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破产申请制度改革

一、我国破产申请制度改革刍议（论文文献综述）

陈雅楠^[1]（2021）在《破产立案制度完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毛莹^[2]（2021）在《德国董事破产申请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企业破产制度,发展和完善董事对破产申请的责任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完善我国《企业破产法》的应用之义。2014年我国实行注册资本制度改革,公司数量大幅增加,亟待构建完善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2019年6月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出台《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要求研究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对企业及其高管等相关责任主体施加及时申请破产清算或重整义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如何尽早识别陷入破产危机的企业,防止出现“无产可破”的现象对公司债权人保护和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改善营商环境有着重要意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旨在通过德国董事破产申请制度的研究,从破产申请义务出发,传递该国在董事破产责任的构建与完善中的经验与教训。本文在进行研究时应用了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着力分析德国破产申请义务的主体、触发以及违背该义务的责任等,为我国破产法改革提出了增设董事破产申请义务并赋予债权人对董事直接诉权的建议。除导言和结论外,本文主要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从理论基础和各国实践出发,论证董事破产申请制度的必要性。资合公司的属性使破产公司的剩余索取权人发生转变,风险偏好相反的债权人和股东矛盾激化,作为公司重要利益相关者的债权人利益极易受侵害,有必要对行使决策权的董事施加特殊责任。从世界范围的法律实践来看,各国或强或弱地规定了破产阶段的董事责任,从公司治理转向破产治理是一种趋势。德国董事破产申请制度发展相对完善,且我国与德国具有相近的经济基础和法律传统,可供借鉴。第二章着力分析德国董事破产申请义务的触发。德国《破产法》规定了三种破产原因,仅在公司出现资不抵债或丧失偿付能力这两种破产原因时董事才有义务提起破产申请。鉴于破产申请制度的一大目的是保护公共利益特别是债权人利益,本文据此指出应以客观上出现破产原因为破产申请义务的触发标准,并介绍了实践中认定出现丧失偿付能力、资不抵债的方法。第三章界定德国董事破产申请义务的主体。董事是公司管理机构成员,其有义务了解亦最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成果,以其为破产申请义务人,无需额外的信息搜集成本。论文据此指出以董事为破产申请义务主体最为公平有效。缺乏法律要件的“董事”与真正的董事并没有实质履职差别,理论与实践亦认定其存在破产申请义务。当公司无管理机构（或者说董事缺位）时,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最了解公司情况且最有动力结束公司无管理机构的状态,股份有限公司的监事则负有监督董事会的义务,此时将其作为破产申请义务人最为实际。第四章研究违反德国董事破产申请义务的责任,其涵盖违反保护性法律的责任、缔约过失责任、故意违背善良风俗的责任、任职禁止甚至是刑事责任。违反保护性法律的责任是本章重点。论文在明晰德国《破产法》第15a条保护性法律性质的基础之上,研究了新旧债权人的发展状况以及相关责任主体对新旧债权人承担的不同责任。第五章首先从我国《企业破产法》《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入手进行研究,得出我国目前的破产清算义务尚不具有一般性,企业的退出机制尚不完善的结论。尽管存在破产撤销权等恢复债务人财产的规定,但因缺乏一般的破产申请义务,其效用具有局限性。可以仿制德国设定破产申请义务,及时将丧失活力的企业从市场中清退。

雷雨清^[3]（2021）在《我国跨境破产规则的建构 ——以主从程序框架为基础的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经济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跨境投资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自我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走出去”战略以来,已逐渐从资本输入大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和资本输入并行的国家。国有资本和私营资本参与国际化进程加快,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活跃度增强,跨境并购交易规模不断提升,我国本土企业在信息通信、医疗健康、金融、房地产、矿产、能源等多个领域迈出国际化步伐。