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强食品卫生管理 构筑群众健康防线(论文文献综述)
李泽明[1](2021)在《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保健食品安全一直是国家和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保健食品安全关系到广大消费者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也关系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平稳运行。时至今日,保健食品安全已经成为衡量国家治理水平、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也成为衡量社会管理水平的重要方面。与其它可控性疾病不同,保健食品安全问题不会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科技水平的提高以及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得到有效的控制。恰恰相反,随着保健食品市场的不断扩大和机械生产的集约化,保健食品安全事故在近几年不断涌现。历史经验表明,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保健食品安全事故都有可能出现。因此,为了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保健食品安全,应该建立完善的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是一个涉及多种因素的系统工程,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也应该全面考量保健食品监管的各个方面,这是因为,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任何环节都能直接对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产生重大的影响。虽然我国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目前来看,在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具体来说,我国保健食品风险评估制度尚不完善;保健食品监管部门监管手段单一;保健食品内部举报人制度尚不完善;保健食品行业协会、社会公众以及企业在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以解决上述问题为出发点是建立现代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的核心,也是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的重中之重。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的建立,应该强调理论基础、应该重视理论建设。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理论是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的基石,也是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的重要保障。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是一个涵盖多个学科的重大课题,因此,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应该深入探索相应的经济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管理学理论以及法律价值理论。在研究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的建构还应该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并总结出我国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应该坚持的原则和思路。通过对国内外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实践的考察,我国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的建立应该坚持法治原则、效率原则和信息化原则,应该重视法律制度建设、监管主体建设和社会公众的作用。具体而言,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应该健全保健食品监管的法律法规,在确立保健食品监管法律法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明确保健食品监管法律法规的路径选择。除此以外,还应该从技术层面完善保健食品监管风险评估制度。监管主体在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的建立应该重视监管主体监管能力的提高,因此,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应该转变保健食品监管部门的监管理念、应健全保健食品监管问责制度、应完善保健食品监管信用体系、应健全内部举报人制度。企业以及保健食品行业协会和社会公众等也在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的建立应提高企业自我监督的意识、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社会公众在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中的监督作用。
康俊莲[2](2020)在《中国食品安全的政府监管权力配置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如何对食品安全监管进行权力配置,实现对食品安全监管的科学协同有效治理,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四个最严”要求,(1)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满意度、幸福感、安全感的具体体现。本文围绕“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这一核心问题,从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空间、时间、制度三维一体角度,探究政府监管权力的内在逻辑,针对现实问题提出科学优化、系统完善的路径。本文遵循“四个最严”要求,依据协同治理和跨部门合作等理论,采用比较制度分析法,论域方面选择政府监管控管层次多、管理幅度宽泛的典型国家作为参照进行对比分析,剖析了制度背后权力配置结构及其演化方式,比较在不同制度下,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在特定历史时期,如何实现监管权力配置效用的最大化。同时,分析了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政府权力配置存在的争议和挑战、政府监管权力配置采取的措施与体现的特征,从空间维度改革、时间维度改革、制度维度三维一体角度,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政府食品监管权力配置协同治理的建构路径。本文第一部分,介绍研究背景,包含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协同治理等相关理论和制度架构,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回答了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在不同历史时期监管权力的现实配置,及监管权力行使产生的内在逻辑。从空间、时间、制度三个维度,阐释了不同历史时期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的基本概况、监管存在的问题、采取的改革举措、政府权力配置的改革特征。基于此,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在改革实践过程中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进行归纳提炼。同时,从府际关系角度,对食品安全政府纵向权力配置、横向权力配置进行分析,研究其结构转变中的内在联系,为推进食品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政府协同治理不断走向深入奠定基础。在协同治理等相关理论基础上,回答第二个问题,即食品安全监管权力由哪些因素导致变迁?从空间、时间、制度三个维度,阐释政府监管权力行政化,部门分割的高度集权,由于社会秩序的高度扩展,使得行政分割高度集权的政府权力,呈现出具体监管越来越属地化,抽象监管越来越集权的现象。此部分分析,以协同治理理论核心内涵为指导,以跨部门合作理论与政府协同理论为支撑,从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社会监管缺失三个层次,阐述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在空间维度上,由于跨部门间食品安全监管权责利益均衡问题,导致“权力越位”,需要进一步通过协同治理优化提升食品监管政府权力配置;在时间维度由于监管权责不清、行政壁垒、监管遗漏导致“权力缺位”,会直接影响在危害食品安全事件发生时,政府能否快速反应、迅速行动,从快将危害食品安全事件处理在萌芽状态,反映着政府的应急和统筹协同调度能力。因此,在时间维度要突出“早一步”“快一步”,必须通过实现制度做保障和空间维度跨部门的相互协同、配合;在制度维度由于监管中的权力异化、监管过程的渎职行为、监管中出现的违章违规导致“权力错位”,容易引发政企合谋、监管腐败等问题的产生。第三部分,分析了在大部制改革的背景下,我国食品安全面临的争议和挑战,以及通过域的选定,借鉴国内外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经验,依据“四个最严”的要求展开分析,结合我国实际,归纳提炼有益于我国政府协同治理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空间维度改革,解决外部硬性边界跨部门间协同治理,出了问题谁说了算的问题;时间维度改革,解决内部构架基础降低危害食品带来的风险,实现早发现、早识别、快处置的问题;制度维度改革,解决单元间协商机制制度系统化、体系化、完整化的问题,形成以食品安全法为主干,各相关管理条例、管理办法体系化、完整化相互协同、互为补充的制度体系。通过研究,本文力求在以下几个层面做出努力,取得如下研究结论:其一,针对“权力越位”,解决跨部门间“政出多门”、相互协同的问题。通过强化中央一级政府食品监管,构建全国自上而下统筹监管“一盘棋”,实现危害食品安全事件的快速应对和处置。既而发挥中央政府监管权力灵活调度功能,实现“中央精神”掷地有声的贯彻、落实的同时,实现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结合本地区实际,展开创新监管的实践。作为中央政府还肩负着全球食品监管风险治理中发挥多元治理的功能。通过发挥中央政府、食品跨国企业等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在参与国际事务食品安全治理规制的制定,主动参与,积极作为,化解中西方在食品监管领域文化认识的鸿沟,提升在国际食品监管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另外构建起跨部门间食品安全协同机制和治理机制,通过部门间的责任分担、沟通协商、协同治理运行,实现食品监管的协同治理。其二,针对监管权责不清、行政壁垒、监管遗漏导致的“权力缺位”,解决危害食品带来的安全风险,需要通过建立食品安全预警监测机制,实现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早发现、早预警,同时提高科学防控的能力,做到快速反应,实现从快处置。建构公开透明的信息通报体系,不仅要形成日常检测公告制度,还要突出危害食品事件发生时,让公众及时了解实情,消除社会公众心理恐慌,有效参与积极应对食品风险,逐步引导社会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意识和能动力。在协同治理视域下,构建起对监管事前、事中、事后的协同治理权力监督机制,调动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参与其中。同时在时间维度下,还应将权力行使的重点,放在食品安全风险的预防上来,只有将风险点控制住,才能从源头上控管住,保障安全食品“产”出来的有效性。风险预防应突出其独立性、透明性以及全程采取的开放方式,实现过程的监督性。以此来保障食品安全风险预防的科学性和自然性。其三,针对监管中的权力异化、监管过程的渎职行为、监管中出现的违章违规导致的“权力错位”,引发政企合谋、监管腐败等问题的产生。从制度维度,认真梳理,提出解决《食品安全法》与各监管部门间出台相关管理办法、细则等,形成系统性、完整性、相互协同互补、衔接的制度化体系。通过协同治理导向的政府重塑,建构起彼此之间互为协作的服务型政府,以推动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治理理念的质性转变。其四,本文认为,食品安全问题是事关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事。食品安全协同治理问题,说到底是加强党的领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问题。因此,应该将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问题上升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层面,强化党对一切工作的统一领导,发挥党的引领作用,形成监管合力;同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大数据标准体系,将其作为国家管理的一项制度,打通政府跨部门监测的数据链,实现全链条数据关联的融合,实现日常监管的有序性和应对突发事件的系统科学性;从完善体制机制上,建议完善食品召回制度,建立从生产到销售都可相互追溯、追查、倒查、溯源的机制,保障“以人民为中心”,为实现“健康中国”,助力食品企业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鞠斐[3](2020)在《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文中认为在西方先进的纺织生产方式尚未进入上海地区之前,上海正处于农业社会手工业生产的大环境中。鸦片战争之后,《南京条约》签订,上海设立租界,机制纺织商品和动力机器纺织工厂始进入上海。此后随着上海地区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机制纺织品与新式服装逐渐成为新的生产、生活文化的标志,随后引起社会个体价值观的变化,进而连带的引发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系统的变革。在中国租界时期史上的百年之间,上海纺织服装设计在经历了西方科技本土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向现代化设计的前进方向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客观条件和人的主观能动性都成为设计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围绕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现状与产业背景等上海纺织、服装现代设计发展成因中最关键的基础条件,通过对这一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工业化发展和现代设计行为的研究,还原了工业生产条件下纺织、服装的产销业态和设计价值,进一步揭示了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的演变规律、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并探索其对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纺织、服装生产的工业化和上海城市现代化的影响、促进和提升的具体作用,以及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上海地区消费文化变迁的影响。作为中国租界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上海汇聚了20世纪初中国最活跃、最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因素,涌现出各个行业的标志性成果,聚集了大量的艺术与设计人才,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具有现代意味的设计机构。中国早期的现代纺织、服装设计便是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之下,伴随着初期民族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而迅速地涌现与成长,形成了与早期纺织轻工产品相辅相成的现代设计产业萌芽,本土的现代纺织、服装设计正是在这样的关系中悄然地、坎坷地成长起来,既从西方现代设计发展过程中提取经验,也从本土传统资源中汲取了能量,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
