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清时期汉口商业文化探略（论文文献综述）
张舒[1]（2021）在《清代万里茶道述论》文中认为万里茶道是继丝绸之路后,清代兴起的一条从中国内地到欧洲腹地的万里国际茶叶商道。这条茶道以山西商人为主,其兴起伴随着广阔的市场需求、雄厚的资本和高额利润。入清后,随着中俄《恰克图界约》的签订,中俄通商由恰克图边境贸易,逐渐发展到深入俄境。在中俄贸易活动中,山西商人以市场为主导,实施产购运销一条龙,以质量为前提打造商品品牌,金融机构票号与经营机构茶庄相结合,商业竞争中重视地方习俗以取得先机、以人力股调动员工积极性的激励机制,将万里茶道的贸易推向繁荣。但是随着清朝国运衰落和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在经营活动中挤压华商,万里茶道最终走向了衰落。尽管如此,清代万里茶道在连接欧亚大陆人文交流、推动中俄蒙经济发展和促进城镇兴起的历史,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姝[2]（2020）在《清代女性观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女性观剧是女性参与戏曲活动的一个重要面相,举凡与女性观剧活动相关的一系列社会文化现象均属本文研究的范畴。女性观剧现象既增添了戏曲接受的女性视角,又丰富了古代妇女研究的戏曲视角,是对戏曲领域的性别关照,也是性别研究中的戏曲维度,具有双重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清代女性观剧研究围绕谁在看?在哪看?怎么看?看什么?能不能看?看了以后会怎样?人们如何看待女性观剧现象?等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在大量搜集整理与女性观剧现象相关的文献史料、文物遗存和民俗口述史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戏曲学、女性学、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文献学等研究方法和理论,对清代女性观众类型及观剧需求、观剧场所及设施、观剧习俗、观剧内容、社会各界对待女性观剧的态度等方面,作一系统地梳理和研究。第一章围绕谁在看的问题,从戏曲受众的角度,将清代女性观众分为宫廷、仕宦、平民、青楼、其他女性类型,并就每一类女性观众自身的特点及其对戏曲发展的影响做了探讨。从清代女性的生存状态、社会家庭角色和实际需求出发,探讨女性观剧的交际、娱乐、追星、服装展示等观剧需求。认为娱乐和交际需求是女性观剧的普遍需求,而女性靓装炫服的观剧行为,在古代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下,具有特殊的性别含义。是女性获取更多社会资源的有效途径。而女性观众对于不同性别伶人的追捧,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正是多种观剧需求共同促成了清代女性观剧的盛行。第二章围绕在哪看的问题,就清代女性观剧场及设施进行了探讨。认为女性与男性同观时,是共用一个剧场空间,特殊之处在于,各类剧场中均设置了供女性观剧的专门设施。尤以神庙剧场所存看楼,看台,女台、女厂、女亭等保存完整。女性观剧设施创设的原因,既是剧场性增强,对女性观剧行为的重视的结果,也有严男女之大防、照顾女性及牟取利益等考虑。高平市良户村田宅专门女眷观剧场所的遗存,为我们探讨明清时期女性垂帘观剧现象及剧场的历史变迁提供了实物依据。清末北京金鱼胡同尼庵演剧的女性专场,尼庵作为一个特殊的女性观剧空间,则表现出受到女神信仰与生殖崇拜影响的特征。第三章围绕怎么看的问题,就清代女性观剧的定戏、点戏、看戏、赏赐、禁忌习俗进行了探讨。认为女性观剧习俗深受传统礼教和社会性别制度对女性制约的影响,各个环节均呈现出不同于男性观剧习俗的复杂面貌,尤以女性观剧禁忌习俗表现鲜明,女性观剧禁忌是女性禁忌与戏曲禁忌双重标准的结合,根源在于女性特殊生理特征而产生的普遍的“厌女情结”和“女性不洁”之观念。河南新安芦院村禁忌女性观剧年龄碑刻的发现,禁忌15-50岁女性白天观剧的规定,可以看出受到女性月经禁忌和生育禁忌的影响明显。第四章围绕看什么的问题,就女性观剧内容进行探讨。女性受教育程度、个人出身、审美趣味等差异,决定了女性观剧内容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但是女性作为同一性别群体,观剧内容上又存在很大的普适性。另外,文献中对女性观剧内容的载录,又呈现出基于性别、阶层差异的种种不均衡性。第五章围绕社会各界对女性观剧的态度进行讨论,大致分为反对与排斥,支持与赞同、犹豫与矛盾、中立与客观四种态度。本文就持不同态度的各类人群的身份、目的、社会因素及个体因素等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持反对态度的多从维持风化的目的出发,而持赞同态度的多出于一些开明人士对妻女等的宠溺和孝亲角度考虑,持犹豫态度者多与自身的特殊社会身份有关,而外籍来华人员,对女性观剧多客观中立。
赵士第[3]（2020）在《明清徽州医者与地方社会》文中提出徽州“新安医学流派”自南宋肇始,至明代大发展,到清代达到顶峰,名医辈出、医籍丰富,至今已在中国中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以明清时期的徽州医者群体为研究对象,从四个方面对医者群体进行剖析。徽州能形成强大医者群体的原因,包括徽州地区的自然因素、文化因素、商业因素、教育因素、政治因素等。这些因素汇集导致民间医者兴起,徽州中医逐渐成为强大的医学流派。明清时期徽州医者从医的原因,包括世代为医,维持生计;明清鼎革,拒不仕清;异人授业,得其秘方;隐居不仕,厌倦政治;儒（宦）而好医,养生行善;科举不售,弃儒就医;家庭变故,习医奉亲;立志学医,救济天下等八种原因,并且将医者分为主动习医和被动习医,分析习医的动机,从而考察明清时期医者的社会地位。医者的社会地位在明清时期很难上升,与儒有着较大的差距,医者从医大部分只是为了谋生,类似“功同良相”之类的话语不过是文人为医者贴金的溢美之词。徽州医者的社会网络,即医士和医商两个社交圈的形成。医者通过结社、探讨文学、切磋医术、诊病等方式结交士大夫,为其医名流传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另外,医者通过结交商人,为其医籍刊刻和患者资源、医名传播也争取了主动。医者的社会网络对医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医者在地方事业中的贡献和功用,包括诊治疾病、救灾、参与基础设施的建设、施米给药、促进正确的医疗观念、医学教育等,并且在徽州千年不遇的咸同兵燹中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可以说在地方上有名望的“儒医”阶层的兴起,促使其在地方事务上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李薇[4]（2020）在《明清时期山陕会馆崇拜体系及其伦理意涵研究》文中认为明清时期的山陕商人,为了推进他们的商贸事业,在经商各地捐资修建了数量众多的山陕会馆,并将敬神庥作为会馆的基本功能之一。但是,对于明清山陕会馆崇拜体系,以及这种崇拜体系所体现的伦理思想,无论是中国思想史研究抑或是明清会馆史研究,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以往的山陕会馆神只崇拜研究仅是从商人祈福免灾的角度,探讨了山陕会馆神只崇拜产生的原因,人们几乎没有将山陕会馆神只崇拜放到明清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从而无法揭示山陕会馆崇拜体系及其伦理意涵。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出现了士向商靠拢与商向士看齐上下交互移动导致士商合流的出现。在这种士商合流背景下,儒家欲通过“化俗为任”,将儒家的伦理思想向商贾靠拢而世俗化为指导商业活动的行为规范;而商贾通过向儒家看齐欲将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升到思想体系的高度,在这种双向需求和彼此互动中,商业伦理的出现就成为了可能。而明清时期儒释道的三教融合以及世俗化发展路径,也为明清时期商业伦理的出现提供了思想来源。因此明清时期工商会馆特别是山陕会馆所以将敬神庥作为会馆功能的第一要务,不仅是为了满足商人们祈福免灾和联络乡情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是适应明清时期儒家伦理世俗化的需要,是通过神只崇拜的宗教信仰方式唤醒商人们的人格自尊与职业自觉,促使明清时期的中国商业走上规范化、伦理化的发展道路。