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1世纪中国经济焦点访谈（论文文献综述）
孙圣起[1]（2020）在《《焦点访谈》精准扶贫报道新闻框架研究（2013-2019）》文中研究指明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之后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中央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奠定了精准扶贫的战略思想地位。而在2020年我国能够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的全面脱贫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基本标志。在这样的的大背景下,大众传播和脱贫攻坚紧密结合,各类媒体越来越重视扶贫相关的报道,发挥着传递信息、搭建平台、沟通交流、宣传教育和营造舆论氛围的重要作用。而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我国村村通工程的实施,电视在农村的普及率已达到99%以上,《焦点访谈》是具有26年历史的日播电视新闻述评类节目,其报道在乡村具备极强的社会影响力,节目内容可以在农村地区进行二级乃至多级传播,自“精准扶贫”理念提出后,《焦点访谈》共有252期栏目将镜头对该领域,对其进行了持续的关注。因此,本文以2013年11月至2019年12月31日《焦点访谈》的“精准扶贫”报道为研究对象,利用量化分析方法并结合臧国仁提出的高中低三层次理论和梵·迪克假设性新闻图式结构理论进行研究。从宏观呈现框架上,发现了《焦点访谈》精准扶贫报道的数量变化趋势、报道主题的主要侧重点、标题导语的类型与作用以及节目整体报道倾向的特点。从中观建构框架上,发现了节目的整体叙事结构与作用、新闻背景的设置、报道地域的分布及报道视角的特点。从微观话语框架上,发现了节目词汇出现频率的变化、修辞方式的使用特点与作用以及报道方式凸显的电视述评类节目优势和传播效果。综合而言,《焦点访谈》精准扶贫报道的新闻框架优势体现在:指引性强、彰显节目定位;多角度建构叙事框架;充分发挥电视述评类节目优势等几个方面。其新闻框架的问题主要有报道缺乏平衡性、舆论监督缺位、人物报道性别框架缺失及节目形态和叙事方式过于模式化等几个方面。本研究认为,之后《焦点访谈》进行此领域报道时其新闻框架的建构应当做到以下几点:宣传与监督并重、讲好女性扶贫故事、多元化策划节目形态、提高受众参与度。
臧小庆[2]（2020）在《十八大以来央视《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研究》文中提出《焦点访谈》自创办以来,其对自己的定位就是舆论监督。它通过报道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揭露其出现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法,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但是《焦点访谈》栏目在发展过程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舆论监督内容重复性高,硬监督比重越来越少,舆论监督内容公共性不足,舆论监督热点事件与社会热点事件相差甚远等等。这都值得我们去进行深入的探究。本文先对十八大以来《焦点访谈》栏目进行深刻分析,然后对十八大以来《焦点访谈》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如选题内容比例不均,正面宣传过多等等。然后分析总结《焦点访谈》舆论监督节目内容目前存在的不足,提供相应的解决办法,为此类节目的发展提供合理化建议。
王裕根[3]（2019）在《基层环保执法的运行逻辑 ——以橙县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为例》文中指出本文立足于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的组织行为,深入分析中央、县级政府、县级环保部门、乡镇政府、乡村企业以及村庄农民在推进国家环保法律执行的权力关系及其结构,从政府运作过程的视角揭示基层环保执法的运行逻辑,并解释弹性的条块关系结构对基层环保执法的塑造。从现实经验看来,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的前提是企业环境违法行为确实存在并通过有效途径把信号传递到县级环保执法部门。乡村企业污染总是发生在一定场域中,特定场域中的社会主体对污染认知和感受的差异化会影响环境利益的表达。村庄中不同农民认知观念、价值以及利益取向的差异化弱化了农民的集体行动能力,直接影响了村庄社会的环境利益表达。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农民的弱组织性影响到国家执法力量的介入方式和强度。只有当农民组织起来反映自己所受的损害并释放出环境违法行为的强烈信号,国家执法力量介入的力度才会加大。然而在具体执法过程中,乡村企业排污行为是否构成环境违法行为还依赖于国家的权威技术认定。国家在认定乡村企业环境违法行为时,污染认定的科技理性与村庄生活理性之间常常存在冲突。农民与企业发生环境利益冲突,县级环保部门及乡镇政府对污染的界定存在权威支配、话语支配以及信息支配,农民基于生活理性对污染的认知话语常常被边缘化,这为乡镇政府和县级环保部门调解企业和农民的环境纠纷提供了巨大的回旋空间。与企业、乡镇政府以及县级环保部门数次利益博弈之后,农民渐渐陷入了“补偿陷阱”,象征性污染补偿逐步代替实质意义上的法律监管。县级政府、县级环保部门与乡镇政府本身处于地方条块关系中。县级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决定了县级环保部门和乡镇政府法律执行的立场和态度。受制于地方条块权力结构以及政商关系,具有执法权的县级环保部门并不会严格执法而是选择“以罚代管”策略,让法律不完全执行。“以罚代管”既协调了县领导与乡村企业的政商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县级环保部门的执法权威。然而,“以罚代管”并没有治理污染问题,反而使得乡村企业排污行为具有了正当性。尽管部分农民不断上访,但根据信访属地管理原则,乡村企业与农民的环境污染纠纷最终还是要乡镇政府进行处理。由此,在执行国家环保法律时,没有执法权的乡镇政府必须协调好乡村企业和村庄农民的利益冲突关系。而受制于县级政府发展和稳定的双重考核机制、基层社会的权力—利益关系网以及自身治理资源的欠缺,乡镇政府往往会选择一种模糊性治理策略来对待污染问题。乡镇政府模糊化处理乡村企业和农民的环境污染纠纷,实际上掩盖了乡镇政府履行属地的环境监管责任。由于县级政府要维护乡村企业的利益,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再加上基层社会复杂的人情关系网络,所以县级环保部门和乡镇政府未能严格执行国家环保法律,真正重视乡村企业污染问题的治理,这导致国家环保法律实施始终处于“悬浮”状态,也即,地方条块环保履职实践存在执法目标偏离。与此同时,受污染影响的农民群体也遭遇了环境利益诉求表达上的挫败感。环保督察是一种在党政体制结构内推动环保法律执行的制度创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各种方式传导政治压力让地方党委政府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同时地方党委政府也会成立相关的组织机构应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环境问题。