.5 乡村改造思想 |
| 3.4 发达国家乡风文明建设思想 |
| 3.4.1 挖掘乡村多元价值思想 |
| 3.4.2 重塑乡村伦理精神思想 |
| 3.4.3 提升乡村生活风貌思想 |
| 第4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基本属性 |
| 4.1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 |
| 4.1.1 坚定社会主义方向 |
| 4.1.2 切实立足乡村文明 |
| 4.1.3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
| 4.1.4 坚持整体协调发展 |
| 4.2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
| 4.2.1 加强乡村思想道德建设 |
| 4.2.2 弘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 |
| 4.2.3 加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 |
| 4.2.4 开展乡村移风易俗行动 |
| 4.2.5 着力消除乡村精神贫困 |
| 4.3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功能 |
| 4.3.1 促进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
| 4.3.2 带动乡村人居环境整体优化 |
| 4.3.3 繁荣与发展新时代乡村文化 |
| 4.3.4 推动乡村社会和谐有序发展 |
| 4.3.5 不断提升乡村社会文明水平 |
| 第5章 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历史考量 |
| 5.1 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 |
| 5.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的乡风文明建设 |
| 5.1.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乡风文明建设 |
| 5.1.3 改革开放以来到新时代的乡风文明建设 |
| 5.1.4 新时代以来的乡风文明建设 |
| 5.2 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特色 |
| 5.2.1 鲜明的政治性与人民性 |
| 5.2.2 内容形式的继承发展性 |
| 5.2.3 突出实践的社会现实性 |
| 5.3 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经验启示 |
| 5.3.1 要强化党对乡风文明建设的责任意识 |
| 5.3.2 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以激发内生动力 |
| 5.3.3 使乡风文明建设与乡村经济协同发展 |
| 5.3.4 要重视教育卫生工作的移风易俗作用 |
| 5.3.5 以充足的历史耐心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
| 第6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境遇 |
| 6.1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机遇 |
| 6.1.1 乡村新型社会组织多样发展 |
| 6.1.2 乡村产业结构不断深入发展 |
| 6.1.3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渐趋完善 |
| 6.1.4 乡村社会主流思想健康向上 |
| 6.1.5 农民科学素质培育不断加强 |
| 6.2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挑战 |
| 6.2.1 乡村党组织组织力不强 |
| 6.2.2 乡村集体经济收入不佳 |
| 6.2.3 乡村文化出现衰落痕迹 |
| 6.2.4 乡村不良社会风气滋长 |
| 6.2.5 农民主体意识相对薄弱 |
| 6.3 制约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因素 |
| 6.3.1 乡村党组织建设不完善 |
| 6.3.2 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式微 |
| 6.3.3 乡村文化传承发展受阻 |
| 6.3.4 乡村文化生态发展失衡 |
| 6.3.5 乡村教育发展相对落后 |
| 第7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
| 7.1 筑牢乡风文明建设的组织保障 |
| 7.1.1 突出乡村党组织的政治功能 |
| 7.1.2 发挥乡村党组织的模范作用 |
| 7.1.3 密切乡村党组织的群众联系 |
| 7.2 夯实乡风文明建设的经济基础 |
| 7.2.1 走出乡村集体经济认知误区 |
| 7.2.2 不断深化乡村集体产权改革 |
| 7.2.3 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有效途径 |
| 7.3 打牢乡风文明建设的文化根基 |
| 7.3.1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文化 |
| 7.3.2 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
| 7.3.3 传承发展提升优秀农耕文化 |
| 7.4 培植乡风文明建设的社会土壤 |