就山陕会馆而言,形成的是以关公崇拜为主、道教佛教崇拜为辅的崇拜体系。关公作为会馆的主祭之神,是宋代以来关公崇拜日渐兴盛的表征,然而山陕会馆的崇拜关公,除为山陕商人护持财富外,更重要的是山陕商人以关公为亲缘关系,甚为敬爱。其次,关公在《三国演义》中被塑造的忠义仁勇伦理特质,也是儒家伦理观念的下落,是明清时期士商合流的“契合点”。再次,关公因具有一定的超验力,又可保证赏善惩恶的公正,对于商人的利益有重要的保障作用。总之,关公作为山陕会馆的崇祀主神,体现了作为世俗化的神灵在商人心中的价值,这较之于超脱性的佛道更应和了当时的整个精神氛围。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还将道教崇拜导入其中,这不但表现在对道教神只的崇拜上,还表现在对会馆的选址、会馆的布局等体现着道教思想的诸多方面,而山陕会馆的道教崇拜又将道教的道法自然呈现以“尊道贵德”的伦理意涵,以此形成山陕商人“利而不害”的经营理念和“生活简朴”的生活观念。山陕会馆还将佛教崇拜导入会馆的崇拜体系之中,山陕会馆的佛教崇拜主要通过会馆对佛教神只的崇拜、会馆戏楼屋顶的神龛佛像、会馆聘请的主持僧等方面表现出来,并以佛教“善恶果报”的伦理观念,规劝山陕商人惩恶扬善。而山陕会馆的行业神崇拜,对山陕商人在实际的商业经营中更起到了德业相劝和德业自律的作用。正因为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是以关公崇拜为主、以道教佛教崇拜为辅的崇拜体系,因此就使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呈现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特点。但在山陕会馆这种“三教合一”的崇拜体系之中,“三教”之间并不是平分秋色,形成的是以儒家崇拜为主、以道教和佛教崇拜为辅的序列层级崇拜体系。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为山陕商人提供了市场行为必需遵循的伦理标准和经商业贾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因此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对于安抚山陕商人异地经商的不安心理、对于促进商贸活动的和顺发展以及维护山陕商人的共同利益具有抚慰、激励和向心的功能。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还发挥着文化融合与文化认同作用。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文化融合作用主要表现为对同籍文化、异籍文化和客地文化的融合,而在对异籍文化的融合中突出的方面就形成了关公崇拜社区信仰中心和关公崇拜祭祀文化圈。而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文化认同旨在说明明清时期由于士商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山陕会馆神只崇拜体系之下的山陕商人所具有的文化自觉和山陕商人对商业风险的正确认识。
陈佳丽[5]（2018）在《传播与流变 ——媒介视野下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1840-1937）》文中认为知识是时间延续的问题,它在川流不息的时间中进行传承;知识的流通并非单向度传递,它在不同的时空中进行传播;知识拥有不同的面貌,新旧知识之间往往存在着矛盾。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媒介都可能为知识传承发挥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媒介或许能为看待历史提供新的思考与视野。通过媒介,能将此处与彼处相连接形成社会,将过往与当下相连接形成延续。于是媒介如何将新知识传递扩展到更宽广的空间,便被赋予了新意义。熟悉并认同陌生的知识或许是关于传播的问题。西方卫生知识与其他知识不同,社会变革使它上升至关乎社会文明、国家兴盛、种族存亡的层面,进而完成由外来知识到常识准则的演变。从卫生史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待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多关注卫生的政治性,或卫生是非对错的讨论。但值得思考的是,如若将西方卫生知识放置到传播过程中去探讨,便会发现其他值得讨论的问题。当有悖于传统知识体系的西方卫生知识传入时,媒介扮演了什么角色?时人因何理由、经由何种媒介接受了这种陌生的知识?其中是否存在争论?知识的传播者如何使它被信任?本文的主旨便是讨论近代中国媒介环境的变化与西方卫生知识生产流通之间的关系。全文按时间顺序铺成,以不同的媒介环境为分期,探寻每个社会阶段媒介对西方卫生知识传播产生的影响。将西方卫生知识的传播过程放在政治变革和技术发展的整体背景中去看待,阐述新知识经过何种媒介传入中国并落地生根,进而探究媒介与知识、媒介与社会等诸多层面的关系。根据媒介学理论对媒介的解释,每一章节阐述不同的媒介形态对知识的影响。具体分为译着对明清时期西方卫生知识输入的作用、新教传教士创办的新机构与西方卫生知识的建立、报刊对西方卫生知识的塑造、新式出版环境对西方卫生知识的普及四个阶段。依托史料,从媒介环境的视野揭示作为外来知识的西方卫生知识逐步成为国人常识的过程。通过具体论述可以发现,不同的媒介形态呈现出西方卫生知识不同的面貌,它表现为处方和就医环境、政治观点、新政实践、行为准则……耶稣会士翻译的译着使知识局限在特定阶层,内容以西方古典医学知识为基础;新教传教士创办的新机构使知识摆脱空间限制和阶层局限流传开来,内容集中在用水、环境与防疫方面;现代报刊呈现了知识精英将西方卫生与民族、文明、国家相关联的过程,传统知识改造与西方知识认同同步;教科书等出版物和视觉媒介将知识精英与政府机构挑选的知识普及给民众,最终成为国民认知的现代卫生常识。总体而言,每一种新的媒介都会带来新的环境。将媒介的政治经济属性与知识的社会属性相连接,便会发现不同知识间此消彼长。当媒介史、知识史与社会变革等时空背景在一起时,媒介形态演变与叠加所带来的变化,使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演变过程更为清晰。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媒介史的视角来看待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生产流通的过程。第一,通过对大量报刊、书籍等史料的爬梳,展现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实际上是知识、媒介、社会等因素多重交织的过程,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选择、融合、遗失的相互关系;第二,从媒介与知识普及的角度出发,看待历史情景中的媒介实践,丰富健康传播史相关研究。
王杨红[6]（2018）在《从朝贡到早期订约交涉：中—暹关系的变迁（1782-1914）》文中研究说明1782-1914年是中—暹关系由传统朝贡体制向近现代外交变迁的时期。对这一转变历程的研究,不仅是深刻明晰、探讨两国关系的需要,还是抚今追古,继往开来,为当下两国乃至中国—东南亚关系提供借鉴的应有之义。1782年曼谷王朝建立后,拉玛一世不断遣使清廷,使中—暹传统朝贡关系得以延续并不断发展。此后直至鸦片战争前,拉玛二世、三世先后遵照执行,努力维持朝贡关系,不曾更易。但鸦片战争后,两国朝贡关系面临变局,开始疏离、中衰。1853年6月使团遇劫事件后不及两年,包令条约签订,暹罗被西方列强敲开大门,而蒙固王对中—暹关系的看法亦有所转变,两国朝贡关系就此中断。对于1862-1888年广东、福建地方官的数次催贡,暹廷均采取模棱两可的拖延策略,为此甚至提出并坚持改道天津进贡的建议。但这一路线与传统朝贡体例不符,为清廷所拒绝。至1893年,在北榄事变的催化下,清廷以承认暹罗独立的方式,终结了两国的朝贡关系。两国朝贡关系中断后,订约设领之议亦在中国萌芽、成形。受1906年那空猜西亲王访华影响,基于彼此互为独立国的中—暹订约呼声开始高涨,其目的在于保护华人。1907年杨士琦访暹拉开了中—暹订约交涉的序幕。杨氏返国后,1908年两国驻法公使开始交涉订约事宜。但双方在华人问题上针锋相对,清廷欲设领保护华人,暹廷却认为华人乃本国国民,无需中国保护,订约交涉遂陷入僵局。1909年3月28日,清廷颁布以血统主义为原则的国籍法;1913年4月10日,暹廷颁布同时采用血统主义与出生地主义的国籍法,与中国国籍法存在根本差异。这使得暹罗华人“双重国籍”问题明朗化。1910年曼谷华人罢工、1910-1913年暹罗中华总商会申请立案,均让暹罗政府意识到中国势力介入的可怕。1914年拉玛六世所着《东方犹太》的问世,则意味着暹罗政府强力管理、同化华人的肇始。“华人问题”自此成为两国订约交涉的焦点和痼疾所在。
