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Modem刷新Firmware失败的解救(论文文献综述)
张权[1](2019)在《纳民轨物:治理术视角下的民国道路交通建设(1912-1937)》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试图从福柯提出的治理术的角度分析现代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政治意义。不同于通常选取近代铁路为研究对象,本文重点讨论20世纪初期新式道路交通建设的理念与实践。该时期的筑路动机联结了传统的典范与现代的需求,筑路规模自通商巨埠兴起后逐渐在全国范围普及。作为一种布局灵活的交通基础设施,道路同城市规划、领土整合与民众日常生活的规范关系密切。筑路的主题可以视为分析华界与租界、国家和社会、中央和地方之间互动的缩影,这使得道路与政治的关系研究更适合采用治理术的思维方式。本文指出,道路交通建设在“装置”的意义上与近代中国治理的目标与特征相契合。从“交通救国论”的剖析可见,交通的概念同时兼有“位移—运动”与“联结—关系”这两种属性,二者通过“血脉”与“经络”两种有机体论的比喻把治病与治国联系起来,呼应了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思潮对“使动”与“促群”两大治理目标的追求。而作为筑路理念的发起者与筑路实践的推动者,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的组织运作,既反映了道路建设问题介于本土与国际、政府与民间、技术与政治之间复杂的构成性,又体现出路政治理得以跨领域提取合法性与执行力的公共特征。借用成语“纳民轨物”的涵义,治理路政的具体任务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纳”的目的是创造治理权力运行的物理空间与政治空间,而“轨”更侧重于合理地配置交通建设所需要的各种元素。具体来说,“纳”的部分以路政与市政的内在关联为中心,讨论道路建筑与管理的措施如何“关涉”空间治理所需要的“知识-权力”。以拆城筑路与环租界筑路为例,这对在策略上相互补充的政治实践显现出治理理念在固定与流通之间的交锋。借助墙与路这两种影响交通的建筑元素,这种交锋不仅揭示出治权与主权在租界中的内在关联,也引出了空间治理无法回避的“界”与“域”等问题。“轨”的部分则重点考察各种治理要素的关联组合及其优化配置,探讨治理活动在“规制”过程中所要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利民行”、“货畅其流”、“四境纵横”三个主题,关系到与路政治理相关的人、物、地三要素的规范、理性与标准,分别涉及对民众劳动力与行为的提取与教育,对流通效率和秩序的促进与管控,以及对交通范围与交通权的扩张与集中。治理术在意图上兼有充分利用资源与维持秩序的目的。路政治理首先是对交通现象中内生出的流通力量的承认问题,然后是利用与规范这种力量的问题。“纳”启发了现代治理概念的基本要素和空间基础,而“轨”更加关注具体措施中的细节与原则。在“纳轨并行”的基础上,本文最后所提出的“流通治理术”,应当被理解为围绕着流通现象而产生出的治理知识与治理技术的总合,它被用来汇聚一切可以使用的元素,施加对流通的刺激、规范与引导。民国时期借从道路交通建设的理念与实践中提取出来的“流通治理术”,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当时“统而不治”危机的政治回应。该概念强调了政治权力对交通现象的提取与管控,展现出治理术与空间关系、位移运动、经济理性的内在关联。正是这些元素的综合,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意义远远超越了纯粹的工程领域,成为理解现代国家建设的关键。2011年出版。
吴礼敬[2](2017)在《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文中提出本文旨在从诠释学的角度整理和描述英语世界理解和解释《易经》的历史,重点关注《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以《易经》的流行英译本作为切入点,选取英语世界中具有典范意义的三种《易经》诠释方式:把《易经》看成异教经典或儒教典籍的宗教诠释范式、把《易经》看成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智慧之书的哲学诠释范式、把《易经》看成其产生时期的历史文献或把《易经》注疏看成其产生时期的历史文献的历史主义诠释范式。本文将分析这些诠释范式产生的历史背景、它们诠释《易经》的具体特征以及对后续的《易经》诠释产生的影响,以期回应诠释学上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应以作者、文本还是读者为旨归的争论,同时探讨“前见”、“视域融合”、“效果历史”、“诠释的循环”等诠释学核心概念在经典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的适用性问题。具体说来,麦格基译本把《易经》看成异教经典,理雅各译本把《易经》看成儒教典籍,卫-贝译本把《易经》看成一部智慧之书,孔理霭、茹特等人的译本把《周易》看成西周时期的历史文献,林理璋翻译的《周易》王弼注则把《周易》看成魏晋时期的历史文献,最后司马富的《易经》诠释把《易经》当成一部全球化的经典。这些诠释范式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它们也适应了各自阶段的历史需要。本文即以这些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它们的成因、特点和影响。本文共6章:第1章:绪论,主要包括选题缘起、理论依据、术语说明、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和方法、论文创新点等内容。《易经》传入英语世界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其间因为对《易经》性质和特征的不同认识,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理解和诠释,既往研究从译本评价、译文比较和易学史等不同角度切入,本研究则打算从诠释学的角度,探讨《易经》主要英译本中体现的诠释范式及其与生存时代、译者和环境间的互动关系。第2章: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主要范式,以《易经》卫-贝译本的出现作为主要标志,把英语世界的《易经》译本分为卫-贝译本出现以前和卫-贝译本出现以后,分别介绍英语世界中有代表性的《易经》译本:卫-贝译本出现以前的主要译本有麦格基译本和理雅各译本,它们分别体现了基督教文明与以《易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之间的对立和融合;卫-贝译本的产生是《易经》英译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体现了卫礼贤力图用东方文化来补充和救济西方文明的立场,因此《易经》中的智慧和卜筮传统都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卫-贝译本后兴起的孔理霭、茹特、林理璋等人的译本则体现了把《易经》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的视角,译者特别偏重文本和时代的结合。本章简单分析了这些译本中体现的不同诠释方式,并举例说明不同诠释方式对《易经》卦爻辞理解和解释产生的影响。第3章:从异教经典到儒教典籍,主要讨论麦格基译本和理雅各译本,分析二人的《易经》译本产生的历史背景,他们的不同易学观、译本的主要特征及其影响,突出麦格基把《易经》当作异教经典理解和解释时秉持的“前见”和理雅各以文王、周公的作者原意为旨归的翻译策略及影响。整体看来,麦格基和理雅各所处的19世纪正是西方文明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无论是麦格基采用比较神话学的视角把《易经》看成与基督教迥然不同的异教经典,还是理雅各采用比较宗教学的立场把《易经》当成“东方圣书”体系下的儒教典籍,他们在整体上都秉持着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优越论思想,麦格基在译本中突出中国人的“生殖器崇拜”思想和儒家的“宇宙生成论”、“宇宙周期循环说”,理雅各的译本突出经传分离的解释原则,要以自己之“意”去逆周公、文王之“志”,体现出他们在诠释《易经》之前根深蒂固的“前见”。第4章:从儒教典籍到智慧之书,主要研究《易经》卫-贝译本,分析该译本在英语世界确立经典地位的原因:卫礼贤和劳乃宣的合作、卫礼贤《易经》讲座的推动、荣格对《易经》的推介、贝恩斯夫人的转译、卫德明《易经》讲座的阐发、美国反文化运动的潮流乃至出版社的积极推动和媒体的普遍赞誉,形成一股合力,共同促进《易经》卫-贝译本的流行。本章总结了卫-贝译本自身的三个主要特征:独特的结构安排、把译文剥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强调《易经》的卜筮功能,然后介绍卫-贝译本在当时和以后产生的重要影响,突出诠释者和《易经》文本间的“视域融合”是新的理解和解释不断生成的条件。整体来看,《易经》从19世纪末的儒家典籍转变成20世纪中期的智慧之书,一方面是由于西方文明发生的重大转变,经历“一战”和“二战”的摧残和毁灭,西方人对向来自信的机器文明、工具理性和科学崇拜产生怀疑和动摇,不少知识精英开始转向古老的东方文化,向东方文明寻找借鉴和慰藉,《易经》卫-贝译本从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世界的需求,因此在美国乃至欧洲掀起一股“易经热”。