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韵文学学科建设概论

一、中国韵文学学科建设概论（论文文献综述）

王英娜^[1]（2020）在《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庄子》义理不竭、文笔妙奇的特点,促使历代释庄者完成了不同历史语境下的新诠解。尤其,在近现代这个充满危机和变革的特殊时代,《庄子》的阐释呈现出继承传统与借鉴西学并存的多元格局,这些庄学成就证明了《庄子》作为传统经典所具有的绵延不断的文化生命力。与古代的庄学相较,中西并存的文化背景使近现代的庄子研究取得了重大的学术突破,不论在研究范式,还是在思想探索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发展,并对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和训鉴。因此,近现代庄学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研究意义。本论文主要采用阐释学的理论方法,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对近现代庄学新变进行整体观照,并从以佛解庄、以儒解庄、以西学解庄、以文学解庄等几个角度契入,考察近现代庄学的发展与新变,从而呈现其新时期的问题意识及时代文化价值。全文共为五章:第一章主要从社会、学术的历史背景,探讨近现代庄学的复兴问题。在近现代,庄学复兴是诸子学思潮兴起的产物,而诸子的兴起亦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即从儒学的附庸走向独立,其包含了社会时局变化、学术发展等诸多因素,亦经历了从清初到近现代学者们超越儒学并使诸子独立的不断自觉。内在演变与西学东渐是近现代诸子学兴起的重要动力,而子学的致用思想、解经功能尤其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和发掘。这些诸子学发展的共性直接影响了近现代庄学的复兴,并使近现代庄学呈现出《庄子》校释类、义理类着作的新发展以及《庄子》文学的专题探索。第二章主要从“以佛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以佛解庄”是庄学史上传统的释庄方式之一,具体表现为“格义”方法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格义”最初是以传统典籍中的概念或思想来诠释佛学,其中《庄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历史的发展中,它经历了概念式“格义”、会通式“格义”、系统化“格义”以及实用化“格义”的过程。近现代“以佛解庄”的“格义”新变主要表现为法相唯识宗概念体系的系统化应用以及西学中平等、自由、科学等观念的融入,它实现了与异国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既有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亦有对外来文化精华的汲取,从而使《庄子》发挥了时代所需的社会效用。杨文会是使近现代佛学复兴的关键学者,他的“以佛解庄”推进了近现代系统化“格义”的发展,在其影响下,章太炎、梁启超等学者均走向了实用化的新变道路。可以说,对于庄子思想的致用探求是近现代学者“以佛解庄”的重要特点。第三章主要从“以儒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学者们之所以采用“以儒解庄”的诠释路径,是因为庄、儒之间在形上之“道”与形下的社会现实两个方面,均具有融通互补的可行性,这为消解庄儒矛盾,提升庄学的社会效用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探索前提。近现代学者的“以儒解庄”是试图通过儒道互补应对危机境遇中社会人生的各种问题,从而实现其拯救危亡的经世致用价值。近现代“以儒解庄”的新变主要表现在对庄子“大同”思想的新发掘;对庄、儒义理相通处的深入探析,尤其是对《庄子》中实用价值的进一步发掘;对“内圣外王”思想的新扩展,以及廖平通过重构经学体系,对传统“以儒解庄”的新发展。可以说,这些不同角度的新研寻体现了近现代学者救世的共同理想,以及开发《庄子》致用思想的时代风貌。第四章主要从中西融合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西学东渐动摇了传统儒学的核心地位,引发了近现代学人对传统文化的批评与反思,而学者们中西文化的比较与融通既使《庄子》研究有所继承,同时亦为之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并呈现出庄学新变的时代性特征。在近现代西学与《庄子》的比较融合中,西方的进化论、快乐主义、自由思想、马克思主义等均对庄子思想的重新诠解产生了重要影响。严复、胡适、章鸿钊等人的庄子研究主要体现了进化论与庄子思想会通的渐进过程。