陈艳君[7]（2018）在《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文中指出悠久的社会历史、丰富的自然资源、发达的商品经济和传统手工业为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奠定了历史基础。清末民国时期,人地矛盾造成的生存压力及政府的提倡推动了皖南手工业在传统基础上向近代转型。本文综合运用历史文献学方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及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分析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的历史基础与驱动因素,考察技术转型、组织形式的近代化、结构变革、转型的特征、有限突破,客观总结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力图复原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的历史图景,为皖南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借鉴。皖南手工业的技术转型主要包含技术科学化和科学技术化两个方面。手工业由经验型技术向科学型技术转型的技术科学化不仅表现为手工业文本数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文本中科技含量的增加方面,尤其以制茶业、纺织业和文房四宝业最为显着。随着手工业技术逐渐由经验型上升为科学理论型,其技术传承方式和操作方式都发生了转变,主要体现为新式职业技术教育的兴起和生产设备的革新。新式职业技术教育在学科设置上不断细化,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生产设备的革新以安庆土布业的生产工具改良、芜湖碾米业的新式动力设备引进及向机器生产的转化最为引人注目。生产工具的改良、新式动力机器的引进以及向机器生产的转化,使皖南手工业在生产力形态上与传统手工业区别开来。皖南手工业的组织形式转型主要包括生产组织形式和行业组织形式两个方面。在生产组织形式方面,以家庭手工业、手工作坊和工场以及合作制最为突出。家庭手工业在近代皖南尤其是乡村地区广泛存在,并逐渐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状态,与市场联系日益密切,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在家庭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作坊、工场手工业大量涌现,行业分布广泛,大多规模较小,小本经营,内部分工明确,促进了手工业的专业化发展。在合作制手工业方面,祁门茶叶合作社是典型代表。然而,由于在实际业务的进行过程中过多注重“运”、“销”环节,对“产”、“制”环节的关注明显不足,银行和洋商趁机取巧图利,成为最终受益者,忽视了最底层的茶农的利益,也就不可能改良茶叶品质,更不可能复兴红茶。在手工业行业组织形式方面,传统行会逐渐被新兴同业公会及工会代替。在劳资纠纷中,代表雇主的同业公会与代表雇工的工会的团体谈判,大多能达成团体协议。即便不能达成一致,在第三方的调处下,也能减少对抗,促进纠纷解决,有利于手工业生产的稳定与发展。但同业公会及工会处在政府的严密监管中,只是披上了新式行业组织的外衣,传统行业组织的积习依然存在。在洋货以及国产机制品的冲击下,皖南手工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改变,行业结构变革加剧。首先,纺纱业、染料业、炼钢业、制丝业等传统行业在机器工业的冲击下逐渐衰落。其次,机器工业对传统手工业的冲击具有局部性和复杂性,织布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烟业等传统行业在机器工业的冲击下守住部分市场份额而继续艰难发展;铁、铜、锡器制造业,竹木加工业,砖瓦业,石业,陶瓷业等传统行业未受到机器工业的冲击而徘徊于固有轨道;徽墨业、宣纸业、舒簟业及罗经业等传统特色行业在时代的变迁中勉力维持。再次,皖南手工业获得了发展的新机遇,以祁红为代表的出口型手工业深受国际市场主导和影响;针织、铅石印刷、皂烛、火柴、化妆品等新兴行业从国外引进后与皖南实际相结合而改用手工生产。因此,除少数传统行业走向衰落,近代皖南手工业还是有所发展的,一些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设备、生产原料及产品品种等进行了改良和革新,不断增强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尤其是各地出现了一些新的行业,出现了某些近代因素。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彰显出总体发展迟缓及不平衡的特征。首先,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在技术科学化、技术传承方式、技术操作方式等方面均明显滞后于苏南地区,苏南在文本数量及科技含量、实业教育及职业教育、机器化或半机器化的规模及程度等方面相对于皖南占据优势。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区位与交通条件、社会力量的推动、基础电力工业的支持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其次,具体到皖南区域内部,鲜明地显现出转型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既表现在地域和行业上,也表现在生产者身份的主体化与技术的边缘化、外贸优势与内销不足等方面。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取得了一些突破,主要体现在手工业功能的拓展,即手工业对农业的较强的后向联系效应及满足多元消费需求。但皖南手工业在近代转型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障碍,包括交逼而来的天灾人祸,苛捐杂税的暴敛、商业资本的压榨等多方盘剥,管理主体及生产主体的观念制约,教育制度和社会环境导致的教育不振。由于众多障碍性因素的掣肘,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取得的突破十分有限。
安芮[8]（2017）在《水道、集镇与民族社会 ——以湘黔潕水流域桐油贸易为中心》文中指出近年来,以地理通道中某一物资流动作为出发点来切入西南区域社会,已成为这一地区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在西南独特的自然环境背景下,物资作为维系当地社会经济运转的基石,既是地域经济形态的反映,也对当地的空间格局和民族社会等方面有诸多深入浅出的影响。本文以潕水流域（以主干?阳河为主）中的桐油贸易模式为主要研究内容,同时以“桐油”为衔接要素,以潕水流域上三个表征——水道、集镇和民族社会——为论述对象,试图揭示桐油贸易中所反映的潕水流域的地域特征。本文具体围绕四个关键内容展开:首先,从自然环境及地理条件的角度出发,阐述潕水流域地区“两山夹一水”的地理区位,凸显潕水水道作为湘黔东西向水路通道,与湖广沅州一带“犬牙交错”的行政关联性。由此推及潕水流域在自然地理、行政区划上与湖南怀化地区的线性关联;其次,从桐油贸易市场圈的角度,对潕水流域上游镇远、岑巩、玉屏等油桐原料产地进行分析,阐述桐油贸易之所以在这一地区盛行的先天优势和分布特征,揭示以镇远东部,岑巩南部和玉屏西部,也就是?阳河与支流龙江河交界地带的“流域型”桐油原料产地分布特点;第三,以湖南洪江古商城为例,阐述潕水流域集镇兴起的区位因素和商贸因素,探讨传统集镇的商贸功能和商帮团体对于桐油贸易的助推作用,同时也初步反映桐油贸易对于“洪江商帮”的凝聚作用,最终形成了以洪江洪油业为砥柱的潕水流域下游地区精加工市场和转销市场;第四,以桐油贸易中所涉及的贸易环节和参与群体为对象,勾勒出前期桐油贸易模式中从上游原料生产者“就地居民”到下游精品生产者“江西帮”的过渡性改变,体现潕水流域桐油贸易从上游到下游层层精进的过程,同时也反映在桐油贸易后期下游深加工地向上游原料产地延伸的趋势。另一方面,因时代背景的不同,传统桐油贸易中的贸易环节和职业群体如“桐农”、“榨坊”、“油号”等,会跨越传统的角色界限而有新的界定。从传统桐油业到民国“统购统销”时期,由于国家垄断资金的介入,潕水流域的桐油生产、运输、加工环节从个体散帮逐步向组织性团体转变,销售载体逐步由地方商帮团体向代理性商业公司转向。而到了新中国时期,桐油贸易集中体现为人民公社、生产队式运营。最后,依据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和研究,试图将“一体性”和“过渡性”的线性思维代入这一流域型区域,就潕水流域的地域性特点进行尝试性总结,以期达到对潕水流域一线的整体性思考。同时也思考潕水流域现今依然作为西南物资运输工程通道,在国家安全战略和政策上面的重要性。
