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国两制 香港有特殊国际身份（论文文献综述）
杨习超[1]（2016）在《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研究》文中指出十九世纪中后期,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发轫、发展,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会大学凭借人、财、物及文化资源优势,在中国的高等教育舞台扮演起重要角色。清末的中国社会危机四伏,外族入侵频频,以魏源、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复兴济世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精英阶层向西看的主观愿望。尽管教会大学与西方列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文化侵略原罪难辞,但中国社会对西学的需求为教会大学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教会大学从海外募集捐赠,在华购产、置地,建学校、开医院,以慈善的形象赢得了众多青年拥趸,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清政府慑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对西方传教士在华的办学行为基本不干涉,任其发展。民国伊始,国人民族独立意识高涨,“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迫使教会大学在办学形式上作出调整和让步,由清末自主创办转变为民国的注册立案。嗣后,民国政府公布《私立学校规程》等法令,规定教会大学“须由中国人任校长”,由此揭开了教会大学中籍校长的历史序幕。本文的研究对象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主要有:东吴大学杨永清,金陵大学陈裕光,燕京大学陆志韦,沪江大学刘湛恩,圣约翰大学涂羽卿,华中大学韦卓民,华西协和大学张凌高,岭南大学钟荣光,齐鲁大学朱经农,福建协和大学林景润,之江大学李培恩,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吴贻芳,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王世静,辅仁大学陈垣等,他们的任职时间大都在1927年至新中国建国之间。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和社会认同理论分析了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角色形成和角色冲突,从近代中国历史制度变迁、中西文化冲突和中籍校长个体认知等方面解读其角色冲突的原因。历史制度主义强调社会变迁中重大事件的作用,社会认同理论则强调个体对所属特定社会群体的会员身份及附加在该身份上的价值和情感认同。本研究把宏观的制度因素和微观的个体因素有机结合,得出结论如下:第一,中籍校长角色概念的特定内涵源于政府、教会和中国社会等各方赋予校长的多重身份和角色期待,他们的身份包含有中西文化、思想、制度交流与冲突的元素。第二,中籍校长在多重身份和多方期待、自我认知与社会认同中,与政府、教会和师生之间存在角色冲突。与政府之间存在校长治校与政治干预、党化教育与基督教育、国家主义教育与公民教育等冲突;与教会的冲突表现在职业教育与人文教育、宗教目的与服务中国、西化教育与中国化教育、校长与校务长职权冲突等;与师生的冲突表现在学校管理中应对中西教师的文化和个体利益及应对学生政治活动冲突等;作为理性知识分子,中籍校长与自身价值观和个体心理也存在冲突。第三,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的原因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近代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社会制度和文化冲突的结果。从清末“中体西用”教育制度的妥协性,到民国“以党治国”的一元性,中国社会制度设计者对多极化制度是排斥的,并利用权力资源强制教会大学纳入政府管理,与西方文化制度存在冲突。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的背后,蕴藏着资源和权力的争夺。二是中籍校长的教育家身份与教会组织代理人身份的不可调和性。中籍校长多毕业于教会学校,受宗教理念影响,对教会有深厚的情感认同,被教会赋予在华事业继承者的角色身份。他们在自我认知和社会认同过程中,存在着与教会董事会、与政府、与教会大学师生的冲突,反过来,正是在这些冲突中,形成了中籍校长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同。在中国官学传统与现代大学独立理念之间,中籍校长追求现代大学的自治与教会控制、政府控制之间产生冲突。三是中西文化冲突和价值观碰撞的必然选择。在传统儒学与基督信仰之间,在中国身份与教会身份归属之间,在基督人格价值观与官方价值观之间,中籍校长遭遇了激烈的价值观碰撞,作为教育者和理性的个体,其独立人格促进他们追求理性的教育理念,包容的文化构建和“完人”情怀。他们的自我理性认知和社会认同综合作用,导致了冲突。四是双重办学主体下中籍校长经济独立性的缺乏,使他们无法挣脱对教会经费和政府补助费的依赖。第四,中籍校长角色冲突对于理解近代中国教育理念的转型具有历史价值。中籍校长长校过程中面临不同的利益、资源冲突,坚持“师夷长技”之西学教育,大力推进理性人格之道德教育,即便在经济困顿、颠沛流离的战争年代,他们充分发挥个人的教育家智慧和献身教育精神,沟通中西文化,调节中西冲突,提升办学绩效,保持了教会大学在国内外文化教育舞台的卓越地位,彰显近代中国社会制度变迁背景下,教会大学中籍校长所引领的思想理性和精神自由之独特价值。第五,中籍校长角色冲突对于理解现代大学的历史发展具有现实意义。近代中国大学建制的发展过程是不断摆脱古代官学影响而逐步引入西方现代大学模式的过程,是对大学的本质不断探索和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籍校长是西式教育的成果,他们在求学和长校过程中形成了个人价值观体系,一方面坚持教育救国,另一方面追求大学自治和独立,有效平衡东西文化冲突,带领教会大学突破时代局限性,对今天的双一流大学建设在制度上有宝贵的现实意义。本文的创新点与理论贡献有:1.文献搜集与梳理。作者先后到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研究中心和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等地,搜集、整理了十多位教会大学中籍校长的个人信件、着述等历史文献,详细考证了中籍校长的成长背景及职务履行情况,并由此来分析教会大学中籍校长与近代中国社会、政府及西方教会之间的关系,为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研究奠定文献基础。本文采用了以往研究中未涉及到的第一手文献,弥补了前人研究在文献方面的不足。2.研究视角与方法。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和社会认同理论,给予中籍校长角色特定的理论梳理和概念界定,在宏观层面将中籍校长角色放入近代中国历史大环境中考量;在微观层面将中籍校长角色置于利益、资源、制度等相互关系中进行研究。本文从多层面、多视角进行综合分析,弥补了前人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的欠缺。3.研究结论。本研究认为中国社会权力在教育制度形成和运行中占有绝对地位,从科举官学到近代大学建制的演变过程中,学校性质是中籍校长教育家不可逾越的挑战;中籍校长基于自我的社会认同是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的核心要素。本文突出了中籍校长自我认同与社会制度变迁之间的必然联系,得出了区别于以往研究的结论。4.历史思考。本文从近代中国社会制度变迁与西方文化冲击背景出发对中籍校长群体身份、信念和价值观进行了历史思考,分析了他们与教会、政府、师生和社会存在的角色冲突,发现他们理性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同与近代中国的时代精神相结合,合理应对自身的身份归属、民族责任和历史使命,求同存异,化解冲突,教育救国,在东西方文化交融过程中,体现了教育家的价值取向与人格追求。