此外,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斯宾诺莎的“自然”“自由”等,也被近现代学者引入与《庄子》思想的对话与阐释中,中西文化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为庄学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其开拓性的尝试亦成为后世学者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课题。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入以及启蒙救亡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成为最科学、最前沿的思想和方法。在庄学界,吕振羽、侯外庐、郭沫若等学者即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使《庄子》研究呈现了新的时代意义。可以说,近现代学者以不同的西学理论为《庄子》阐释提供了诸多新的视角,虽然在解庄中不免历史环境的局限,但其为中西文化交融做出的积极探索具有时代效用,其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亦具有历史意义和借鉴价值。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新变。在西学与本土文学发展的双重影响下,近现代“文学”观念明确从传统文史哲不分的状态中独立出来,并出现了广义与狭义的不同界定。《庄子》是否是文学作品虽然存在争议,但从总体来看,《庄子》的文学性特征在近现代具有新的发展,而这种新发展与近现代“文学”认知的转变密切相关,因此,本章探讨了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与近现代“文学”理论视角的建构两个方面,以之作为《庄子》近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在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的新变中,本文主要从《庄子》的文学语言、篇章结构、文体、文学的社会性等多个方面展开论述,并在古今比较及中西文法的参照中突显《庄子》文学的继承与发展。近现代学者对《庄子》文学的探讨虽然不免简单和粗糙,但他们强烈而明确的文学自觉意识以及多元化的思维使《庄子》的文学性得到新的发掘,这对后世《庄子》文学的发展亦具重要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曾幸^[2]（2019）在《中国现代诗学节奏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现代诗学中,节奏理论成为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本论文结合中国现代诗学着作和期刊中节奏论的阐释,从节奏理论的发展、节奏理论的争辩、节奏理论的新拓展和节奏理论的价值等方面对中国现代诗学的节奏理论进行系统阐释。现代诗学节奏理论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约20世纪20年代,胡适、郭沫若、饶孟侃、闻一多等诗论家对“音节”“情绪节奏”“格律”等节奏问题进行了探讨。二是20世纪30年代,梁宗岱、罗念生、林庚、叶公超、朱光潜等学者以《大公报》和《新诗》为阵地,继承并发展了前期的格律论,对节奏理论继续探索。罗念生的节律论、叶公超的语言节奏论、林庚的天然节奏论都是30年代的学术成果。三是20世纪40年代,节奏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朱光潜在《诗论》中论述了节奏的性质,诗歌与音乐节奏的不同,中国诗的节奏与声韵的分析等内容。孙毓棠、郑思、伍禾、应寸照、黄基植等理论家从新旧诗节奏的发展、节奏的特征、节奏与情感、节奏与诗行等方面入手,对节奏进行研究。现代诗学节奏理论的争辩主要是指20世纪30年代朱光潜和罗念生两位学者以《新诗》为阵地对节奏问题展开的辩论。朱光潜、罗念生对节奏概念和影响诗歌节奏的元素等问题进行了争辩,推动了节奏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此次争辩虽然没有最后形成一致的意见,但两者的理性分析和颇具说服力的论争展现了中国现代诗论家的智性魅力。现代诗学节奏理论在情绪节奏的体认、自由派与新格律派对自然节奏的不同追求、白话诗语言节奏的探索等方面进行了新的理论拓展。一、情绪节奏的体认:现代诗学的节奏理论中,大部分的理论家都阐释了情绪与节奏的关系,比较典型的是郭沫若的“内在的韵律”论,朱光潜、伍禾、黄基植等的“节奏与情绪”的关系论,情绪与节奏成为现代诗学中特别关注的问题。二、自然节奏的追求:在中国现代诗学的节奏理论中,胡适、康白情、郭沫若等为代表的自由派认为“自然的音节”或情绪的“自然的流露”就是新诗的自然节奏。闻一多、饶孟侃等新格律派则认为格律本身就是诗歌节奏的“自然”。