董志鹏[9]（2017）在《中国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构建与变迁》文中研究表明社团的兴起是近代社会组织方式演变和进化的重要特征。社团做为一种社会的子单元,具有重组和整合社会结构的功能,完善社团法制因此成为了近代中国政府实现社会控制、重塑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通过对近代社团法制的纵贯考察,分析其体系构建过程和发展变化的总体历史脉络,有助于解读近代政府通过社团法制推动社会进化和实现社会动员的意图及其成效,管窥中国近代社会治理的发展演进。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社团在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基础上发展而成,王朝体制下国家根据民间结社的不同性质予以差别对待,对政治性结社活动制定刑律严厉镇压,而对于经济文化类社团则在维持治安的前提下采取放任态度。晚清以来的全球化浪潮中,传统的社会组织开始解体,近代社团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了新的社会力量。清政府末期开始通过法制手段将社团纳入统治体系中,其结社法律与社团章程组合的立法设计确定了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基本框架。辛亥革命之后,民国北京政府在前清基础上拓展了社团法制的规模,“结社自由”成为了宪法性的公理,同时职业团体也更大范围地纳入到法律规制之下,社团法制体系在前清的大致框架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社团的组织活动也一时呈现出蓬勃的气象。但是,北京政府在承认结社自由的法理同时,对于一般性结社行为仍基于专制统治的历史惯性采取压制,形成了约法理念与法律实践之间的矛盾。由于政局动荡加之治理能力有限,政府的法制权威受到了社团的挑战,围绕社团的法律地位、组织权限等问题,社团法制的发展过程中存在激烈的官民博弈,并常常以政府妥协为最终结果。总体而言,民国北京政府推行的社团法制偏重于对传统的维持和承认,在管理和规范社团方面表现出较大被动性,这种维持现状的策略在民间社会的发展中难以继续。1920年代,以工人为代表的基层民众主体意识开始觉醒,《治安警察法》等限制结社权的法规受到了强烈质疑,北京政府与民众间围绕结社权利的矛盾日趋尖锐,并随着南方革命的发展而激化。在北京政府刻意压制民众结社同时,孙中山领导的广东国民党政权则通过组织党化的民众团体聚合民众力量,进而发动国民革命并夺取了政权。在“党治”理论指导下,国民党制定了带有浓厚革命色彩的社团法规,试图通过主动干预使民众组织化,实现对民众的控制和对社会资源的动员。党化的民众团体在国民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革命的进展,社团活动逐渐失去约束,社团法制呈现出崩坏之象,秩序陷入混乱。“清党”后的国民党政府被迫停止民众团体的活动,调整社团政策,并对社团法制加以重建,南北政府两种对立的社团法制架构开始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下融合成为新的体系。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对“人民团体”整体的设计,辅以对职业团体和社会文化团体的法律规制,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法制框架,并经多年立法实践形成了大规模的系统性法制结构。这个系统以党政二元并行的双轨管理为运行机制,以社团组织制度和法规为具体构成,以社团整合和规范为主要功能,从法理上提供了一种社会重组的可能性,表达了国民党政权试图通过社团来打造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国家实体的强烈愿望。由于南京国民政府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复杂险恶的国内外形势,必须最大限度动员民间社会力量加以应对,其政治主导性造成了法制的不稳定,兼之法制体系自身的复杂性,国民党构建社团法制体系的意图与法制体系的实际运转效果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有很多弊病。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社团法制体系的控制色彩日渐浓厚,并在抗日战争的“非常时期”形成了带有军管色彩的社团统制。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试图将社团法制转回到正常轨道,但是由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种种不利局面而始终未能完成,其整合民众的努力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中国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构建历程体现了全球化视域下国家与社会的新型关系。在全球竞争环境中,传统的简约治理已经不能胜任,为了应对强大的外敌,近代国家必须通过对社会的重新组织来聚合和动员民间力量。中国近代的不同政权对于社团始终抱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控制意图,政府通过社团法制体系的构建,以有限的权利让度将大量的社会资源纳入到政府的治理体制下,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不平等交换。然而,发展和控制两种意图本质上具有矛盾性,民间社团的发展必然会促进其脱离政府控制的自主意识,以官方意识为主导的法制体系终将由于内在的不协调而面临方向性的抉择。尽管近代的社团法制体系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权覆亡、“法统”终结而成为了历史,但做为近代中国统合社会力量、直面国际竞争的有益尝试,社团法制体系构建和变迁的历程仍然具有筚路蓝缕的开拓意义。
陈柳[10]（2015）在《明清郴州古城营建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郴州地处五岭百粤之交,始建于汉王五年（前202年）,设立郡城的历史在湖南省仅次于长沙,是湖南省首批公布的四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郴州地处湘、粤、赣三省交界,是湘江流域南向水运的终点,湖南通往广东的水陆转换的节点城市。城市地理位置特殊,文化形态多样,建城历史悠久。论文以城市史理论为基础,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史论结合,综合研究了明清时期郴州古城营建的历史,是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城市史研究的有益探索。研究系统分析了郴州古城之时空背景。从古城选址、政区沿革、文化演变及城市形态基础四个方面对郴州古城的地理区位与历史演变进行了分析。古城的军政区位、经济区位及生态安全环境是其选址与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古城所辖范围在历史中呈逐步缩小的趋势,体现了在山地环境下军政职能管理的困难。古城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核心,越楚文化、湖湘文化影响下的南岭山区文化,体现了多元文化交汇的特点。古城较为规整的城市形态早在汉代既以基本建立,并在宋代建立了城市的基本街巷网络。漫长的历史发展奠定了明清郴州城市营建的物质与人文基础。明清时期郴州古城营建研究,首先从“时间维度”探讨了明清两代古城的发展历程。明清时期郴州城市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明末之前,城市发展体现了封建统治者对城市之规划。第二阶段为明末清初,为战争破坏与战后重建时期,在朝代建立之初官员与士绅成为城市营建的主体,城市营建体现了“自上而下”的原则。