县级党委政府在感知中央环保督察的政治压力之后,对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的问题高度重视,整合相关环境执法部门和乡镇政府的力量开展联合执法,通过责任倒逼机制落实到每个执法者,此时基层环保执法力度加大。这就改变了以往法律执行的“悬浮”状态,使得国家法律渗透到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实践中。通过环保督察解决了一些底层群众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但受制于央地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中央难以有效监督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效果,中央环保督察难以倒逼地方对环境问题的整体性治理。因此,基层环保执法目标偏离只是得到中央的适度矫正。当中央的力量介入地方条块履职实践,此时条块关系中的央地关系能够充分发挥党政体制的政治整合功能。从法律执行角度看,当基层环保执法目标偏离很大时,中央能够通过政治整合的方式,把县级政府、县级环保部门、乡镇政府、乡村企业以及村庄农民之间的权力关系进行整合,打破国家环保法律在地方执行中梗阻,推动国家环保法律向基层社会渗透,同时对执法过程的利益冲突进行整合,让执法目标偏离得到适度矫正。但是,这种矫正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在动态中与执法偏离形成多次互动和博弈关系,并在偏离中寻适度。纵观基层环保执法的过程可以看到,乡村社会的环境利益难以有效吸纳到常规环保执法的政府决策和执行中。当乡村社会的环境利益无法得到地方政府有效吸纳和整合,导致执法目标偏离过大影响到中央的政治权威时,中央能够在既定的体制结构内创新系列制度推动环保法律执行。中央通过环保督察的形式创建了中央与基层群众的制度化联系,并通过政治压力传导重新激活了地方政府启动新一轮意见表达、政府决策以及政府执行的政府过程,从而让基层社会的环境利益能够被吸纳到地方政府决策和执行中。由此,以党政关系为基本的条块关系时刻存在弹性,这种富有弹性的条块关系结构塑造着基层环保执法实践,并在实践中呈现波动性。
郭姝艳[4]（2019）在《从话语分析视角探究《焦点访谈》的传播特点》文中提出《焦点访谈》作为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评论栏目,自1994年开播之日起,就开启了中国电视新闻评论的新时代,受到了来自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栏目不仅在舆论监督报道方面独树一帜,在重大主题活动报道、突发事件报道等方面也占据重要地位。二十多年来,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焦点访谈》也经历多次改版,逐渐形成了稳定的节目形态。由于媒介环境的变化,《焦点访谈》与最开始的节目相比较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在现今社会中,它又呈现出怎样的传播特点?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方面的改变以及这些改变为栏目带来的利弊有哪些?笔者带着诸如此类的问题投入到对《焦点访谈》的分析之中。本文运用新闻话语分析的相关理论对《焦点访谈》展开解读,沿用梵·迪克的新闻话语分析理论,对《焦点访谈》节目的文本作宏观结构、微观结构等文本分析,然后对《焦点访谈》话语的传播特点进行分析,最后对节目发展中出现的瓶颈问题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提出对策与建议。论文总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和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阐释,并说明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难点创新点;第二部分,对论文的分析主体《焦点访谈》和主要理论做一个综述,包括话语分析、新闻话语分析和本文如何应用这些理论方法;第三部分,对《焦点访谈》的节目展开话语文本分析,从语义宏观结构、图式超结构、微观结构到修辞与风格,分析具体的节目样本以得出结论;第四部分,从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表达几方面分析节目话语的传播特点;第五部分,根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总结其遇到的问题,并根据实际提出笔者的建议。
袁侃[5]（2018）在《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建构与演变 ——以央视涉法传播实践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主要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法治建设、电视变革的历史背景,和电视涉法传播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公共领域建构价值,将中国电视涉法传播的实践视为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建构的实践,采用历史分析法、系统分析法、话语分析法、问卷调查法等方法,全面剖析了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建构与演变的历史轨迹。研究结论认为,从功能完善性标准和发展衡量标准等维度来看,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主要经历了开创期、扩张期和再造期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并分别产生了“记录体”、“说法体”和“沟通体”三种特色话语形态;同时,尽管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建构成效,但是远未达到成熟的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状态。其中,第二章主要在前一章的相关文献分析基础之上,进一步从词源学、现有界定、东西方不同语境三个不同维度探讨了公共领域的中国适应性,并在此基础上界定了何为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及其内在结构、建构前提和主要特征。研究发现,从本质上说,公共领域是公众围绕公共利益而进行公共意见交流的精神领域,具有普遍的客观存在性。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主要是指在中国这一特定的空间语境下由电视所提供的一个开放性的法治公共议题公共话语空间,包括了空间载体、参与主体、空间话语和话语规则等构成要素,具有公共意见交流和公共议题呈现等主体功能,和载体的扩张性、平台的开放性、参与的平等性、话语的公共性等基本特征。第三章至第五章沿着上述理论思考路径,以央视涉法传播实践为例,从功能完善性标准和发展衡量标准等维度,通过全面系统的仔细梳理和深入分析,认为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主要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建构与演变阶段。