然而,随着国际经济结构调整、地区性经贸摩擦纠纷增加,以及跨国企业的经营不善,近年来跨境破产案件日益增加。特别是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各国企业债务负担骤然加重,部分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的企业破产潮。我国作为国际供应链上重要一环,部分跨境企业难以幸免,跨境破产事件如多米诺骨牌在世界迅速蔓延。上个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了西方国家加快了跨境破产国际合作的进程,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对本国跨境破产规则进行了重构或完善。囿于我国当时经济国际化程度有限,跨境破产案件数量尚少,我国仅通过《企业破产法》第5条参照一般民商事判决的承认和执行规则设置了对外国破产判决的承认和执行规则,同时确立了我国破产判决的域外效力,这两项内容成为我国跨境破产领域的唯一规则。虽然该规则参照当时国际先进理念确定了修正的普及主义跨境破产规则模式,使我国司法实践有了明确规则可依,但由于我国跨境破产规则缺乏体系性、明确性、效率性,缺乏中外主体权利平等保护和协调机制,与国际规则差异较大等原因,导致在我国《企业破产法》立法后14年从未得以真正适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我国法院在跨境破产领域合作意愿态度消极。然而,随着我国当前形势的变化,我国跨境破产规则的建构变得愈加紧迫和必要,跨境破产规则的建构可以弥补我国现行规则的缺失与缺陷,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产业结构调整、新冠疫情引发的跨境破产风险,契合我国营商环境改善的现实需求。在理论基础方面,建构我国跨境破产规则仍应坚持当前主流的修正的普及主义理论基础。我国跨境破产规则建构前宜明确遵循的原则,具体应以高效救助跨境破产债务人为首要原则,公平对待中外主体利益为主要原则,同时要符合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基于对当前国际主流的主从协助程序模式和主辅协助程序模式的特点分析,以主从程序为基础的规则框架更有利于我国建构一个完备的跨境破产规则体系,兼容主辅协助和主从协助方式的优点,使我国跨境破产规则既具备对外国主要破产程序的承认、协助和合作的功能,又能在必要时以从属破产程序保护本国债权人利益,实现“进可攻、退可守”。主从程序框架下,将建构我国跨境破产规则的主从程序界分规则、主从程序启动规则、主从程序框架下的协助规则、主从程序平行规则四个方面内容。首先,建立以主从程序为核心的跨境破产规则体系首先要对跨境破产程序性质进行界分以确定主从程序效力范围,协调多元破产程序管辖权限,明确跨境破产程序适用的法律规则。我国宜将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作为主从程序界分的认定规则,主要利益中心启动地破产程序为跨境破产的主要程序,我国可以启动辅助程序对外国主要破产程序进行承认和协助;债务人营业地启动程序为跨境破产从属程序,其效力仅及于该国境内财产。以债务人注册地为主要利益中心的首要推定,以债务人管理和控制地为例外,充分保护第三人的合理信赖利益,仅在例外情况下才根据破产管理人和利益相关方申请对主要利益中心是否随破产程序发生转移进行审查。其次,跨境破产程序的启动规则包括主要程序的启动规则、从属破产程序的启动规则,以及对外国主要破产程序承认和协助的辅助程序规则。其中前两项程序为单独的针对债务人财产进行集中性分配和管理的破产程序,而辅助程序是我国法院对外国破产程序的审查程序。建构这三项程序的启动规则时,宜结合我国现行破产法规定及国际破产前沿经验,对程序启动的原因、主体、客体、审查方式、启动后的效力和效果进行逐一规定。第三,跨境破产程序的协助规则包括协助的条件规则和措施规则两部分。结合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外国破产程序协助需要满足互惠原则、符合我国公共利益、不损害我国债权人利益三项条件。由于这些条件的原则性和概括性,文章结合国外司法裁判经验对这三项条件的认定方式进行了逐一讨论。对协助措施规则应从措施的启动、范围和方式三方面予以建构:采取承认和协助分步走的模式;允许协助措施具有一定时间范围的溯及效力;协助措施的财产范围应尽可能及于债务人在我国境内的所有财产,但原则上债务人不能利用我国协助措施变相规避我国法律规定下强制性法律义务;协助的方式应视外国破产程序的主从性质有所区分;协助需符合必要性、合法性和一致性原则;引入临时救济措施,增加债务人财产保护的及时性。第四,跨境破产主从程序平行规则是主从程序并行时协调境内外破产程序的重要规则依据。主从程序平行规则可以有效建立境内与境外破产程序的合作机制,增加我国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制度空间,满足跨国企业集团破产的程序协调需要。文章建议我国引入主从程序平行合作规则、主从程序虚拟合并规则、主从程序破产协议规则,以及跨国企业集团破产的平行协调规则。建立以破产管理人为核心的主从程序平行合作机制,赋予我国破产管理人进行主从程序合作和协调权利;设置虚拟合并规则,允许破产管理人为我国债权人利益与外国破产程序主体进行谈判,做出附条件不启动我国程序的承诺;允许我国破产管理人在法院批准下与他国程序的管理人达成主从程序破产协议,发挥破产协议协调主从程序冲突、提高程序合作效率、协商破产重整计划的作用;建立符合跨国企业集团破产特点的平行协调规则,根据跨国企业集团的一体化程度,决定采用单一实体对待方式还是主从程序协同方式,对企业集团成员参与其他程序尽可能地提供信息和程序上的协助。

