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汇管理局青海省分局注重加强内控制度建设（论文文献综述）
胡冰,严虎[1]（2021）在《砥砺奋进七十载 奋楫扬帆再出发——青海省海西州金融业发展回顾》文中指出自1952年成立海西州国家银行以来,海西州金融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克艰攻难、励精图治,从计划经济时代国家银行履行政企双重职责到市场经济时代构建中央银行为主导、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再到本世纪初建立"一行一局一办"的监管格局,金融宏观调控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海西州金融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谱写了一部厚重的海西州金融发展史和改革史。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海西州金融业现在的辉煌。
徐如祥,张媛玲[2]（2021）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目标导向下的外汇管理内部审计增值路径与评价标准研究》文中提出内部审计是组织安全、稳定、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在防范风险、推动组织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内部审计如何为本组织统筹发展和安全目标实现发挥增值作用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基于外汇管理内部审计功能定位,探究外汇管理内部审计为统筹发展和安全目标实现发挥增值作用的路径,并构建发挥增值作用的评价标准。
李其成[3]（2019）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的核心是金融监管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是否需要以及应该如何配置。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混业经营、金融创新以及地方金融业的繁荣,对中国现有中央集权垂直式的监管权力配置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现有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剧烈变化。当前各国都在着力加强对金融整体性风险的防范,如何对新型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监管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过去对于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都相对集中在中央一级政府部门间金融监管权的配置上,对地方政府能否享有以及如何享有金融监管权问题的研究相对缺乏。面对市场的新变化,地方政府实际已广泛参与到了地方金融监管之上,承担着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但不同地方金融监管模式差异较大,尚未形成成熟统一的模式,且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在定位、正当性、内容等重要问题上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能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金融监管权,应首先明确金融监管权的性质、地位、特征等问题。金融监管权的根本属性是公权力,并呈现多元性与多重性特征,这决定了其行使需要合理配置。在权力的配置过程中,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以权力的“功能性”理论为基础,而监管权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配置则以“结构性”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结构性”理论下,我国金融市场、权力结构、政府职能等因素共同决定并创生了中国进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迫切内在需求,其中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第一大动因,地方政府的金融竞争是直接动力,维护金融安全是根本目的,而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其政治背景。我国现有监管模式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条件。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状况及其得失,对现有配置模式的建构和完善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的金融监管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服从并深受国家权力央地分配的制约。具体到金融领域,其历程可总结为:从金融中央集权到有限的地方竞争——中央逐渐削弱地方政府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力——为应对全球局势而进一步向中央集中——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之路确立。当前,坚决走市场化道路,应是最大的国情,亟需金融监管权配置模式改革与之适应。中国当前监管模式为中央“一行两会”为主体、多头分工式的中央一级金融监管,中央监管权在地方通过地方派出机构履行职能,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央一级,存在协调不力、监管真空、限制创新、制约发展等突出问题,亟需向地方政府配置权力,让地方政府参与监管,弥补中央政府监管的不足。当前地方政府通过中央政府及其部门政策、文件等方式获得一定的金融监管权,是一种实用主义做法,虽无法律、法规明确、具体的授权,但有模糊的事实上的监管权力。国家最新政策明确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呈现了双层监管的发展趋势。中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模式发展至今,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存在诸多的困境。地方政府缺乏法定的金融监管权,对于金融监管事务的参与,均是通过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个别授权,或地方政府的主动承担,缺乏制度化、体系化的权力配置。这种监管权集中于中央一级的配置模式,不论是应对传统金融模式及其创新,还是应对发展迅猛的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都力不从心。其中最关键的缺陷在于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监管对象覆盖不足、制度弹性缺失、地方立法权缺位、责任不明等问题。