第三阶段为清代中后期,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人与普通市民对城市的影响逐步凸显,“自下而上”的营建方式影响着城市的扩张与演变。第四阶段为清代末期,不同类型的新型建筑在城市中大量出现。郴州古城营建体现了官员、士绅、商人及普通居民等不同群体对城市秩序的多种表达。郴州古城在时间维度上的研究突出战争与经济对城市演变的重要作用,揭示了城市发展与战争、区域交通变迁、国家经济政策及城市经济环境的关系。明清郴州古城营建史“空间维度”的研究主要从城市网络、城市形态与城市建筑三个层面展开,形成宏观—中观—微观的研究视野。宏观层面立足于城市网络体系研究,探讨郴州与上级城市的联系及对下级城市的辐射作用。通过对郴州城市军政、交通及经济网络的研究,分析了郴州在古代城市体系中的作用,探讨了城市网络与城市规模、军事布局及发展轴线的内在关系,揭示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中观层面立足于郴州城市空间形态,突出明清郴州古城营建的文化内涵、价值取向与发展动因。微观层面立足于城市建筑景观,突出郴州古城建筑的选址、建设与景观特点。在对明清时期郴州城市空间形态与城市建筑进行研究时,通过发掘自然地理及城市文化对城市营建的影响,突出了城市的“地域空间特征”。郴州作为多元文化影响下的山地城市,形成了由自然生态景观与人文生态景观共同组成的古代城市生态景观。城市生态景观具有内向性、网络化、小规模、密集分布等特点,与市民生活联系紧密,形成了城市的地域性特征与市民归属感。城市史研究工作是建立可持续性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从多学科交叉融合层面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展开,不仅研究郴州古城发展演变的特点与动力机制,而且研究古城城市网络与城市形态发展的特点,在比较中体现古城营建的地域特征,对今后的相关研究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二、明清时期汉口商业文化探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明清时期汉口商业文化探略（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代万里茶道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清代万里茶道兴起的历史机缘 |
| (一)历史渊源 |
| (二)中俄政府对于商人的政策 |
| (三)万里茶道得以开辟的有利条件 |
| 二、万里茶道路线及其市场的演变 |
| (一)前期的主要路线与市场 |
| (二)中期的主要路线与市场 |
| (三)后期的主要路线与市场 |
| 三、经营方式 |
| (一)以市场为主导，实施产购运销一条龙 |
| (二)以质量为前提，打造商品品牌 |
| (三)金融机构与经营机构相结合的茶庄与票号兼营方式 |
| (四)在商业竞争中重视当地习俗以取得先机 |
| (五)以人力股制度调动员工积极性的激励机制 |
| 四、清代万里茶道的衰落 |
| 五、清代万里茶道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
| (一)连接欧亚大陆，不同地区人文交流 |
| (二)推动了中俄蒙经济的发展 |
| (三)促进了城镇的兴起 |
（2）清代女性观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百年妇女史研究概述 |
| (二)清代女性观剧研究述评 |
| (三)清代女性观剧史料来源及书写特点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清代女性观众 |
| 第一节 女性观众的类型 |
| 一、宫廷女性 |
| 二、仕宦女性 |
| 三、平民女性 |
| 四、青楼女性 |
| 五、其它女性 |
| 第二节 女性观众观剧需求 |
| 一、娱乐需求 |
| 二、交际需求 |
| 三、服装展示 |
| 四、追星动机 |
| 五、其它需求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代女性观剧场所及设施 |
| 第一节 各类剧场中的女性观剧现象 |
| 一、宫廷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二、商业性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三、神庙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四、会馆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五、私人宅第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六、舟船水畔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七、其他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第二节 女性专门观剧设施 |
| 一、看楼 |
| 二、看台、女台、子台 |
| 三、看棚 |
| 四、花场 |
| 五、女厂 |
| 六、女亭 |
| 七、其它 |
| 第三节 女性观剧设施创设原因 |
| 一、剧场性的增强及对女性观剧的重视 |
| 二、照顾与限制 |
| 三、牟取经济利益 |
| 第四节 女性观剧专场 |
| 个案研究一:山西高平良户村田宅女性剧场考述:兼谈垂帘看楼与明清女性观剧场所的变迁 |
| 个案研究二:清末北京尼庵演剧女性专场考述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代女性观剧习俗 |
| 第一节 定戏习俗 |
| 第二节 点戏习俗 |
| 一、点戏人的选择 |
| 二、点戏的讲究和礼节 |
| 三、点戏物件类型 |
| 四、男女观众点戏之区别 |
| 第三节 看戏习俗 |
| 一、男女分观习俗 |
| 二、男女落座方位 |
| 第四节 赏赐习俗 |
| 一、从施赏者角度看 |
| 二、从受赏者角度看 |
| 三、从赏赐品类看 |
| 第五节 禁忌习俗 |
| 一、女性禁忌与戏曲禁忌的结合 |
| 二、对女性观剧的诸多禁忌 |
| 第六节 个案研究:河南新安芦院村女性观剧年龄禁忌碑的文化阐释 |
| 小结 |
| 第四章 清代女性观剧内容 |
| 第一节 女性个体差异与观剧内容 |
| 一、女性剧场环境差异与观剧内容之雅俗 |
| 二、女性阶层差异与所观内容的差别 |
| 三、女性个体因素与审美趣味的差异 |
| 四、女性地域及生活理想差异与女性观剧内容 |
| 第二节 女性观剧内容的普适性 |
| 一、婚恋爱情剧 |
| 二、全本情节戏 |
| 三、家庭伦理戏 |
| 四、喜庆戏 |
| 第三节 女性观剧内容文献载录的不均衡性 |
| 一、文献载录女性观剧内容的阶层因素 |
| 二、文献载录女性观剧内容的性别因素 |
| 小结 |
| 第五章 社会各界对待女性观剧的态度 |
| 第一节 反对与排斥 |
| 一、反对的方式 |
| 二、反对的人群 |
| 三、禁限效果评估 |
| 第二节 支持与赞成 |
| 一、家庭成员的赞同 |
| 二、社会各界的支持 |
| 三、女性个人的努力 |
| 第三节 犹豫与矛盾 |
| 一、汉人官员的审慎和节制 |
| 二、旗人官员的犹豫和矛盾 |
| 第四节 中立与客观 |
| 一、对女性观剧“直言直笔”的书写特点 |
| 二、女性与戏曲作为保存族群历史记忆的工具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明清徽州医者与地方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现状 |
| (四)概念界定与材料说明 |
| 一、何以成医:明清徽州医者群体形成条件 |
| (一)自然环境的影响 |
| (二)文化因素影响 |
| (三)徽商兴起与徽医发展 |
| (四)家族传承兴盛、医学教育兴旺 |
| (五)医政败坏与民间医者兴起 |
| 本章小结 |
| 二、明清徽州医者从医原因及现实的社会地位 |
| (一)明清徽州医者从医原因 |
| (二)从医背后折射的医者社会地位 |
| 本章小结 |
| 三、明清徽州医者的社交网络及其影响 |
| (一)医士社交圈的形成及影响 |
| (二)医商社交圈的形成及影响 |
| 本章小结 |
| 四、徽州医者在地方上的功用 |
| (一)徽州医者与地方疾病救治 |
| (二)徽州医者与地方公共、慈善事业 |
| (三)咸同兵燹与徽州医者应对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附图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明清时期山陕会馆崇拜体系及其伦理意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的山陕会馆与神只崇拜 |
