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的秘书合集（上）

一、顾颉刚藏书记(上)（论文文献综述）

周璇^[1]（2021）在《郑振铎晚明版画类藏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唐滟萍^[2]（2021）在《马骕《绎史》文献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末清初,学术思潮逐渐转变为“复古解放”,朴学大兴,受此影响,清代的史学虽不如宋明时期的蓬勃勇锐,但在考据古史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为前代文献的整理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马骕《绎史》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史书,于文献的校勘、辑佚、辨伪均有所为,影响了有清一代的经史考订之学。马骕少习六艺之文,犹好《左氏春秋》,据此依事立篇,以纪事本末体着成《左传事纬》。此后,马骕积极参与学术交游,为他创作《绎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终完成了这部最能代表其学术成果的史学巨着——《绎史》。《绎史》是一部上起太古、下迄秦亡的先秦考订史书,初刊于康熙九年,后原板收于内府,故其现存版本系统比较单一。此书在当时流传情况较好,多为学者所称赞,于官修目录、私家目录均有着录。《绎史》引书浩繁,基本征引了马骕所见的现存或散佚的隋代以前的文献典籍,除四书之外的六经、古史、诸子、笺注、类萃之书靡不毕载,这种广阔的史学观点对后代的经史考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骕为广见闻,又引用了大量的伪书,对于这些伪书,马骕虽作出了一些考辨,但仍有一部分未加考辨的伪书混杂其中,有待辨证,特别是对伪《古文尚书》的征引。此外,《绎史》中还辑引了大量的佚书佚文,其中也保存了许多谶纬文献。马骕还对这些散佚的文段进行连缀,为之后的辑佚家们提供了良好的蓝本。总的来说,从文献学角度看,《绎史》此书于校勘、辑佚、辨伪均有所成。

