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去年1-11月份工业经济效益总体水平提高（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表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任晓[2]（2020）在《温州工业经济运行分析与展望（2019—2020年）》文中认为2019年温州工业经济运行总体态势可概括为"稳中有缓"。全年运行呈现:需求偏软拖累生产退坡;主动去库存加快;效益同步收入走弱;销售利润下行;投资增速触"顶"。展望2020年,平稳运行格局不变;产出波动幅度将收窄;新动能政策保育初步见效;利润增速中枢下移;投资同比态势持平。总之,当前工业经济偏软态势只是经济运行的周期性阶段,未来结构性增长机会将逐渐呈现。建议稳住生产和投资,挖掘增量对冲生产增长减速和投资增长走弱势头,重点关注于产能汰换迭代和产业跨界升级,坚持高质量发展,继续落实制造业中小企业结构性宽松和减税减负托底提振政策,实施激发微观主体投资投放加速政策,增强穿越周期能力。
曹颖琦[3]（2019）在《产能均衡动态监测及失衡风险预警研究》文中认为产能均衡发展是新工业化发展路径的前提和保障,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产能失衡包括产能供给不足和产能过剩两种表现形式,20世纪90年代后期之前,工业经济主要表现为产能供给不足,被称为“短缺”经济。9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产能供给提高,随之开始面临产能过剩风险。产能过剩行业涉及到金属冶炼、矿物制品、机械装备等传统重化工业,近几年风电、光电设备以及能源化工等一些新兴产业也未幸免。产能过剩的存在阻碍了各类市场要素向实体经济领域尤其是工业领域的聚集,削弱了工业经济发展和创新后劲。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对产能过剩风险加以化解,势必会加剧市场恶性竞争,造成行业亏损面扩大、企业职工失业、银行不良资产增加等问题,危及产业健康发展,阻碍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同时产能严重过剩风险已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的根源,财政收入下降、金融风险积累、能源资源瓶颈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甚至影响到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大局。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产能过剩行业雪上加霜,以产能过剩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产能失衡问题已经发展成中国转型时期面临的重要风险问题。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风险以及对产能进行动态调整既依赖于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也离不开政府适时合理的政策干预,合理的干预政策应有效逐步降低行业产能过剩风险发生率,缩短产能过剩平均持续时间,减弱其波动幅度。全方位监测工业产能均衡动态变化,对其变动轨迹予以长期追踪,分析其特征和模式变动越来越成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建立产能均衡动态监测体系,基于动态因子模型建立理论模型,紧扣概念内涵构建产能均衡动态监测指标体系,编制产能均衡动态监测指数,分析我国工业整体和大类行业产能均衡变动规律。在产能均衡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基础上挖掘失衡风险预警指标,编制工业整体和大类行业产能失衡风险预警指数,计算预警概率,进行预警效果评估,完善产能失衡风险预警体系。主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理论基础与基本概念。该部分系统梳理了同产能均衡变动研究密切相关的经济周期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和产业关联理论。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给出产能均衡的定义、性质和形式,构造刻画产能过剩风险的发生时间、持续时间、发生率、相对规模等系列动态分析指标。第二,产能均衡动态监测体系及实证。该部分首先基于动态因子模型构筑产能均衡变动理论模型。其次选取可观测指标构建产能均衡动态监测指标体系,在备选指标基础上以1991年到2016年的工业年度数据和工业整体及大类行业2001年1月到2017年9月的月度数据为样本,以PPI为基准变量采用时差相关分析方法筛选出具有同步性质的指标集,从中剔除造成严重信息冗余的指标构成产能均衡动态监测目标变量。再次应用合成指数（Composite Index,CI）、扩散指数（Diffusion Index,DI）和Stock-Watson指数编制产能均衡动态监测指数,刻画我国工业产能均衡变动的动态过程,分析产能过剩发生的时间、持续时间、相对规模和可能程度等动态特征。最后就产能均衡动态监测指数与宏观经济的周期协同性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第三,产能均衡变动的影响因素及失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构建。从市场因素、非市场因素、影响因素的传导通道和投资四个方面对产能均衡变动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将各个影响因素与可观测统计指标相对应,构建失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第四,产能失衡风险预警分析。