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优资本结构还是有效资本结构?（论文文献综述）
李晓鹏[1]（2021）在《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日本经验与中国实践》文中研究说明城镇化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载体,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与必由之路。日本城市化发展已在上世纪末基本完成,且经验良多,能够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中国现代城镇化发展始于改革开放,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快速提升至2019年的60.6%,成绩斐然。但相比于成熟工业化国家近80%的城镇化水平,中国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在经济增速放缓及前期积累的城镇化问题集中释放的背景下,中国当前及未来城镇化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无论从前期理论研究还是从世界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实践来看,财政支出对城镇化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财政支出的推动作用,但中国城镇化发展中的某些问题,部分也由财政支出问题所致,并且多数城镇化问题也必须通过财政支出手段予以解决。面对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与中国部分制度问题的阻滞,迫切需要通过优化财政支出与革新财政支出机制来解决中国当前及未来所面临的城镇化问题,以推动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文章核心点是研究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在论文思路与结构安排上,首先对核心概念进行多维度分解,将财政支出分解为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分权及财政支出城乡分配四个维度,将城镇化分解为城镇化效率、城镇化质量、城镇空间形态与城乡关系四个维度,进而确定两个核心概念相应维度之间的多个重要关系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文章将对日本城市化发展特征及城市化发展中财政支出作用的多维度分析作为研究起点,并在日本经验启示的基础上确定研究方向与研究框架。在中国实践部分的行文安排上,论文采用发展实践概述、理论与数理分析、实证分析的研究脉络。文章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日本的城市化发展速度较快,人口城市化水平较高（主要是战后）,城市空间布局经历由失衡到均衡的序贯增长过程,城乡关系状况良好（主要是战后）。战前与战后实践总体表明,日本城市化发展与财政支出规模间存在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但一定时期内财政支出规模的过大或过小都将对城市化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日本战前生产性财政支出水平极高,战后城市化高速增长期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缓慢下降,在城市化后期消费性或民生性财政支出显着增加。战前财政集权致使城市空间发展极化;战后日本市町村的财政分权态势较为均衡,城市化空间形态也呈现先“聚”后“散”的序贯特征,大中小城市发展整体较为均衡。日本财政支出对农业发展、农村工业化与农业兼业经营、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改善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经验对理论分析框架的建立及对中国从财政支出方面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启示。第二,在公共产品非过度拥挤状态下,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经济集聚水平提升,经济集聚水平提升也会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在实际中表现为在住房保障、教育、医疗、基础设施、收入分配与福利公平需求方面,财政支出规模与城镇化发展的相互促进关系。财政支出规模、经济集聚与劳动力城乡转移的空间经济数理模型分析发现,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集聚或城镇化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基于1982-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财政支出规模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分别进行静态面板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计量分析,实证结论与理论分析结果一致。第三,财政支出结构的适时调整能够从提高经济增长水平、更好满足居民公共产品偏好结构、改善收入分配差距与福利不公平状况、提升城镇空间综合承载力四个方面推动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提升。财政支出结构与劳动力城乡转移数理模型分析发现,由公共资本效率与公私产品偏好结构变化所推动的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对劳动力城乡转移决策及流动均衡具有重要影响。基于1982-2019年中国全国数据构建时间序列协整模型计量分析得出,财政支出结构中服务性支出比重与城镇化质量间存在倒“U”型关系;进一步的省级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分析得出了财政支出结构中各类服务性财政支出对城镇化质量的具体影响。第四,财政分权能够通过财政激励、财政竞争与提升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三个方面提升城镇化效率,但也会因财政资源分配差距产生的“马太效应”而导致城市发展出现两级分化。财政分权、城镇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的数理模型分析发现,在公共产品拥挤条件下,财政分权程度会对城镇化水平产生倒“U”型影响,并在土地拥挤假设下得出城市群形态是城镇空间布局的最优形态。对中国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与县级地区各层级城市财政自给率与财政支出分权指数的核算结果发现,层级越高的城市财政自给率与财政支出分权指数越高,人口的平均流入规模越大。基于2007-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的动态面板模型与分位数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分权有助于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并且城镇化水平越高,该边际影响越大。第五,财政支出能够扩大城乡市场规模,支撑乡村产业发展,促进乡村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但实践中常常因城乡财政配置结构失衡而导致城乡发展差距扩大。财政支出、农业产出与城乡收入变化数理模型分析发现,当城镇存在公共投资而乡村没有时,农业产出会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会拉大;而当公共资本存在并按适当比例向乡村农业转移时,不仅会提升农业产出水平,还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基于1997-2019年中国全国数据对数平均迪氏分解（LMDI）分析发现,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产出增加具有正向影响。基于2007-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发现,财政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在不同时期对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有所不同。基于2007-2019年面板校正标准误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财政支出相对规模的增加、服务性财政支出与生产性财政支出的增加均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占比与城乡收入比之间虽呈负相关关系,但并不显着。论文的主要创新点为:（1）将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分权及财政支出城乡分配（财政支出维度）与城镇化效率、城镇化质量、城镇空间形态、城乡关系（城镇化维度）相关联,并根据日本经验与中国城镇化发展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构建财政支出影响城镇化发展的多维度分析框架。（2）将财政支出引入传统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空间经济模型,并根据理论分析需要,建立财政支出结构与劳动力城乡转移模型,财政分权、城市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模型,财政支出、农业产出与城乡收入变化模型,并获得有价值的分析结果。（3）在实证研究方法上选用了适用且较为前沿的动态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时间序列协整分析模型、动态面板模型等计量方法,对问题进行多角度、多方法、多数据类型实证分析,以保障经验研究的全面性与准确性。
赵玲[2]（2020）在《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投融资策略选择 ——基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创新和并购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在新时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利用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企业和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就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问题发表重要论述。在2017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更是将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作为近年来金融工作的主题,并指出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应该回归本源,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要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关于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在传统金融理论分析框架下,托宾Q理论一直被视为连接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桥梁,是资本市场发挥资源优化配置功能、服务实体经济的理论基础。但其依赖于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即资本市场是有效的,股票价格是公司内在价值的真实反映。然而,由于市场摩擦和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干扰,资本市场并非完全有效,市场价格往往难以反映资产的真实价值,会出现错误定价现象（Baker等,2003;Polk和Sapienza,2009;Dong等,2017）。特别是在相关制度尚不十分健全的新兴转轨经济体中,市场投机氛围浓厚,信息不对称严重,投资者认知偏差较大,错误定价更为严重和频繁（游家兴和吴静,2012;赵玲和黄昊,2019）。因此,在资本市场错误定价可能成为常态的情况下,研究如何更好地发挥其“利”抵制其“弊”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并厘清相应微观作用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企业作为实体经济运行的重要微观组织形式,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力量和关键载体。从微观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的视角出发,考察资产错误定价的影响有助于厘清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微观机制。资本结构是企业融资决策的核心内容,不仅是管理者对融资成本权衡的结果,也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与公司价值密切相关。同时,杠杆调整也是近年来政府经济工作的主攻方向。根据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研究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49%。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问题尤为突出,债务率高达156%。杠杆率的不断攀升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埋下了重大风险隐患,杠杆调整迫在眉睫。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杠杆调整”列为供给测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明确指出要增加权益资本比重,调整企业杠杆,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企业杠杆调整决策取决于调整成本和调整收益的权衡,股价估值偏误会直接影响企业权益资金融资成本,改变企业权益融资意愿,进而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此外,资本结构作为投资者关注的重点,管理层也势必会将其作为迎合提升股价的目标。基于这两个方面,本文尝试从资本结构调整的视角出发,考察资产错误定价对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也积累了诸多问题和矛盾。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质量不高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重要难题。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重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事实上,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要求发展模式从更多依靠高投入、低端产业增长向技术驱动、高端产业引领转变。要大力推动技术创新和资源并购整合,加快淘汰低端落后产能。从企业投资的视角来看,研发创新是维持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源动力,掌握了创新的主动权也就等于抢占了未来发展的先机;兼并收购是企业资源配置的重要战略手段,也是公司实现资源整合、规模扩张、技术获取以及品牌价值提升的捷径（陈仕华等,2015;赖黎等,2017）。通过兼并收购实现资源整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翟进步等,2010;张学勇等,2017）。