| 第一节 山陕商帮和山陕会馆 |
| 一、山陕商帮 |
| 二、山陕会馆 |
| 第二节 山陕会馆神只崇拜的产生与历史变迁 |
| 一、山陕会馆神只崇拜的产生 |
| 二、山陕会馆神只崇拜的发展 |
| 三、山陕会馆神只崇拜的消亡 |
| 第三节 山陕会馆神只崇拜产生的原因及山陕会馆的“馆庙合一”特点 |
| 一、山陕会馆神只崇拜产生的原因 |
| 二、山陕会馆的“馆庙合一”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 |
| 第一节 山陕会馆的关公崇拜 |
| 一、山陕会馆关公崇拜的缘起 |
| 二、山陕会馆关公崇拜的表现和仪式 |
| 第二节 山陕会馆的道教崇拜 |
| 一、山陕会馆道教崇拜的缘起 |
| 二、山陕会馆道教崇拜的表现 |
| 第三节 山陕会馆的佛教崇拜 |
| 一、山陕会馆佛教崇拜的缘起 |
| 二、山陕会馆佛教崇拜的表现 |
| 第四节 山陕会馆的行业神崇拜 |
| 一、山陕会馆行业神崇拜的缘起 |
| 二、山陕会馆行业神崇拜特点 |
| 第五节 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特点与功能 |
| 一、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特点 |
| 二、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伦理意涵 |
| 第一节 儒家伦理与关公崇拜 |
| 一、关公崇拜的忠义仁勇 |
| 二、关公崇拜的伦理体验 |
| 第二节 道教崇拜与尊道贵德 |
| 一、道教的尊道贵德 |
| 二、尊道贵德的伦理实践 |
| 第三节 佛教崇拜与善恶果报 |
| 一、佛教的善恶果报 |
| 二、善恶果报的伦理实践 |
| 第四节 行业神崇拜与德业相功 |
| 一、行业神崇拜与德业相劝 |
| 二、行业神崇拜与德业自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文化融合与文化认同 |
| 第一节 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文化融合 |
| 一、同籍文化的融合 |
| 二、异籍文化的融合 |
| 三、客地文化的融合 |
| 第二节 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文化认同 |
| 一、明清时期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认同 |
| 二、山陕商人的文化自觉 |
| 三、山陕会馆商业风险中的神灵性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附录一 明清时期(部分现存)山陕会馆神只崇拜一览表 |
| 附录二 河南、安徽、山东等省山陕会馆及解州关帝庙考察情况 |
| 参考文献 |
| 学术简历 |
| 致谢 |
（5）传播与流变 ——媒介视野下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媒介与知识 |
| 1.1.2 理解媒介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卫生含义内涵研究 |
| 1.2.2 关于卫生叙事方式研究 |
| 1.2.3 关于卫生传播媒介研究 |
| 1.2.4 关于卫生研究路径研究 |
| 1.2.5 结论 |
| 1.3 研究思路及框架结构 |
| 1.3.1 研究限定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视角 |
| 1.4 创新点与难点 |
| 1.4.1 创新点 |
| 1.4.2 难点 |
| 2 明清译着与西方卫生知识之入华 |
| 2.1 偏隅一方的知识 |
| 2.1.1 中国传统卫生知识 |
| 2.1.2 西方卫生知识演变 |
| 2.2 暗流涌动的知识 |
| 2.2.1 耶稣会士:译着传教 |
| 2.2.2 中国文人:不变应之 |
| 2.3 小结 |
| 3 新机构与西方卫生知识之建立(1840-1898) |
| 3.1 本章概说 |
| 3.2 建立知识的机构 |
| 3.2.1 医院诊所:新空间新体验 |
| 3.2.2 书馆学会:新机构新启蒙 |
| 3.3 迁移知识的报馆 |
| 3.3.1 外文报刊:引入新知的模板 |
| 3.3.2 中文报刊:传播新知的效仿 |
| 3.4 小结 |
| 4 现代报刊对西方卫生知识之塑造(1898-1911) |
| 4.1 本章概说 |
| 4.2 再造知识的报刊 |
| 4.2.1 报刊之新景象 |
| 4.2.2 报刊中的卫生 |
| 4.2.3 知识之新呈现 |
| 4.3 小结 |
| 5 媒介新环境与现代卫生知识之普及(1911-1937) |
| 5.1 本章概说 |
| 5.2 出版界:卫生知识的销售 |
| 5.2.1 教科书:普及卫生常识 |
| 5.2.2 .卫生广告:萌生知识经济 |
| 5.3 学术界:卫生知识的分类 |
| 5.3.1 学科教学:改变课程设置 |
| 5.3.2 专业期刊:提升学术意识 |
| 5.3.3 工具丛书:重建卫生图谱 |
| 5.4 读者与民众:卫生知识的获得 |
| 5.4.1 可视可听:卫生的形象化 |
| 5.4.2 信任与否:遗失传统卫生 |
| 5.5 小结 |
| 6 结论 |
| 6.1 转型呈现:知识、社会、媒介多重交织的过程 |
| 6.2 卫生释义:选择、融合、遗失相互作用的结果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1874年-1907年[上海]《万国公报》关于医学卫生的篇目 |
| 附录二 1876年-1892年《格致汇编》关于医学卫生的篇目 |
| 附录三 1864 年-1885年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CONSULAR GAZETTE(1870-1941)关于卫生的篇目 |
| 附录四 1904年-1919年《东方杂志》关于医学卫生的篇目 |
| 附录五 其他报刊关于卫生的篇目 |
| 附录六 1903年-1911年《北洋官报》关于卫生的篇目 |
| 附录七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会议目录 |
（6）从朝贡到早期订约交涉：中—暹关系的变迁（1782-191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史料说明 |
| 第一章 中—暹朝贡关系的恢复(1767-1782) |
| 第一节 缅甸入侵与郑信复国 |
| 第二节 郑信遣使清廷 |
| 一、郑信首次遣使受挫(1767-1771) |
| 二、郑信第二次遣使与中—暹关系的发展(1771-1777) |
| 三、郑信第三次遣使及1781年进贡(1777-1782) |
| 第二章 中—暹朝贡关系的延续、发展与中衰(1782-1851) |
| 第一节 拉玛一世与清廷的关系(1782-1809) |
| 一、拉玛一世的即位与请封(1782-1788) |
| 二、两国朝贡关系的密切——拉玛一世的其他遣使(1788-1809) |
| 第二节 拉玛二世、三世维系朝贡关系的努力(1810-1839) |
| 一、拉玛二世的遣使(1810-1824) |
| 二、鸦片战争前拉玛三世的遣使(1825-1839) |
| 第三节 鸦片战争后中—暹朝贡关系的中衰(1840-1851) |
| 第三章 中—暹朝贡关系的中断与终结(1851-1893) |
| 第一节 蒙固王的遣使与使团遇劫事件(1851-1853) |
| 一、蒙固王的登基与第一次遣使(1851-1852) |
| 二、蒙固王第二次遣使与使团遇劫(1852-1853) |
| 第二节 蒙固王对中—暹关系看法的转变(1853-1868) |
| 一、暹使拜会包令与包令访暹的酝酿(1854-1855) |
| 二、包令条约的签订与清廷的反应(1855-1856) |
| 三、蒙固王1857年对中国时局的看法与清廷1862-1863年催贡 |
| 四、蒙固王1868年对华关系布告 |
| 第三节 中—暹传统朝贡关系的终结(1869-1893) |
| 一、天津路线的提出与僵持(1869-1880) |
| 二、1882年朱拉隆功正式拒绝进贡? |
| 三、温宗彦、郑观应、王荣和等访暹——朝贡关系的落日余晖(1884-1888) |
| 四、朝贡关系之终结——北榄事变的催化(1893) |
| 第四章 两国订约设领——从提议到早期交涉(1867-1914) |
| 第一节 订约设领之议的提出与演进(1867-1907) |
| 一、订约设领之议的萌芽与成形(1867-1906) |
| 二、那空猜西亲王访华与订约呼声的高涨(1906-1907) |
| 第二节 两国订约的早期交涉(1907-1914) |