另一方面,卫-贝译本的独特结构,卫礼贤对《易经》作为“智慧之书”和“卜筮之书”的双重色彩的强调,荣格在序言中利用心理学上的“同时性”概念对《易经》占筮功能所作的分析,以及贝恩斯夫人流畅生动的现代英文,都为实现《易经》诠释范式的转变创造了条件。第5章:从智慧之书到历史文献,主要研究孔理霭、夏含夷、林理璋、司马富等人诠释《易经》的方式,分析英语世界采用历史主义方法诠释《易经》的内外部原因,重点介绍以孔理霭、夏含夷、茹特等人为代表的还原《周易》》本经在商周时期的历史含义和以苏德凯、林理璋等人为代表的还原不同《易经》注疏在各自所处时代语境中的历史含义这两种不同取向的历史主义诠释范式的特征,同时还分析了以司马富为代表的把《易经》诠释和各国历史文化语境相结合的全球化的诠释方式,重点突出从文本和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出发来探寻文本原意的诠释旨趣。从根本上来说,英语世界对《易经》诠释的这种范式转变,是以新历史主义的产生和“中国中心论”思潮的兴起为背景的,是《易经》翻译和诠释领域内“回到中国”的一种具体尝试,虽然这种诠释范式的转变特征异常明显,但历史主义诠释范式下产生的《易经》译本并未像卫-贝译本一度取代理雅各译本那样取代卫-贝译本。第6章:结论,主要讨论《易经》文本产生过程中卦爻辞解释的“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认为这种“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的过程同样体现在异文化语境中人们对《易经》的翻译和解释上。结论还总结了本文讨论的三种诠释范式中分别体现的“’照原意’或’照原样’理解”、“较好地理解”和“不一样的理解”这三种主张,指出“不一样的理解”才是《易经》在其他文化语境中接受和理解的关键,但“不一样的理解”并非不受任何制约,文本、诠释传统、后起的诠释方式、以及时间和读者,共同筛选并决定对《易经》卦爻辞的具体理解和解释。
董丽琼[3](2017)在《政治现代性的地方成长及其困境 ——以二十世纪上半叶温州学生群体为中心》文中提出本文以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温州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自我认知、角色追求及实践行动,揭示其与政治现代性的地方成长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清末民初,科举停废与教育维新推动温州本地读书人实现过渡与转化。从旧式科举士人到出国留学生,从新式学堂学生到在外就读的大学生,借助教育体制改革和新文化运动,实现代际更迭和新旧嬗递,同时塑造出地方社会的政治、文化新格局。进入1920年代,随着学制改革提供的契机,地方中等教育发展逐步完善,学生数量不断增加。各种新式传播媒体广泛应用,学生刊物亦蓬勃出现,学生不仅在文本和话语中表达出明确的角色定位,而且在以学生运动为主的集体政治实践中构建出一个“身份群体”。除了内部塑造以外,学生也接受了政府和政党的外部规训。抗战时期,受民族主义鼓舞的温州学生积极投入到各种爱国救亡实践中,既有直接从军的报效祖国行为,也有通过各种艺术形式参与抗战宣传,然而勇敢牺牲之外,亦有迟疑退让的惧敌心态,以及在不同党派之间的政治选择,这正是学生政治行动主义的多元表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和地方教育界试图从一个失序的社会中恢复和重建教育的独立性,却对于学生中因日益不满和党派影响等因素叠加而造成不断出现的学潮无可奈何。这些学潮涉及国家、地方、校园政治等诸多方面,还有学生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基本立场,暴露出的是对国民政府的无限失望。二十世纪上半叶温州学生群体对政治现代性的追求及实践,揭示出学生的政治参与热情及民族主义情感,但因受制于年龄、心理层次及特殊时代背景等诸多因素,在当前成长阶段并不能完全转化成更深层次的理论性思考和造成更为广泛的现实影响,这也许是政治现代性成长过程中的困境。
周涛[4](2017)在《金圆券改革报道研究 ——以《中央日报》《大公报》及《申报》为考察中心》文中研究指明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强力推动的金圆券改革,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国统区百姓的生活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破坏。而这在当年有着相当重要影响的社会事件在当时的报刊报道中也有所反映。不同报纸所特有的办报宗旨,决定了其对于同一事件的报道叙事将会有着不同的立场与倾向。1948年的历史语境下,《中央日报》作为国民党党报,《大公报》作为独立民营报纸,《申报》作为被国民党当局控制的"准党报",它们对于金圆券改革的报道及其舆论势必有所异同。总体看来,金圆券改革原先作为社会议题,后来逐渐在这三份报刊上发酵演变成媒介议题,二者的互动引领着当时社会舆论的走向。笔者通过对这一时期《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上有关金圆券改革议题的报道进行研究,考察这三份报纸在其时舆论场中扮演的角色:是偏向于国民党当局,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亦或是偏向于民间立场,致力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建。对此,本文拟分四章展开论述。第一章以宏观勾勒的手法,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语境的变迁进行纵向梳理,并对《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的发展沿革进行概述,指出其自身的办报宗旨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语境的互动关系。旨在考察《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在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屡次重建中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第二章引进1948年金圆券改革这一发生在近代中国历史节点上的重大事件,并指出其发生的历史语境,及其造成的重大影响。随后,本文将以《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三重视野呈现这一历史事件,通过这一时期三份报纸的相关报道,展示不同媒介镜像中的金圆券改革。第三章对三份报纸中有关金圆券改革的报道进行比较研究。这一章将重点选取几个金圆券改革过程中的重大报道事件作为个案研究,包括"蒋经国打虎记"、"抢购风潮"等,将其置于三份报纸的视野下,通过内容分析,考察《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三者言论倾向的异同。此外,本章还将对这一时期《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三份报纸上有关金圆券改革的社论进行比较研究,以期深入地考察在金圆券改革这一事件中,这三份报纸所持有的立场和态度。第四章探究金圆券改革时期,《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在其时国共内战时空下的政治认同问题,以及在金圆券改革过程中,作为报纸,《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是如何参与当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建的。总之,报纸在近代中国历次语境变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舆论倾向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偏向于国家和政党,另一类是偏向于社会民间,而体现在报刊身上的这两种不同的角色扮演,对近代中国国家命运的影响不可谓不深刻。由此而论1948年《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通过对金圆券改革的不同舆论引导,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其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建。