朱义华[2]（2013）在《外宣翻译研究体系建构探索 ——基于哲学视野的反思》文中认为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显着增强，大国政治威望的稳步提升，外国政府与民众对中国的关注兴趣与热情也与日俱增，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而作为我国目前外宣工作中必不可缺的载体与主要实现形式，外宣翻译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成功与否和国家形象的建构，其重要性亦不言而喻。从本质上来说，外宣翻译具有翻译与传播的双重属性，指的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地域的信息共享与思想交流活动，一种意识形态的国际旅行与传播实践，一种国家形象在国际生态环境中的适应性选择与自我建构方式。而外宣翻译研究则相应具备了跨学科、多维度、宽进路的特征，对其之探讨就必须具有相当的包容性、系统性与综合性。这也是本研究之所以选择哲学探索进路的主要缘由。本研究从学科培育的角度出发，以哲学话语体系为理论依据，借鉴前人对译学研究的哲学探讨，基于信息传播的七大要素（即传播主体、传播目的、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传播场合与传播效果），按照“三贴近”原则的要求，主要采用定性的描写性研究方法对外宣翻译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并尝试建构出了包括外宣翻译研究本体论、认识论、目的论、方法论、价值论与批评观在内的外宣翻译研究理论体系，从而为全面、系统地从事外宣翻译研究架构了颇为科学合理的探索平台。在该体系中，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与紧迫，这是因为：一方面对外宣翻译本质属性、研究对象、特点规律与学科归属的明确与认识是开展外宣翻译研究的基础，也是进而确立外宣翻译研究独立分支学科地位的前提，而这些恰恰是本体论与认识论需要解答的问题；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外宣翻译作为对外宣传的主要载体与实现形式，最终是为了实现向世界说明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近中国的外宣目标与效果，如何来实现？这就需要方法论提供相应的研究方法与实践技巧加以解决。诚然，在外宣翻译研究理论话语体系的搭建中，还需要运用外宣翻译的实际语料来进行分析论证，从而确保了外宣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对外宣翻译工作实践的具体开展也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与价值。本研究由九大章节组成，其中第三到第八章为本研究的主体部分，分别围绕外宣翻译与外宣翻译研究两条主线来展开建构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讨论。本研究各章节既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与自含性，又彼此联系、相互依存，共同组成了本研究从绪论与文献综述到主体再到结论的完整研究框架。第一章为本研究的绪论，主要分析了本研究围绕外宣翻译而展开的背景与动因，本研究拟研究的对象与范围、本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研究的方法与目标以及本研究的框架结构与主要内容。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部分，主要回顾了国内外外宣翻译研究的现状与不足，可能之探索进路，并以哲学理论体系为理论依托，建构了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从而为本研究主体部分的展开创造了条件。第三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本体论，主要探讨了外宣翻译与外宣翻译研究的的本质属性或曰本体论解读，涵盖了外宣翻译研究中所涉的主要概念与术语，外宣翻译及其研究的本质，并从翻译学与传播学视角分析了外宣翻译研究的双重学科属性。第四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认识论，首先从术语概念、表现形态、研究对象、特点要求、原则标准等角度介绍了对外宣翻译的全面认识，接着从语言、文化、政治等宏观维度来解读如何认识外宣翻译及其研究，分别考察了语言符号、文化观念与政治意识形态对外宣翻译及其研究的影响。第五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目的论，既探讨了我国对外宣传翻译工作的宏观目标或曰终极目的，又从外宣翻译三大价值主体出发逐一分析了外宣翻译及其研究的价值追求与具体目的。第六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方法论，分别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探讨了外宣翻译研究之理论切入视角与外宣翻译实践之具体应对策略与变通技巧。第七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价值论，首先探讨了外宣翻译之整体价值追求,然后基于外宣翻译在信息传播、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与外宣翻译研究对学科建设与外宣人才培养上的可能作用回答了两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外宣翻译的作用何在？其研究的意义又何在？第八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批评观，基于翻译批评的基本概念、必要性与重要性，以外宣翻译具体实例分析为手段，着重探讨了外宣翻译批评话语体系中的指导原则与评判标准。第九章为本研究的结论，首先总结了本研究的主要论点、学术价值与创新之处，同时也指出了其缺陷与不足，提出了有待深入探讨之论题，并就外宣翻译研究的未来趋势进行了展望。可以说，外宣翻译研究体系的建构探索是朝改观外宣翻译研究有“实”无“名”的学科现状，大力推进外宣人才的培养，切实提升外宣翻译的成效这一方向而所迈出的基础性一步。本研究的最大贡献与创新之处在于站在学科发展的角度，借鉴哲学话语体系来探索建构涵盖本体论、认识论、目的论、方法论、价值论与批评观在内的外宣翻译研究理论体系。与此同时，本研究也竭力实现在外宣翻译研究体系内部有所创新与突破。比如，在本体论探讨中创新地从词源学角度对“外宣”与“翻译”以及它们在词源上的本质联系进行了探索；在认识论上将隐藏在外宣翻译及其研究背后诸如语言差异、文化习俗、政治意识形态等的隐形推手进行了一一发掘；在目的论上将国家外宣的整体目标与行业与地方外宣的具体目标以及传播主体的特殊目标相结合来讨论；在方法论上既照顾了传统上微观翻译技巧的探讨，也创新地将理论探索进路纳入方法论体系之中；在价值论中创新地探索了外宣翻译研究的学科贡献与对人才培养的实用价值，而不仅仅局限于外宣翻译的直接效用与经济价值；而在批评观中本研究则尝试搭建了以评价原则为主体的外宣翻译批评话语体系。如此等等，进一步拓展了外宣翻译的研究思路，从而对现有的外宣翻译研究起到了充实、补充的作用。诚然，本研究对外宣翻译研究体系的建构探索仅仅是从学科培育与哲学理论视角出发来回顾、反思、总结外宣翻译研究方方面面的一次尝试与努力，抑或是对笔者多年的外宣翻译理论学习和翻译实战经验的一次全面总结与整体检阅。由于本人才疏学浅，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有关专家、学者不吝赐教。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引起学界研究外宣翻译的广泛关注与兴趣，为开展外宣翻译研究与指导外宣翻译实践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理论模型与方法论指导体系，从而为外宣翻译学科大厦的建设增砖添瓦。
王柏松[3]（2013）在《中国新安全观及其安全战略选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及国际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动，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威胁国家安全的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与此相适应，中国对安全威胁来源、安全内涵、安全主体、安全维护手段、安全理想追求等问题做了新的回答和阐述。以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新安全观的提出就是对这些新的安全威胁最新阐释的思想结晶。中国新安全观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与理论意蕴，不仅继承了建国以来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而且也吸收了国际流行的“新安全观”的合理内核，是维护中国自身、地区乃至世界安全的重要安全指导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中国新安全观是在上海合作组织和中国—东盟经济安全合作的成功实践中确立和发展起来的。新安全观在中亚和东盟的安全实践充分证实，大小国家间可以在国家间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的背景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推动区域合作，以实现共荣共存与共同安全的目标。由此，中国新安全观也极具重要的实践价值。新世纪初，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是对中国新安全观的深化和发展，是中国新安全观对实现理想安全追求的最新升华。二者是实现持久和平，促进共同繁荣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中国新安全观是国家安全观的具体原则，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缺乏可操作性。为弥补其不足，需要在新安全观指导下筹划和制定切实可行的具有一定动态性的国家安全战略，并根据国内外安全形势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以对国家安全起到更积极的指导作用。