倪伟华^[4]（2021）在《个人破产制度中的债务人财产研究 ——基于《深圳个人破产条例》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个人参与到市场经济中,经营的风险也转移到个人乃至家庭中来,直接或间接的风险致使个人深陷危机,无力清偿到期债务。我国在债务处理问题上,承袭着传统的民事执行程序的进路,而且已经走到了极致,甚至将要走向其反面,债务问题已经成为不利于我国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执行难”和“执行不能”案件,所以现有的民事执行制度已经无法解决我国的债务问题,亟需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代替现有的个人债务处理办法来解决债务纠纷、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经济秩序。虽然我国还未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破产法》）还只是“半部破产法”,但随着温州市平阳县法院在2019年成功办结的全国首例个人债务清理案件,以及这两年来很多法院陆续展开个人债务集中清理试点工作,初步探索了个人债务清理案件的审理流程,为我国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提供了优秀的司法实践经验。2021年3月1日起《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以下简称《深圳个人破产条例》）实施,处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前列的深圳率先开展了个人破产制度的探索,为我国构建个人破产制度起到了先锋示范作用,也彰显了我国审慎包容,鼓励创业创新的大国基调,全国性的个人破产制度构建也势在必行。个人破产制度的前提是债务人“有产可破”,因此债务人财产是个人破产制度中最核心的内容,所以对债务人财产的识别以及对破产财产和豁免财产的界定便是整个破产程序中重点,只有界定好债务人财产的范围才能更好的实施个人破产制度。债务人财产和破产财产在有些法域并不当然的加以区分,但是我国《破产法》和《深圳个人破产条例》都对债务人财产和破产财产作了区分,并以债务人破产申请时和破产宣告时为节点,所以本文也对此作了概念区分,从广义角度来讲,债务人财产的内容是包括破产财产和豁免财产。债务人破产宣告后,债务人的财产进入破产法领域,然后出于对人权的基本保障划分出豁免财产后便是用于清偿债权人的破产财产。本文论述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选题背景、意义和目的论述;第二部分是对个人破产制度中债务人财产概念的论述;第三部分是对债务人财产识别、对债务人财产产生的时间和范围做了界定;第四部分是综合对比分析国外的立法例后,结合《深圳个人破产条例》中对债务人财产的规定,分别阐述了破产财产和豁免财产的范围;第五部分是在对《深圳个人破产条例》的考察基础上,提出我国构建个人破产制度时对债务人财产方面的立法设计。

付欣^[5]（2021）在《事实破产状态下公司债权人保护的制度构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债权人利益保护是破产程序中的关键环节。不同于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的债权人利益保护,如何避免事实破产状态下的债权人资产受到不利减损存在相当大的立法与司法空白。“事实破产”指的是企业已经出现破产原因,还未申请破产的特殊阶段。在公司陷入事实破产状态时,由于企业风险全部转嫁给了债权人,债权损失风险被无限放大,而当前债权人却没有任何的机制来维护自身利益。我国应该在立法上确立“事实破产”的概念,为债权人提供特殊阶段的保护。在认定公司事实破产时,需要公司确实存在不清偿到期债务的行为,且满足资产负债表测试法和现金流量测试法中的一种即可。通过法条梳理可以发现,现行制度安排下,法律为事实破产状态下公司债权人提供的保护路径未被统一规制,而是散落在不同的规则中,大体可以归类为特定行为规范与事后救济。相关法律规定对事实破产状态下公司债权人的保护存在三方面不足:董事对债权人的信义义务缺失,股东出资义务的规定僵化以及侵权责任法机理缺失、债权人诉诸侵权救济困难。相应地,可以考虑从该三方面完善相关制度,从而对债权人提供特殊性保护。其一是构建事实破产状态下的董事信义义务制度,该制度是后续制度构建的基础。事实破产状态下,董事的不当激励达到顶峰,且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的动力不足,债权的损失风险扩大。对此,可以规定董事对债权人承担信义义务,将事实破产作为董事信义义务的产生时点,赋予债权人对董事提起派生诉讼的权利。同时,规定董事的破产申请权利与义务。明确董事进行不当交易对公司财产造成损失后,以其过错存在为前提承担侵权责任,并根据债权发生的时间不同分别确定赔偿范围。其二是构建事实破产状态下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制度。认缴制改革为股东滥用契约权利创造了条件,该制度的构建能够达成股东利益与债权人利益之间的新平衡。对此,可考虑通过对《公司法》增加司法解释,对相关司法解释予以扩张,在《公司法》的立法上规定股东出资责任的加速到期,同时增加董事对股东出资的催缴义务。在判断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时,采纳客观要件说更为妥当,且股东在诉讼中享有先诉抗辩权。其三是构建起以公司债权人为起诉主体的特殊侵权制度,重点回应侵权赔偿责任内容和归责原则问题。因公司的控制股东也是债权人利益受损的关键推动力,但目前相关立法没有涵盖司法实务可能出现的滥用控制权类型,且未体现事实破产状态下债权人保护的特殊性,在明确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的责任性质为侵权责任的同时,可考虑在立法上增加滥用控制权行为,并通过归责原则的特殊规定强化事实破产下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的责任承担。一般情况下,应当对过错责任界限加以严格把握。公司陷入事实破产状态时,对控制股东的责任认定可直接适用董事及高管注意义务、忠实义务的判断规则。