陈博[5](2017)在《解构与伦理 ——朱利安·巴恩斯作品的碎片化书写研究》文中指出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Patrick Barnes 1946—)是当今英国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他2011年以小说《终结的感觉》(The Sense of an Ending)荣获英国小说曼布克奖,迄今为止已出版作品30余部。纵观巴恩斯三十余年来的创作生涯,大致可以依据创作间隔及主题变化划分三个阶段:他的早期作品集中表达了对历史的思考;中期作品基本以英国本土为空间背景,大量呈现了对英国性主题的探讨;他的近期作品聚焦记忆现象,反映了对个体心理空间的探询。就时间而言,巴恩斯创作三个阶段的主题均关乎过去;就空间而言,他作品的空间背景从世界各地回归英国本土,再收缩至个体的心理空间,由此也就形成了历史、英国性与记忆这三个不同阶段各自的侧重主题。随着巴恩斯小说创作主题侧重点的变化,国内外巴恩斯研究的视角与内容不断丰富:早期的巴恩斯研究多集中于论述巴恩斯带有后结构主义色彩的新历史主义历史观;中期的巴恩斯研究中出现了大量有关英国性议题的探讨;近期的巴恩斯研究中更是加入记忆、身份与伦理等议题,呈现多元化态势。尽管巴恩斯作品的创作主题在不同阶段各有侧重,但无论主题如何变化,碎片化书写却是其中贯穿始终的不变特征。本论文选择巴恩斯的《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 1 984)、《101/2章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1/2 Chapters 1989)、《英格兰,英格兰》(England,England 1998)、《亚瑟与乔治》(Arthur&George 2005)、《终结的感觉》与《无所畏惧》(Nothingto Be Frightened of2008)六部代表作品为研究对象,集中探讨巴恩斯小说中的碎片化书写,具体分析其中体现出的解构与伦理双重趋向。本论文的研究思路是以碎片化必然产生的解构特征为论证之经,挖掘作者如何通过拼贴、清单与片段书写这些形式上的碎片化手段表现出历史、民族性与记忆等主题叙事内容的碎片化特征。然而,在致力将总体解构为碎片的同时,巴恩斯的碎片化书写尚有不可忽视的伦理意蕴。本论文的论证之纬为巴恩斯作品的伦理性,借助列维纳斯他者伦理思想中他者之脸、欲望与言说等核心概念进行文本细读,解读其中个体朝向具有超越性特征他者的履责行为。解构与伦理这对巴恩斯碎片化书写的双重特征是本论文研究重点。作为后现代时期作家,巴恩斯难以避免地面临西方传统思想遭到解构冲击之后的碎片化境地。他也不遗余力地在作品中通过种种碎片化写作手段表现后现代情境中历史、英国性及个体记忆的碎片化状态。然而,巴恩斯作品中不仅反映了后现代解构思潮的冲击与影响。在巴恩斯的作品中,个体在不同程度上做出趋近超越性他者的行为,这就契合了列维纳斯倡导的伦理姿态。而正是此类尝试践行构成了巴恩斯作品解构之后的积极底蕴。在巴恩斯创作的三个阶段中,解构与伦理并存的结构具体体现在他对历史主题、英国性主题以及记忆主题的碎片化书写中。巴恩斯对历史主题的碎片化书写以拼贴为主要形式,在打破历史总体性宏大叙事的同时使个体生命中的“他者之脸”得以浮现。在《福楼拜的鹦鹉》与《101/2章世界史》中,他对视角、文体以及故事展开拼贴实验。他极力挖掘传统二元对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叙事视角:以福楼拜情人科莱的女性视角叙述两人的爱情;以诺亚方舟上寄生木蠹的视角讲述洪灾事件;也以疯人视角讲述想象的“飞越疯人院”之旅。这两部作品的实验性还体现在对文体的拼贴中,巴恩斯将包括书信集、动物寓言集与编年史在内的不同文类融入同一部小说中。既打破小说文类自身的界限,亦消弭虚构性文类与非虚构性文类的简单分隔。对弱势视角的呈现,以及对历史书写主观虚构特性的挖掘,使得这两部作品集中表现了新历史主义倡导的对“历史的文本性”的挖掘,将具有总体性特征的大写历史化为若干小写历史。然而,在《福楼拜的鹦鹉》与《101/2章世界史》还出现了所叙故事的拼贴。故事的拼贴在前者中体现为纵向拼贴,在后者中则为横向拼贴。在两种形式的故事拼贴中,他者之脸得以显现,以绝对他异性引领主人公进入朝向他者的超越性伦理关系中。在对英国性主题的碎片化书写中,巴恩斯提出两份与英国性概念建构休戚相关的清单,并借其以戏仿的方式在建构英国性的同时亦对它做出解构,继而呈现出列维纳斯式个体朝向他者的超越性欲望。在《英格兰,英格兰》与《亚瑟与乔治》中,巴恩斯罗列了两份对小说情节发展与主题阐释至关重要的清单,分别为“英国性的50个特征”清单及侦探小说家的线索清单。清单本为将碎片加以整合形成总体的形式。在这两部小说中,上述两份清单均看似完成了整合碎片形成总体的任务,在前者中帮助跨国商业集团建构了一个以英国性为卖点的主题公园,在后者中帮助主人公亚瑟成功破案。尽管如此,两部小说中的清单执行者均只是看似凭借清单按图索骥达到目的,其行为的结果实际构成对原先清单罗列目的的戏仿。《英格兰,英格兰》通过将主题公园仿真拟像化,颠覆了英国性概念本身;而《亚瑟与乔治》中亚瑟得出的结论与真相相去甚远,表明了实用理性主义这一英国性核心精神的崩塌。藉由戏仿,巴恩斯实现了对英国性概念的解构,折射出世纪之交的“英国性危机”。然而除了对英国性的解构之外,两部小说仍通过主人公玛莎与亚瑟的个人渴求表达了对无限欲望伦理性追求。玛莎对演员所扮琼斯博士的崇拜以及亚瑟对通灵术的痴迷,均属于朝向他者的超越性欲望,是他者的存在为自我带来了难以把控、不可满足的无限欲望。在对个体记忆主题的碎片化书写中,巴恩斯通过记忆的片段书写表现了记忆的破碎特征,同时亦履行了个体朝向他者的伦理履责言说。在《终结的感觉》与《无所畏惧》中,巴恩斯均以片段记忆书写为个体生命史回顾的基本单位。在借鉴认知心理学记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巴恩斯的记忆书写勾勒出了片段记忆的复杂结构。他并不满足于对记忆静态内容的描绘,而是通过重复叙事手法将包括原初事件与认知环境在内的片段记忆动态环节逐一呈现,表现出片段记忆各个必要因子复杂的动态互动过程。记忆的动态呈现使得如源记忆失忆这样的认知谬误得到充分体现,也使得记忆者叙事沦为受到质疑的不可靠叙事。认知谬误与不可靠叙事打破了片段记忆之间的有机链接,颠覆个体回忆的总体性叙事。然而记忆的动态呈现同时也构成了主人公不断言说的过程。言说是列维纳斯意义上与所说相对的言说。它是一种义务,要求自我打破所说的唯我主义霸权。在不断言说与他者相关片段记忆的同时,巴恩斯笔下的记忆言说者也不断打破自身对他者的牢固成见承认他者的他异性并履行朝向他者的伦理义务。巴恩斯作品的碎片化书写体现了他应对后现代情境秉承的解构与伦理的双重坚持。他一方面在作品中执意于解构,将历史、民族性以及记忆等对个体身份确立至关重要的主题元素一一瓦解,着力于描绘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中总体崩塌、碎片横生的景象;另一方面却又借笔下人物的不懈探索,努力超越解构可能导致的相对与虚无,表现出列维纳斯倡导的朝向他者履行责任的积极伦理姿态。其作品充分表现出了解构中的伦理意蕴与伦理中的解构前提。本论文的研究意义与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碎片化书写作为巴恩斯作品形式与内容的显着特征在现有研究中并未受到关注,更未得到系统研究。以其为研究对象,可以对巴恩斯的整个创作形成给整体性把握。其次,以往的巴恩斯研究往往对他的解构倾向多有论述,却鲜有涉及巴恩斯作品的积极意义。对巴恩斯的作品展开伦理分析,可以多层面地呈现出这位当代作家在面对后现代情境种种消极因素时的积极探索。最后,以跨学科方式将列维纳斯他者伦理哲学思想与后现代解构理论加以结合,并将之用于文本的阐释,是对丰富文学作品阐释视角做出了探索。
马翔[6](2016)在《人性的“自然”之镜 ——19世纪末西方文学的文化反思》文中研究说明本文试图在19世纪末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梳理出两种富于艺术魅力,且极具文化批判性与反思性的人物形象审美特征:“颓废性”与“原始性”,指出这两种人物形象都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本文所指的“自然”是指未经人为因素改变的天然物质形态,遵循自然规律的和谐状态),在对“自然”的价值取向上分别指向两极:“逆反自然”与“复归自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各自独特的审美意蕴与人学内涵。本文借重马克思主义人学与新实践美学的相关论点,抓住“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作为情感的美感”等观念对这两种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指出其看似相反的审美价值取向背后蕴含的相同文化基因——个体意识;共同的价值吁求——人的确证;相似的价值困境——物化,并指出两者蕴含的现代主义美学元素,进而重新审视19世纪末西方文学的价值所在。本文在结构上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指出“颓废性”与“原始性”特征出现的文化与文学土壤:审美主义与原始主义思潮,扼要阐述了其发展脉络、代表作家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与盲点,提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点与思路。世纪之交的人文精神状况:机械化大生产背景下人的工具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面貌的平庸化、功利化。本文认为当时流行的遗传学说、进化论等自然科学思想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它们在价值取向上体现了自然对人(自由意志)的压迫。精神世界遭受挤压的现状迫使作家寻找本质力量确证的途径:一是张扬人的“颓废性”:对自然的逆反,对“人工”之美的吁求,丰富精神世界,反抗功利价值,颓废的“反自然”追求是对人的意志的坚守;二是张扬“原始性”:复归自然,返回未受工商文明浸染的原始情境、前工业状态的异域文明,呼唤自然生命活力(包括本能冲动)。对于自然的两极态度反映出世纪末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在张力。这两种价值取向的人学、美学意义:代表了大工业时代人的自我确证的不同路径。借重新实践美学的主要观点:“美是对象化了情感”;“艺术是情感的对象化”;“审美是人通过对象与他人交流情感的活动”。