在新安全观指导下，并充分考虑中国特有的历史传统、战略文化及其社会制度等方面基础上，中国选择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之路，和平发展由此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必然选择。本文在对国家安全相关理论梳理分析的基础上，回顾新中国成立后分别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两代领导集体的中国国家安全观的演变历程，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采取将政治学、军事战略学、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共党史等多学科视域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新安全观的确立、实践、追求及其指导下的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深刻剖析，并对新安全观的发展及其和平发展安全战略的完善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议性思考。本文包括引言和六章正文内容。引言是论文的导论部分，主要阐述问题的提出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思路、框架、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等。正文第一章是全文的理论框架：对安全、国家安全及其安全战略相关概念进行了细致分析，并比较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经典安全范式，为中国新安全观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发展历程。笔者以形成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及其主要内容三个方面对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进行了梳理分析。尽管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核心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没有形成系统的国家安全观的专门论述，但是他们关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政治思想至今仍有宝贵的理论价值，是中国新安全观的直接理论来源。第三章是本文的重点。着重分析了中国新安全观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核心内涵、理论意蕴以及理论创新价值。与国际流行的“新安全观”比较，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有中国特色的新安全观是实现国家间“相互安全”、“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为目标的新时期国际关系安全理论的最新发展，是当前解决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而形成的有效可行的安全新理论。第四章应用具体案例分析了中国新安全观的实践过程。中国新安全观是在上海合作组织和中国—东盟经济安全合作的发展实践中进一步丰富与完善起来的。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地区多边合作面临的挑战及其解决路径和面临的机遇也进行了探讨。第五章着重对中国新安全观关于实现理想安全目标追求进行了中国式的探索。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新安全观的深化与升华，符合人类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需要。笔者主要侧重于对新安全观与和谐世界的关系及其对和谐世界建设面临的挑战探索相关的解决措施进行分析与思考。第六章是本文的另一个重点。中国新安全观是具体的原则，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为了使其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应在其指导下制定可行的具有动态性的国家安全战略。笔者沿着这个逻辑思路，对世界强国崛起的启示价值进行深刻总结，从国家安全战略整体构建的视角论述了和平发展作为当前中国国家安全战略选择的必然性，并针对中国外部安全面临的挑战实际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和思考。
郭建明[4]（2013）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国家自主性研究 ——一种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改革开放引起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方面，国家发挥着强力主导作用，推动着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失败”现象，阻碍着经济社会发展。有时候地方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时不能超然于各个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之上，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而是为社会强势利益集团所俘获，只追求和维护它们的利益，损害其他社会阶层和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呈现出“俘获型国家”的某种迹象。有些地区和部门只追求和维护本地区或本部门的政府组织自身的利益，出现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的问题，无视甚至侵犯广大社会公众的利益，呈现出“掠夺型国家”的某种迹象。通过对“国家失败”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国家自身的价值定位和行为方式存在着问题，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和维护，即国家自主性存在偏差。国家自主性理论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国家具有相对于社会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由国家的内在矛盾决定的，是一种客观存在。国家自主性理论是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相对独立性思想进行整理和挖掘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又是在对国家发展的新现象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战后资本主义进入和平发展时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推进普遍福利、混合经济和阶级合作的政策，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从紧张到相对缓和的过程。国家自主性理论反映了这一过程中国家发展的新特点。应当看到，国家具有阶级统治的性质，但并不是阶级统治的简单工具，而是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回归国家学派、新国家主义学派在不同的研究范式下，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国家与统治阶级、官僚组织与社会等关系上，分析了国家自主性及其存在的必然性、必要性和限度。通过对以上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得出对国家自主性的概念和结构的明确认识，发挥这一理论对认识国家现象的重要作用，这无疑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的。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国家自主性问题。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和劳动人民是同一个主体，国家自主性在表现形式上与剥削阶级国家有许多不同。不过，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缺乏现代国家制度的系统建设，政府治理能力同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由于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市场经济，阶层初步分化，现代阶层结构还在发育中，利益冲突将长期存在，国家有时只追求和维护社会强势集团的利益，有时只追求和维护自身的利益，所以既存在国家自主性不足的问题，又存在国家自主性过度的问题。