| 一、杨士琦访暹与暹廷的因应(1907) |
| 二、两国订约交涉的起始与停顿(1908-1909) |
| 三、曼谷华人罢工与两国订约交涉的重启(1910-1914) |
| 第三节 华人问题——两国订约交涉的焦点与痼疾 |
| 一、暹罗中华总商会的成立及其立案之曲折(1910-1913) |
| 二、暹罗华人问题与设领纷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历史基础与驱动因素 |
| 第一节 历史地理概况 |
| 一、社会历史概况 |
| 二、地理资源概况 |
| 三、商品经济概况 |
| 第二节 前近代皖南手工业概况 |
| 一、制茶业 |
| 二、纺织业 |
| 三、文房四宝业 |
| 四、其他行业 |
| 第三节 驱动因素 |
| 一、人地矛盾与生存压力 |
| 二、地方政府的提倡 |
| 小结 |
| 第二章 技术转型 |
| 第一节 技术的科学化 |
| 一、手工业文本的增长 |
| 二、制茶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趋势 |
| 三、纺织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趋势 |
| 四、文房四宝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趋势 |
| 第二节 技术传承方式的转变 |
| 一、传统学徒制概况 |
| 二、实业教育 |
| 三、职业教育 |
| 四、私立静仁职业学校个案研究 |
| 第三节 生产设备的革新 |
| 一、传统生产工具的改良 |
| 二、新式动力设备的引进 |
| 三、向机器生产的转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组织形式的近代化 |
| 第一节 生产组织形式的多元化 |
| 一、家庭手工业 |
| 二、作坊、工场手工业 |
| 三、合作制手工业——以祁门茶叶合作社为中心 |
| 第二节 行业组织的演变 |
| 一、行会 |
| 二、同业公会 |
| 三、工会 |
| 小结 |
| 第四章 结构变革 |
| 第一节 机器工业冲击下逐渐衰落的行业 |
| 一、纺纱业 |
| 二、染料业 |
| 三、炼钢业 |
| 四、制丝业 |
| 第二节 被侵占部分市场而继续发展的行业 |
| 一、织布业 |
| 二、榨油业 |
| 三、造纸业 |
| 四、制烟业 |
| 第三节 未受到机器工业冲击而徘徊于固有轨道的行业 |
| 一、概况 |
| 二、铁、铜、锡器制造业 |
| 三、竹木加工业 |
| 四、砖瓦业 |
| 五、陶瓷业 |
| 第四节 勉力维持的传统特色行业 |
| 一、徽墨业 |
| 二、宣纸业 |
| 三、舒簟业 |
| 四、罗经业 |
| 第五节 国际市场影响下的出口型手工业——以祁红为对象的考察 |
| 第六节 新兴手工业 |
| 一、针织业 |
| 二、铅石印刷业 |
| 三、皂烛业 |
| 四、火柴业 |
| 五、化妆品业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转型的特征 |
| 第一节 转型的迟缓——基于皖南与苏南的比较 |
| 一、差距之比较分析 |
| 二、原因之比较分析 |
| 第二节 近代转型的不平衡 |
| 一、地域的不平衡 |
| 二、行业的不平衡 |
| 三、生产者身份主体化与技术边缘化 |
| 四、外贸优势与内销不足 |
| 小结 |
| 第六章 有限突破与多重障碍 |
| 第一节 手工业功能的拓展 |
| 一、后向联系农业 |
| 二、满足多元消费 |
| 第二节 多重障碍 |
| 一、天灾人祸 |
| 二、多方盘剥 |
| 三、观念制约 |
| 四、教育不振 |
| 小结 |
| 余论 |
| 一、手工业近代转型的最大瓶颈 |
| 二、近代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
| 三、近代手工业的发展前景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 |
| 后记 |
（8）水道、集镇与民族社会 ——以湘黔潕水流域桐油贸易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及目的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理论与方法 |
|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历史观 |
| （二）区域社会史 |
| （三）民族地理学 |
| 四、基本概念及研究范围界定 |
| （一）基本概念 |
| 1.集镇 |
| 2.桐油贸易研究的时间段 |
| （二）田野点选择 |
| 1.沅水水系及潕水简况 |
| 2.主要田野点 |
| 第一章 “黔楚锁喉”下的潕水流域 |
| 一、潕水流域的地理环境背景 |
| （一）山形水态 |
| （二）气候特点 |
| （三）自然资源 |
| 二、潕水航道的区域历史背景 |
| （一）黔楚门户 |
| 1.东西入湘水道 |
| （二）湘黔交界 |
| 1.湘黔“犬牙交错” |
| 小结 |
| 第二章 湘黔潕水上游的桐油生产及集散 |
| 一、油桐的种植及应用 |
| （一）油桐种类 |
| （二）主要用途 |
| （三）产地分布 |
| 二、贵州境内的原料生产与集散 |
| （一）镇远、青溪 |
| 1.镇远县“府卫分界”集镇格局的形成 |
| 2.镇远地区桐油商贸的兴起 |
| 3.卫所型集镇——青溪地区桐油生产的鼎盛 |
| （二）岑巩、玉屏 |
| 1.潕水支流地区岑巩县 |
| 2.潕水南岸玉屏县的桐油贸易情况 |
| 小结 |
| 第三章 潕水下游传统集镇中的桐油贸易——以洪江古商城为例 |
| 一、“因木而起，因油而兴”的洪江集镇 |
| （一）洪江集镇形成的条件 |
| 1.地理区位条件 |
| 2.商品性物资的发展 |
| （二）洪江的集镇形态及职能 |
| 1.空间格局 |
| 2.职能结构特征 |
| 二、洪江洪油业及经营模式 |
| （一）洪江桐油业的“扛鼎之作”——洪油 |
| 1.洪油制造配方 |
| 2.洪油的功效及销售 |
| （二）“点睛之笔”——洪江油商及油号 |
| 1.以江西帮为主的洪江油商及油号 |
| 2.以“八大油号”为主导的传统洪油业经营模式 |
| 3.国民政府桐油“统购统销”时期及新中国成立之后 |
| 小结 |
| 第四章 潕水流域桐油贸易中各人群的“角色扮演” |
| 一、桐农/桐籽贩——油桐原料输出者 |
| 二、榨坊——桐油生产者 |
| 三、挑贩及走船人——桐油运输者 |
| 四、油号、油厂——桐油、洪油经销者 |
| 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致谢 |
（9）中国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构建与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旨趣 |
| 二、概念界说 |
| 三、研究现状 |
| 1、结社权法制的研究 |
| 2、社团单行法的研究 |
| 3、社团法制的综合性研究 |
| 四、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四民社会”基础上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雏形 |
| 一、传统社会中的结社禁律 |
| 1、传统“四民社会”中的社团 |
| 2、清代中前期的结社禁律 |
| 二、晚清近代社团对结社禁律的挑战 |
| 1、结社观念的复兴 |
| 2、戊戌学会与结社禁律的困境 |
| 三、清末新政时期社团法制的初创 |
| 1、社团章程的出台 |
| 2、《结社集会律》的制定 |
| 第二章 民国初年社团法制体系的曲折发展 |
| 一、“结社自由”的法律保障与限制 |
| 1、结社自由的宪法化 |
| 2、结社行为的法律限制 |
| 二、前清“法定团体”的权利与地位 |
| 1、商会与政府的权益之争 |
| 2、其他法定团体法律地位的调整和变化 |
| 三、新型法定团体的产生 |
| 1、新式行业的法定团体 |
| 2、新旧之间的中间团体——工商同业公会 |
| 第三章 南北对峙时期社团法制的分立 |
| 一、社团重心的下移与北京政府社团法制权威的动摇 |
| 1、社团活动的新动向 |
| 2、法定团体的法外行动 |
| 3、民众团体的兴起对《治安警察法》的挑战 |
| 二、“民众势力的组织”与南方国民党政府社团法制的革命化 |
| 1、广州政府初期的社团法制 |
| 2、革命方针下民众团体政策的变化 |
| 3、革命团体的相关法制 |
| 三、社团冲突与社团法制的破坏 |
| 1、党化革命团体的发展 |
| 2、国民革命时期社团法制的崩坏 |
| 3、社团法制失灵的原因试析 |
