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唯心主义

一、浅议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论文文献综述）

王力^[1]（2021）在《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是美国杰出的外交政策研究者,他融合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与现实议题,搭建起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框架,本论文旨在对米德的学术思想加以阐述。美国的外交传统是米德学术研究的核心论题,通过对美国外交历史的爬梳,米德分析了影响美国外交传统的因素,并对美国权力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总结。他认为,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应当着眼于更为宏观的视角,注重其历史传承性。米德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单边主义/多边主义等二分法,创新性地提出了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四种美国外交传统,认为正是这四种主义通过相互作用形成有机组合和动态发展,共同决定了美国外交行为。在此基础上,米德对美国外交传统的“权力根源”进行了理论发掘,在硬权力和软权力之外,提出了“粘性权力”的概念,从而实现了对美国外交传统认识的理论升华。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而言,这与米德作为学者与智库专家的双重身份是分不开的,依照“四种主义”与“三种权力”框架,米德构建了一个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体系,丰富了学界解析历史、认知现实的理论工具。米德的思想成熟于21世纪初期,根据他的分析框架,本文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总统即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四届政府的外交行为进行分析,认为米德的理论能够对历届政府的外交行为进行合理的解析,为我们理解美国外交传统和21世纪美国外交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合理的视角。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对米德的学术经历、着述、观点特别是“四种主义”与“三种权力”框架体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米德认为,汉密尔顿主义的核心主张是“追求商业利益”,国家外交行为应该寻求有利于美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各种外部条件;威尔逊主义主张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美国式的民主和价值观,认为美国有义务作为“文明的灯塔”为世界各国指引发展方向;杰斐逊主义反对过多地国际介入,主张把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健康发展视为首要任务,是小政府主义的支持者;杰克逊主义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和民粹主义倾向,注重提高美国的军事实力。本章在分别阐述四种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他们发挥作用的时间和手段,并结合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变化侧重分析他们如何共同作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本章继而对米德权力形态理论进行介绍,米德将美国的权力形态分成锐性权力、粘性权力、甜性权力和支配权力:锐性权力是美国的军事实力,广义上指其显着的核优势、广泛的海外军事部署和庞大的军费开支所构成的综合实力;粘性权力是经济活动影响力的体现,是美国对其他经济体产生粘性吸附的作用;甜性权力是美国的理想、文化和价值观吸引力,和软权力的概念类似,是一种无形的感召力;支配权力是权力的合集,是前三种权力协同发挥作用时体现出的综合优势。如果说“四种主义”理论从历时性的角度分析了隐藏在美国外交史洪流中的四种意识主张,那么对美国权力形态的分析则从共时性的角度丰富了米德的理论,二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网络。