首先改进了Harding-Pagan转折点识别算法,采用改进后的Harding-Pagan识别算法对产能均衡监测指数进行识别。其次对第4章构建的预警指标体系进行校验,编制预警指数,以Harding-Pagan识别结果为因变量采用Probit模型估计预警概率,给出高风险阈值。最后对预警指标的预警效果进行评估,分析预警指标的边际效应。第五,典型行业产能均衡动态监测及失衡风险预警。该部分以12个典型大类行业为例进行产能均衡动态监测和失衡风险预警分析。监测分析方面,详细分析典型大类行业产能过剩风险发生次数、发生率、平均持续时间、最高深度和相对深度等动态特征以及典型行业间的周期协同性;并以全部35个大类行业为样本分析产能过剩风险发生率的行业特征成因和阶段性特征。预警分析方面,在分别编制典型大类行业风险预警指数、估计风险预警概率、给出行业高风险阈值基础上,评估预警效果,分析各预警指标边际效应;并就产能失衡中的典型问题进行探讨,分别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面板Probit模型,分析投资“潮涌”现象的现实表现。该部分是产能均衡动态监测及失衡风险预警研究在行业层面的推广和延伸,是前述三部分分析方法向行业层面的拓展,产能过剩风险发生的行业特征成因分析、阶段性特征分析和对“投资潮涌”现象的探讨起到一定的归纳和提升作用,完善了产能均衡监测和预警研究体系结构。本文主要结论:第一,对我国工业整体产能均衡变动的监测和分析发现:产能过剩风险连续3个月及以上发生率为33.84%,连续6个月及以上发生率为20.2%,2001年1月到2017年9月间,共出现四次过剩,其中2001年7月到2002年2月和2014年9月到2015年3月程度较轻;2008年9月到2009年8月连续一年时间的衰退,平均深度高达214.33%,谷值深度718.13%;2011年9月到2012年9月持续13个月,时间最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负向冲击影响巨大:危机后,主要工业经济指标大幅下滑,工业经济增速换挡态势显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负向冲击对工业经济增速换挡的助推效应明显;危机后产能均衡变动基本表现特征恢复,具体表现在产能过剩持续的时间和深度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但是平均周期长度增加,产能均衡变动进入低波动,宽周期模式。第二,对大类行业产能均衡变动的监测和分析发现:行业产能过剩风险发生特征具有显着异质性,连续3个月及以上产能过剩风险发生率范围从3.24%到52.3%,平均持续时间从3个月到11.3个月,平均深度则从23%到417.8%,呈现严重的结构失衡,结构性问题已成为我国工业产能均衡的巨大阻碍。第三,对大类行业产能均衡监测指数研究发现:产能过剩风险发生呈现多源性特征。行业特征对产能过剩风险发生具有显着影响,具有高的价格影响关联度,高的投资关联度,处于产业成长阶段的行业产能过剩风险发生率低;反之,价格影响关联度低,投资关联度低,处于产业成熟阶段的行业产能过剩风险发生率高。进入产业生命周期成熟阶段行业产能过剩风险发生率相比其他行业高约6个百分点。经济周期变动因素左右着行业产能过剩严重程度和过剩的波及程度,尤其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外源性负向冲击影响,绝大多数行业产能过剩程度被严重放大,深度增加,某些行业达700%以上,波及程度比危机前增加15%,随着对外开放程度加深,同全球经济连接日益紧密,外源性影响将逐步增强。工业整体和大部分典型行业在2011年9月到2012年9月出现长时间的产能过剩状态,不能排除“四万亿”强刺激方案的影响,具有政策干预因素诱发特点。第四,对大类行业间产能均衡波动的周期协同性和阶段性特征分析表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行业间产能均衡变动的周期协同性增强,工业产能均衡微波动特征与行业衰退普遍性特征共存,行业抗冲击能力弱化,需要精准把握调控政策的时间和力度,避免政策干预负效应。第五,对工业和大类行业失衡风险预警研究表明: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产业间的传导在工业产能失衡风险的准确预警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信息传递渠道逐渐畅通,产业融合进程的加快,未来代表产业间传导特征的统计指标作用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在产能失衡风险预警甚至是宏观经济周期预警分析中增加代表行业间传导的指标将会极大改善预警效果。本文针对投资“潮涌现象”构建的固定资产投资相对增速指标对行业产能均衡变动有显着的负向影响,说明行业非理性投资会显着加大产能过剩风险。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构建基于动态因子模型的产能均衡动态监测体系,赋予了产能均衡统计监测研究新的解释框架和分析路径以产能均衡概念为研究起点,建立理论模型,紧扣概念内涵选取可观测指标构建产能均衡动态监测指标体系,以可观测指标的共同成分变动作为产能均衡监测的对象,采用基于动态因子模型的Stock-Watson指数方法编制产能均衡动态监测指数。聚焦于动态变化的产能均衡统计监测研究弥补了传统单指标研究片面和多指标研究缺乏系统性的不足,赋予了产能均衡统计监测新的解释框架和分析路径。2.发掘重要预警指标,完善产能失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从产能均衡变动的影响因素中发掘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指数）、重要关联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相对增速指标,纳入产能失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从政策不确定性、产业间传导和投资的非理性跟风行为三方面改善和提升预警有效性,实证结果表明三方面预警指标对改善失衡风险预警效果具有积极意义。3.转折点识别方法的改进转折点的识别是时间序列分析的重要内容,是计算失衡风险预警概率的关键问题,直接关系到预警效果的好坏。对Harding-Pagan方法进行改进,叠加了关于波动幅度的限制和峰谷值备选点位置限制,可以有效控制噪声干扰,准确定位和识别产能过剩风险,更切合现实与研究宗旨。本文的政策建议聚焦于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应加强行业产能均衡动态监测及失衡风险预警;第二,要注重合理搭配和使用逆周期政策;第三,调整优化投资规模与结构,及时叫停和遏制企业非理性投资;第四,要合理利用各种要素在产业间的传导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提升整体竞争实力;第五,要有序淘汰落后产能,并建立和完善产业调整支持政策。