其中,第三章主要探讨了开创期（1980——1998年）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建构与演变的建构语境、探索历程、结构形态与主导话语。研究发现,在这段极为漫长的时间里,其主要呈现出话语地位的非主流、时间形态的断断续续、空间样态的相对单一、“普法”话语的强势主导等基本特征。并且,在这一阶段后期,以央视《社会经纬》为代表的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建构模式基本定型,并由此确立了“记录体”的话语主导地位,其以纪实为主要风格,以“故事化”为主要的话语表达手段,较好地承载起了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议题呈现功能。第四章主要探讨了扩张期（1999——2010年）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建构与演变的建构语境、扩张历程、结构形态与主导话语。研究发现,随着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建构条件的向好转变,其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横向规模与纵向质量的“突变”式发展。特别是以《今日说法》为代表的“说法体”电视法治节目的崛起,使得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在前一阶段单一的议题呈现功能基础之上,进一步具备了意见交流的功能,标志着其已经在形式上具备了较为完整的功能。第五章主要探讨了再造期（2011年至今）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建构的建构语境、建构表现、主导话语及其公共领域再造意义。研究发现,这一阶段的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在前一阶段的“说法体”建构模式基础之上,进一步强化了“沟通”的作用与功能,实现了参与主体的极大扩充、意见交流的更加充分、观点碰撞的初步显现。同时,由于新媒体传播手段的日渐兴盛,原有的电视法治公共领域与网络公共领域开始逐步叠加,并且相互交融,从而使得其具备了不同于以往的实践形态。第六章将文献分析与问卷调查相结合,一方面通过发放问卷调查表和访谈的方式获取了社会公众、业者对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现状、问题的认知和对其发展的期望,另一方面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对相应主题进行了分析和解读。研究认为,当前,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远未达到成熟的状态,由于技术变迁、建构认知、经济因素等综合影响,其主要正面临着以媒介格局变迁下的“整体失落”为主要表征的载体危机、以空间层次的结构性失衡为主要特点的形态危机、以话语表达方式的日渐僵化为主要标志的话语危机,以及以公共领域功能的错位与异化为突出问题的功能危机。为此,本研究提出,未来的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应当从外部获得来自社会的支持,以建立有效的空间发展社会保护机制,力争实现其生态的重建;推动其主要建构者（电视媒体）公共意识与法治精神的双重提升,力争实现其认知的重构;建立复合空间主导下的多元空间体系,力争实现其空间的重组;以全新融合思维重塑法治公共领域面貌,力争实现其手段的重整。
张玉河[6]（2017）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焦点访谈》的语境文化和可信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章切合《焦点访谈》的改版对我国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语境文化和公信力进行了个案研究和理论分析,提出了在当下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主流媒体提升传播效果的策略,以及在营造低语境文化前提下提升主流媒体中电视评论类节目传播影响力的方法。
高鸽[7]（2017）在《央视《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的创新路径》文中研究表明《焦点访谈》从创立之初,就确定了舆论监督的定位。所以任何一期节目的播出都是站在党和人民的角度,为维护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而奋斗,弘扬社会正义,鞭挞社会不公。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媒体的出现严重的冲击了《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功能,观众数量和收视率不断下滑,《焦点访谈》自身存在的问题也频频暴露,节目定位模糊、“述”、“评”比例失调、选题固化、同质化严重、观众参与度低等,都成为制约焦点访谈发展的关键因素。怎样在互联网时期正确通过新闻解读,充分发挥电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是本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电视新闻媒体需要反思的内容。本文先对《焦点访谈》栏目分四个方面进行深刻分析,分别是节目定位,选题议题,节目形式,品牌推广,然后结合《焦点访谈》的具体内容进行创新路径的探索。尤其是在新媒体环境中,提出了《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的融合发展及个性化发展的举措,在未来发展趋势上分别以节目定位,人才培养,网络融合和舆论引导四个方面来阐述,对《焦点访谈》舆论监督未来的发展道路进行分析。
张丽娉[8]（2017）在《敬一丹播音主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播音风格是播音员的创作个性有机地融入到播音作品中并通过作品或节目整体表现出来的独特鲜明的风貌和格调。随着中国电视事业的起步发展,老一辈以及年轻一代的电视播音员,从语速、语流、语感,受众的心理等诸多方面对播音主持语言的不同表现形态进行着不断的探求。广播的内容包罗万象,节目的形式多种多样。随着时代的发展,无论从播音时对新闻稿件内部的感受、荧屏形象所体现出来的具体的眼神、细微的动作,还是到新闻播音语言体现出的语速、语流、语感,都要符合受众心理的要求,符合受众接受电视这一传播手段时身处客观环境的要求。这一时期的电视新闻播音的语言风格特点,已经开始摆脱广播播音语言对其的影响,开始根据电视传播手段自身的规律,逐渐形成电视新闻播音的风格特点。敬一丹作为“金话筒奖”的两次获得者,却尚未有研究者对其播音主持风格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本文的论述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敬一丹播音主持风格的研究空白。本文将立足整体,坚持整体与部分相结合,统筹全局,结合宏观研究和具体分析,对敬一丹播音风格的分析、成因及与其他知名主持人的对比方面进行大量笔墨,并由此探讨启迪作用。本文主要对敬一丹主持的节目、播音主持特点及其成因、对当代主持人的启示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具体而言:首先,分析敬一丹主持的节目《焦点访谈》《东方时空》《一丹话题》和《直播中国》的节目性质、节目定位,以及敬一丹在主持这些节目时的风格呈现;其次,根据前文的分析对敬一丹的播音主持风格进行归纳,再次,对敬一丹播音主持风格形成的原因从客观和主观两大方面进行总结;最后,根据敬一丹的播音主持风格得出启示结论,以及对播音员、主持人一定的启迪作用。