崔士凯^[3]（2021）在《试论柳诒徵的传统史学观》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民国学人中,柳诒徵对传统史学的认识颇具特色,主要体现在其对传统史学内容、形式、方法、价值等方面的理解上。自近代以来,传统史学的内容受到了许多学人的批判和质疑,如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学人、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人”。针对这些批判和质疑,柳诒徵进行了回应,他认为传统史学并非只是记述帝王将相的历史,其中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演进;同时他还指出古人撰史皆以信为鹄,重视实录精神。关于传统史学的书写形式,柳诒徵阐扬了纪传体这一史书体裁,表彰了其纪、传、表、志在记事上互相补充的作用。在传统治学方法上,柳诒徵主张继承传统史学的治学路径和方法,如由经入史、考据等。在传统史学价值方面,柳诒徵从鉴往知来与品性修养两方面阐述了传统史学的功用,肯定了传统史学的价值。从柳诒徵对传统史学各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传统史学始终秉持着一种肯定和维护的态度,这与当时的时代思潮以及民族危机的加深有着密切的联系。需提出的是柳诒徵在维护和弘扬传统史学的同时,并不排斥西方史学,而是持开放的态度。探析柳诒徵对传统史学的认识,不仅可加深我们对其学术思想的认识,同时也为我们今天审视传统史学的价值、处理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的关系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王璐^[4]（2020）在《卫湜《礼记集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卫湜所着《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附《统说》一卷,汇辑了自汉至南宋间的149位学者对《礼记》的解释,全书采取照录原文、不加论断的形式,保留了大量宋代学者对《礼记》的解释文字,四库提要称此书:“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可云《礼》家之渊海”,在中国礼学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第一章主要介绍了《礼记集说》的刊刻与版本问题。卫湜凭借“栎斋”和其家族丰富的藏书,搜辑资料,着成此书。此书自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嘉熙四年（1240年）两次刊刻以后,至清初鲜难寻觅。直至康熙十六年（1677年）通志堂重新校刻刊行,清代学林才再次注意到此书,并对之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续补工作。以通志堂本为底本,《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荟要》均收录了卫湜《礼记集说》,另外还有数种明清抄本存世。今天尚有一部南宋嘉熙刻本完帙存于国家图书馆,作为宋代严州刻本的代表,已入选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此书在明清之际受到特别重视,还关联到黄宗羲与吕留良交恶的着名学术公案,即与澹生堂藏宋版《礼记集说》的归属密切相关,从黄吕二人对此书的重视一事可凸显出明清之际学风的转变,文中顺便进行了勾稽。第二章主要研究了《礼记集说》的引书问题。卫湜面对宋以前繁富的解释《礼记》的文献资料,采取的是审慎的态度,资料取舍得当,做到了比较客观地看待各家的长短,兼采众说。可谓兼收并蓄、不守一家,其谨严的态度和博收的原则值得称道。具体引书,据朱彝尊考证有144家,《四库全书总目》说“今自郑注、孔疏外,原书无一存者”,学界相沿,几成定说。经重新统计,卫湜所引礼说实际上共计149家。其中今仍可见者至少有44家,宋以前引书几乎全存;宋代礼学着作有19家原书尚存,另外105家的礼说今佚失不存,因此《集说》颇有辑佚价值。此后莫友芝辑《中庸集解》、陈俊民辑《芸阁礼记解》均利用了卫湜的《集说》,足见《集说》之辑佚价值。将今存诸家与卫湜所摘录的内容互勘,可发现《集说》绝非简单地抄录原书,其有二大选择标准:一是选择书中针对《礼记》文本进行解释的“结论性段落”,而不录其论证或考据过程,二是重点选取其有创见的段落,而裁汰其浅尝辄止或陈陈相因的说法。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这两章进入到《礼记集说》的文本层面,以卫湜《集说》为抓手,试图概括出宋代《礼记》学的基本风貌。从宏观上总结出汉、宋学者治礼三点差异:第一,宋儒对经典解释的多元化;第二,宋儒注重从行礼的情境来把握礼节的内涵;第三,宋儒注重“礼意”,更乐于将本是琐碎的仪节末枝赋予形而上的意义。对宋、清学者治礼的特色,总结而言也有两大差异:第一为清儒对经典注疏的态度是近乎迷信的,而宋儒对注疏的态度则比较开放。如果注疏不当,不妨另立新说,甚至动辄怀疑经典存在错误;第二为清儒治礼以广征博引见长,其路径与重视情境体验的宋儒迥异。在今天看来,清儒的特点在于读书面太窄而优点在于精深,宋儒则可谓宽博而粗疏,粗疏就不免有所挂漏,文中还找出了宋儒读书粗疏的多处“硬伤”,从反面凸显了宋人治礼的基本特色。在这两章中除从宏观角度概括外,对宋儒与汉儒、清儒治学的微观差异也选取了两个视角进行考察。其一是孔子形象在汉宋之际的转变。汉儒固然尊崇孔子为圣人,孔子在作为圣人之余还保留了一些活泼的色彩,这在早期儒家经典中是处处可见的。但到了宋儒眼中,孔子的形象日益严肃了起来,宋儒无法跳出已经“道貌岸然”的孔子形象,宁可否认经典也不愿否定圣贤,至明清尤甚。其二是唐宋前后时代变化导致对经典个别文句理解的变化。中国历史自宋代以后出现了贵族社会的终结和皇权专制社会的确立,由于社会结构的变革导致了先秦两汉时期的一些常见做法,无法被宋元以后的学者们所理解,且自宋至清越发不被理解。文中举出了相当的例证来说明这两种差异。第五章重点关注《礼记集说》在后世的影响问题。从经典注疏体例的角度而言,《集说》在经典注疏史上有两大特点,其一是采用“集说”的形式保留前贤礼说,力求忠实于原书,不对原书作改变文意的删改;其二是对前人的观点分类胪列、不加评述,孙诒让在《温州经籍志》中称之为“备列众说,不加论断”,这是卫湜独创之体,后人对这两点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此良善的体例自然有续补之作,在末尾我们选取了陈澔《陈氏礼记集说》、郑元庆《礼记集说》和杭世骏《续礼记集说》三部着作为例,说明卫湜《礼记集说》在《礼记》注疏史上的地位。

李科^[5]（2021）在《曹元弼致王欣夫书札考释 下篇》文中提出一五欣夫仁弟惠鉴:月前得手书,深慰积思,前谂潜心学《易》,乐道忘忧,王虞笙、张闻远两君书,君直家兄《三儒録》并马远林先生《集韵校勘记》均赖吾弟安置妥帖,至佩至幸,尚望随时探视,俾保存完全,他日刊布,永垂不朽。兄目困倍於往时,精力不堪其惫,加以三月间崧乔1舍侄逝世,心绪益复恶劣。承嘱题《抱蜀庐校书图》,前日勉振精神成五言长歌四十余韵,写成後当设法寄上。现在寄书常不达,未敢率尔付邮也。又有赠弟诗两首,