创新研发和兼并收购作为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战略决策,一方面必然会引起市场投资者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也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这与资本市场功能发挥可能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渠道不谋而合。因此,从企业创新和并购投资决策出发,能更好地厘清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微观作用机理。本文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这一重要命题为切入点,基于信息不对称、投资者非理性等行为金融理论,围绕企业市场择时和管理层迎合理论,构建了资产错误定价情境下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杠杆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资源整合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从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研发创新和兼并收购等具体投融资决策出发,实证检验了资产错误定价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本文共分为七章,各章主要研究内容和相关结论如下:第1章,导论。本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阐述了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提出了预期创新点,同时对论文写作的结构和整体架构进行了规划和安排。第2章,文献综述。本章主要对资产错误定价和企业投融资决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具体来讲,包括资产错误定价的涵义及其测度、影响因素研究以及资产错误定价对企业决策行为影响的经济后果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现有文献存在的不足进行了评析。第3章,资产错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融资决策的理论分析框架。立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以资本市场功能发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逻辑起点,基于信息不对称、投资者非理性等行为金融理论,结合企业市场择时和管理层迎合行为,逻辑推导资产错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内在机理和作用路径,从而构建资产错误定价情境下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后文的实证检验奠定基础。第4章,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本章试图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视角出发,考察资产错误定价对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这一影响的作用机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在股价高估、过度负债的情形下,错误定价程度与资本结构向下调整速度显着正相关,并且这一相关关系在股票流动性较高、企业成长性较好的样本中更为明显。高估的股价为企业股权融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为资本结构向目标资本结构调整提供了权益资金支持。（2）在股价高估、负债不足的情形下,错误定价程度与资本结构向上调整速度的关系不显着。（3）在股价低估、过度负债的情形下,错误定价程度与资本结构向上调整速度显着正相关,并且这一相关关系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明显。同时,错误定价的程度与定向增发的概率也呈现出显着的正相关关系。（4）在股价低估、负债不足的情形下,错误定价程度与资本结构向上调整速度显着正相关,并且这一相关关系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法律环境较好地区样本中更为明显。这些结果表明,市场估值偏误对公司资本结构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股价高估会降低企业股权融资成本,为过度负债公司提供更多股权融资机会。股价低估一方面为大股东定向增发、利益输送提供了机会,从而促使过度负债的公司向目标资本结构调整;另一方面,股价被低估同时负债不足时,会激励企业进行更多的债务融资,以期向市场传递公司盈利质量较高的信号,吸引投资者的关注拉升股价。第5章,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创新策略选择。研发创新是企业的重要投资决策,也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资本市场投资者关注的热点话题。本章详细考察了资产错误定价环境中企业对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决策权衡。实证结果发现:（1）在股价高估时,错误定价程度与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显着正相关。即股价越被高估,企业专利申请数量越多,质量越高;并且这一效果在过度负债、融资约束较高以及拥有股权融资的子样本中更为明显。（2）在股价低估时,错误定价程度与企业专利申请数量也显着正相关,但主要体现在非发明专利上,专利质量提升并不明显。即股价越被低估,企业非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越多;并且这一效果在负债不足、融资约束较低以及投资者短视的子样本中更为明显。这说明股价高估会给企业带来融资优势,进而促进企业研发资金投入,提升创新质量。股价低估时,企业倾向于进行策略式创新以博取市场投资者的关注提升股价,结果导致创新质量不高。第6章,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并购决策。并购既是企业配置资源的重要战略手段,也是公司实现规模扩张、技术获取以及品牌价值提升的捷径。通过兼并收购实现资源整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本章考察了资产错误定价对企业并购投资决策的影响,并进一步结合是否热点并购、非相关并购等探究了其作用机理。实证结果发现:（1）在股价高估时,错误定价程度与企业并购概率显着正相关,且二者的正相关关系在融资约束较大、银行业竞争较低地区的样本中更为明显;此时的并购更倾向于采用股权方式进行对价支付,且在股票流动性较好、企业过度负债的样本中更为明显;从并购绩效来看,股价高估时企业支付的并购溢价显着较高,降低了企业的并购绩效。（2）当股价被低估时,错误定价程度与并购概率也呈现显着正相关,但此时企业更多采用策略性的并购,更倾向于实施多元化并购策略,并购对象也大多为产业政策支持的热门行业;对于支付方式而言,低估时企业并购更多采用现金支付,且在地区银行业竞争较强、企业负债不足的样本中使用现金支付的现象更为明显;从并购绩效来看,股价低估时,由于企业选择并购对象多为政策支持行业,且并没有支付过高的并购溢价,最终获得了显着为正的并购绩效。第7章,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本章总结了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并根据文章的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同时在此基础上对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的研究不足之处与后续研究的方向进行展望。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基于资产错误定价的视角,研究资本市场与实体企业投融资策略之间的关系,拓展了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投融资行为是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增值活动,如何提升投融资效率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也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基于完美市场假说的条件下对此展开研究,在资产错误定价的情境下考察企业投融资行为的文献仍较少。本文从资产定价的视角出发,系统考察了资产价值高估和低估状态下企业投融资策略的变化,弥补了现有文献的不足。事实上,在制度转轨的新兴经济体中,各项制度尚不完善,投资者专业能力参差不齐,错误定价现象较为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说,资产估值偏误对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影响可能比传统的公司治理、高管特征等因素更为深远。（2）基于市场非有效的观点,结合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基础,研究资产错误定价下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变化,丰富了资产错误定价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错误定价是转型经济体资本市场呈现的常态,现有文献对错误定价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探讨,但关注错误定价经济后果的文献还相对较少。而且已有研究几乎都指出资产错误定价可能会造成资源错配、决策偏差等不良影响,仅有少数文献从产业结构调整、融资约束缓解等角度出发,发现了资产错误定价带来的有利一面。结合目前正在推进的杠杆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本文围绕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研发创新和兼并收购等投融资决策行为展开研究,以期全面厘清资产错误定价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的积极或消极影响,这有助于丰富资产错误定价经济后果研究的相关文献。（3）区别检验了股价高估和低估状态的非对称性影响,从多个维度探讨了资产错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的作用机理。已有文献对资产错误定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整体错误定价程度或股价高估状态,忽略了股价低估状态的影响,更鲜有文献从高估和低估两个维度考察资产错误定价的非对称影响。本文在区分股价高估和股价低估两个层面后,分别从企业股权融资成本改变、投资者关注、管理层外部压力和迎合等视角出发,实证考察了不同情形下资产错误定价对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的影响,这为后续关于市场估值与企业投融资策略选择相关文献的研究提供了很好地参考。此外,本文还从理性迎合渠道和股权融资渠道的视角出发,探讨了资产错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的作用机理。现有文献都认为资产定价偏误可能会影响企业的行为,但少有文献进一步探讨定价偏误影响企业行为的作用机理和传导路径。同时,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本章的研究有助于监管层进一步认识资产定价偏误对实体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为其制定金融市场改革相关政策提供依据。（4）通过对资产错误定价成因的分析,基于信息不对称、投资者非理性等行为金融理论尝试构建了资产错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现有研究关于资产错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的理论基础、内在机理和实现形式,相对比较零散、片面、缺乏系统性。本文立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以资本市场功能发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逻辑起点,基于信息不对称、投资者非理性等行为金融理论,结合企业市场择时和管理层迎合行为,逻辑推导资产错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内在机理和作用路径,从而构建资产错误定价情境下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夯实资本市场运行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
张杰[3]（2020）在《中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货币政策长期以来都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尤其是2008年以来,日本、美国、欧盟、中国等经济体开始实施不同类型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非常规货币政策与常规货币政策具有不同的传导机制,非常规货币政策通过降低经济中的金融摩擦进而降低实际投资利率从而影响整个宏观经济。本文分别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中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结果发现: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实施使得经济中的实际投资收益率增加,进而投资增加,最终产出增加。这表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改善宏观经济环境,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同时,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实施并没有显着降低经济中的短期实际利率,表明了该模型能够很好地反映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结果发现:常备借贷便利的实施能够有效促进投资,增加货币和准货币,但是也会在长期降低消费和国民生产总值;中期借贷便利的实施能够有效改善市场上的投资环境,促进投资的增加,增加经济中的货币和准货币的存量,虽然对消费在短期有抑制作用,但长期来看,反而会略微提高消费,并最终提高国民经济产出,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常备借贷便利和中期借贷便利的实施都不会导致短期实际利率下降,从实证角度反映了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因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本文认为央行应该继续实施并完善非常规货币政策,在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时搭配相关刺激消费的政策,同时央行还需要继续创新货币政策,出台更多适合中国国情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以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孙英杰[4]（2020）在《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普惠金融的概念”最早是在2005年的联合国“国际小额信贷年”上正式提出的,其后,二十国集团（G20）、经合组织（OECD）、普惠金融联盟（AFI）和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组织（GPFI）等国际组织相继出台了推进全球普惠金融发展的战略框架、行动和发展规划。之后,在2010年的首尔峰会、2012年的墨西哥峰会、2013年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年会和圣彼得堡峰会、2014年的布里斯班峰会以及2016年的G20杭州峰会等国际重要会议上均将其作为突出议题来进行广泛的讨论。可见,普惠金融发展成为了世界各国的重点关注对象。