就央地分权而言,世界上现存在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以及单层监管两种模式,前者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后者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监管模式。美国和加拿大存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金融监管机构,各自在金融监管的事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德、日等国均为非典型的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仍以中央政府监管为主。总体而言,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之于中国的启示,在于其权力配置方式和依据的法治化。相比较而言,中国地方政府并非完全不存在金融监管权,但在中国现有配置模式中,除个别地区通过地方法规形式予以确定之外,均是行政式的、实用主义的配置模式,缺乏法治化的特征。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启示还在于其无论何种央地配置模式,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有与国情合适与否。央地分层的监管体制与中央集权式的监管体制,受到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形式的极大影响,但是二者并非一一对应,最终决定其模式的,是一国的金融市场及金融制度赖以存在的整个国情。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实用主义配置的现实,已经显着表明向其配置权力的必要性。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应该在重新厘清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目标、价值及原则的基础上,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首要价值定位于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其次要有利于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最后,还应有利于实现地方经济民主。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目标,则是实现金融监管权理论上的结构化、制度上的法治化和实践中的高效率。为此,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应当以合理分权、依法分权和权责对等为主要原则,坚持法治化的根本路径。中国当前最根本症结并非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有无的问题,而在于法治化的缺失。考虑到地方金融市场的特殊性,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当充分发挥各地方权力机构的作用,通过地方立法进行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金融监管权主体、对象、内容的配置,应把握以下原则:主体上,要坚持地方监管机构的独立化、专业化和责任化,并建立地方统筹监管、中央指导的央地监管机构关系;内容上,必须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两个界限。此外,任何规范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其所在的制度体系,金融监管权的科学化央地配置,应当以完善的顶层权力配置为依托,改严格分业式监管为统筹式监管、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关系、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国家救助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等,从而培育强大而稳健的市场机制,从根本上减少市场失灵。
廉晓红[4]（2019）在《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中共党组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制度形式,是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的一个重要制度创造,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非党的组织和机构中得到贯彻执行的重要途径。中共党组的存在以及发展壮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坚强有力的重要抓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和制度保障。本文对中共党组制度的研究置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各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中,通过运用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对中共党组发展情况进行了宏观的历史考察和认真的梳理总结,积极探究中共党组独具特色的发展规律,提出了中共党组发展可以分为提出确立、发展承续、全面建立、弱化撤销、曲折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等六个不同阶段的观点。在中共党组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本文力求厘清中共党组在这个时期发展的脉络,研究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在提出确立阶段,中共党组组织建设先于制度完善的特点非常突出,在中共四大正式提出中共党组的前身——中共党团的概念之前,中共党团就已经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成立了。在发展承续阶段,中共七大正式将中共党团更名为中共党组,开始了中共党组发展的新里程。在全面建立阶段,中共党组与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代背景同频共振,为适应革命战争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掀起了全面建立的热潮。在弱化撤销阶段,受毛泽东几次重要批示的影响,中共党组从全面建立开始走向逐步弱化,最终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政治环境下再无存在和发展的空间而被迫全部撤销。在恢复发展阶段,中共党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构想的影响下,中共党组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党的十三大后经历了再次被撤销的命运,只不过这次撤销范围较小,局限在政府机关的范围之内。