黄毓芸^[6]（2019）在《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我国旧志约8200种,占现存中国古籍的十分之一以上。但学界现有的研究重新志而轻旧志,重地理、历史研究而轻文献学研究,早期方志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魏晋隋唐方志是方志发展的早期阶段,从文献学角度研究这一时期的方志,对方志文献学的理论建设,中国方志的起源、发展及演变,方志史和方志学史的建立,第三(6方志的编纂工作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方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方志仅指地方性的综合志,广义的方志还包括全国性总志及记述某方面特定内容的专志。论文主要研究狭义方志,着重研究了以下问题。第一,界定魏晋隋唐方志具体范围。历代学者对方志名实、方志起源、方志内涵与外延的看法差别很大。一代有一代之方志。魏晋隋唐方志既具备历代方志共性,也有其时代特徵。论文基於文献用例归纳“方志”的语义发展、“方志”的内涵、特点及其核心要素;从代表性方志学着作、方志整理着作、着录方志的目录着作所举方志归纳方志外延。并据此从广、狭两方面提出能够整合前人观点的方志定义,为魏晋隋唐方志文献的目录、版本、校勘、1佚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归纳魏晋隋唐方志总特点。从方志地名沿革、地域分布、体例分类、撰人分布等方面分阶段考察魏晋隋唐方志各自特徵。第三,考察方志着录轨迹的历史演变。梳理魏晋南北朝、隋唐方志在历代目录及其子目中的分布及沿革以求“考镜源流”;考证了官、私、史目录学着作着录魏晋隋唐方志的误录、同书异名、同名异书、卷数异、撰人异等情况。第四,整理魏晋隋唐方志文本和考证魏晋隋唐方志1本。分析总结魏晋隋唐方志1佚成果现状,补充已有1本漏1方志佚文、新1方志佚书,校勘佚志佚文及现存方志文本;从版本学角度对这一时期的现存和1本方志进行考察,梳理已有的方志版本研究成果并做了专题研究。第五,魏晋隋唐方志方言材料的整理与考证。方言材料包括语音（音韵）、文字、词汇、训诂、语法等不同类别,论文主要研究其中的词汇材料,并从文献学角度考证了其中的异文、名物、风俗、地理及历时与共时的演变,旨在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方志中方言资料的整理、1录及数字化工程”的研究提供资料;又是一次从中国古典文献学角度对语言文字学文献进行整理、研究的有益尝试。

郭侃^[7]（2018）在《《穆天子传》文本整理及相关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穆天子传》为西晋初年出土於汲县战国古墓中的竹简,是汲冢竹书中至今唯一被完整保存下来的。本文即以《穆天子传》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近年新见的出土文献及研究观点,对《穆天子传》文本作重新整理。正文分上、下两编。上编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穆天子传》校释”是对《穆天子传》原文进行重新整理、校注,主要内容是标注目前笔者所见各版本间的文字异同,收集前人的校释成果,最後以“案语”的形式陈述笔者自己的研究观点,包括一些直接隶定文字的释读,一些语辞的训诂。第二部分“《穆天子传》中所见地名集释”是将前人考证的“穆王巡行地点”论着、研究文章做搜集整理,析出观点,最後依然以“案语”的形式陈述笔者自己的研究观点。第三部分“《穆天子传》中所见氏族名、人名集释”是将前人考证的“《穆天子传》中所见氏族名、人名”论着、文章做搜集整理,析出观点。下编共分两章,皆为《穆天子传》的相关问题研究。由於此前已有大量关於《穆天子传》的研究性文章,且各家所执观点均可备为一说,因此本文不对旧有观点作过多纠缠,仅将校释偶拾整理成文。第一章为“《穆天子传》真伪及其成书时间、性质考辨”,笔者以此前研究者未曾关注过的汲冢竹书被发掘的历史背景作为切入点,阐明《穆天子传》不可能是伪书的理由;笔者运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以“古籍目录学”的相关着作讨论了《穆天子传》的性质为何。第二章“《穆天子传》明清版本述评”的主要内容是,笔者将在整理过程中使用到的明清时期版本作一系统评介,为今後研究者查阅各《穆天子传》版本以提供便利。正文之外,文末另有附录七篇。附录一包括诸家所考“穆王巡行地图”三十余套,意在以直观的视角展示诸家所考穆王巡行所到之处为今之何地,此内容亦是不同於前人整理《穆天子传》的创新点之一。附录二为《穆天子传汇校集释》勘误记,此书虽为《穆天子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囿於特殊的出版印刷时期,难免存在一些不可避免地问题。勘误记指出其中一些问题,以方便读者对此书更好地运用。附录三为“《穆天子传》原文复原”,由於《穆天子传》文本中缺文较多、各版本间在文字使用上亦有差异,因此笔者结合整理过程中提出的一些观点,试将《穆天子传》作一定文,望对此後研究者有所帮助。附录四为“《穆天子传》序跋选录”,笔者将序跋搜集合1,以观前人校注《穆天子传》的背景、过程,以便此後研究者更了解《穆天子传》的校注文本。附录五、六、七为三篇研究性文章,是笔者在整理过程中的一些不尽成熟的想法。