这种坐标式的分析结构既充分尊重和考量了美国外交历史的延续和传承,又突出体现了美国历史上特别是二战以来的外交特征,在宏观上形成横纵相交的二维理论框架,有助于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梳理。论文的以下章节运用米德的思想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美国外交传统进行总结,分析了不同时期政府的政治倾向、外交风格和在任时期的外交活动,清晰地展示了四种主义对国家领导人及其外交政策的影响。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一战后至20世纪末的美国外交政策演变。一战后,美国进入福特主义经济时代,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美国社会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同时在国际关系中,美国以世界大国的身份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四种主义开始面对国际关系中的复杂局面。随着二战中英国的衰落,美国在冷战后确立了世界霸主地位,美国资本主义过渡到后福特主义时代。在这一历史阶段,四种主义在不同时期所追求的美国权力类型不断变化,带来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不断发展。冷战结束后,粘性权力一度成为了美国主要追逐的权力类型,在克林顿政府期间,汉密尔顿主义成为了外交活动的主导思想。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小布什政府时期威尔逊主义的起落。作为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小布什具有威尔逊主义者的特征。“9·11事件”让小布什得到了杰克逊主义者的坚定支持,为威尔逊主义披上了强硬、现实的铠甲,然而随着反恐战争的升级,四种主义逐渐产生了分歧,小布什的大中东战略宣告失败。第四章解读了奥巴马政府期间杰斐逊主义的兴起。米德认为,奥巴马是典型的杰斐逊主义者,正如竞选演讲宣言一样,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进行战略收缩,运用巧实力对自身的外交主张进行调整,寻求各个派别之间的平衡,力图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然而杰斐逊主义者的政治主张经常被诟病过于温和或起效缓慢,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没能从根本上满足美国民众的要求。第五章分析了特朗普政府期间杰克逊主义者的外交特点。美国国内经济产业结构失衡加剧、政治上的反精英情绪和社会文化价值中身份认同的缺失导致美国国内民粹主义兴起,特朗普趁机入主白宫,其支持者多为杰克逊主义者。强烈的本土主义倾向使得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有着显着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特色,但杰克逊主义者本身并不具备系统的执政理念,也无法确立具有连续性的外交思想。第六章对米德的美国外交传统思想进行了评价。首先对21世纪四种主义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进行解读,并对它们可能进行的调整和融入策略进行分析,同时,根据米德的推断,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战略维度进行思考。面对自由资本对商业利益的追求和美国国内产业结构失衡、就业问题严重之间的矛盾,汉密尔顿主义者需要寻求一种资源合理配置的发展模式;威尔逊主义者在大中东战略之后逐渐式微,面对世界局势由美国独霸到一超多强的发展趋势,世界多极化日趋明显,国际组织的作用逐渐增强,威尔逊主义者需要对其价值观传播方式进行反思和改进。杰斐逊主义者能够调整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始终坚持“避免不必要的国际介入”的基本理念,以最低的成本融入国际社会,避免战争,优化配置有限资源等成为了杰斐逊主义者在新形势下的代表主张。杰克逊主义者虽然缺乏成熟的外交主张,但他们在美国普通选民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也是维系其他三个主义的感情纽带和实力基础,将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如何认识当代国际局势和对自身国际角色、如何充分认识并坚持利用海权体系、如何在四个学派中做出合理的取舍和组合,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思考的战略维度。