徐伟楠[4](2020)在《我国重大动物疫情公共风险评估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全球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问题备受关注、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不断强化,风险评估正在逐步成为重大动物疫情防控风险管理的重要环节。本文在相关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着重进行重大动物疫情公共风险评估体系研究,旨在为加强重大动物疫情防控的风险管理工作,降低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水平提供全新的、科学的、可靠的、可行途径和理论依据。通过重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传播过程中信息数据(疫情潜伏环节数据、暴发环节数据、演化环节数据、响应环节数据)进行收集、存储,构建重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大数据平台框架,实现重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管理在信息处理方法上的创新。基于大数据平台框架数据,在相应文献法规的基础上,以我国重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实际风险为研究对象,构建重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风险评估指标体系,采用文献分析法、德尔菲法、风险矩阵法等探索重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中所实际存在的显着风险,并采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方法,对公众消费者风险认知与消费行为决策进行了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分析,而后通过案例分析对比国际发达国家重大动物疫情风险评估体系,最后得出文研究主要研究结论,并提出完善中国重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风险评估机制的政策建议。
章蕾[5](2019)在《协同治理视角下学校食品安全治理的模式研究 ——以上海市Y中学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我国的食品安全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过渡时期,校园食品安全尤其如此。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物质的丰富,随着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生活质量的日益改善、市场经济的日益繁荣,我国已经逐渐从食物短缺的阶段步入食物相对剩余的阶段,甚至食品营养不均衡的阶段。校园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让学校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牵动着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心。面对众多的学生和家长,在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治理领域中的各个主体都在想方设法加强监督管理,维护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保障学生的健康成长。学校的食堂经历了从“全权管理-后勤社会化-后社会化”的阶段,经营权的变化带来管理上面的变化。学校在适应管理方式革新的同时,面对各方面给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施加的压力,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协同治理作为公共管理中的一种现代化的治理理念,适合于应对复杂性、系统性的治理问题。在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治理环境当中,存在着内外多主体的共同治理的局面,“校长负责制”让学校处于整个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治理的核心位置。学校要做好食堂食品安全治理工作,需要协同各方面的力量进行协同治理。特别是对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最为关心的学生和家长,他们其实很难真正参与到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治理的核心工作当中,将其纳入到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治理当中,可以有效的缓解学校对于食堂食品安全的监管压力,为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增加一道防护屏。上海市Y中学通过定期举行食堂沟通会的方式,将学校、供应商、学生、家长都纳入到食堂食品安全治理当中,使各方进行充分的沟通与交流,形成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局面。本文以协同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对上海市Y中学食堂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个案研究,以访谈、问卷调查和参与观察的方式,寻找上海市Y中学食堂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可取之处,以及问题所在。主要是家长代表的选取和参与程度问题,以及家长代表与学校、供应商之间的协同配合等。将家长纳入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当中,有效的完善了学校食品安全治理环境。基于此种治理模式,在借鉴国外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的做法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模式,使食堂从传统的监督管理走向“协同治理”。重构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模式下各主体的角色:学校成为食堂食品安全治理当中的协同者;供应商是食堂食品安全治理的服务者;家长作为食堂食品安全治理的参与者;学生成为食堂食品安全治理的建议者;监管部门承担食堂食品安全治理的监管者角色;教育局着手食堂食品安全治理的调控者工作。通过调查和分析,提出完善上海市公办高中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对策建议:继续完善学校食品安全相关法律体系;食品安全全流程信息公开化、透明化;规范家长参与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治理;搭建食堂沟通会实现校内的沟通平台;广泛协作实现学校食品安全协同治理。
吕永祥[6](2019)在《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预防腐败职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当前全面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国家监察委员会面临着在腐败存量日益减少的情况下通过有效预防腐败来遏制腐败增量这一重要任务,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研究是一个兼具理论前沿性和实践重要性的研究议题。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执政为民、秉公用权为目标的政党,她在使用公共权力维护社会秩序和增进社会公共福祉的同时,还必须同公权力腐败这种公权私用的现象作长期和坚决的斗争。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是我国反腐败战略的两大支柱,随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政权对公权力腐败的成因和廉政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预防腐败在我国反腐败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成为我国反腐败的重要方针。预防腐败是比惩治腐败具有更高复杂性和前瞻性的反腐败战略,对反腐败机构的专业化水平和综合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原本分散的预防腐败机构及其资源有效地整合起来,为国家监察委员会有效预防公权力腐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何结合自己的机构属性和职能设置来有效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预防腐败战略,仍旧是摆在国家监察委员会这一新成立的国家反腐败机构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既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深化,也亟待从理论上加以研究和回应。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反腐败机构,预防公权力腐败是其一项重要任务。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公权力腐败的理论逻辑是,通过消除公权力腐败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构成要件来切断公权力腐败行为的发生机制。基于此,本文在厘清公权力腐败和预防腐败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借鉴制度预防腐败理论等国内外廉政理论资源,从“公共权力—腐败动机—腐败机会→腐败行为”这一解释公权力腐败发生机理的主流范式出发,结合我国反腐败政策文件对预防腐败战略的相关规定以及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职能设置,尝试性地构建“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制度建设→预防腐败”这一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职能的理论分析框架。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采取政策试点的改革方法,其政策运行过程先后经历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政策试点、国家监察委员会试点的政策扩散和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正式形成三个发展阶段。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标志性成果,对我国提升预防腐败的有效性具有积极的作用。通过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和之后的两种国家监察机关乃至两种预防腐败体系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提升预防腐败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整合分散的预防腐败职能,构建集中统一的预防腐败体系,对于我国更加有效地预防权力腐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预防腐败实践的角度看,国家监察委员会作为一个兼具预防腐败职能和惩治腐败职能的综合性国家反腐败机构,是我国预防腐败战略的主要执行者。随着预防腐败局、行政监察机关等原预防腐败机构被整合至国家监察委员会之中,国家监察委员会在我国预防腐败体系中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国家监察委员会在贯彻执行我国的教育、制度和监督并重的预防腐败战略的同时,结合《监察法》赋予的对公职人员开展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对监察对象所在单位廉政建设中的问题提出监察建议等监察职能,形成了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制度建设三管齐下的预防腐败模式。机构是履行职能的载体,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履行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提出监察建议等监察职能都有相应的内设机构和外派机构作为支撑,意在通过开展预防性监督和发现性监督防范公共权力滥用,通过开展廉政教育抑制公职人员的腐败动机,通过制度建设减少公职人员的腐败机会,从而释放出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公权力腐败的治理效能。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承认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公权力腐败的实践工作取得显着成效的同时,还应客观地看到,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国家监察委员会在预防公权力腐败时还会触及到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结合纪检监察机关的调研材料、相关统计数据等经验材料和理论分析来看,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履行预防腐败职能的过程中亟需解决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强化、对公职人员的廉政教育效果不够理想和运用监察建议推动被监督单位加强廉政制度建设的有效性亟待提升等问题。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国家监察委员会要将其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预防腐败的效能,就需要在借鉴中国香港等高度廉洁地区的预防腐败经验的基础上,对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和增强不想腐的自觉三大目标,从多措并举提升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效性、构建主体协调、分类施教和高度参与的精细化廉政教育模式和积极运用监察建议督促被监督单位提升廉政制度质量及其执行力三个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预防腐败的有效性。虽然公权力腐败行为与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战略之间的较量和博弈将是一个长期的和复杂的过程,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党和人大的领导之下,加强与其他预防腐败主体的协调配合,不断提升履行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监察建议三项预防腐败职能的有效性,综合运用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之间的互补效应,就能够在公权力腐败和预防腐败行动之间的长期博弈中不断取得胜利。