邱林^[8]（2018）在《孙诒让的生平与学术》文中研究指明关于晚清的学术史论述中,往往特别强调今文经学的复兴。在梁启超和钱穆所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孙诒让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梁、钱的书流传很广,很大程度上塑造着人们对清代学术史的印象。相比之下,章太炎等人却对孙诒让有着极高的评价,称赞其为“晚清第一大师”“三百年绝等双矣”。参照章太炎的论述,孙诒让显然属于一般清代学术史论述中被低估的学人,因而值得我们予以更多的关注。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庼居士,浙江瑞安人,是晚清朴学大师和经学后殿。他在经学、诸子、金石文字、训诂校勘、文献目录等方面均有精深造诣,着作主要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古籀拾遗》、《契文举例》、《名原》、《札迻》、《温州经籍志》等。孙诒让早年随父宦居大江南北,后半生偏居乡里,潜心着述。在晚清内忧外患之际,他也走出书斋致力于在温州等地区推广新式教育。因此,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学问家,还是最早在浙江南部推行新式学堂的教育家。自孙诒让年少起,父亲孙衣言即指点其读书治学,不仅为他创造了优越的着述条件,还带他结识了众多一流学者。孙诒让本人也聪敏好学、坚持不懈,最终成为一位着作等身、成就卓着的朴学大师。孙氏治学服膺乾嘉之道,欣赏高邮王氏之学,在金石文字和校注《周礼》、《墨子》等典籍方面卓有成就,影响深远。《周礼正义》是孙诒让花费二十余年时间写就的一部巨着,总结了历代《周礼》研究的成果,是一部集大成之作,至今无人可望其项背。在文字训诂、典章制度之外,他明确指出大宰“八法”为《周礼》的纲领所在,并通过对“官联”问题的梳理使全书脉络分明、前后呼应,从而超越了汉唐注疏。在学术背景、经学立场,以及当时激烈的今古文之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孙诒让延续了“周公作《周礼》”的观点。对此我们不能苛责古人,但在阅读《周礼正义》一书时要有充分的认识。《墨子间诂》一书也是一部集大成之作,总结了清中叶以后诸家校注《墨子》的成果。该书三易其稿,始成定本,除了进一步进行训诂、校勘之外,孙氏还对墨子及墨家学说的评价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墨子间诂》是墨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着作,对后来的墨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奠定了墨学真正复兴的基础。总体来说,孙诒让生活在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初期,治学上偏向传统但又有着承前启后的特征。甲午战败后时事多艰、国难当头,孙诒让开始投身于创办新式学堂,以培养救国救民的实用人才。之后他又领导“温处学务分处”,筚路蓝缕,在浙江南部地区推行新式教育,堪称一位教育家。除此之外,孙诒让大量订阅各种新式书刊,关心时局变化,主张进行变法革新。甲午之后他提出创办“兴儒会”,以兴儒救国。清政府新政之际,他受盛宣怀的邀请起草了《变法条议》,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变革主张。晚年的时候孙诒让结交章太炎等人,表现出明显的同情革命的倾向。孙诒让不仅治学严谨、着作等身,是一位卓越的学者,同时又关心社会,身体力行,做到了知行合一。