张钊[4]（2018）在《阜新退规工业企业重返规上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城市工业经济总量的标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城市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解决当地就业人员、促进城乡发展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阜新煤炭资源逐渐枯竭和国家去产能政策,阜新煤炭产业逐步衰退,开始了经济转型之路。加之近年来国内外市场萧条,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导致阜新市上百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退出规模以上行列,对阜新的经济总量影响巨大。因此,帮助退出规模工业企业重返规上是壮大阜新工业经济的必经之路,也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企业发展需要增加自身能力的同时,也需要良好的市场环境、竞争环境。因此,对于已退出规模的工业企业要重返规上行列除企业自身努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依靠政府的扶持与帮助,只有研究政府及政策环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退出规模工业企业重返规上面临的困境。本文以阜新2015—2017年退出规模的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比分析、文献研究、问卷调查、经验总结等方法,对阜新工业企业退出规模的原因及困境进行全方位的分析,揭示退出规模工业企业存在的问题,诸如产品创新能力不足、开拓市场能力有限、营商环境有待改善等,并借鉴国内外相关城市的帮扶退出规模工业企业重返规上的相关对策,结合阜新实际情况,提出具体对策。对退出规模工业企业重返规上问题的研究,对全省以至于东北地区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黄群慧[5]（2017）在《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工业经济运行分析——2016年特征与2017年挑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6年我国工业经济呈现出"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总体特征,工业增速下降、工业价格下降、工业企业利润下降的格局有了积极变化,工业行业结构继续呈现向高端迈进态势。但是,对于2017年和未来的中国工业经济而言,工业运行风险概率依然较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任重而道远。中国工业经济将仍然艰难地在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寻求平衡。
张勇[6]（2017）在《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在历史上,开封曾经是七朝古都,且自元、明、清、中华民国以至新中国建立初期都是河南的政治中心。但自清始,其省会地位曾发生过动摇。清初,迫于明末黄河决口造成的破坏,开封各级衙署被迫迁出。晚清时期,由于黄河水患,道光皇帝曾提出迁移河南省会之议。抗战时期,迫于日寇的威胁,河南省会被迫迁出开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全国大规模行政区划调整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历史背景下,由于郑州市具有位于河南省适中位置、处于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矿产资源丰富等发展经济的优势,而开封则面临诸多发展瓶颈,比如资源匮乏、处于黄泛区中心位置、面临黄河水患威胁等。两市的发展前景反差巨大,为了发展河南地方经济、实现工业化,方便对全省工作的领导尤其是城市工作的领导,河南省地方领导向中央提出省会由开封迁郑州请求,并获得批准。河南省政府在1950年就开始将郑州市作为未来省会进行规划,但由于当时计划经济还未开始,国家没有大的建设任务,河南省以及郑州市只能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小规模建设。1952年9月19日郑州市被中央批准为河南省会,自1953年开始,省政府聘请苏联专家对郑州市进行了更科学合理的规划,在中央以及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下,郑州市开始了机关、工厂、学校、医院等方面的全面建设,为省会迁移做准备。1954年,河南省会由开封迁郑州。省会的迁移给开封市的经济以及群众生活造成了较大影响,开封市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才克服了困难。郑州市为迎接省会迁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市政建设、整顿交通秩序、加强物资供应等,保证了河南省直机关顺利迁郑州。