符佳慧^[6]（2021）在《论我国个人破产税收债权处理机制的构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的破产法一直被称作是“半部破产法”,因为我国的破产法只涵盖企业法人主体,并不适用于自然人。而在大多数破产制度发达国家的破产史是起源于个人破产,再发展至企业破产。甚至追溯到破产制度的源头,破产制度最早也是适用于自然人的。虽然我国尚未制定统一的个人破产制度,但是对个人破产制度的迫切需求已经日益凸显,个人破产制度构建已经纳入我国立法考量。而且我国已经有多方面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了,例如深圳市颁布了个人破产条例,1以及浙江省温州、台州等地区对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制度建设积累了大量经验。由于个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复杂性,个人破产往往会涉及多个主体、多项债权债务关系,稍有不慎,便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破产法的本质是清理债权债务关系,税收债权债务关系是其中之一。每个公民、企业都是纳税义务人,所以无论是现在的企业破产法,还是将来的个人破产法,税收债权都是破产债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目前,税收债权的认定与清偿在我国企业破产法中就是一个具有较大争议的问题,而作为纳税义务人的自然人也避免不了这一问题,而且,由于个人破产与企业破产本质的不同,税收债权的处理在个人破产和企业破产程序中也会有所不同。税收是国家为了满足社会需求、保障财政收入,基于政治权力而向企业和个人等课税对象征收的实物或者款项,因此,税收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等特征。由于应纳税事实的发生、纳税申报和税款缴纳之间具有一定的时间差,又抑或纳税人因其他原因不能按时缴纳税款,会导致纳税人在进入个人破产程序时尚有税款未缴清,但由于破产程序开始后不得个别清偿,因此,征税机关需要参与破产程序主张税收债权以获得清偿。因此,本为行政法律关系的税收债权债务关系便在破产程序中具有了一定的“私”债权债务关系的外观,税收债权在破产程序中便是国家基于公法的规定享有的对纳税人的私法请求权。从我国目前企业破产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首先,税收债务通常在破产人债务中占有不小比例,对其妥善处理非常关键。其次,《企业破产法》和《税收征管法》对于税收债权地位的规定不一致,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混乱。最后,这两部法均未对税收债权在破产程序中的清偿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学术界对这些问题也存在很大的争议,对该问题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讨论。同样,在未来我国个人破产的立法和制度的构建中,税收债权的问题都不容小觑。因为税收债权不仅是企业破产债权的组成部分,也是个人破产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债权的清偿对国家、债权人和债务人都具有重大意义,所以正确认识税收债权在个人破产程序中的地位,对个人破产程序中税收债权进行妥当处理对构建我国个人破产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通过案例分析、比较分析、历史分析和说理分析等方式对个人破产程序中税收债务的处理机制问题提出来一些想法。文章主要分为六个部分,分别为个人破产程序中税收债权的产生、企业破产法中税收债权的地位及其清偿、税收债权在个人破产程序中的实现路径、个人破产程序中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个人破产程序中的特殊税务处理以及结论。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是结合税法、破产法的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以及国外的成熟做法,对我国未来个人破产制度和税法制度协调设立破产程序的税收优惠提出了初步设想,以期个人破产的目的得到更完整的实现,债务人、债权人的利益都得到充分保护。