张光润^[9]（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研究说明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张立恩^[10]（2018）在《元代春秋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春秋》学史的角度而言,元代《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无疑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由于受到清代学者评价的影响,现代学术界对元代《春秋》学多不甚措意。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人们对经学的重新认识和理性评判,元代《春秋》学亦重新进入学术研究视野,并产生了一些研究着作,但无论就横向的地域分布、纵向的发展历程,还是文献的考据整理、《春秋》学家思想内涵的掘发和诠释方法的呈现,皆有未尽之处。基于这一问题意识,本文以元代《春秋》学研究为题,在力图全面考证元代《春秋》学着述的基础上,着力对上述问题进行揭示,以期能客观、逻辑地呈现元代《春秋》学之思想面貌,并由之对其学术史价值做出评述。文章除导论、结语外,共七章内容。首章论元代《春秋》学之理论渊源与发展历程,二章论元代《春秋》学之地域分布与学术师承,三至七章论草庐学派、程端学、黄泽、徽州学派及其他《春秋》学家的《春秋》学思想。在具体论述上主要围绕《春秋》学家之《春秋》观、诠释方法等内容展开,将其对《春秋》学问题的思考置入《春秋》学史的发展脉络之中进行考察。草庐学派《春秋》学代表为吴澄,其秉持朱子《春秋》学观念并综合啖助、赵匡、刘敞之说而试图统一经说。在《春秋》观上,吴澄持朱子据实直书说,但认为《春秋》所据之“实”为“非常之事”,包括:有违典礼者、有关训诫者、变异者。吴氏反对以《春秋》为文辞褒贬之书,以别嫌明微为孔子之意,以《春秋》为孔子之刑书。在解经方法上,其发挥传统的属辞比事之法,并以“属辞所以合,比事所以析”对“属辞比事”提出新解。吴澄门人在《春秋》学上承继吴氏而又有发明,虞盘之《春秋》学如朱子、吴澄一样,重视《左传》事实,而尤能纠左氏“夸于辞”之偏,李衡之《春秋》学不但推尊吴澄,而且亦如吴氏《春秋》学一样贯穿着统一经说的意识。元明善则发挥《春秋》经世之旨以评论时事。程端学亦本朱子观念而建构《春秋》诠释体系,其以《春秋》为“圣人之实录”,而所书皆“非常之事”。基于这一理解,在褒贬观上,程氏一方面反对文辞褒贬之说,但另一方面又主张《春秋》以事见贬。程氏认为以往褒贬凡例之说盛行的原因是“后世但知圣人议人罪恶而已”,其所主以事见贬之说就是要克服文辞褒贬之弊而导人为善。在此意义上,他指出《春秋》宗旨在于使后世读《春秋》者“克己复礼”,所谓“使人知其非礼,则礼有在矣”。程氏还区分《春秋》大义、正义与小义、余义,二者之间有严格的价值层级关系,前者可含蕴后者,后者无法含蕴前者。在解经方法上,针对单个事件,程氏主张发挥“即其因以见其情”之法,针对复杂的、长时段的事件,则主张诉诸于“属辞比事”之法。程氏还将“属辞比事”分为“大属辞比事”与“小属辞比事”。前者是说“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观之,后者是说“合数十年之事而比观之”。黄泽的《春秋》学继承朱子的基本观念。在《春秋》观上,黄氏主张孔子亲览国史以作《春秋》,故“经所书者,皆是史,先有其文,非是夫子创书,”但他反对经文实录说,而认为经文有正例、变例、义例,以此对朱子据实直书说之内在困境进行调适。在诠释方法上,黄氏主张兼综汉宋,认为“《春秋》是事,须先考事实,而后可以求经旨。”考证“事情”则要发挥“向上工夫”,其含三个环节:比事而观、逻辑推证、静定涵养。徽州学派学宗程朱,而尤宗朱子,其《春秋》学以赵汸、郑玉、汪克宽、俞皋为代表。赵汸继承黄泽“先考史法而后经义可求”的解经理路。在《春秋》观上,其以《春秋》为孔子经世之书。圣人籍笔削以表达其经世之志,笔削八义为:存策书之大体、假笔削以行权（不书、变文、特笔）、因日月以明类、辞从主人。变文又分为变文以示义、辩名实之际、谨中外之辩。圣人经世之志主要体现为:谨夷夏之辨、正名、明世变。在诠释方法上,赵汸主张解经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知足以知圣人,二是遵从属辞比事之法。郑玉《春秋》学推崇程朱之说,其《春秋阙疑》即折衷程朱之说而为之。在《春秋》观上,其对《春秋》之名及《春秋》之始隐终麟的解释皆有所发明。他认为“《春秋》有鲁史之旧文,有圣人之特笔”,是以在解经方法上提出“固不可字求其义,如酷吏之刑书,亦不可谓全无其义,如史官之实录也。”在这一基本立场下,在以往经学家那里相为扞格的解经方法,在此却变得各得其所,相得益彰。他发挥孟子“事”、“文”、“义”之说阐发《春秋》宗旨,以尊王为《春秋》大义之核心,以存理灭欲为《春秋》旨归。汪克宽的《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主于疏通胡《传》,不过,这是由于胡《传》颇能推广程子之说且受到朱子之推举。在《春秋》观上,汪氏继承胡《传》“《春秋》,鲁史尔,仲尼就加笔削,乃史外传心之要典”的说法,并引朱说对之有所推进。