诚然,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也不例外,将普惠金融发展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早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将“发展普惠金融”正式写入决议,并相继在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及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点提及。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再次强调发展普惠金融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特别是农民、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等弱势群体。2016年,国务院出台《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首次从国家层面确立了普惠金融发展战略。2017年,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建设普惠金融体系”。2018年10月,财政部下达百亿专项资金来扶持普惠金融发展。2019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将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作为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2019年11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再次明确提出“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性、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由此可见,发展普惠金融已成为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基于此背景,如何客观准确评价当前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着力挖掘其地区差异原因、精准捕捉地区差异的演变规律和变化趋势以及全面厘清调整方向将成为我国普惠金融实现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着力点。于此,本文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试图通过区域差异的综合评价来明晰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现状和程度,试图通过区域差异的收敛性检验来把握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演进特征及变化趋势,试图通过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探讨来厘清我国普惠金融均衡化发展的机理,以此来为弱化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以及实现我国普惠金融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建言献策。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是绪论部分。首先,通过介绍研究背景及意义来说明本文撰写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研究的重要性。其次,通过对研究思路与方法、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的阐述,来进一步明确本文的总体规划。最后,总结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第二章是相关文献回顾部分。该部分首先对国内外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与梳理,具体包括普惠金融发展重要性、普惠金融内涵、普惠金融发展测度以及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因素等方面。其次,针对上述相关文献进行了总结,并指出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最后,得出非常有必要对我国当前普惠金融发展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以期为普惠金融实现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谋取一剂良药。第三章是普惠金融发展范畴及理论基础部分。首先,通过对普惠金融的概念、特征及体系框架的介绍来深入阐释普惠金融的内涵。其次,通过对普惠金融发展目标、原则、意义以及沿革的介绍来厘清普惠金融发展的脉络。最后,通过对金融功能论、金融抑制论、金融可持续发展论、金融排斥论以及区域金融论等相关理论的详细阐述,为后续研究的展开提供夯实的理论基础。第四章是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测度部分。首先,对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指标体系进行构建,这里从金融服务渗透性、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以及金融服务使用效用性三个维度选择19个指标来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其次,是对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测度方法的选择,这里采用标准欧式距离法进行测度,并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各维度以及子指标的相关权重。最后,对普惠金融发展区域测算结果进行分析,得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且存在地区差异的结论。第五章是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综合评价部分。首先,采用加权平均离差法和变异系数法对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总体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得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明显,但差异程度有所下降的结论。其次,采用基尼系数法和泰尔指数法对地区间以及地区内部普惠金融发展的差异大小,以及这些差异的存在对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总体差异的贡献程度进行分析,得出组间差异是导致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且各区域普惠金融发展的组间和组内的差异程度均趋于减弱的结论。第六章是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收敛性检验部分。首先,通过对收敛假说的理论阐述来诠释普惠金融发展也应符合收敛特征,即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会逐渐弱化。其次,采用β收敛检验从静态的角度检验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变化趋势。最后,采用核密度收敛检验以及马尔可夫链收敛检验从动态的角度对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演变特征、变化趋势以及转移情况进行深入探析。第七章是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影响因素探讨部分。在前述已挖掘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明显但差异具有减弱趋势的基础上,本部分将继续以三大地区（东部、中部和西部）和八大综合经济区为研究样本,采用普通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平面与立体的融合分析,以此来捕捉各影响因素对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影响,为后续的政策建议埋下伏笔。第八章是结论与政策建议部分。首先,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包括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测度、区域差异的综合评价、收敛性检验以及影响因素分析。其次,根据得出的结论给予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议,为普惠金融高效提升金融供给侧服务能力开出政策药方。最后,提出研究展望以及需要未来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构建指标的创新。对于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传统的指标主要从渗透性、接触性和使用效用性三个维度来进行,且指标选择大多集中于银行类指标,而普惠金融发展的主体,不仅包括银行类金融机构,还应包括保险类等金融机构,这就导致传统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指标体系构建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在构建指标的选择上不仅包含了银行类相关指标,还包含了保险类相关指标,并对相应指标进行了深入的拓展与延伸,以期更为全面的从金融服务渗透性、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以及金融服务使用效用性三个维度对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指标体系进行重新构建,使其测算结果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实际状况更为真实和贴切。第二,研究视角的创新。在传统的研究范式分析中,更多局限于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探讨。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特征表现出更为细致的诉求,单纯以依据地理位置划分的东中西三大地区进行分析显得有所局限,鉴于上述考虑,本文在进行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相关研究时,不仅对其进行了传统的东中西三大地区分析,还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八大综合经济区的探讨,以期为实现我国普惠金融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予以精准把脉。第三,研究方法的创新。收敛假说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用以研究经济系统中不同经济个体间以及不同经济个体与经济整体间的变化趋势的。文中尝试将收敛假说运用到普惠金融发展当中,探讨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演变趋势,以挖掘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受到资本投入边际递减规律的影响,其增速逐渐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增速是否相趋同,各地区普惠金融增速与整体普惠金融增速是否存在趋同趋势,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动态演进趋势和分布特征,以及地区间以和地区内部的各个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转移情况,以此来深入探究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区协调性和均衡性。
梁冠霄[5]（2020）在《XN钢铁资本结构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资本结构问题一直是公司管理领域最深奥也是最迷人的课题之一,以企业管理者的角度看,探讨其资产与负债的配比对于企业未来良好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钢铁制造业作为传统的“三降一补”行业,资产负债率总是处在高位,但高杠杆却没有给企业带来预期的高收益,长期以来,居高不下的资产负债率严重阻碍着企业的发展。近三年来,钢铁产业化解过剩产能共1.5亿吨,但也远没达到供给侧改革的目标,钢铁业资产负债率仍有下降空间,如何有效解决资本结构问题是当前整个钢铁行业的重要任务之一。根据中钢协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钢铁行业运行良好,资产负债率持续降低,超多过半数企业下降到60%以下。然而,在钢铁行业整体发展向好时,XN钢铁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却依然居高不下,甚至连年上升。因此,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市场对其经营状况的担忧不无道理。本文从宏观角度出发并结合XN钢铁公司的自身的经营方针及行业特点对其目前的资本结构出现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XN钢铁公司的资本结构优化问题提出建议。本文共有五个部分,第一章先介绍了研究背景及意义,运用国内外学术界对资本结构优化的研究成果及理论体系,再结合钢铁行业近些年来的政策变化及资本结构变化趋势,为具体案例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章主要对分析研究所涉及的理论和概念进行概述,其中包括对资本结构相关理论的概述。第三章则是对XN钢铁公司的资本结构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其目前资本结构配比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第四章对之前的分析结构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不过,对于具体的企业来讲,并不存在一个最优的资本结构,只能综合行业特点及发展趋势指明发展方向。最后一章是对全文的总结展望。