1989年政治风波结束后,党中央吸取教训,加强对中共党组的建设,中共党组又逐步走向规范有序的发展道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阶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党中央加强了对中共党组制度的规范化建设,研究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这是第一部完整系统的中共党组制度规定,为中共党组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在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共党组的发展有过坦途,更经历过挫折,有过全面建设的大好形势,更经历过被全面撤销的艰难境地。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艰难曲折的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共党组展现出了异乎顽强的生命力,朝气蓬勃地走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彰显了中共党组制度本身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在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指导下,中共党组必将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完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和制度保障。
陈炳才[5]（2018）在《对中美贸易争端下对外经济政策取向的思考》文中研究指明中美贸易争端下,我们需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不能简单地跟随美国的关税政策走,解决顺差问题的思路也不同于解决逆差。2018年3月至今,中美贸易争端不断升级。时值年中,如何看待中美贸易问题的实质、前景及政策选择?笔者思考如下。避免过度解读贸易战根据以往的经验,美国的经济增长只要在2%以上,欧洲增长1.5%以上,我国出口都会有相对较高的增长。所以对于出口增长,尤其对于欧美出口
郭振江[6]（2015）在《中国旅游产业政策演化及效用评估研究（1978-2014）》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现代旅游业起于外事接待服务的职能转变,由旅游事业走上旅游产业的发展道路;而后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在“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下,政府长期有目的、有计划的引导旅游业的发展方向,经历入境旅游主导、国内旅游逐步重视、出境旅游解禁并蓬勃发展的重点分明的方向性演变,到目前整体上三大市场呈现出三足鼎立、齐头并进、协调发展、相互促进、全面提升的局面。从根本上而言,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与国民可支配收入明显提升激发出国民旺盛的旅游需求,进而促使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这是市场机制的能为;实际上,同时也不可忽视的是政策的调控激励作用,国家与地方政府通过各类有重点、有针对性的政策引导资源配置向旅游产业倾斜,从而激励旅游产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但是政策上的限制却可以一朝解禁,长期被压抑的旅游需求的活力进而被释放,政策给予旅游产业更多的资源配置也是旅游产业快速发展不可或缺的前进动力,旅游产业的发展也离不开政策的扶持。从旅游产业的现实发展而言,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存在不少亟须解决的问题,需要政府政策的进一步作为。故而,加强对我国旅游产业政策的研究,对三十余年旅游产业政策进行研究分析,进而指导未来的政策方向,促进我国旅游产业长远健康发展,是十分有必要的。本研究首先对中国旅游产业政策从时序变化、空间分布、政策主体、政策内容四个方面透视了旅游产业政策的特征;其次,从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出境旅游三个角度切入探讨中国旅游产业政策的演化,并以旅游收入、旅游人次、旅游产业结构等指标来评估国家层面旅游产业政策的效用;再次,以专题的形式对国家层面的重点政策进行分析,在综合各类政策的重要性、连续性以及是否当前热点等特征的基础上遴选假日政策、基金政策、免签政策进行专项研究,并对其政策前景予以展望;最后,对省级旅游产业政策从产业定位、产业规范管理、产业激励三个方面予以研究。有以下结论:（1）中国旅游产业政策在时间和空间的分布存在明显的不均衡特征。就时序分布而言,1988年-1994年同时是国家及省级旅游产业政策的集中高峰期,多类规范性、管理性的旅游产业政策大量出台,国民经济危机时期国家一般会推出高规格的旅游产业激励政策,随之各省响应推出本地区的产业激励政策,并且省级的旅游产业政策呈现出政策高峰的十年间隔周期性特征。就空间分布而言,三大区域的旅游产业政策呈现出东部高、西部次之、中部低的特征,各省旅游产业政策的数量以北京（30）、四川（29）为高、以青海（5）、宁夏（3）为低。（2）旅游产业政策主体广泛且处于不断变迁的状态,随之旅游产业政策的内容呈现多样性。旅游产业政策主体方面,涉及到大大小小的政府部门74个,而且政策主体也在历次改制中不断拆分与重组;国家旅游局是最主要的旅游产业政策主体,参与了623项中430项的制定,但在地位方面却不是最重要的,发改委、财政部在旅游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可能会选择将国家旅游局考虑进来,公安部在发布相关政策时则一般不会考虑国家旅游局。旅游产业政策的内容方面,国家旅游产业政策具有明显的导向性,旅行社的相关政策最多,出入境旅游、外汇、饭店也是国家产业政策关注的重要内容。（3）政府主导型的旅游产业发展迅速,在政策的激励下三大市场都取得了显着的成就,但当前也面临着各自的困境急需进一步的政策予以解决。入境旅游方面,早期在政策的激励下,旅游创汇的作用显现的淋漓尽致,有效的改善了改革开放早期中国国际贸易逆差的局面;国内旅游方面,国内旅游收入与国内旅游人次增长迅速,旅游产业结构也处于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出境旅游方面,国民旺盛的出境旅游需求蓬勃涌出,旅游产业成为严重耗汇的产业,中国跃居成为旅游贸易逆差第一的国家,并且公款出游的情况未得到根本性解决。（4）假日、基金、免签三类影响深远的旅游产业政策的效用参差有别。假日政策方面,国内旅游人次迅猛增长,旅游拥堵依旧,并且传统的节假日“春节”呈现出明显的旅游化特征;并发现国民在长假、旅游流向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偏好,认为在符合旅游者需求特征的旅游供给未取得长足发展的背景下旅游者的旅游偏好导致旅游拥堵现象难以解决。基金政策方面,国家旅游发展基金的合理性、合法性、公开透明度都存在争议,但是一经设置难以废止;近年在国家重视金融支持旅游产业发展的背景下,各省服务于旅游产业的私募基金开始涌现并迅速成长。免签政策方面,国家实行了多种不同类型的签证优待政策,但是对韩国、俄国、美国未实行全面免签或落地签的政策,在国际旅游客源国的竞争中签证政策处于劣势,中国的四大客源国近年出现全面衰退;同时,中国公民享有的签证优待有限,中国公民的出境旅游流向明显受制于签证的现状,中国当前开始致力于提升中国公民在国际中签证优待享有的水平。（5）各省在以政策推动旅游产业发展方面不遗余力,但并不是所有省份都取得预期的成效。产业定位方面,已有22省的国内旅游收入占到地方GDP的10%以上,成为地方经济名副其实的支柱,但也有宁夏（4.93%）、河北（6.97%）相去甚远。旅游市场的规范管理方面,虽然各省都已出台旅游（管理）条例,并可能经历多次修订,但是旅游市场的乱象并没有根本性解决,其中最典型的当属海南省。旅游产业激励政策方面,在入境旅游主导期内,过半制定旅游产业激励政策省份的旅游外汇都有显着的增长;扩内需的背景下,大多数省份的国内旅游收入在政策的激励下增长迅速。