自由派、新格律派虽然有过激烈交锋,但节奏理论的主张也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三、语言节奏的探索:新旧诗运用的语言不同,语言的节奏自然不同。对白话诗语言节奏的探索,是现代诗学理论家关注的重点问题,他们在谈论语言的节奏时,将语言的节奏和其它的节奏进行了比较,比如:朱光潜比较了语言的节奏与音乐的节奏;叶公超比较了语言的节奏与抒情诗的节奏;孙毓棠比较了语言的节奏与吟咏的节奏等。诗论家通过比较的方法阐释了语言节奏的重要性。此外,当代学者对“情绪节奏”的争论、以自然节奏为契机建构“气息节奏”的愿景是现代诗学节奏理论仍具有生命力的显现。现代诗学节奏理论能够指导中国新诗的创作实践;引入西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为中国现代诗学注入了新质;也为建国后诗学节奏理论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现代诗学节奏理论,尤其是格律论对新诗的创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闻一多通过格律的“三美”原则指导他的诗歌创作,《死水》一诗成为格律诗作的典范。20世纪30年代的新格律论的理论主张,不但对当时的新格律派的诗歌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自由派的诗人在创作上也开始关注诗歌的格律。现代诗论家学贯中外,博古通今,主动吸收借鉴西方的诗学理论或运用西方生理学、心理学等研究方法对中国传统的节奏理论进行了现代转换,为中国诗学理论注入了新质,开启了中国诗学理论崭新的面貌。此外,现代诗论家关于节奏问题的讨论尤其是新格律派的节奏理论,启发了建国后诗学格律派的节奏理论,对当代诗学节奏新形式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周晓娟^[3]（2019）在《民国时期赋学研究论 ——以《民国时期总书目》所收文学史编着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赋由于其文体的特殊性,使得自诞生之日起就得到了历代文人学者的关注与研究,而这也为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形成、发展和成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是赋学的研究进程却一直在曲折中前行。在20世纪的赋学研究中,除了仍然关注先秦、两汉和魏晋六朝的赋作以及相关成果外,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的赋作和成就也逐渐得到重视。诚然相比于上个世纪已经扩大了赋学的研究范围,但是对民国这一特殊时期赋学的研究成果却较少研究与整理,缺乏这一研究领域的探索。时代不同、对赋体性质的解读也有很大的区别。这一时期出现了新的文学载体,即文学史。这一载体综合了“文”与“史”的特点,注重历代文体之间的更迭发展,而且着者多会将自己对赋的理解放于文本,所以立足于这样的基础材料更便于后人对民国时期赋学研究的整理。再加之这一时期特殊的政治因素,许多外来思潮大量涌入,这必然会对时下的知识分子造成文化上的冲击,从而更新相关文学作品的研究方法和角度。本文拟在民国时期文学史和单篇论文数量统计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的赋学研究进行一个划分、归纳与总结,最后梳理民国时期赋学研究的成就与问题,为当代赋学研究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意义与教训。本文首先对民国赋学研究情况进行概述,分别对民国文学研究的社会背景、文学史这种新兴载体的出现与发展进行梳理;其次主要对民国时期赋学研究的内容进行概括,包括赋体文学性质及意义认识的角度、赋的分类渊源以及评价、赋体文学的批评;再次就民国时期赋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和时下社会思潮对赋其进行分类研究;最后则是对民国时期的赋学研究成果与问题进行梳理与总结,继往开来,为我们新世纪的赋学研究提供借鉴意义。

郭小利^[4]（2017）在《曾永义戏曲学术研究、编剧创作、教书育人和社会影响》文中研究表明当代华人戏曲学界,曾永义先生堪称一位卓越的戏曲大家。半个世纪以来,曾先生专注于戏曲研究,成果丰硕,形成自己独特戏曲史观;他进行戏曲编剧创作实践,以民族故事和历史故事为主题,既传承中华民族精神,又赋予时代内涵,丰富了两岸戏曲艺术曲库;曾先生作为戏曲教育家,在台湾大学建立了戏曲学科,培养了一大批戏曲学者;近30年来他还致力于两岸戏曲表演与学术交流,策划并组织两岸戏曲学界专家出版《国家戏曲研究丛书》,对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真^[5]（2015）在《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俗文学研究是日本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汉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研究传统。