龙沛^[2]（2021）在《罗马波斯战争研究（66BC-628AD）》文中研究表明公元前66年至公元628年间,以地中海盆地为核心的罗马—拜占庭帝国与以伊朗高原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核心的帕提亚—萨珊帝国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周期性相互攻伐,即所谓的“罗马波斯战争”。罗马波斯战争从广义上延伸,可以指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期间罗马人（晚期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和早期拜占庭帝国）与波斯人（帕提亚帝国和萨珊帝国）为争夺西亚地区进行的长达七个世纪的政治、军事、宗教和文化较量。双方交往的方式以战争为主,但战争背后牵涉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在各个领域和层次的全方位对抗。从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到高加索和阿拉伯沙漠诸王国、部落乃至非洲诸王国,两大帝国内外众多国家和族群在不同程度上参与罗马波斯战争,罗马波斯战争的行为体数量和交往复杂性远远超出罗马和波斯两大帝国本身。罗马波斯战争贯穿双方国家地缘安全战略、宗教意识形态、经济贸易利益、文化同化与抗拒的全方位博弈。罗马波斯战争成为古代持续时间最长、波及地域最广、涉及国家和族群最多的战争,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从宏观历史背景和古代地中海—西亚文明圈的交往发展趋势来看,罗马波斯战争是古典时代后期罗马人和波斯人在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双向对冲扩张的结果。罗马波斯双方均渴望完全继承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希腊化世界遗产,尤其是塞琉古王朝在西亚的政治遗产,因而双方冲突不可避免。塞琉古王朝作为希腊化世界疆域最辽阔的国家,其鼎盛时期将整个西亚地区和中亚一部分囊括其中,塞琉古帝国的疆域构成了亚历山大大帝希腊化遗产中最大的一部分,也继承了原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大部分亚洲疆土。因此,罗马人和帕提亚人都把征服塞琉古王朝的西亚属地作为复兴亚历山大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必要手段。塞琉古王朝在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地区大力经营,客观上为后来罗马人和帕提亚人在西亚地区的统治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帕提亚帝国在塞琉古王朝东都塞琉西亚对岸营建新都泰西封,并与萨珊帝国接续统治六百余年。罗马—拜占庭帝国则将塞琉古王朝故都——叙利亚的安条克作为其在东方的统治中心。因此,罗马波斯战争首先是双方争夺并维护塞琉古王朝西亚遗产的战争,塞琉古王朝也正是在罗马和帕提亚的东西夹击下走向衰亡。罗马和帕提亚在西亚和东地中海的扩张于公元前2世纪初开始,历时百余年,至公元前1世纪中叶双方在西亚正式接触。通过对东地中海和西亚地区的双向扩张,罗马共和国和帕提亚帝国最终将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希腊化世界基本瓜分完毕。最终罗马共和国控制小亚细亚、黎凡特和埃及,而帕提亚帝国控制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地区,近东地区形成罗马—帕提亚两极格局。此时双方若要继续原先的扩张方向,就必然与对方爆发冲突,这便是持续六百余年罗马波斯战争的开始。罗马波斯战争总体根源为双方对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霸权的争夺,但双方各自在不同时期的战略态势、文化秉性、意识形态和国家实力决定了双方在战争中战略目标、战术手段及交往方式的不同,但总体上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罗马波斯战争既具有长时段、高烈度和长周期的特点,又具有间歇性、突发性和妥协性特征。双方长达7个世纪的较量对两大帝国内外各民族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欧亚草原和沙漠游牧部落通过深度参与罗马波斯战争加快了其文明化进程,并最终改写西亚和地中海地区文明秩序。但两国交界处的高加索和西亚诸小国由于处于两大帝国夹缝中均未逃脱被肢解和灭亡的命运。罗马波斯战争对两大帝国本身既是双方国运的生死较量,又是统治者个人野心和帝国理想的主观驱动。在罗马波斯战争期间,两国由于综合国力大体势均力敌且理想战略纵深重合,罗马与波斯任何一方建立绝对安全疆界的努力均从根本上损害对方的安全,导致双方在西亚长期形成二元对抗僵局和两极安全困境。罗马波斯战争作为古代世界扩日持久、勾连东西的文明大战,对现代西方和东方文明对彼此的历史认知产生了许多潜在的深刻影响。在文明理想和统治者意志层面上,罗马人恢复亚历山大大帝事业的理想和波斯人恢复居鲁士大帝事业的宏愿在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形成战略对冲,双方均不具备凌驾于对方的绝对政治和军事优势,仅在不同时期先后占据相对优势。双方综合国力对比在7个世纪内经历了此消彼长的复杂变化,但总体在西亚和东地中海保持战略均势,双方对对方领土的征服成果均不能持久。罗马波斯战争后期,随着两大帝国交界处的缓冲国和附庸国相继被瓜分和吞并（亚美尼亚、加萨尼和莱赫米王国等）,两国战争烈度在7世纪初达到最高峰,且均一度将对方逼至绝境。与此同时,阿拉伯沙漠各部落由于长期参与罗马波斯战争,其政治组织、军事技术和文明程度迅速提高,终于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催化下诞生了中东地区最后一个一神教——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统一国家——麦地那乌玛政权。罗马人和波斯人在7世纪初的生死大战之后国家实力消耗殆尽,而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因长期处于战争前线经济凋敝、民怨沸腾,两国在阿拉伯沙漠边缘构建的附庸国体系也于此时彻底瓦解,遂使得阿拉伯人大征服的门户洞开。罗马波斯战争是希腊罗马文明和波斯文明在古代的终极对决,见证了古代世界帝国的发展极限。罗马波斯战争和欧洲民族大迁徙、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兴起等重大历史事件相互影响,最终导致了古典时代的结束和中世纪的到来。