因此，采用历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对中国国家自主性进行整体研究，揭示出其生成原因、演变趋势，并以此为依据指出其未来的建构方向，就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国家自主性的角度，改革开放以来至今可以分为放权让利时期（1978年—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1992年—2002年）、加强社会建设时期（2002年以来）三个历史时期。在放权让利时期，国家自主行为的重点是“放权让利”，主要表现为行政上中央向地方进行放权，经济上国家向社会进行让利。国家自主性的历史环境是国家对外由封闭走向开放，而国内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国家自主性的制度结构调整以“党政分开”为重点。社会自主力量的状况是基层自治的出现、恢复和非政府组织的创建、发展。国家自主性的自主行为是在以上三方面因素的作用下产生的，具体表现为党政领导层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放权让利”的经济社会政策，进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意识形态建构。放权让利时期的历史环境、制度结构、社会自主力量和自主行为之间相互作用，致使中国国家自主性从“绝对状态”走向“相对状态”，促使国家自我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之间实现了共赢，也引起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出现分化，但利益冲突尚处在缓和状态，因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得到重新恢复。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国家自主行为的重点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自主性的历史环境是国际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层次矛盾凸显。国家自主性的制度结构调整以加强共产党自身的组织和制度建设为重点。社会自主力量的状况是基层自治的发展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国家自主性的自主行为是在以上三方面因素的作用下产生的，具体表现为党政领导层制定和实施了以“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心的经济社会政策，进行了“市场导向与发展共识”的意识形态建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的历史环境、制度结构、社会自主力量和自主行为之间相互作用，致使中国国家自主性既存在“过度状态”，又存在“不足状态”，但后者表现得更为明显，导致国家自我利益得到加强，社会整体利益明显受到忽视，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变得严重，因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面临比较严重的挑战。在加强社会建设时期，国家自主行为的重点是加强社会建设，以修正国有资本与公共权力自动联合形成的新双轨制。国家自主性的历史环境是国际上经济发展面临激烈竞争，周边安全形势日益严峻，而国内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国家自主性的制度结构调整以探索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为重点。社会力自主量的状况是基层自治的完善与非政府组织的活跃。国家自主性的自主行为是在以上三方面因素的作用下产生的，具体表现为党政领导层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加强社会建设”的经济社会政策，进行了“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建构。加强社会建设时期的的历史环境、制度结构、社会自主力量和自主行为之间相互作用，致使中国国家自主性从“过度状态”走向“正常状态”，促使国家过度的自我利益取向开始得到纠正，追求和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程度得到加强，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得到缓和，因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既面临挑战，又得到重新增强。中国国家自主性是在国家所处的历史环境、国家权力的制度结构、社会自主力量的发展状况三者相互作用下生成的，具体体现在国家权力的行为主体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自主行为中。总体上看，中国国家自主性日益走向平衡与协调的状态，中国国家自主性的公共利益导向日益明显。中国应当着力通过现代国家制度的建设，建构一种法治框架下民主基础上的制度化的“建制性国家自主性”，以此增强国家治理效能，确保国家自主性处于实现公共利益的“正常状态”，进而避免出现国家自主性“不足”现象和国家自主性“过度”现象，最终确保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社会转型的成功。
马若兰（Maria de la O Moncada）[5]（2010）在《当代中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认知与欧洲的回应 ——以中共中央四代领导人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探讨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领导层对欧洲整体（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的认知状况,集中考察中共四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胡锦涛）对欧洲的认知状况,包括其欧洲观的具体内容及纵向沿革。本文的研究覆盖了61年的时间跨度,起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于当下本文写作的2010年。这一时间段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几乎完全同步,欧洲的一体化始于1952年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与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创立,这两个共同体向来被视为是当今欧盟的前身。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扩展当代“欧洲身份认同”命题的思想视野。为此,论文引入了新的参照系：中国政治领导层眼中的欧洲一体状况。从他们公开的政治演说和讲话中,论文提取了特定的“话语”,并展开专门的深入探讨。鉴于笔者是欧洲人,所以整个论文是以一个欧洲人的特定视角切入,在分析相关的中文文献时,大量引用了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资料和论着。本文尽可能借鉴当代西方学界的相关研究与观念框架,从而构建出更为开放的观念场域,便于从更多的角度分析问题。论文由绪论、正文及结论构成,具体分为六章。正文部分有四章（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研究新中国的一位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每一章采取相同的结构,包括一段简短的引言,对该领导人执政期间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概括论述,对该领导人的政治世界观及外交政策定位的回顾,对该领导人的欧洲一体观的深入分析,以及一个小结。第一章回顾了学界相关的研究成果,介绍了研究的概念框架、研究目标及可行性论证,并提出了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第二章研究的是毛泽东对欧洲的认知,将毛泽东的世界政治观分为三大主要因素：意识形态的权重,中国近代史经验的影响,以及他本人的革命经验。在毛泽东看来,欧洲是“中间地带”或“第二世界”。本文探讨了当时欧洲在世界格局中的真实角色,及其与毛泽东所预期的角色之间的具体差距。毛泽东的欧洲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冷战的意识形态,同时,中欧之间缺乏直接现实的交流途径,这也造成了中国对欧美之间关系的误读。第三章分析了邓小平的欧洲观,首先将邓小平的政治世界观分为三个阶段：“反对苏联霸权的联合阵线”（1977-1982）、独立自主、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外交政策（1982-1989）及回应国际社会对天安门事件的反应（1989-1992）。