程德巧[6]（2019）在《股票定价偏误对公司融资的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文中指出融资是公司的一项重要行为,也是关联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重要纽带。在现实的资本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投资者非理性和套利限制等因素,股票价格偏离其基本价值的现象长期存在。股票定价偏误的存在,给公司决策增添了复杂度,但也给他们提供了通过融资活动提升自身基本价值的机会。那么,股票定价偏误会对公司融资产生怎样的影响?资本市场又如何看待公司的融资活动?在我国当前正在实施推进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建设,实现资本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政策大背景下,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已有关于股票市场错误估值如何影响公司融资的研究,大多基于权衡理论和市场择时理论,探讨股票定价偏误对股权融资与资本结构的影响,却较少研究股票定价偏误对公司留存收益、债务融资以及隐性股权融资的影响,结合代理问题考察股票定价偏误融资效应的亦鲜见。因此,本文基于股票错误定价在现实资本市场广泛存在的事实,在使用公司财务数据评估其股票基本价值的基础上构建股票定价偏误度量;应用A股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考察股票定价偏误对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综合运用多种融资理论,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相关监管政策,研究股票定价偏误对上市公司留存收益、股权再融资、隐性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的影响,以揭示资本市场运行与公司微观行为,以及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本文既有助于各界加深对公司融资与股票价格关系的认识,给资本市场参与主体的各种决策提供一定参考,也有助于推动价值评估模型与方法在我国的应用和发展,丰富国内关于公司融资决策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及相关结论如下:第一,以现金股利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股票定价偏误对留存收益这种内源融资方式的影响。依据权衡理论、代理理论和市场择时理论,就现金股利与股票定价偏误的关系提出理论假设,并运用Probit回归和Tobit回归等实证方法,对理论假设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股票定价偏误对现金股利存在显着影响,且这种影响在股价高估状态与股价低估状态下表现不同。当股价低估时,现金股利与股价水平正相关;当股价高估时,现金股利与股价水平负相关;换言之,股价过高或过低,都会对现金股利产生不利影响。同时,还考察了现金分红的市场效应,发现股价低估时的短期市场效应要显着大于股价高估时的短期市场效应,表明市场并不支持股价高估的公司支付现金股利,现金股利只有在股价低估时,才有良好的信号传递功能。第二,研究了股票定价偏误对股权再融资的影响,并以股票定向增发为研究对象,对控制权理论的预期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股价高估时,股权再融资与股价水平显着正相关,且融资约束对这一正相关关系具有强化作用,民营公司和小公司的股权再融资对股价水平的敏感系数,要分别大于国有公司和大公司。介于股票定向增发在我国公司新股增发中的核心地位,运用单变量分组检验与多元回归方法,考察了大股东参与对定向增发的时机选择和长期业绩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倾向于在股价较低时参与定向增发,并且大股东参与的定向增发存在较好的持股异常收益,此外,大股东的国有属性对增发后的持股异常收益有影响。第三,介于股权激励具有隐性股权融资功能的特性,考察了股权激励的股权融资效应和股票定价偏误对股权激励的影响。首先考察了股权激励的股权融资功能,发现不管是采用限制性股票方式,还是采用期权方式,限制性股票认购或期权行权流向公司的现金,对公司资本支出存在显着影响,说明公司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存在股权融资的动机,股权激励发挥着股权融资功能。然后考察了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意愿与股票价格水平的关系,发现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意愿,总体上与股票价格水平负相关,但这种相关性只在股权被市场高估的情形下存在。接着又考察了股票定价偏误是否会影响股权激励方式的选择。研究发现,股票定价偏误对股权激励方式的选择具有显着影响,选择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概率随股票价格水平的上升而上升;国有控股公司相对非国有控股公司、两权合一公司相对非两权合一公司、以及高控股公司相对低控股公司,股权激励实施意愿与股票定价偏误相关性更弱。第四,研究了债务融资、债务率变化与股票定价偏误之间的关系。将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和债务水平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它们是否受股票定价偏误状况的影响时发现:净债务融资与股票价格水平在总体上正相关,但这种正相关关系只存在于股价被低估的公司,且受影响的只有短期债务融资;融资约束影响股票定价偏误的债务融资效应,股价水平对小公司和民营公司的债务融资存在正向影响,对大公司和国有公司的债务融资未产生显着影响;股票定价偏误对负债水平存在显着的负面影响。总体上,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变化与股票价格水平负相关,资产负债率会随股票价格的上升而下降;公司财务杠杆受到股票定价偏误的负向冲击,主要出现在股票高估情形。本文的创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研究视角方面。首先基于资本市场估值偏误的视角,从个股层面考察资本市场对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其次,从股权融资工具的视角,研究了股权激励行权资金对公司资本支出的影响,以及股票定价偏误对股权激励实施意愿和激励方式的影响;最后,研究了股价低估对债务融资的影响,弥补了鲜有文献探讨股价低估对债务融资影响的不足。第二是理论拓展方面。把代理理论和控制权纳入到股票定价偏误对股权融资影响的研究中,拓展了行为公司金融理论关于股权融资与股票价格关系的结论与意义,发现大股东参与的股票定向增发、以及通过增发新股方式的股权激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股东和管理者权力干涉行为。第三是研究结论方面。首先,发现股价高估和股价低估,都会对上市公司派发现金股利造成负面影响,但股价低估公司的现金分红公告效应,显着好于股价高估公司;其次,发现不管是限制性股票认购款,还是期权行权现金,均会对公司资本支出产生显着影响,且低融资约束公司的期权行权现金,对资本支出的影响比高融资约束公司更大;此外,上市公司债务融资与股票定价偏误的相关性,在股价高估与低估情形下表现不同,债务融资与股票定价偏误只在股价低估时显着正相关。
李涔琪[7]（2019）在《去杠杆背景下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经济政策也从曾经追求GDP增长、规模增长的粗放型、数量型、扩张型模式转变为追求经济质量和资本效率的集约型、质量型模式。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日益突出,整体经济去杠杆、提高企业资金配置效率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于2015年12月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杠杆成为我国经济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取得了非常显着的效果。但与此同时,有大量研究报告指出,因长期未得到有效资金支持,我国许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成长过程中无法持续获得高速发展。成效与问题并存的现象充分展现出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矛盾要求政策制定者在给实体经济去杠杆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我国经济的宏观特点,还要根据企业自身特征,对企业的真实情况进行研究,进而明确哪些因素影响着中国的企业的负债,区分哪些是负债是符合企业基本面的,哪些是不符合企业基本面的无效负债。在讨论资本结构是否符合经济基本面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确定哪些因素影响着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过往的研究由于受到假设条件和数据差异的约束,得出的结果常常存在巨大的差异。在对资本结构理论进行系统性回顾和总结归纳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9年至2018年数据,采用不同方法,对我国企业动态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讨论。在确定我国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后,本文利用固定效用分析,采用分面板数据回归的方式,分类讨论了我国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企业资本结构差异。为了增加结果的稳定性,一方面,本文在回归分析的影响因素中增加了地区的金融因素,减少宏观因素对于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另一方面,本文缩小了选择数据的时间跨度,利用2013年至2018年数据来验证结果,以避免极端值的影响,从而检验了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实证结果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选择基本符合权衡理论的逻辑,公司规模、有形资产占比、所得税税率、成长性等特征与公司的资本结构呈正相关,而经营风险、非债务性税盾、盈利能力与资本结构呈负相关。第二,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显着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同时,在资产负债率的决定因素中存在着一些不能被企业层面所解释的因素。此外,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企业特征的关系与西方理论更为接近,其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也更快。第三,分面板数据回归分析表明,我国企业资本结构存在着地区差异。由于东西部地区经济环境的差异,东部地区相对于非东部地区有着更低的资产负债率和更高的资本调整速度,并且其公司的特征因素能很好地解释资本结构。这进一步验证了我国企业资本结构存在地区差异的特征。第四,分行业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也存在差异。相较于垄断行业,竞争行业由于面临的竞争更加严峻,其资本结构更加符合经济基本面,面对企业特征的变化也能更快地做出改变。本文研究结论揭示了我国经济存在结构性的特点,从统计层面和回归层面反映了我国非金融企业高杠杆问题存在着所有制、行业、地区的差异。因而,本文认为,对待企业部门的去杠杆,并不是所有企业需要去杠杆,去杠杆的重点应该侧重于国有企业,垄断性企业和非东部地区的企业。此外,企业需要去杠杆也并非一概而论。去杠杆的核心是针对负债水平不符合经济基本面、严重超出合理范围的高风险企业去杠杆。再次,在去杠杆工具的选择上,不仅仅需要企业以存量资产来偿还存量负债,面对有发展潜力但是杠杆较高的企业,我们还需要引导其发展其他金融手段。具体包括市场化债转股、多渠道补充企业资本金、引入优质战略投资者、盘活存量资产、优化企业债务结构等多种手段。
徐晓莉[8]（2019）在《中国财政支出乘数再估算》文中提出财政政策在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不管是应对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还是应对“新常态”以来的结构优化调整、经济下行压力,积极财政政策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货币政策调控空间减小,有效性降低,财政政策愈来愈受到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重视,自2010年以来,政府部门连续9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组合,财政政策持续为我国经济健康运行保驾护航。财政支出,是财政政策调控的重要工具,扩大财政支出一直是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主要调控手段之一,财政政策信息摩擦、财政政策持续性以及财政政策波动性从不同角度较为全面的反映了财政支出政策实施状况,这些政策特征以及财政支出的政策效应备受关注。财政支出的政策效应不仅与政策本身特征有关,同时也会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重要的一个经济特征,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转型阶段,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并存,两者的经济行为差异较大,政策反应也不同,存在明显的企业异质性。鉴于此,本文以我国财政支出政策为出发点,测度我国财政支出政策中的信息摩擦、持续性以及波动性等政策特征,在此基础上,从财政支出政策的内部政策特征和以企业异质性为代表的外部经济特征这两个研究视角展开,估算我国财政支出乘数,探讨财政政策特征和企业异质性对财政支出传导机制和财政支出乘数的影响,并进行深入分析。本文研究有助于财政政策决策机构更好的把控我国财政支出政策的动态传导机制及对经济体的政策效应,从而提高财政支出政策的有效性。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考察我国财政支出政策特征。目前有不少文献对我国财政支出政策进行分析,但鲜有文献从政策特征角度研究财政支出政策,财政政策信息摩擦、财政政策持续性和财政政策波动性是财政政策重点关注的特征,从不同角度较为全面的反映了政策实施情况。本文立足于我国现实财政支出政策,通过对我国财政支出政策的信息摩擦程度、持续性和波动性这三个政策特征进行测度,从而基于这三个政策特征角度更加科学合理的认识我国财政支出政策;第二,考察不同财政支出的传导机制和乘数大小。目前关于财政支出对经济体传导机制的认识并未统一,有学者认为财政支出从需求侧促进经济增长,另有学者认为财政支出通过跨期替代效应和负的财富效应提高劳动力水平,进而提升总产出,然而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总量财政支出,忽略了不同财政支出对经济体影响机制及乘数大小的差异性,本文根据财政支出功能,将财政支出划分为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政府投资性支出,在DSGE模型框架下考察不同财政支出对经济体的作用机制并估算相应的乘数大小;第三,探讨财政政策特征对财政支出乘数的影响。财政政策信息摩擦、财政政策持续性和财政政策波动性分别反映了财政支出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可预期性、对上一期财政支出的依赖性以及政策实施的任意性,本文分别构建纳入不同政策特征的DSGE模型,进而考察不同财政政策特征对财政支出传导机制以及乘数大小的影响;第四,研究企业异质性等外部经济特征对财政支出乘数的影响。“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重要的经济特征,然而尚未有文献基于该角度研究其对财政支出乘数的影响,本文试图构建纳入企业异质性的两部门DSGE模型,在此框架下探讨财政支出对不同经济体的政策效应及乘数大小的差异性,并结合数理推导证明和数值模拟研究企业异质性对财政支出乘数的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目标,本文的研究主要包括5大部分,共计7个章节:第一部分为第1章,主要根据我国经济背景和财政支出政策实施现状,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给出对我国财政支出乘数再估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接下来介绍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最后给出本文的创新点。第二部分为第2章,系统性的回顾了与财政支出乘数相关的国内外文献,主要从研究方法的改进以及影响因素这两个角度对文献进行梳理,总结研究现状,指出研究不足,从而明确本文研究的重点和创新点。第三部分为第3章、第4章和第5章,基于第一个研究视角,对我国财政政策信息摩擦、财政政策持续性以及财政政策波动性等政策特征进行测度,并深入分析这些财政政策特征对财政政策效应及财政支出乘数的影响。其中,第3章研究财政政策信息摩擦对财政支出乘数的影响效应。首先,估算我国财政政策信息摩擦程度;其次,构建纳入财政政策信息摩擦特征的单部门DSGE模型,识别我国财政政策有效信息冲击和噪音冲击,对比分析这两种信号冲击对我国经济体的不同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模拟分析不同财政政策信息摩擦程度对财政政策有效信息冲击的影响;最后,测算不同信息摩擦情境下的财政支出乘数及相应的财政政策效应损失。第4章考察财政政策持续性对财政支出乘数的影响。首先,根据我国财政支出功能,将财政支出细分为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政府投资性支出,估算不同财政支出的持续性;其次,构建包含私人消费与政府消费埃奇沃斯性质以及政府投资正外部性的单部门DSGE模型,对比分析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政府投资性支出的宏观经济效应及微观机理;最后,测算两种支出的乘数效应,并模拟分析财政政策持续性对财政支出乘数的影响。