本文认为“颓废性”在美学上呈现为对“美”(艺术)的崇拜,通过审美表达对情感共鸣的呼唤,对社会化情感的确证。“原始性”则是通过将人还原到原始情境之中,逼迫出人的生命活力、生存意志与欲望本能等“自然因素”,以反抗在现代文明中被压抑的生命状态。此外,“外倾型原始性”与“内倾型原始性”有着不同的内涵与形式。在此基础上对两种自我确证方式进行反思。审美能确证人的本质力量,是因为借助于艺术这一媒介传达了社会化的情感。颓废的个体在审美过程中逐渐沉迷于个体隐晦甚至扭曲的情绪,无法通过审美完成情感的共鸣,艺术品(物)丧失了情感媒介的作用而成为压抑人的东西。对象的物化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也说明人本身(自我意识)的物化。原始化的个体在返回自然,激扬人的自然属性(肉身、生命力、本能)的过程中常常伴随着个体意识与独立人格被轰毁的惊恐。在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时代,自然对个体的压抑象征了人的社会性的异化,“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马克思语)。因此原始化的个体在复归自然、摆脱文明枷锁的过程中又构成了对个体自由的异化。这两种价值取向的文化语源为“个体意识”。个体意识是西方文化的传统基因,强烈的个体意识使得西方人从自然圆融状态中撕裂出来,他们总是需要不断地向自然突进来确证自己,因此对象成了确证自我的“中介”,对于“中介”的祛除与依赖,成了“复归自然”与“逆反自然”的精神基础。个体意识又反映在尼采总结的西方文艺精神之中:“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原始性”是酒神精神的象征,人需要以自然作为逃避现实压抑的伊甸园,在拥抱自然的迷醉中宣泄自然之子的生命力。不过强烈的个体意识又让西方人无法达到天人合一的愉悦(代表“群体”的自然对个体的压抑),于是酒神精神不光带来迷狂(醉),也带来个体撕裂的痛苦。这就需要日神精神(代表美、静观、梦幻、个体化)来调和,将破碎的个体重新整合——个体人格的对象化形式,“颓废性”就是日神精神的体现,这是两种人物形态蕴藏的个体意识的精神传统。本章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复归自然”还是“逆反自然”的审美取向,都体现了自由的不同层次:“自在的自由”与“自由感”。“颓废性”与“原始性”的审美意蕴已经蕴含了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若干美学精神,这表现在“时空体”的转变、对物化现象的揭示以及对孤独感、焦虑等人的在世状态的观照。本文将两种人物形态的价值取向还原到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加以历史地考察,指出其承前启后的美学、人学价值。结语部分梳理了西方文学史中演变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出19世纪末西方文学对人性的“颓废”与“原始”因素的呈现,是以“自然”作为镜子,通过“本质力量确证”(正题)与“人性物化”(反题)的方式呈现出西方文学与文化对自由的追求(合题)。
袁潇[7](2015)在《手机使用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性研究 ——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阮娟[8](2015)在《世界与现代:世界观念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文中指出本文以“世界观念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为关注对象,考察世界观念形成的内在理路,探讨中国语境下,主体的世界观念与现代性关系、世界观念参与及影响文学现代性的方式与可能。全文的思路与重点是将世界观念的形成放置到具体历史语境中,考察新的观念形态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以及与现代性启动之间的前提关系。关注主体接受与理解新世界观念的渐进层次与内涵侧重,探讨不同时期世界观念参与塑造新文学现代性的不同面向,以及带给现代性发展的多向可能。全文共分五个章节,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缘起、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论文的主要思路和内容。第一章主要探讨世界观念的形成以及它与现代启动之间的关系。以传统天下观为参照系,结合世界观念形成过程考察,确定世界观念的表达层次,以及它去中心化、等级化、思维上的横向性、状态上的流变性以及价值上的矛盾性等特征。以此结合对“世界”概念源流的相关考察,了解以“世界”指称新时空的内在性,也从侧面展现了世界与现代的关联。同时,从天下观到世界观,结构上的封闭到开放,思维上的单向辐射到横向平等交流,内在决定了新的世界观念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第二章主要展开世界观念与现代性体验发生关系的探讨。现代性的发生不仅表现在外在的器物、制度的更新上,更在于主体感知现代的不同方式上,现代性体验也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部分。世界观念直接参与了体验的现代转化,新的地理时空带来的一系列感受体验,从新奇赞叹到迷茫、失落,是最早的现代性体验。黄遵宪诗歌中大量关于世界及相关感受的描写,细致描摹了世界观念与诗歌现代性体验的互动。第三章对世界观念催生文学现代身份的觉醒做了简单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既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对这两重身份的觉醒和认同本身就是文学现代化的重要部分。“世界”的语境是“中国文学”身份觉醒的重要背景,“中国文学”观念的发生与世界观念密不可分;同时,世界文学观念的发生,以整个社会世界意识和观念深化为背景。只有真正接受了现代世界观念,承认其他民族文学的同等地位,对于世界文学的理解和接受才成为可能。对于世界的认识也直接影响了我们对世界文学的想象和期待、理解及表达。下面两章是对世界观念参与影响现代文学观念的探讨。首先对不同时间段国人对世界的理解与侧重做了简单辨析。第四章主要关注“世界”与语言变革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世界意识是语言变革发生的动力和目标之一。与世界其他民族语言发展的比较以及对世界语言发展趋势的判断,是语言要求变革的驱动力之一,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语言变革的方向;其二对于世界的追求和判断引发了世界语的推广与宣传,使得现代语言变革呈现出激进色彩。第五章对世界观念与“人的文学”观确立与建构的关注。从个人成为关注重心,“人的文学”观的确立方面来说,世界意识的强化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以国家为代表的强势话语,使得个人得以摆脱束缚、得到成长。世界主义的氛围也有助于人道主义思想的传播,奠定“人的文学”理论基础;从代表性的周作人“人的文学”观的具体建构来看,其“人的文学”坚持个人本位,却一直有世界人类的立场与追求。正是这种世界和人类色彩使得“人的文学”具有了新理想主义特征,同时暗含着社会改造的诉求,从而内在影响着现代文学的面貌呈现和发展走向。最后余论部分承接着正文内容,简单论述了周作人对文学民间性、地方性的现代整合中世界视野的过滤作用,表明世界观念对现代性的发展、进一步整合的继续参与,以及相关研究的未完待续性。
夏玉玲[9](2014)在《“格林之原”的文化意蕴 ——格雷厄姆·格林小说的一种解读》文中认为格雷厄姆·格林是英国现代主义文学高峰过后的第一批重要作家之一。“格林之原”是格林在其小说中建构的一个多维的、想象的、具有隐喻意义的空间,是其作品的多重文化意蕴的表征。从格林的知识分子立场出发,通过文化视角来研究格林的小说,有助于揭示其小说深刻的文化内涵,从而廓清格林小说世界的独特之处及其在战后英国文学多元化建构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格林的创作是一种跨地域写作,他所建构的“格林之原”具有内涵丰富的文化表征。格林一生漂泊不定,足迹遍及五大洲。他早期的旅行出于一种逃避欧洲文明中心的文化诉求,而后期的旅行主要是为了近距离地观察和了解现代世界复杂的地缘政治景观。“格林之原”既是指客观人文地理景观,也是指人的精神图景和社会政治图景。因此,探讨格林小说所建构的地理空间、精神空间和政治空间,对深入理解格林小说的文化意蕴具有特殊意义。在格林的小说中,地理空间有着涉及现代城市与乡村、国内与国外文化的宽广内涵。格林早期小说创作多以英国城市为背景,描绘出一幅现代城市的荒原图景。现代城市滋生了暴力与罪恶,战时城市废墟幻化成恐怖的幽闭空间。郊区的发展带来了大众文化的兴盛,同时也加重了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疏离感。这也就意味着格林在创作“格林之原”的城市空间时,把人的价值与生活环境联系了起来,从而赋予小说独特的文化内涵。格林后期小说多以异域他乡为背景。不论是非洲的塞拉利昂、刚果,还是美洲的墨西哥,抑或是战火延绵的越南,这些异域空间在格林笔下都变成了欧洲都市荒原的延展。非洲无法治愈现代人的精神创伤,也无从挽救欧洲文明;墨西哥遭受阉割的社会精神状态象征着失落了的人性本真;而越南东方风情的神秘面纱后面则是一个阴郁、恐怖的乱世图景。