段勃[9]（2017）在《比较视域下的中美调查性报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调查性报道是新闻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学术话题。在中国,调查性报道被视作最能够彰显新闻品质的报道方式之一;在美国,它和客观报道、解释性报道三足鼎立。过去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调查性报道的个案分析、源流梳理、实务探究方面,在中外比较研究领域成果较少。本文主要以中国新闻奖和普利策新闻奖中的获奖调查性报道作品为样本,从概念、历史、采访、写作等方面全景扫描中美调查性报道异同,并从传播观念、新闻体制、调控规制等方面解析造成差异的原因,以求寻找中国调查性报道的个性和不足,并尝试提出建议和策略。研究发现,中美两国调查性报道都诞生于19世纪中后期,中国以外商中文报刊出现为契机,美国则以黑幕揭发运动为标志。在以后的发展中,中国调查性报道命运多舛,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郁郁勃发,尤其在2003年至2013年进入黄金十年。美国调查性报道在黑幕揭发运动结束后也归为平淡,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步入第二个高峰期,从90年代开始式微,伴随着网络媒体的勃兴迎来又一次发展机遇。在采访实务上,中美调查性报道都关注被掩盖的新闻价值含量较大且具有冲突性的负面选题,采访难度高、危险大、相对独立。相较而言,中国调查性报道题材中含有关于社会问题的中性选题,采访对象相对单纯,调查记者面对较大的法律风险;美国调查记者更富有挑战性,大量报道敏感和富有争议的国际选题,调查过程更加复杂,面临较大的人身风险。就作品文本而言,中美调查性报道都趋向于精确、平衡、大篇幅、碎片化、富有逻辑、凸显调查的写作特点。热衷于“寻宝”叙事母题,偏爱线性结构、悬念制造手法以及外焦点叙事视角和二元对立模式。写作语言简洁、准确又富有张力,平实、自然又生动鲜明,客观、公正且表达主题。相较而言,中国调查性报道作品以独立式报道为主,文体多元,经常采用记者加政府调查的模式,叙事结构更加朴直,语言感情色彩相对浓厚,较多运用间接引语。而美国调查性报道以组合式报道为主,文体单一,调查作品由记者单独完成,叙事结构更加曲折,文体互渗现象相对突出,更多运用直接引语。研究发现,中美调查性报道出现上述差异并不完全是调查性报道自身造成的,中美新闻传播观念、体制和调控规制等不同是造成差异的根本原因。对比中美两国调查性报道既要看到同一又要看到差异,既要看到中国在重视程度、人才支撑、调查技术等方面存在一些差距,同时更要拥有自信,遵循扬弃原则,保持独立个性,尤其要摒弃美国调查性报道单纯揭丑、制造噱头、过分依赖工商业资本等缺陷。
张洋[10]（2017）在《调查性报道导入与中国新闻业变迁 ——基于新闻文化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起源于美国的调查性报道作为一种深具影响的新闻报道形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传入中国新闻界,深刻影响了中国的传媒与社会发展进程,是西方新闻观念和实践对中国新闻业产生影响的典型案例。本文采用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路径,运用各类文献材料考察调查性报道导入中国的历史过程,关注这一过程中观念、实践与话语的互动机制,进而考察调查性报道的引入如何导致中国新闻文化的变迁。本文将调查性报道引入中国的历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八十年代初期至九十年代中期,调查性报道观念传入中国,但并未被中国新闻业界和学界的主流所接纳。这一时期中国新闻业开展了一系列颇具影响的调查性报道实践,这些实践大都在舆论监督与深度报道的话语之下展开,调查性报道的独立话语尚未形成,记者也未能以调查性报道的规范性要求来反思自身行为。第二个阶段始于九十年代中期,随着《新闻调查》等调查性电视节目的创办以及《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向深度调查报道转型,中国新闻界的调查性报道实践日趋活跃,关于调查性报道的话语意识逐渐形成。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联系日益密切,具备了共同体色彩。借助新闻阐释共同体的话语建构,调查性报道的实践经验被提炼成公共知识得以传承和扩散,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实现了由制度化向合法化的过渡,最终使得调查性报道观念在中国落地生根。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新闻文化结构”概念,将调查性报道导入中国的过程放置在“结构-事件”的理论框架中进行审视。中国新闻业引入调查性报道旨在改造滞后的党报范式,重建媒体的公信力和市场竞争力,但并未全盘照搬西方调查性报道观念,而是通过话语转换、资源分配等形式重新阐释调查性报道的内涵,将调查性报道的意义收编至中国政治文化语境中。虽然如此,调查性报道的引入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中国新闻文化的结构,促使党报新闻传统、儒家士人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三种新闻文化的结构方式发生变化,推动了中国新闻实践的专业化转型。
二、21世纪中国经济焦点访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1世纪中国经济焦点访谈（论文提纲范文）
（1）《焦点访谈》精准扶贫报道新闻框架研究（2013-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精准扶贫”理念的提出与重大成就 |
| 二、自身对精准扶贫的关注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框架理论 |
| 二、精准扶贫报道的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难点与解决办法 |
| 一、研究难点 |
| 二、解决办法 |
| 第一章 《焦点访谈》“精准扶贫”报道宏观呈现框架 |
| 第一节 数量——稳步增长后逐渐稳定 |
| 一、整体趋势:先增长后趋于稳定 |
| 二、月份报道数量呈微笑曲线 |
| 第二节 主题——重点突出脱贫经验 |
| 一、“脱贫经验”——精准扶贫报道的重点所在 |
| 二、“舆论监督”——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 |
| 三、“人物报道”——树立学习榜样 |
| 四、“政策解读”——多重方式精确解读 |
| 第三节 标题和导语 |
| 一、标题——总括式、悬念式和评论式 |
| 二、导语——直接式、细节式和背景式 |
| 第四节 倾向——正面报道为主,负面报道占比呈减少趋势 |
| 第二章 《焦点访谈》“精准扶贫”报道中观建构框架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报道中的整体叙事结构 |
| 一、主要事件和背景——聚焦人物、故事和细节 |
| 二、评论——故事图式的结尾 |
| 第二节 地域——重点关注集中连片特困区 |
| 第三节 视角——民间视角占据绝大部分 |