徐文娟[7](2019)在《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重特大疾病的概念存在医学和经济学两种解释,医学上以病种为划分标准,将恶性肿瘤等对人体健康损害相对严重的疾病认定为重特大疾病;经济学上以医疗费用为划分标准,当患病后的医疗费用超过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进而严重影响患者及家庭的正常生活时,即可认定为重特大疾病。本文对于重特大疾病的界定,吸收了以上两种解释,即当出现某些特定病种,或者花费的医疗费用超过某一标准时,均认定为发生了重特大疾病。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是指国家通过合理的方法筹集医疗资金,保障国民在罹患重特大疾病时平等地获得适当的医疗服务的一种制度。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依附和依存于现有的医疗保障制度,是从解决大病医治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和梳理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从医疗资金相关的医疗费用筹资层面来讲,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医疗救助和慈善援助等制度模块;同时为确保筹集的医疗资金合理使用,还要设计必要的医疗费用给付机制来控制和减少医疗资源浪费,实现医疗服务的有效供给,这就涉及到医疗资源相关的医疗卫生服务层面,包括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药品的生产流通等制度模块。我国初步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制度,但对极少数因重特大疾病造成灾难性卫生支出的社会成员和家庭保障不足是不争的事实,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仍在现实生活中不时上演。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快的历史进程中,在重疾风险日趋严峻的现实挑战下,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点,如何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已成为社会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研究的价值在于,通过对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的重新审视和梳理,推动建立完善的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补齐全民医保制度在防范灾难性卫生支出方面存在的短板,解决国民因为重特大疾病陷入经济困境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切实保障全体国民的健康权。本文关于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研究的创新在于,一是突破了以往研究注重医疗保险或医疗救助等单一医疗保障制度模块的局限,着眼于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将研究范畴延展为与医疗资源相关的医疗卫生服务制度、与医疗资金相关的医疗费用筹资制度两大制度体系多个制度模块,构建了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研究的完整框架;二是聚焦于解决重特大疾病造成的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借鉴德国、日本等国家的成熟做法,创新性地提出自付费用封顶的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制度,作为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本文基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样本数据,对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制度的筹资水平和待遇标准等进行了测算,验证了制度设想的可行性。本文试图厘清以下问题: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应该包括哪些组成部分,如何演进成今天的形态?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的运行现状如何,化解灾难性卫生支出的效果如何?发达国家的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体系有何借鉴之处?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该往何处去?围绕这些问题,本文遵循“理论研究基础——本国制度评估——国际经验借鉴——重点制度设计——顶层设计探究”的研究脉络,以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费用筹资两大制度体系,疾病预防、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和慈善援助等模块串联全篇并展开研究。本文共九章: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选题背景,阐明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在梳理和回顾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指出创新点与不足。第二章,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研究的理论基础。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通过回顾与梳理风险管理、供给与需求、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等相关理论,本文认为,医疗卫生产品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领域,医疗卫生市场是一个典型的市场失灵领域,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需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市场补充作用,综合运用预防型、缓冲型、补偿型和应对型等疾病风险管理策略,保障公民的健康权。第三章,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的概念,是随着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与发展的需要而正式提出的,但事实上“保大病”的理念一直蕴含在我国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而被赋予不同的定义与内涵。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研究,实际上是从解决大病医治的视角,去审视、解读和梳理我国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回望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七十年的医疗保障制度发展历程,在过去漫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城镇和农村实行不同的医疗保险制度。社会流动性上升和城镇化水平提高,推动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逐步从以地域划分、城镇与农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并行,转向以职域划分、职工与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并行。总体上,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与发展的重点始终是需求侧的筹资制度,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由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制度构成的国家保障模式下,个人无需为医疗费用担忧,真正的难题留给了供给层面;到了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为解决老百姓的医疗费用负担问题,我国先后出台了针对不同群体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大病保险制度、医疗救助制度等多个制度模块,主要还是需求侧的筹资制度改革。“路径依赖是过去的历史经验施加给现在的选择集的约束”。完善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体系,需要突破单兵推进式的路径依赖。供给与需求是经济体的两个侧面,分属经济活动的两端,可谓“一体两面”。看病难、看病贵,实质是优质医疗卫生服务供不应求,背后是供给侧的医疗服务资源配置和需求侧的医疗服务费用分摊的双重问题叠加而成。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供给侧与需求侧同时发力,需要医疗卫生服务制度与医疗费用筹资制度协同改革。第四章,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的运行分析。我国为完善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做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显着成绩。从医疗服务的需求和供给层面看,我国城乡居民卫生服务需求持续加大,随着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医疗卫生服务利用量显着增加,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显着提升,2017年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7岁,健康水平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从医疗费用筹资层面看,我国医疗卫生费用的筹资结构逐步趋向合理。2017年,政府、社会和个人卫生支出在全国卫生总费用支出中的占比分别为28.91%、42.32%和28.77%。新农合、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城镇职工基本医保等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总体参保率达到94.23%,商业健康险的规模不断壮大,慈善基金组织得到快速发展,由社会医疗保障、商业健康保险、社会捐赠援助等构成的社会卫生支出已成为最主要的筹资主体,个人现金卫生支出的占比逐年下降,这也预示着我国一直积极打造的社会化的医疗费用筹资制度初见成效。以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医疗救助和慈善援助等制度构成的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为国民防范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筑起了五重防线,从制度层面基本可以确保大病患者不至于陷入绝境。但是,医院门诊费用和人均住院费用连年上涨,仍存在一定比例的群众因为经济困难需就诊未就诊、需住院未住院。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封顶线、报销比例、目录内的合规医疗费用等报销限制,使得部分低收入群体仍然暴露在灾难性卫生支出的风险之下。根据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样本数据测算,以现金卫生支出占家庭支付能力的40%为灾难性卫生支出的界定标准,大约16.5%的家庭遭受了灾难性卫生支出1,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强度为24%,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因病致贫率为8.6%。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发生率总体上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呈下降趋势,如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的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分别为12.6%和18.2%,经济五等分组(从最贫困家庭到最富裕家庭)的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依次为20.8%、17.6%、16.8%、14.0%、13.1%;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强度在城乡之间和经济五等分组之间的差异则相对不大。同时,实证研究表明,家庭规模较小、健康状况较差、经济实力较弱、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家庭更容易遭受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的影响。近年来因无力承担灾难性卫生支出而发生多起极端事件,如北京下岗人员违法“刻章救妻”,河北村民忍痛用钢锯锯掉溃烂的右腿,重庆农妇用菜刀自剖腹部放出积水,浙江老父母自制呼吸机为儿子续命,江苏尿毒症患者在家用土法自行做血透治疗,等等。这一件件令人唏嘘的案例,向我国的医疗保障水平发出考问,也凸显出推进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任务依然艰巨。第五章,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第一,从制度演进方面来看,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覆盖人群经历了从保少数人、到保大多数人再到保所有人的演变,但依然未能完全分散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少数社会成员的特殊困难更加凸显,成为关乎社会稳定、关乎国家形象的热点问题;第二,从医疗费用筹资制度的执行情况来看,多层次的医疗筹资体系未真正建立,起主力军作用的是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制度。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强制参保,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行自愿参保,有一定比例的居民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仍游离在医疗保障的安全网之外;第三,从医疗卫生服务制度的执行情况来看,市场化导向推动医疗服务资源向高端服务集中和高购买力地区集中,农村地区和偏远地区的医疗可及性差,罹患重特大疾病时的看病远、看病难问题突出;第四,从整个制度体系的运转情况来看,代表需方的医疗筹资部门没有形成对代表供方的医疗服务机构的有效制约和费用控制机制,未来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的筹资压力巨大;第五,从具体制度的运行模式来看,大病保险“公私合作”的创新性探索还不成熟,需要处理好社保经办机构与商业保险机构等各方主体之间的关系,在具体规则和操作细节上仍有待规范、细化。