邓小平的欧洲观与他的外交政策变动是相关的：在邓小平的执政生涯中,欧洲最初被视为是中国潜在的伙伴,可以在对抗苏联及其他的军事事件中加以联合（1978-1982）,随后,邓小平更为务实地看待欧洲,将其视为一个可以促进和平的联盟组织,以及中国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天安门事件是中欧关系的转折点,双方的关系一度极为低落,欧洲向中国施加的压力令邓小平重新谈到欧洲的霸权历史,并将欧洲的干涉称为“帝国主义”在当代的一种新形式。本章的结论凸显了中国的欧洲观中的“中国中心”视角,以及欧洲的普世主义对中国的欧洲观的影响。第四章探讨的是江泽民的欧洲观。本章首先结合全球化、多极化的历史语境,讨论了江泽民的世界政治观,同时分析了中国对于新的国际格局与国家安全的主张。本章也探讨了当代中国的“百年国耻”观念背景、“受害者”心态的终结,以及对于自身作为“世界大国”崛起的国家观念。中欧各领域对话的常规化——欧盟1995年首度制定明确的对华政策、从1998年开始实行的中欧年度高级会晤制度——都增进了江泽民对欧洲的现实了解。另一方面本文认为,中国领导人这一时期的欧洲观并不完全客观,而是受到当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而兴起的反西方的政治气候的影响。本章的结论部分特别探讨了欧洲与美国看待中国崛起的不同眼光,并提出,当时中国领导人并未完全理解其中的差别之处。第五章研究了胡锦涛的欧洲观。本章首先分析了新中国第四代领导人所采用的政治话语的变化及“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特别考察了中国外交的新趋势。本章结合了中欧作为“形成中的轴心”（2003-2006）的时代关系、“不和谐”（2006-2008）的经贸摩擦,以及令中欧关系降到新世纪最低点的2008年外交危机。本章的结论部分提出,第四代领导人首次以“独立”的眼光看待欧洲,然而中国与欧洲之间在国际秩序及价值观方面依然存在着现实的“不对称性”。结论部分还对中国的“天下”世界秩序观与欧洲的普世主义做了比照与反思。第六章是全文的结论,包含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总结新中国四代领导人从个人的欧洲观到集体的欧洲观的变迁过程；第二部分,归纳中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认知；第三部分,探讨中国对作为国际行为体的欧盟的认知状况；第四部分,总括四代领导人对欧盟身份的认知,特别是对欧洲价值观的理解。
袁古洁[6]（2002）在《条约在中国内地与港澳台适用之比较》文中研究指明香港、澳门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属下的地方行政区域 ,经中央人民政府授权后享有部分缔约权。国际条约在香港特区不能直接适用 ,其地位低于制定法。澳门特区适用国际条约的方式是直接适用与转化适用相结合 ,条约地位优于澳门本地法。台湾法院将条约视为特别法 ,可以直接适用。中国缺少宪法性规范来调整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国际条约在中国内地的法律地位具有不确定性 ,中国亟需确立有关条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地位的宪法性规范。
袁古洁[7]（2002）在《论条约在香港的适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香港回归前 ,遵循英国法的既有传统 ,条约不能在香港自动生效 ,必须通过英国或香港立法机关制定相关立法将之“转化”为本地法律。香港回归后 ,经中央人民政府授权享有部分缔约权 ,条约实践呈现稳定并持续发展的趋势 ,但条约在香港仍然不能直接适用 ,仍需转化
张秀霞[8]（2001）在《一国两制 香港有特殊国际身份》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二、一国两制 香港有特殊国际身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国两制 香港有特殊国际身份（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与选题意义 |
| （一）问题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一）中国教会大学研究的兴起及成就 |
| （二）教会大学中籍校长研究视角与观点 |
| （三）教会大学中籍校长以往研究小结 |
| 三、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历史制度主义方法 |
| 四、研究构思与内容框架 |
| （一）研究构思 |
| （二）内容框架 |
| 五、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一）中国教会大学 |
| （二）中籍校长角色 |
| （三）中籍校长角色冲突 |
| 二、主要理论依据 |
| （一）历史制度主义理论 |
| （二）社会认同理论 |
| 三、多元理论视角下中籍校长角色冲突解析 |
| （一）制度主义的宏观因素 |
| （二）社会认同的微观因素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教会大学中籍校长的角色形成与发展 |
| 一、教会大学中籍校长概况 |
| （一）本文重点涉及的中籍校长 |
| （二）中籍校长的个体背景特征 |
| 二、中籍校长角色形成的历史机缘 |
| （一）非基督教运动民族主义风潮对教会大学的挑战 |
| （二）“巴顿报告”与美国基督教会对华政策的转变 |
| （三）国民政府教育机关颁布的立法规范与强制要求 |
| 三、中籍校长角色发展过程及特征解析 |
| （一）中籍校长角色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二）中籍校长的个体角色特征解析 |
| （三）中籍校长个体角色的认同分析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教会大学中籍校长的角色冲突及其影响 |
| 一、中籍校长的多重角色定位 |
| （一）政府赋予的规范性角色：教育机构行政领导 |
| （二）教会赋予的宗教性角色：基督教组织代理人 |
| （三）师生赋予的教育家角色：现代大学校长 |
| 二、角色冲突的对象与表现形式 |
| （一）与政府的冲突 |
| （二）与教会的冲突 |
| （三）与教会大学师生的冲突 |
| （四）基于人格价值观的心理冲突 |
| 三、角色冲突对教会大学办学进程的影响 |
| （一）教会大学管理逐步融入政府教育体系 |
| （二）教会大学基督人格教育得以完整保留 |
| （三）中籍校长主导下的办学模式日趋成熟 |
| （四）教会大学师生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分化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教会大学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的原因 |
| 一、近代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 |
| （一）“中体西学”教育制度的妥协性 |
| （二）一元政治生态与多元思想的共存 |
| （三）校长个体心理与社会认同的交融 |
| 二、多重代理人身份的不可调和性 |
| （一）基督教义认同与官方主导政治的不可调和 |
| （二）西方代理人标签与民族角色期待的不可调和 |
| （三）中籍校长的宗教情感归属与民族意识的交织 |
| 三、中西文化冲突与价值观碰撞的必然选择 |
| （一）信仰问题：传统儒家文化与基督教信仰 |
| （二）立场问题：中国人归属还是教会人归属 |
| （三）价值观问题：基督教人格与官方价值观 |
| 四、双重办学主体下中籍校长经济独立性的缺失 |
| （一）中籍校长对教会财务的依赖 |
| （二）中籍校长对政府补助的依赖 |
| （三）中籍校长对社会捐赠的依赖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教会大学中籍校长角色的历史价值 |
| 一、多重制约因素下中籍校长长校的行为分析 |
| （一）保持教会特色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平衡 |
| （二）中籍校长掌权与教会约权之间的平衡 |
| （三）中籍校长卓越的办学绩效与治学理念 |
| 二、多重制约因素下中籍校长长校的制度分析 |
| （一）教会大学治权的法律制度基础 |
| （二）教会大学治权的社会制度基础 |
| （三）教会大学治权的经济制度基础 |
| 三、教会大学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的历史意义 |
| （一）中籍校长长校与教会大学法治治校 |
| （二）大学学术自治与教会利益关系平衡 |
| （三）中籍校长人格特征与教会大学发展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不足与展望 |
| 参考目录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论着、论文 |
| 致谢 |
（2）外宣翻译研究体系建构探索 ——基于哲学视野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动因 |
| 1.2 研究的对象与范围 |
| 1.3 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
| 1.4 研究的方法与目标 |
| 1.5 研究的结构与内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外宣翻译研究之现状与不足 |