河南省委为省直机关的迁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对因省会迁移而产生的人事与组织关系变更,省委组织部也进行了适当地调整。省会迁走后,为了解决开封市的城市定位问题以及尽量减轻省会迁离对开封市经济的影响,河南省委决定将郑州地委专署由荥阳迁往开封市;在开封市的帮助下,郑州地委专署顺利入驻开封市,并改名为开封专区。河南省会迁移后留下的房产以及场地由开封市负责接收,开封市接收后作了相应处置,并在接收过程中积极维护本市利益。省会迁移郑州促进了该市的快速发展。其经济蒸蒸日上、技术工人队伍迅速成长壮大,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教育事业发展迅猛,文化事业日趋繁荣,医疗卫生事业日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幸福感增强,从而使该市迅速成长为河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新省会郑州市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一五计划时期中央与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以及随省会迁来的大批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力量的充实。开封市失去了省会地位,其经济发展缓慢,教育事业萎缩,文化事业衰落,卫生事业发展落后,人口数量增长迟缓、结构也趋向不合理。导致其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大批省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随省会迁离开封,极大地削弱了开封市城市发展的能力。一五期间,开封市属于非重点建设城市,其建设得不到国家资金支持。同时开封市还必须抽调力量支援重点建设城市的发展。河南省会变迁对河南省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方面,省会变迁改变了河南省的城市布局,形成了以郑州市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的历史基础;同时省会变迁也导致了开封市经济发展滞缓。在文化方面,省会变迁使河南传统的文化中心发生转移,从而产生双面性作用,对河南省的文化传播产生影响。在教育方面,省会变迁也是导致河南省高等教育发展滞后、名校缺失的原因之一。总之,省会作为一个区域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它的变迁必将对该区域城市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我国是单一制中央集权型国家,故全国政治中心享有支配资源的绝对优势,然后依次是省级区域政治中心、地区级区域政治中心、县级区域政治中心等。每级行政中心在本辖区内享有支配资源的相对优势。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意味着城市发展资源集聚中心的转移。因此,成为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往往各方面发展较快,而失去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则发展缓慢,或者从此衰落。同时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会对该区域整体城市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任晓[7]（2017）在《越过山丘:2017年温州工业经济运行分析与展望》文中研究表明2016年温州工业经济进入库存弱周期收尾阶段,工业经济加速动能减弱,运行态势总体平稳。工业企业依然未根本摆脱财务高杠杆、主业低增长的陷阱。预期2017年二季度温州工业品价格越过顶部,需要重点关注前期价格上涨产生的滞后负效应;全年工业经济运行投资节奏放缓,微观企业效益将有小幅改善。近中期优先产业政策重点是,加快补齐区域创新体系短板,推进智能制造升级,提升产品渠道、质量与服务品牌,增强产业引领乃至参与制造流程整体协作能力,以及整合外部优势资源的整体开放水平,防范工业领域民间投资出现短期再抽离的风险。
赵姝[8]（2017）在《2016年我省经济运行分析及2017年预判》文中认为2016年,在全球经济低迷、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环境下,我省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上看我省经济呈现低位企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发展态势,但是制约全省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仍未解决,工业经济运行中的持续向好基础仍不牢固,仍处于爬坡过坎阶段。一、2016年我省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一）工业增加值全年稳步加快,下半年企业经济效益有所好转2016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呈现出逐月增长态
邹民生[9]（2015）在《焦点对话：中国经济“拆篱笆、补短板、强筋骨”》文中研究表明嘉宾：祝宝良（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 郭 濂（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当前我国工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困难，概括起来有四个“难”。一是化解过剩产能难，二是企业生产经营难，三是债务风险防范难，四是创新能力提高难。 今年，加快推进各领域?