第六章,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主要原因在于,改革缺乏顶层设计,对于医疗保障制度要建设的目标模式没有一个完整、明确的方案,普惠加特惠的保障体系未建立;医疗卫生管理职能分散,制度碎片化和治理碎片化并存,使得我国医疗卫生服务的横向整合与纵向整合不足,医疗保险、补充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制度的互补衔接不够;医疗机构激励机制不合理,存在抬高成本的内在动力,造成医疗资源向上集中和医疗费用过快增长;医保经办机构管理基础和能力弱,战略购买职能未落实,未能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制度与医疗费用筹资制度形成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的局面,国家医疗卫生资源投入没能转化为病人医药费用负担的减轻,等等。第七章,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的国际借鉴。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是全球性课题。研究分析其他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虽然不能简单地以移花接木式的拿来主义去复制他国经验,但可以启发和指导我国的制度设计。本文选取了四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国家来做比较研究。其中,美国医疗保障模式是市场化导向的典型代表,其覆盖面低、公平性差的特征,充分表明市场自由竞争下形成的医疗卫生服务有无法克服的致命弱点,但其管理式医疗、按疾病诊断付费DRGs等做法具有先进性。英国医疗保障模式是福利国家的典型代表,英国公民可享受几乎免费的医疗卫生服务,以全科医生首诊等制度安排来改善和提升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效率。德国和日本的医疗保障模式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均实现全民覆盖,且兼顾公平与效率;强调以家庭为单位连带参保,费用报销可按家庭合计值核算;医疗供给机构和医疗保险机构分散,赋予参保人在不同机构之间自由选择的权力,允许个人自由就医而未设立分级诊疗条件,以承办机构之间的竞争机制来保障制度供给的效率;设立个人自付医疗费用的最高限额,以确保国民不会因为疾病经济负担而陷入贫困的窘境。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医疗救助等各个制度模块的覆盖人群与发展重点存在差异,可分别从不同国家的先进经验中汲取经验。比如,美国商业健康保险业发展成熟,从其产品设计、精算技术,到打造医疗健康产业生态圈、实施管理式医疗、制定医疗费用付费规则,都值得我国的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学习和借鉴;英国的国民健康服务体系以相对较低的投入实现了全民的免费医疗,其全科医生制度和分级转诊体系对于我国的医疗卫生服务制度优化有着重要参考意义;德国和日本对个人自付费用设置最高限额的制度设计,为我国医疗保障制度从基金给付封顶转向个人自付费用封顶,切实防范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提供了有益参照。第八章,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的筹资与给付测算。自付封顶的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制度是一项创新尝试,本文基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样本数据,对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的筹资水平和待遇水平等进行了测算,以论证此制度设想的可行性。经测算后建议,可将防止因病致贫风险作为制度起步阶段的主要目标,按照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0%以下、60%-300%、300%以上划分为三档,对不同收入分档设定不同的起付标准,起付标准可分别定为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250%、500%,个人自付的最高限额为高出起付标准部分的目录内医疗费用的5%。第九章,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设计。经过梳理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面临的问题,借鉴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经验,本文认为,新时代的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应该坚持“三个结合”,即预防与治疗相结合、费用补偿与服务供给相结合、一般性制度体系构建与重点制度设计相结合,坚守计划经济时期以疾病预防为主的医疗卫生工作理念和突出公益性的医疗卫生工作原则,持续完善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商业健康保险制度、医疗救助和慈善援助制度,重点将当前运行的大病保险制度变革为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制度,将医保基金支付的封顶线变革为个人或家庭医疗费用支出的封顶线,同时以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促进“三医联动”,最终重塑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实现人人享有适度的医疗保障的目标。创新即是挑战。本文将疾病预防、医疗服务、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纳入医疗保障体系的统一框架进行顶层设计,尚属前瞻性尝试,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知识广度,本文的理论分析特别是对于部分细分领域的研究还有待深化;同时,本文关于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的制度设计主要是框架性建议。目前全国各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缴付标准与待遇标准不一,承担主体责任的基本医保制度与承担托底责任的救助制度、承担封顶责任的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制度等各个制度模块之间的衔接点也存在差异。囿于相关数据难以获取,本文就提出的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制度设想仅做了粗略测算,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完善。
李春亭[8](2018)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抗日战争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步伐。抗战期间,云南医疗卫生机构不断扩充,并逐渐覆盖到边远和民族地区,现代医学教育的发展,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加之医学院校和卫生人才内迁,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卫生法规的颁布和实施,不同等级的卫生院有了固定的经费投入,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得到一定保障。防疫是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的首要任务,制度建设和环境卫生则是其主要内容。通过构建省县两级卫生组织体系,提高传染病防治水平,宣传卫生知识,开展空袭救护医疗,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方面的支持。国际组织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社会各界捐款捐药、民众积极参与,在战争时期形成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合力。妇幼卫生和学校卫生,取得了难能可贵的进步。卫生政策和法规在实施中,充满了问题和矛盾,经济发展水平低、经费短缺、卫生人才紧缺、政策协调性差、贪污腐化使很多想法无法落到实处,公共卫生建设成效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当时,国家权力意图借助卫生,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效果并不理想。新式的报纸和期刊,在互动中传播了卫生观念。即使西医借助知识和权力,占据了卫生行政与医疗技术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却无法改变中医在医疗市场中的主体地位。社会上层和知识精英的医疗选择日趋多元,底层民众的健康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14年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公共卫生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绝不是让人满意的。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的卫生健康事业,要坚持健康优先原则,改善医疗卫生设施,培养卫生人才,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优化健康教育,重视调查研究。要在健康扶贫中深化“健康中国”建设,不断提高健康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董波[9](2018)在《高校食堂及周围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食品安全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公共安全问题。大学生作为社会新技术、新思想的前沿群体,代表最有活力的年轻一族,是国家培养的高级专业人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栋梁之才。高校食堂及周围餐饮服务承担了大学生的日常生活饮食,其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并影响学校的正常工作秩序。所以,研究分析高校食堂及周围餐饮服务中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和隐患,提出有效的管理对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在文献收集和分析归纳的基础上,以昆明市呈贡新区大学城为例,依托问卷调查法,以小见大,梳理高校食堂及周围餐饮服务中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和风险,分析其风险成因,对分析发现的问题进行研究,在理论上提出高校食堂及周围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理对策。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果:高校食堂及周围餐饮服务中主要有客观现实存在和主观意识上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和隐患。社会大环境中食品安全问题频发、高校食堂运营模式维持和改革中导致的管理体制不健全、餐饮场地硬件建设不完善或不合理等是导致食品安全问题和隐患的客观现实存在;而领导不重视食品安全工作、主管部门分管人员不专业、从业人员食品安全意识薄弱、主体消费人群——大学生求新、求变、重口味、求实惠的饮食消费行为特征及其食品安全意识薄弱等是导致食品安全问题和隐患的主观因素。在客观现实和主观因素下,校园食堂及周围餐饮服务中偶发性食品安全事故主要表现为:生物性食物中毒、生物毒素中毒和化学性食物中毒。研究以项目管理理论方法为指导,主要从提高管理者对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从业人员素质培训和提升、餐饮场地设施完善和规范、监督管理体系和制度建设、思想创新等方面入手,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高校食堂及周围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理的一些具体对策和建议。总之,高校食堂及周围餐饮服务是社会餐饮行业中关注度较高的公共性餐饮服务代表,其偶发性食品安全事故屡屡曝光,食品安全形势不容乐观。高校食堂及周围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研究、监督和防控体系建设和有效的实践是一项重要的系统工程,需要研究工作者和相关部门与时俱进,不断的探索和实践。
邱志仁[10](2016)在《生命伦理学视域下的上海租界公共卫生 ——以工部局档案为基础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生命伦理学是对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的伦理学方面进行系统研究的学科,其话语内核不能脱离“现代性”的实践关切。本文在生命伦理学视域下,以上海市档案馆工部局卫生处英文档案(档号U1-16)为研究基础,通过对工部局卫生处在医院医疗卫生、工业卫生、难民收容卫生、卫生知识宣传方面的工作展开研究,试图解读“卫生现代性”在租界这一特殊的社会文化空间之下,是如何获得具体实践的。第一章从生命伦理学中“生命与政治”的视角出发,阐述了侨民公共卫生与华人公共卫生的伦理问题,对卫生处解决华人公共卫生难题的伦理实践进行了考察,展现了卫生处当之无愧成为上海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开拓者。第二章主要从“生命与身体”的角度论述租界医院的医疗卫生,展现了工部局为治疗和护理社区居民的生命健康的实践。第三章从“生命与生产”的角度,分析租界工厂的工业卫生,通过对租界工厂检查权的中外交涉的重新考量,展现工部局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如何帮助和拯救工人们的生命。第四章从“生命与战争”的角度,研究难民收容所的卫生,从中可以看到工部局面对难民问题时,为保持秩序、对抗疾病所采取的措施。第五章从“生命与教育”的角度,分析了工部局为传播卫生知识、构建城市卫生文化所做的努力。全文着重表现了工部局卫生处对于生命权利、生命价值、生命质量的看法。在此基础上可以发现,正是现代性的生命伦理学观念支配了工部局的这些工作内容和方针,而这些工作则在租界乃至上海促成了尊重生命的伦理学观念的形成。在工部局卫生处构建租界医院医疗卫生体系、工业卫生体系、难民生命应急救助体系和多媒介生命教育体系的过程中,现代性、殖民性与民族主义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呈现出一幅曲折而又瑰丽的历史画面。
二、加强食品卫生管理 构筑群众健康防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强食品卫生管理 构筑群众健康防线(论文提纲范文)
(1)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一)有利于完善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法律体系 |
(二)有利于完善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理论 |
(三)有利于提高保健食品安全标准、减少保健食品安全事故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四、研究内容 |
(一)保健食品的定义 |
(二)保健食品与其它相似概念的区分 |
(三)保健食品的特征 |
五、研究方法 |
(一)文献研究法 |
(二)比较研究法 |
六、创新点 |
第一章 保健食品安全风险及法律控制机制 |
一、保健食品风险控制的基础——保健食品的多元价值 |
(一)保健食品的文化价值 |
(二)保健食品的经济价值 |