| 7.4.1 发挥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伦理价值 |
| 7.4.2 盘活乡村内生治理机制自治功能 |
| 7.4.3 因地制宜推进乡村移风易俗实践 |
| 7.5 增强乡风文明建设的农民力量 |
| 7.5.1 不断提高乡村义务教育质量 |
| 7.5.2 优化提升乡村职业技能培训 |
| 7.5.3 转变乡村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后记 |
（5）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作用研究 ——以玉林市福绵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国内研究综述 |
| 2.国外研究综述 |
| 3.文献述评 |
| (三)创新、不足与研究方法 |
| 1.创新与不足 |
| 2.研究方法 |
| 二、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 1.新乡贤 |
| 2.乡村振兴 |
| (二)相关理论基础 |
| 1.多中心治理理论 |
| 2.善治理论 |
| 三、新乡贤作用发挥的内在逻辑 |
|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作用发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 1.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作用发挥的必要性 |
| 2.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作用发挥的可行性 |
| (二)新乡贤的特殊内在规定性 |
| 1.“新”的空间分布 |
| 2.“新”的职业构成 |
| 3.“新”的评价尺度 |
| 4.“新”的资格获取 |
| 5.“新”的价值引领 |
| 四、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作用调研——以玉林市福绵区为例 |
| (一)福绵区的概况 |
| (二)福绵区新乡贤的产生方式 |
| (三)福绵区新乡贤的现状 |
| 1.年龄结构 |
| 2.性别分布 |
| 3.类型结构 |
| 4.地域分布 |
| 5.教育程度 |
| (四)新乡贤的作用 |
| 1.新乡贤带动产业兴旺,夯实乡村产业基础 |
| 2.新乡贤保护生态宜居,保障健康的乡村生态 |
| 3.新乡贤传递乡风文明,涵养健康向上乡愁文化 |
| 4.新乡贤助力治理有效,推动基层民主良性发展 |
| 5.新乡贤引领生活富裕,保障居民持续增收 |
| 五、乡村振兴背景下福绵区新乡贤作用发挥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 (一)存在的问题 |
| 1.产业兴旺“领头雁”作用发挥不全面 |
| 2.生态宜居“守望人”作用发挥不充分 |
| 3.乡风文明“传递者”作用发挥不鲜明 |
| 4.治理有效“协助员”作用发挥不显着 |
| 5.生活富裕“引领者”作用发挥不平衡 |
|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1.产业兴旺建设的经验不足 |
| 2.现代生态意识不强 |
| 3.文明价值理念较淡薄 |
| 4.治理能动性有所缺失 |
| 5.致富观念惯性制约 |
| 六、乡村振兴背景下优化福绵区新乡贤作用发挥的对策 |
| (一)优化乡村产业资源投入,拓宽乡村产业融合空间 |
| 1.创新经营方式衍生商品价值 |
| 2.推动三产联动延长产业链 |
| (二)完善生态动力支撑,提升生态宜居水平 |
| 1.发挥新乡贤的榜样示范作用 |
| 2.重视生态价值导向 |
| 3.汇集多元生态保护力量 |
| (三)重塑优秀乡村文化的理念,明确乡风文明导向 |
| 1.立足乡土民情,摄取本土文化养分 |
| 2.创新宣传形式,提高乡风文明建设的效能 |
| 3.丰富时代内涵,强化乡风文明育人功能 |
| (四)增强乡村治理特色,激活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 |
| 1.发掘源头,优化新乡贤队伍 |
| 2.增强自身素质能力,平衡作用发挥领域 |
| 3.强化作用发挥机制,增强新乡贤参与治理可持续性 |
| (五)培育新乡贤的扎根意识,促进乡村富裕内生发展 |
| 1.平衡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引领 |
| 2.强化富裕增收的内生动力 |
| 七、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6）新型智库发展优化研究 ——以地方社科院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相关研究 |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 (三)研究现状评析 |
| 三、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论文结构 |
| 四、研究的方法 |
| (一)案例研究法与网络调研法 |
| (二)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 |
| (三)比较研究法 |
| 五、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 (二)有待改善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智库与新型智库 |
| (二)社科院与地方社科院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理论 |
| (二)公共政策理论 |
| (三)制度供给理论 |
| (四)知识管理理论 |