中国俗文学作为汉文学的重要内容,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形成一股热潮。不仅成为日本人学习汉语的教材,还对江户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对近代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受众基础。随着近代以来西学的不断传入,日本现代学术制度逐步形成,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俗文学学科早于中国本土在日本得以确立,中国俗文学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追溯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俗文学学科史时,是不能忘记早稻田大学的初创之功的。早稻田大学前身东京专门学校在坪内逍遥的主持下创设了第一个以中国俗文学为特色的纯文学科系,而开设中国俗文学相关课程的第一任讲师就是森槐南。森槐南在东京专门学校首开中国俗文学课程的影响无疑是很深远的,其在中国俗文学学科史上的意义需要重新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仅就早稻田大学一校而言,由他所开创的传统也一直被保留并发扬光大。在早稻田大学的中国俗文学学科初创之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也相继开设中国俗文学课程,建立中国俗文学学科体系,并由此成为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和日本汉学史上的“东西两鼎”。由于两校的中国俗文学研究者各有其师承关系,其治学方法形成了颇具各自特色的流派,故往往冠以“学派”之称。本文第三章、第四章主要通过东京、京都两大学派的学术源流、师承谱系、学术竞争等方面,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展现两大学派的整体面貌,尤其是对狩野直喜、盐谷温、幸田露伴、铃木虎雄、青木正儿等人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作了较为详细地探讨。在上述三所着名大学以外,近代日本尚有不少以高等学府为中心的中国俗文学研究阵地。随着对外扩张的逐渐推进,日本在以东亚为主的殖民地设立了两所帝国大学:京城帝国大学、台北帝国大学。京城帝大在儿岛献吉郎、辛岛骁的主持下,台北帝大在久保天随、神田喜一郎、原田季清等人的主持下,都展开了各具特色的中国俗文学研究。除此以外,尚有不少私立大学展开了各具特色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以宫原民平为代表的拓殖大学和以奥野信太郎为代表的庆应义塾大学。近代学术转型时期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中,有不少问题并非由某一位学者在某一篇论文或某一部论着得以解决,而是数十年间众多学者共同研究的结果,成为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上的重要问题。戏曲、小说、说唱文学等各个文体中都有这样的重要问题,第六章选取南戏、《水浒传》、敦煌俗文学等几个重要问题的研究史加以探讨。近代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不仅是日本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学术的重要一环,即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学术现象,它的发生、发展始终与国际学术相联系。第七章通过盐谷温与欧洲汉学家的交往、王国维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与日本学界的关系及以《红楼梦》研究为视角的近代东亚三国学术交流为典型个案,试图勾勒出中国俗文学研究史上西方、日本、中国及中、日、韩等东亚三国间的学术联系与互动关系。