这幅纵横交错的认知地图实现了现代地理空间与20世纪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烛照。格林小说中精神空间的内涵更为丰富。“格林之原”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它还包括内在景观,即人物内心世界的隐喻空间,涉及现代人的信仰与道德、异化与孤苦等内在性投射。格林在小说中建构了宗教信仰这一维度的空间,并在大众文化体系的参照中对人物的信仰世界进行剖析。格林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处于逃亡、追捕的过程中或处于放逐异乡的境遇中,外部力量对个体空间的挤压让人感到无处可逃,由此产生了深深的幽闭恐惧。不断的空间变迁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无所适从,缺乏家园感和归属感。身处英国城市,现代人却发现记忆中的理想家园已经无迹可寻;身处异乡的人虽然眷恋故土,然而家园已经无以返回;试图在异乡重建家园的理想也随之幻灭;最终,家园以异化的形式出现在小说中,象征着现代人业已逝去的精神家园。格林小说中的政治空间同样涵纳了作家的许多深刻而郑重的思考。格林注重表现政治空间及政治空间隐喻背后的文化、历史、意识形态和权力等多层次的逻辑关系。他通过透视欧洲的社会阶层空间,着重观察与描述边缘化的人物与社会统治势力之间的关系及其互动。格林对第三世界地缘政治形态的描绘渗透着强烈的价值判断和个人感受。小说中“私人生活场景”与“政治生活场景”并置,架构起一幅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图谱,形成一种异质空间的政治隐喻,反映了政治语境下现代人的焦虑不安与道德挣扎,渗透着作家对政治与人性、忠诚与背叛、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等问题的严肃思考。可以说,格林正是以一个西方知识分子的立场去理解和表现人性与政治的冲突,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格林真挚的人文主义关怀。格林在其小说中建构了一个独特的“格林之原”。它是一个多层次的、多维的文学想象空间和隐喻空间,既包括人文地理空间,也包括人的精神空间和社会政治空间,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格林之原”呈现为一幅反映20世纪人类境遇和精神世界的文化景观,表达了作家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以及西方文明的现状与命运的深切关怀与忧思。
刘潇湘[10](2014)在《从侵略扩张到和平拓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日本发展模式的转型》文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世界范围的全面侵略战争,同时也是世界人民奋起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正义战争,战争的结果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推动与促进了世界发展模式由战前以对外扩张、征服及掠夺与对内压榨为内容与表征的侵略发展模式向战后以国家体制的自我完善与国际关系的平等依存为内容与表征的和平发展模式的转型。其中,日本作为战前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在明治维新后以侵略扩张、征服与掠夺作为国家发展的政策工具,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直至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折不扣的“远东战争策源地”。战后,日本在经过反法西斯战争和民主改革的洗礼,消除了国家发展模式中的战争性质,走上了“科技立国”、“教育立国”、“贸易立国”等通过发展机制的自我完善与世界各国平等依存,共存共赢的“和平国家”发展道路。日本走上以侵略求发展的战争之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封建武士的战争传统是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历史缘起。其中,16世纪丰臣秀吉发动的侵略朝鲜的战争为近代日本大陆政策及构建在该项政策基础上的侵略发展模式提供了先验式的思想素材与实践范式。德川幕府时期的思想家有关对外侵略扩张的理论建构则成为了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形成的思想导源。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形成也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发动的侵略扩张与殖民掠夺的深刻影响。美国以武力打开日本国门使日本沦为殖民地的同时也使其从直观上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发展模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幕府末期的思想家因此提出了效仿西方列强进行殖民扩张与掠夺的时代发展命题。明治维新确立起军国主义国家体制为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举行了政治奠基。明治思想家对侵略扩张的理论建构则为侵略发展模式进行了思想观念上的奠基。明治三大外征、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爆发以及大陆政策的出笼标志着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形成。经济领域充斥着浓厚的前资本主义因素、国家宪政体制上的封建反动以及军国主义主导社会意识形态规定了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内容与特征。走上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之路是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运作的逻辑结果。由于近代侵略发展模式在制度环境上所形成路径依赖导致进步力量改造国家发展模式的努力最终趋于失败。大正德谟克拉西的失败与政党内阁的垮台说明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体制内对近代侵略发展模式进行改造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斗争也遭到了国家政权的彻底镇压。世界经济大危机沉重打击了日本半封建的资本主义经济,严重恶化了其国内的政治经济局势。以此同时,国际法西斯势力的猖獗为日本法西斯的上台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军部法西斯势力通过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手段攫取了国家政权推动日本走向全面的侵略战争之路并先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在战争期间,法西斯在国内构建总体战体制,强化政治统制与经济剥削,动员全国资源投入战争;同时构建东亚新秩序,在占领区进行血腥屠杀与残酷剥削,给世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日本法西斯的疯狂侵略激起了世界人民的奋起抵抗,导致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最终走向崩溃。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严重削弱了日本法西斯的战争能力,打破了国际法西斯的战略计划,有力地配合与支持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从而动摇了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根基。太平洋战争消灭了日本海军,重创了日本陆军,从而摧毁了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台柱—法西斯的战争机器,使盟国在战后改造日本发展模式成为可能。在战争期间,盟国及日本进步力量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日本发展模式的构想与方针政策,并根据这些构想和方针政策在战后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革,用强制的手段打破了日本发展模式对于军国主义制度的路径依赖,推动近代侵略发展模式向和平发展模式的转型。经过反法西斯战争与民主化改革的洗礼,日本在战后走上了和平拓展的发展道路。和平宪法的制度规范、政府主导型的计划经济、科教立国与贸易立国的政策措施、“轻军备、重经济”的外交路线构成了战后日本和平发展模式的内容,通过体制的改革与技术创新相结合实现发展模式的自我完善从而挖掘资本主义的潜力成为了战后和平发展模式的特征。和平发展模式的形成与运作推动了国民经济的高速且健康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实现了战前用侵略扩张所希望达到而未能达到的国家发展目标。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剧变,日本经济发展因其与时代发展脱节而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日本右翼势力乘机提出修改和平宪法,赋予日本以战争能力等政治诉求,推动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当前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加剧对战后和平发展模式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当前日本自由主义力量基于和平宪法根本精神就国家在新世纪所应采取的发展战略提出的设想与建议,强调在当今全球一体化趋势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日本只有坚持日本国宪法的和平主义原则,通过平等依存的自我发展模式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进步与发展。