运行局[10]（2014）在《2013年中国工业通信业运行报告》文中研究说明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通过创新调控方式、明确经济合理运行区间,有效引导社会预期。一系列预调微调政策的效应在下半年逐步显现,工业生产增速止跌回升,企业经营状况有所改善,结构调整扎实推进,市场信心明显增强,工业经济呈现企稳回升的发展态势,为国民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去年1-11月份工业经济效益总体水平提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去年1-11月份工业经济效益总体水平提高（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温州工业经济运行分析与展望（2019—2020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一、需求疲软拖累增速退坡，生产运行步伐稳健 |
| 二、新动能保育政策加码，结构迭代主线清晰 |
| 三、效益收入同步走弱，利润增长中枢下移 |
| 四、结论与建议 |
（3）产能均衡动态监测及失衡风险预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论文结构与创新点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基本概念 |
| 2.1 理论基础 |
| 2.2 基本概念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产能均衡动态监测体系及实证 |
| 3.1 产能均衡变动理论模型 |
| 3.2 产能均衡动态监测指标体系构建 |
| 3.3 景气指数在产能均衡动态监测体系中的应用 |
| 3.4 产能均衡动态监测指数实证 |
| 3.5 产能均衡动态监测指数与宏观经济的周期协同性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产能均衡变动的影响因素及失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构建 |
| 4.1 产能均衡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2 产能失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产能失衡风险预警分析 |
| 5.1 转折点识别 |
| 5.2 预警指标的校验 |
| 5.3 产能失衡风险预警及效果评估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典型行业产能均衡动态监测及失衡风险预警 |
| 6.1 典型行业的选择 |
| 6.2 典型行业产能均衡动态监测实证 |
| 6.3 典型行业产能失衡风险预警及效果评估 |
| 6.4 典型问题探讨——投资“潮涌现象”的现实表现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总结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阜新退规工业企业重返规上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4 理论基础 |
| 1.5 研究方法和路线 |
| 2 阜新规模工业企业退出原因及规模企业发展现状 |
| 2.1 退规工业企业情况 |
| 2.2 规模工业企业退出原因分析 |
| 2.3 现有规模工业企业发展现状 |
| 2.4 阜新退规工业企业重返规上问题调查 |
| 3 阜新退规工业企业重返规上的困境成因分析 |
| 3.1 退规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和开拓市场能力较弱 |
| 3.2 退规工业企业生产运行成本较高 |
| 3.3 退规工业企业融资困难 |
| 3.4 得到政府的扶持政策不足 |
| 3.5 政府营商环境管理不到位 |
| 4 阜新退规工业企业重返规上经验借鉴及对策建议 |
| 4.1 国内外政府对工业企业扶持政策的经验借鉴 |
| 4.2 阜新政府引导退规工业企业重返规上的对策建议 |
| 5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对阜新工业企业需求情况调查问卷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工业经济运行分析——2016年特征与2017年挑战（论文提纲范文）
| 一、2016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的总体特征 |
| 二、2017年中国工业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 |
| 三、未来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应处理好的几方面关系 |
（6）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研究回顾与分析 |
| (一) 有关中国城市史的研究 |
| (二) 国内有关中国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研究 |
| (三) 海外及港台相关研究 |
| 三、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创新点 |
| 四、研究对象与概念说明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概念说明 |
| 第一章 河南省会变迁动因 |
| 第一节 开封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清、民国开封省会地位的动摇 |
| 一、清初驻开封各级衙署的被迫迁出 |
| 二、晚清时期的迁省会之议 |