| 第二章 新型智库发展的实践逻辑 |
| 一、新型智库发展的政策背景与战略目标 |
| (一)新型智库发展的政策背景 |
| (二)新型智库发展的战略目标 |
| 二、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三个基本维度 |
| (一)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政府维度:制度供给 |
| (二)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自身维度:内部治理 |
| (三)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关系维度:主体互动 |
| 三、新型智库实践需求三个基本维度的关系 |
| (一)三个基本维度的内在关系 |
| (二)三个基本维度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关系 |
| (三)三个基本维度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关系 |
| 第三章 新型智库发展成效、困境及归因:地方社科院案例研究 |
| 一、案例选择的典型意义 |
| (一)五种主要智库类型比较 |
| (二)地方社科院智库的特殊性与代表性 |
| 二、地方社科院智库的历史演进 |
| (一)地方社科院智库初步发展阶段(1949-1979年) |
| (二)地方社科院智库稳步探索阶段(1980-1999年) |
| (三)地方社科院智库快速发展阶段(2000 年至今) |
| 三、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发展的基本成效 |
| (一)地方社学院新型智库决策影响力提升 |
| (二)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传播影响力提升 |
| (三)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社会影响力提升 |
| 四、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发展的深层困境 |
| (一)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身份困境 |
| (二)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资政困境 |
| (三)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资金困境 |
| (四)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人才困境 |
| 五、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发展的影响因素 |
| (一)制度供给维度的制约 |
| (二)内部治理维度的制约 |
| (三)外部关系维度的制约 |
| 第四章 智库发展的国内外实践经验镜鉴 |
| 一、国外智库发展经验 |
| (一)国外智库的国家制度供给 |
| (二)国外智库的内部治理机制 |
| (三)国外智库的外部关系建构 |
| 二、国内智库发展经验(地方社科院以外的案例研究) |
| (一)中国社科院——国情调研中的智库科研管理机制创新 |
| (二)国经中心——理事会模式的智库内部治理探索 |
| (三)人大国发院——跨学科研究中的智库组织结构创新 |
| 第五章 新型智库发展优化之政府维度:制度供给 |
| 一、新型智库发展的国家制度供给体系 |
| (一)政治环境根本支撑 |
| (二)决策参与保障制度 |
| (三)机构体制改革制度 |
| (四)市场运行保障制度 |
| (五)舆论引导保障机制 |
| 二、加强新型智库发展的国家制度供给 |
| (一)优化国家总体战略布局 |
| (二)健全决策参与制度保障 |
| (三)加强机构重塑制度保障 |
| (四)强化市场运行制度保障 |
| (五)提升舆论引导机制保障 |
| 第六章 新型智库发展优化之自身维度:内部治理 |
| 一、探索新型智库法人治理结构 |
| (一)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国家相关政策 |
| (二)国外法人治理结构发展脉络溯源 |
| (三)国内事业单位相关改革基本经验 |
| (四)法人治理结构的智库适应性探讨 |
| (五)新型智库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对策 |
| 二、创新新型智库内部治理机制 |
| (一)新型智库战略目标清晰定位 |
| (二)新型智库决策研究机制优化 |
| (三)新型智库科研管理机制创新 |
| (四)新型智库知识管理机制拓新 |
| (五)新型智库现代运营机制强化 |
| 第七章 新型智库发展优化之关系维度:主体互动 |
| 一、新型智库与政府的关系 |
| (一)共同培育智库与政府协同研究机制 |
| (二)共同营造智库与政府沟通交流平台 |
| (三)共同打造智库与政府人员互动通道 |
| 二、新型智库与媒体的关系 |
| (一)积极支撑新闻媒体深度政策宣传 |
| (二)紧密结合网络媒体推动品牌传播 |
| (三)完善自身媒体建设拓展潜在关系 |
| 三、新型智库与公众的关系 |
| (一)以公众为智库营养源泉 |
| (二)恰当参与公共舆论引导 |
| (三)成为政府与公众的纽带 |
| 四、新型智库与同行的关系 |
| (一)拓展国内同行合作关系 |
| (二)拓展国际同行合作关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7）乡村振兴中乡村治理的模式探索 ——以丰城市曲江镇“115”工程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乡村振兴 |
| 2.2 理论基础分析 |