第5章探究了财政政策波动性对财政支出乘数的影响。首先,通过构建随机波动模型,测度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政府投资性支出的时变波动性,其次,构建包含时变波动性特征的单部门DSGE模型,有效识别财政支出水平冲击和财政支出波动性冲击,考察不同波动性冲击对我国经济体的影响效应和动态传导机制;进一步的,构建动态模型考察财政支出波动性对财政支出乘数的影响。第四部分为第6章,基于第二个研究视角,本部分旨在考察外部经济特征对我国财政支出乘数的影响,基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主要研究企业异质性和金融摩擦等外部经济特征对财政支出乘数的影响。首先,通过构建包含企业异质性和金融摩擦的两部门DSGE模型,研究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政府投资性支出对我国国有和非国有经济体影响的差异性;其次,估算两种财政支出对不同经济体的乘数效应,在此基础上,结合数理推导证明和数值模拟考察企业异质性和金融摩擦对财政支出乘数的影响。第五部分为第7章,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指出本文在研究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和未来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本文基于我国财政政策内部政策特征以及企业异质性为代表的外部经济特征这两个研究视角,考察了以上特征对我国财政支出传导机制以及乘数大小的影响,主要得到如下研究结论:第一,我国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政府投资性支出对我国经济体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制存在明显差异,政府消费性支出从需求侧通过扩大社会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持续时间较短,政府投资性支出从供给侧通过提高企业产出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持续时间较长;政府投资性支出乘数大于政府消费性支出乘数。第二,我国财政政策存在明显的信息摩擦,财政政策有效信息比重为0.65;财政政策有效信息冲击和噪音冲击对经济体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有效信息冲击效果大于噪音冲击的效果;财政政策信息摩擦会显着影响财政支出乘数,信息摩擦程度越高,有效信息冲击对经济体的影响效应越弱,财政支出乘数越小,政策效应损失越大;不同信息摩擦情境下财政支出乘数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政策未实施阶段及实施前期,而在政策实施后期,不同信息摩擦情境下的财政支出乘数收敛且趋同。第三,我国政府消费性支出持续性的估算值为0.6627,政府投资性支出持续性的估算值为0.8055,政府投资性支出的持续性更高;财政支出持续性与财政支出乘数呈正相关关系,财政支出持续性越高,财政支出乘数越高。第四,我国财政支出具有明显的时变波动特征,从波动幅度来看,财政总支出的波动性最小,政府投资性支出其次,而政府消费性支出的波动性最大;财政政策波动性对宏观经济具有显着的消极影响,主要通过家庭部门的总需求渠道以及生产部门的向上定价偏好渠道导致总体经济下滑,通胀上升;财政政策波动性对财政支出乘数具有显着的负效应,财政支出波动性越高,财政支出乘数越小。第五,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政府投资性支出对国有和非国有经济体的影响机制存在较大差异,两种财政支出对国有经济的乘数效应大于对非国有经济的乘数效应。企业异质性和金融摩擦对财政支出乘数具有显着影响,企业异质性通过要素配置渠道影响财政支出乘数,而金融摩擦通过私人投资渠道影响财政支出乘数,且财政支出乘数关于金融摩擦单调递减,当不考虑企业异质性和金融摩擦时,财政支出乘数最大,当纳入企业异质性和金融摩擦时,财政支出乘数明显变小。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第一,本文从新的研究视角对财政支出乘数进行分析。具体地,本文基于财政政策信息摩擦、财政政策持续性、财政政策波动性等主要政策特征以及企业异质性和金融摩擦等外在经济特征这两个视角对我国财政支出乘数进行重新估算。基于梳理的文献,不难发现基于财政政策特征分析财政支出乘数是一个较为新颖的研究领域,且是目前国内所缺失的,而基于企业异质性估算财政支出乘数的文献尚属空白,因此本文为相关财政支出乘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第二,本文基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创新性地构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企业异质性对我国财政支出乘数的影响。与已有模型相比,本文构建的模型的主要优势在于:（1）根据财政支出对经济体影响的差异性,将财政支出具体划分为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充分考虑了私人消费与政府消费之间的埃奇沃斯性质以及政府投资对企业生产活动的正外部性;（2）将企业异质性特征纳入DSGE模型中,充分考虑了国有和非国有生产企业在资本产出弹性、信贷政策等方面的差异性;（3）在构建模型时尽可能全面的考虑了价格粘性、消费习惯、投资调整成本等重要的实际和名义摩擦特征。最后,基于中国数据对模型求解估计,这使得模型能更真实地模拟我国经济运行情况,为后续研究提供科学合理的分析框架。第三,本文结合数理推导证明和数值模拟,界定了金融摩擦和企业异质性对财政支出乘数的影响渠道和影响效应。企业异质性通过要素配置渠道影响财政支出乘数,而金融摩擦通过私人投资渠道影响财政支出乘数,两者均对财政支出乘数具有显着的负效应。第四,提供新的经验证据。从财政政策特征和企业异质性等经济特征角度估算财政支出乘数的研究,目前是国内所缺失的,因此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DSGE模型,并基于该模型分析财政政策特征和企业异质性对我国财政支出乘数的影响,能够为已有财政支出乘数理论提供来自中国的新的经验证据。
杨益均[9]（2018）在《企业视角下的金融发展与生产率关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金融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发展,尤其是在企业投资经营中的加速渗透,金融体系运行与企业生产率变动的关联日益加强。但现有的关于金融运行与生产率关联的研究,主要是围绕金融发展如何影响生产率,并依据不同的分析侧重点来讨论金融发展如何作用于生产率展开的。诚然,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和范围内揭示了金融发展对生产率的作用机理,但由于这些研究太注重宏观层面,对金融发展如何作用于企业生产率的微观层面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本文试图系统地考察金融发展与企业生产率的关联,揭示金融发展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机理,在微观层面描述一个以企业视角为参照的粗线条的分析框架。本文分析的金融发展与企业生产率的关联,拟将从企业技术进步、企业生产率分布和企业总体生产率三大方面进行。文章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和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为导引,在相关研究的症结性问题上,把一些关键性金融因素作为解释性变量纳入构建的模型,并力图将一些宏观金融因素与微观企业因素结合,运用实证分析和检验来研究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以企业进入和退出的投资动态作为重要的分析参照,并在此基础上关于金融发展对企业生产率分布的影响效果和金融发展如何影响企业总体生产率展开研究。本文研究的结构安排如下:本文分析内容共七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研究背景、意义,重要概念,研究内容和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点。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回顾和梳理了金融发展之于影响生产率的相关文献,并结合这些文献对如何研究企业视角下的生产率问题进行了评说。第三章是定量分析中国金融发展和企业生产率的具体关联,首先描述金融发展和企业生产率的测算方法,然后利用中国的相关经济数据进行测算,最后对金融发展和企业生产率的测算结果进行分析。第四章至第六章为本文的核心内容。第四章从企业技术进步角度研究金融发展对企业生产率提高的作用过程,构建了金融发展如何促动企业研发投入提高企业技术水平的机理模型,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来检验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第五章考察金融发展对企业生产率分布的影响效应,从理论上阐释了金融发展对企业生产率分布决定的微观机制,并结合典型事实检验了金融发展对企业生产率分布的作用效果。第六章是从企业进入和退出更替角度考察金融发展对企业总体生产率的提高效应,阐述金融发展如何通过企业进入和退出来决定企业总体生产率的机制,并依据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第七章是文章的概括性总结,试图给研究留下一些在理论上回味的东西。本文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主要有以下具有一定价值的分析和研究的结论:1、金融发展显着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是一个可以通过理论和实证的事实。这个事实可以这样理解:相对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对企业技术进步的作用更大,对于金融发展的作用效果,要重视企业研发投入这个与金融发展密切影响企业生产率变动的渠道。这一分析结论适合于任何企业所有制,换言之,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对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是全方位的。2、理论分析显示金融发展降低企业间生产率差异的同时,经验研究也显示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对企业生产率分布影响的差异。对全国企业整体的回归分析说明,金融规模系数为正但不显着,说明金融规模扩大会增加企业间生产率差异但不显着,而金融效率的估计系数为负且显着,体现出金融效率提高会显着降低企业生产率的离散度,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均等化;通过对具体行业的回归分析,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的估计结果也有类似的结论。3、金融发展会通过企业进入和退出影响企业总体生产率,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在这方面有不可忽视的功能,它在宏观上显示资源配置对总体生产率影响的同时,在微观上对企业生产率有着日益增强的影响,我们的研究要关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受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不同作用力的差异。本文的分析结论之一,是实证分析所得出的估计系数值及估计系数的显着性特征都表明,资本密集型行业受金融发展影响的程度要比劳动密集型行业小,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引起注意。本文关于企业视角下金融发展与生产率关联的研究,注重从企业微观运行角度来分析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对生产率的影响,并侧重对企业进入、退出和研发等方面的研究,至于宏微观金融因素交叉以及微观较深层次因素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很可能有许多尚未涉及的问题,这有待于以后的研究来加深和拓宽。
朱丽萍[10]（2017）在《中国信托公司风险评价与预警研究》文中认为2007年以来,我国信托公司业务规模获得了飞速发展,目前已成为仅次于银行业的第二大金融子行业。截止2017年第二季度末,全国68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已达到23.14万亿元。信托业属于高风险行业,随着国内外金融环境的不断变化,金融创新业务日趋增多,金融混业经营日趋明显,信托公司所面临的风险也变得错综复杂。2011年以来,信托风险事件经常被公开暴露在公众视线中,引起了众多投资者的担忧。这些信托风险事件反映了信托业务的高风险性和信托公司在风险管理上的不足。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托公司对我国的经济安全具有重大影响。然而,相较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信托公司风险的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普遍落后。因此,全面系统地研究信托公司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金融风险、风险评价、风险预警等相关理论,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为背景,系统研究了2007年信托业“新两规”实施以后,中国信托公司风险的类型与特征、影响因素、风险评价与预警问题。论文首先梳理了信托公司风险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文献,回顾了 1979年中国信托公司恢复经营的背景与动因,介绍了信托公司功能定位的演变以及发展历程,并重点分析了2007年以后信托公司经营模式的特殊性以及发展特征。2012年以后,由于监管政策的变化,市场竞争压力日益凸显,信托公司出现了新的发展动向。同时,前期快速发展所积累的风险也逐渐暴露在公众视野。因此,在此背景下研究信托公司风险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其次,论文探讨了信托公司风险的类型与特征。（1）指出了目前信托公司风险划分存在的问题,从风险表现形式、影响因素和可控程度三个角度划分了信托公司风险的类型。（2）分析了不同类型信托业务面临的主要风险类型。单一资金信托主要面临操作风险;集合资金信托业务主要面临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融资类资金信托业务主要面临信用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投资类资金信托业务主义面临市场风险;事务管理类信托业务主要面临操作风险、法律及合规风险;财产信托业务除了面临常见的信用风险、政策风险,更主要的是法律风险和估值风险。（3）根据信托业务的重点投资领域,对房地产信托业务、银信合作信托业务、基础设施信托业务、矿产信托业务、证券投资信托业务存在的主要风险点进行了分析。（4）总结了近期信托风险事件的特征和成因。近期风险事件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矿产和工商企业的融资信托产品,信用风险分布在三四线城市、山西等地域,以资质一般的民企居多。除了交易对手经营不善、出现道德风险以外,信托公司在信托产品的设计、销售、管理和清算环节都存在风险控制不足的问题,导致了风险事件的形成。第三,论文基于金融风险形成的一般理论,从外部和内部两个层面对信托公司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性分析。信托公司风险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1）经济周期（2）经济政策（货币、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3）金融市场价格波动（4）金融机构风险传递（5）信托业竞争程度。信托公司风险的内部因素主要包括:（1）公司治理水平（2）内部控制完善程度。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选择了21家信托公司2007-2015年的样本数据,考察了信托公司风险与宏观经济运行、股票市场波动、信托行业集中度以及信托公司股权集中度之间的关系。