张俊[7]（2012）在《跨境资金流动预警机制与金融宏观调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和预警及根据预警指示作出的金融调控政策的研究对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结售汇制度和跨境资金监管，推进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开拓外汇储备使用的合理性具有重要的意义。“热钱”（国际游资）是跨境资金监测、预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我国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稳定的重要的经济因素，但是“热钱”进入我国金融市场的形式多样性和灵活性而造成监测不准确，难以估量和预警。本文根据“热钱”波动性特点，结合我国国际收支账户项目中稳定性因素，得出监测“热钱”规模的主要指标是：贸易顺差、直接投资净流入、投资收益、境外上市融资调回、外汇储备增量等。根据该规模模型计算出各年的“热钱”规模，然后用该规模数据与GDP、外汇储备、IIP比较，然后通过方差分析得出“热钱”得分模型，根据得分和波动率大小算出预警区间，依据该预警区间进行实时预警。外债预警指标主要是偿债率、负债率、债务率、外债流出和短期占比，本文通过这几个指标做方差分析，估算得分模型，然后根据得分和波动性特点计算区间值，通过该区间进行实时监控与预警，根据预警指示提出金融调控政策。跨境资金流动的国际收支账户中，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的监测与预警，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各个指标预警的主要部分。本文分别建立了经常项目资金流动监测与预警和资本项目资金流动监测、预警机制。通过这些监测、预警体系，对各个指标进行实时预警指示，根据预警指示提出金融调控政策建议。本文通过监测体系、预警体系和调控体系的研究，得出“热钱”预警得分模型、外债预警得分模型、经常项目下资金流动预警模型和资本项目下资金流动预警模型。通过各年数据检验发现预警模型与历年的经济因素具有极大的吻合性。以“热钱”为例，2006年“热钱”预警过少，热钱外流，股票市场价格指数下降；2009年“热钱”预警指示偏多，热钱流入，本年股票市场价格指数上升。通过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结果，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论证了跨境资金流动的金融调控政策主要有：利率政策、汇率政策、政府实时干预和跨境资金制度引导。比如：通过政府干预和贬值政策调节经常项目预警“过少”指示；通过利率政策、汇率政策、政府干预和制度引导调节资本和金融账户预警指示等。
姜铭[8]（2012）在《中国税收征管效率研究》文中指出税收征管效率是税收理论研究和税制改革实践的一个重要课题。受长期计划经济影响，理论界对税收征管效率的研究比较薄弱，税务机关在实际税收征管工作中也忽视了效率问题。本文以完善税收理论和提高我国税收征管效率为目的，建立了税收征管效率评价的混合型DEA模型，在对中国税收征管制度性、法律和技术性、指标性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税收征管效率评价模型的指标体系，对中国税收征管效率进行了全方位、动态的DEA分析，提出了相对有效性改进的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首先，分析了中国税收征管效率的制度性、法律和技术性、指标性影响因素。通过对指标性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认为指标性影响因素可以较好地拟合和解释中国税收征管效率的水平。结合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因素，对中国当前的税收征管效率状况与其他国家进行了比较，认为我国的税收征管效率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总体水平与其他国家相差甚远，需要从经济税源管理、改革机构设置、优化人员配置、降低征管成本、改善技术水平等方面对税收征管效率进行深入研究。其次，讨论单输入输出的相对有效性评价，建立了税收征管投入产出可能集。根据税收征管效率值求解的特点，对经典的数据包络模型进行扩展和改进，分析了税收征管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讨论税收征管成本输入的锥性，建立了税收征管效率评价的混合型DEA模型，并对其加性模型进行了扩展，分析了模型评价的相对有效性改进。然后，依据税收征管的指标性影响因素建立了5个维度的税收征管效率评价模型指标体系。描述了各指标的基础样本数据，对样本数据进行统计检验，排除了时间序列性和多重共线性，降低了指标间的相关性，并对DEA模型的选择进行了说明。分别对各省市国税、地税和整体的税收征管效率进行了DEA有效性分析，并对面板数据进行了动态的有效性评价。认为我国的税收征管效率水平较低且呈现地区性差异；总体效率大多来源于规模效率，属于粗放型增长模式；国税和地税税收征管效率有特征性差异，应针对具体情况进行有效性改进；各维度指标的无效率比存在差异，应对税收征管资源的质量和结构配置进行有效性改进。最后，依据DEA分析结果，从输入和输出两个层面进行了有效性改进，对未达到相对有效的税收征管部门提供了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的建议。认为各维度的改进量和改进方式有差异且存在一定的联系，各省市应根据其税收征管部门相对无效的特点和各维度指标的无效率比科学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税收征管效率改进计划。
韩玉民[9]（2007）在《认真做好新时期外汇管理工作 努力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文中研究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对国际收支问题十分关注。在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必须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从科学发展的高度,指明了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全国外汇管理工作会议上也明确指出,要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努力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因此,我们一定要全面认识和深入领会当前的国际收支形势,全面落实国家外汇管理局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一系列战略部署,认真做好当前的外汇管理工作。
本刊编辑部[10]（2004）在《《青海金融》2004年第1～12期总目录》文中研究说明