| 三、民国时期河南省会的迁移 |
| 第三节 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迁移动因 |
|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迁移的国内经济背景 |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行政区划调整及省级行政中心变迁 |
| 三、郑州成为河南省新省会的优势 |
| 四、开封发展的瓶颈 |
| 五、河南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契合 |
| 小结 |
| 第二章 郑州市的新省会规划与初步建设 |
| 第一节 郑州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郑州市的新省会规划 |
| 一、郑州市新省会的初步规划 |
| 二、苏联专家与新省会城市规划 |
| 第三节 新省会郑州市的初步建设 |
| 一、新省府工程 |
| 二、郑州市行政区划的调整以及相关建设机构的变化 |
| 三、郑州市的全面建设任务 |
| 四、迅速壮大的基本建设队伍 |
| 五、坚持勤俭节约的建设原则 |
| 第四节 城市扩建中的征地 |
| 一、郑州市留用土地以及建设征地概况 |
| 二、郑州市土地征用相关政策及调整 |
| 三、郑州市征地使用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 |
| 第五节 省内外积极支援新省会建设 |
| 一、郑州市各界的大力支援 |
| 二、郑州市群众积极为城市建设筹集资金 |
| 三、来自省内外的支援 |
| 小结 |
| 第三章 河南省会迁移过程及相关问题解决 |
| 第一节 省会迁移对开封民生经济的影响及政府应对 |
| 一、省会迁郑的部署 |
| 二、省会迁郑前开封市政府的调查工作 |
| 三、开封市受影响群众对省会迁移的反映 |
| 四、省会迁移对开封民生经济的影响 |
| 五、开封市政府应对民生经济困难的对策 |
| 第二节 郑州市迎接河南省会迁移的筹备工作 |
| 一、省会迁郑筹备机构的成立 |
| 二、郑州市迎接省会迁移的筹备工作 |
| 三、欢迎迁郑委员会对筹备工作的检查与督促 |
| 四、郑州市民众对筹备工作的积极响应 |
| 五、省会迁郑筹备工作的基本完成 |
| 第三节 省会迁移中的组织工作与组织关系调整 |
| 一、河南省委的动员与组织工作 |
| 二、留汴与迁郑:省委及政府的人事组织调整 |
| 第四节 开封由省会转变为专区 |
| 一、郑州专区由荥阳迁开封 |
| 二、开封专区的成立以及专市关系 |
| 三、开封由省会转变为专区的影响 |
| 第五节 开封市政府接收迁郑单位移交房产场地及其处置 |
| 一、开封市政府对迁郑单位房产的接收 |
| 二、开封市对房产的处置与分配 |
| 三、房产及场地移交中的问题及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新省会郑州市的崛起 |
| 第一节 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与技术工人成长 |
| 一、快速发展的工业经济 |
| 二、商业服务业的发展 |
| 三、工人技术力量的成长 |
| 第二节 突飞猛进的城市建设 |
| 一、郑州市城市建设概况 |
| 二、郑州市快速发展的市政建设 |
| 三、郑州市政建设快速发展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与日俱进的教育事业 |
| 一、中等职业教育与技工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二、从无到有的高等教育 |
| 三、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及体育事业的发展 |
| 四、稳中有进的基础教育 |
| 五、郑州市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日趋繁荣的文化事业 |
| 一、省级文化科研机构迁郑促进了郑州文化事业的繁荣 |
| 二、文化娱乐基础设施的兴建促进了郑州文化事业的发展 |
| 第五节 日益改善的医疗卫生事业 |
| 一、郑州市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概况 |
| 二、郑州市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 |
| 三、郑州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原因分析 |
| 第六节 郑州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原因分析 |
| 一、职工收入以及消费水平的提高 |
| 二、职工住房条件的改善 |
| 三、人民幸福感增强 |
| 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原因分析 |
| 小结 |
| 第五章 开封省会地位丧失与发展的滞缓 |
| 第一节 发展滞缓的经济 |
| 一、开封市与郑州市工业经济发展比较 |
| 二、开封市与郑州市投资额对比 |
| 三、作为非重点建设城市抽调力量支援重点建设城市 |
| 四、发展缺乏中央以及河南地方政府投资 |
| 第二节 总体萎缩的教育事业 |
| 一、发展迟缓的基础教育 |
| 二、停滞的职业教育 |
| 三、萎缩的高等教育 |
| 四、开封市教育发展滞后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文化发展走向衰落 |
| 一、大批优秀文艺人才随省会迁郑州 |
| 二、文化娱乐设施发展的停滞 |
| 三、文艺表演团体的缩减 |
| 四、开封市文化发展衰落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卫生事业发展缓慢 |
| 一、发展滞缓的卫生事业 |
| 二、缩减的卫生事业经费 |
| 三、开封市卫生事业发展滞缓原因分析 |