倪辉^[6]（2013）在《江南竹枝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竹枝词本是肇始于中古的巴渝民歌，入乐演唱，伴舞和声。至中唐，以刘禹锡为代表的诗人对此进行了拟作，创制了文人竹枝词。此后，文人对竹枝词的创作实践从未间断，绵延千年，这使得目前留存的竹枝词数量相当惊人。不计各种未曾出版行世的竹枝词，仅《中华竹枝词全编》收入的竹枝词就有近7万首，其数量已远远超过《全唐诗》的总量。在各地竹枝词中，江南竹枝词的规模最为庞大，仅《中华竹枝词全编》就收入3万余首，约占全书作品总量的50%。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宋代至清末的江南竹枝词，笔者拟论述其地域特色、呈现其演变的过程，藉此整体把握其存在样态，为全面研究竹枝词奠定一定的基础。绪论回顾了前人对江南竹枝词的研究成果，并交代了本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重点与研究意义。第一章主要采用江南竹枝词材料，揭示了竹枝词与传统诗学的关系，即竹枝词的韵文学传统、咏物传统、乐府传统、“女儿”传统。第二章以地域特色为中心，阐释了江南“吴声”竹枝词、介绍了江南竹枝词本土化的题名，彰显了江南竹枝词的水域性。第三章以具体作品为例，再现了江南竹枝词形成时的特质；以时间为线索，宏观勾勒了江南竹枝词的发展；从文人写作心态与诗学观念入手，论述了江南竹枝词的转型。附录部分考述了江南竹枝词文本编撰的现状，以期引起出版界的重视。全文把江南竹枝词视为整体进行研究，以此弥补前人研究的不足之处。

欧明俊^[7]（2011）在《词学范畴研究的回顾及宏观体系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词学,广义上说,是研究词及一切与词有关的问题的学问。传统词学只是诗学或韵文学的一部分,没有独立地位。词学在20世纪30年代正式从诗学或韵文学中独立出来,发展成为自成体系的学科。本文理解的词学,是狭义词学,即词批评之批评,词研究之研究,即通常所说的"词论"。"范畴"与"概念"、"术语"可分可合,合起来看,范畴就是概念、术语,无本质区别,都是对事物本质特点的概括。分开看,概念、术语,内涵清晰、稳定,具客观性、权威性,范畴则多具丰富性、复杂性、主观性、变动性、开放性、形象性,理解上,因时因人而异。

刘庆云^[8]（2010）在《百年来中国韵文学宏观研究述略》文中研究表明百年来中国韵文学的宏观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其中有两个突出的时期值得特别重视:一为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初期,有多部韵文研究专着问世,在以韵文纵向发展为主的论述中,对许多带有规律性的要素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一为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不仅对"韵文学"学科建设进行了理论的研讨,并有一定数量的宏观研究论文与着作发表、出版,取得了新的实绩。

黄崇超^[9]（2010）在《从与文化、艺术关系的演进看中国文学理论建构》文中指出一、总体考虑当前,文学理论建构的参照域是多谱系的。有的侧重从认识论角度开展,有的侧重反映论,有的侧重实践论；有的侧重史学视野,有的侧重人学视野,有的侧重美学视野；有的站在本土的立场,有的借鉴西方理论话语体系；有的则主张多角度、多视域的调和创新,等等。其中提出从文化角度、艺术审美角度进行理论建构的亦大有人在。但,统观之,对文学理论与文化、艺术关系的阐释多是概念化、浅层化的,或文化与艺术是其理论的常态内容之一,没有或很少触及到文化的价值系统,亦很少从文化价值系统变化的角度考虑其与文学理论的内生关系,盛行的文化研究基本上是西方话语体系内的方案。而文学理论对艺术因素、艺术标准的研究、坚持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本论文从系统的视野出发,回归文学及其理论发展的本真,从对文学理论与文化、艺术关系的演进考察出发,揭示分析文学理论在不同时期与文化、艺术关系的特征、变化及其内在决定因素,在此基础上展开以文化、艺术为主要维度的文学理论建构思考,提出了以文化、艺术为主要参照坐标的文学理论建构的初步设想。二、论文结构及主要内容本论文共有导论及第一至第五章。导论亦是正文的重要补充,主要是对正文涉及的文化、艺术两个重要概念进行界定及,进一步明确其内涵。文化方面：从价值体系出发,更看重文化的系统性、民族性、整体性,以及其对群体的恒久的软体影响。艺术方面：更注重从艺术品的精神独创性、审美独立性出发来理解艺术的本质,并延伸至文学。在对两个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对文学理论的发展进行快速扫描,论证了文化、艺术两个因素在文学理论发展历史过程中的重要关联性。之后,对文学理论与文化、艺术的基本关系,以及与文学补充性关系进行了解读,提出了本论文纲领性的主旨思路。第一章主要通过对文化传统与古代文论演进关系的分析,勾画出文学理论与文化、艺术关系的古典形态及其总体特征,以及对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启示。文学理论与文化、艺术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具体表现为文化传统与古代文论、艺术传统的关系,其主要特征是：以文化传统的强势规约为主要表征,中国“载道”的文化传统使与史、哲等学科区分不清晰的古典文学,以诗话为主要形态的古代文论,传统艺术认识三者均成为传达文化核心价值的教化载体,文论的发展总体上在这一大的背景下进行。