二、外汇管理局青海省分局注重加强内控制度建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外汇管理局青海省分局注重加强内控制度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2）统筹发展和安全目标导向下的外汇管理内部审计增值路径与评价标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外汇管理内部审计的功能和定位 |
| （一）改善内部控制 |
| （二）促进风险管理 |
| （三）增加组织价值 |
| 二、外汇管理内部审计为统筹发展和安全发挥增值作用的路径 |
| （一）将统筹发展和安全融入内部审计工作理念 |
| （二）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风险控制作用 |
| （三）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咨询服务功能 |
| 三、外汇管理内部审计为统筹发展和安全发挥增值作用的评价标准 |
| （一）评价标准构建的原则 |
| 1．客观性。 |
| 2．可操作性。 |
| 3．系统性。 |
| （二）评价标准构建的思路 |
| （三）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1．构造判断矩阵。 |
| 2. 指标权量W的计算。 |
| 3. 确定指标总排序权重。 |
| 4. 最终评价指标总排序权重值确定。 |
（3）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理论基础 |
| 一、金融监管的公权力属性 |
| 二、金融监管的正当性理论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的多元与多重 |
| 一、金融监管权主体的多元化 |
| 二、金融监管对象的全覆盖 |
| 三、金融监管内容的系统化 |
| 第三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结构化”性质 |
| 一、国家权力的央地配置 |
| 二、“结构化”视角下的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 |
| 第四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 |
| 一、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根本动因 |
| 二、地方政府金融发展的竞争需要是直接动因 |
| 三、维护金融安全是终极动因 |
| 四、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重要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变迁和现状 |
| 第一节 中央金融监管权模式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9:中央银行“大一统”时代 |
| 二、1979-1992: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与地方监督保障 |
| 三、1992-2003:分业监管与地方干预 |
| 四、2003-至今:分业监管与金融监管协调 |
| 第二节 我国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历史考察 |
| 一、1949 年以来我国权力央地关系的发展 |
| 二、我国金融监管央地关系的变迁 |
| 第三节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现状分析 |
| 一、中央金融监管权配置现实 |
| 二、金融监管权集中配置于中央的弊端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现实 |
| 四、央地双层监管的显着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困境 |
| 第一节 地方金融监管的多重困境 |
| 一、应对传统金融的困境 |
| 二、地方金融监管法律依据普遍缺失 |
| 三、地方监管机构定位不清 |
| 四、应对互联网金融冲击的困境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合法性危机 |
| 一、金融立法现状 |
| 二、现行金融立法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监管央地配置域外模式借鉴 |
| 第一节 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 |
| 一、美国的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二、加拿大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三、美国、加拿大分权型多层监管体制特征 |
| 第二节 集中型单层监管模式 |
| 一、英国金融监管权集权型单层配置模式 |
| 二、德国依托地方银行的地方监管模式 |
| 三、日本中央政府部门行政授权地方监管模式 |
| 四、欧盟合作性金融监管模式 |
| 五、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单层监管模式的特征 |
| 第三节 域外金融监管的比较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域外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 |
| 二、监管权力央地配置模式的决定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制度建构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宏观设计 |
| 一、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价值取向 |
| 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配置目标 |
| 三、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主要原则 |
| 第二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法治化路径 |
| 一、通过法律制度配置监管权力 |
| 二、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权的作用 |
| 第三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主体配置 |
| 一、监管机构配置的基本原则 |
| 二、中央指导下的地方统筹监管模式 |
| 第四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内容配置 |
| 一、厘清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二、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内容 |
| 第五节 配套制度设计 |
| 一、中央从严格分业走向行业统筹 |
| 二、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关系 |
| 三、创造地方金融监管权实现的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五、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共党组的前身——中共党团的提出与确立(1921—1927) |