| 2.1.1 国内外宣翻译之研究现状 |
| 2.1.2 国外外宣翻译之研究现状 |
| 2.1.3 现有外宣翻译研究之不足 |
| 2.1.4 外宣翻译研究之可能进路 |
| 2.2 外宣翻译研究之理论架构 |
| 2.2.1 翻译研究之哲学探索进路 |
| 2.2.2 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哲学架构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本体论 |
| 3.1 外宣翻译及其本质属性 |
| 3.1.1 宣传与翻译之词源学关联 |
| 3.1.1.1 宣传的词源学解读 |
| 3.1.1.2 翻译的词源学解读 |
| 3.1.1.3 宣传与翻译之词源学关联 |
| 3.1.2 对外宣传及其本质属性 |
| 3.1.2.1 宣传及其本质属性 |
| 3.1.2.2 对外宣传及其本质属性 |
| 3.1.2.3 外宣与内宣之别 |
| 3.1.3 外宣翻译及其本质属性 |
| 3.1.3.1 翻译及其本质属性 |
| 3.1.3.2 外宣翻译及其本质属性 |
| 3.2 外宣翻译研究及其学科属性 |
| 3.2.1 外宣翻译研究之本体论思考 |
| 3.2.2 外宣翻译研究的学科属性 |
| 3.2.2.1 外宣翻译研究的翻译学属性 |
| 3.2.2.2 外宣翻译研究的传播学属性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认识论 |
| 4.1 外宣翻译术语之辨 |
| 4.1.1 外宣翻译与对外宣传 |
| 4.1.2 对外宣传与对外传播 |
| 4.1.3 对外宣传与对外报道 |
| 4.1.4 对外宣传与国际传播 |
| 4.1.5 对外宣传与国际新闻 |
| 4.1.6 对外宣传与中译外 |
| 4.2 外宣翻译形态之辨 |
| 4.3 外宣翻译之研究对象 |
| 4.3.1 外宣翻译之主体 |
| 4.3.1.1 外宣翻译之政府主体 |
| 4.3.1.2 外宣翻译之译者主体 |
| 4.3.1.3 外宣翻译之审稿主体 |
| 4.3.1.4 外宣翻译之传媒主体 |
| 4.3.1.5 外宣翻译之其他主体 |
| 4.3.2 外宣翻译之目的 |
| 4.3.3 外宣翻译之客体 |
| 4.3.3.1 外宣翻译客体之政治文献 |
| 4.3.3.2 外宣翻译客体之新闻语篇 |
| 4.3.3.3 外宣翻译客体之公示语 |
| 4.3.3.4 外宣翻译客体之专业文献 |
| 4.3.3.5 外宣翻译客体之文化典籍 |
| 4.3.3.6 外宣翻译客体之多模态演艺作品 |
| 4.3.4 外宣翻译之媒介 |
| 4.3.5 外宣翻译之受众 |
| 4.3.6 外宣翻译之情境 |
| 4.3.7 外宣翻译之效果 |
| 4.4 外宣翻译之特点与要求 |
| 4.4.1 外宣翻译之特点 |
| 4.4.1.1 政治敏感性与严肃性 |
| 4.4.1.2 文体正式性与庄重性 |
| 4.4.1.3 内容准确性与灵活性 |
| 4.4.1.4 基调积极性与正面性 |
| 4.4.1.5 中国民族性与特色性 |
| 4.4.2 外宣翻译之要求 |
| 4.5 外宣翻译之原则与标准 |
| 4.5.1 外宣翻译之原则 |
| 4.5.1.1 以客观事实为基础，树立科学态度 |
| 4.5.1.2 以正确立场为方向，维护国家利益 |
| 4.5.1.3 以服务受众为宗旨，注意内外有别 |
| 4.5.1.4 以交流互动为契机，输出文化资本 |
| 4.5.2 外宣翻译之标准 |
| 4.6 外宣翻译与外宣翻译研究之认识维度 |
| 4.6.1 语言维 |
| 4.6.2 文化维 |
| 4.6.3 政治维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目的论 |
| 5.1 外宣翻译与外宣翻译研究之整体目标 |
| 5.1.1 整体目标之历史阐述 |
| 5.1.2 整体目标之今日表达 |
| 5.1.3 整体目标之内部关系 |
| 5.2 外宣翻译之目的 |
| 5.2.1 外宣翻译主体之目的 |
| 5.2.2 外宣译者之目的 |
| 5.2.2.1 外宣译者之“知之”目的 |
| 5.2.2.2 外宣译者之“告之”目的 |
| 5.2.2.3 外宣译者之“好之”目的 |
| 5.2.2.4 外宣译者之“乐之”目的 |
| 5.2.3 外宣受众之目的 |
| 5.3 外宣翻译研究之目的 |
| 5.3.1 外宣翻译研究之理论型目的 |
| 5.3.2 外宣翻译研究之实用型目的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方法论 |
| 6.1 外宣翻译之理论研究方法 |
| 6.1.1 传播学视野 |
| 6.1.2 功能论（目的论）视野 |
| 6.1.3 关联理论视野 |
| 6.1.4 其他研究视野 |
| 6.1.4.1 修辞认同视野 |
| 6.1.4.2 建构主义视野 |
| 6.1.4.3 生态译学观视野 |
| 6.2 外宣翻译之实践操作方法 |
| 6.2.1 外宣翻译之宏观翻译策略 |
| 6.2.1.1 归化与异化策略 |
| 6.2.1.2 变通策略 |
| 6.2.2 外宣翻译之具体应对技巧 |
| 6.2.2.1 增译 |
| 6.2.2.2 减译 |
| 6.2.2.3 编译 |
| 6.2.2.4 其他译法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价值论 |
| 7.1 外宣翻译之整体价值追求 |
| 7.2 外宣翻译之价值 |
| 7.2.1 外宣翻译之信息价值 |
| 7.2.2 外宣翻译之政治价值 |
| 7.2.3 外宣翻译之经济价值 |
| 7.2.4 外宣翻译之社会文化价值 |
| 7.3 外宣翻译研究之价值 |
| 7.3.1 翻译质量提升价值 |
| 7.3.2 学科建设价值 |
| 7.3.3 人才培养价值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批评观 |
| 8.1 翻译批评概说 |
| 8.1.1 翻译批评的定义 |
| 8.1.2 翻译批评的作用 |
| 8.1.3 翻译批评的原则 |
| 8.2 外宣翻译批评 |
| 8.2.1 外宣翻译批评的特殊性 |
| 8.2.2 外宣翻译批评的原则 |
| 8.2.2.1 传播效果原则 |
| 8.2.2.2 政治准确性原则 |
| 8.2.2.3 文化传真原则 |
| 8.2.2.4 跨文化交流原则 |
| 8.3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 |
| 9.1 本研究总结 |
| 9.2 本研究的价值与创新 |
| 9.3 本研究之缺陷与不足 |
| 9.4 外宣翻译研究之前景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3）中国新安全观及其安全战略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四、 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一章 国家安全观研究的相关理论 |
| 一、 安全与国家安全 |
| （一） 安全概念的历史由来 |
| （二） 安全概念的界定 |
| 二、 国家安全观与国家安全战略 |
| （一） 国家安全观的概念与分类 |
| （二） 国家安全战略内涵、构成与制约要素 |
| 三、 国家安全研究的演化 |
| 四、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家安全研究基本范式 |
| （一） 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范式 |
| （二） 自由主义国家安全范式 |
| （三） 建构主义国家安全范式 |
| （四） 对三种主流国家安全研究范式的几点评论 |
| 第二章 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初步形成与调整创新 |
| 一、 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初步形成 |
| （一） 形成的时代背景 |
| （二） 形成的思想渊源 |
| （三） 主要内容 |
| 二、 中国国家安全观的调整创新 |
| （一） 形成的时代背景 |
| （二） 形成的思想渊源 |
| （三） 主要内容 |
| 第三章 中国新安全观的确立 |
| 一、 形成的时代背景 |
| （一） 国际背景 |
| （二） 国内背景 |
| 二、 形成的思想渊源 |
| （一） 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彰显与弘扬 |
| （二）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和发展 |
| （三） 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逻辑前身和发展 |
| 三、 中国新安全观的提出与核心内涵 |
| （一） 中国新安全观概念的提出与演进 |
| （二） 中国新安全观的核心内涵 |
| 四、 中国新安全观的理论意涵 |
| （一） 把相互安全作为安全政策实施的必要前提 |
| （二） 把综合安全作为安全内涵的重要特征 |
| （三） 把共同安全作为安全追求的最终目标 |
| （四） 把合作安全视为安全实现的有效途径 |
| 五、 中国新安全观的理论创新价值 |
| （一） 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学说的新发展 |
| （二） 中国关于传统安全观重要理论范畴的新思索 |
| （三） 中国关于大国崛起模式的新宣示 |
| （四） 中国关于发展国家关系的新准则 |
| （五） 中国关于软实力提升的新体现 |
| 第四章 中国新安全观的实践—以上海合作组织和中国-东盟经济安全合作为例 |