尹耀桦^[3]（2021）在《英国何以维系国际影响力（1979-2019） ——基于战略能力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

朱佳成^[4]（2021）在《陈铨抗战时期话剧研究》文中指出全面抗战时期,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以此为背景,中国文坛民族主义空前高涨,涌现了一大批心系国家危亡,投身戏剧创作的优秀作家。陈铨作为“战国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提出“民族文学运动”的主张,先后创作了《野玫瑰》、《蓝蝴蝶》、《金指环》等剧,剧作演出后获得了强烈反响,甚至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民族主义文学”的论争,陈铨话剧独特的审美品格和艺术风貌也令他成为了抗日战争时期话剧研究不可忽视的作家之一。对于陈铨的研究和讨论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展开,从《野玫瑰》引发的一系列论争,到建国后对陈铨抗战时期话剧的重估,学界对陈铨抗日战争时期话剧创作的研究日渐摆脱意识形态的偏见,逐渐走上更加客观和理性的道路。本文以抗日战争时期陈铨的话剧创作和理论着作为研究对象,意在理清陈铨民族主义文学思想形成的脉络,研究陈铨这一时期话剧创作的思想渊源、艺术特征和悲剧性,讨论陈铨抗日战争时期话剧创作的历史评价问题。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第二至五部分为正文,第六部分为结语。绪论第一节介绍选题的意义及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二节为“战国策派”的概况以及陈铨的创作概况,第三节是陈铨抗战时期话剧创作的研究综述,简要梳理陈铨及“战国策派”的概况和研究情况。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梳理陈铨的理论着作,从中研究陈铨对德国哲学的接受和陈铨民族主义文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内涵和创作主张,重新审视左翼阵营与“战国策派”的论争。在此基础上,分析陈铨以“尚力”为审美核心的权力意志、英雄崇拜、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等主要创作思想。第二章对陈铨抗战时期的话剧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将其话剧创作与民族主义文学的主张、“尚力”的美学思想结合,探究以上创作思想和悲剧精神在作品中的具体体现,从民族大义与个体爱情的冲突及“尚力”的人物形象和理想主义的悲剧精神两个层面进行分析。第三章从陈铨抗战时期话剧创作的结构特征出发,重点分析两个特点:第一,设置悬念,环环相扣;第二,设置意象,故事嵌套。以这两种结构话剧的手法分析剧作情节紧张,结构紧凑的特征。第四章以陈铨抗战时期话剧创作的历史评价问题为主要内容,介绍30年代国民党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发展概况,回顾30年代左翼与右翼阵营在文艺界的对垒和交锋,反思40年代紧张的政治空气下的“野玫瑰”风波,考察40年代左翼对陈铨批判的全貌。从历史和话剧创作的艺术理论等角度将陈铨抗战时期的话剧创作与国民党右翼作家张道藩、王平陵的话剧创作进行比较,以求对陈铨及其话剧创作做出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结语部分总结陈铨抗战时期话剧创作的价值和缺憾,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进行反思。

李可馨^[5]（2021）在《流行文化对国家形象的构建作用 ——基于超级英雄与美国国家形象构建的案例分析》文中指出一些主流的国际关系观点认为,流行文化是不值得研究的。流行文化往往被视作低级政治、国内政治,甚至有时被认为是无法与政治产生联系的。但在软实力的作用变得更加突出的信息时代,流行文化在其中的作用也将越发明显。相比于其他的文化形式如高雅文化或传统文化,流行文化因为其所具备的流行性特征,更容易在国家范围内甚至世界范围内获得更广泛的传播。因为其包容性的特征,它允许不同种类的人群拥有共同的群体身份,并给予一种特殊的身份认同感。这能够打破传统的构建国家形象的方式中,因为文化隔阂而产生的壁垒。因此,将流行文化资源作为发生世界政治的场所是这一趋势下的必然结果。此前,已有较多的国外研究探讨流行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关联,但这一讨论多停留在“为什么”上,即研究为什么流行文化这一概念是能够和政治这一概念进行互联的;另一些研究则倾向于通过某一特定的流行文化作品对国家政治产生的影响进行论述。而国内研究则常常聚焦某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而缺少将这一文化符号的传播路径归纳到流行文化传播的理论中。通过将罗伯特·基欧汉的观念影响政治的三种传播路径理论适用在流行文化的传播路径上,能够分析出流行文化参与到国家形象构建的具体路径:第一种是作为线路图参与国家形象的构建,即流行文化能够影响受众群体接触的文化环境,从而影响他们的政策偏好以及对国家形象的情感偏向;第二种是作为焦点和黏合剂参与国家形象的构建,它能够为不同传统文化背景的人群创造出流行文化共识,既而进一步影响人们对于一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在超级英雄角色影响美国国家形象的这一具体案例中,能够看到这两种路径的具象化表现。超级英雄角色诞生初期,首先因为其极其贴合当下社会背景的叙事风格,为他们赋予了流行文化的典型特征。之后,超级英雄角色首先作为线路图,影响美国民众对于美国政府的政策偏好,并影响他们对于美国国家形象的情感偏向。再逐渐作为焦点和黏合剂,聚合不同年龄、不同阶层和不同种族的人群,为他们创造流行文化上的焦点和共识。通过研究流行文化是由什么具体路径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产生影响,就能在这一塑造过程中采取加主动的地位,以将流行文化的优势最大化,构建更加积极的国家形象。