裴安琪^[7]（2021）在《执行转破产程序的衔接现状与制度完善》文中研究说明“破产程序启动难”的问题以及“执行难”的问题已经困扰了司法实践很久,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化解执行积案,执行转破产程序便应运而生。自执行转破产程序在我国实施以来,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两种程序的衔接过程中也存在很多矛盾。因此需要对执行转破产程序进行研究,发现其实践中的问题,并进行不断的完善。本文主要通过以下五个部分来进行论述:第一部分是对执行转破产程序进行简要概述,包括概念、基本流程等,并且通过对执转破的功能以及启动原因进行分析,阐述执转破存在的必要性;然后是对执转破的立法和司法现状进行阐述;第三部分是分析执转破程序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从执转破与执行程序、破产程序之间的矛盾,衔接中的问题以及执转破启动模式的问题进行阐述,期望通过不同的角度对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点思路;第四部分是对域外的相关规定进行分析,通过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破产法等相关法律进行研究,期望可以从中得到借鉴,运用到我国的制度之中;最后一部分是分析如何完善执行转破产程序,包括对启动机制进行改革、提升破产审判专业化程度、建立繁简分流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动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以及建立全国法院信息化平台等,提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且具体的建议。

李宗建^[8]（2021）在《破产清算中的税收债权研究》文中认为破产制度的产生建立了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一方面有利于提高资产的利用效率,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利益。税收债权作为破产债权形式之一,基于其自身具备的特殊法律性质,加之税法与破产法制度尚存在若干冲突性规定,致使税收债权的相关法律问题成为目前阻碍破产清算程序有序推进的重要因素。本文在充分考量破产清算程序中各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基础之上,总结现阶段税法与破产法制度在相关问题上的空白与冲突,从而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和思路。根据我国破产法的规定,税收债权并非无需申报的类型。为避免歧义,需在法律层面明确税收债权应以申报的形式参与到破产程序中。对于税收债权与担保物权之间何者更具有优先受偿性的问题,纳税担保制度的适用与完善将直接弥补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对于新生税款的处置问题,不同地区的做法存在差异。但通过分析实践发展趋势之后,将其纳入破产费用与共益债权的范畴更为适宜。对于税收优先权的行使,应当在行权时间上加以限制,但不应影响税收债权的实体权利行使。此外,在破产实践中还存在诸多亟需解决之问题。在处理其与其他债权类型的纠纷时,理应肯定税收债权存在的重要性,然后遵循保护与限制的原则处理相关问题。既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安全性,又避免引发与民争利之嫌,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龚家慧^[9]（2020）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启动规则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企业为了扩大利益,降低运营成本,抵御市场风险,会选择通过扩大规模的方式来提高经济效益。这种趋势最为典型的表现即是大量关联企业的出现与崛起。从法律意义上而言,任何具备独立法人人格的企业都应当以自身资产来承担有限的法律责任,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一些关联企业间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甚至因此威胁到了企业的独立人格地位,也因此产生了一系列潜藏的问题。关联企业破产较于传统的单一企业破产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破产法现有的规则并不当然适用于关联企业破产。破产启动是企业得以进入破产程序的关键,它涉及到破产申请的提出至受理的各个具体环节和条件,包括破产原因的界定、破产申请的提出、管辖、破产申请的受理等具体问题。现行破产法对破产启动的规制建立于单一企业基础之上,没有考虑关联企业这一特殊类型。对于具备实质合并条件的关联企业,如果仍适用传统破产模式分别企业破产,那么一些需实质合并的关联企业在破产前的不正常利益传导直接侵害债权人利益,造成债权人很难通过法律手段来有效维权,这对债权人来说并不公平。现行破产法因没有专门的规定来对关联企业间这类不法行为进行规范,而继续适用现行破产法对其规制又无法解决关联企业合并破产启动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由此可见,当前破产法在应对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启动问题上存在一定局限性。对于关联企业破产的问题,学界多有讨论与研究,但对于如何启动关联企业合并破产程序少有系统的研究。在破产司法实践中,对于关联企业合并破产的启动模式和路径,各地法院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探索和尝试,但做法并不一致。