文化的强势地位虽然限制了文学与文论相对自由的发展,但是却衍生出与文化内质相符合的具有独特审美气质与美学境界的中国文学与艺术,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古代文论。古代文论与主导文化传统的内生关联是其保持本土化、常态化发展的重要保证,并以自己独具特色的诗话语言体系发挥着对古典文学的阐释、引导等文学理论的恒常作用,这是文学理论与文化、艺术关系古典形态分析的现代启示。第二到第四章大致为一个整体,主要是对晚清至二十世纪以来现代文学理论与文化、艺术关系的发生、建立、发展过程进行文化与艺术特定视域的考察,描述其主要演进状态及特征。第二章主要考察1840至1919年中国社会发生现代性转型的关键时期内,文学理论与文化、艺术关系所发生的现代转型。文化方面：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大规模引进,导致传统文化硬体解体,并由于西学的强盛使来自西方的现代意识一度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艺术（文学）方面：主要是现代西方艺术认识的引入、确立,以及以白话文学为主体的新文学在传统杂文学体系中的分离、萌生及发展；文学理论方面：主要是伴随西方文化价值引入,参照西方理论范式初步建立起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形态。文学理论与文化、艺术关系亦随三个要素各自的转型而完成现代性调整。但是由于处在发生期,文学理论与文化、艺术三要素并没有迅速建立起有机的联系。这一时期,在西学东渐笼罩下,由西方文化价值输入、确立而引起的文学理论、文学、艺术的现代转型是文学理论与文化、艺术关系演进的主要特征。第三章把1919至2000年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其中,1919至1949年,是文学理论发展的奠基时期。其主要特征是西方文学理论资源持续引进,并与对中国新文学实践的阐释、批评相结合,不断深入。其间,文学理论与文化、艺术关系的现代形态渐次建立,对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正面影响。1949至1978年,属于当代三十年,尽管“一元”语境特征突出,但是文学理论在学科建设、系统化、规范化等方面,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文学理论与文化、艺术关系的演进在此期间呈现相对“失语”状态,但是文学创作、评价的艺术标准始终没有放弃。1978至2000年,是新时期前二十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辉煌的二十年。文化上：因经济发展带来对物质生活的极大向往,新一轮西学东渐由是发生,西方新的价值观输入,引起人们精神世界的巨大改变；艺术上：理论研究不断拓展、深入,生发出美学、文艺美学等学科的发展壮大；文学上：以个体解放为表征的新时期文学蓬勃发展,主要以“寻根文学”、“伤痕文学”、“朦胧诗”等为代表；文学理论方面：与文化上的崇外相一致,参照西方理论的学术方式、逻辑体系等,推进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创新,在理论认识上、学理深度上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对西方文论的过度依赖亦使建立本土化的文学理论面临极难摆脱的学术习惯。总的看,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均处于高速发展之中,文学理论与文化、艺术的关系极不稳定,仍然没有建立起类似于古代的由文化传统规约的稳定形态,而是以文化的冲突融合和艺术的自觉独立为主线,始终处在一个关系生成的探索之中。既有成绩,也有教训。第四章以文学在新时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境遇为对象,尝试通过对其多角度的分析,描述出文学理论、文化、艺术内涵的变化及其关系的新动向。主要考察进入新世纪后,以文学“泛文化”、审美泛化为突出代表的新趋势给文学理论的发展带来的新危机、新挑战。作为重要文化载体的文学,在新时期中国大众文化兴起后,自身存在状态逐渐发生比较大的改变,并在新世纪随着大众文化的转型,科技、传媒的发展而逐渐产生不同于传统范畴演变轨迹的剧烈变化,除一小部分大致仍然保持着传统文学的状态,另一部分则呈现出“泛文化”的倾向,扩大了传统意义上文学的边界,对文学的传统生存模式带来挑战。作为文学理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学遭遇“泛文化”的巨大冲击,引起文学理论与文化、艺术关系的连锁不适反应,文学理论的“失语”、审美的“泛化”等问题接踵而至,并在存在合法性、理论话语权等方面造成文学理论新的危机。文学理论重新建构的命题及其使命感、紧迫感由此更加突出。第五章是论文的核心,在前面四章所分析、揭示问题的基础上,以文化、艺术为主要参照维度,提出了文学理论建设的提纲性意见,试图在建立本土化、民族化,并具有现实性、时代性、实践性品格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方面作出一些努力。