二、Modem刷新Firmware失败的解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Modem刷新Firmware失败的解救(论文提纲范文)
(1)纳民轨物:治理术视角下的民国道路交通建设(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缘起 |
1.2 研究综述 |
1.3 思路与方法 |
第二章 近代中国政治呈现出的治理特征 |
2.1 治理术的含义及其方法论启示 |
2.1.1 福柯思想中的“治理”概念 |
2.1.2 治理术与国家理性的关联 |
2.1.3 治理术视角对政治学研究的启发 |
2.2 治理术在近代中国的目标与属性 |
2.2.1 救亡图存思潮下的“使动”与“促群” |
2.2.2 现代国家建设中政治与经济的交融 |
第三章 道路交通建设与近代治理理性的契合 |
3.1 “交通救国论”的合理性剖析 |
3.1.1 救国思潮的动机:“有为而治” |
3.1.2 交通救国的两个比喻:“血脉”与“经络” |
3.1.3 现代交通的含义与“道路救国论” |
3.2 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的角色分析 |
3.2.1 道路协会的成立、组织与事务 |
3.2.2 道路建设的国际视野与国族立场 |
3.2.3 混合民间与政府的协会发展策略 |
3.2.4 知识技术团体的政治参与逻辑 |
第四章 道路交通建设与治理空间的生产 |
4.1 越界性质的拆城筑路 |
4.1.1 拆城与保城的交锋 |
4.1.2 拆城筑路运动的革命化 |
4.1.3 筑路与市政权力空间的崛起 |
4.1.4 乡村的城市化与国家的城市化 |
4.1.5 小结 |
4.2 设界性质的环租界筑路 |
4.2.1 筑路与租界权力的扩张 |
4.2.2 越界筑路的支持与反对 |
4.2.3 抗争性质的环租界筑路 |
4.2.4 道路治权与领土主权的关联 |
4.2.5 小结 |
第五章 道路交通建设与治理规则的配置 |
5.1 “以利民行”:规范主体的生产 |
5.1.1 总理学说与“民行”概念的提出 |
5.1.2 筑路运动中的“行”的提取 |
5.1.3 新生活运动中的“行”的教育 |
5.1.4 小结 |
5.2 “货畅其流”:交通活动的整理 |
5.2.1 作为经济和政治政策的“畅货流” |
5.2.2 “畅流”蕴含的合理性原则:效率与秩序 |
5.2.3 工程、经营与管治的合理化技术 |
5.2.4 小结 |
5.3 “四境纵横”:交通权的统制 |
5.3.1 “四境纵横”与国家统一 |
5.3.2 国道网络的横向扩展 |
5.3.3 交通管理的纵向集中 |
5.3.4 小结 |
第六章 “纳轨并行”的“流通治理术” |
6.1 作为关涉的“纳” |
6.2 作为规制的“轨” |
6.3 “流通治理术” |
6.4 余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1.1.1 选题缘起 |
1.1.2 理论依据 |
1.1.3 术语说明 |
1.1.4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译本评析 |
1.2.2 译本或译文比较 |
1.2.3 易学西传史研究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论文创新点 |
1.4 论文结构 |
第2章 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主要范式 |
2.1 英语世界的《易经》译本概述 |
2.1.1 《易经》卫-贝译本出现以前 |
2.1.2 《易经》卫-贝译本 |
2.1.3 《易经》卫-贝译本出现以后 |
2.2 《易经》英译本中体现的不同诠释方式 |
2.2.1 儒教典籍 |
2.2.2 智慧之书 |
2.2.3 占筮手册 |
2.2.4 历史文献 |
2.2.5 心理学视角 |
2.2.6 女性主义视角 |
2.3 不同诠释方式对卦爻辞译文产生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3章 从异教经典到儒教典籍 |
3.1 麦格基理解的《易经》:异教经典 |
3.1.1 麦格基译本产生的背景 |
3.1.2 麦格基对《易经》的理解 |
3.1.3 麦格基译本的特征 |
3.1.4 麦格基理解和解释《易经》的“前见” |
3.2 理雅各理解的《易经》译本:儒教典籍 |
3.2.1 理雅各译本产生的背景 |
3.2.2 理雅各《易经》译本的特征 |
3.2.3 理雅各《易经》译本的影响 |
3.2.4 理解和解释作者之意:理雅各诠释《易经》的取向 |
本章小结 |
第4章 从儒教典籍到智慧之书 |
4.1 卫-贝译本经典地位的确立 |
4.1.1 卫礼贤的《易经》德译本及《易经》系列讲座 |
4.1.2 荣格对卫礼贤《易经》译本的运用及评价 |
4.1.3 贝恩斯夫人和她的英文转译本《易经》 |
4.1.4 卫德明《易经》系列讲座的推动 |
4.1.5 美国反文化潮流的兴起与《易经》卫-贝译本地位的最终确立 |
4.2 卫-贝译本的主要特征 |
4.2.1 结构安排独特,经、传同样重视 |
4.2.2 剥离历史语境,融合中西智慧 |
4.2.3 重视卜筮功能,强调实用色彩 |
4.3 卫-贝译本的影响 |
4.4 诠释者与《易经》文本的“视域融合” |
本章小结 |
第5章 从智慧之书到历史文献 |
5.1 历史主义诠释范式产生的背景 |
5.1.1 外部因素 |
5.1.2 内部因素 |
5.2 《周易》作为商周时期的历史文献 |
5.2.1 孔理霭的《易经》诠释 |
5.2.2 夏含夷的《周易》诠释 |
5.2.3 茹特、高厦克、玛格丽特等人的《周易》诠释 |
5.3 《易经》作为具体时期的历史材料 |
5.3.1 苏德凯等人的《易经》诠释 |
5.3.2 林理璋的《易经》诠释 |
5.3.3 韩子奇的易学研究 |
5.4 《易经》作为融合世界文化的历史文本 |
5.4.1 卫德明、哈克尔等人的易学研究 |
5.4.2 司马富的易学研究 |
5.5 文本原意:从文本和文本生成的历史语境出发 |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3)政治现代性的地方成长及其困境 ——以二十世纪上半叶温州学生群体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 |
第二节 问题和思路 |
第三节 资料与内容 |
第一章 清末民初温州新知识群的联合与嬗递(1901-1920) |
第一节 清末教育与政治革新:早期留日学生与本地开明士绅的联合 |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在温州:当地文士与在外大学生的相互呼应 |
第三节 新式学生及其风潮:从新旧纠葛、地方纷争到爱国救亡 |
小结 |
第二章 中学生群体的身份塑造与政治实践(1920-1935) |
第一节 中学校的三足鼎立局面 |
第二节 学生身份群体的自我塑造 |
第三节 政府与社会的外部规训 |
第四节 共产党影响下的政治选择 |
小结 |
第三章 抗日战争中的学生政治行动主义(1935-1945) |
第一节 战前学潮中的学生思想状态 |
第二节 夹缝中的战时青年“联合战线” |
第三节 战时宣传与“艺术运动” |
第四节 空间转移与战时学生心态 |
第五节 主动与被动之间的从军选择 |
小结 |
第四章 战后复员中教育独立与政治化的两难(1945-1949) |
第一节 战后地方教育复员与谋求教育独立的尝试 |
第二节 共产党的持续影响与国民党的无效防范 |
第三节 内战期间多重政治影响下的学潮 |
小结 |
结语 |
一、学生与政治的互动历程/机制 |
二、比较视野中的学生政治 |
三、政治现代性的最终依归? |
参考文献 |
后记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4)金圆券改革报道研究 ——以《中央日报》《大公报》及《申报》为考察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来源及研究对象 |
(一) 选题来源 |
(二) 研究对象 |
二、文献综述 |
(一) 有关《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的研究 |
(二) 有关金圆券改革的研究 |
(三) 以往研究的不足之处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第一章 近代报刊的生存及其政治经济语境变迁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政治经济语境变迁 |
一、民国以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萌芽缓慢发展 |