(三)保健食品的社会价值 |
二、保健食品的特殊风险 |
(一)一般食品的风险特性 |
(二)保健食品风险的特殊性及分类 |
三、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的概念 |
(一)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的含义 |
(二)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的内容 |
四、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的意义 |
(一)保障人体健康和产业发展的需要 |
(二)构建有效的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机制的需要 |
(三)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机制法治化的需要 |
第二章 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机制存在的问题 |
一、保健食品相关制度上存在的问题 |
(一)保健食品风险评估制度存在的问题 |
(二)保健食品广告宣传存在的问题 |
(三)保健食品质量安全标准存在的问题 |
二、政府在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
(一)监管手段相对不足 |
(二)多元监督机制尚未建立 |
三、行业协会在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
(一)保健食品行业协会缺少规范性 |
(二)保健食品行业协会缺少正当性 |
(三)保健食品行业协会缺少自律性 |
四、社会公众及企业在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
(一)社会公众无法有效参与保健食品安全立法 |
(二)社会公众无法有效参与保健食品监管决策 |
(三)社会公众无法有效参与保健食品监管执法过程 |
(四)企业缺少守法意识和社会责任 |
第三章 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的理论基础 |
一、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法律价值基础 |
(一)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秩序价值 |
(二)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效益价值 |
(三)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公平正义价值 |
(四)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对生命健康权的保障价值 |
二、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政治学基础 |
(一)保健食品安全风险的控制需要行政权力介入 |
(二)消费者权利需要行政权加以保障 |
三、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经济学基础 |
(一)保健食品交易中存在信息不对称 |
(二)保健食品的市场失灵理论 |
第四章 完善我国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机制的思路与原则 |
一、域外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措施及借鉴 |
(一)美国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措施 |
(二)欧盟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措施 |
(三)香港地区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措施 |
(四)域外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经验的借鉴价值 |
二、完善我国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思路 |
(一)完善我国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制度建设的思路 |
(二)完善我国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具体思路 |
(三)加强企业自我监督 |
(四)发挥行业协会、社会公众的协同作用 |
三、完善我国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机制应坚持的原则 |
(一)安全性原则 |
(二)社会整体效率原则 |
(三)坚持法治原则 |
第五章 完善政府主导下控制保健食品安全风险的具体措施 |
一、健全保健食品监管的法律制度体系 |
(一)健全中国特色保健食品监管法律体系 |
(二)完善保健食品监管法律的重点 |
二、保健食品相关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
(一)强化保健食品的风险评估 |
(二)保健食品广告宣传机制的完善 |
(三)健全保健食品质量安全标准 |
三、提高监管部门监管能力的相关措施 |
(一)转变保健食品监管部门监管理念 |
(二)健全保健食品监管问责制度 |
(三)建立约谈机制 |
(四)完善保健食品监管信用体系 |
(五)健全内部举报人制度 |
第六章 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辅助性措施 |
一、完善企业自我监督的相关措施 |
(一)提高企业在经营中的守法意识 |
(二)增强企业在经营中的社会责任 |
二、发挥行业协会在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中的监督作用 |
(一)明确行业协会性质,保障行业协会的规范性 |
(二)理清行业协会关系,保障行业协会的正当性 |
(三)健全行业协会制度,保障行业协会的自律性 |
三、发挥社会公众在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中的监督作用 |
(一)健全社会公众参与保健食品监管立法的途径 |
(二)提升社会公众参与保健食品监管决策的能力 |
(三)提高社会公众参与保健食品监管执法的水平 |
结论 |
参考文献 |
(2)中国食品安全的政府监管权力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引言 |
一、选题的缘由 |
(一)选题的背景 |
(二)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的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的研究 |
(二)关于政府权力配置的研究 |
(三)关于协同治理问题的研究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五、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二)研究的不足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的界定及基础理论 |
一、相关基本概念的界定 |
(一)食品安全 |
(二)食品监管 |
(三)权力配置 |
(四)政府权力配置 |
二、政府权力配置的相关理论 |
(一)权力政治学基本理论 |
(二)协同治理理论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中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分析 |
一、中国食品监管政府责任与权力配置的发展轨迹 |
(一)改革开放之前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配置 |
(二)改革开放之后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配置 |
二、现行中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配置 |
(一)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横向配置 |
(二)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纵向配置 |
(三)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结构性变革 |
三、现行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综合分析 |
(一)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根据 |
(二)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原则 |
(三)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合理性 |
(四)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实效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实效分析 |
一、中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成效 |
(一)食品安全中央政府监管权力强化的效应 |
(二)食品安全地方政府监管权力增强的效应 |
(三)食品监管社会协同治理的实际效应 |
二、中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中问题的呈现 |
(一)政府权力越位导致食品安全监管的政府失灵 |
(二)政府权力缺位导致食品安全监管的市场失灵 |
(三)政府权力错位导致食品安全的社会监管缺失 |
三、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不当引发的食品安全风险分析 |
(一)政府权责失衡导致的食品安全风险 |
(二)政府权力结构失衡导致的食品安全风险 |
(三)政府与社会协同缺失导致的食品安全风险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食品安全监管权力配置的国际比较 |
一、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典型国家的基本形态 |
(一)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比较论域的选定 |
(二)不同国家食品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类型的比较分析 |
(三)不同国家政府权力配置制度管理幅度的比较分析 |
二、国外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模式的比较与借鉴 |
(一)国外食品安全政府法律体系的形成 |
(二)国外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制的形成 |
(三)国外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的空间配置 |
三、国外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的综合分析 |
(一)日本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 |
(二)美国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 |
(三)德国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国家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的体制改革 |
一、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的体制改革的目标 |
(一)强化中央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力度 |
(二)保障食品安全监管权力的灵活调度 |
(三)发挥食品安全监管多元治理功能 |
二、构建跨部门食品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结构 |
(一)构建食品安全监管跨部门协同权力结构 |
(二)建立食品监管跨地区协同治理的权力结构 |
(三)建立食品监管政府多部门协同的权力结构 |
三、构建跨部门食品监管政府权力配置治理机制 |
(一)建立食品监管跨部门责任分担机制 |
(二)建立食品监管跨部门沟通协商机制 |
(三)建立跨部门治理运行机制 |
本章小节 |
第六章 国家食品监管权力良性运行机制的建构 |
一、食品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的制度化建设 |
(一)构建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法规体系 |
(二)设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行政权力配置制度 |
(三)完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领导责任制度 |
二、构建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的倒查机制 |
(一)建立食品监管协同治理的召回机制 |
(二)建立食品监管政府履职制度化评估体系 |
(三)优化食品监管政府权力协同治理水平 |
三、建立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监督机制 |
(一)完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行政问责机制 |
(二)建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党内监督机制 |
(三)建立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社会监督机制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结语 |
一、研究结论 |
二、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选题的缘起 |
二、研究的背景 |
三、选题的依据 |
四、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选题意义 |
第二节 工业化与现代设计问题的提出与尺度 |
一、工业化与现代设计——问题的出发点 |
(一)什么是工业化 |
(二)现代化社会中的现代设计 |
(三)现代设计行为的主体 |
(四)工业化范围的界定与运用尺度 |
(五)社会的现代化与设计的现代化 |
二、租界时期上海的工业化商品范式 |
第三节 研究现状评述 |
一、租界时期上海社会背景研究 |
(一)综合性研究 |
(二)租界与历史、政治、社会思想、文化 |
(三)科学思想与科学技术 |
(四)经济、人口、生活与风俗 |
(五)租界时期社会发展论文举要 |
二、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生产研究 |
(一)历史、综合性研究 |
(二)纺织科技、行业及专门史研究 |
(三)纺织技术及工程研究论文举要 |
三、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的产生与发展研究 |
(一)租界时期设计历史、思想、文化类 |
(二)纺织、服装设计编着与着作 |
(三)纺织、服装设计论文举要 |
(四)相关设计类着作及论文举要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五节 研究的内容与创新 |
一、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二、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一)研究的重点 |
(二)研究的难点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第一章 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与现代化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