| 第三章 《焦点访谈》“精准扶贫”报道微观话语框架 |
| 第一节 词汇分析 |
| 第二节 修辞分析 |
| 一、标题——变换句式,巧用修辞手法 |
| 二、节目内容——灵活运用修辞手法 |
| 第三节 报道方式 |
| 一、画外音解说 |
| 二、同期声 |
| 三、背景音乐 |
| 四、图表、字幕 |
| 第四章 《焦点访谈》精准扶贫报道新闻框架总结 |
| 第一节 《焦点访谈》精准扶贫报道新闻框架优势分析 |
| 一、指引性强,彰显节目定位 |
| 二、多角度建构叙事框架 |
| 三、报道方式发挥电视节目优势 |
| 第二节 《焦点访谈》精准扶贫报道新闻框架不足分析 |
| 一、报道缺乏平衡性 |
| 二、舆论监督缺位 |
| 三、人物报道性别框架缺失 |
| 四、节目形态和叙事方式过于模式化 |
| 第三节 《焦点访谈》精准扶贫报道新闻框架的建议 |
| 一、宣传监督并重 |
| 二、讲好女性脱贫故事 |
| 三、多元化策划节目形态 |
| 四、提高受众参与度 |
| 结论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2）十八大以来央视《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焦点访谈》与舆论监督 |
| 第一节 舆论监督的有关介绍 |
| 一、舆论监督的概念和实质 |
| 二、舆论监督的功能 |
| 第二节 《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的功能及作用 |
| 一、《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功能 |
| 二、重点发挥建设性舆论监督的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十八大以来《焦点访谈》的特点、实践 |
| 第一节 十八大以来的央视《焦点访谈》的特点 |
| 一、舆论监督更突出时效性 |
| 二、舆论监督更加贴近民生 |
| 第二节 十八大以来的央视《焦点访谈》的实践 |
| 一、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进行舆论监督 |
| 二、舆论监督节目表现方式不断创新 |
| 三、对某些网络热点进行舆论监督 |
| 四、舆论监督重点放在反腐层面 |
| 五、建设绿色舆论生态,运用建设性新闻理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焦点访谈》在舆论监督方面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选题内容 |
| 一、正面宣传远远多于舆论监督 |
| 二、舆论监督内容重复性高 |
| 第二节 对于公权力的舆论监督变少 |
| 一、硬监督和软监督的概念 |
| 二、缺乏对公权力的监督 |
| 三、舆论监督的部门层次比较低 |
| 第三节 舆论监督内容的公共性不足 |
| 一、公共性的概念 |
| 二、《焦点访谈》舆论监督节目在公共性方面的实践 |
| 三、《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内容公共性不足 |
| 第四节 舆论监督的热点事件偏离社会热点事件 |
| 一、2014年舆论热点事件 |
| 二、2015年舆论热点事件 |
| 三、2016年舆论热点事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焦点访谈》在未来的舆论监督之路 |
| 第一节 舆论监督题材要平衡 |
| 一、选题策略 |
| 二、选题角度 |
| 三、选题内容 |
| 第二节 加强对高层次的舆论监督 |
| 第三节 增强舆论监督内容的公共性 |
| 一、打造独特的舆论监督品牌印象 |
| 二、不断优化舆论监督的内容 |
| 三、利用新媒体进行舆论监督 |
| 四、不断提高舆论监督的水平和质量 |
| 第四节 舆论监督的重点向社会热点事件倾斜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基层环保执法的运行逻辑 ——以橙县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回顾与评述 |
| 三、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
| 四、研究方法与田野工作 |
| 五、本文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乡村企业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及其执行体制 |
| 第一节 环保立法的基本概况 |
| 第二节 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实施的组织机构 |
| 一、现行环境法律体系规定的执法部门 |
| 二、环保部门的组织机构及其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乡村企业污染监管的执法体制 |
| 一、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 |
| 二、基层环保执法权的配置结构 |
| 三、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中的“条”和“块” |
| 第二章 环保执法的社会基础 |
| 第一节 矿山企业的环境污染 |
| 一、“矿业大镇” |
| 二、盛朝矿业公司 |
| 三、恒久矿业公司 |
| 四、“被污染包围的村庄” |
| 第二节 村庄不同主体的差异化认知 |
| 一、污染受害不同 |
| 二、农民环境利益分化 |
| 第三节 基层环保执法的村庄语境 |
| 一、农民的弱组织性 |
| 二、自利的村干部 |
| 三、上访的集体行动困境 |
| 第三章 环保执法的技术依赖及其后果 |
| 第一节 污染认定的技术标准 |
| 第二节 技术理性与生活理性之间的冲突 |
| 第三节 环保执法的技术支配形式 |
| 一、权威支配：污染认定的技术权力 |
| 二、话语支配：污染识别的专业知识 |
| 三、信息支配：污染信息的非开放性 |
| 第四节 技术支配的后果 |
| 一、技术权力支配排斥农民参与 |
| 二、象征性补偿代替法律监管 |
| 第四章 县级环保部门“以罚代管”的制度逻辑 |
| 第一节 乡村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及其基本特性 |
| 一、乡村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 |
| 二、环境违法行为的基本特性 |
| 第二节 基层环保执法的组织环境和“以罚代管”策略 |
| 一、组织内部执行力不足 |
| 二、组织之间的关系制约 |
| 三、“以罚代管”的执法策略 |
| 第三节 “以罚代管”的生成机制 |
| 一、政商关系的嵌入 |
| 二、企业与执法者的合作博弈 |
| 第四节 “以罚代管”的社会后果 |
| 一、污染问题得不到精准治理 |
| 二、执法目标的消解 |
| 第五章 乡镇政府环境监管中的模糊性治理 |
| 第一节 环境上访的属地管理 |
| 一、农民环境上访 |
| 二、乡镇政府模糊性应对 |
| 第二节 环境监管中的模糊性因素和策略选择 |
| 一、乡镇履职中的模糊性因素 |
| 二、模糊性治理的实践 |
| 第三节 模糊性治理的结构动因 |
| 一、发展与稳定的双重考核体制 |
| 二、权力-利益关系网络 |
| 三、属地监管的“悬浮” |
| 第四节 模糊性治理对环保法律目标的消解 |
| 第六章 中央环保督察背景下地方政府的组织应对 |
| 第一节 环保执法的专项行动与环保督察 |
| 一、环保执法的专项行动 |