| 第一节 党团制度的缘起与无产阶级政党组建党团 |
| 一、党团制度的起源 |
| 二、无产阶级政党组建党团 |
| 三、国民党党团 |
| 第二节 中共党团组织的出现与党团制度的正式确立 |
| 一、中共党团组织的出现与基本情况 |
| 二、中共党团制度的正式建立与法理确认 |
| 第三节 中共党团组织出现原因探究 |
| 一、苏联向中国进行革命输出的必然结果 |
| 二、适应中国近代革命斗争实践的必然选择 |
| 三、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奋斗目标不断谋求发展壮大的必然要求 |
| 第四节 早期中共党团组织的功能作用 |
| 一、大力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 |
| 二、为党在农村的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
| 三、积极推动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 |
| 第二章 中共党团的进一步发展与承续(1927—1945) |
| 第一节 八七会议前后中共党团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
| 一、中共党团干事会的成立 |
| 二、八七会议的召开与白色恐怖下的中共党团建设的推进 |
| 三、中央第17号通告对于党团和其他党群组织关系处理的规定 |
| 第二节 在土地革命风暴中的中共党团的发展 |
| 一、中共六大对党团制度的规范与强化 |
| 二、在处理苏维埃与党的关系中的中共党团 |
|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与第一个中共党团制度条例的出台 |
|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党团的调整与加强 |
| 一、全面抗战初期中共党团组织建设政策的调整 |
| 二、皖南事变与中共设置党团政策的改变 |
| 三、抗日根据地内中共党团组织建设 |
| 四、中共七大党章将中共党团更名为中共党组 |
| 第三章 中共党组的全面建立(1945—1954) |
| 第一节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组的发展 |
| 一、中共党组在解放区政府和群团组织中的逐步设立 |
| 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组相关制度规定 |
| 三、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组发展的特点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党组的全面设立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央政权系统中普遍设立中共党组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地方政权系统中设立中共党组 |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群众团体系统中设立中共党组 |
| 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共党组建设特点 |
| 第四章 中共党组的逐步弱化与撤销(1954—1977) |
| 第一节 毛泽东的批示与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召开 |
| 一、毛泽东的批示对政务院党组运转机制的影响 |
| 二、政务院党组干事会的更名与撤销 |
| 三、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与中共党组设置的变化 |
| 第二节 中共八大召开后中共党组的弱化 |
| 一、中共八大党章关于中共党组的规定 |
| 二、中央财经、政法等5个小组的成立 |
| 三、政府部门和群团组织党组改建为党委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党组的撤销 |
| 一、中央国家机关和群团组织中共党组的撤销 |
| 二、在中共九大党章中取消关于中共党组的规定 |
| 第五章 中共党组在曲折中继续发展(1977—2012) |
| 第一节 中共党组的重新恢复 |
| 一、十一大党章恢复对中共党组设置的规定 |
| 二、在政权系统和群团组织中中共党组的恢复设置 |
| 三、十二大党章对中共党组设置的系统规范 |
| 第二节 中共党组的再次撤销 |
|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政治体制改革 |
| 二、党的十三大的召开与中共党组的再次撤销 |
| 第三节 中共党组的重新建设与发展 |
| 一、1989 年政治风波与中共党组的重新建设 |
| 二、十四大党章对中共党组规定的修改 |
| 三、党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首次提出 |
| 第六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党组的新发展(2012 年至今) |
| 第一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党组的守正创新 |
| 一、十八大党章中有关中共党组的规定 |
| 二、《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的出台 |
| 三、两个与中共党组相关规则办法的制定 |
| 四、中共党组、部门党委、机关党委等的区别 |
| 第二节 党的十九大后中共党组的创新发展 |
| 一、十九大党章中有关中共党组的规定 |
| 二、《党组讨论和决定党员处分事项工作程序规定(试行)》的出台 |
| 三、《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的正式颁布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共党组发展的原因探究 |
| 一、为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提供重要组织制度保障 |
| 二、新时代推进和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 |
| 三、适应了新时代中共党组制度自身规范建设的现实需要 |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共党组的作用发挥 |
| 一、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中的作用发挥 |
| 二、在重要经济组织中的作用发挥 |
| 三、党组性质党委的作用发挥 |
| 四、在人民团体和文化组织中的作用发挥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对中美贸易争端下对外经济政策取向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避免过度解读贸易战 |
| 把握美国贸易战的目的 |
| 贸易争端下的政策建议 |
（6）中国旅游产业政策演化及效用评估研究（1978-201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全球旅游产业的政策需求 |
| 1.1.2 “政府主导”发展模式下的中国旅游产业与政策现状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旅游产业政策研究进展 |