陈延华^[6]（2020）在《马克思民主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正处在伟大复兴的关键时间节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之路和正确运用马克思民主思想始终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马克思的理论是探索人类解放和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理论,实现人类解放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离不开现实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民主是内含于马克思整体政治思想中的核心价值理念。马克思民主思想根植于唯物史观,这是区别于人类历史上纷繁芜杂的民主思想的最鲜明特征。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只是实现了人的政治解放,而只有建立在经济解放基础上的社会解放才是实现真正的民主。本文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主线,在深入研读马克思着作文本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马克思民主思想进行了一个更为系统的梳理和整体的认识,更好地挖掘了马克思民主思想的当代价值。本文除绪论之外,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马克思民主思想的理论渊源和社会历史背景。马克思民主思想最直接的理论来源是主权在民思想、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理论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民主思想。致力于改变世界的马克思民主思想根植于马克思参与的社会革命实践和掌握的历史事实之中。工业革命加速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资产阶级革命又伴随着无产阶级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为无产阶级民主提供了形式上的借鉴,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为无产阶级民主奠定了阶级基础。第二部分,马克思民主思想的发展历程。马克思民主思想经历萌芽、形成、完善三个阶段。在《莱茵报》时期反封建的斗争中,马克思争取人类解放的民主思想开始萌芽孕育。马克思民主思想的形成建立在辩证认识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之上,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民主,并展望了无产阶级民主的未来发展: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生产资料社会公有、物质资料极度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伴随着国家政治统治功能的消亡,民主的政治性也消失了,社会由每个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自我管理,真正民主制实现。巴黎公社虽然没有完全践行马克思的民主思想,但它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收回国家权力的民主政策。通过总结巴黎公社经验,马克思民主思想日益完善。第三部分,马克思民主思想的内涵、实质与特征。马克思认为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组织原则、思想和观念体系、社会管理方式。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的哲学基础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马克思民主思想是对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重新认知,是对人民当家作主的全面阐释,是立足于唯物史观的社会认知,也是实现全人类自由解放的价值诉求。马克思民主思想的基本特征是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手段性和目的性的统一、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第四部分,马克思民主思想的当代价值。从理论价值上看,马克思民主思想是辩证认识西方现代民主理论的理论指南、分析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民主实践困境的智慧源泉、认清西方营销民主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本质的思想武器、深化对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规律认识的指路明灯。马克思没有对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做出构想,但其民主思想仍然具有丰富的实践价值。中国政治制度体系基本框架是以马克思民主思想为指导的。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是马克思民主思想的题中之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马克思民主思想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民主思想中国化的典范,而协商民主制度则是马克思民主思想中国化的生动实践。总之,我们要以唯物史观为主线解读和发展马克思民主思想,尤其要从社会有机体理论中挖掘马克思民主思想的实质、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提供智慧源泉,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实现人类解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张聪^[7]（2020）在《爱德华·卡尔国际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初的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十月革命和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包括20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在内,无不在昭示着国际局势发展正面临着巨大变化,而与此呼应,爱德华·卡尔的《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The Twenty year’s Crisis,1919-1939: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39）一经出版,就像一声惊雷,引发了学术界对于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重新审视。现实主义理论并非爱德华·卡尔首创,其大致可以追溯到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卡尔正是对前人理论成果进行梳理总结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独具特色、并在当时引起巨大影响的现实主义理论。作为二十世纪着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爱德华·卡尔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理论,被誉为“现实主义之父”。他的国际思想是极具开创性和前瞻性的,但是事物都有两面性,学术界对其思想既有肯定和传承,又有批判与反思。同时,爱德华·卡尔也是着名的历史学家,其独具特色的历史哲学思想与国际思想相辅相成。本文将卡尔政治现实主义与其历史哲学结合起来,综合分析其国际思想的内容、特征以及对后世国际关系实践的影响。全文共分为五个章节,内容摘要如下:绪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以及国内外学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现状,同时对文中出现的关键概念进行简要解析,对文献来源进行分类,并阐明论文的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第一章为“爱德华·卡尔生平及其思想背景”,通过对爱德华·卡尔所处时代背景及其个人研究经历的梳理,透视其学术思想形成的背景和过程。第二章为“爱德华·卡尔的政治现实主义”,通过对其代表作《20年危机（1919—1939）》、《民族主义及其后》等着作的分析,回顾了其对当时理论界产生的影响,还原卡尔现实主义思想的特点和完善过程。第三章为“爱德华·卡尔的历史哲学”,以卡尔着作中反映出的历史哲学思想的内容为线索,凸显其在历史哲学领域试图寻找到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之间的平衡点、试图挖掘出最真实的历史的尝试。第四章为“爱德华·卡尔思想理论的学术价值与现实影响”,通过卡尔对乌托邦思想的批判从而确立起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主流地位,同时其思想对二战后乃至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实践产生巨大影响。