他认为《春秋》所记皆非礼之事,有“因史旧文”“存而弗削”之处,亦有圣人笔削,乃圣心之理的呈现,故学《春秋》而格物穷理,则可以贯穿内圣外王之道而实现修齐治平。在诠释方法上,汪氏基于属辞比事而发挥直书见义、特笔见义、互文见义等方法。其所谓“属辞比事”首先是指意味着“连上下文并前后事迹”、“合上下文”来分析经义。其次,指对同类事件及对该事件相关联的其他事件的比较分析,这一分析大抵遵循着事→辞→义的逻辑顺序。第三,指不仅综合经文,亦包含对传文的比较分析。俞皋《春秋》学“一以程朱为断”而尤为推崇程子“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的解经观念,力图建立系统的义例之学。其义例之说可概括为义例与非例,义例16种,所谓“以事同、义同、辞同者定而为例十六条”。“非例”即“非可以例拘”者,分为三类:一是辞同义不同者,二是事同辞不同者,三是程子所谓微辞隐义、时措时宜者。俞氏对义例和非例的划分并非绝对意义上的,而是相对意义上的,按照不同的层次,例和非例可以相互转化。陈深《春秋》学之特点是综合以程子、胡《传》为代表的发挥文辞微言之解经路向与朱子为代表的据实直书经学风格,并总之以己意以解经。陈则通之《春秋》学善于通过对二百四十二年之经文及《左传》的比事而分析世变,并对《春秋》书法多有阐扬。王元杰《春秋》学之特点亦为综合程、朱、胡《传》及三传而又断之以己意以解经。其以《春秋》为“王者代天理物”、“代天以示赏罚”之书,是以其解经无论是对文辞褒贬的发挥,还是对据实直书的运用,目的皆在呈现圣人借《春秋》书法以经世之意。无论就汇集、整理、考辨前儒经说而言,还是就对后世《春秋》学之影响而言,元代《春秋》学皆具重要价值。仅就接续宋代《春秋》学的意义上来看,由于程朱于《春秋》无成书,因而接续程朱——尤其是朱子——以统一经义成为元代《春秋》学之首务。朱子基于其“圣人”观念而反对前儒文辞褒贬与史例褒贬之说,并通过吸收左氏家说及“据实直书”方法而建立了以史视《春秋》说。但其说无法担保圣人之意与经义之关联,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朱子又不得不退回到圣人“有意”作经,“笔削”鲁史而成之的立场上。这一理论困境反映出朱子实际上并未真正突破汉唐《春秋》学的“辞”→“义”诠释模式。随着宋元鼎革,元儒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如吴澄、程端学主张《春秋》“非常而书”,藉由诠释进路的转换以证成朱子之说。黄泽则将“据实直书”整合为获取《春秋》书法的环节,赵汸通过“策书之例”与“笔削八义”的提出,进一步将“直书”置于《春秋》书法系统中,以此实现对朱子理论困境的解决。

二、顾颉刚藏书记(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顾颉刚藏书记(上)（论文提纲范文）

（2）马骕《绎史》文献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试论柳诒徵的传统史学观（论文提纲范文）

（4）卫湜《礼记集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穆天子传》文本整理及相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孙诒让的生平与学术（论文提纲范文）

（9）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10）元代春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顾颉刚藏书记(上)（论文参考文献）

• [1]郑振铎晚明版画类藏书研究[D]. 周璇. 南京艺术学院, 2021
• [2]马骕《绎史》文献学研究[D]. 唐滟萍.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3]试论柳诒徵的传统史学观[D]. 崔士凯. 兰州大学, 2021(02)
• [4]卫湜《礼记集说》研究[D]. 王璐. 吉林大学, 2020(03)
• [5]曹元弼致王欣夫书札考释 下篇[J]. 李科. 版本目录学研究, 2021(00)
• [6]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D]. 黄毓芸.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6)
• [7]《穆天子传》文本整理及相关问题研究[D]. 郭侃. 吉林大学, 2018(04)
• [8]孙诒让的生平与学术[D]. 邱林.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9]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10]元代春秋学研究[D]. 张立恩.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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