| 一、 上海合作组织：中国新安全观的光辉典范 |
| （一） 上海合作组织诞生的国际背景 |
| （二） 上海合作组织十年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 |
| （三） 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安全合作面临的挑战、机遇及其解决对策 |
| 二、 中国—东盟经济安全合作：中国新安全观的成功实践 |
| （一） 冷战结束后，中国—东盟经济安全合作成效显着 |
| （二） 中国—东盟经济安全合作的障碍因素 |
| （三） 中国—东盟经济安全合作的新动力 |
| 第五章 和谐世界：中国新安全观的深化与升华 |
| 一、 和谐世界理念的三个渊源 |
| （一） 我国传统文化思想是“和谐世界”理念形成的深厚根基 |
| （二） 西方文化的和谐思想是“和谐世界”理念的重要来源 |
| （三） “和谐世界”理念是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扬光大 |
| 二、 和谐世界理念对新安全观的深化和发展 |
| （一） 实现国家之间利益的和谐 |
| （二） 实现世界的共同进步与共同繁荣 |
| （三） 实现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 |
| 三、 和谐世界理念对国际安全作用的时代价值 |
| （一） 和谐世界理念是世界理想主义的新目标 |
| （二） 和谐世界理念为国际社会公平与善治提供了新范式 |
| （三） 和谐世界理念是构建国际规范理论的一次伟大尝试 |
| 四、 中国在推进和谐世界的建设中取得的成就与挑战 |
| （一） 中国在和谐世界建设中的成就 |
| （二） 中国在和谐世界建设中面临的挑战和障碍 |
| 五、 推动和谐世界建设的基本路径 |
| （一） 实现从“应然”的理想规范向“实然”的现实规范转变 |
| （二） 凸显中国外交战略布局的理性设计 |
| （三） 强化各种文明的对话与交流 |
| （四） 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
| 第六章 新安全观下中国和平发展国家安全战略的选择 |
| 一、 世界强国崛起的启示价值 |
| （一） 地区性守成、世界性扩张安全战略与主要强国崛起 |
| （二） 综合国力是大国崛起与确保国家安全的基石与前提 |
| （三） 国际公共治理的软实力提升是促进世界进步的有效助推力 |
| （四） 要制定积极有效的安全战略，维持现有国际体系和秩序 |
| 二、 中国国家安全环境面临的外部威胁与挑战 |
| （一） 从全球层面，美国对中国施加了全方位的战略威胁与围堵 |
| （二） 从地区层面，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日趋复杂和严峻 |
| 三、 新安全观下构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相关思考 |
| （一） 新时期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目标与任务 |
| （二） 新时期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方针 |
| （三） 新时期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容 |
| （四） 新安全观下实现中国和平发展安全战略的几点建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国家自主性研究 ——一种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及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范围的限定与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外国家自主性理论的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内国家自主性的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视角 |
| 四、本文的基本概念和结构安排 |
| （一）基本概念 |
| （二）结构安排 |
| 五、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自主性的涵义辨析、概念界定与结构分析 |
| 第一节 国家自主性的涵义辨析 |
| 一、国外学者关于国家自主性的涵义辨析 |
| 二、国内学者关于国家自主性的涵义辨析 |
| 第二节 国家自主性的概念界定与结构分析 |
| 一、国家自主性的概念界定 |
| 二、国家自主性的结构分析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国家自主性的分析框架：一种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
| 第一节 历史制度主义简析 |
| 一、历史制度主义的基本内容 |
| 二、历史制度主义的基本分析模式 |
| 三、历史制度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 |
| 第二节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国家自主性的分析框架 |
| 一、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国家自主性的基本结构 |
| 二、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国家自主性的历史分期 |
| 第三章 放权让利时期的中国国家自主性分析：1978 年—1992 年 |
| 第一节 放权让利时期中国国家自主性生成的历史环境因素 |
| 一、走向开放的外部压力 |
| 二、经济濒于崩溃的内部压力 |
| 第二节 放权让利时期中国国家自主性生成的制度结构因素 |
| 一、政府自主性生成的制度安排 |
| 二、地方自主性生成的制度安排 |
| 第三节 放权让利时期中国国家自主性生成的社会自主因素 |
| 一、基层自治的出现与恢复 |
| 二、非政府组织的创建与成长 |
| 第四节 放权让利时期中国国家自主性的自主行为 |
| 一、公共产权政策：产权分离化 |
| 二、资源分配政策：农村市场萌生与城市价格双轨制 |
| 三、意识形态建构政策：“实践标准”回归 |
| 四、对外交往政策：向外部开放 |
| 第五节 放权让利时期中国国家自主性的发展态势与现实影响 |
| 一、国家自主性从“绝对状态”走向“相对状态” |
| 二、“国民共赢”与政治合法性的恢复 |
| 第四章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的中国国家自主性分析：1992 年—2002 年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中国国家自主性生成的历史环境因素 |
| 一、西方国家制裁的外部压力 |
| 二、思想领域争论的内部压力 |
| 第二节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中国国家自主性生成的制度结构因素 |
| 一、政党自主性增强的制度安排 |
| 二、中央自主性增强的制度安排 |
| 第三节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中国国家自主性生成的社会自主因素 |
| 一、基层自治的发展 |
| 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
| 第四节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中国国家自主性的自主行为 |
| 一、公共产权政策：产权稳定化、产权私有化与产权多元化 |
| 二、资源分配政策：单位制的市场化改革 |
| 三、意识形态建构政策：“市场导向”与“发展共识” |
| 四、对外交往政策：拓展全方位外交格局 |
| 第五节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中国国家自主性的发展态势与现实影响 |
| 一、国家自主性总体上处在“不足状态” |
| 二、社会群体利益分化与政治合法性的挑战 |
| 第五章 加强社会建设时期的中国国家自主性分析：2002 年以来 |
| 第一节 加强社会建设时期中国国家自主性生成的历史环境因素 |
| 一、周边安全的外部压力 |
| 二、社会矛盾凸显的内部压力 |
| 第二节 加强社会建设时期中国国家自主性生成的制度结构因素 |
| 一、政党自主性与政府自主性民主化与协调化的制度安排 |
| 二、中央自主性与地方自主性趋向平衡的制度安排 |
| 第三节 加强社会建设时期中国国家自主性生成的社会自主因素 |
| 一、基层自治的完善 |
| 二、非政府组织的活跃 |
| 第四节 加强社会建设时期中国国家自主性的自主行为 |
| 一、公共产权政策：产权流动化 |
| 二、资源分配政策：社会保障体系建构 |
| 三、意识形态建构政策：“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 |
| 四、对外交往政策：维护周边安全与建构“和谐世界” |
| 第五节 加强社会建设时期中国国家自主性的发展态势与现实影响 |
| 一、国家自主性总体上从“过度状态”走向“正常状态” |
| 二、“国进民退”转向“让利于民”与政治合法性的双重状态 |