| 1.2.2 国内旅游产业政策研究进展 |
| 1.2.3 研究述评及空白点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内容 |
| 1.3.4 研究技术路线 |
| 2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的建立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政策科学理论 |
| 2.1.2 市场失灵理论 |
| 2.1.3 产业经济学理论 |
| 2.1.4 公共经济学理论 |
| 2.1.5 旅游经济学理论 |
| 2.2 概念界定 |
| 2.2.1 政策 |
| 2.2.2 旅游政策 |
| 2.2.3 旅游产业政策 |
| 2.2.4 相关概念辨析 |
| 2.2.5 本研究的概念口径 |
| 2.3 旅游产业政策理论框架 |
| 2.3.1 陈友华旅游政策分类 |
| 2.3.2 沈姗姗旅游产业政策体系 |
| 2.3.3 魏小安旅游产业政策体系 |
| 2.3.4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
| 3 中国旅游产业政策统计特征及分析 |
| 3.1 政策统计口径与数据来源 |
| 3.2 旅游产业政策的时序分析 |
| 3.2.1 国家旅游产业政策的时序变化 |
| 3.2.2 省级旅游产业政策的时序变化 |
| 3.2.3 国家、省级旅游产业政策的时序交互变化 |
| 3.3 旅游产业政策的空间分析 |
| 3.3.1 三大区域旅游产业政策的空间差异 |
| 3.3.2 省级旅游产业政策的空间差异 |
| 3.4 旅游产业政策的政策主体 |
| 3.4.1 政策主体的演进变迁 |
| 3.4.2 旅游政策主体情况 |
| 3.5 旅游产业政策的内容和形式 |
| 3.5.1 旅游产业政策的内容 |
| 3.5.2 旅游产业政策的形式 |
| 3.6 旅游政策的特点 |
| 3.6.1 政策主体广泛 |
| 3.6.2 政策目标多元 |
| 3.6.3 政策工具形式多样 |
| 3.7 中国旅游政策的制定与形成 |
| 3.7.1 旅游局的组织职权与演变 |
| 3.7.2 旅游政策的制定与协调 |
| 4 国家层面旅游产业政策演化及效用评估 |
| 4.1 入境旅游视野下的旅游产业政策 |
| 4.1.1 旅游产业政策方向 |
| 4.1.2 旅游产业政策重心 |
| 4.1.3 旅游产业政策效用评估 |
| 4.2 国内旅游视野下的旅游产业政策 |
| 4.2.1 旅游产业政策方向 |
| 4.2.2 旅游产业政策重点 |
| 4.2.3 旅游产业政策效用评估 |
| 4.3 出境旅游视野下的旅游产业政策 |
| 4.3.1 政策的尝试与出境旅游的缘起 |
| 4.3.2 政策的开放与出境旅游的爆发增长 |
| 4.3.3 政策的限制与因公出境 |
| 5 重要政策演化及效用评估 |
| 5.1 假日政策 |
| 5.1.1 假日政策改革历程 |
| 5.1.2 “多黄金周”长假下的旅游业 |
| 5.1.3 “假日改革”以来的旅游业 |
| 5.1.4 国民偏好的视角解读假日拥堵 |
| 5.2 旅游基金政策 |
| 5.2.1 国家旅游发展基金政策历程 |
| 5.2.2 旅游基金的遍地开花 |
| 5.2.3 旅游基金的争议与展望 |
| 5.3 免签政策 |
| 5.3.1 国际旅游目的地国家的免签政策竞争 |
| 5.3.2 中国签证政策变迁（1978-1999） |
| 5.3.3 免签与中国的入境旅游 |
| 5.3.4 免签与中国公民的出境旅游 |
| 6 省级旅游产业政策演化及评估 |
| 6.1 支柱产业政策定位 |
| 6.1.1 旅游产业定位为支柱产业的缘起 |
| 6.1.2 省级旅游产业定位政策演进 |
| 6.1.3 省级旅游产业定位政策评估 |
| 6.2 旅游管理条例演进的视角 |
| 6.2.1 旅游管理条例的背景 |
| 6.2.2 各省旅游管理条例的演进 |
| 6.2.3 各省旅游管理条例内容分析 |
| 6.2.4 旅游管理条例下的旅行社现状 |
| 6.3. 促进加快类旅游发展政策的视角 |
| 6.3.1 旅游产业激励政策的缘起 |
| 6.3.2 各省旅游产业激励政策的演进 |
| 6.3.3 各省旅游产业政策的内容侧重 |
| 6.3.4 各省旅游产业政策的效用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创新之处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跨境资金流动预警机制与金融宏观调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回顾 |
| 1.2.1 关于跨境资金流动渠道的研究 |
| 1.2.2 关于预警指标体系选择的研究 |
| 1.2.3 关于波动性的研究 |
| 1.2.4 关于预警模型的研究 |
| 1.2.5 关于跨境资金调控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点 |
| 2 跨境资金流动与金融宏观调控理论分析 |
| 2.1 “热钱”理论分析 |
| 2.1.1 热钱流动的方式 |
| 2.1.2 热钱流动的主体 |
| 2.1.3 热钱流动的方向 |
| 2.1.4 热钱预警情况 |
| 2.1.5 热钱流动的影响 |
| 2.2 跨境资金流动理论分析 |
| 2.2.1 国际收支及国际收支平衡理论 |
| 2.2.2 汇率及其汇率决定理论 |
| 2.2.3 国际资金流动及其危机理论 |
| 2.3 跨境资金流动的金融宏观调控理论分析 |
| 2.3.1 国际收支调节理论 |
| 2.3.2 汇率管理理论 |
| 2.3.3 危机管理理论 |
| 3 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的现实分析 |
| 3.1 国际收支监测体系 |
| 3.1.1 国际收支数据收集 |
| 3.1.2 国际收支监测、检查制度 |
| 3.1.3 国际收支报告制度 |
| 3.2 跨境资金收付监测体系 |
| 3.2.1 经常项目下跨境资金收付统计、监测与报告 |
| 3.2.2 资本项目收付汇统计与监测 |
| 3.3 跨境资金结售汇监测体系 |
| 4 我国跨境资金流动预警机制的建立 |
| 4.1 “热钱”流动预警体系的建立 |
| 4.1.1 热钱流动净额的估算模型 |
| 4.1.2 热钱流动净额预警指标体系 |
| 4.1.3 热钱流动净额的预警模型 |
| 4.1.4 热钱流动净额预警模型的实证分析 |
| 4.2 外债预警体系的建立 |
| 4.2.1 外债预警指标体系 |
| 4.2.2 外债预警模型的建立 |
| 4.3 经常项目资金流动预警体系的建立 |
| 4.3.1 经常项目资金流动预警指标选择与预处理 |
| 4.3.2 经常项目资金流动预警模型的建立 |
| 4.4 资本和金融账户资金流动预警体系的建立 |
| 4.4.1 资本和金融项目下跨境资金流动预警指标体系选择与处理 |
| 4.4.2 资本和金融项目下跨境资金流动预警模型的建立 |
| 5 跨境资金流动预警的金融调控建议 |
| 5.1 热钱的金融调控政策建议 |
| 5.2 外债的金融调控政策建议 |
| 5.2.1 外债监测、预警结果 |
| 5.2.2 外债的宏观调控政策建议 |
| 5.3 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下资金流动的金融调控政策建议 |
| 5.3.1 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下资金流动监测、预警的结果 |