王聪^[8]（2020）在《历史学与国际理论 ——马丁·怀特国际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基于马丁·怀特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早期探索。以早年怀特人生经历为参照,分析不同人生阶段对国际关系学所产生的阶段性贡献,解释历史学对其在国际思想形成中产生的影响与缺陷,进一步分析国际关系学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不足以及英国学派后期延续怀特历史方法过程中呈现的方法论偏离与主题相悖等现象。通过对怀特国际思想的探索可以明晰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必要关系,指出国际关系学目前遇到的困境和不足,为两个学科相互促进寻找平衡点。此外,从国内研究背景而言,怀特国际思想的探讨可以为我国学界理解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对话提供新思路。从全人类命运和秩序探索而言,解读怀特对政治与历史辨析可以明晰人类未来命运中的“缺陷”,汲取历史教训,避免“悲剧”与“讽刺”,为人类探索国际秩序提供预言性指导。认识论与方法论方面,本研究给予整体而全面的分析和批判。在认识论方面,对怀特典型的“欧洲中心论”视角给予保留意见,对怀特浓厚的宗教视角给予部分肯定,本着主客观一致性原则,对怀特“神秘性”与“预言”采取选择性接纳与批判性对待;方法论方面,本次研究运用对比、类比、归纳、演绎、隐喻、历史分析等方法,其中隐喻方法比较特殊,由于怀特生前对文学、神学有一定造诣,某些思想与案例无法彻底还原其神学与文学高度,对隐喻方法的使用可减少语境偏差。逻辑建构方面,本研究以怀特人生经历为开端,按照其人生发展阶段所呈现不同特点,对其学术初步探索、逐步转向、学术巅峰、逝后影响等进行描述,以六个章节对怀特毕生思想精髓发展状况进行概括总结。第一章详细介绍怀特人生经历并划分阶段,以及各项经历对学术的不同影响,整个章节着重描述怀特总体学术进程的演进与变化以及思想形成过程。第二章介绍怀特思想来源,即历史教学工作与基督教虔诚信徒双重身份对国际思想形成所提供的基础,其中,基督教作用尤为突出,没有“基督教和平主义”的扞卫经历,则不会提出“三个传统”伟大构想。第三章论述怀特向国际思想的初步转向,编写《殖民地宪法》与其对“二战”的反思最终以“现实主义”方式体现,与汤因比的对话令怀特明晰历史学的重要地位,对历史学的高度认同后期被运用在国际思想之中。第四、五章分别描述怀特国际思想的成熟期,许多议题在这一时期被读者关注,包含“国家体系”“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权力政治”“三个传统”“野蛮标准”等,这些议题共同构成了怀特国际思想议题核心。第六章论述怀特国际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尤以英国学派的继承与拓展最为鲜明,此外,第六章还对针对怀特国际思想进行了总体分析与评估,在最后一节中加入了怀特思想的外延性思考与创新议题的讨论。总体而言,本次研究结合怀特生前手稿和英国学派的综合评述,尽一切可能还原怀特国际思想的真实面貌,对其思想原貌中产生的缺陷、优势等问题进行综合性评价给予客观思考,并提出创新发现。