一、租界时期历史中的上海 |
(一)时间的界定 |
(二)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社会性质的界定与经济形态特征 |
(三)租界与现代性纺织、服装工业的发展关联 |
二、纺织服装工业生产及现代设计的相关概念 |
(一)动力机器与纺织服装工业化生产范围界定 |
(二)纺织、服装机制商品、民生设计属性及现代性概念界定 |
(三)现代纺织服装设计发展阶段界定 |
三、纺织、服装的“产业链”与“多元化”的销售模式 |
(一)上海开埠前传统的手工产销业态 |
(二)上海开埠后上海地区市场的变化 |
(三)租界早期上海纺织商品流通渠道的多重性 |
四、纺织、服装生产经历的工业化变革 |
(一)两次西方工业革命的影响 |
(二)民族纺织工业的产生与艰难发展 |
(三)租界时期上海纺织产业链的更迭 |
第二节 动力机器纺织、服装的生产要素 |
一、上海地区纺织原料的发展变革 |
(一)近代上海地区纺织原料的改进 |
(二)纺织原料加工方式的变革 |
(三)近代上海地区纺织品印染原料的演变 |
二、劳动者的类型与转变 |
(一)手工劳动者与现代工人 |
(二)外地人、本地人与外国人 |
(三)裁缝学徒与纺织女工 |
三、生产组织形式和工具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 |
(一)动力机器纺织、服装工业的生产组织形式 |
(二)纺织、服装生产机器 |
(三)纺织、服装机器生产工艺 |
四、动力机器纺织、服装的工业化范式 |
(一)机制纺织商品种类与范式 |
(二)机制服装商品种类与范式 |
(三)上海家用纺织品的现代性体验 |
(四)上海人着衣的现代性体验 |
第三节 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设计的发展关联 |
一、欧风美雨之吹沫——西方文明传播的效力 |
(一)上海的市政建设与现代化城市的影响 |
(二)租界时期西方文化在上海的传播 |
(三)西方审美影响下的城市新面貌 |
二、工业化与现代纺织、服装设计行为的发生 |
(一)上海纺织工业的发展变迁 |
(二)租界时期上海纺织工厂创办简况 |
(三)工业化条件下的纺织、服装生产 |
三、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一)缫丝、丝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二)棉纺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三)针织及棉复制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四)毛纺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五)动力纺织机器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四、现代化与现代纺织、服装设计行为的发生 |
(一)东方服饰之都演绎的海上繁华梦 |
(二)文化转型与纺织服装设计的“现代性” |
(三)纺织服装设计文化功能的嬗变 |
第二章 传输与移植:纺织、服装工业的初发萌芽 |
第一节 西方纺织、服装工业初入上海 |
一、租界的设立与上海的崛起 |
(一)租界初立时期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 |
(二)租界与华界的巨大差异 |
二、“十里洋场”与“奇技奇器” |
(一)接触西方工业文明的起点 |
(二)从棉布商业看上海早期的洋布市场 |
(三)早期洋货市场的局限性 |
三、内外贸易与纺织商品流通的初步发展 |
(一)上海地区棉布商业的“现代性”萌发 |
(二)交通的发展与商品行销范围的扩大 |
(三)从生产到消费的间接流通 |
四、手工纺织的停滞与动力机器纺织的孕育 |
(一)欧洲动力机器纺织的迅猛发展与落后的中国近代科技 |
(二)上海手工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
(三)外资纺织工业进入上海 |
(四)洋务运动与上海本土纺织工业的萌芽 |
第二节 “古法趋新”与本土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萌芽 |
一、上海地区纺织、服装的传统产销业态 |
(一)手工纺织生产规模的演变 |
(二)纺织、服装商品的直接流通 |
(三)上海地区手工纺织生产设计特征的转变 |
二、传统手工纺织业中孕育的工业化种子 |
(一)古代纺织科技的发展脉络及其影响 |
(二)高度完善的手工机器和纺织工艺 |
(三)动力纺织机器的雏形 |
(四)“中间技术”的过渡 |
三、西方技术、商品转移中工业化观念的渗透 |
(一)晚清上海传统纺织与西式纺织设计生产之差异 |
(二)传统纺织产品与西方机器纺织产品之差异 |
(三)伴随西方科技带来的新思想 |
(四)技术转移与工业化观念转变 |
四、西方纺织生产技术变革带来的上海纺织工业革命 |
(一)纺织生产原材料的开拓 |
(二)纺织生产机器的更新 |
(三)纺织生产动力的改进 |
(四)化学染料对传统染料的超越 |
第三节 技术之“变” |
一、纺织技术体系的开放性转变 |
(一)异质文化交流与物质层面交锋 |
(二)中国古代纺织技术体系的非开放性特征 |
(三)近代上海纺织科技的开放性转变 |
二、早期上海纺织工业中先进的纺织技术举要 |
(一)洋商创办的缫丝工厂 |
(二)从缫丝技术看生产方式的差异 |
(三)上海机器织布局与新式棉纺织机器 |
三、“格致”与纺织生产技术的变革 |
(一)《格致汇编》与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与传播 |
(二)《格致汇编》中的西方纺织技术 |
(三)自上而下的自救运动与“格致”的传播 |
四、轻盈棉布的“现代”意味 |
(一)以土布为代表的传统手工艺 |
(二)以机制棉布为代表的现代机制商品 |
(三)机制棉布的物质性与文化性 |
(四)机制布与仿机制布:现代性的认同与模仿 |
第四节 渐进的科技发展与设计工业化观念的形成 |
一、“有识之士”对“格致”的推动作用 |
(一)新式学堂与西学学校 |
(二)派遣留学生 |
(三)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校的建立 |
(四)办学是传播和振兴科技的重要途径 |
二、“格致”与上海纺织工业萌发 |
(一)科学技术是本土纺织工业化产生的重要基础 |
(二)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分工加深是工业化萌芽的动力因 |
(三)上海地区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趋势 |
三、“格致”的传播与上海现代纺织、服装设计思想的萌芽 |
(一)新旧兼容的思维模式与科学思想 |
(二)“排斥”、“不安”与“崇尚”:上海地区社会主流群体的态度变化 |
(三)移风易俗与文明进步 |
第三章 传授与效法:纺织、服装设计的因地制宜 |
第一节 百万人口大都市与“外资兴业时代” |
一、移民入迁与现代化都市的形成 |
(一)人口变迁与社会变革 |
(二)人口结构与社会分层 |
(三)地缘关系与地域性社会关系构成 |
(四)人口、文化与设计目的转变 |
二、上海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与纺织工业的发展关联 |
(一)文人墨客眼中的现代化生活 |
(二)西式休闲娱乐活动的传播 |
(三)现代化都市的逐步形成 |
三、“外资兴业”与上海地区现代设计行为的诞生 |
(一)工业生产与现代设计行为发生 |
(二)工业化精神的影响与设计观念的转变 |
(三)新材料的引进与设计条件的变革 |
第二节 “仿行西法”与本土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雏形 |
一、上海纺织行业产销业态的突破和变革 |
(一)外资纺织企业的示范作用 |
(二)“条约”对本土棉纺织工业的积极影响 |
(三)国家政策的推行对上海纺织工业发展的积极影响 |
二、民族纺织、服装工业的起步 |
(一)内外因共同作用下的民族纺织工业起步 |
(二)“易服运动”与本土机制服装业的起步 |
(三)本土纺织、服装机器制造产业的起步 |
(四)动力机器的重要作用 |
三、新旧交替之间呈现的早期纺织、服装设计工业化特征 |
(一)民族纺织、服装工业诞生的根源 |
(二)“平等”、“享乐”与“现代性”的本土设计师 |
(三)纺织、服装工业起步阶段的设计特征 |
第三节 技术之“践” |
一、新型纺织技术的实践 |
(一)动力缫、纺技术的实践 |
(二)动力织造技术的实践 |
(三)动力机器印花、染整技术的实践 |
二、西方纺织技术的本土化适应过程 |
(一)民族缫丝、轧花机器制造专业的先行发展 |
(二)纺织工业发展影响下的民族棉纺织、针织机器制造业 |
(三)丝绸工业的兴起和丝织机器的仿制与改良 |
(四)仿制、改造的能力与本土化的适应过程 |
三、轻薄夏衣:产品设计的拓宽与生活方式的改良 |
(一)纺织产品的拓宽 |
(二)面料出新及剪裁进步推动下的服装及纺织产品拓宽 |
(三)轻薄夏衣与衣着方式的改良 |
第四节 工业化冲击下的上海纺织设计的继替与突破 |
一、西方科学技术对近代上海纺织技术的影响 |
(一)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对外传播 |
(二)中国古代手工纺织机器与西方动力纺织机器的比较 |
(三)科技流通对上海纺织技术发展的重要影响 |
二、西方纺织机器的传入与传统纺织、服装生产的巨大变革 |
(一)纺织原料与机器材质选择的突破 |
(二)操作方式的变化 |
(三)缝纫机和现代服装手工业改良 |
(四)机制织物令手工织物逐渐成为文化遗存 |
三、设计的“焦点”效应与现代设计思想的初践 |
(一)机制织物和西式服装的“焦点”效应 |
(二)租界内外服装工业化的区别与设计的联系 |
(三)工业化生产与纺织、服装设计的现代化动因 |
(四)现代性纺织、服装设计思想的初期实践 |
第四章 变革与惟新:纺织、服装设计的推陈出新 |
第一节 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进程中的进退消长 |
一、民国时期民族纺织工业的大规模兴起 |
(一)华商纺织企业繁荣发展 |
(二)纺织品销售的变革 |
(三)“大上海”计划与民族纺织、服装工业的黄金时代 |
二、民族品牌与博览会 |
(一)世界博览会与纺织、服装品牌的国际传播 |
(二)民族主义推动下展开的全国展览会 |
(三)对民族固有样式的突破与国家形象的呈现 |
三、战争是近代上海纺织、服装设计发展的分水岭 |
(一)“孤岛时代”纺织、服装工业的式微 |
(二)“孤岛”时期纺织、服装产业的畸形发展 |
(三)绝望的抗争:民族纺织、服装企业在压迫中前进 |
第二节 民族纺织、服装工业发展的差异性、趋向性与地域性比较 |
一、上海地区参差不齐的纺织行业衍变过程 |
(一)非同步性的纺织行业发展 |
(二)以棉纺织业为首的行业结构 |
(三)纺织企业集团化的发展趋向 |
二、不同地区纺织工业化的先后及纺织工业基地的形成 |
(一)上海开众多纺织行业之先河 |
(二)江浙地区纺织设计生产的继承与发展 |
(三)租界时期纺织工业分布区域的迁移 |
三、近代上海地区服装与纺织行业衍变的比较 |
(一)纺织、服装行业内产销模式的差异性 |
(二)对动力机器的依赖性造成的行业衍变差异 |
(三)“量身定制”、“特异独行”与阶级象征性造成的服装行业衍变 |
第三节 技术之“革” |
一、传统织物基础上的突破性技术创新 |
(一)纺织机器的技术创新与民族机器纺织商品的新特征 |
(二)对舶来织物质感的仿效 |
(三)基于传统丝织物基础上的技术与产品创新 |
二、廉价材料转化为美:人造丝的混织与印染应用 |
(一)人造丝的诞生和混织应用 |
(二)人造丝与近代上海丝织品种的拓宽 |
(三)进口动力织机与混纺机织物 |
(四)“化学反应”中的技术革新 |
三、技术的变革与纺织、服装设计的“现代性” |
(一)现代化纺织产品设计的变革 |
(二)泳装与上海新运动时尚 |
(三)构建现代生活的新面貌与对地区形象的重新塑造 |
第四节 本土纺织、服装设计的民族意识觉醒 |
一、外资纺织、服装企业的垄断和压迫 |
(一)上海地区外资棉纺织工厂的发展与垄断 |
(二)日商纺织集团掀起的在华纺织事业高潮 |
(三)进口毛纺织商品和外资毛纺织工厂的垄断和压迫 |
(四)压迫之下掀起的国货运动与民族认同 |
二、国货运动对本土纺织、服装工业发展的推动力 |
(一)国货运动与“民族认同” |
(二)《国货样本》与民族纺织、服装工业的现代化 |
(三)《国货样本》与国货认识 |
(四)纺织、服装构建的设计身份认同 |
三、现代性纺织、服装设计构建的物质文化与价值导向 |
(一)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上海物质文化构建 |
(二)社会阶层文化差异下纺织、服装的物质文化表现 |
(三)民国中期的时装展演:现代性物质文化的价值导向功能 |
第五章 融合与变迁:双轮驱动下的上海纺织、服装设计 |
第一节 上海是中国近代纺织、服装设计的大本营 |
一、纺织、服装行业是现代设计行为发生的河床 |
(一)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的现代设计定义与定位 |
(二)现代设计区别于传统设计的重要特征 |
(三)现代美术思想与现代设计观念的产生 |
二、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教育产业 |
(一)租界时期上海的设计机构、教育机构和学术科研团体 |
(二)纺织教育与现代性纺织、服装设计 |
(三)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着作的诞生与发展 |
第二节 租界时期上海纺织设计的“革旧鼎新” |
一、实践的智慧:纺织机器的本土化改良与设计创新 |
(一)租界时期上海纺织生产工具设计的发展历程 |
(二)纺织机器的仿造、改良与创新 |
(三)上海纺织机器设计的工业化特征 |
二、多元化的纺织图案设计创新 |
(一)纺织图案设计的引进和图案设计专业的建立 |
(二)中西绘画差异与纺织图案设计风格转变 |
(三)纺织图案设计是构建艺术与制造之间的桥梁 |
三、纺织产品设计及品牌意识的觉醒 |
(一)纺织产品的开拓创新与民族纺织品的商标设计 |
(二)纺织品广告设计与传播、消费关联 |
(三)地缘文化影响下的现代纺织设计 |
第三节 “服色时易”与近代上海服装设计的发展变迁 |
一、服装设计与上海“文化地图”中的服饰文化识别 |
(一)一个时代的“影像” |
(二)“变化多端”的设计形式 |
(三)现代服装设计是文化结构变化的先锋 |
二、本土服装设计的变化与突破 |
(一)西方文化影响下服装形制的变化 |
(二)侨民着装影响下的搭配方式变革 |
(三)真正的童装:本土儿童服装设计的诞生 |
三、时尚意识与社会追求:“迥异”的男、女服装设计趋向 |
(一)保暖、礼仪和身份识别:服装功能的演进 |
(二)差别化与多样化:租界时期上海地区服装设计的工业特征 |
(三)改良旗袍与中山装:两种设计经典的物化呈现 |
第四节 、文明转型与纺织、服装设计的互动趋向 |
一、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蜕变与现代设计的体现 |
(一)文明的教化与民俗的改变 |
(二)西式婚礼服:民俗改良在服装设计中的体现 |
(三)纺织、服装广告对现代化生活方式构建的影响 |
二、租界时期上海消费文化与设计的现代性 |
(一)西方侨民消费方式的影响与百货公司对新式消费的建立 |
(二)阶层的分化与品味的培养:上海消费文化的改变 |
(三)设计的现代性与审美的现代性 |
三、“人”的现代性与设计的现代性 |
(一)源自设计、生产与消费环节的“人” |
(二)设计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文化关联 |
(三)上海都市文化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
结论 |
第一节 上海现代纺织、服装设计的特点与研究价值 |
第二节 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工业变革与现代设计行为的诞生与发展的关系以及深层原因 |
第三节 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工业化对现代设计的启迪 |
一、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现代纺织、服装设计对当代设计的启示 |
二、在异质文化交流中再获新生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4)我国重大动物疫情公共风险评估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论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1.2.3 相关研究评述 |
1.3 研究方案与内容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3.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重大动物疫情 |
2.1.2 公共危机 |