通过面板数据回归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到以下结论:（1）宏观经济运行对信托公司风险影响显着,宏观经济下行增加了信托公司风险。（2）股票价格市场波动大,信托公司风险会随之增加,但影响有限。（3）金融机构行业集中度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存在较显着的关系,但行业集中度高是增加金融风险还是降低金融风险,尚无定论。经检验,信托行业集中度与信托公司风险显着负相关。行业集中度降低,将增加信托公司风险。（4）信托公司股权集中度与信托公司风险之间关系不显着。虽然信托公司股权集中度普遍较高,但未能证明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会增加信托公司风险。第四,为了综合评价信托公司整体风险,本文以信托公司风险特征和影响因素为基础,参照银监会《信托公司监管评级与分类监管》的相关内容、银监会的非现场监管指标、信托业协会行业评级指标和国内外权威文献的研究成果,初步拟定了信托公司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从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两个角度对初选指标体系进行了筛选,最终确定了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的多层次综合指标体系,共包括13个二级指标和54个三级指标。相较于银监会的分类监管评级指标体系和信托业协会的行业评级体系,该指标体系的特点是:侧重于信托公司风险水平的评价（前述两种指标体系是对信托公司综合经营状况的评价）;不仅反映了信托公司内部风险因素,还反映了外部经济环境对信托公司的影响;定性和定量指标相结合;工作量适当,操作性较强,能够比较全面、及时地评价信托公司风险水平。第五,本文根据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基本原理构建了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模型,并对单个信托公司风险以及信托行业的整体风险进行了评价。本文首先选择了KL信托公司作为实例,说明了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模型的应用,并依据各项指标的风险评分,对该公司的风险因素进行了具体分析。然后根据数据可得性,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39家信托公司,分析了 2013年-2015年各家信托公司的风险状况,从而对信托行业近三年的整体风险水平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显示:（1）在监管政策、经营环境逐步变化的情况下,我国信托公司普遍承受着比较明显的风险压力,但风险得分平均值基本稳定,说明信托行业整体风险尚处于可控水平。（2）在寻求转型发展的过程中,我国信托公司风险控制能力方面的差异正逐步显现,两级分化的趋势比较明显。第六,本文阐述了信托公司风险预警的一般框架,建立了基于遗传算法和径向基核函数的多分类支持向量机风险预警模型。经测试,该模型的训练集分类准确率和测试分类准确率分别达到了 91.03%和89.74%,说明了支持向量机模型在小样本预警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解决了我国信托公司风险样本数量较少的难题,也说明了利用支持向量机方法建立我国信托公司风险预警模型是可行的,对信托公司的风险预警实践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主要创新点有:（1）关于信托公司风险的形成因素,国内的研究大多采用了定性分析方法,且侧重于信托公司内部因素的分析,缺乏系统性。本文按照理论基础-定性分析-实证分析的思路,对信托公司风险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2）本文参照银监会《信托公司监管评级与分类监管》的相关内容、银监会的非现场监管指标、信托业协会行业评级指标和国内外权威文献的研究成果,确定了由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的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弥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不足（如指标选择侧重于财务指标,不符合“新两规”后信托公司的经营现实等问题）。（3）建立了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模型,并对单个信托公司风险水平和信托行业2013年-2015年的整体风险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4）选择了适用于小样本、高维度、非线性数据的支持向量机方法来建立信托公司风险预警模型,经过验证,该模型不仅解决了信托公司风险样本有限的问题,而且具有很高的预警准确率。不足之处在于:（1）由于时间和数据的限制,未能对所有影响因素尤其是难以量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面板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7-2015年,期限较短,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计量结果。（2）进行风险评价与预警的样本比较有限,对风险评价与预警质量会产生一定影响。（3）由于缺乏后续年份的数据,无法对风险预警模型的效果进行检验、反馈并修正。以上不足将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进一步完善。
二、最优资本结构还是有效资本结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最优资本结构还是有效资本结构?（论文提纲范文）
（1）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日本经验与中国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日本工业化进程中的财政支出与城市化问题 |
| 1.2.2 城镇化动力机制、发展规律与中国实践 |
| 1.2.3 财政支出规模、经济集聚与城镇化 |
| 1.2.4 财政支出结构、城镇化与城镇化质量 |
| 1.2.5 财政分权、空间经济效率与城镇化 |
| 1.2.6 财政支出与城乡关系 |
| 1.2.7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框架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城镇化 |
| 2.1.2 财政支出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
| 2.2.2 财政支出理论 |
| 2.2.3 城镇化相关理论 |
| 2.3 财政支出影响城镇化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日本城市化发展多维度分析 |
| 3.1 日本概况及工业化发展历程 |
| 3.2 日本城市化发展概况 |
| 3.3 日本人口城市化发展实践 |
| 3.4 日本城市空间形态演变 |
| 3.5 日本城乡关系发展特征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的财政支出作用:经验与启示 |
| 4.1 日本财政制度沿革概述 |
| 4.2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的财政支出作用分析 |
| 4.2.1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的财政支出规模效应 |
| 4.2.2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的财政支出结构效应 |
| 4.2.3 日本财政分权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 |
| 4.2.4 日本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 |
| 4.3 日本经验与启示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财政支出规模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研究 |
| 5.1 中国城镇化发展与相关财政支出实践 |
| 5.1.1 中国城镇化发展特征 |
| 5.1.2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财政支出规模变迁 |
| 5.2 财政支出规模与城镇化的互动逻辑 |
| 5.2.1 公共产品与经济集聚 |
| 5.2.2 财政支出规模的城镇化发展效应 |
| 5.2.3 财政支出、经济集聚与劳动力城乡转移:数理分析 |
| 5.3 中国财政支出规模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 |
| 5.3.1 变量选取、数据说明与数据准备 |
| 5.3.2 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
| 5.3.3 动态空间面板回归分析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影响研究 |
| 6.1 中国城镇化质量与财政支出结构实践 |
| 6.1.1 中国城镇化质量状况 |
| 6.1.2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演变 |
| 6.2 财政支出结构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理论分析 |
| 6.2.1 财政支出结构的城镇化发展效应分析 |
| 6.2.2 财政支出结构与劳动力城乡转移:数理分析 |
| 6.3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影响:实证分析 |
| 6.3.1 时间序列协整分析 |
| 6.3.2 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财政分权对城镇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研究 |
| 7.1 中国财政分权与城镇空间形态演变 |
| 7.1.1 中国财政分权概述 |
| 7.1.2 中国城镇空间形态演变 |
| 7.2 财政分权对城镇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理论分析 |
| 7.2.1 机理分析 |
| 7.2.2 数理分析 |
| 7.3 中国财政支出分权对城镇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 |
| 7.3.1 中国财政支出分权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 |
| 7.3.2 中国央地财政支出分权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省级面板数据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研究 |
| 8.1 中国城乡关系与相关财政支出实践 |
| 8.1.1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实践及成因分析 |
| 8.1.2 中国城乡关系健康发展对财政支出的现实需求 |
| 8.2 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理论分析 |
| 8.2.1 财政支出的城乡关系发展效应 |
| 8.2.2 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的影响:数理分析 |
| 8.3 中国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实证分析 |
| 8.3.1 中国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发展的影响:LMDI分解分析 |
| 8.3.2 中国财政支出对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以社会保障为例 |
| 8.3.3 中国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
| 8.4 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2）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投融资策略选择 ——基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创新和并购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预期创新 |
| 1.5 论文结构安排 |
| 2.文献综述 |
| 2.1 资产错误定价的含义及其测度 |
| 2.1.1 资产错误定价的概念界定 |
| 2.1.2 资产错误定价的测度方法 |
| 2.2 资产错误定价影响因素 |
| 2.2.1 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 |
| 2.2.2 市场交易制度 |
| 2.2.3 投资者非理性认知 |
| 2.3 资产错误定价经济后果 |
| 2.3.1 资产错误定价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 |
| 2.3.2 资产错误定价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
| 2.4 简要评述 |
| 3.资产错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有效市场理论 |
| 3.1.2 行为金融理论 |
| 3.2 内在机理 |
| 3.2.1 资产错误定价视角下的企业择时 |
| 3.2.2 资产错误定价视角下的企业迎合 |
| 3.3 实现形式 |
| 3.3.1 投融资行为的切入点 |
| 3.3.2 资产错误定价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
| 3.3.3 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创新 |
| 3.3.4 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并购 |
| 4.资产错误定价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
| 4.1 问题提出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资本结构调整 |
| 4.2.2 资产错误定价 |
| 4.2.3 假设推导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2 变量说明 |
| 4.3.3 模型设定 |
| 4.3.4 描述性统计 |
| 4.4 资产错误定价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 |
| 4.4.1 资本结构调整:基准结果 |
| 4.4.2 资产错误定价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 |
| 4.4.3 资产错误定价与资本结构调整:稳健性检验 |
| 4.5 进一步研究:异质性分析以及调整路径选择 |
| 4.5.1 资产错误定价与资本结构调整:股价高估&过度负债 |
| 4.5.2 资产错误定价与资本结构调整:股价低估&过度负债 |
| 4.5.3 资产错误定价与资本结构调整:股价低估&负债不足 |
| 4.6 本章小结 |
| 5.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创新策略选择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理论分析与假设推导 |
| 5.2.1 企业创新 |
| 5.2.2 资产错误定价 |
| 5.2.3 假设推导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说明 |
| 5.3.3 模型设定 |
| 5.3.4 描述性分析 |
| 5.4 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创新 |