二、民国时期:"三民主义"国家建设与"抗战" |
第二节 不同报纸的生存之道 |
一、作为国民党"喉舌"的《中央日报》 |
二、《大公报》的"四不"方针 |
三、《申报》的义利兼顾 |
第二章 1948年金圆券改革与《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的报道 |
第一节 金圆券改革历史背景及《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对币制改革议题的聚焦 |
一、金圆券改革的历史背景 |
二、改革前夕相关币制改革议题在《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上的不断呈现 |
第二节 金圆券改革中《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的不同报道倾向与舆论引导 |
一、金圆券改革顺利进行及《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舆论的基本一致 |
二、金圆券改革形势恶化后《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态度的分野 |
第三章 《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有关金圆券改革重大报道事件的内容分析 |
第一节 《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对蒋经国"打虎"的报道叙事 |
一、蒋经国"打虎"概述及相关报道数据统计分析 |
二、《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对蒋经国"打虎"报道的文本内容分析 |
第二节 《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对抢购风潮的报道叙事 |
一、抢购风潮概述及相关报道数据统计 |
二、《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对抢购风潮报道的文本内容分析 |
第三节 《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有关金圆券改革的社论比较研究 |
一、《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社论数量统计 |
二、《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社论的言论倾向比较研究 |
第四章 金圆券改革背景下《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政治认同与国家社会关系的重建 |
第一节 1948年内战时空下《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的政治认同及其立场问题 |
一、国共两种命运的决战 |
二、国共内战背景下三种传媒身份的呈现——"党报""非党报"与"准党报" |
第二节 从金圆券改革看《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对重建国家社会关系的不同尝试 |
一、金圆券改革中《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对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舆论建构 |
二、金圆券改革中《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对国统区经济社会的舆论动员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史料专着 |
期刊论文 |
附录一 |
附录二 |
附录三 |
附录四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作品目录 |
(5)解构与伦理 ——朱利安·巴恩斯作品的碎片化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缩略词 |
导论 |
第一章 历史拼贴与他者之脸 |
第一节 视角拼贴与多元历史 |
科莱的女性视角 |
木蠹的动物视角 |
凯瑟琳的疯人视角 |
第二节 文体拼贴与历史虚构 |
小说中的文体拼贴 |
小说与历史编撰的拼贴 |
第三节 故事拼贴与他者之脸 |
《福楼拜的鹦鹉》的纵向故事拼贴 |
《10 1/2世章界史》的横向故事拼贴 |
第二章 英国性清单后的超验性欲望 |
第一节 完整清单的建构 |
“英国性的五十个特征清单” |
侦探小说家的线索清单 |
第二节 清单总体性的戏仿 |
“英格兰,英格兰”仿真拟像主题乐园 |
侦探小说家的侦探元小说 |
“英国性危机” |
第三节 清单罗列后的超验欲望 |
玛莎的渴求 |
亚瑟的通灵之求 |
第三章 记忆片段与伦理言说 |
第一节 片段记忆的动态进程 |
片段记忆的片段化书写 |
记忆的动态进程 |
第二节 认知谬误的不可靠叙事 |
记忆的认知谬误 |
记忆的不可靠叙事 |
第三节 动态叙事的伦理言说 |
结论 |
引用文献 |
附录一:“插曲”一章原始构思笔记 |
附录二:《英格兰,英格兰》出版前编辑来信 |
后记 |
(6)人性的“自然”之镜 ——19世纪末西方文学的文化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颓废性”与“原始性”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1.3 本文研究方法与思路 |
2 “颓废性”与“原始性”:“自然”的两极取向 |
2.1 机械工业·自然主义·中产阶级 |
2.2 “颓废性”的精致之感 |
2.3 “原始性”的粗粝之美 |
2.4 对“自然”的复归与逆反 |
2.5 本章小结 |
3 自我确证的两种途径 |
3.1 颓废式的自我确证 |
3.2 原始性与自我确证 |
3.3 本章小结 |
4 自我确证的迷惘 |
4.1 审美的异化 |
4.2 回不去的“伊甸园” |
4.3 本章小结 |
5 “个体意识”的文化基因 |
5.1 自我确证与“中介” |
5.2 酒神与日神 |
5.3 “自然”与“自由” |
5.4 本章小结 |
6 “颓废”与“原始”的回响 |
6.1 时空观的转变 |
6.2 两种“物化”现象 |
6.3 孤独与焦虑:“现代人”的存在状态 |
6.4 本章小结 |
7 结语:人性的“自然”之镜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8)世界与现代:世界观念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问题缘起 |
0.2 研究现状 |
0.3 研究对象与主要内容 |
1. “世界”观念的形成与现代性的启动 |
1.1 古典视阈中的“世界”与“天下” |
1.1.1 “世界”概念的缘起 |
1.1.2 “世界”的内涵 |
1.1.3 “天下”与“旧世界” |
1.2 “咄哉世界之外复有新世界” |
1.2.1 新世界的地理空间维度 |
1.2.2 世界观的现实政治维度 |
1.2.3 世界观的文化维度 |
1.3 “开眼看世界”与现代的可能 |
2. 世界观念与现代性体验的生成 |
2.1 “世界”与体验的现代转换 |
2.1.1 现代体验之于现代文学 |
2.1.2 世界观念与现代性体验 |
2.2 黄遵宪诗歌中的“世界意识”与“现代体验” |
2.2.1 黄遵宪诗歌中的“新世界” |
2.2.2 黄遵宪诗歌中的“世界”与现代体验 |
3. 世界观念与文学现代身份的觉醒与确立 |
3.1 现代身份的觉醒与现代性的发生 |
3.1.1 “中国文学”身份的觉醒与现代性一个面向的开启 |
3.1.2 “世界文学”身份确认与现代文学的发生 |
3.2 世界观念与文学现代身份的确立 |
3.2.1 “世界”语境与“中国文学”的发生与接受 |
3.2.2 世界观念与中国世界文学观的发生与发展 |
4. “世界”与现代文学观念的发生与建构(上) |
4.1 “世界”的意义层次与知识分子对“世界”理解及侧重转变 |
4.2 世界观念与现代语言观的变革 |
4.2.1 “世界”与现代语言变革的发生 |
4.2.2 “世界”与语言变革的动力及取向选择 |
4.2.3 “世界”与语言变革的激进呈现 |
5. 世界观念与现代文学观念的发生与建构(下) |
5.1 世界观念与“人的文学”观的确立 |
5.1.1 “世界”与“个人”话语的释放 |
5.1.2 “世界”与人道主义思想的传播 |
5.2 “世界”与周作人“人的文学”观之建构及影响 |
5.2.1 周作人“人的文学”中的“人类”与“世界” |
5.2.2 “世界”、“人类”意识于“人的文学”之影响 |
结论:世界观念与五四文学现代性的多样整合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后记 |
(9)“格林之原”的文化意蕴 ——格雷厄姆·格林小说的一种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第一章 格林的游历与“格林之原”的建构 |
第一节 格林的游历与跨地域写作 |
第二节 “格林之原”的文化表征 |
第二章 “格林之原”的地理空间 |
第一节 “格林之原”中的英国城市 |
第二节 “格林之原”中的非洲 |
第三节 “格林之原”中的墨西哥 |
第四节 “格林之原”中的越南 |
第三章 “格林之原”的精神空间 |
第一节 大众文化语境下的信仰焦虑 |
第二节 逃亡过程中的内心放逐 |
第三节 对远逝的精神家园的守望 |
第四章 “格林之原”的政治空间 |
第一节 格林对政治的阐释 |
第二节 社会各阶层空间的建构 |
第三节 政治空间及其隐喻 |
第四节 个人空间与政治空间的并置 |