2.1.3 公共危机管理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风险评估理论 |
2.2.2 协同理论 |
2.2.3 应急管理理论 |
3 重大动物疫情信息处理与方法研究 |
3.1 重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测报体制 |
3.1.1 现有动物疫情测报体系 |
3.1.2 我国重大动物疫情处置流程 |
3.2 重大动物疫情大数据信息防控 |
3.2.1 大数据信息对重大动物疫情防控的意义 |
3.2.2 大数据信息在重大动物疫情防控的应用 |
3.2.3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管理指挥平台构建设想 |
3.3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大数据信息平台框架构建 |
3.3.1 动物疫情信息系统的构建 |
3.3.2 动物卫生监测信息统计分析 |
4 我国重大动物疫情公共风险评估分析 |
4.1 重大动物疫情公共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
4.1.1 重大动物疫情公共风险评估指标选取 |
4.1.2 重大动物疫情公共风险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4.2 重大动物疫情公共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选定 |
4.2.1 重大动物疫情公共风险排序 |
4.2.2 指标体系风险后果分析 |
4.2.3 测度重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风险发生概率 |
4.2.4 风险矩阵法评估重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风险等级 |
4.3 重大动物疫情公众认知与行为实证分析 |
4.3.1 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
4.3.2 消费者猪肉安全风险认知特征 |
4.3.3 消费者对重大动物疫情风险危害的认识情况 |
4.3.4 猪肉消费者风险规避行为特征 |
4.3.5 猪肉消费者对疫情信息渠道关注状况 |
4.4 重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公众认知与消费行为实证分析 |
4.4.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4.4.2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5 国际动物疫情公共风险评估体系比较 |
5.1 美国动物卫生风险评估经验 |
5.1.1 风险分析与预防控制体系 |
5.1.2 APHIS区域认可 |
5.2 欧盟动物卫生风险评估体系 |
5.2.1 欧盟EFSA风险评估机构 |
5.2.2 EFSA风险评估机制 |
5.3 加拿大动物健康风险评估体系 |
5.3.1 CFIA风险评估机构概况 |
5.3.2 CFIA风险评估过程 |
5.3.3 综合多维方法(IMDA)背景下的动物健康风险评估 |
5.4 对中国进口动物与动物产品风险评估体系的借鉴 |
5.4.1 促进中国兽医监管管理体制与国际接轨 |
5.4.2 充分合理利用《SPS协议》 |
5.4.3 建立外来动物疫病快速报告与评估系统 |
6 主要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6.2 对策建议 |
6.2.1 加强公共安全治理,保障公共卫生安全 |
6.2.2 提升公众决策能力,降低重大动物疫情的公共风险 |
6.2.3 推行新的重大动物疫情防控机制 |
6.2.4 建立权威风险评估机构 |
6.2.5 充分利用大数据信息平台,预防应对疫情风险 |
6.2.6 加大重大动物疫情风险评估研究力度与人才培养力度 |
参考文献 |
附录1 |
附录2 |
致谢 |
(5)协同治理视角下学校食品安全治理的模式研究 ——以上海市Y中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一) 选题的背景 |
(二) 选题的意义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一) 食品安全 |
(二) 协同治理 |
(三) 后勤社会化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国内外学校食品安全治理的研究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一) 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
(二) 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
二、国内学校食品安全治理的研究 |
(一) 国内学校食堂经营方式转变 |
(二) 近年来国内学校食品安全案例梳理 |
三、国外学校食品安全治理的研究 |
(一) 美国学校食品安全治理 |
(二) 日本学校食品安全治理 |
(三) 欧洲学校食品安全治理 |
(四) 其他学校食品安全治理 |
四、小结: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各方角色 |
(一) 政府初步建立校园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
(二) 学校随食堂经营权转变进行管理升级 |
(三) 家长在学校食品安全治理中被边缘化 |
(四) 社会经济的发展给食品安全带来挑战 |
第三章 上海市Y中学食品安全管理分析 |
一、上海市Y中学基本概况 |
(一) 上海市Y中学的学校管理 |
(二) 上海市Y中学的后勤管理 |
二、上海市Y中学学校食品安全管理的演变 |
(一) 上海市Y中学的食堂管理 |
(二) 上海市Y中学食堂管理发展阶段 |
(三) 上海市Y中学食堂引入的不同公司及其特征 |
三、上海市Y中学食品安全管理问题分析 |
(一) 家长代表的实质性意义 |
(二) 学校管理人员的专业性 |
(三) 供应商内部规范化管理 |
(四) 学生积极自主参与意识 |
第四章 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模式研究 |
一、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构想 |
(一) 上海市Y中学的食堂沟通会 |
(二) 当前管理方式下有关各方的角色分析 |
二、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模式的构建 |
(一) 学校成为食堂食品安全治理的协同者 |
(二) 供应商是食堂食品安全治理的服务者 |
(三) 家长实现食堂食品安全治理的参与者 |
(四) 学生作为食堂食品安全治理的建议者 |
(五) 监管部门是食堂食品安全治理监管者 |
(六) 教育局是食堂食品安全治理的调控者 |
第五章 结论、建议和展望 |
一、基本结论 |
二、完善上海市公办高中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对策建议 |
(一) 继续完善学校食品安全相关法律体系 |
(二) 食品安全全流程信息公开化、透明化 |
(三) 规范家长参与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治理 |
(四) 搭建食堂沟通会实现校内的沟通平台 |
(五) 广泛协作实现学校食品安全协同治理 |
三、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附录 |
一、访谈提纲 |
(一) 学校管理人员 |
(二) 食堂工作人员 |
(三) 学生 |
(四) 家长 |
二、调查问卷 |
(一) 学生问卷 |
(二) 教师问卷 |
(三) 家长问卷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文献 |
二、英文文献 |
后记 |
(6)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预防腐败职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abstract 导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的价值 |
二、文献综述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相关研究 |
(二)预防腐败相关研究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与预防腐败交叉性研究 |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一)研究方法 |
(二)论文结构 |
四、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一)研究的可能创新 |
(二)研究的不足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一、核心概念的厘定 |
(一)腐败与公权力腐败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与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 |
(三)预防腐败与惩治腐败 |
二、理论基础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理论 |
(二)权力监督与制约理论 |
(三)制度预防腐败理论 |
三、理论分析框架 |
(一)切断公权力腐败发生链条:预防腐败的理论逻辑 |
(二)权力—动机—机会→腐败行为:公权力腐败发生机理 |
(三)监督—教育—制度→预防腐败: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分析框架 第二章 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及其对预防腐败的积极作用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政策试点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试点的政策扩散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正式形成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对预防腐败的积极作用 |
(一)提升预防腐败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
(二)整合分散的预防腐败职能 |
(三)构建集中统一的预防腐败体系 第三章 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职能设置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监督职能 |
(一)监督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首要职能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监督职能的履职机构及其履职方式 |
(三)以事前监督防范公权力滥用:权力监督在预防腐败中的作用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廉政教育职能 |
(一)廉政教育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一项重要职能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廉政教育职能的履职机构及其履职方式 |
(三)以廉政教育抑制腐败动机:廉政教育在预防腐败中的作用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监察建议职能 |
(一)监察建议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一项重要职能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建议职能的履职机构及其履职方式 |
(三)以制度建设减少腐败机会:监察建议在预防腐败中的作用 第四章 国家监察委员会履行预防腐败职能亟需解决的问题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强化 |
(一)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强化的表现 |
(二)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强化的原因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公职人员的廉政教育效果不够理想 |
(一)对公职人员的廉政教育效果不够理想的表现 |
(二)对公职人员的廉政教育的效果不够理想的原因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运用监察建议的有效性亟待提升 |
(一)运用监察建议的有效性亟待提升的表现 |
(二)运用监察建议的有效性亟待提升的原因 第五章 提升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有效性的实践路径 |
一、多措并举提升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效性 |
(一)提升国家监察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提名和考察权限 |
(二)提高国家监察委员会财政经费供给的独立性 |
(三)保障国家监察委员会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 |
二、构建主体协调、分类施教与高度参与的精细化廉政教育模式 |
(一)加强对廉政教育主体的内部整合与外部协调 |
(二)对不同类型的廉政教育对象分类施教 |
(三)以创新廉政教育方式提高教育对象的参与度 |
三、运用监察建议督促被监督单位提高廉政制度质量及其执行力 |
(一)以科学化的监察建议帮助监察对象所在单位弥补制度缺陷 |
(二)将制度执行不力作为提出监察建议的一种主要情形 |
(三)逐步运用监察建议开展制度廉洁性评估 结语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后记 |
(7)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
绪论 1.1 |
选题背景 1.2 |
研究目的和意义 1.3 |
文献综述 1.4 |
研究内容 1.5 |
研究方法 1.6 |
创新和不足 第2章 |
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研究的理论基础 2.1 |
风险管理理论 2.2 |
供给与需求理论 2.3 |
政府与市场理论 2.4 |
公平与效率理论 第3章 |
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 3.1 |
医疗保障制度发展概述 3.2 |
医疗卫生服务制度的发展 3.3 |
医疗费用筹资制度的发展 3.4 |
本章小结:制度完善永无止境 第4章 |
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的运行分析 4.1 |
基于全国数据的总体描述 4.2 |
基于CHARLS数据的样本分析 4.3 |
五则社会极端案例分析 4.4 |
本章小结:制度照进现实 第5章 |
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5.1 |
全民医保制度下少数社会成员的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凸显 5.2 |
多层次保障体系尚未成型,仍有部分弱势群体在保障网之外 5.3 |
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均,农村地区和偏远地区的医疗可及性差 5.4 |
医疗卫生服务与医疗费用筹资制度未形成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的局面 5.5 |
大病保险“公私合作”运行模式尚不成熟,可持续性及法治保障不足 5.6 |
持续面临人口老龄化、重疾年轻化、健康扩大化三重挑战 5.7 |
本章小结:敢问路在何方 第6章 |
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6.1 |
改革缺乏顶层设计,普惠加特惠的保障体系未建立 6.2 |
医疗卫生管理职能分散,制度碎片化与治理碎片化并存 6.3 |
医疗机构激励机制不合理,存在抬高成本的内在动力 6.4 |