| 5.4.1 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创新:基本结果 |
| 5.4.2 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创新:稳健性检验 |
| 5.5 进一步分析:股价高估与企业创新的机理及异质性检验 |
| 5.5.1 股价高估与企业创新:资本结构的影响 |
| 5.5.2 股价高估与企业创新:融资约束的影响 |
| 5.5.3 股价高估与企业创新路径分析:迎合渠道VS股权融资渠道 |
| 5.6 进一步分析:股价低估与企业创新的机理及异质性检验 |
| 5.6.1 股价低估与企业创新:资本结构的影响 |
| 5.6.2 股价低估与企业创新:融资约束的影响 |
| 5.6.3 股价低估与企业创新路径分析:迎合渠道VS股权融资渠道 |
| 5.7 本章小结 |
| 6.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并购决策 |
| 6.1 问题提出 |
| 6.2 理论分析与假设推导 |
| 6.2.1 企业并购 |
| 6.2.2 资产错误定价 |
| 6.2.3 假设推导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3.2 变量说明 |
| 6.3.3 模型设定 |
| 6.3.4 描述性统计 |
| 6.4 股价高估与企业并购 |
| 6.4.1 股价高估与企业并购概率 |
| 6.4.2 股价高估与并购支付方式选择 |
| 6.4.3 股价高估与企业并购绩效 |
| 6.5 股价低估与企业并购 |
| 6.5.1 股价低估与企业并购概率 |
| 6.5.2 股价低估与并购支付方式选择 |
| 6.5.3 股价低估与企业并购绩效 |
| 6.6 本章小结 |
| 7.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3）中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背景介绍 |
| 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论文的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货币政策理论介绍 |
| 第一节 货币政策的定义和目标 |
| 一、货币政策的定义 |
| 二、货币政策的目标 |
| 第二节 常规货币政策理论介绍 |
| 一、常规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 |
| 二、常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
| 第三节 非常规货币政策理论介绍 |
| 一、非常规货币政策产生的背景 |
| 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
| 三、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定义 |
| 第四节 国内外非常规货币政策实践 |
| 一、国外的非常规货币政策 |
| 二、中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 |
| 第五节 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研究方法 |
| 一、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
| 二、向量自回归模型 |
| 三、DSGE模型与VAR模型之间的关系 |
| 第三章 基于DSGE模型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模型的构建 |
| 一、家庭 |
| 二、厂商 |
| 三、金融摩擦 |
| 四、货币政策 |
| 五、均衡和加总 |
| 第三节 模型均衡与参数校准 |
| 一、均衡方程 |
| 二、参数校准 |
| 第四节 脉冲响应函数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VAR模型的中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样本选取和平稳性检验 |
| 一、样本选取 |
| 二、平稳性检验 |
| 第三节 脉冲响应函数 |
| 一、常备借贷便利对宏观经济变量影响的脉冲响应函数 |
| 二、中期借贷便利余额对宏观经济影响的脉冲响应函数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主要结论与相关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相关政策建议 |
| 附录A DGSE模型推导过程 |
| 附录B 模型稳态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主要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本文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回顾 |
| 2.1 国外相关文献回顾 |
| 2.1.1 关于普惠金融发展重要性 |
| 2.1.2 关于普惠金融内涵 |
| 2.1.3 关于普惠金融发展测度 |
| 2.1.4 关于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因素 |
| 2.2 国内相关文献回顾 |
| 2.2.1 关于普惠金融发展重要性 |
| 2.2.2 关于普惠金融内涵 |
| 2.2.3 关于普惠金融发展测度 |
| 2.2.4 关于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因素 |
| 2.3 文献评述 |
| 第3章 普惠金融发展范畴及理论基础 |
| 3.1 普惠金融内涵 |
| 3.1.1 普惠金融概念 |
| 3.1.2 普惠金融特征 |
| 3.1.3 普惠金融体系框架 |
| 3.2 普惠金融发展目标、原则及意义 |
| 3.2.1 普惠金融发展目标 |
| 3.2.2 普惠金融发展基本原则 |
| 3.2.3 普惠金融发展意义 |
| 3.3 普惠金融发展沿革 |
| 3.3.1 国外发展沿革 |
| 3.3.2 国内发展沿革 |
| 3.4 普惠金融发展理论基础 |
| 3.4.1 金融功能论 |
| 3.4.2 金融抑制论 |
| 3.4.3 金融可持续发展论 |
| 3.4.4 金融排斥论 |
| 3.4.5 区域金融论 |
| 第4章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测度 |
| 4.1 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指标体系构建 |
| 4.1.2 数据来源说明 |
| 4.2 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测算方法选择 |
| 4.2.1 测算方法介绍 |
| 4.2.2 测算方法确立 |
| 4.3 普惠金融发展区域测算结果分析 |
| 4.3.1 全国及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普惠金融发展测算结果分析 |
| 4.3.2 八大综合经济区普惠金融发展测算结果分析 |
| 4.3.3 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测算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综合评价 |
| 5.1 加权平均离差法 |
| 5.1.1 方法介绍 |
| 5.1.2 结果分析 |
| 5.2 变异系数法 |
| 5.2.1 方法介绍 |
| 5.2.2 结果分析 |
| 5.3 基尼系数法 |
| 5.3.1 方法介绍 |
| 5.3.2 结果分析 |
| 5.4 泰尔指数法 |
| 5.4.1 方法介绍 |
| 5.4.2 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收敛性检验 |
| 6.1 收敛假说 |
| 6.1.1 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收敛假说 |
| 6.1.2 普惠金融发展的收敛假说 |
| 6.2 β收敛检验 |
| 6.2.1 模型介绍 |
| 6.2.2 检验结果 |
| 6.3 核密度收敛检验 |
| 6.3.1 模型介绍 |
| 6.3.2 检验结果 |
| 6.4 马尔可夫链收敛检验 |
| 6.4.1 模型介绍 |
| 6.4.2 检验结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
| 7.1 影响因素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1.1 机理分析 |
| 7.1.2 研究假设 |
| 7.2 模型构建 |
| 7.2.1 普通面板模型的构建 |
| 7.2.2 空间面板模型的构建 |
| 7.3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7.3.1 变量选取 |
| 7.3.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7.4 实证检验 |
| 7.4.1 基于普通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
| 7.4.2 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加强普惠金融的顶层设计 |
| 8.2.2 制定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化协调战略 |
| 8.2.3 拓宽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和深度 |
| 8.2.4 优化普惠金融需求主体的生态环境 |
| 8.2.5 推进普惠金融运作模式的市场化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5）XN钢铁资本结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理论研究 |
| 1.2.2 国内理论研究 |
| 1.3 本文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贡献及不足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 |
| 2.1 资本结构的概念 |
| 2.2 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及优化标准 |
| 2.2.1 资本结构影响因素 |
| 2.2.2 资本结构优化标准 |
| 2.3 资本结构基础理论 |
| 2.3.1 优序融资理论 |
| 2.3.2 代理理论 |
| 2.3.3 控制权理论 |
| 第3章 XN钢铁公司资本结构现状及原因分析 |
| 3.1 XN钢铁公司基本状况 |
| 3.1.1 XN钢铁公司简介 |
| 3.1.2 XN钢铁公司经营状况 |
| 3.2 XN钢铁公司资本结构现状 |
| 3.2.1 债务结构分析 |
| 3.2.2 权益结构分析 |
| 3.2.3 财务杠杆系数分析 |
| 3.3 XN钢铁公司资本结构存在的问题 |
| 3.3.1 资产负债率偏高 |
| 3.3.2 股权较为集中 |
| 3.3.3 财务风险偏大 |
| 3.4 XN钢铁资本结构出现问题的原因 |
| 3.4.1 市场及产业政策的转变 |
| 3.4.2 融资渠道单一 |
| 3.4.3 国企信贷融资便利性 |
| 3.4.4 内控和管理效率低下 |
| 第4章 XN钢铁资本结构优化方案 |
| 4.1 XN钢铁资本结构优化标准 |
| 4.1.1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分析 |
| 4.1.2 每股收益无差别点分析 |
| 4.2 XN钢铁资本结构优化建议 |
| 4.2.1 加快企业升级转型 |
| 4.2.2 拓宽融资渠道 |
| 4.2.3 促进股权多元化 |
| 4.2.4 增强内部监管机制 |
| 第5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股票定价偏误对公司融资的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股票定价偏误 |
| 1.3.2 公司融资 |
| 1.4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结构安排 |
| 1.5 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股票定价偏误对公司融资影响的研究进展 |
| 2.2 股票定价偏误与公司内源融资 |
| 2.3 股票定价偏误与公司股权融资 |
| 2.4 股票定价偏误与公司债务融资 |
| 2.5 股票定价偏误与公司资本结构 |
| 2.6 股票定价偏误影响公司融资的文献评述 |
| 3 理论基础 |
| 3.1 公司融资的基础理论 |
| 3.1.1 传统金融框架下的融资理论 |
| 3.1.2 行为金融框架下的融资理论 |
| 3.2 股权估值理论与方法 |
| 3.2.1 股权估值的基础理论与模型 |
| 3.2.2 剩余收益模型估值技术 |
| 3.2.3 股票定价偏误的度量 |
| 4 股票定价偏误与留存收益——以现金股利为研究对象 |
| 4.1 引言 |
| 4.2 文献回顾 |
| 4.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3.1 股票定价偏误影响现金分红的模型分析 |
| 4.3.2 理论假设的提出 |
| 4.4 研究设计 |
| 4.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4.2 变量定义 |
| 4.4.3 检验模型及思路 |
| 4.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5.1 描述性统计 |
| 4.5.2 股票定价偏误对现金分红的影响 |
| 4.5.3 现金分红的市场效应 |
| 4.5.4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5 股票定价偏误与股权再融资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定义 |
| 5.3.3 模型设定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股权融资的市场择时 |
| 5.4.2 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的择时 |
| 5.4.3 产权性质对定向增发的影响检验 |
| 5.4.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股票定价偏误与隐性股权融资——以股权激励为研究对象 |
| 6.1 引言 |
| 6.2 文献回顾 |
| 6.2.1 实施股权激励的动机及影响因素 |
| 6.2.2 股权激励方式的选择 |
| 6.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3.1 股权激励的股权融资效应 |
| 6.3.2 股票定价偏误与股权激励意愿 |
| 6.3.3 股票定价偏误与股权激励方式选择 |
| 6.4 实证研究设计 |
| 6.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4.2 实证模型 |
| 6.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5.1 股票授予与期权行权对资本支出的影响 |
| 6.5.2 股票定价偏误对公司股权激励意愿的影响 |
| 6.5.3 股票定价偏误对股权激励方式选择的影响 |
| 6.5.4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7 股票定价偏误与债务融资 |
| 7.1 引言 |
| 7.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2.1 股票定价偏误影响债务融资的内在机理 |
| 7.2.2 股票定价偏误与债务融资 |
| 7.2.3 股票定价偏误与债务水平 |
| 7.3 研究设计 |
| 7.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3.2 模型设定 |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 7.4.1 股票定价偏误与债务净融资 |
| 7.4.2 股票定价偏误与债务水平 |
| 7.4.3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8 总结与展望 |
| 8.1 研究总结 |
| 8.2 政策含义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去杠杆背景下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第二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企业资本结构的文献综述 |