| 2.2.1 合作治理理论 |
| 2.2.2 善治理论 |
| 3 曲江镇对乡村治理模式的探索:以“115”工程为例 |
| 3.1 曲江镇概况 |
| 3.2 曲江镇乡村治理的“115”工程简介 |
| 3.3 “115”工程模式的主要成效 |
| 3.4 “115”工程的不足 |
| 3.3.1 基层党组织思想认识不够,领导核心作用不明显 |
| 3.3.2 社会组织和村集体发育程度低,经济薄弱 |
| 3.3.3 基层政府部分能力不足,公共服务供给失衡 |
| 3.3.4 农村地区法治意识淡薄,法治化治理尚未形成常态 |
| 3.3.5 群众与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程度底 |
| 3.3.6 乡村文化建设相对滞后 |
| 4 乡村治理的他山之石 |
| 4.1 浙江绍兴的“乡贤治村”模式 |
| 4.2 湖北大冶的村庄理事会模式 |
| 4.3 江西宜丰的“五步工作法” |
| 4.4 宜春袁州的“月光夜谈” |
| 4.5 对比经验的启示 |
| 5 乡村振兴中乡村治理模式的优化路径 |
| 5.1 强化村级党组织建设,提升党组织的治理能力 |
| 5.1.1 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社会治理体系,突出社会治理位置 |
| 5.1.2 加强党组织班子建设,发挥党员的带头模范作用 |
| 5.1.3 创新基层干部相关制度,培养农业农村干部队伍 |
| 5.2 发展乡村经济,夯实乡村治理的经济基础 |
| 5.2.1 建立集体经济组织,培育当地特色产业 |
| 5.2.2 政府购买服务,引导市场主体参与 |
| 5.2.3 引入新兴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
| 5.2.4 培育乡村群体组织 |
| 5.3 完善乡村公共服务体系,优化乡村治理环境 |
| 5.3.1 加大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投入,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
| 5.3.2 加强环境保护的基础设施建设 |
| 5.3.3 拓宽农民参与治理的渠道 |
| 5.4 实现法律村级全覆盖,筑牢乡村治理基石 |
| 5.4.1 搭建乡村基层公共法律服务的平台,大力推行法律下乡工程 |
| 5.4.2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规范乡村权力运行 |
| 5.4.3 建立和完善农村监督机制 |
| 5.5 健全乡村文化体系,推动乡村德治建设 |
| 5.5.1 完善村规民约 |
| 5.5.2 培育和树立道德模范,发展乡贤文化 |
| 5.5.3 加大乡村文化基础设备的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宗族组织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研究 ——以安徽省肥东县Y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动态 |
| 二、国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可能的创新 |
| 二、本文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宗族组织 |
| 二、乡风文明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非正式制度理论 |
| 二、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 |
| 三、韦伯“权威类型”理论 |
| 第三章 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变迁与宗族组织参与的逻辑 |
| 第一节 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变迁 |
| 一、明清以前乡村文化建设的回顾 |
| 二、明清至新中国成立乡村文化改良的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乡村文化重塑的曲折发展 |
| 四、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向乡风文明建设的转变 |
| 第二节 宗族组织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变迁 |
| 一、正式间接参与乡村文化建设:明清以前 |
| 二、正式直接参与乡村文化建设:明清至新中国成立 |
| 三、非正式间接参与乡村文化建设: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 |
| 四、非正式直接参与乡风文明建设:改革开放至今 |
| 第三节 乡村振兴下宗族组织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逻辑 |
| 一、现实逻辑:乡村振兴战略为宗族参与提供新契机 |
| 二、理论逻辑:宗族组织与乡风文明建设的耦合发展 |
| 三、实践逻辑:宗族参与回应了乡村振兴的价值追求 |
| 第四章 Y村宗族组织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现状 |
| 第一节 Y村宗族组织概况 |
| 一、Y村的基本情况 |
| 二、Y村宗族组织的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Y村乡风文明建设现状 |
| 一、重视家庭美德建设,培育良好家训家风 |
| 二、崇尚奋发向上精神,弘扬勤劳淳朴民风 |
| 三、践行守望相助理念,塑造邻里和睦乡风 |