| 5.3.2 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下资金流动的金融调控政策建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8）中国税收征管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4 研究方法 |
| 1.5 逻辑结构 |
| 第2章 基本理论 |
| 2.1 税收征管的理论内涵 |
| 2.1.1 税收管理、税收征管和税务管理的概念辨析 |
| 2.1.2 对本文税收征管及其效率的理论界定 |
| 2.2 税收征管效率的系统理论构建 |
| 2.2.1 传统的税收征管系统及其局限性 |
| 2.2.2 系统论视角下的税收征管系统及其子系统的构建 |
| 2.2.3 对税收征管系统的有效性控制 |
| 2.3 税收征管效率评价理论及其选择 |
| 2.3.1 目前税收征管效率评价的常用方法及其局限性 |
| 2.3.2 本文所采用的 DEA 法及其优点 |
| 2.3.3 DEA 基本理论概述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1 制度性影响因素及其改革评析 |
| 3.1.1 税收专管员制度 |
| 3.1.2 征管查三分离的税收征管模式改革 |
| 3.1.3 税收征管效率评价制度改革 |
| 3.1.4 制度改革的成果及其问题 |
| 3.2 法律和技术性影响因素的完善与不足 |
| 3.2.1 税收征管法律体系全面完善 |
| 3.2.2 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 |
| 3.2.3 法律和技术性影响因素评析 |
| 3.3 指标性影响因素的选取及其拟合 |
| 3.3.1 模型选择 |
| 3.3.2 指标性影响因素对税收征管效率的拟合 |
| 3.3.3 经济学分析 |
| 3.4 指标性影响因素分析 |
| 3.4.1 经济税源状况 |
| 3.4.2 机构设置状况 |
| 3.4.3 人员构成状况 |
| 3.4.4 税收征管成本状况 |
| 3.4.5 技术投入分析 |
| 3.5 各国税收征管效率的比较分析 |
| 3.5.1 宏观税负水平分析 |
| 3.5.2 部门设置合理度有一定差距 |
| 3.5.3 人员配置不合理且业务素质较低 |
| 3.5.4 税收征管成本严重偏高 |
| 3.5.5 信息技术投入低且结构不合理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税收征管效率评价模型的构建 |
| 4.1 单输入输出的 DEA 有效性评价 |
| 4.1.1 税收征管的投入产出函数 |
| 4.1.2 多个 DMU 的投入产出可能集 |
| 4.1.3 对税收征管投入产出函数的讨论 |
| 4.1.4 税收征管效率的 DEA 有效性及其特征 |
| 4.2 税收征管效率的 C~2GS~2模型及其改进 |
| 4.2.1 多输入多输出下税收征管投入产出可能集的构造 |
| 4.2.2 税收征管效率的 C~2GS~2模型及其前沿面上的投影 |
| 4.2.3 C~2GS~2模型对纯技术效率求解的局限性及其改进 |
| 4.2.4 税收征管的狭义技术进步率 |
| 4.3 税收征管效率的 CR2模型及其改进 |
| 4.3.1 DEA 有效 C~2GS~2与 CR286 |
| 4.3.2 税收征管效率的 CR2模型及其锥性 |
| 4.3.3 税收征管最优效率评价指数 |
| 4.3.4 CR2模型求解的局限性及其改进 |
| 4.3.5 税收征管的规模效率分析 |
| 4.4 税收征管效率的混合型 DEA 模型(M)建模 |
| 4.4.1 经典模型的锥性 |
| 4.4.2 混合型 DEA 模型及其扩展 |
| 4.4.3 使 DMU 变为 DEA 有效(M)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税收征管效率的 DEA 分析 |
| 5.1 模型分析指标体系 |
| 5.1.1 现行评价指标存在的问题 |
| 5.1.2 指标设置原则 |
| 5.1.3 模型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基础数据描述 |
| 5.2 数据处理及评价模型的应用 |
| 5.2.1 面板数据的录入 |
| 5.2.2 样本数据的相关性处理 |
| 5.2.3 评价模型的应用 |
| 5.3 基于混合型 DEA 模型(M)的中国税收征管效率分析 |
| 5.3.1 各省市国税系统税收征管效率的 DEA 分析 |
| 5.3.2 各省市地税系统税收征管效率的 DEA 分析 |
| 5.3.3 各省市动态税收征管效率的综合评价 |
| 5.4 DEA 结果的经济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税收征管效率的有效性改进 |
| 6.1 改变税收收入增长方式 |
| 6.2 加强经济税源管理 |
| 6.2.1 规范经济税源管理流程 |
| 6.2.2 建立经济税源综合治理的网络体系 |
| 6.2.3 强化经济税源管理的制度建设 |
| 6.3 改革机构设置体系 |
| 6.3.1 建立和完善地方税体系 |
| 6.3.2 按实际状况合理设置税务机构 |
| 6.3.3 设立扁平化税收征管机构 |
| 6.4 改善人员状况 |
| 6.4.1 提高税收征管人员素质 |
| 6.4.2 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
| 6.4.3 建立激励约束机制 |
| 6.5 降低征管成本 |
| 6.5.1 降低税收征管成本的税制优化 |
| 6.5.2 加强税务机关和人员的成本意识 |
| 6.5.3 改善税务系统财务管理制度 |
| 6.5.4 强化税务稽查 |
| 6.5.5 完善税务代理制 |
| 6.6 优化技术投入 |
| 6.6.1 信息化建设的一体化整合 |
| 6.6.2 合理配置硬件资源 |
| 6.6.3 加强软件的设计和开发 |
| 6.6.4 提高基础数据的质量 |
| 6.6.5 加强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 |
| 6.7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外汇管理局青海省分局注重加强内控制度建设（论文参考文献）
- [1]砥砺奋进七十载 奋楫扬帆再出发——青海省海西州金融业发展回顾[J]. 胡冰,严虎. 青海金融, 2021(12)
- [2]统筹发展和安全目标导向下的外汇管理内部审计增值路径与评价标准研究[J]. 徐如祥,张媛玲. 中国内部审计, 2021(11)
- [3]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D]. 李其成.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4]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历史考察[D]. 廉晓红.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5]对中美贸易争端下对外经济政策取向的思考[J]. 陈炳才. 中国外汇, 2018(15)
- [6]中国旅游产业政策演化及效用评估研究（1978-2014）[D]. 郭振江. 河南大学, 2015(07)
- [7]跨境资金流动预警机制与金融宏观调控研究[D]. 张俊. 山西财经大学, 2012(12)
- [8]中国税收征管效率研究[D]. 姜铭. 燕山大学, 2012(10)
- [9]认真做好新时期外汇管理工作 努力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J]. 韩玉民. 青海金融, 2007(03)
- [10]《青海金融》2004年第1～12期总目录[J]. 本刊编辑部. 青海金融, 2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