| 二、环保督察 |
| 三、中央环保督察的组织机制和目标 |
| 第二节 中央环保督察的政治压力传导 |
| 一、自上而下的组织动员与自下而上的群众信访 |
| 二、政治压力传导的形式 |
| 三、地方政府应对的组织机构 |
| 第三节 “一切为了通过”：政治高压下乡村企业污染的运动式治理 |
| 一、领导注意力传递 |
| 二、执法力量整合 |
| 三、责任倒逼机制 |
| 第四节 环保督察的治理限度 |
| 一、中央难以监督地方环境治理效果 |
| 二、地方临时性应对而非整体性治理 |
| 结语 |
| 一、基层环保执法的实践样态 |
| 二、执法目标偏离与适度矫正 |
| 三、基层环保执法的政治逻辑 |
| 四、基层环保执法的弹性体制结构与改革挑战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一 调研访谈人员名单 |
| 附录二 法律法规、政府文件及档案资料 |
| 附录三 全国部分乡村企业污染案例(2008-2018) |
| 致谢 |
（4）从话语分析视角探究《焦点访谈》的传播特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的意义 |
| 1.2.1 选题的理论意义 |
| 1.2.2 选题的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关于《焦点访谈》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2 关于话语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方法与研究设想 |
| 1.4.1 论文的研究思路 |
| 1.4.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4.3 论文的研究设想 |
| 1.5 研究难点与创新点及预期成果 |
| 1.5.1 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1.5.2 论文预期成果 |
| 第2章 论文分析主体及主要理论综述 |
| 2.1 《焦点访谈》栏目综述 |
| 2.2 话语分析理论综述 |
| 2.2.1 话语分析的缘起及发展 |
| 2.2.2 新闻话语分析 |
| 2.2.3 梵·迪克的新闻话语分析理论及其在本文中的应用 |
| 第3章 《焦点访谈》话语文本分析 |
| 3.1 《焦点访谈》的语义宏观结构—呈现层层推导的命题层级 |
| 3.2 《焦点访谈》新闻图式—与故事化图式相契合 |
| 3.2.1 标题和导语—故事图式的总括 |
| 3.2.2 主要事件和背景—故事图式的冲突 |
| 3.2.3 评论—故事图式的结尾 |
| 3.3 《焦点访谈》微观结构—呈现事实与发表评论的局部一致 |
| 3.3.1 呈现事实—《焦点访谈》的主要事件、新闻背景、采访调查 |
| 3.3.2 发表评论—《焦点访谈》的标题、主持人口播、记者访谈 |
| 3.3.3 呈现事实与发表评论的局部一致 |
| 3.4 《焦点访谈》措辞风格与修辞策略:观点的多样化表达 |
| 3.4.1 措辞风格—大众化口语化风格明显 |
| 3.4.2 修辞策略—善用修辞加强传播效果 |
| 第4章 《焦点访谈》的传播特点 |
| 4.1 话语主体—“传播者本位意识”强 |
| 4.1.1 “传播者本位意识”的含义 |
| 4.1.2 《焦点访谈》话语主体“传播者本位意识”的表现 |
| 4.2 话语内容—大量体现政府话语 |
| 4.2.1 宣传解析党和国家在各领域的政策 |
| 4.2.2 积极引导舆论传达官方态度 |
| 4.3 话语表达—“多元化”与“一元化”并存 |
| 4.3.1 《焦点访谈》话语表达“多元化”特征 |
| 4.3.2 《焦点访谈》话语表达“一元化”特征 |
| 第5章 《焦点访谈》的发展瓶颈及对策 |
| 5.1 宏观结构:由“三段式”向“多段式”发展 |
| 5.2 新闻图式:优化《焦点访谈》的故事化图式 |
| 5.3 “传播者本位意识”向“受众本位意识”转变 |
| 5.3.1 “受众本位意识”的含义 |
| 5.3.2 促进《焦点访谈》向“受众本位意识”转变 |
| 5.3.3 “传播者本位”与“受众本位”之间保持平衡 |
| 5.4 话语表达注重思辨性和多元化 |
| 5.4.1 选题与评论皆要注重思辨性 |
| 5.4.2 运用多种手段促进多元化表达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Ⅰ |
| 附录Ⅱ |
（5）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建构与演变 ——以央视涉法传播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公共领域的研究 |
| 1.2.2 关于电视涉法传播的研究 |
| 1.3 研究视角与方法 |
| 1.3.1 研究视角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与难点 |
| 1.4.1 研究创新点 |
| 1.4.2 研究难点 |
| 2 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理论探讨 |
| 2.1 公共领域的中国适应性 |
| 2.1.1 公共领域概念的词源学分析 |
| 2.1.2 公共领域概念的学术探讨 |
| 2.1.3 公共领域的东西方不同社会语境 |
| 2.2 从公共领域到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 |
| 2.3 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结构 |
| 2.3.1 要素结构 |
| 2.3.2 功能结构 |
| 2.4 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建构的前提 |
| 2.5 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发展的衡量标准 |
| 2.5.1 载体的扩张性 |
| 2.5.2 平台的开放性 |
| 2.5.3 参与的平等性 |
| 2.5.4 话语的公共性 |
| 3 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开创与“记录体”的确立 |
| 3.1 开创期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建构语境 |
| 3.1.1 逐步演替的社会转型 |
| 3.1.2 法律体系建设的提速前行 |
| 3.1.3 “自己走路”的中国电视改革 |
| 3.2 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艰难探索 |
| 3.2.1 庭审直播: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建构的初步尝试 |
| 3.2.2 《冯大兴的下场》:理想化的直接对话空间建构实践 |
| 3.2.3 《焦点访谈》:“介入式”间接对话空间建构的独特景观 |
| 3.2.4 《社会经纬》:故事化“记录体”的确立 |
| 3.3 开创期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结构形态 |
| 3.3.1 非主流传播: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话语地位 |
| 3.3.2 时间断层: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历时形态 |
| 3.3.3 相对单一: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空间样态 |