|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党政二元社团法制体系的形成 |
| 一、社团整理与法制重建 |
| 1、社团理论和政策的重构 |
| 2、社团法制的重建 |
| 二、党政二元社团法制体系的结构 |
| 1、党政并行的社团管理机制 |
| 2、党部主导的社团组织制度 |
| 3、政府颁行的多层次社团法规 |
| 三、党政二元社团法制体系的功能及其趋向 |
| 1、社团法制对社团事务的深度介入和干预 |
| 2、社团单行法规对社团的整合和规范 |
| 3、社团法制体系功能的统制趋向 |
| 四、党政二元社团法制体系的特征 |
| 1、社团法制体系的阶段性变化 |
| 2、社团法制体系的明显缺陷 |
| 第五章 战时社团法制体系的“非常化”及其战后结局 |
| 一、“非常时期”的社团法制体系 |
| 1、社团法制体系结构的一元化趋势 |
| 2、社团法制体系功能的统制化 |
| 3、社团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 |
| 二、战后社团法制正常化的努力及其失败 |
| 1、“宪政”导向下社团法制体系的调整 |
| 2、社团法制体系的终结 |
| 结语 |
| 一、政府权能的扩张:社团法制的政治性功能 |
| 二、法制形式与法治精神:社团法制的义务本位 |
| 参考文献 |
| 报纸期刊 |
| 档案史料 |
| 专着、文集 |
| 学位论文 |
| 期刊论文 |
| 后记 |
（10）明清郴州古城营建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课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与时空范畴 |
| 1.2.1 郴州的自然地理特征 |
| 1.2.2“桂阳”名称的辨析 |
| 1.2.3 论文研究的时空范畴 |
| 1.3 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综述 |
| 1.3.1 城市史研究的内容、方法与历程 |
| 1.3.2 城市史研究综述 |
| 1.3.3 对郴州城市的文献与研究 |
| 1.4 明清郴州城市史的研究意义 |
| 1.4.1 山地府（州）城市研究 |
| 1.4.2 明清时期南岭山脉北麓府（州）城市发展脉络 |
| 1.4.3 多元文化交汇城市营建研究 |
| 1.5 研究目标、方法、框架和创新点 |
| 1.5.1 研究目标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5.4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郴州古城营建之时空背景 |
| 2.1 郴州古城选址之区位与环境特点 |
| 2.1.1 军事因素——岭南、湖南设防的关隘 |
| 2.1.2 交通因素——区域水陆转换节点 |
| 2.1.3 环境因素——生态安全之居所 |
| 2.2 郴州古城之政区沿革与规律分析 |
| 2.2.1 郴州古城政区之沿革 |
| 2.2.2 郴州古城政区沿革之规律 |
| 2.2.3 郴州古代城市职能之发展 |
| 2.3 郴州古城之文化演变与特点 |
| 2.3.1 城市文化之源——越楚文化 |
| 2.3.2 城市文化之核——中原文化 |
| 2.3.3 城市文化之特点——湖湘文化 |
| 2.3.4 城市文化之地域性：南岭山区文化 |
| 2.4 郴州古城之空间形态演进 |
| 2.4.1 汉代郴州城市的建立 |
| 2.4.2 宋代郴州城市的拓展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清郴州古城营建之演变历程 |
| 3.1 第一阶段（1368~1636）：明末之前郴州城市之建立 |
| 3.1.1 区域贸易的缓慢发展与厢市布局 |
| 3.1.2 郴州万历“城治之图”解析 |
| 3.2 第二阶段（1636~1756）：明末清初城市之破坏与重建 |
| 3.2.1 明末清初郴州主要战争及破坏 |
| 3.2.2 清初郴州之重建 |
| 3.2.3 郴州城市重建之解读 |
| 3.3 第三阶段（1757~1840）：清代中期城市之快速发展 |
| 3.3.1 清朝中后期郴州城市经济发展分析 |
| 3.3.2“城+市”格局的形成 |
| 3.4 第四阶段（1840~1911）：清代晚期城市之缓慢发展 |
| 3.4.1 清代晚期郴州城市经济缓慢发展 |
| 3.4.2 多种类型建筑的兴起 |
| 3.4.3 城市文化中商业文化之兴盛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明清郴州古城营建之城市网络体系 |
| 4.1 明清郴州城市之军政网络体系 |
| 4.1.1 明清郴州军政区划之设置 |
| 4.1.2 明清郴州军事网络体系布局特点分析 |
| 4.1.3 明清郴州军事网络布局之特点分析 |
| 4.2 明清郴州城市之交通网络体系 |
| 4.2.1 郴州及其辖县对外交通状况 |
| 4.2.2 郴州及其辖县交通网络的影响因素 |
| 4.3 明清郴州城市之经济网络体系 |
| 4.3.1 郴州及其辖县城市经济网络状况 |
| 4.3.2 郴州经济网络之特征分析 |
| 4.3.3 从食盐贸易看郴州经济网络之影响因素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明清郴州古城营建之城市空间形态 |
| 5.1 明清郴州城市城墙空间形态 |
| 5.1.1 明清郴州城市城墙的修建 |
| 5.1.2 明清郴州城墙与城市功能布局 |
| 5.2 明清郴州城市商业空间形态 |
| 5.2.1 明清郴州城市主要街巷 |
| 5.2.2 明清郴州商业街巷形态分析 |
| 5.2.3 明清郴州商业行业布局分析 |
| 5.3 明清郴州城市宗教空间形态 |
| 5.3.1 官方宗教空间：城墙内及城墙外西隅 |
| 5.3.2 民间宗教空间：郴江、燕泉河沿岸 |
| 5.3.3 宗教人士静修信仰空间：城周山水之间 |
| 5.4 明清郴州城市防御空间形态 |
| 5.4.1 城市防洪防涝 |
| 5.4.2 城市军事防御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明清郴州古城营建之城市建筑景观 |
| 6.1 明清郴州城市建筑之选址特征 |
| 6.1.1 自然环境因素对城市选址的影响 |
| 6.1.2 政治、文化因素对城市建筑选址的影响 |
| 6.2 明清郴州城市建筑之形式特征 |
| 6.2.1 由官员、士绅主导兴建的公共建筑 |
| 6.2.2 由商人主导兴建的商业建筑 |
| 6.2.3 由居民主导兴建的住宅建筑 |
| 6.3 明清郴州城市建筑之景观特征 |
| 6.3.1 明清郴州城市之建筑景观 |
| 6.3.2 明清郴州城市景观空间的分布特征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答辩委员会对论文的评定意见 |
四、明清时期汉口商业文化探略（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万里茶道述论[J]. 张舒.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21(06)
- [2]清代女性观剧研究[D]. 王姝.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3]明清徽州医者与地方社会[D]. 赵士第.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明清时期山陕会馆崇拜体系及其伦理意涵研究[D]. 李薇. 南京大学, 2020(04)
- [5]传播与流变 ——媒介视野下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1840-1937）[D]. 陈佳丽.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1)
- [6]从朝贡到早期订约交涉：中—暹关系的变迁（1782-1914）[D]. 王杨红. 厦门大学, 2018(12)
- [7]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D]. 陈艳君. 苏州大学, 2018(01)
- [8]水道、集镇与民族社会 ——以湘黔潕水流域桐油贸易为中心[D]. 安芮. 贵州大学, 2017(04)
- [9]中国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构建与变迁[D]. 董志鹏.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6)
- [10]明清郴州古城营建史研究[D]. 陈柳. 华南理工大学, 201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