结语 |
格林主要作品创作年表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 |
(10)从侵略扩张到和平拓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日本发展模式的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etract |
引言 |
一、选题的缘起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
三、研究主题以及选题的意义 |
四、国内外研究动态综述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及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历史导源 |
第一节 文禄·庆长之役与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策源 |
一、丰臣秀吉的侵略野心与大东亚构想 |
二、文禄·庆长之役 |
三、丰臣秀吉侵略思想的近代理论阐释 |
第二节 德川幕府时期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政策宣示与理论建构 |
一、德川幕府隐秘的侵略政策宣示 |
二、德川时代知识界对侵略扩张的理论阐释与观念建构 |
第三节 幕末思想家对侵略发展模式的理论建构 |
一、黑船来航的冲击与欧美列强侵略发展模式的初步影响 |
二、幕末思想家对侵略发展模式的理论阐释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形成 |
第一节 明治维新与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形成 |
一、明治维新为战前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形成进行了政治奠基 |
二、明治思想家对侵略发展模式的理论阐释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内容及实质 |
一、经济领域充斥着浓厚的前资本主义因素 |
二、绝对主义天皇制的国家宪政体制是战前侵略发展模式的政治制度安排 |
三、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塑造了侵略发展模式的政治文化范式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侵略发展模式与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
第一节 日本进步力量改造国家发展模式的尝试与失败 |
一、资产阶级民主派改造国家发展模式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失败 |
二、世界经济大危机与日本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恶化 |
三、日本法西斯的崛起与远东战争策源地的形成 |
第二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日本战前侵略发展模式的逻辑结果 |
一、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 |
二、法西斯总体战体制的形成 |
三、战前略发展模式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肆行杀戮和劫掠的代名词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反法西斯战争对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否定 |
第一节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终结 |
一、中国抗日战争动摇了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根基 |
二、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灭亡 |
第二节 战时盟国改造日本发展模式的构想与方针 |
一、战时盟国构建维护战后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国际制度 |
二、战时盟国改造日本发展模式的构想 |
三、日本共产党改造日本发展模式的构想 |
第三节 战后美国改造日本发展模式的措施 |
一、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与军事管制 |
二、盟总实施民主化与非军国主义化的改革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战后日本和平发展模式的确立与社会进步 |
第一节 战后日本和平发展模式的形成 |
一、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有利于战后日本和平发展模式的形成 |
二、战后日本人民和平民主运动的勃兴 |
三、五五年体制与战后日本的和平发展 |
四、吉田茂路线与战后日本政府现实主义发展战略 |
五、战后日本政府对和平国家的制度保证 |
六、日本融入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 |
第二节 战后日本和平发展模式的内容 |
一、和平宪法的政策框架建构与和平国家的政治起航 |
二、政府主导的计划干预和经济有序协调的良性发展 |
三、科教立国 |
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福利国家的形成 |
第三节 和平发展模式与战后日本社会的进步 |
一、战后日本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
二、战后日本现代社会的形成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战后和平发展模式面临的挑战与前景展望 |
第一节 后冷战时代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加速与和平发展模式面临的挑战 |
一、后冷战时代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动 |
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加速与战后和平发展模式面临的严峻挑战 |
第二节 日本进步力量对日本未来国家发展战略的构思 |
一、村山谈话表明了日本正确处理历史问题,巩固战后和平发展模式的正确态度 |
二、日本进步力量有关日本未来国家发展战略的建议成为巩固战后和平发展模式的有益借鉴 |
三、放弃军国主义思维,走与亚洲各国和平、平等相互依存的道路是日本战后和平发展模式的合理内核,同时也是日本未来发展唯一正确的历史抉择 |
本章小结 |
结语 |
一、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形成是明治维新不彻底性的内在规定和逻辑结论 |
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否定 |
四、和平发展模式的形成推动了战后日本的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 |
五、战后日本和平发展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
参考文献 |
四、Modem刷新Firmware失败的解救(论文参考文献)
- [1]纳民轨物:治理术视角下的民国道路交通建设(1912-1937)[D]. 张权. 南京大学, 2019(01)
- [2]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D]. 吴礼敬.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02)
- [3]政治现代性的地方成长及其困境 ——以二十世纪上半叶温州学生群体为中心[D]. 董丽琼. 厦门大学, 2017(08)
- [4]金圆券改革报道研究 ——以《中央日报》《大公报》及《申报》为考察中心[D]. 周涛. 安徽大学, 2017(08)
- [5]解构与伦理 ——朱利安·巴恩斯作品的碎片化书写研究[D]. 陈博. 南京大学, 2017(05)
- [6]人性的“自然”之镜 ——19世纪末西方文学的文化反思[D]. 马翔. 华中科技大学, 2016(08)
- [7]手机使用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性研究 ——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D]. 袁潇. 南京大学, 2015
- [8]世界与现代:世界观念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D]. 阮娟.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7)
- [9]“格林之原”的文化意蕴 ——格雷厄姆·格林小说的一种解读[D]. 夏玉玲. 南京师范大学, 2014(04)
- [10]从侵略扩张到和平拓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日本发展模式的转型[D]. 刘潇湘. 武汉大学, 2014(08)