当下,关联企业的合并破产启动迫切需要系统的规则研究,以保障关联企业在内的广泛市场主体能够依法有序地通过破产来实现债务的公平清偿和企业的拯救。第一章是实质合并破产启动的特殊性和意义进行研究。实质合并的特殊性是本文的逻辑起点。由特殊性所引发的现有破产规则不适用于关联企业破产,以及特殊性所产生的关联企业破产对规则的诉求,与本文其他章节之间形成逻辑上的递进关系。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的特殊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主体的多元与统一、财产的混同与归并、利益的调整与平衡。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的特殊性,对破产启动的实质要件和程序要件均产生影响,也提出了具体的规则诉求。表现在诸如:破产原因如何确立、申请主体应否扩大、破产启动可否例外适用职权模式、分属不同区域的关联企业管辖如何确定等。对实质合并破产启动的规则研究,有其广泛的意义与价值。它有利于以特殊性为起点,理清实质合并破产的适用范围,保障破产程序的公平与高效,丰富和完善现有破产启动的理论。有利于让关联企业在内的广泛市场主体有序地参与到破产进程中。第二章是关联企业合并破产原因及标准分析。破产原因是破产启动的基础,本章关注关联企业出现的经济社会环境,对确立实合并破产原因存在的现实困境做出一系列概述。在此基础上提出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的标准及原因。关联企业显然其主体数量大于等于两家企业,故而在满足何种要求才达到破产原因的标准界定上区别于单一企业的破产原因标准。但值得注意的是,关联企业破产原因理应仍遵守现有的破产原因规定,唯一区别在于主体数量的增加使得整个集团符合破产原因的条件下,各个成员企业是否也均需达到破产原因才能进入破产程序的问题。同时,对于关联企业适用实质合并原则也应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衡量标准,目前我国对此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法人人格是否达到混同程度,但按照学说以及实践做法,现实中仍存在着其他可能影响关联企业破产适用实质合并原则的因素。是否应当综合考虑其他影响实质合并适用的因素以及如何考虑这些因素也是本章一个主要探讨的问题。第三章是关联企业的破产申请的规则分析。提出申请是破产程序启动的前提。本章围绕关联企业实质合并背景下的申请主体的选择,以及可否例外适用职权制模式启动破产程序进行探究。在申请主体的选择上,对债权人、债务人、破产管理人、出资人和清算义务人分别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债权人、债务人、管理人是普遍适用的申请主体,出资人和清算义务人是特定条件下的申请主体。依职权启动破产程序目前普遍不被学界认可,但鉴于破产法功能社会化的趋势,以及单一申请制带来的困扰,不应全盘否定职权制启动破产的功能价值。事实上,申请制这种破产启动模式尽管能保障当事人行使权利的自愿自主性,但并不能完全满足破产制度设立的需求,在实践中经常发生破产申请人因缺乏申请动因而怠于提起申请的情况,导致我国“企业的破产率仍然远低于一般国家的正常比例,突出反映了破产法尚未能充分发挥其社会调整作用”。单纯地依靠当事人申请来解决破产问题有时十分困难。关联企业所涉人员众多,牵扯利益甚广有时不仅仅是“个人私利”如此简单。关联企业的破产已经牵涉到的广泛的社会秩序、利益,因此在适格主体不提出破产申请的情形下,例外地依靠法院职权启动也值得探讨。第四章是关联企业合并破产的管辖规则分析。管辖是破产启动的关键,破产程序的有效启动是以管辖权的存在为条件的。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在审查破产申请后才可以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破产管辖的确定关系到当事人、法院以及社会的利益。实质合并破产管辖与普通的单一企业破产案件相比情况更为复杂。在现实生活中关联企业的发展关系错综复杂,其所涉及的地域更为广泛,甚至可能有的关联企业存在跨国发展问题。各个关联企业所处地域不一,所在区域经济发展形势也有异,同关联企业破产对当地社会影响程度也不一致,这些问题在实践操作中都广泛存在,并成为解决关联企业破产的障碍。因此管辖原则的确立对于实质合并破产的适用具有重要意义。对实质合并的管辖应当遵循“利益中心地原则”和“申请在先原则”。而“利益中心地原则”应作为普遍使用原则加以确立,并在无法适用“利益中心地原则”的情况下以“申请在先原则”为管辖确立的依据。第五章是关联企业合并破产的受理与审查规则分析。破产的受理与审查是破产启动的决定性阶段。本章重点讨论具备破产原因的关联企业和不具备破产原因的关联企业如何纳入合并破产范围,它直接关系到债权人利益调整的问题。由于关联企业的出资人、债权人基于自身的利益往往发出不同声音,特别是不具备破产原因的关联企业债权人,由于被纳入破产程序会拉低其现有的债权清偿率,尤其会持反对立场。解决以上问题的方法是适时置入听证和复议程序。对实质合并作出的决定是否需要以债权人会议为前置程序和必要条件存在较大争议,因实质合并是涉及关联企业间关联关系的事实认定,故而由法院决定的做法较为合理。同时,这样的程序设置可能给当事人带来异议,从而为保障当事人异议权和破产程序的顺利推进减轻阻力,应设置救济程序来保障其权利实现。第六章是对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受理的法律后果问题的研究。