| 结语：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国家自主性的生成逻辑、演变趋势及其未来的建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当代中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认知与欧洲的回应 ——以中共中央四代领导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欧盟自我认同(European Identity)的发展历程 |
| 二、"欧盟自我认同"在欧洲话语系统中的具体表述 |
| 三、欧盟"自我认同"的构建与"他者"认知的重要性 |
| 四、"中国的欧洲一体观"的相关研究成果 |
| 五、本文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与具体史料 |
| 第一章 毛泽东的西欧观:作为"中间地带"、"第二世界"的欧洲 |
| 引言 西方对于冷战中的中国的"东方主义"认知 |
| 一、欧洲一体化的形成 |
| (一) 泛欧(Paneuropa)运动与《洛加诺公约》 |
| (二) 《舒曼宣言》 |
| (三) 《罗马条约》:欧共体的成立 |
| 二、毛泽东的世界政治观 |
| (一) 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 |
| (二) 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直观认知 |
| (三) 对中国遭受外来威胁的国际形势判断 |
| 三、毛泽东的西欧观 |
| (一) 作为"统一战线"的欧洲 |
| (二) 作为"中间地带"、"第二世界"的欧洲 |
| (三) 毛泽东对欧洲统一运动的态度 |
| 小结 |
| 第二章 邓小平的欧洲一体观:值得中国期待的欧洲 |
| 引言 历史转折中的中国与欧洲 |
| 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化:走向欧洲联盟 |
| (一) 欧洲经济、政治与社会一体化过程的加深 |
| (二) 欧洲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诞生 |
| 二、邓小平1978-1992年间的世界格局观与基本外交理念 |
| (一) 1977-1982:"反苏霸统一战线" |
| (二) 1982-1989:独立的外交政策,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
| (三) 1989-1992年:应对"六四事件"的国际冲击 |
| 三、邓小平的欧洲一体观 |
| (一) 1975-1982:谋求与欧共体的军事防务合作 |
| (二) 1982-1989:转向与欧共体的经贸合作 |
| (三) 1989-1992:回应欧洲对中国的价值干涉 |
| 小结 |
| (一) 中国的欧洲一体观中的中国中心主义 |
| (二) 欧洲的价值普世主义对中国欧洲一体观的影响 |
| 第三章 江泽民的欧盟观:"中国崛起"时代作为"西方世界"的欧洲 |
| 引言:后冷战时代世界新安全概念的形成 |
| 一、欧盟的新进展:走向"无界的欧洲"(1993-2003) |
| (一) 一体化进程的加深:实现"无国界"的欧洲 |
| (二) 欧元启动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 |
| (三) 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阿姆斯特丹条约》与《尼斯条约》 |
| (四) 欧盟对华政策文件解析(1994-2003) |
| 二、江泽民的世界格局观与外交理念 |
| (一) "第三代":后革命时代的中国领导集体 |
| (二) 多极化与全球化:20世纪末的两大时代潮流 |
| (三) 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必要性与中国的新安全观 |
| (四) "百年国耻"的终结与中国大国形象的重建 |
| 三、江泽民的欧洲一体观 |
| (一) 中欧外交对话的制度化:中国领导层欧洲一体观的推进 |
| (二) 江泽民的欧洲一体观困境:加强中欧经济合作与保持意识形态立场(1992-1998) |
| (三) 欧盟对中国成就的认可与中国领导人对欧盟观感的好转(1998-2002) |
| (四) "西方"定义的重构:中国欧盟观的本质性改变 |
| 小结 |
| 第四章 胡锦涛的欧洲一体观:"和谐时代"作为现实伙伴的欧洲 |
| 引言"历史的回归"与中国的崛起 |
| 一、2003-2010年的欧盟:"一个欧洲"格局的巩固 |
| (一) 欧盟的制宪进程(2001-2004) |
| (二) 欧盟宪法危机:遭遇公民投票否决(2005-2007) |
| (三) 欧盟宪法危机的化解与《里斯本条约》的缔结(2007-2010) |
| 二、胡锦涛的世界格局观与外交理念 |
| (一) 第四代领导集体:中国外交政策的新话语 |
| (二) 当代中国外交的新格局 |
| 三、胡锦涛的欧洲一体观 |
| (一) 中欧关系新趋势:"形成中的新轴心"(2003-2006) |
| (二) 中欧关系的变化:"不和谐"因素的出现(2006-2010) |
| 小结 |
| (一) 走向对欧洲本体的专门认知 |
| (二) 中匡认知欧洲的"不对称性":对多极化的理解、愿景及价值观的差异 |
| (三) 中国的"新天下主义"与欧洲的"普世主义":中国学术界的反思与探索 |
| 结论 |
| 一、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对欧洲一体的表述:认知过程的历史性演变 |
| (一) 中国政坛领导风格的转变:从个人领导转向集体领导 |
| (二) 中欧关系的全面制度化 |
| (三) 欧洲一体化进程成就的说服力 |
| 二、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中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双方对主权概念的不同界定与中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特定解读 |
| 三、中国政治话语中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欧洲:"联合阵线"与多极世界中的"有限角色" |
| (一) "联合阵线"与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 |
| (二) 多极化与世界格局演变中的美国因素 |
| 四、中国政治话语中的欧盟价值观:历史的影响 |
| (一) 欧盟价值观的政治维度 |
| (二) 后冷战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维度中的欧盟价值观 |
| 参考书目 |
| 后记 |
（7）论条约在香港的适用（论文提纲范文）
| 一、回归前条约在香港的适用 |
| (一) 香港回归前接受国际条约拘束的方式 |
| (二) 过渡时期香港的条约实践 |
| 1.以香港政府名义对外签订协定, 代替以英国为缔约一方的双边条约 |
| 2. 对有关《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国际人权公约和国际劳工公约在香港的继续适用做出特别安排。 |
| 3. 积极采取法律和外交行动, 安排国际条约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继续适用。 |
| (三) 回归前国际条约在香港法律制度中的地位 |
| 1. 条约在英国法律制度中的地位。 |
| 2. 回归前国际条约在香港法律制度中的地位。 |
| 二、香港回归后条约在香港的适用 |
| (一) 双边条约在香港的适用 |
| (二) 多边条约在香港的适用 |
| 1. 外交、国防类或根据条约的性质和规定必须适用于国家全部领土的条约。 |
| 2. 经征询香港特区意见后, 根据香港特区的情况和需要, 决定条约是否适用于香港。 |
| 3. 不适用于中国内地而仅适用于香港特区的国际条约。 |
| (三) 关于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区同为某一条约的当事国时的条约适用问题 |
| (四) 回归后条约在香港的法律地位 |
四、一国两制 香港有特殊国际身份（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研究[D]. 杨习超. 苏州大学, 2016(03)
- [2]外宣翻译研究体系建构探索 ——基于哲学视野的反思[D]. 朱义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08)
- [3]中国新安全观及其安全战略选择研究[D]. 王柏松. 东北师范大学, 2013(01)
- [4]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国家自主性研究 ——一种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D]. 郭建明. 中共中央党校, 2013(10)
- [5]当代中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认知与欧洲的回应 ——以中共中央四代领导人为中心[D]. 马若兰（Maria de la O Moncada）. 复旦大学, 2010(08)
- [6]条约在中国内地与港澳台适用之比较[J]. 袁古洁. 法学评论, 2002(05)
- [7]论条约在香港的适用[J]. 袁古洁. 学术研究, 2002(08)
- [8]一国两制 香港有特殊国际身份[J]. 张秀霞. 中国律师, 2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