李晶淼^[9]（2020）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在于厘清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在立法中应当具备的规范功能和法律地位,以证成第三方组织对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必要性。回归规范的法律意义上对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法律行为进行健全与完善是摆脱实践中的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及理论需求中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所遭遇的困境之关键所在。如此,能够紧跟法治政府内涵的新发展,建设符合法治政府建设需求的第三方组织,实现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我国已经积极开展了多年的法治政府建设实践,因此也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但是伴随着法治政府建设进程的深入,无论是法治政府目标的确认还是法治政府建设的路径,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府推进型”法治政府建设进路都遭遇了不少问题。“政府推进型”进路在面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需求与法治政府建设所应当遵循的程序正义标准时都遭遇了无法周延的正义困境。目前,在实践中产生并区别于“政府推进型”进路的“第三方组织推进型”进路从内涵和外延上都符合其应遵循的自然正义与协商共识的正义标准,为破解当前法治政府建设所遭遇的问题提供了可能,也为法治政府建设紧贴正义维度保驾护航。第三方组织除了自身必须具备的组织性、独立性特征外,在理论和实践中往往具有相对性,故而,必须结合其所处的具体环境和场域开展考察,否则只能流于形式。因此,要研究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必须抛却只关注主体的内在特征的静态研究逻辑,需将第三方组织放置在法治政府建设的具体场域中,关注两者的关系与互动,以主体要件、行为要件和结果要件共同作为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的存在标准,方能实现研究的周延性。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是指在法治政府建设活动中能够以自己的认知和行为积极参与并影响政府法治意识和行政行为的社会组织,其相对于政府及行政相对人,具有中立或独立地位。换言之,它应是对法治政府建设产生促进作用的社会组织。从广义上来分析,它不仅包含了实践中的已经进入法治政府建设领域实际发挥影响力的第三方组织,也包含了在理论设计中被期待出现的能发挥自身功能、促进法治政府建设的第三方组织。理想的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应当具备回应法治政府建设需求的能力,能以独立的地位顺利开展活动并得出符合自身认知的结论,进而通过影响政府主体的行政行为或者法治观念等方式,对法治政府建设实际产生促进作用。而在实践中,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存在自身失灵的消极状况,其功能发挥被阻碍和影响力实现被制约;与此相对,在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着第三方组织志愿性不足、第三方组织加入的路径单一等问题。问题大多因法律制度设计与现实需求之间存在的张力所致,尤其是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难以确认,其身份角色的二重性使得“法治政府建设者”角色时常被“行政相对人”的角色掩盖,因此,第三方组织与政府组织和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往往失衡。同时,问题产生的另一成因是历史观念的局限性,“官本位”和“国家主义”的思想在中国的法文化中的深入人心也会影响第三方组织对政府组织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对法治政府建设的促进作用。面对中国问题,要打造法治政府建设中理想的第三方组织,必须考虑法治政府建设中第三方组织的功能、行为和结果三个要件的内容,结合其主观和客观方面应当具备的特征,依照法治政府建设的需求,通过法治思维与手段对第三方组织进行改造。具体路径如下:第一,减少立法尤其是行政立法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在行政法律体系中寻求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作为行政相对人和法治政府建设者双重身份的平衡,革新法治政府建设中第三方组织主体的监督、管理立法和行政组织法的相关制度。第二,结合程序性、程序度这两项程序法基本原理对主体行为的法律规则加以设计,确保第三方组织在法治政府建设领域中的活动规范、顺畅,以实现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行为需求。第三,依据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的需求和实际情况,在具体领域对第三方组织实现扶持和激励,促使有潜力的第三方组织进入法治政府的建设中,满足法治政府建设中第三方组织的广度需求;第四,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加第三方组织的实际影响力,为功能的发挥和促进作用的实现保驾护航。

吴茜茜^[10]（2020）在《战略文化视角下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研究》文中认为

二、浅议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议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1）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罗马波斯战争研究（66BC-628AD）（论文提纲范文）

（4）陈铨抗战时期话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流行文化对国家形象的构建作用 ——基于超级英雄与美国国家形象构建的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6）马克思民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爱德华·卡尔国际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历史学与国际理论 ——马丁·怀特国际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浅议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论文参考文献）

• [1]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D]. 王力. 吉林大学, 2021(01)
• [2]罗马波斯战争研究（66BC-628AD）[D]. 龙沛. 西北大学, 2021(10)
• [3]英国何以维系国际影响力（1979-2019） ——基于战略能力的视角[D]. 尹耀桦. 外交学院, 2021
• [4]陈铨抗战时期话剧研究[D]. 朱佳成. 山东大学, 2021
• [5]流行文化对国家形象的构建作用 ——基于超级英雄与美国国家形象构建的案例分析[D]. 李可馨.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0)
• [6]马克思民主思想研究[D]. 陈延华. 吉林大学, 2020(03)
• [7]爱德华·卡尔国际思想研究[D]. 张聪. 吉林大学, 2020(01)
• [8]历史学与国际理论 ——马丁·怀特国际思想研究[D]. 王聪. 吉林大学, 2020(12)
• [9]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研究[D]. 李晶淼.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10]战略文化视角下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研究[D]. 吴茜茜. 湖北大学,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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