| 3.3.4 普法话语: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宏大主题 |
| 3.4 “记录体”的确立及其故事化特色 |
| 3.4.1 纪实风格:“记录体”的直观面貌 |
| 3.4.2 权力博弈:“记录体”的内在本质 |
| 3.4.3 故事化:“记录体”的现实选择 |
| 3.4.4 “化枯燥为形象”:故事化的编码逻辑 |
| 3.4.5 隐含的意义:故事化背后的法治意识形态 |
| 4 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扩张与“说法体”的兴盛 |
| 4.1 扩张期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建构语境 |
| 4.1.1 高歌猛进的改革开放与加速重构的社会秩序 |
| 4.1.2 国家法律体系的建成与公民法治素养的提升 |
| 4.1.3 电视市场化与民生化的互动演进 |
| 4.2 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极速扩张 |
| 4.2.1 《今日说法》:“说法体”话语模式的强势崛起 |
| 4.2.2 《经济与法》:专业细分趋势下的独特法治公共领域 |
| 4.2.3 《法治在线》:“记录体”的新闻话语表达变体 |
| 4.2.4 社会与法频道: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横向扩张 |
| 4.3 扩张期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结构形态 |
| 4.3.1 突变: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极速膨胀 |
| 4.3.2 集中:直接对话空间的强势崛起及其功能转向 |
| 4.3.3 不适:大浪淘沙之后的重生与消亡 |
| 4.4 《今日说法》“说法体”现象的多维透视 |
| 4.4.1 “说法体”探源 |
| 4.4.2 参与主体视角下的“说法体”功能认知 |
| 4.4.3 “说法体”表意系统的确立 |
| 4.4.4 公共议题选取的“点滴”思维 |
| 4.4.5 公共讨论设计的开放色彩 |
| 4.4.6 “姥姥文化”的话语表达追求 |
| 4.4.7 “说法体”现象的扩散及意义 |
| 5 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再造与“沟通体”的创设 |
| 5.1 再造期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建构语境 |
| 5.1.1 从“四个全面”进入“新时代” |
| 5.1.2 从“法律体系”迈向“法治体系” |
| 5.1.3 从“电视媒体”转向“融合媒体” |
| 5.2 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再造 |
| 5.2.1 《小区大事》:“参与式”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开端 |
| 5.2.2 《我是大律师》:“直接对话空间”的极致表达 |
| 5.2.3 《律师来了》:“融合对话空间”的积极建构 |
| 5.3 “沟通体”的基本话语形态及公共领域再造意义 |
| 5.3.1 “沟通体”的核心意涵 |
| 5.3.2 “沟通体”的基本话语形态 |
| 5.3.3 “沟通体”的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再造功能 |
| 6 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结构危机与风险应对 |
| 6.1 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结构危机 |
| 6.1.1 载体危机:媒介格局变迁下的“整体失落” |
| 6.1.2 形态危机:空间层次的结构性失衡 |
| 6.1.3 话语危机:话语表达方式的日渐僵化 |
| 6.1.4 功能危机:公共领域功能的错位与异化 |
| 6.2 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危机归因 |
| 6.2.1 技术归因:“危”与“机”中的艰难调适 |
| 6.2.2 认知归因:公共意识的不足与法治观念的落后 |
| 6.2.3 经济归因:公共属性与经济属性的长期博弈 |
| 6.3 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危机启示 |
| 6.3.1 生态重建:建立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社会保护机制 |
| 6.3.2 认知重构:公共意识与法治精神的双重提升 |
| 6.3.3 空间重组:建立融合对话空间主导下的多元空间体系 |
| 6.3.4 手段重整:以全新融合思维重塑法治公共领域面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社会公众电视法治公共领域认知与满意度问卷调查表 |
| 附录二: 中国电视法治节目业者电视法治公共领域认知与满意度访谈提纲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6）媒介融合背景下《焦点访谈》的语境文化和可信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语境文化差异和有效信息含量 |
| 二、可信度是媒介域的典型特质 |
| 三、语境文化是媒介可信度生存的基础 |
| 四、提高媒介可信度的传播策略 |
| 1. 设置议题, 提供广阔的公共话语空间 |
| 2. 增加新闻评论员的内容含量, 尤其是扩展独家评论的有效信息 |
| 3. 本土化、多元化是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的主要特质 |
| 4. 强化传播影响力是电视评论节目提升媒介可信度的要务 |
| 五、结论和建议 |
（7）央视《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的创新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方法 |
| 2. 舆论监督与《焦点访谈》栏目 |
| 2.1 舆论监督的概念与特点 |
| 2.1.1 舆论监督的概念 |
| 2.1.2 舆论监督的特点 |
| 2.2 舆论监督的功能 |
| 2.2.1 评判功能 |
| 2.2.2 宣泄功能 |
| 2.2.3 激励功能 |
| 2.3 《焦点访谈》栏目分析 |
| 2.3.1 节目定位分析 |
| 2.3.2 议题分析 |
| 2.3.3 节目形式分析 |
| 2.3.4 品牌推广分析 |
| 3. 《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现状 |
| 3.1 《焦点访谈》社会效应下滑 |
| 3.1.1 收视率下降,教育功能减退 |
| 3.1.2 示范作用和舆论监督作用大幅减弱 |
| 3.2 《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困境的原因 |
| 3.2.1 体制限制 |
| 3.2.2 说情现象严重 |
| 3.2.3 新媒体时代下信息传播速度加快,受众意识增强 |
| 3.2.4 媒体工作人员生存压力大 |
| 4. 《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的创新路径与发展趋势 |