| 第二节 文献评述和本文的工作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和假设研究 |
| 第一节 假设的提出 |
| 第二节 回归模型构建与分析 |
| 第三节 数据选择与变量选择 |
| 第四章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二节 实证结果回归分析 |
| 第三节 进一步研究 |
| 第四节 稳定性检验 |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启示和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中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中国财政支出乘数再估算（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研究现状 |
| 2.2 国内研究现状 |
| 2.3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纳入财政政策信息摩擦的财政支出乘数估算 |
| 3.1 财政政策信息摩擦的测度 |
| 3.2 理论模型构建 |
| 3.3 模型参数求解 |
| 3.4 模型模拟与财政支出乘数估算 |
| 3.5 基本结论 |
| 第4章 纳入财政政策持续性的财政支出乘数估算 |
| 4.1 财政政策持续性的测度 |
| 4.2 理论模型构建 |
| 4.3 模型参数求解 |
| 4.4 模型模拟与财政支出乘数估算 |
| 4.5 基本结论 |
| 第5章 纳入财政政策波动性的财政支出乘数估算 |
| 5.1 财政政策波动性的测度 |
| 5.2 理论模型构建 |
| 5.3 模型参数求解 |
| 5.4 模型模拟与财政支出乘数估算 |
| 5.5 基本结论 |
| 第6章 纳入企业异质性的财政支出乘数估算 |
| 6.1 理论模型构建 |
| 6.2 模型参数求解 |
| 6.3 模型模拟与财政支出乘数估算 |
| 6.4 基本结论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9）企业视角下的金融发展与生产率关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对本文重要概念的说明 |
| 1.2.1 金融发展 |
| 1.2.2 生产率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金融发展相关理论文献 |
| 2.1.1 金融功能视角下金融发展与生产率关联的分析文献 |
| 2.1.2 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金融发展与生产率关联的分析文献 |
| 2.1.3 公司金融理论涵盖下的企业融资与生产率关联的分析文献 |
| 2.2 金融发展影响生产率的经验研究 |
| 2.2.1 对宏观层面之实证分析的理解 |
| 2.2.2 关于产业层面之实证分析的认识 |
| 2.2.3 基于企业层面之实证分析的体会 |
| 2.3 企业视角下生产率研究的几个重点问题 |
| 2.3.1 研发投入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
| 2.3.2 企业生产率的分布 |
| 2.3.3 企业动态运行下的总体生产率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金融发展过程中企业生产率变动的现实 |
| 3.1 中国金融发展的现实分析 |
| 3.1.1 关于金融发展测算方法的几个问题 |
| 3.1.2 关于中国金融发展的测算和分析 |
| 3.2 中国企业生产率的典型事实分析 |
| 3.2.1 对测算企业生产率方法的思考 |
| 3.2.2 关于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测算与分析的解说 |
| 3.3 中国金融发展与企业生产率相互关联的特征性事实 |
| 3.3.1 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进步的关系 |
| 3.3.2 金融发展与企业生产率分布的关系 |
| 3.3.3 金融发展与企业总体生产率水平的关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进步——基于研发投入的视角 |
| 4.1 引言 |
| 4.2 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进步的关联机制 |
| 4.2.1 家庭部门 |
| 4.2.2 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和中间产品生产部门 |
| 4.2.3 研发部门 |
| 4.2.4 竞争性均衡的求解 |
| 4.2.5 引入金融部门的均衡 |
| 4.3 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进步作用机制的实证检验 |
| 4.3.1 方法选择和模型设定 |
| 4.3.2 数据来源说明和变量设定 |
| 4.3.3 计量结果与分析 |
| 4.3.4 结论与启示 |
| 4.4 金融发展影响企业技术水平的实证检验 |
| 4.4.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4.4.2 数据说明和变量描述 |
| 4.4.3 计量结果与分析 |
| 4.4.4 结论与启示 |
| 4.5 不同企业所有制下金融发展影响企业技术水平的实证检验 |
| 4.5.1 特征性事实 |
| 4.5.2 计量模型构建、变量设定和数据说明 |
| 4.5.3 计量结果与分析 |
| 4.5.4 结论与启示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金融发展与企业生产率分布的关联研究 |
| 5.1 引言 |
| 5.2 问题研究的理论机制解说 |
| 5.2.1 消费者效用和需求 |
| 5.2.2 不考虑金融体系的厂商生产决策 |
| 5.2.3 引入金融体系的厂商生产决策 |
| 5.2.4 均衡分析 |
| 5.3 金融发展与企业生产率分布:来自中国的经验研究 |
| 5.3.1 计量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
| 5.3.2 计量结果与分析 |
| 5.3.3 结论与启示 |
| 5.4 行业层面的金融发展与企业生产率分布的关联研究 |
| 5.4.1 计量模型构建、数据和变量说明 |
| 5.4.2 计量结果与分析 |
| 5.4.3 结论与启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金融发展与企业总体生产率提高——基于企业进入退出的视角 |
| 6.1 引言 |
| 6.2 问题的理论机理分析 |
| 6.2.1 消费者 |
| 6.2.2 生产者 |
| 6.2.3 没有金融部门的均衡 |
| 6.2.4 包含金融部门的均衡 |
| 6.3 金融发展与企业总体生产率提高的实证分析 |
| 6.3.1 计量模型构建和变量设定 |
| 6.3.2 数据说明和变量描述 |
| 6.3.3 计量结果与分析 |
| 6.3.4 结论与启示 |
| 6.4 不同要素密集类型行业的金融发展与企业总体生产率提高的研究 |
| 6.4.1 计量模型构建、数据和变量说明 |
| 6.4.2 计量结果与分析 |
| 6.4.3 结论与启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启示 |
| 7.1 基本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中国信托公司风险评价与预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一、信托 |
| 二、信托公司 |
| 三、信托公司风险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内容与思路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金融风险形成的理论分析 |
| 一、金融风险的外生性理论 |
| 二、金融风险的内生性理论 |
| 第二节 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理论 |
| 一、风险管理理论的发展 |
| 二、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理论的发展 |
| 三、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 |
| 第三节 经济风险预警理论 |
| 一、宏观经济风险预警 |
| 二、企业风险预警 |
| 三、金融风险预警 |
| 第四节 信托公司风险的文献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研究评述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信托公司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
| 第一节 中国信托业恢复经营的背景与动因 |
| 第二节 中国信托业的功能演变与发展历程 |
| 一、1979-1998年: 功能错位,偏离本源 |
| 二、1999-2006年: 明确定位,有法可依 |
| 三、2007年至今: 回归信托本源业务 |
| 第三节 2007年以来信托公司的发展状况 |
| 一、中国信托公司业务模式的特殊性 |
| 二、2007年以来信托公司的经营特征 |
| 三、新环境下信托公司的发展动向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信托公司风险的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信托公司风险的一般特征 |
| 一、信托公司风险的基本类型 |
| 二、资金信托业务的风险特征 |
| 三、财产信托业务的风险特征 |
| 四、融资类信托业务的风险特征 |
| 五、投资类信托业务的风险特征 |
| 六、事务管理类信托业务的风险特征 |
| 第二节 重点业务的风险点分析 |
| 一、房地产信托业务的风险点分析 |
| 二、银信合作信托业务的风险点分析 |
| 三、基础设施信托业务的风险点分析 |
| 四、矿产信托业务的风险点分析 |
| 五、证券投资信托业务的风险点分析 |
| 第三节 近期信托风险事件的特征与成因分析 |
| 一、近期信托风险事件的特征分析 |
| 二、近期信托风险事件的成因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信托公司风险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信托公司风险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 |
| 一、信托公司风险的外部影响因素 |
| 二、信托公司风险的内部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信托公司风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变量选择 |
|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四、模型构建 |
| 五、模型估计与检验 |
| 六、模型估算结果与分析 |
| 七、实证分析结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与步骤 |
| 一、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二、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步骤 |
| 第二节 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指标的初选 |
| 一、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指标的研究基础 |
| 二、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指标的初选思路、依据与内容 |
| 第三节 信托公司风险评价初选指标的筛选 |
| 一、定量指标的筛选 |
| 二、定性指标的筛选 |
| 三、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 |
| 四、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特点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信托公司风险评价 |
| 第一节 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基本原理 |
| 一、模糊数学的基本概念 |
| 二、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基本步骤 |
| 第二节 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模型的构建 |
| 一、确定评价因素集合 |
| 二、确定评价因素的权重集合 |
| 三、确定评语集并对其赋值 |
| 四、计算隶属度矩阵 |
| 五、计算信托公司风险综合评分 |
| 第三节 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模型的应用 |
| 一、单个信托公司的风险评价 |
| 二、信托行业的整体风险评价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基于多分类SVM的信托公司风险预警模型 |
| 第一节 信托公司风险预警的基本框架 |
| 一、信托公司风险预警的目标 |
| 二、信托公司风险预警的原则 |
| 三、信托公司风险预警的结构与流程 |
| 第二节 风险预警模型的比较分析 |
| 第三节 支持向量机风险预警模型的基本原理 |
| 一、支持向量机的基本思想 |
| 二、支持向量机风险预警模型的基本原理 |
| 第四节 基于多分类支持向量机的信托公司风险预警模型 |
| 一、多分类支持向量机的算法 |
| 二、基于多分类SVM信托公司风险预警模型的建立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信托公司风险防控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强信托公司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
| 二、完善信托公司风险的外部监管 |
| 三、信托行业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最优资本结构还是有效资本结构?（论文参考文献）
- [1]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日本经验与中国实践[D]. 李晓鹏. 河北大学, 2021(09)
- [2]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投融资策略选择 ——基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创新和并购的视角[D]. 赵玲.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3]中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研究[D]. 张杰. 南开大学, 2020(04)
- [4]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研究[D]. 孙英杰. 辽宁大学, 2020(01)
- [5]XN钢铁资本结构优化研究[D]. 梁冠霄.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7)
- [6]股票定价偏误对公司融资的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D]. 程德巧.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7]去杠杆背景下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研究[D]. 李涔琪. 浙江财经大学, 2019(06)
- [8]中国财政支出乘数再估算[D]. 徐晓莉.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9]企业视角下的金融发展与生产率关联研究[D]. 杨益均. 浙江工商大学, 2018(01)
- [10]中国信托公司风险评价与预警研究[D]. 朱丽萍.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