| 第五节 人口增长缓慢、结构趋向不合理 |
| 一、开封市人口增减变化 |
| 二、开封市人口结构变化 |
| 三、开封市人口增长缓慢、结构趋向不合理原因分析 |
| 小结 |
| 第六章 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
| 一、以郑州市为中心的老工业城市的发展 |
| 二、郑州市周围发展较快的中小城市 |
| 三、郑州市周边因资源而兴起的新兴省辖市 |
| 四、河南省形成了以郑州为中心的新兴工业基地 |
| 五、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省会变迁对河南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 |
| 一、文化中心的转移及其双面性作用 |
| 二、高等教育发展滞缓、名校缺失的缘由之一 |
| 三、省会变迁对河南省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分析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国内外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历史考察 |
| 二、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关系 |
| 附录 |
| 附表一: 清代黄河决口次数与河南河患纪要表 |
| 附表二: 民国开封黄河水患情况 |
| 附表三: 省直机关迁郑影响情况综合调查表 1954年7月5日 |
| 附表四: 郑州市城市人口调查表 |
| 附表五: 郑州市幼儿教育以及基础教育基本情况（含3个表格） |
| 附录一: 省府迁郑后对救济工作的安排 |
| 附录二: 关于欢迎省会迁郑各项筹备工作的报告 |
| 附录三: 郑州市欢迎迁郑委员会的三次筹备工作检查情况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7）越过山丘:2017年温州工业经济运行分析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一、生产运行平稳, 行业表现分化 |
| 二、库存弱周期收尾, 加速动能减弱 |
| 三、结构转型行进, 投资节奏放慢 |
| 四、价格助推收入, 效益改善有望 |
| 五、结论与政策展望 |
（8）2016年我省经济运行分析及2017年预判（论文提纲范文）
| 一、2016年我省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 |
| (一) 工业增加值全年稳步加快, 下半年企业经济效益有所好转 |
| (二) 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 民间投资突出 |
| (三) PPI降幅逐月收窄, 但仍处于负增长区间 |
| (四) 消费增速平稳增长, 消费结构升级 |
| (五) 财政收入由负转正, 持续两个月回升 |
| 二、我省与中部及周边省份的对比情况 |
| 三、当前我省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一) 经济持续稳固增长的基础仍不牢固 |
| (二) 大项目投资明显不足 |
| (三) 省属煤炭企业负担过重极大影响市场竞争力 |
| 四、2017年经济发展走势预判 |
| (一) 2017年世界经济增长形势不容乐观 |
| (二) 2017年国内经济稳中略缓充满不确定性 |
| (三) 煤炭价格将保持相对稳定 |
| (四) 我省经济低位企稳, 仍处下降区间 |
| 五、政策建议 |
| (一) 创新推动传统产业, 大力支持实体经济 |
| (二) 加快重点领域投资和项目建设 |
| (三) 进一步扩大消费, 推进外贸转型升级 |
（10）2013年中国工业通信业运行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一、2013年工业通信业运行基本情况 |
| 二、2014年工业发展环境分析 |
| 三、重点行业运行情况和发展趋势判断 |
四、去年1-11月份工业经济效益总体水平提高（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温州工业经济运行分析与展望（2019—2020年）[J]. 任晓.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0(01)
- [3]产能均衡动态监测及失衡风险预警研究[D]. 曹颖琦.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4]阜新退规工业企业重返规上问题及对策研究[D]. 张钊.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2018(05)
- [5]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工业经济运行分析——2016年特征与2017年挑战[J]. 黄群慧.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17(04)
- [6]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D]. 张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8)
- [7]越过山丘:2017年温州工业经济运行分析与展望[J]. 任晓.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7(01)
- [8]2016年我省经济运行分析及2017年预判[J]. 赵姝. 山西财税, 2017(01)
- [9]焦点对话：中国经济“拆篱笆、补短板、强筋骨”[N]. 邹民生. 上海证券报, 2015
- [10]2013年中国工业通信业运行报告[J]. 运行局. 新型工业化, 20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