医保经办机构管理基础和能力弱,战略购买职能未落实 6.5 |
本章小结:踏平坎坷成大道 第7章 |
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的国际借鉴 7.1 |
从国际比较视角评价我国制度成效 7.2 |
美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 7.3 |
英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 7.4 |
德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 7.5 |
日本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 7.6 |
本章小结:他山之石可攻玉 第8章 |
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的筹资与给付测算 8.1 |
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的模式选择 8.2 |
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筹资与给付的测算方式 8.3 |
基于CHARLS数据的测算结果 8.4 |
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的方案设计 8.5 |
本章小结:牵一发而动全身 第9章 |
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设计 9.1 |
统筹规划,强化医疗保障制度顶层设计 9.2 |
以人为本,重塑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9.3 |
多方参与,拓宽重特大疾病医疗费用筹资渠道 9.4 |
自付封顶,建立独立的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制度 9.5 |
科学控费,发挥医保支付连接供需两方的桥梁作用 9.6 |
本章小结:新起点上再出发 参考文献 在读期间的科研成果 致谢 |
(8)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意义 |
(一) 选题缘起 |
(二) 学术与现实价值 |
二、学术史回顾 |
(一) 国外医疗史研究概况 |
(二) 国内医疗史研究概况 |
(三)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研究概况 |
三、概念与论域界定 |
(一) 公共卫生 |
(二) 研究的时空断限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 资料概况 |
(二) 研究思路 |
(三) 研究框架 |
第一章 因势而动: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因应 |
第一节 近代公共卫生建设的时代背景 |
一、自知者“明”:中国人眼里的“不卫生”状况 |
二、旁观者“清”:西方人记述的“不卫生”形象 |
三、医疗与救国的想象 |
第二节 20世纪初至抗战前云南卫生概观 |
一、“积弱”的边疆云南 |
二、“瘴气”的区域影响 |
三、疫病的传统应对 |
第三节 近代云南公共卫生事业的开端 |
一、清末民初云南医疗卫生的革新 |
二、民初至抗战前云南公共卫生的发展 |
三、民初至抗战前云南公共卫生的特点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规模粗具: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 |
第一节 公共卫生组织体系的形成 |
一、卫生行政体系的变革 |
二、公共卫生人才的培训 |
三、现代医学教育体系的构建 |
第二节 地方公共卫生的运作 |
一、经费保障 |
二、业务开展 |
第三节 卫生法规的制定与实施 |
一、卫生法规的制定 |
二、卫生法规的实施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救死扶伤:疫病防控与空袭救护 |
第一节 疫病防控 |
一、疫病的流行:抗战时期云南传染病的流布 |
二、官方的措施:构建防疫体系 |
三、民间的应对:以1942年呈贡县霍乱防治为例 |
第二节 空袭救护与毒气防御 |
一、空袭救护 |
二、毒气防御 |
第三节 战时卫生资源的整合 |
一、由外而内:国家卫生的在场 |
二、人道主义:国际力量的援助 |
三、无问西东:社会资源的整合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日新月异:公共卫生服务的深入 |
第一节 清洁:公共空间的卫生治理 |
一、城市公共空间的更新 |
二、基层环境卫生的改善 |
第二节 保健:妇婴卫生 |
一、新法接生 |
二、儿童保健 |
第三节 教养:学校卫生 |
一、卫生教育 |
二、环境卫生 |
三、预防传染 |
四、健康检查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阐释转化:卫生知识、医疗行为与卫生治理 |
第一节 卫生知识的大众化 |
一、卫生的动员 |
二、卫生知识的灌输 |
三、卫生知识的互动 |
四、卫生的消费——以报刊医药卫生广告为中心 |
第二节 日常疾病及其医疗 |
一、昆明及其周边地区的疾病与医疗 |
二、边区的疾病与医疗 |
三、中西医之争下的医疗选择 |
第三节 边疆卫生治理模式的探索:以边疆开发方案为中心 |
一、扑灭“瘴疠” |
二、改良环境卫生 |
三、发展医疗卫生设施 |
四、发展社会生产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回顾展望: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成效与启发 |
第一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面临的困难 |
一、经济发展滞后 |
二、局势动荡 |
三、工作经费匮乏 |
四、贪污腐化严重 |
五、卫生观念滞后 |
第二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成绩 |
一、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支持 |
二、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建设 |
三、奠定战后云南医疗卫生发展的基础 |
四、促进云南边疆开发建设 |
第三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局限 |
一、政策协调性差 |
二、制度难以落实 |
三、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充分 |
四、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 |
第四节 边疆民族地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启示 |
一、坚持健康优先原则 |
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
三、注重政策衔接 |
四、培养卫生人才 |
五、优化健康教育 |
六、深化研究与评估 |
本章小结 |
结语 |
附录 1 |
附录2 |
附录3 |
附录4 |
附录5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9)高校食堂及周围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 研究进展 |
1.2.1 高校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研究进展 |
1.2.2 高校周围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研究进展 |
1.3 选题研究方法 |
1.3.1 文献研究法 |
1.3.2 问卷调查法 |
1.3.3 分析归纳法 |
1.3.4 系统分析法 |
1.4 选题研究内容 |
第二章 高校食堂及周围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的相关概念和理论 |
2.1 食品安全 |
2.1.1 食品安全概念的提出和发展 |
2.1.2 我国对食品安全概念的理解 |
2.2 高校食堂及周围餐饮服务 |
2.2.1 大学生消费饮食行为 |
2.2.2 高校食堂的餐饮服务特点 |
2.2.3 高校食堂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
2.2.4 高校周围的餐饮服务 |
2.3 高校及周围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理方法 |
2.3.1 管理方法 |
2.3.2 体系基础及体系管理 |
第三章 高校食堂与周围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的现状分析 |
3.1 客观存在的问题及因素分析 |
3.1.1 社会大环境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 |
3.1.2 高校食堂运营模式维持和改革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 |
3.1.3 餐饮场地硬件建设不合理或不完善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 |
3.1.4 学校内部监管不利 |
3.2 主观上存在的问题 |
3.2.1 学校主管负责部门不重视食品安全 |
3.2.2 从业人员食品安全意识薄弱 |
3.2.3 消费主体人群——大学生食品安全意识薄弱 |
3.2.4 校园周边餐馆的无证经营现象屡禁不止 |
3.3 偶发性食品安全事故 |
3.3.1 生物性食物中毒 |
3.3.2 生物毒素中毒 |
3.3.3 化学性食物中毒 |
第四章 高校食堂及周围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理对策分析 |
4.1 总则 |
4.2 高校食堂及周围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理对策实施 |
4.2.1 人力资源管理 |
4.2.2 设施管理 |
4.2.3 制度管理 |
4.2.4 高效食堂及周围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理的其它方面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5.1 研究结论 |
5.2 研究不足 |
5.3 前景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A 食品安全调查问卷(社会) |
附录B 食品安全调查问卷(学生) |
(10)生命伦理学视域下的上海租界公共卫生 ——以工部局档案为基础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第三节 论文思路及资料 |
第一章 生命与政治:上海现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开拓者 |
第一节 伦理问题:侨民卫生与华人卫生的难题 |
一、卫生处的历史——侨民卫生与华人卫生 |
二、路径选择——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的结合 |
小结 |
第二节 伦理困境:卫生的现代性与殖民性 |
一、为谁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对象的探讨 |
二、现代性与殖民性——华洋政权的博弈 |
小结 |
第三节 伦理实践:卫生处对于华人的职责和活动 |
一、卫生处的重要职责 |
二、卫生处处理华人公共卫生难题的活动 |
小结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生命与身体:租界医院的医疗卫生 |
第一节 伦理问题:贫民医疗与资源短缺的矛盾 |
一、贫民医疗与资源紧张伦理问题的出现 |
二、伦理路径——医院理事会的控制 |
小结 |
第二节 伦理困境:财政资金的短缺 |
一、维多利亚疗养院的建立 |
二、去留之间 |
三、戴维斯(C.Noel Davis)医生的三封信 |
小结 |
第三节 伦理实践:租界医院医疗卫生体系建设 |
一、租界医院体系 |
二、医院医疗卫生的管理体系 |
三、工部局护理体系 |
小结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生命与生产:租界工厂的工业卫生 |
第一节 伦理问题:工业生产与生命健康 |
一、工业生产中伦理问题的出现 |
二、伦理路径选择——工业卫生 |
小结 |
第二节 伦理困境:民族主义的对抗 |
一、民族主义的发难 |
二、工厂主的立场 |
三、民族主义的失败 |
小结 |
第三节 伦理实践:租界工业卫生建设体系 |
一、工业卫生调查 |
二、上海电力公司的煤烟处理 |
三、工厂清洁 |
四、合作诊所 |
小结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生命与战争:难民收容所的卫生 |
第一节 伦理问题:中日战争与租界难民收容 |
一、战争与难民收容问题的出现 |
二、伦理路径选择——人道主义 |
小结 |
第二节 伦理困境:人道主义救助与难民利益的矛盾 |
一、难民用水 |
二、难民遣送 |
小结 |
第三节 伦理实践:难民生命应急救助体系 |
一、卫生稽查 |
二、传染病防护 |
三、食物保障 |
小结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生命与教育:卫生知识的传播 |
第一节 伦理问题:工部局对卫生传播责任主体的干涉 |
一、卫生传播责任主体的作为 |
二、伦理路径的选择——大众媒介话语权的掌控 |
小结 |
第二节 伦理困境:技术维度对卫生知识传播的挑战 |
一、卫生教育电影计划 |
二、技术维度困境的根源——经费短缺 |
三、解决电影技术维度困境的尝试 |
小结 |
第三节 伦理实践:多样媒介构建的生命教育体系 |
一、卫生年度报告 |
二、医学演讲 |
三、宣传册 |
四、照片 |
五、标语 |
小结 |
本章小结 |
结语:敬畏生命与卫生现代性 |
一、“敬畏生命”的价值观 |
二、卫生的现代性 |
三、城市的生命力 |
图表索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件 |
四、加强食品卫生管理 构筑群众健康防线(论文参考文献)
- [1]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研究[D]. 李泽明. 中国政法大学, 2021(08)
- [2]中国食品安全的政府监管权力配置问题研究[D]. 康俊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3]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D]. 鞠斐.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4]我国重大动物疫情公共风险评估体系研究[D]. 徐伟楠. 北京农学院, 2020(02)
- [5]协同治理视角下学校食品安全治理的模式研究 ——以上海市Y中学为例[D]. 章蕾.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2)
- [6]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预防腐败职能研究[D]. 吕永祥. 吉林大学, 2019(10)
- [7]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研究[D]. 徐文娟.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8]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D]. 李春亭. 云南大学, 2018(09)
- [9]高校食堂及周围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研究[D]. 董波. 昆明理工大学, 2018(04)
- [10]生命伦理学视域下的上海租界公共卫生 ——以工部局档案为基础的研究[D]. 邱志仁.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7)
标签:食品安全论文; 食品安全监管论文; 国家食品安全城市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政府支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