| 第三节 Y村宗族组织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现状 |
| 一、建构夫妻平等关系,淳化和谐民主家风 |
| 二、勉励青年优秀学子,营造重教兴学民风 |
| 三、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净化健康文明乡风 |
| 第五章 Y村宗族组织参与乡风文明建设成效及问题 |
| 第一节 Y村宗族组织参与乡风文明建设成效 |
| 一、传承了崇德向善家风文化,提升乡村德治水平 |
| 二、加强了遵纪守法民风教育,丰富乡村法治实践 |
| 三、激活了村民参与乡风热情,深化乡村自治管理 |
| 第二节 宗族组织参与乡风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 |
| 一、传统等级观念仍然存在,现代家风建设平等意识不强 |
| 二、传统组织运行效率受限,现代民风建设参与程度不够 |
| 三、传统职责权限定位不明,现代乡风建设规范水平不高 |
| 第三节 宗族组织参与乡风文明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 |
| 一、家风建设传统思想落后,现代文化适应能力不足 |
| 二、民风建设传承主体式微,弱化乡村集体参与行动 |
| 三、乡风建设缺乏长效机制,身份异化导致参与错位 |
| 第六章 完善宗族组织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对策 |
| 第一节 转变家风建设思想理念,强化现代平等意识 |
| 一、破除宗族落后狭隘思想,树立革故鼎新理念 |
| 二、提升家庭民主平等意识,营造家庭和谐氛围 |
| 第二节 增强民风建设内生动力,提升主体参与程度 |
| 一、强化广大村民的主体性,凝聚建设主体力量 |
| 二、发挥宗族精英示范引导,强化现代乡贤作用 |
| 第三节 明确乡风建设职责定位,提升规范管理水平 |
| 一、完善宗族内部组织结构,强化宗族自我约束 |
| 二、建立健全长效保障机制,规范参与乡风秩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Y 村基本情况、宗族组织及乡风文明建设访谈提纲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邯郸市肥乡区婚俗治理成效及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 |
| 2.1 婚俗治理的相关概念 |
| 2.1.1 婚俗相关概念 |
| 2.1.2 乡风文明基本概念 |
| 2.1.3 乡村治理基本概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治理理论 |
| 2.2.2 多中心治理理论 |
| 第三章 邯郸市肥乡区婚俗治理成效 |
| 3.1 农村不良婚俗表现及危害 |
| 3.2 邯郸市肥乡区婚俗治理运行机制 |
| 3.2.1 组织领导机制 |
| 3.2.2 承诺报告机制 |
| 3.2.3 评选表彰机制 |
| 3.2.4 反向制约机制 |
| 3.2.5 督导检查机制 |
| 3.2.6 平台保障机制 |
| 3.3 邯郸市肥乡区婚俗治理成效 |
| 3.3.1 降低群众经济开支 |
| 3.3.2 减轻群众人情负担 |
| 3.3.3 乡风文明进一步彰显 |
| 第四章 邯郸市肥乡区婚俗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4.1 邯郸市肥乡区婚俗治理存在问题 |
| 4.1.1 法律体系不健全 |
| 4.1.2 没有形成完整的治理体系 |
| 4.1.3 激励制约机制力度不够 |
| 4.1.4 配套的文化建设没有跟进 |
| 4.2 婚俗治理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2.1 乡村干部理念未发生根本改变 |
| 4.2.2 传统婚俗观念制约 |
| 4.2.3 婚俗经济文化扭曲 |
| 第五章 其他地区婚俗治理的经验借鉴 |
| 5.1 其他地区主要经验做法 |
| 5.1.1 山西省运城市盐城区 |
| 5.1.2 湖南省衡阳市耒阳县 |
| 5.1.3 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 |
| 5.1.4 山东省日照市 |
| 5.2 其他地区经验启示 |
| 第六章 完善邯郸市肥乡区婚俗治理的对策建议 |
| 6.1 健全婚俗治理的法律法规制度 |
| 6.2 完善乡村两级婚俗治理体系 |
| 6.3 完善奖励制约机制 |
| 6.3.1 增强正向激励 |
| 6.3.2 强化反向制约 |
| 6.4 加强基层婚俗文化建设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超大城市郊区的乡村环境治理研究 ——以上海蒋村垃圾分类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乡村治理与垃圾分类研究 |
| 1.2.2 环境治理理论与政策研究 |
| 1.2.3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研究 |
| 1.2.4 既有研究述评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3.1 乡村环境治理 |
| 1.3.2 人居环境整治 |
| 1.3.3 柔性治理 |
| 1.4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1.4.1 理论基础 |
| 1.4.2 分析框架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方法论 |
| 1.5.2 研究对象选取与入场 |
| 1.5.3 资料收集方法 |
| 1.5.4 资料分析方法 |
| 第2章 垃圾分类:乡村环境治理的现实起点 |
| 2.1 绿色发展: 乡村环境治理的现实需求 |