| 4.1 《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在新媒体时代的融合创新 |
| 4.1.1 新媒体环境下《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的融合发展 |
| 4.1.2 新媒体环境下《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的个性化发展 |
| 4.2 《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的未来发展趋势 |
| 4.2.1 节目定位把握准确,选题要有评论性 |
| 4.2.2 加强人才培养,增强节目时效性 |
| 4.2.3 促进网络融合,加大受众参与度 |
| 4.2.4 提升监督水平和质量,占领舆论引导制高点 |
| 5.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8）敬一丹播音主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来源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 选题意义和价值 |
| 四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国内播音主持概述 |
| 第一节 国内电视节目的发展简述 |
| 第二节 电视播音主持发展历程 |
| 第二章 敬一丹主持的节目 |
| 第一节 《焦点访谈》：让受众保持痛感 |
| 一 《焦点访谈》节目简述 |
| 二 《焦点访谈》的节目定位 |
| 三 敬一丹和《焦点访谈》 |
| 第二节 《一丹话题》：敏锐的视角和深刻的思辨 |
| 第三节 《东方时空》：探索性的电视评节目形态 |
| 第四节 《直播中国》：开拓积极创造性 |
| 第三章 敬一丹播音主持特点 |
| 第一节 理性沉稳 |
| 第二节 循循善诱善于引导 |
| 第三节 合理把握分寸感 |
| 第四节 富有人文关怀 |
| 第五节 语言的亲和力 |
| 第四章 敬一丹播音主持风格形成原因 |
| 第一节 客观原因 |
| 一 主持节目的节目定位 |
| 二 时代机遇 |
| 第二节 主观原因 |
| 一 性格沉稳 |
| 二 善于学习 |
| 三 生活阅历丰富 |
| 第五章 敬一丹对新闻调查类节目主持人的启示 |
| 第一节 保持不断学习的态度和习惯 |
| 第二节 明确节目定位和节目初衷 |
| 第三节 善于平衡媒介与观众的关系 |
| 第四节 在实践中积极思考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9）比较视域下的中美调查性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思路及框架 |
| 1.7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2 中美调查性报道源流梳理 |
| 2.1 中国调查性报道的源流 |
| 2.2 美国调查性报道的源流 |
| 3 中美调查性报道采访实务观照 |
| 3.1 调查性报道题材选择比较 |
| 3.2 调查性报道采访对象比较 |
| 3.3 调查性报道采访特点比较 |
| 4 中美调查性报道写作实务辨析 |
| 4.1 中美调查性报道写作特点比较 |
| 4.2 中美调查性报道叙事比较 |
| 4.3 中美调查性报道写作语言比较 |
| 5 中美调查性报道的差异归因 |
| 5.1 中美新闻传播观念差异对调查性报道的影响 |
| 5.2 中美新闻体制差异对调查性报道的作用 |
| 5.3 中美新闻调控规制对调查性报道的制约和保障 |
| 6 结语 |
| 6.1 中国调查性报道要有独立个性 |
| 6.2 中国调查性报道相对不成熟 |
| 6.3 网络时代的中美调查性报道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10）调查性报道导入与中国新闻业变迁 ——基于新闻文化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中国调查性报道研究 |
| 1.2.2 新闻文化研究 |
| 1.2.3 西方新闻文化引入中国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 |
| 2 调查性报道的概念与源流 |
| 2.1 调查性报道的概念再界定 |
| 2.2 调查性报道的起源与分期 |
| 2.3 从实践意识到话语意识:调查性报道兴起的历程 |
| 3 调查性报道的观念引入与早期实践(1980-1995) |
| 3.1 从INVESTIGATIVE到调查:语言转换中的意义扭曲 |
| 3.2 漂浮的观念:新闻理论界对于调查性报道的引入 |
| 3.3 “无意识”的实践:中国媒体的早期调查性报道 |
| 3.3.1 “舆论监督”话语下的调查性报道实践 |
| 3.3.2 “深度报道”话语下的调查性报道实践 |
| 3.3.3 小结:实践的兴起与话语的缺失 |
| 4 调查性报道的实践发展与话语建构(1996-2005) |
| 4.1 艰难的话语转型:广播电视的调查性报道实践 |
| 4.2 报纸杂志的调查性报道实践 |
| 4.3 调查性报道的制度化与合法化 |
| 4.3.1 调查记者团体的形成 |
| 4.3.2 调查性报道知识的公共化 |
| 4.3.3 小结:调查性报道话语的成熟 |
| 5 “结构-事件”视野下的调查性报道导入 |
| 5.1 作为结构的新闻文化 |
| 5.2 作为事件的调查性报道导入 |
| 6 结论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四、21世纪中国经济焦点访谈（论文参考文献）
- [1]《焦点访谈》精准扶贫报道新闻框架研究（2013-2019）[D]. 孙圣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01)
- [2]十八大以来央视《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研究[D]. 臧小庆.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3]基层环保执法的运行逻辑 ——以橙县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为例[D]. 王裕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4]从话语分析视角探究《焦点访谈》的传播特点[D]. 郭姝艳. 成都理工大学, 2019(02)
- [5]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建构与演变 ——以央视涉法传播实践为例[D]. 袁侃. 武汉大学, 2018(02)
- [6]媒介融合背景下《焦点访谈》的语境文化和可信度研究[J]. 张玉河.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5)
- [7]央视《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的创新路径[D]. 高鸽.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7)
- [8]敬一丹播音主持研究[D]. 张丽娉. 山西师范大学, 2017(03)
- [9]比较视域下的中美调查性报道研究[D]. 段勃. 华中科技大学, 2017(10)
- [10]调查性报道导入与中国新闻业变迁 ——基于新闻文化的比较研究[D]. 张洋. 武汉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