为了维护关联企业中各个债权人的公平受偿权利,确保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有必要对破产程序开始后的所产生的效力加以探索。破产申请的受理作为启动破产程序的标志,将对破产程序的组织、程序、实体等方面产生法律效力。关联企业因最为显着的主体特殊性而明显区别于单一企业破产,因此产生的疑问如:关联企业破产受理的法律效力与单一企业破产相比是否有所不同,对整个程序的进行有何改变,对当事人实体权利有何影响等。事实上,关联企业破产受理的法律效力与单一企业破产受理效力有共通之处,也有明显区别的地方。在组织上,关联企业因主体较多涉及管理人如何选定的问题;在程序上,对于禁止债务人清偿行为、中止执行程序、解除保全措施等规则上与原有程序保持一致,但其因涉及实质合并事项,因此新增实质合并异议程序,这也是关联企业破产受理在程序上主要区别于单一企业的地方;在实体权利方面,主要体现在债权债务人之间权益调整方面。这些都是关联企业破产申请受理的当然法律效力,对于随后的破产程序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苏喜平,任慧星^[10]（2020）在《公司临界破产时董事的破产申请义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企业破产法》中并未规定董事在公司临界破产时的破产申请义务,导致实践中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经营困难时,并非主动向法院申请破产,而是隐瞒真实经营状况,继续经营,甚至通过大幅举债进行高风险投资活动以挽救企业,不仅严重损害了债权人对公司剩余资产的索取权,而且使《企业破产法》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域外许多国家、地区均规定了董事在公司临界破产时的破产申请义务,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破产法治情况不甚理想的实践现状,应当在《企业破产法》中科以董事强制性破产申请义务,当公司出现破产原因时,董事未提起或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破产申请,导致公司资产遭受损害的,破产管理人得以因董事违反义务造成的损失为限,向董事主张赔偿责任,当管理人怠于向董事主张赔偿责任时,债权人可以自己名义向董事主张赔偿责任。

二、我国破产申请制度改革刍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破产申请制度改革刍议（论文提纲范文）

（2）德国董事破产申请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我国跨境破产规则的建构 ——以主从程序框架为基础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个人破产制度中的债务人财产研究 ——基于《深圳个人破产条例》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5）事实破产状态下公司债权人保护的制度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论我国个人破产税收债权处理机制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7）执行转破产程序的衔接现状与制度完善（论文提纲范文）

（8）破产清算中的税收债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启动规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我国破产申请制度改革刍议（论文参考文献）

• [1]破产立案制度完善研究[D]. 陈雅楠. 内蒙古科技大学, 2021
• [2]德国董事破产申请制度研究[D]. 毛莹.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12)
• [3]我国跨境破产规则的建构 ——以主从程序框架为基础的研究[D]. 雷雨清. 吉林大学, 2021(01)
• [4]个人破产制度中的债务人财产研究 ——基于《深圳个人破产条例》的考察[D]. 倪伟华.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5]事实破产状态下公司债权人保护的制度构建研究[D]. 付欣.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6]论我国个人破产税收债权处理机制的构建[D]. 符佳慧.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0)
• [7]执行转破产程序的衔接现状与制度完善[D]. 裴安琪.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8]破产清算中的税收债权研究[D]. 李宗建.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9]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启动规则研究[D]. 龚家慧. 华东政法大学, 2020
• [10]公司临界破产时董事的破产申请义务[J]. 苏喜平,任慧星. 法治论坛,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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