| 2.1.1 环境倒逼: 垃圾问题的负外部性 |
| 2.1.2 村民诉求:环境权益意识的觉醒 |
| 2.2 蒋村: 一个典型村落垃圾分类的历史变迁 |
| 2.2.1 环境治理摸索阶段 |
| 2.2.2 垃圾专项整治阶段 |
| 2.2.3 垃圾强制分类阶段 |
| 小结 向“脏乱差”宣战: 乡村环境治理的缘起 |
| 第3章 内生性动力: 乡村环境的自发性治理 |
| 3.1 文化驱动: 垃圾分类的治理传统 |
| 3.1.1 地方性知识构成 |
| 3.1.2 邻里互助的传统 |
| 3.2 情感驱动: 垃圾分类的柔性治理 |
| 3.2.1 乡贤发动: 骨干队伍的以身示范 |
| 3.2.2 妇女推动: “关键少数”以点带面 |
| 3.2.3 舆论约束: 人情、面子的社会压力 |
| 3.2.4 互相监督: 关系网络的“他者凝视” |
| 3.3 组织驱动: 垃圾分类的合作治理 |
| 3.3.1 党建引领: 巷邻坊联系户制度 |
| 3.3.2 村委主导: 统筹安排村内资源 |
| 3.3.3 村民合作: 村规民约及村民理事会 |
| 3.4 “有心无力”: 自发性治理的限度 |
| 3.4.1 村集体内部治理资源不足 |
| 3.4.2 村民自治平台的行动有限 |
| 3.4.3 乡村精英参与的现实困境 |
| 小结 自下而上: 依托乡土情境的诱制性变迁 |
| 第4章 外生性动力: 乡村环境的牵引式治理 |
| 4.1 法治嵌入: 垃圾分类治理的政策供给 |
| 4.1.1 法律出台: 环境保护制度的细化完善 |
| 4.1.2 法律赋权: 自组织环境保护的合法性 |
| 4.1.3 法律进村: 村民环境保护的意识增强 |
| 4.2 资源嵌入: 垃圾分类治理的动力要素 |
| 4.2.1 行政资源: 政府部门的投入支撑 |
| 4.2.2 智识资源: 专家学者的宣讲示范 |
| 4.2.3 组织资源: 外来社会组织的增量 |
| 4.3 “不符预期”: 牵引式治理的限度 |
| 4.3.1 村委会过度行政化 |
| 4.3.2 社会组织参与度低 |
| 4.3.3 技术资本引入不足 |
| 小结 自上而下: 衔接国家政策的强制性变迁 |
| 第5章 协同互嵌: 乡村环境治理的整合机理 |
| 5.1 主体互嵌: 多元治理力量的差序协同 |
| 5.1.1 动员策略的资源互济 |
| 5.1.2 主体行动的双向耦合 |
| 5.2 结构互嵌: 不充分自治与有组织合作 |
| 5.2.1 横向治理结构的延展 |
| 5.2.2 纵向治理结构的有序化 |
| 5.2.3 治理结构的立体多维 |
| 5.3 规则互嵌: 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共振 |
| 5.3.1 外生性规则的柔性执法 |
| 5.3.2 内在性规范的外部约束 |
| 5.3.3 规则运行的刚柔并济 |
| 小结 从自治走向共治: 乡村环境治理的内引外联 |
| 第6章 迈向美丽乡村: 乡村环境治理的社会效应 |
| 6.1 生活空间重构与“物的现代化” |
| 6.1.1 人居环境的质量提升 |
| 6.1.2 产业转型与生活富裕 |
| 6.2 主体意识重塑与“人的现代化” |
| 6.2.1 村民主体性的常态化培育 |
| 6.2.2 乡村精英自我价值的实现 |
| 6.2.3 公共意识与归属感的增强 |
| 6.3 乡村环境转型与治理现代化 |
| 6.3.1 村民自治的传承与创新 |
| 6.3.2 三治融合重塑治理结构 |
| 小结 乡村善治与美好生活共同体构建 |
| 第7章 结语 |
| 7.1 结论与讨论 |
| 7.1.1 结论 |
| 7.1.2 讨论 |
| 7.2 创新与不足 |
| 7.2.1 创新之处 |
| 7.2.2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访谈提纲 |
| 附录2: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一览表 |
| 致谢 |
四、文明与宣传理事会（论文参考文献）
- [1]社会共治助推控烟法规实施研究[D]. 宋丽丽.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02)
- [2]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D]. 顾佳赟.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3]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D]. 高洁. 山东大学, 2021(11)
- [4]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研究[D]. 刘欢. 吉林大学, 2021(01)
- [5]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作用研究 ——以玉林市福绵区为例[D]. 林依欢.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1)
- [6]新型智库发展优化研究 ——以地方社科院实践为例[D]. 周笑梅. 吉林大学, 2021(12)
- [7]乡村振兴中乡村治理的模式探索 ——以丰城市曲江镇“115”工程为例[D]. 李婵娟.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8]宗族组织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研究 ——以安徽省肥东县Y村为例[D]. 杨衍. 安徽财经大学, 2021(10)
- [9]邯郸市肥乡区婚俗治理成效及问题研究[D]. 赵丽洁. 河北大学, 2021(02)
- [10]超大城市郊区的乡村环境治理研究 ——以上海蒋村垃圾分类为中心[D]. 梅楠. 华东理工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