从文化维度看,中国当前的文化状态是复杂多元的,文学理论只有在价值层建立了与主流文化形态相对应的联系,与其他辅助文化形态建立不同方式的联系,才能有效解决理论的现实性、时代性、民族化问题。论文对重建文学理论与文化关系必要性,以及如何建立、解决何样的问题等进行了较详细的解析。同时,文学理论与文化关系的重新建立,亦是其对文化重建的反作用,是文学理论“载道”功能的现代性体现,尽管内涵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从艺术维度看,倡导文学理论对文学的艺术本质进行具有回归特征的重新确认,并给出符合时代发展特征的现代阐释。同时,既要对文学泛文化转向、审美泛化等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科学的指引,维护艺术的主体性、学科的合法性,又要增强主动性、敏感性,及时发现新的文化、技术语境下艺术因素、审美特征的新变化,对其发生的相对于传统的种种变异、创新进行解释,并把对这一系列新事物的理性认识内化在理论中,使之知识化、逻辑化、体系化,形成新的理论创新。

孟伟^[10]（2009）在《中国韵文学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由中国韵文学会、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常熟理工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韵文学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0月24-27日在南京和常熟两地召开。来自国内各高校和台、港、澳、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八十余位学者参加了本届会议。与会学者围绕诗、词、曲、赋、骈文等韵文文体,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大会气氛热烈而融洽,学者

二、中国韵文学学科建设概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韵文学学科建设概论（论文提纲范文）

（1）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现代诗学节奏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民国时期赋学研究论 ——以《民国时期总书目》所收文学史编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曾永义戏曲学术研究、编剧创作、教书育人和社会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5）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6）江南竹枝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从与文化、艺术关系的演进看中国文学理论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韵文学学科建设概论（论文参考文献）

• [1]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D]. 王英娜. 山东大学, 2020(08)
• [2]中国现代诗学节奏理论研究[D]. 曾幸. 济南大学, 2019(01)
• [3]民国时期赋学研究论 ——以《民国时期总书目》所收文学史编着为例[D]. 周晓娟.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 [4]曾永义戏曲学术研究、编剧创作、教书育人和社会影响[J]. 郭小利. 四川戏剧, 2017(07)
• [5]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论[D]. 张真. 南京大学, 2015(01)
• [6]江南竹枝词研究[D]. 倪辉. 上海师范大学, 2013(02)
• [7]词学范畴研究的回顾及宏观体系建构[A]. 欧明俊.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三十二辑）——中国文论的古与今, 2011
• [8]百年来中国韵文学宏观研究述略[J]. 刘庆云. 中国韵文学刊, 2010(03)
• [9]从与文化、艺术关系的演进看中国文学理论建构[D]. 黄崇超. 山东大学, 2010(08)
• [10]中国韵文学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 孟伟.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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